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惟敬总算又恢复自由了。

自从他在辽东被李如松拿下以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每天都在生与死的边界上挣扎。沈惟敬知道，自己之所以还活着，仅仅只是因为尚有剩余价值可资利用。只要自己被证明没有价值，便会被大明毫不留情地抛弃，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出手保他。

所以平壤之战的胜利，对他来说绝对是个坏消息，既然明军可以在正面战场击败日军，那么根本无须与日军交涉；既然无须与日军交涉，那么沈惟敬便毫无用处；既然沈惟敬毫无用处，那么……

好在这种事情并没发生，碧蹄馆之战结束以后，明军与日军进入了对峙阶段。身陷囚笼的沈惟敬欣喜地发现，和谈的曙光和他生命的希望，正在慢慢降临。

大明在对外战争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从不和谈。无论是被瓦剌捉了皇帝，还是被女真人打进北京，大明从来不会卑躬屈膝地乞求议和，而是一根筋死扛到底。

但壬辰战争有点不同。

这不是一场发生在大明疆域内的战争，而是一次援助藩属小国的军事行动。输了，丢的是朝鲜人的国土；赢了，巩固的也是朝鲜人的统治。对于这种性质的战争，大明没必要太较真，如果能通过和平手段让敌人退出朝鲜半岛，当然比大动干戈来得更划算——大明战士的鲜血，不应该无谓地为他国而流。

碧蹄馆之战之后，李如松的辽东军和宋应昌的南军龃龉频生，矛盾不断。宋应昌与袁黄等人指责北军抢功，滥杀无辜，甚至一本参到了朝廷。李如松反过来指责宋应昌连朝鲜境内都不进入，却反过来指派人过来索要首级，骗取功劳。

在平壤之战中，不知哪个倒霉的日本和尚被砍掉了脑袋，误当成了景澈玄苏。为了抢这个大人物的脑袋，李如松和宋应昌没少打官司，一直到确认玄苏还活着，两个人才悻悻罢手。

在平壤的骆尚志等人也不断暗中跟宋应昌等人联络，时不时地对朝鲜人说说李提督的怪话，鼓噪说要么退兵，要么进攻，总留在平壤城不是个事儿。

而处于第一线的辽东集团军，此刻战马大批量病死，吃饭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大炮弹药又不齐全，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之下，尤其是大胜后还被连连参本，遭遇到了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这使得兵悬海外的李如松开始心灰意冷，不想打了。在幕僚郑文彬、赵如梅的劝说下，他开始称病请代，让朝廷换人来——老子不玩了。

宋应昌这个时候也很头疼。虽然平壤大捷被他敲锣打鼓地送到北京，赢得了不少掌声，可战争实在太花银子了。为了支援朝鲜战场，他已经快把中国北方的储备折腾光了。再持续下去，就不得不动员沿海备倭的物资。朝廷里的反战派又开始抬头，已经有言官上书议论，质问为了一个外国有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银子，填这么多人命。

兵部尚书石星面对这种压力，询问宋应昌该如何处置。宋应昌认为，倭寇必须要防，但不妨先和谈一下，谈下来自然最好；如果谈不下来，也能拖一拖时间。现在驻朝明军的生活太苦了，补给根本运不上去，等到兵饷、粮草、援军都运抵平壤，再打不迟。

此时明军的五千水师，已经到了黄海道；刘綎、陈磷的第二批新锐明军，也已经在路上。这些部队的换防与部署都需要时间。

宋应昌认为可以谈，李如松又不想打，于是一贯不对付的南、北两军，第一次站到了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可一个巴掌拍不响，和谈这种事，怎么也得要两厢情愿才行。大明是有尊严的，宋应昌、李如松再不想打，也绝不会率先开口提出和议，这种事就和谈恋爱一样，先开口的一方以后肯定低一头，所以最好是日本人先提出来，我们再顺水推舟半推半就地答应。

日本人怎么想的呢？他们从善如流，很快便主动请求议和。

因为驻朝日军这会儿也快撑不下去了。

这时候日军的主力军团，都集中在汉城附近，一共六万多人，士气低迷不说，补给也很成问题，缺衣少食，境况比明军强不了多少。自从龙山仓被焚之后，日军处境更是窘迫。整个汉城到处是尸体，臭气熏天，瘟疫横行，日本人甚至都没心思打扫一下。

这种低迷状况，连带着导致整个日本军队都陷入悲观的情绪里。当时日本一位东国大名最上义光正在肥前名护屋参阵，他目睹了许多撤回日本的伤残士兵以及逃兵，心中无限苦涩地在书信里写道：“日人早就对汉城灰心丧气，只要能活着回家，喝上一口来自故乡的水，即使作和尚也心甘情愿。”

连一介大名都如此悲观，遑论其他下级武士与普通士兵。在退守汉城之后，日军的逃亡率高得惊人，哗变时间屡有发生，驻朝日军往对马岛跑，对马岛的往九州跑，九州的日军往本州跑，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逃亡洪流。如果实在跑不了的，就干脆向明军与朝鲜军投降。

几乎每一位大名麾下，都有不同程度的流亡。为了截获这些逃兵，日军在日本各地都设置了“人留番所”，专门追捕逃亡日军士兵。

整个日本，唯一还兴高采烈坚持开战的，大概只有太阁一个人了。

平壤的得而复失，让秀吉着实生了一阵子气。但他不认为这是战略上的失误，而是一个战术上的小挫折，只要自己亲自上阵，便能够轻易打败明军。

为此，秀吉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由他亲自披挂上阵渡海作战，带着德川家康，蒲生氏乡，浅野长政，前田利家几位大佬和心腹，率军二十万再临朝鲜，如雷霆一般把明、朝联军统统消灭。

这个命令一下，日本国内一片哗然。

秀吉根本没搞明白，日本在朝鲜的问题不是兵力不足，而是补给不够。现在十万人都没吃没喝，再派二十万日军来朝鲜，那给朝鲜战争这头满载的骆驼加上的就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一吨钢材。

增兵的消息传到汉城，所有的将领——无论是持重派的石田三成还是主战派的小早川隆景、加藤清正——众口一词地反对，认为这时候增兵只会加速日军的崩溃。

可是秀吉的脾气大家都知道，属驴的，越是反对他便越是要闹腾。必须得想一个办法，既能捋顺他的毛，又可以把这事儿压下去。

最后还是黑田长政家学渊源，给宇喜多秀家出了一个主意，让他代表日军在朝将领写了一封奏捷书。奏捷书里把碧蹄馆之战大吹大擂了一番，表示明军业已胆寒，不敢进取半步。我军已经占据了优势，只不过天寒地冻，难以维持，不如后退到釜山，与敌人和谈，等秋天朝鲜有了粮食，再打不迟。

这番话说得相当巧妙，把日军的困难藏在一条又一条捷报，既顾全了秀吉的面子，又委婉地表达出了实际情况。长政知道，如果直接告诉太阁我们先提出和谈，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他大玩春秋笔法，暗示太阁大人不是我们要去跟敌人讲和，而是敌人撑不住了，来找我们乞和。

反正秀吉不在朝鲜，到底是谁先开口和谈的，他根本不知道。

果然如长政所料，秀吉看了这封书信，虚荣心得到了大大地满足，加上国内一群大佬也死命相劝，秀吉不为己甚，遂决定和谈，在名护屋安心地等着大明乞降的使者前来——长政的这一记春秋笔法，直接促成了中日议和，但也导致秀吉对局势的评估产生了小小的偏差，在后来深深地影响到了战争的走势。

既然秀吉允许和谈了，那么就别耽误了，赶紧谈吧。

宇喜多秀家选择了小西行长当谈判代表。他以前在秀吉家一直就是负责外交工作，也有与明朝交涉的经验，是最适合的人选。

可小西行长在之前的平壤之战中堕了名头，秀家唯恐他会被明方的人看轻，很贴心地给他配备了一位副手，希望他们能精诚合作，携手为太阁大计努力。

这位副手，是加藤清正……

真不知道秀家怎么想的，把这两冤家给捆一起了。

谈判人选定了，接下来，就是如何让对方知道我们有和谈意向的问题了。

恰好在这时候，汉城来了一位朝鲜使者。这位使者叫做李尽忠，是著名义军首领金千镒的手下，金千镒转正成官军以后，他也变成了朝廷的人。

李尽忠此行汉城的目的，是受了朝鲜国王李昖的委托，为了确认两位王子的安危。日本人知道这是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答应了他的请求。李尽忠在汉城见到了被俘的二位王子和一位陪同大臣黄廷彧，两边见了都是一阵痛哭。哭完以后，李尽忠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书信需要转交李昖的。

黄廷彧这时从怀里掏出两封信。

一封信是他在日本人授意下写的，里面用词遣句什么的完全是站在日本立场上，什么“太阁大人”、什么“尔朝鲜国王”云云，一副朝奸嘴脸。在这封信里，小西行长流露出了和谈之意，只是语气十分嚣张。

还有一封信，是黄廷彧自己偷偷写的，刻意使用的是谚文，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给汉字注音的符号，也就是现在的朝鲜文，里面讲的都是汉城军情大事、兵力部署什么的。

李尽忠揣着这两封书信离开汉城，交给了金千镒。金千镒立刻往上级转发，结果不知中途出了什么岔子，只有那一封假书信送到了柳成龙手里，真信却不知所踪。柳成龙拿起假信一读之下，又气又惊，气的是这个黄廷彧居然主动投靠日本人作朝奸，惊的是日本人居然打算和谈了。他不敢怠慢，赶紧转发给了查大受，请他递交给李如松。

李如松看到这封书信后，没有什么反应，继续按兵不动。在李如松看来，日本人已经绷不住先开口了，这时候如果太快给出反应，显得咱们沉不住气，再钓钓他们胃口。

说个题外话，后来柳成龙把这封假信给朝廷大臣们读了一遍，惹得群臣大怒，都痛斥这个黄廷彧卖国求荣。这位不幸的陪臣莫名其妙地背上了一口大黑锅，在抗战胜利后还被狠狠地批斗了一顿。

小西行长在汉城等了半天，发现明军那边没动静，有点着急。他派人在龙山附近与朝鲜水师接上头，第二次送去了日军的求和意愿。

这次李如松肯搭理了。他把这个情况反应给宋应昌，宋应昌一听，喜不自胜，这正是瞌睡来了给枕头呀，大笔一挥：谈！

和派谁去谈呢？

李如松与宋应昌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沈惟敬。这个无赖毕竟是唯一与倭寇交接过的人物，还算是有价值。虽然与日本和谈是不得以之举，可无论谁去和谈，回国都少不得要被泼上一身污水，那还不如就让这个家伙继续背黑锅的好。

沈惟敬本人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这个任务。他已经领悟了，自己的命运是与日本人紧密相连，没有日本人的存在，就是自己殒命之时。

于是，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压力，明、日双方一拍即合，开始着手议和。

对这个结果唯一不高兴的，是朝鲜人。

按说朝鲜是这个半岛真正的主人，就算和谈，他们也该参与。可无论是日本还是大明，都有意无意地把朝鲜忽略掉了。朝鲜人非常惊慌，唯恐在谈判中被大明当作牺牲的筹码去跟日本换取利益。

朝鲜人先去问李如松，李如松一推二五六，说我就是个臭当兵的，和谈这事你得跟宋应昌说去。朝鲜人又派了个崔兴源当使者，去问宋应昌，宋应昌先挑剔李朝给朝廷写的奏章诸多毛病，然后又指责他们运粮不利，等把崔兴源的威风杀得差不多了，才走下堂来软声宽慰，告诉他们和谈只是权宜之举，等明军援军到了再开战不迟。

崔兴源还想坚持，宋应昌拍拍他的肩膀，问你知道这次和谈的代表是谁么？是沈惟敬游击。崔兴源一听这名字，立刻展颜微笑，高高兴兴告辞了。

崔兴源的这种反应，不是因为朝鲜人信任沈惟敬，而是他们太不信任沈惟敬。崔兴源在当晚给朝廷写了封报告，是这么说的：“宋侍郎有和谈之意，李提督也似乎很赞同。不过他们居然派了沈惟敬去和谈。日本人当初就是被沈惟敬出卖的，派他去，这谈判肯定谈不下来，肯定还要打。

国王听完以后，大为放心，便指示说暂时先不跟明军抗议，静观其变。

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四日，沈惟敬抵达平壤，正式开始了议和之旅。

两个多月的囚禁生活非但没有消磨掉沈惟敬的嘴皮子，反而让他的嘴巴变得更大了。他一见到李德馨，张嘴就说：“我当初是打算把敌人诱出平壤城，再根据形势进攻。可惜李如松不肯听我的，结果你看，敌人主力逃遁，明军伤亡惨重。我很心疼啊。若是李如松这次听我的，汉城几天就能收复。”

李德馨听他说的实在太不靠谱，忍不住插嘴道：“倭寇太狡猾了，哪里是靠嘴就能收复的？”沈惟敬回答：“胸中自有千变万化之术，兵家之事，岂可一概而论。”

朝鲜人对沈惟敬不屑一顾，平壤明军却高兴的不得了。若搁在平时，沈惟敬这么口无遮拦地批评李如松，早被一刀跺了脑袋。可这一次，沈惟敬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按照朝鲜人酸溜溜的描述，他人还没到平壤，平壤城的明军已经是人人面带喜色，连李如松都喜不自胜，乐到嘴都合不拢。

原因无他，只因为沈惟敬是和谈使者，他的出现意味着明军在朝鲜的苦日子要到头了。朝鲜人也从明军的反应中悲观地推断出：李如松是真不想打仗了。

沈惟敬在平壤没有多加停留，稍事休整，便带着胡泽、沈思贤两个随从大摇大摆前往汉城。

胡泽、沈思贤两个人都是余姚人，跟嘉兴人沈惟敬同属浙江老乡，都是宋应昌从浙江带出来的幕僚，精通刑名钱粮。宋应昌让他们跟着沈惟敬，一是监视这个老无赖，二是在谈判时如果涉及到割地赔款什么的，能帮他算清楚。

沈惟敬的谈判小组走到临津江边，派人跟巡河的日军通报。日方小头目不知深浅，傻愣愣地问了一句：“你谁呀？”沈惟敬冷冷一笑，说大爷是来给你们太阁佬封官儿的！唬得小头目屁滚尿流，赶紧告诉加藤清正。

什么样的将，带什么样的兵。加藤清正一听报告，赶到临津江边，张嘴又来了一句：“你谁呀？”

沈惟敬吹起牛来，从来不用打草稿，架子一端张嘴就吹：“爷是大明三名将之一的沈惟敬。”加藤清正也是个混不吝的脾气，一看来者不善，立刻学着成吉思汗的调调儿，回了一道文：“你要战，便作战。你要和，便来和。”

沈惟敬见文大怒，立刻跳着脚大骂，骂完了一挥手：“走，不谈了。”加藤见势不妙，赶紧服软，赔笑道：“兄弟我不认识字，都是别人代笔的，难免词不达意，您可别误会了”沈惟敬这才消了气，两个活宝约定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在龙山仓正式开始会谈。

到了三八节，沈惟敬抵达龙山，见到了老朋友小西行长，两个人装模作样地互相寒暄了几句，感慨了一番人生际遇世事无常，直到大老粗加藤不耐烦了，这才正式落座。

中日双方的第二次谈判，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