第十三章 战与和

帝国最后的荣耀  作者:马伯庸

对于朝鲜国王李昖来说,壬辰年的整个七月,他过得非常郁闷。

他先连续接到了两个好消息。一个是七月八日发生的梨峙之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军官权僳在全罗道的梨峙伏击了日军第六军团,把安国寺惠琼打败,逼退了小早川隆景。

然后就是七月八日至十日发生的闲山岛、安骨浦海战,李舜臣把日本水军杀得人仰马翻。

算起来,权僳还应该是李舜臣的大恩人。李舜臣在海上所向披靡,但他最怕的,就是日军占领全罗道,从陆上攻击丽水港。小早川隆景一直处心积虑要控制全罗道,但这个战略企图在高敬命、权僳等人的拼死抵抗下失败了。亏得这些人的奋战,李舜臣才得以安心水战,不必顾虑补给与后方安全。(《朝野会通卷六十六宣祖纪》、《海东名将传卷四》、《尤蓭集卷一百四十六 忠清兵使黄公谥状》、《权元帅实迹》、《幸州战胜碑》、《乱中杂录》)

两个好消息让朝廷一片乐观情绪,他们一直催促明军进击,部分原因也是被这些胜仗所鼓舞。

很快李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又接到了两个坏消息。

第一个坏消息,是七月十七日祖承训率领的明军在进攻平壤城时遭遇伏击,大败而归,很快撤回国内。

另外一个坏消息,则来自于咸镜道。

几乎在平壤之战的同时,在遥远的咸镜道也爆发了一场决战。决战的攻方是一路向北突击的加藤清正第二兵团,守方是咸镜道兵使韩克诚与他的六镇骑兵。

小西行长在平壤休息的时候,加藤清正丝毫没有放松。他一路突飞猛进,沿着咸镜道往北打,一路打垮了无数朝鲜守军,捉了无数高级官员。第二军团一直打到吉州附近,终于遭遇了朝鲜最精锐的咸镜骑兵。

这些骑兵常年在北地与女真人交战,弓马娴熟,战斗力是朝鲜军中最强大的。

七月十八日,双方在吉州海汀仓附近正面发生碰撞。甫一开战,朝鲜骑兵们祭出蒙古式的打法,分成无数小分队,一边奔驰一边射箭。海汀仓附近的开阔地为骑兵提供了足够的运动空间,把骑射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加藤清正居然抵挡不住,只得撤入了海汀仓内。

铁炮兵最擅守备,加藤清正把海汀仓内的粮食袋子都搬出来,堆成掩体,拼死据守。朝鲜骑兵强攻了一阵,死伤惨重,遂暂时退军。加藤清正不顾疲劳,身率主力乘夜偷袭,韩克诚大败(《惩毖录》)。他这一败不要紧,日军趁机占领镜城,令咸镜北道门户大开,然后在七月二十三日抵达会宁。

无巧不巧,会宁城这时出了一个大朝奸鞠景仁,主动打开城门,送了加藤清正两份厚礼:临海君与顺和君两位朝鲜王子。

这两个倒霉蛋本来是执行父亲“不能把鸡蛋装一个篮子”的分朝之议,各带一批大臣去各地筹勤王之师的,没想到篮子没坏,自己这两只鸡蛋,倒先掉出了。

再落魄的王子,那也是王子。他们的身份,对以后在朝鲜建立傀儡政权很有用处。加藤清正把两位王子好生招待了一番,送去了汉城,他率军继续往北打。可会宁已经是朝鲜的最北边,会宁过去是图们江,过了江便是名义上的大明领土了。加藤清正打的主意,正是要入侵大明,建立比小西行长更瞩目的功勋。

第二军团一部在加藤清正的带领下越过图们江,迎面遭遇了女真乌拉部一部,还发生了军事冲突。他很可能遭遇的是日后跟努尔哈赤称兄道弟又反目成仇的乌拉贵族布谷泰。(《征韩伟略》;《韓陣文書》;《浅野家文書》;《古蹟文徴》《北關誌 鏡城府雑記》)

冲突的胜利者是加藤清正——至少他自己是如此宣称的——他宣称斩杀八千余级,还攻破了乌拉部的都城。没人能解释他如何在一天时间里在地广人稀的辽东地区取得这么辉煌的战绩,也没人能解释他在取得如此大胜后,为何不进反退,急匆匆地从辽东返回咸镜道,并且一路南撤到安边。这里已经是咸镜道的最南端,几乎进入毛利吉成的防区。(《征韩伟略》;《韓陣文書》;《浅野家文書》;《古蹟文徴》《北關誌 鏡城府雑記》)

这两个好消息与两个坏消息让李昖坐卧不安,失去了对局势的冷静判断。他在慌乱之中,忽然想到了黄应阳之前两次来访时说的话:“要打倭寇,还得靠我们浙兵才行!”

这句话给李昖带来了新的勇气,他派了能说会道的洪秀彦再次前往九连城,请求杨绍勋禀明朝廷,调派南方炮手前来支援。

对此,杨绍勋的回答是:“你们甭担心了。后续来援的兵马已经到了。”

此时大明的第二波援军已经在路上了。具体的部署是:辽东游击张奇功率领一千人进驻义州,五百人留守九连城,马头山江沿台、汤站、凤凰城、宽奠等中朝边境要镇,也进驻了四千五百人。另外,朝鲜人盼望已久的南兵炮手,大明派遣了三千人,都是戚继光一手带出来的精锐部队,由戚家军老部下吴惟忠、骆尚志带领(《神宗实录》二十年六月戊申)。前锋五百人已经抵达了汤站。

这一波援军,先期抵达者六千人,而总数则达到了九千人(《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七月三十日;八月三日),一时声势无比煊赫。

朝鲜君臣对辽东兵已经失望了,只盼望着南兵炮手过来。骆尚志的南兵抵达汤站以后,尹斗寿特意跑过去看了一眼,回来喜孜孜地把国王和其他大臣叫过去,神秘地说:“黄应阳老兄说的对!南兵太牛逼啦。我看了他们的操练,不比倭寇差!”

他这么一说,把所有人都激动坏了,纷纷七嘴八舌出主意。有的说不行咱们就单干,只调这三千炮手过来,与朝鲜军配合,辽东军就免了;有的提议听说南兵喜欢喝酒,应该拨出一批粮食酿酒,放在沿途驿站招待天兵。(《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八月十日)

这些南兵追星族们被煽动得热情高涨,当初与黄应阳关系最好的李幼澄按捺不住了,特意也跑过去看了一圈。他回来大肆渲染,说南军太神奇了,个个都扛着鸟铳,装备比日本先进,精神面貌比辽东兵、蓟州兵都好。他还特意讲了个故事,说南军渡江根本不用船,直接扛着武器和行李游过去,能搞武装泅渡。(《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八月十日)

“好神奇啊!”朝鲜君臣异口同声地感慨道。

期待归期待,若是人家不过来帮忙,一切都是扯淡。让朝鲜追星族们郁闷的是,包括三千南兵炮手在内的第二波部队,走到鸭绿江畔就不动了。

洪秀彦来催促进兵,杨绍勋推托说你们那边粮草不济,大军过去也是挨饿;洪秀彦说我们粮草备足了,杨绍勋推脱说明军停留在辽东境内,饭我们自己管,给你们减少点负担;洪秀彦说可以先派一小部分南兵入朝,杨绍勋说现在是雨季不好走,等秋天再说吧;最后洪秀彦没招了,哭着说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杨绍勋宽慰说鸭绿江很窄,万一有军情,一天就能渡江赴援。

总之说一千,道一万,明军就是不挪地方。

朝鲜人脑筋直,一波波的使者去找杨绍勋,找不着杨绍勋就找佟养正,搞得两个人烦不胜烦。最后杨绍勋被逼急了,吼了一声:我们打算出兵十万,大军齐聚就可以开战了!

这下朝鲜使者被吓着了。十万人啊,朝鲜怎么着都供养不起,当下什么话也没说,直接回去了。

杨绍勋大喜,心说朝鲜人这下肯定缩回去了,可以安稳了。没想到才安静了两天,朝鲜人又过来了,小声问:“你们轮流入境作战行不?”(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八月十四日;八月二十五日)

杨绍勋大喊一声,倒地不起。

其实呢,只要朝鲜君臣心思能细致点,就能从明军抵达时间里磋磨出隐藏的味道。

祖承训兵败平壤城是在七月十七日,朝鲜人正式提出请大明南兵是在七月二十七日。洪秀彦去找杨绍勋求援是七月三十日,这个时候杨绍勋居然已经给了一个明确的援军兵力部署计划,甚至连朝鲜人要求的南兵都准备好了。

三天时间,要完成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并付诸执行,而且涉及到的部队还隶属于各地不同的防区,这是绝无可能的。事实上,这些部队早在六月二十日便已经在蓟州集结完毕,也就是在祖承训入朝后不久,他们已经从蓟州防区开拔,朝着鸭绿江开来。

难道石星是个未卜先知的活神仙,事先料定祖承训必败,这才伏有后手?

显然不是。仔细研究这两波援军的先后抵达时间,相当有节奏感。祖承训六月十五日渡江,进抵平壤又败退回来;他前脚刚返回辽东,后脚明军第二波援军张奇功、骆尚志部就到了鸭绿江,时间大约是七月三十日。

这说明决策者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各种情况——祖承训进入朝鲜后,按最糟糕的局势估计,最快也要一个半月时间才能败退回辽东。因此第二波援军的出发日期,就是踩着这个时间点来算,两者衔接得非常紧密——这样一来,即使祖承训败退,后军也可以及时进驻到鸭绿江畔,摆出随时入朝的态势,保护王室安全。

这么周密的计划,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第二波援军的兵力来自辽东、宣大两个军区,只有北京兵部才有资格作出这种部署。而石星自己绝没有这种魄力,他的上司赵志皋也没有,唯一可以这么干、敢这么干的,只有万历皇帝本人。这说明万历早就处心积虑,要在朝鲜的土地上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可是,既然已经决心开战,为何明军要停在鸭绿江畔不肯前进呢?

有两个原因让大明暂时不能全力出手。

第一个原因,还是宁夏之乱。

现在正是平乱的关键时刻,宁夏城围攻战打的如火如荼。万历一朝精通兵略的名臣名将,几乎都聚集在城下:叶梦熊、梅国桢、还有著名的“东李西麻”李如松、麻贵等等。在他们的身后,是来自半个中国的数万大军。在更远的地方,整个西北都被动员起来,几十万民夫如流水一般地行进着,无数粮饷从各地汇聚至宁夏。

当时大明除了宁夏有事,其他地方也不太平,播州杨应龙爆发变乱的苗头也逐渐显现。大明的财政状况并不算好,人力资源也不算丰富,很难同时支撑两场战争。必须要把宁夏彻底平定,才能腾出手来料理那头东方来的饿狼。

第二个原因,是朝廷百官。

对于大明援助朝鲜这件事本身,拥有大义名分,没人反对;但究竟该不该大张旗鼓地正式出兵,这事在朝堂上一直存有争论。

主张出兵援朝的一派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区,在朝鲜打倭寇总好过在自己国土上打倭寇。其中山西道御史彭好古说的最清楚:“今日御倭之计,迎敌于外,毋使入境,此为上策;拒之于沿海,毋使深入,是为中策;及至天津、淮阳之间,而后御之,是无策矣。”(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这是所有朝臣里对朝鲜战略地位最清晰、最全面的论述。

但反对派的理由也是十分充足。兵科给事中许弘纲就对出兵这事表示反对,认为大明应该“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神宗实录》二十年八月庚申)只要把战争控制在国境线附近就够了,没必要管朝鲜的事。

有趣的是,彭好古与许弘纲一个是御史,一个是给事中,级别都不高,都属于嘴巴大,权力小的言官。反观朝廷的诸位大员,却保持着奇特的沉默。兵部石星的立场算是旗帜鲜明,其他几位尚书:户部杨俊民、刑部孙丕扬、工部曾同亨、礼部李长春、吏部孙鑨几个人的态度却十分暧昧,至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两个人,更是未置一词。

因此在同一时间,他们正忙着作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比起朝鲜危机来说,更为至关重要——争国本。

当时万历皇帝有两个儿子:老大朱常洛、老二朱常洵。按照规矩,长子立嗣,可万历宠爱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一直处心积虑要把朱常洵扶上位,便一直不肯给予朱常洛名分。大臣们坚决反对,纷纷上书请求尽快确立太子之位,万历却抵死不从。

于是百官与皇帝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为万历十四年一直打到了万历二十年。问题是就在万历二十年的八月,这场斗争刚刚有了一丝转机。在大学士张位的领导下,百官对皇帝发起了疾风怒涛般地攻击,死活要万历给出一个说法。

在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大臣们都不希望节外生枝,给万历模糊话题的机会。对于朝鲜出兵这件事,他们反对也罢,赞同也罢,都绝不能开口,一开口,以万历的聪明劲儿,肯定会顺着话题接下去:“战事紧呐,咱们商量商量这个先,太子这事回头再聊吧。”

因此,许弘纲是这些朝廷大佬们推向前台的一枚棋子,希望能藉此把援朝战事控制在一个小范围的程度,不至于抢了“争国本”的风头。

而彭好古背后,也不是没有势力推动。隐藏在他后头的,是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地方大员们。

太子是谁,这些封疆大吏不如京官那么敏感,但日本如何,却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从壬辰战争一开始,沿海各地的官员就不停地给朝廷上书,要么提请内阁提高警惕,要么要求拨款整饬军备,生怕倭寇又来袭击。

如果日本在朝鲜深陷战争,那么得益最大的将是这些沿海省份,因此他们坚决支持大明出兵朝鲜。

于是,在这种种潜藏在水底的心思交错之下,形成了大明朝廷难得的政治奇景:军队已经厉兵秣马,打了好几仗了,上头却还保持着暧昧的沉默。

万历皇帝知道,如果要跟日本全面开战,必须得经过廷议形成朝廷决议,把朝臣的意见捋顺——最起码得让主战派占优势,否则这仗没法儿打。

因此,在军事、政治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明的当务之急,只有一个字:拖。

拖到宁夏平定,大军返朝;拖到百官意见统一!可这个战略,必须得让日本人配合,倭寇个个狡猾不堪,该怎么对付呢?

石星在万历的授意下,已经在八月份先行把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偷偷派去了辽东经略,为大军集结作前期准备工作。(《神宗实录》二十年八月乙巳)但是这还不足以拖延时日,于是头疼不已的石星脑子里冒出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念头:和谈。

和谈这事,前头搁在宋朝,后头搁在清朝,都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搁在大明,却是一件极其敏感而且完全不会讨好的事。大明朝在中国历代皇朝里可说是个彻底的另类,从头到尾没用女人和亲过,也没和谁真的和谈过,性格极其倔强,是胜了也打,输了也打,打不过大不了跑路,喘过气来接着再打。总之,在大明朝的字典里没有和谈,只有免谈。

所以这次“和谈”只是为了争取时间,是个纯粹的骗局,因此绝不能从朝廷里派遣正式使臣,否则会被言官们骂到死,而且还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挂上一块牌子:奸臣。

因此,一切都必须在水面下偷偷进行。石星想了一圈,有了主意。他决定从民间找一个精通倭寇内情的人,这样万一有什么问题,可以推个一干二净,完全可以说这人谁啊?脑子秀逗了?居然干出这么寡廉鲜耻的事?然后杀头了事。

这一找,被他找出了一位纵观大明三百年历史都无人出其右的大忽悠。

当时在北京有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叫沈惟敬。他籍贯浙江平湖,是平湖沈家的旁支。据此人的个人履历记载,他年轻时候当过兵、炼过药、还在胡宗宪手底下干过幕僚,曾经用计谋毒杀过倭寇,算是半个日本通和一个抗日英雄。(《万历野获编》《小华外史续编》)万历二十年的时候,沈惟敬已经六十多岁了,每天在京城里跟一群方士、无赖厮混。

他是个职业骗子,也具备骗子必须的两大特质:第一,语言能力出众,能言善辩;第二,生得一副好皮囊,面貌“长髯伟干”,形象很正面,不像骗子。

从履历看,沈惟敬完全符合骗子标准:江湖阅历丰富、胆子大、不怕死,最关键的是能忽悠。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但凡跟炼药、方士挂上钩又出了名的,不用想,一定擅长忽悠。

跟他一起每天炼丹作假药的人里有一个老头,姓袁。袁老头有个女儿,嫁给了石星做小妾。石星想在民间找人,知道自己这位老岳父常年混迹市井,问他有什么人可推荐。袁老头得了消息,回去赶紧告诉几个相熟的朋友,其中包括了沈惟敬。

沈惟敬作为职业骗子,直觉地嗅出其中投机的味道。出于谨慎,他找来一个朋友沈嘉旺,问他日本的情况。沈嘉旺曾经被倭寇捉去过日本,约略知道一点当地情形,当下为了不示弱,说了些常识后,便满口胡柴起来,说什么日本关白只是想前往中国纳贡,朝鲜不让过,这才发兵讨伐。想要停战,写一封信就能搞定云云。

沈惟敬听说这事这么容易,动动嘴皮子就有一份万世功业,大为心动。他跑去找袁老头,让他把自己引荐给石星。

石星对沈惟敬作了一次面试,对这个骗子十分满意。沈惟敬仙风道骨,三寸不烂,而且又是个民间无赖,十分适合担任这次“和谈”工作。为了表示诚意,石星亲自下文,把沈惟敬提拔为神机营游击将军,他的同伴沈嘉旺为指挥。

沈惟敬乐坏了。心说这事自己还真没判断错,这还什么都没干呢,就从一介白身变成了游击将军,虽只是个无品级的,好歹也是官呀!

石星这会也还算厚道,总算在事前把大明朝廷的真实战略目的告诉了沈惟敬,叮嘱说这一次你去和谈,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和谈和谈,谈,就是目的,和不和的完全没所谓,要紧的是你得一直谈下去,最好一直谈到抗战胜利……

于是沈惟敬和沈嘉旺两个人,带着十来个随从,高高兴兴奔赴朝鲜,去执行伟大使命了。

他们第一次抵达义州,是万历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这个时间,祖承训的部队都还没出发呢。这说明石星与万历对战局早有安排,这才早早布下“和谈”一手棋来拖延时间,好等宁夏方面的明军腾出手来。

沈惟敬抵达朝鲜以后,朝鲜人有点莫名其妙。这个人既非军人,也非使者,挂着区区一个神机营游击的头衔就跑了过来,自称来侦查敌情,到底想干啥?

尽管心中疑惑,朝鲜人看在石星的面子上,还是派了一个提学吴亿龄接待。吴亿龄问沈惟敬来作什么,沈大骗子大嘴一张,便开始胡说八道,说我打算单刀赴会,前往平壤城去谴责小西行长,说你们再不退兵,中国就要发全国之兵讨伐。

对这种夸张说辞,吴亿龄很不以为然。祖总兵那三千人,还是朝鲜苦求了很久才求的,现在你一张嘴就说中国大军将来,凭什么啊。沈惟敬见他有点不信,一拍胸脯:“你别不信,平义智知道吗?平秀吉认识吗?那都是我的熟人。我说什么他们都听。”

接待完以后,吴亿龄回去报告:“这人长的丑,倒是挺能说,是个大喷子。”按说沈惟敬模样长得不差,却被朝鲜人骂成丑八怪,大概是因为朝鲜人厌恶他的言行,就连这人也一起烦上了吧。

沈惟敬打算去平壤城的计划,在中途夭折了。当时的朝鲜王室,正一门心思筹备粮草,催促祖承训出兵平壤,在这个关键时期,不会让前来和谈的沈惟敬坏了好事,各项工作均不予配合。结果沈惟敬的第一次出使,还没出义州就失败了,灰溜溜地返回北京。

从这一次出使能看出来,沈惟敬不是那种善于捕捉心理活动、循循善诱式的骗子,而是靠无比自信与夸张言论来蛊惑的表演型选手,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他的典型风格是满嘴跑火车,偏偏这人胆子还极大,赌性十足,什么都敢胡说八道。在别人眼里,外交无小事;在沈惟敬眼里,外交无大事,只要自己说得高兴,连秀吉亲戚都敢冒认。

往轻了说,这是轻浮;往重了说,这是拿国家大事胡闹。后来发生的种种黑色喜剧,可以说都是肇始于他这种有些癫狂的性格。问题在于石星需要的还就是这样的骗子,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比起来算很实诚的日本鬼子给蒙住,才能拖够时间。

沈惟敬回来以后没几天,平壤之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于是“和谈”又提上了石星的日程。在石星的殷切催促下,沈惟敬在八月十七日再度来到义州。

这次朝鲜人态度不同了。平壤城两次都没打下来,咸镜道也丢了,现在任何一个天朝来人,都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国王李昖亲自迎出义州西门,一路陪到龙湾馆大厅,给足了沈惟敬面子。

沈惟敬哪里受过这等礼遇,脑子有点晕,一张嘴,习惯性地又开始胡说八道了:“圣上很关心你们国家,已经调动了七十万兵马,马上就到。”

他这一句话,让大厅里一片沉默。

要说这事得怪石星。石星存心想利用沈惟敬,只对他面授谈判机宜,其他什么都没说。沈惟敬手里的资料,除了沈嘉旺那点半真半假的情报,只有零星的一些战报。

大明朝廷对战争什么态度,国内战备准备如何,沈惟敬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他甚至没想过,为什么朝廷里那么多能人,却偏偏派他一个籍籍无名的无赖来谈判。

他这“七十万”一出口,李昖和一群大臣腹诽不已,又不好明说,只得委婉答道:“其实六七千人也够了,时间再拖下去,怕是大军还没聚齐,便已来不及了。”

沈惟敬这时候显出自己口才来,滔滔不绝地给朝鲜君臣上了一堂兵法课,说得天花乱坠,说到最后一抹嘴:“你们呐,根本不用派使者去北京。反正我们大明七十万大军立等可到,不光是为了恢复你们朝鲜,还要直接捣去日本老巢哩!”然后大摇大摆离开义州,继续朝平壤赶去。

朝鲜君臣面面相觑,李昖憋出一句:“这个姓沈的说话,太不靠谱了。咱们还是派人去北京活动活动吧。”柳成龙、尹斗寿等一干大臣忙不迭地点头:“太不靠谱了,太不靠谱了。”朝鲜君臣本来还没下定决心,沈惟敬这一拍胸脯,他们越发心虚,当即派了一位叫郑昆寿的使者,封为请兵陈奏使,星夜赶往北京。

郑昆寿的遭遇容后细表,单说沈惟敬离开义州,在二十五日抵达顺安。他让沈嘉旺背起一个黄包袱,先去平壤城。这个沈嘉旺也是个傻大胆,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从祖承训败退的普通门闯进去,扯着脖子对城上日军高喊。

喊了半天,城门开了,出来的不是倭寇,而是一个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叫张大膳,浙江人,和许仪后他们一样,是被倭寇掳掠至日本的华人,不过品行却截然相反。他现在在日本的第一军团担任通事,标准的汉奸翻译官。

沈嘉旺是温州人,跟张大膳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俩人相见,彼此唏嘘了一番,然后开始进入正式话题。沈嘉旺说大明派了谈判代表,此时正在顺安,希望跟小西行长谈一谈。最后两个人把日程敲定,本月二十九日,沈惟敬将单骑入日营。

小西行长对和谈十分欢迎,他早盼着这一天了。他特意写了封信给沈惟敬,说嘉靖年间我们日本人吃过一次亏。有个中国人叫蒋丹说与我们通贡谈和,最后设了圈套把我们的使者一网打尽,你可别玩这一套。沈惟敬回了封信:只要你们停战,咱们就是一家人。

对于他单刀赴会这个举动,许多人都觉得太危险,纷纷劝阻。沈惟敬精通骗子行业的业务规范,知道做骗子必然风险与收益并存,富贵需得险中求。再说他本就是个不怕死的江湖泼皮,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当下只带三、四名家丁,欣然前往平壤。

不得不说,他的胆气着实叫人佩服。光凭这份胆气,就对得起大明兵部石星大人的托付。

八月二十九日,沈惟敬抵达平壤城。小西行长存心想给他一个下马威,故意排出一个煊赫的阵容,铠明甲亮,剑戟如霜,把沈惟敬团团围住。沈惟敬心说你再牛有北京的阵势牛吗,表现得极为平静,只是日本人这下倒把远处躲在大兴山上的朝鲜人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动手把他给抓了。

到了谈判地点斧山院,日本派出了五个代表:小西行长、宗义智、宗调信和外交和尚景澈玄苏、宗逸,基本上囊括了日本之前对朝鲜外交的主要成员。

沈惟敬惯于拿大言唬人,对方这阵势他根本不害怕,一落座就张嘴道:“大明马上就有天兵百万压境而来,你们全快完蛋了,知道不?”把姿态放得极高。景澈玄苏刚想说话,沈惟敬眼睛一瞪:“你说你!一个出家的和尚,怎么跟一群逆贼进犯大明属国!”玄苏赶紧当场叩头,解释说自己继承的是中国四明禅师衣钵,一向最尊重中华上国云云……(《中兴志》)

沈惟敬使杀威棒先杀掉了日本人的威风,这才徐徐开始谈判。

和谈是小西行长一直以来的夙愿,他从登陆朝鲜以来,先后三次给朝鲜国王写信,还曾经在大同江上与朝鲜使者正式会谈过一次。现在既然朝鲜的宗主国派人来谈判,正中他的下怀,因此表现出了很大诚意。

小西行长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要重开通贡之路;二是划大同江为界,北归朝鲜,南归日本。

这两个条件的提出,表明日本占领军已逐渐从秀吉不切实际的侵略计划中清醒过来,变得现实起来。各地义兵和李舜臣的活跃,让举步维艰的日军不再奢求能够打过鸭绿江,只求把目前占领的地区巩固下来。

对于这些,沈惟敬都没法做主,但他表示他把这两个请求带回给万历皇帝,同时打包票说你们这么有诚意,陛下肯定会答应的。

说来也怪,沈惟敬满口跑火车的风格,朝鲜人不喜欢,日本人却信服得紧。几天下来,小西行长把沈惟敬佩服得要死,说您在白刃包围之下仍旧面不改色,日本人里也没这么有派头的。沈惟敬微微一笑:“我这是学郭子仪单骑入回纥军营。”小西行长文化水平低,楞没听出来这是沈惟敬拐弯抹角骂他是夷狄。

最后双方约定,五十天以后,沈惟敬就会带回大明的正式答复。在这期间,平壤城附近划出一条宽约十里的军事分界线,在这条界限内准许自由割草,双方不得采取军事行动。

和谈第一阶段,就此结束。小西行长客客气气把沈惟敬送走,送了包括几条铁炮在内的日本土产,临走之前还反复叮嘱务必要在五十日内给出回复(《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沈嘉旺则留在了平壤,作为人质。可怜小西行长还满心欢喜,完全不知道沈嘉旺这条人命根本不值钱,就算死上一百次,大明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九月八日,沈惟敬得意洋洋地回到义州,把与日本谈判的结果一说,朝鲜君臣面色立刻就精彩起来。

没法不精彩。谈判这么大的事,事关朝鲜一半国土,居然朝鲜没有任何官员参与。而且沈惟敬敲定军事停战区一事,根本就是自作主张,他一个人就大大咧咧拍了板,直接为朝鲜作了主。

沈惟敬一看朝鲜人面色不善,立刻给了一个严厉警告,说我听说有人在军事区砍了一个倭寇的脑袋?你们别玩小动作,别在军事区动手惹怒了日本人,影响了整个和谈。朝鲜君臣赶紧解释,说您定界的时候,手底下的人还不知道,咱们下不为例。

沈惟敬知道自己的举动引起了误会,跟他们解释说我这不是和谈,是缓兵之计,一直拖到大明援军抵达,咱们就撕毁条约再打不迟。(《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

在沈惟敬嘴里,基本是听不到实话的。别说对日本人了,就是在他给万历皇帝的述职报告里,也坚持了忽悠本色。不过这次,他难得地说了一段完完全全的实话,一点水分没有。

遗憾的没一个人相信他。李昖表面上嗯嗯答应着,还送了他匹好马回北京,背地里却恨恨骂道谁信你谁是小狗,暗中传令军中,该怎么打还怎么打。(《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四日)

沈惟敬在义州临走之前,小西行长又追了一封信过来。信中除了照例敦促以外,还不厌其烦地把自己和宗义智的正确姓名、官名写成一长串,生怕沈惟敬记错了。大概是他觉得沈惟敬回去,要把自己的名字报告给大明皇帝,是件相当光荣的事。

于是沈惟敬就这么回去了。无论朝鲜人怎么想,无论他的动机和手段是如何,总之石星交给他的任务,如今已经完美地完成了。小西行长已被暂时拖在了和谈的假象中,五十天之内肯定不会有大的军事动作。

对于沈惟敬的这一和谈举动,朝鲜人不屑一顾。尹根寿毫不客气地说这人根本就是在赌博,空手套白狼,拿身家性命去赌朝鲜救星的声望。(《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

为何朝鲜君臣对沈惟敬态度如此恶劣?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根本反对和谈;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朝廷又派了一个人过来,这个人叫薛藩。

薛藩是大明行人司行人,身携万历皇帝的谕令在九月三日抵达了义州。在谕令里,万历对李昖大加安抚,承诺说已经派了十万大军,克日可到朝鲜(《再造藩邦志》)。这个承诺正如久旱的甘霖一般,十分对李昖的胃口,他与一干大臣抱着谕令,激动得一塌糊涂,涕泪满面。

薛藩人家那是正宗朝廷使臣,万历十七年的进士,带的又是用过皇帝大印的正牌文书,无论哪点,都比沈惟敬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小丑强多了。两下对比,越发显出沈骗子的不堪。

朝鲜人不知道的是。这位行人薛藩,不只是个信使,他来到义州的目的,大不简单。

薛藩自从抵达朝鲜以后,没有呆在驿馆里接受官员恭维,而是到处转悠,不动声色地观察一切,甚至不惮跟最底层的平民接触,并把一切默默记在心中。这是石星对他的嘱托,之前来朝鲜调查的使臣,大多是被朝鲜大臣带着转了几圈便完了,敷衍了事,带回去的报告几乎没法用。

现在朝廷要对朝鲜采取大动作了,亟需详细情报。薛藩接受的任务,正是评估大明出兵的前景,以及朝鲜战场的敌我情形,为北京的朝鲜出兵决策作参考。

因此,薛藩擦亮了眼睛,事无巨细,悉以查之,从来没有人象他如此细致地了解过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短短三天时间,薛藩已经了解到了他想要知道的东西,便动身回国。此时在薛藩的心里,已经有了一笔清晰的账。

薛藩和沈惟敬一前一后相继回到了北京。他们的返回,在京城投下了两枚炸弹,让围绕着出兵朝鲜吵成一团的大明朝廷,变得更加混沌。

且说李昖和朝鲜的一干大臣们送走了薛藩,高高兴兴地把万历皇帝谕令看了一遍又一遍,忽然发觉有哪里不对劲儿,再仔细一读,看到其中有一句话:

“并宣喻琉球暹罗等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

我说万历皇帝,你到底有多喜欢暹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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