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八月二十五日占领了全州以后，死性不改，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屠城。这一次屠城相当之惨烈，整个全州城为之一空，不逊于晋州大屠杀。

事实上，日军在丁酉之乱的表现，和以往大为不同。壬辰期间，他们好歹还会打起安民的旗号做做样子，这一次连样子都不做了，无论是左路军还是右路军，在全罗道的行军路上都是一路烧杀一路血痕，以至于联军都可以从村镇被焚的烟火来判断日军部队的动向。在各方史料中，“尽焚家舍”、“入山抄掠”、“屠戮村所”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被屠杀的军民，鼻子都会被割掉作为军功送回日本。日军随军的僧侣在日记里感慨，说整个全罗道简直变成了“赤国”。

这种残暴行径只说明一件事：无论秀吉是怎么做梦的，日军的将领和下层士兵们对朝鲜战争的前途早已经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再考虑日后占领的问题，只是单纯地趁机会发泄兽欲，掠夺军功，为日后归国张本。

这是壬辰战争与丁酉再乱决定性的不同之处。一个是处心积虑地占领，甚至还有兴趣搞八道国割，建立统治秩序；一个则是彻底地丧心病狂，纯以破坏为目的。这个特点，就注定了日军的攻势不会持续太久。

闲话少提。且说日军占领全州以后，按照事先制订好的方略，让小西行长停止北进，转向全罗道沿海地区，彻底扫清朝鲜水师势力；其他日军则兵分两路，同时向京畿道和忠清道进军，务必在九月中旬前拿下汉城。

日本人杀气腾腾的攻势，让朝鲜君臣回忆起了壬辰战争中的惨剧。他们吓的手忙脚乱，打点行李又要往平壤跑。麻贵当时在汉城手里只有八千兵马，自度防守太难，也有弃守的打算。

杨镐当时在平壤筹粮，听到朝鲜人又要跑，当即快马加鞭，在九月三日单骑闯入汉城。李昖一听杨镐来了，不喜反惊，低着头嘟囔着说这兵荒马乱的，杨经略您跑汉城来多危险啊，万一有个闪失可怎么办，还不如回平壤呆着呢。李昖嘴上说的是杨镐，心里想的其实是自己安危。

杨镐到了汉城以后，先找到麻贵，批评他消极避战，还带来了邢玠的命令，要求明军不许从汉城后退半步。麻贵心里很火大，还有些委屈：不是他不争气，而是朝鲜人实在不配合。整个全罗道就靠明军撑着，朝军连影子都看不到，前头溃败的溃败，投敌的投敌，后头哭哭啼啼整天无心防守，光靠他手里头八千多人，这仗真没法打。

很快麻贵不委屈了，因为他发现有一个人比他还惨。杨镐给李昖带来一封来自邢玠的咨文，李昖打开一看，脸色登时变了。

在这封咨文里，邢玠一改从前客客气气的态度，把朝鲜君臣从上到下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尤其是对李昖的小聪明骂的格外狠：‘若自亲社稷，窜伏草莽，求缓须火，中国岂得代为尔戍？即当还师境上，自固定封疆，尔东西南北自在也。该国自计归着之地，务吐由衷，从实详答，勿持两端，误我军机”。

我们大明为你们浴血奋战，你们就这么配合的？再说逃跑的屁话，我们回国，你爱滚哪儿凉快滚哪儿凉快去！

可见杨镐申饬麻贵，不过是个铺垫，只是为邢玠痛斥李昖张本。这一篇咨文骂将下来，把堂堂朝鲜国王骂的无地自容，羞愤交加，捂着脸说：“予何以堪支？唯欲入地而已，55555555”。

一个大明官员在咨文里用这种口气骂外藩首脑，十分罕见。邢玠之所以敢这么说，一定是出自北京的授意。这个小细节表明，北京的万历皇帝对朝鲜如此无能的表现，也已经很不耐烦了。

李昖想通了这一点以后，不敢再提什么北逃的事儿，乖乖跟明军配合，打一场汉城保卫战。

此时在一线的明军，只有两万不到，汉城附近不过一万，多是宣大、保定蓟镇、延绥遵化的部队，李如梅、李芳春、祖继训等辽东军还在赶来的路上。面对日军的虎狼之师，联军只有先行固守，才好伺机反攻。

此时朝鲜军所谓的“精锐”都被甩在了庆尚道，留在汉城附近的只有数千人，算上平安、黄海两道的勤王部队，也没超过一万人。他们战斗力有限，麻贵不敢把他们派往前线，只能将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交给李元翼，通过鸟岭靠近清州地区，保护汉城侧翼；另外一部分交给柳成龙，负责把守汉城附近关隘津口与汉江上游。说白了，就是干警察的活。

至于主战任务，还得靠明军自己。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次的援朝明军总司令麻贵。

麻贵，字西泉，回族，大同人氏。麻贵的父亲和哥哥，都官至总兵，所以他和李如松一样，也是将门世家子弟，是明朝中晚期的重要军事将领。

事实上，当时的大同麻家多出将才，后人称其为“麻家军”，当时和辽东铁岭的李家，也就是李成梁一族齐名，有“东李西麻”之称。这一东一西两家，都擅长骑兵战，在与游牧民族的交战中也都屡屡获胜，是大明九边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中流砥柱。前阵的宁夏之战，麻贵也是主要参战将领。麻家军战功赫赫，单从朝廷给他家立的牌坊上就可以看出来，光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有名帅石牌坊、都督坊、忠节双全坊、敕赐坊、父子元戎坊、镇海元戎坊、四代一品石牌坊、五代一品石牌坊等等，可见其武功之盛。

作为当时与李如松齐名的大将，麻贵的军事素养及谋略当然不会差。他很清楚，如果等到敌人杀到汉城城下，一切都完了，因此必须守住汉城。但固守不是死守，不是龟缩在汉城等敌人悠哉游哉地过来。明军必须主动出击，及时遏制敌人的攻势，才能打乱其部署，给后续部队集结争取到足够时间。这点上，他和李如松很相似，这两位优秀的大将无论什么情况下，第一时间想到的总是主动出击，不管什么招，文也好武也好，总之一定要抢先手，而不是被动防守。

在十六世纪，全罗道连接忠清道与汉城只有一条坦途大道，即从全州一路往北，经公州至忠清道的天安，再向北至平泽、鸟山、水原，最终连接到汉城。天安位于这条枢纽大道的中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果日军攻克天安，那明军的活动空间将被极大压缩，别无选择的麻贵只能在水原背靠汉江御敌。

针对这种不利状况，麻贵斟酌再三，派出了解生、牛伯英、杨登山、颇贵四员骁将，连夜秘密南下，前往天安驻屯。而作为一员惯将，麻贵当然不会不准备预备队，因此他又派了摆赛带两千骑兵从后接应，前往葛院、介川一线。

这次他派出去的五员将领中，解生、杨登山、颇贵、摆赛这四个都是蒙古人，号称“宣大四将”，是麻贵的嫡系部队，被他一口气全派出去了。

把宣大四将撒出去之后，麻贵又亲率明军主力（号称主力，其实已没多少人了），进军水原以为汉城屏护。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要在汉城以南打一场运动防御战，利用宣大系明军骑兵强悍的战斗力及机动力，在稷山、介川、水原之间设置多道机动防御战线，对日军进行层层阻击。

明军经略杨镐当然也不会袖手旁观。为了配合麻贵的军事行动，他甚至打算请李昖御驾亲征，也去水原鼓舞士气，这个建议吓得李昖抱着柱子死活不放手，最后只得作罢。于是杨镐把自己的大帐搬上了南山，张军乐布号令，搞得声势汹涌，总算勉强镇住了汉城周边的人心。

就在明军心急火燎地南下时，日军也在心急火燎地北上。

走在最前面的，是第三军团黑田长政。在左路与右路军全州会师以后，黑田担当北上先锋，一直追着陈愚衷屁股后面穷追猛打，一路占领了公州，渡过锦江，逼近天安。在壬辰战争初期，黑田没参加军中二宝的那场极速狂飙，走的正是从天安到水原这条路，这次也算是故地重游。

最先抵达天安地区的，是机动能力出众的明军。不过他们到了位于稷山山麓的素沙坪（也叫金乌坪）之后，就不走了，没急着进天安城。因为领头的解生知道自己这点兵力如果跟杨元那样据守一城去和日军死嗑，是无法抵挡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兵锋。因此与其在城内呆着，不如利用稷山的险要地形与敌周旋。这个决定，也完全符合麻贵的动态防守策略。

解生勘察了一圈地形，跟几位同僚一合计，觉得稷山是个适合打埋伏的地方，应该把战场选在这里。于是他们把位置摆在了素沙坪以北，将部队分成三协，左右两协分别埋伏在西山附近的柳浦、灵通，中间一协当大道而立。素沙坪以南是一条小河，叫弓溪，倭寇只能通过河上小桥通行，才能进入素沙坪。如果能派别动队把桥砸断，那就是瓮中捉鳖。实在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

这虽不符合兵力集中的原则，不过解生等人的兵力本来就十分有限，集中了也无大用，还不如分散以壮声势。

明军刚摆完阵势，日本人就到了。

九月初七清晨，黑田军出现在稷山南侧的全义馆，他对于天安小城毫不放在心上，扔给后队毛利秀元去解决，自己引军北上，先派遣了在日本赫赫有名的黑田二十四骑中的三员大将——黑田图书助、栗山四郎右卫门、毛屋主水去稷山，带领两千人先期抵达素沙坪。

这支日军先锋都穿着白色军服，当道的明军士兵冲眼这么一看，还以为是从战场上溃退下来的朝鲜士兵，不以为意。栗山四郎倒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了，吓了一大跳。不过他再定睛一看大道上明军的那一协兵力，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也懒得回报黑田长政，下令士兵举枪射击，驱散这一小撮挡道的家伙。

一听到铁炮声响，明军顿时跳起来了。这不是朝鲜军，是如假包换的倭寇！

怎么办？

打！

解生一声号令下，中路明军开始了炮火还击，摇旗呐喊，弓弩雨下，还用预先设置好的各种口径大炮对大道上的日军进行轰击。日军刚刚还放着铁炮挺得意，这下被明军密集的火力轰了一个猝不及防，队形登时大乱。在遮天蔽日的炮火压制下，日军士兵只能趴在地上瑟瑟发抖，根本顾不上反击。

硝烟尚未散尽，急促的马蹄声又由远及近地传来。日军惊恐地抬起头，发现有数百名骁勇骑兵从大道正中冲了过来，凭借着强大的突击力，一下子就突破了日军的队形。明军骑兵领头的正是大将解生，他亮出武器一马当先，率部与凶残的倭寇展开白刃战。

宣大明军的武器配制，与先前在碧蹄馆恶战的辽东军稍有不同。辽东军的肉搏武器多为刀，而他们大多配备的却是铁鞭、棍这类硬砸猛抡的兵器，一时间鞭棍齐下，使用长枪和日本刀的日军应手而倒，伤亡惨重。

面对明军的突击，黑田军毫无心理准备，在大道上乱成一团，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黑田图书助和栗山四郎右卫门号称是黑田八虎，此时也都傻了眼。多亏了毛屋主水脑子反应快，一把抓起面大旗跑到高坡上，拼命摇晃，给混乱的部队一个明确信号。总算黑田军士兵纪律性也不错，虽乱不溃，依照毛屋主水的指挥勉强收拢了队形，向后退去。

这一次接触战中，这支日军先锋伤亡比较大，明军胜得干净利落。

日军三员将领带着残兵败将退却之后，商量不如赶紧与黑田本队合流再打。毛屋主水却有不同意见：“我参加过许多次战役，见过人数最多的就是信长公对胜赖公的长筱之战。我们刚才遭遇的兵力，比长筱之战的人数还多！敌军人多势众，咱们要撤的话，肯定要被他们追歼。我看不如一齐出动，拼死一战，说不定还有胜机。”

黑田与栗山忙问怎么打，毛屋主水大手一晃：“明军都配备有铁盾，用铁炮造不成多大伤害。咱们应该用铁炮队齐射来吸引敌人注意，再派主力趁乱突入排盾的守备范围，砍脚不砍脑袋。”黑田与栗山一拍大腿，说咱们打！

日军开始按照毛屋主水的战术进行了反扑。面对日军的新战法，明军一下子没适应过来，暂时往后撤了撤。不过这种退却是暂时的，解生很快就重整了阵形，他很清楚日军是外强中干，于是派出了一支小分队，绕过三名日将的队伍，把素沙坪南的弓溪小桥给堵上了，然后两面夹击发动了攻势。这一下子，日军先锋陷入了被包围的危险境地，在明军的猛烈攻势下，濒临崩溃。

远处的黑田长政，在战斗一开始就听到了枪炮声，问左右到底是碰到敌人了，还是在打鸟？探子很快回报，是在打人……

黑田长政一听，赶紧带着本队三千人匆匆赶了过来。他赶到战场一看，完蛋，前锋被明军给包围了。这时手下大将黑田三左卫门跳出来大声嚷道，如果让敌人把先锋歼灭再过桥来打我们，咱们兵力太少，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一马当先率军冲上桥头，驱散了正在毁桥的明军小分队，及时打通了道路。

黑田长政又命令后藤基次循西山一侧前进，他自己则大张旗鼓登上东山以迷惑敌人。这个策略起到了效果，明军主力被吸引到了东山附近。黑田三将的先锋部队在主将率领大批生力军到场后，士气大振，后藤基次、母里太兵卫两员猛将也乘机突击，与突击在前的解生所部开始了激烈的肉搏战。依仗兵力优势，解开了解生对日军先锋的包围攻势。

而这会的黑田长政，在山上仔细地观察了一会战场局势后，长叹一声，发出了“敌兵十倍而我无后继，不可不死战”的感慨。

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拨明军，杨登山、牛伯英的两协兵马赶到了战场。他一看形势，也不打话，驱军直入敌阵，明军两处合兵一顿猛攻，重新把后藤、母里队打了回去。

黑田长政一看战场形势又再度恶化，无奈之下只好率身边的全部兵力杀进了战场。在黑田身边嫡系强军的冲击下，明军三将渐渐抵挡不住，开始转换阵型，缓缓向后退去，最后脱离了战场。

黑田紧绷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长出了一口大气，下令重整队形。

谁知道没一会儿，黑田自己都还没收拾干净呢，手下又急急忙忙来报：明军那个讨厌的和小强一样的解生，他……又卷土重来了。

原来明军的第三拨援军，乃是李益乔、刘遇节两人所带的后继部队。双方又是一番恶战，这次在战场锋线上呈胶着状态，开始了艰苦的拉锯战，谁也没能占据优势。

这时另外一员将领竹森新右卫门建议说，敌人数量太多，硬拼难以支撑。不如我带一支部队从敌人右翼转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您再带本队攻击其侧翼，才有胜机。

黑田同意了这个提案。果然明军阵形的锋尖被竹森的诱敌部队成功地吸引走，整个阵形向右侧旋转，把左侧暴露给了黑田本队。一番冲突之下，明军不得不再次后退重新调整阵形。这时赶上太阳落山，而后路的毛利秀元率大部队也赶到了战场，双方结束了在稷山的这一场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明军四将中的颇贵自己斩落三级，杨登山和解生也各自获得两级，主帅收获都如此之丰，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也说明明军在战场优势不小。

历史在这里，又一次呈现出了它特有的魅力。

以上对这场战役描述的主要部分，也就是战斗过程，全取自于《黑田家记》，这是诸多史料里描述最为详尽的一份记载。其中关于明军将领姓名的部分错误，我们做了必要的修正。根据这本书的记录，整个稷山之战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与明军的遭遇战，不敌后退。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听从毛屋主水的建议，用铁炮吸引注意，主力自侧翼逼近作战，打破了明军的排盾阵，明军被迫后退。

第二阶段，黑田长政本队三千人听到枪炮声，催马急进。此刻明军派遣别动队截断了素沙坪以南的小桥，把日军先锋堵在素沙坪，使后续部队不能前进。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三将则在明军猛攻下，行将崩溃。

第三阶段，黑田三左卫门强行渡河，重新占领小桥。后藤基次与黑田长政分据两侧山头，母里、后藤队与解生所部激战，击退之。

第四阶段，牛伯英与解生、杨登山等人会师，再度发起突击。日军被击退。

第五阶段，黑田长政本队投入战场，明军后撤。

第六阶段，明军李益乔、刘遇节援兵抵达，再次回身向日军发动进攻，双方胶着不下。黑田长政采用竹森新右卫门的策略使明军暴露出左翼，发动攻击。正好天色已晚，明军全线后撤。

毛利秀元所部同时赶到战场。

而明、朝史料对于九月七日这场战斗的过程，记载都不是特别详细，只是简单地记录为“察贼未及成列，纵突骑击之”和“一日六合，贼势披靡，日暮各歇兵屯聚”等等。

这里的 “一日六合”，应该就是《黑田家记》里提到的六个阶段。

在《黑田家记》的描述里，对整个过程中日军的英勇极尽描摹之能事，对明军的反击却是寥寥几笔带过，轻描淡写。这是日本史料一贯的夸大其词，不算什么新鲜事。可我在阅读这段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再仔细一想，终于发现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段记载将黑田长政与麾下众将在稷山的表现，描绘成是一场日军以寡敌众、几度濒临绝境、最后依靠勇气才击退敌人的惨烈胜利。

前面提到了，毛屋主水赫然以长筱之战的规模来比拟明军阵容。而长筱之战织田军是三万人出阵，武田军是一万五，也就是说毛屋认为对面的明军总兵力至少是数万人的规模。

接下来在反复六次的拉锯战中，日军将领也多次发出“大兵胜逾桥，我恐难支，是吾死所也”、“敌军十倍而我无后继，不可不死战”、“彼多兵而我寡”的感叹。一直到天黑，黑田军也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即使是黑田家自己的描写，也仅仅只说明军“扰乱不能成备”，最后还是全靠毛利秀元后军赶到，才使“敌余军不敢战而退”，这才罢兵。

要特别注意的是，日方说明军是不敢战而退，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破绽。因为哪怕按这记录，也说明即使毛利援军赶到时，明军还是处于攻击状态的，在毛利军抵达战场后，明军才放弃攻击而退去。

日方记录，包括《黑田家记》在内的各种“家记”史料对战争的记叙有个显著特征，或者说是个规律：如果是日军取得胜利的场合，会极力夸耀杀伤明军数量之多，明军如何一溃千里；如果是日军战况不利的，就极力扩大明军兵力，然后夸耀日军将领之武勇。说白了，赢了就是“屡战屡胜”，输了就是“屡败屡战”。

以前有个解放战争时期的笑话，说地下党从严密封锁的国统区报纸上，仍旧可以判断出内战局势。只要看到哪里国军“英勇奋战”，就意味着国民党在这里吃了亏。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就意味着有一场大败；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匪不敢追”，就意味着有一场大溃败。古今一辙，可以互相印证。

明白了这个规律，再回头看《黑田家记》，会发现主笔者不遗余力地赞美黑田诸将多么勇气十足，多么骁勇善战，多么能在逆境中保持战意。这本身就暗示了一个关键问题：稷山之战对黑田长政来说，确实是一场恶战和苦战。

与之相反的是，主笔者一提到稷山之战中的明军，则只是淡淡地形容说“惊顿”、“败走”、“不敢战”云云，这恰好反证了明军损失很小，小到一贯擅长夸大其词的《黑田家记》都没法吹牛，不然他们早就吹嘘杀得明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

应了那句话，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

问题在这里出现了，明军到底有多厉害，能把一代名将黑田长政逼到如此地步？

无论讲什么战斗，总要先了解双方兵力配制。那么就让我们先看一看双方参战人数吧。

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在壬辰战争时期的总兵力是两万五千人，经历了战争损失，再加上原属三军团的岛津义弘被分出去独立成军，到了丁酉再乱开战时总兵力下降到一万人。这一万人里，包括了黑田长政的五千人本队，毛利吉成的两千，还有岛津忠丰、高桥元种、秋月种长、伊东佑兵和相良赖房的三千人。

丁酉再乱的日军虽然仍以军团区分，但大多数时候却是随意调配。全州会师以后，毛利吉成和岛津、高桥、秋月等部没有跟随黑田成政北上，而是分散到了全罗道和忠清道的其他几路中去。跟随在黑田长政身后的，只有八军团的毛利秀元。

按日方记载，稷山之战毛利秀元只赶上一个尾巴，因此参与九月七日战斗的实际上只有黑田长政本队，五千人。

黑田军在日军中也算是擅战之军。他们打得如此悲壮，屡次发出敌众我寡的悲鸣，那么明军数量应该远在日军之上，即使没有日本人说的十倍那么夸张，怎么也得有一两倍。

那么稷山之战在九月七日时的参战明军，到底有多少人呢？

参战的四位将领中，解生麾下大同骑兵两千，牛伯英带的是蓟镇兵马六百，颇贵带的宣大骑兵三千，杨登山带的宣大骑兵一千一百，总兵力是六千七百人，这个数字看起来大于黑田长政的五千人，好象很符合黑田家的记录——但是不要忘了，这只是这几位将领入朝的总兵数，而不是前往稷山的人数。

《再造藩邦志》和《宣庙中兴志》里都记载，麻贵当时“夜挑选各营精壮两千人，骁将十五人，使解生牛伯英颇贵杨登山领之，遣于天安而诸将莫知。”而看解生所部到素沙坪后的举动，可知这次行动本意是一次伏击战。也就是说，麻贵派遣部队至稷山是一次秘密行动，没多少人察觉。既然是秘密行动，肯定要掩人耳目，两千人可以悄悄拔营而走，如果是六、七千人齐动，都多是骑兵，绝不可能不惊动旁人，尤其是朝鲜人，很难保证消息不会泄露。

不过，明军真正抵达稷山的实际兵力，比两千人要多。因为解生、颇贵与杨登山是从汉城领命出发，但牛伯英却是在八月底被派去接应从全州逃出来的陈愚衷的，一直驻留在公州、天安等处，没有返回汉城。他是在半路与解生所部会合，然后前往稷山。

也就是说，解生在九月初六的总兵力，大约是在两千六百人左右。

在当天中午前后或者下午，李益乔、刘遇节前来支援。这支明军不是麻贵的嫡系，而是杨镐从平壤带过来的，总兵力是一千两百九十人。算上他们，明军的总数达到三千八百九十人。而在朝鲜方的记录里，数份记载都说明军总兵力为两、三千人。

我们再把明军的兵力向最大的估算范围靠拢些。在南原失守以后，陈愚衷带着两千人从全州撤到公州，与牛伯英合兵一处。杨镐九月初三入汉城以后，把杨元、陈愚衷拿下治罪。此时军情紧急，不可能把这两千人都叫回汉城，按照正常的程序应该是杨镐派人行文到军中，拿回陈愚衷，陈所部应该会暂时交给牛伯英代管。

这样算来，牛伯英与解生会合的时候，他所能带的最大兵力是两千六百人。当然，他很可能只带了一部分。如果按最大兵力算，他与解生会合后的兵力为四千六百，再与李益乔合兵，达到五千八百九十人。

这个数字，应该比较符合常识。在日军数万大军面前，麻贵如果只派两千人前往阻截，未免太过儿戏。他的真实意图，应该是从汉城派出解生两千，与孤悬在外的牛伯英两千多人会师，再加上杨镐派出的一千，这才有足够的兵力与日军周旋。以往史料只记录了汉城出发的兵力，往往忽略了牛伯英所处的位置。

无论是两千人、两千六百人、三千八百九十人还是五千八百九十人，明军的总兵力最少不过是黑田军的一半不到，最多也只是与黑田军持平或多八百九十人。

现在，就让我们按这个兵力部署再复原一下素沙坪战斗。

第一路明军，由总大将解生率颇贵、杨登山等，总兵力两千。他们遭遇了黑田军先锋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的两千人，双方兵力对等。由于开始误认日军为朝鲜军，被日军先手攻击，随即进行反击，击退日军。日军改变战术，明军攻势稍挫，但马上派遣别动队抄了日军后路，包围了日军后发起猛功，日军不敌行将崩溃。

黑田长政三千人本队赶到战场，日军总兵力达到五千，明军为两千人。日军三名将领冲开明军抢占桥头的别动队，先后率部杀入战场。明军兵力不支，整兵后撤。

明军牛伯英所部赶到战场。如果按他本部兵力六百人算，明军总兵力为两千六百人。如果按他可带最大兵力计算，则明军总兵力是四千六百人。牛伯英所部杀进战场后，日军再次不敌败退。黑田无奈之下，将所有五千人兵力都投入了战斗，随即明军李益乔、刘遇节也前来支援，双方战场兵力再次拉平，胶着不下。然后天色已黑，两军罢战就地扎营，均未离开战场。

在初七日战斗中，黑田长政的五千人对上数量少于自己的明军，却被数次打得叫苦连天，不得不靠夸大敌人数字来掩饰自己的痛脚，这战斗力实在是可堪玩味。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还隐瞒了次日的战斗，直接把第二天赶到战场的毛利军提前运抵了战场。

在九月初七的晚上，经过一天战斗的解生显得十分兴奋。他摩拳擦掌，准备在次日大干一场，把敌人彻底逐出天安地区，他勉励部下道：“今看贼势，明当决死以退。努力敢死，毋坐军律。“ 同时还提醒同僚说“但狡贼走，必由山路，骑步异势，不可穷追。”可见他信心十足，视黑田军如无物，连日本人战败逃跑时的应对办法都策划好了。

同时解生在初七日，还向后方的麻贵发出了请摆赛预备队加入战斗的要求。麻贵接到战场形势报告及解生的请求后，命原本屯兵介川的摆赛火速率领两千骑兵前进，去协防稷山。

与此同时，黑田长政也没闲着，他派人去向后面的毛利秀元求救。毛利秀元的总兵力高达三万，此时虽然没有全带在身边，但起码一两万人也是有的。只要他一到，大局可定。

到了九月初八一大早，双方都怕对方的援军提前抵达，索性早早开打。这一次不再是分批抵达的遭遇战，而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正面作战。

援助朝战争打了这么久，明军在平壤、在碧蹄馆，在庆尚道，在南原等地的战斗，要么是城市攻防战，要么极端条件下的遭遇战，要么是以南兵为主的战斗，没有一次双方摆好阵势正正经经的野战，这使得北兵的真实威力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稷山之战，可算是大明骑兵、炮兵与日本骑、步、铁炮兵在相对公平的战场，第一次进行的势均力敌的较量。

在这一战中，明军骑兵终于可以酣畅淋漓地发挥出自己的威力，他们来自宣大边关，骑兵战斗力丝毫不逊于辽东军，不一会就彻底击败了黑田长政，黑田军向清州方向败退。这一场战斗的过程不必多说，因为史书里的描写已经足够华丽，姑录两条于下：

“翌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

“翌日平明，贼连炮张两翼以进，白刃挥映，毒气掩日，奇形怪状，惊眩人眼。解生等应炮突起，争奋椎鞭之，中之瓜折。合战未久，贼大溃。遂从木川清州而走。”

这两段文字都出自朝方的记载，另外一些朝方记载在记录了解生四将第一次战斗后，也都说摆赛到后，又破日军云云，可见这场战事是分了两次打的。而《黑田家记》里对这第二次战斗干脆避而不提，直接让秀元提前一天赶到战场，说“毛利秀元兵亦至，敌余军不敢战而退，我兵亦绥。”算是间接承认了日军的败北。

颇贵在战斗后，曾不无自得地对朝鲜国王说：“倭寇很凶悍，前面死了后面还往前冲。老夫我五十多岁，跟周边蛮族打了几百场仗，还从来没见过比倭寇更难对付的——不过只要我军铁骑发起突击，他们也就完蛋了。”可见大明骑兵给日本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在战斗中，明军还击毙了一名叫做叶一枝的日本将领，其他穿着金盔、金甲者的小头目，也杀死二十多名，算是给死在南原的同僚报了仇。

战斗结束以后，黑田长政不得不向着清州方向退却。明、朝史料里说解生本来要追击，但因明军连续三天急行军及战斗，过于疲惫遂大军休兵，别遣分道追之，日军退遁。我们猜测，追击的部队应该是摆噻的部队，因为只有他的部队是生力军。而日方史料，则说因为毛利秀元大军赶到，明军不敢打，直接转身跑了。

我们认为第二天战斗的实际情况，是黑田长政抵挡不住败退，途中碰上毛利秀元的援军，调回头来找场子。解生一看日军几万生力军扑过来了，遂主动撤离了战场，把天安和稷山让给了日军。

日本人说解生在打完仗以后，过了三天送了一头白鹰给黑田长政，向他乞和。《毛利家记》写的更悬乎，说明军被日军杀得四散而逃，不得不爬上山去。面对日军重围，他们派人对毛利秀元说：“我们被派来援助朝鲜是奉命行事，跟你们没什么仇怨。以后我们也不打了，把旗给你盖个戳作为印记，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毛利秀元于是在明军军旗上打了印记，放过了这些人——这些小故事迹近演义，颇具戏剧性，在我们看来，其实真假关系都不大。

整个稷山之战，双方各自的损失是多少呢？

综合各方记载，日军的伤亡人数约为五百人到六百人，近黑田本队的十分之一。明军损失不明，但从解生等部在随后几场作战的活跃程度来看，伤亡不会很大，最多不会超过两、三百人。这个伤亡比例，比较符合骑兵对步兵的损失比，也比较符合明军对日军的损失比。

也许有人会觉得怎么打了两天伤亡才那么点？事实上，冷兵器战争中最大的伤亡多出现于溃败发生后，真正在战斗中伤亡的人数不会太多。随便举个例子，汉将李陵带五千步兵出塞，与匈奴十万遭遇，激战八天，杀伤匈奴万余。算下来一天也就杀伤千余，而且这还是汉军大规模使用弩进行阵地防御战的结果。

那么这场仗到底谁胜了？从战术和数字上来看，明军占据优势，但从双方的战略目的来看，最终日军占领了天安、控制了稷山，明军被迫后撤，似乎日军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以往许多史论者，都是持这一观点。

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要知道，占领天安、稷山是手段，不是目的。日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北上汉城；明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阻止日军北上汉城。

黑田长政和毛利秀元在占领稷山之后，没有继续进军，因为稷山大战中明军铁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而黑田长政更是第二次在野战中对上了明军骑兵，前一次则是和李如松的碧蹄馆大战。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知道从稷山到汉城一路是少有的坦途，道路宽广，地势开阔。若换在平时，自然是条好路，但在前面大明铁骑的威慑下，他不得不重新考虑。

如果日军北上，明军骑兵可以在进军途中轻松自如地来回驰骋，想战则战，想走则走，不受任何阻碍。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起攻击。按朝鲜人的说法，明军骑兵稷山之战中 “枪槊电飞，驰突乱砍” “出入如飞”，那么从天安到汉城这一百五十里的宽阔大路，会不会成为大明骑兵的乐园、日军的地狱呢？想到这个可能，黑田长政一阵寒颤，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绝不能北上。

日本人一直说，朝鲜战争他们经历过三次大战：平壤之战，幸州山城之战，还有就是稷山（素沙坪之战）。足见是战对日军指挥官的影响之深。

于是结论就很明确了，稷山之战的胜利者，是大明。解生等将领在素沙坪的奋战，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军队的继续北上，安定了汉城军心——事实上，稷山是丁酉再乱中日军兵锋所及的最北端。从那以后，以稷山为起点，明、朝联军正式转入反攻阶段，下次再等到日本人越过稷山杀入京畿道，要等到几百年以后的甲午了。

在本章结束时，顺便说一个趣事。

稷山之战的胜利传到汉城，免于二度放弃汉城的朝鲜人非常高兴，他们在记录里不吝用极华丽的文字来描述这场战斗。可是，在这一片欢腾之中，却有一个人保持着沉默。

谁呀？李朝的中流砥柱——柳成龙。

柳成龙战后写了一本《惩毖录》，回顾整个朝鲜战争。这本书写到丁酉年九月初的汉城危机时，只写了六个字：“贼从京畿还退”，对稷山之战只字不提。对他这种行为，别说我们，连当时的朝鲜人都无法理解，《青野漫录》充满嘲讽地评论说：“杨镐于我国有再造之功，而惩毖录全没其事，有若倭奴自退者然。素沙之捷，涂人耳目，而犹以私怨没之，此为成龙之大疵痛。”

跟李如松合作时，柳成龙在《惩毖录》避而不谈实际困难，一味指责李提督怯懦避战，甚至污蔑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因日军刀利而无一人敢前；跟杨镐合作时，他又因为有私怨而故意隐其事迹，抹其赶赴汉城镇压人心功绩，对稷山之捷更是一字不提。跟大明前后两位主官都闹出别扭，又在自己撰写的书里故意抹黑或者无视，柳成龙在这事儿上，实在是非常不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