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山之役，明军丢弃了积聚多年的辎重，狼狈地撤回了庆州，并进一步撤出了庆尚道，轰轰烈烈的五万大军南下之役就此狼狈地失败了。

惊魂未定的杨镐一路后退，一直到确定日军没有尾随追击，这才安定下来，履行他作为一名主帅的职责——防御敌人反攻。

为了安抚朝鲜国王，杨镐退去了汉城。临走之前，他把麻贵派去安东主持前线事务，收拢败军，重新编伍，然后把撤退中建制保存完整的几支部队撒出去，李芳春、牛伯英前往南原，祖承训、茅国器等人驻守星州。

杨镐此举明显是过虑了。日军此时根本没有进取之心，打破了蔚山之围以后，诸将就各自散去，高高兴兴向秀吉表功，没人提反击的事。就连加藤清正，嘴上叫嚣着要报仇，却老老实实留在蔚山加固城防。他先把岛山城修补完毕，又在北面杨镐扎营的山上又修了一座城，还特意修了一条从岛山城内到汲水水井处的甬道——这明显是被蔚山围城战围出了心理阴影。

布防完毕，杨镐开始认真考虑战败善后的事情了。

蔚山之战人员损失倒不大，但是败的太难看了。对于要面子的大明朝廷来说，东西损失事小，面子损失事大。为了给朝廷一个过得去的交代，杨镐把邢玠、麻贵都拉到一条船上来。他们两个也是这次蔚山之战的主要推动人，出了事，三个人谁也脱不了干系。

怎么给朝廷交代呢？很简单，讳败扬胜，把明军最后的崩盘说成回军，把加藤清正在岛山城里的惨状说的再惨点，最后再送几个日本俘虏过去，这事就结了。

有一个关于杨镐的故事广为流传。说杨镐回到汉城以后，要求诸营统计伤亡上报，结果诸军把簿子递上去，杨镐接过来一看，我靠？居然有两万多，这让我怎么跟朝廷说？他大笔一挥，改成了数百人，这才往上报。

这个故事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明史，但是其真实程度十分可疑。

明军一共才四万多人，一下子伤亡过半，旁边还有御史监军盯着。杨镐再手眼通天，也不可能遮的住。

再说了，他如果把两万的伤亡少报成数百，朝廷就会按照四万人的指标给他制定战略目标。拿两万人干四万人的活，杨镐又不是傻子，何必自讨苦吃。

最后一点，如我们在上一章节末尾分析的那样，明军实际伤亡只有两千到两千五百人，这个“两万”的数字，实在是离谱到家了。

所以杨镐向朝廷隐瞒败报是有的，不过没有那么夸张，我们不能随便往古人身上泼脏水。

很快这一份奏章写好了，杨镐让邢、麻两位签好名字，然后送去了北京。随信而附的，还有一封杨镐给次辅张位与三辅沈一贯两位内阁的私信，在信里杨镐说了实话，请两位居中斡旋一下。

信送走了，援军到了。

游击兰芳威带着四千浙兵和参将王国栋的三千骑兵，作为蔚山之战后的第一批后援部队赶到汉城。跟他们同时抵达的，还有一位军前赞画，叫做丁应泰。

这位丁应泰，可是一位名嘴。他原本是山东按察使萧应宫的幕僚，曾经代表萧应宫去找邢玠和杨镐为沈惟敬求情，被邢玠骂了出来，从此怀恨在心。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似乎一直跟援朝将士有着深仇大恨。早在碧蹄馆之役以后，他就曾经上书弹劾李如松，大嘴一张，就是李如松丧师数万——都快成日本军方发言人了。

这次他来到朝鲜，早憋了一肚子心思，好好发挥一下。

到达汉城以后，丁应泰没闲着，像狗仔队一样在周围防区各个部门里到处溜达，很快就被他找到了一条绝佳的素材。

陈寅在蔚山之战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在即将攻入岛山城之时被杨镐硬生生换下来了，又在次日的战斗中负伤，一直在汉城休养。陈寅本人倒没说什么，但他同营的几个同僚周冕、周陛对此纷纷不平，加上蔚山大败，他们更觉得杨镐实在不是个好东西。

这事也不知怎么，就传到了丁应泰耳朵里。丁应泰如获至宝，赶紧拿着小本本找到周陛，周陛一肚子怨气正无处发泄，开始对丁应泰倾诉杨镐的种种不是之处。

岛山之败的指挥失误就不必说了，最可气的是，杨镐还拿军中的杂役与商人去填阵亡者的名额，吃空饷，囤积了大批物资，就是不发给诸营，导致有的营里马匹甚至已经饿了好几个月。种种罪行，不一而足。

丁应泰在汉城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默默地把这些搜集来的线索都记在心里。等资料搜集的差不多了，他又去找到杨镐。

在这之前，杨镐刚刚经历了一次小小的风波。他的父亲在二十六年初病死，按规矩儿子应当辞职回加守孝，不过考虑到战事紧张，主帅不可轻易更换，万历特批了夺情视事。御史汪先岸想揪着这件事弹劾，结果被几位阁老按了回去。

惩于这起风波，杨镐不想再惹这些嘴欠的言官，对丁应泰还算挺客气，两个人聊得还颇投机。丁应泰看对方已经消除戒备，很快把话题转到了岛山之战。杨镐这时候已经收到了张位的回信，得意洋洋地拿给丁应泰看。丁应泰一看，里面说：“岛山之战，杨镐肯定要记大功一件，我会好好帮你，赢得皇帝褒崇云云。”心中不由大喜，有了这枚证据，他的报告可以划上一个圆满的记号了。

丁应泰告辞杨镐以后，写了一篇奏疏，在六月份送去了北京。

就像是他期待的那样，这篇奏疏在北京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在奏疏里，丁应泰弹劾杨镐当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然后说麻贵李如梅等人也是贪滑丧师之辈，当斩者六，党罪者十，连张位、沈一贯两位阁老，也被骂了一个狗血淋头。

这一杆子，从汉城戳到北京，把援朝一线将官到朝廷主官全打翻了，满朝震惊。

在这封奏疏里，有些罪名丁应泰说的有道理。比如他指责杨镐“倭至则弃军士而潜逃，兵败则议屯守以掩罪，既丧师而辱国，敢漏报而欺”，批评辽东军军纪太差，李如梅“凌蔑将官，淫掠属国”，这都是事实。

但有些话，则实在太过了，明摆着是成心构陷。比如丁应泰说“辽兵阵亡已逾二万，皆丧于如梅兄弟之手”，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明史》中两万伤亡的谣言，恐怕就是从这里来的——还有他说杨镐和李如梅故意献媚于加藤清正，擅自讲和，明显是歪曲真相，只拣不好听的说。

但这些都不是丁应泰真正的杀招，他最狠的一刀，是砍向了内阁张位、沈一贯两位大佬。

丁应泰在奏疏里说，杨镐之所以能得到这个经略位子，是朝鲜人贿赂张阁老的结果，而杨镐在朝鲜的胡作非为，全都是张、沈二人在背后撑腰，三个人凑到一齐，就是“护党罔上”。

千万不要小看这“护党罔上”四个字，历朝历代的皇帝，没有不对这四个字深恶痛绝的。

你贪渎，你无能，你残暴，你好大喜功，这都不是问题，但是你敢跟别人勾结起来骗我，那就他吗的不像话了。你们一群人今天敢抱团骗我，明天就敢抱团反我，我这个皇帝还怎么当？

万历皇帝越想越气，把张位、沈一贯叫过来，说当初杨镐他爹去世，是你撺掇我给他夺情视事。我说你怎么那么积极，原来是早就商量好了糊弄我啊？你们俩呀，停职闲住，歇歇吧。

这一下把两位阁老给吓坏了，又是请罪，又是自贬，几乎没晕死过去。首辅赵志皋也拼命说好话，替两位同僚开脱。

万历皇帝后来气稍微消了点，仔细一想，这两个人平时办事也算得力，给别人发私信也算不得什么大事，这才下旨让他们继续留任。

处理完了内阁的两位大臣，朝廷对前线几位主事者的处理意见也出来了：杨镐革任回籍；邢玠暂兼经略军务；麻贵、李如梅暂留原职，等调查清楚了再论处置。朝廷还派出特派员兵科给事中徐观澜前往朝鲜，仔细调查丁应泰指控的诸项罪名。

至于经略之职，朝廷先属意汪应蛟，后来挑中了天津巡抚万世德。

丁应泰弹劾的消息传到朝鲜，杨镐大惊。他拿到了奏疏的抄件一看，发现里面有许多细节，不是军中之人根本就不知道，再仔细一查，原来是周陛干的好事。

杨镐怒从心头起，把周陛叫过来痛骂了一顿，然后关进了大牢。这一下子浙兵们不干了，他们一直以来打仗都是最苦的，发饷吃粮都是吃最差的，长期压抑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在周冕的带领下居然围攻经略衙门。杨镐一看浙兵这是要闹兵变，连忙叫来彭友德、许国威几个亲信，带兵勒马，跟浙兵展开对峙。

陈寅听到浙兵闹事的消息，大叫不好，围攻主官是军中大忌，无论杨镐失势不失势，无论接任的是谁，浙兵都要倒霉。他连忙驰马赶至经略衙门，亲自劝解周冕等人。浙兵在他的劝说下，这才收兵回营。杨镐知道自己这个经略当不长了，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现在陈寅把台阶准备出来了，他顺坡下驴，把周陛也给放了出来。

很快朝鲜人也知道杨镐被去职的事，汉城立刻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杨镐虽然打了败仗，但在朝鲜人心目中威望却很高，大家都还记得这位杨经略在去年单骑入汉城的壮举。尤其是朝鲜国王李昖，他特别喜欢杨镐，听到他居然被朝廷去职，大吃一惊，说杨经略是有功之臣，大明怎么能这么干呢？

不行，咱们得帮帮杨经略，李昖说。怎么帮？自然是用他们最擅长的手段——辩诬。

李昖先找到负责朝鲜山东军务的钦差梁祖龄——恰好就是他接替了丁应泰的老上级萧应宫的职位——絮絮叨叨说了半天，梁祖龄说你跟我说没用，还是给皇帝上书吧。于是朝鲜在八月份给万历皇帝上书一道，说杨经略是个大好人，他一到朝鲜，整个局面为之一变，所有人都交口称赞他；虽然岛山之战失败了，但那是小败而已，不能因为输了一次就把主帅换走。自从杨镐走以后，人心惶惶。邢玠也不干事，联军人心惶惶，仗就快没法打了。

恰好在这时候，监军御史陈效也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认为蔚山之败确系属实，但与日军和谈，只是欺骗敌人的手段，“擅自和谈”这帽子扣的有点大了。

在这两方面的努力之下，万历的态度有所缓和，杨镐的境况又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丁应泰一看朝鲜人居然敢来搅局，十分恼怒，他恰好在九月份又去朝鲜考察，转一圈后上书一封，把朝鲜人也告上朝廷去了。

丁应泰罗织罪名的水平，比来俊臣什么的都强。他在奏折里说：“我在定州用布匹跟朝鲜人换了本书，叫做《海东记》，作者叫申叔舟。这本书里记载了一些万历二十年发生的秘事，比如里面说朝鲜偷偷召来日本人，约定一齐取回辽东高丽旧地；又说朝鲜即使在战争期间，仍旧偷偷与日本交通贸易，大米黄豆一船一船地运去九州，说的有鼻子有眼。

最后丁应泰又说了：在这本书里，写到日本年号字都特别大，写到大明年号，字都特别小，明显有不臣之心。

罗织到了这地步，也算是一朵奇葩。

朝鲜一听，又是害怕，又是愤怒。他们实在没想到，为了捞出杨镐，把自己也搭进去了。国王少不得又派遣使臣继续辩诬之旅，拼命辩解这本书是伪造的，朝鲜对大明的恭顺绝无问题。

好在万历皇帝大事不糊涂，他知道丁应泰在瞎说，于是下旨安抚朝鲜国王：“尔国世效忠顺，不必因人言疑惑。”万历皇帝又给他们吃了一粒定心丸，说朝廷大军已经云集，新任经略万世德也已经往朝鲜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于是从万历二十六年的正月到九月之间，明军没有继续进攻，一边积蓄力量一边热热闹闹地打着嘴架。在这期间，除了丁应泰折腾起的大波澜以外，还发生了几件事。

第一件是李如松之死。

这位总兵回国以后，朝廷里指责他通倭的声息一直未曾断绝，李如松也很识趣地低调过日子。万历二十五年，辽东总兵董一元离职，无数人都盯上了这个肥缺，推荐奏表如雪片般堆到内阁，可没想到万历谁也没挑，直接发话让李如松担任。

朝廷官员们不甘心，七嘴八舌地说李如松有多差多烂，万历却丝毫不为所动。李如松对万历的爱护大为感激，从此尽心尽力。万历二十六年四月，土蛮侵犯边境。他亲率部队前往围剿。这位大将秉性不改，仍旧喜欢冲锋在前，轻骑孤进。这一次，他没有像在碧蹄馆那么幸运，在诨河附近中伏身亡，年仅五十。

消息传到汉城，朝鲜国王李昖闻之嗟叹不已。他跟李如松相处的不太愉快，但后者夺还三都的大功，也是不能抹煞的。李昖派了专使前往辽东吊唁，还在汉城设立了牌位祭祀。

李如松的死影响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祖承训。他原来驻扎星州，听到老长官阵亡的消息，大为悲痛，当时就表示要回辽东。但杨镐考虑到援军未到，没有批准他这个请求。

还有一个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

丁应泰在奏疏里除了骂杨镐以外，骂得最狠的就是李如梅，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在他的嘴里，李如梅是一个无比贪婪、无比蠢笨又无比暴虐的将领，朝廷居然容忍他活到现在，简直不可理解。

可万历却没有动李如梅。

一来是李如松刚死不久；二来万历本人还是挺欣赏李如梅的，反而一度考虑过把他扶为御倭总兵官。这个举措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他们觉得李如梅在朝鲜抢功劫掠，不收拾他就算好了，怎么能还升职呢？

群臣都没料到，这是万历一招拆屋开窗的妙手。我说开窗，你们一定反对；但我说要拆屋子，你们就会说只开个窗户就算啦。在大臣们上书反对李如梅担任御倭总兵官之后，万历大笔一挥：“好，听你们的，李如梅在朝鲜表现不佳，还是回辽东接替他哥哥当辽东总兵吧。”

不只是辽东总兵，万历还给他加了一副担子，担任备倭总兵官。备倭就是防备倭寇，辽东防备倭寇的方向，只有朝鲜一处，所以实际上他的职责，是管理援朝明军在辽东境内的后勤补给。这等于是肩负起了辽东战区、朝鲜后勤区两大重任。

李如松九泉之下，看到万历这么够意思，也可以瞑目了。

第二件事，是李宁之死。

李宁也是辽东军的一名悍将，早年在辽东名声不太好，曾经屠杀平民冒领军功，被御史弹劾过好几次，但他倚靠的是李家这棵大树，都有惊无险地渡过去了。

李如松入朝的時候，李宁作为主力之一也随军而行，历经平壤、碧蹄馆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第二次援朝的时候，他也跟祖承训等人一齐再度被征召入朝。蔚山之战后，他被分配到了居昌附近，协助解生防御，在双方实际控制线附近活动，算是一线作战。

万历二十六年四月，解生在居昌击溃了日军一股小部队，救出大批朝鲜百姓，把明军的控制线推进到居昌以南。这意味着明军从此可以一路南下进攻晋州，把日军的沿海防线一分为二。

驻守晋州的岛津连忙派遣一支部队北上，封堵住明军沿中路进攻的大门。杨镐接到军情以后，立刻命令李宁率兵两千前往阻截，力求把敌人拦在居昌附近的险峻山岭中。

李宁与日军在居昌、咸阳附近的沙斤驿发生了遭遇。他对倭寇毫无惧色，二话不说，带着人杀过去，与日军拼了个势均力敌。日军面对辽东铁骑，抵挡不住，纷纷败走。这时候，李宁的“李如松综合症”爆发了，他没有等全军集结，只带着身边的几十个家丁就杀了过去。

日军一看李宁轻军深入，便在山后摆了一个口袋阵。等到李宁入围之后，四面伏兵大起。李宁这几个人带的太少了，即便是辽东军战斗力惊人，也无法弥平巨大的数量差距。李宁奋战不敌，被乱枪打死——和他的老长官李如松一先一后，同月身亡。他战死以后，他的亲兵把总李乐带着六百多人继续，最后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脱离了战斗，被赶到的朝鲜军郑起龙救了下来。

李宁是整个援朝战争中明方阵亡的最高军官之一，副总兵。李宁战死之后，杨镐立刻下令让其他将领都安心防守，切不可轻易出击。

其实杨镐的担心是多余的，日军除了在居昌搞了一次大活动以外，然后在彦阳、锦山、古今岛、顺天、龙谭等地发生了一些小摩擦以外，其他时间都表现得异常乖顺。

日本人不仅不愿意往北打，而且已经不愿意再打了。早在二月份蔚山之战刚结束的时候，加藤清正派了一个日本使者和一个朝鲜俘虏，前往汉城要跟杨镐继续和谈，结果走到竹山就被吴惟忠逮住了。杨镐连见一面的兴趣都没有没，让吴惟忠自己处理。到了四月份，在顺天的小西行长又派了那位金牌小间谍要时罗，前往南原找李芳春，希望和谈。李芳春这次一点没客气，直接把这位爷逮起来了，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他们为什么这么急着和谈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件事，秀吉之死。

秀吉在这一年，病情愈发严重。这位六十二岁的老人罹患重病，早已经是形销骨立，弱不禁风，连走路都需要搀扶，只能龟缩在伏见城里，只是在三月份去醍醐寺赏了一次樱花。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位日本霸主绝对撑不过今年了。

庆长之役是秀吉凭借一己之力强势推动，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打的十分不情愿。现在秀吉已经病入膏肓，日军退出朝鲜已经是必然之势。现在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退，怎么退而已。征朝诸将在心里都开始打起了小九九。

秀吉的野心此时已经被病魔折腾得所剩无几，再没了“显佳名于三国”的理想。可他觉得不甘心，前方的捷报频传，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每一战都杀死几千数万的明军与朝鲜军，吓得大明和朝鲜不断乞和，可为什么日军的领地却越打越小，敌人越打越多呢？

前线的真实情况是怎么回事，秀吉其实很明白，毕竟他自己就是行伍老手。只不过这位老枭雄不肯放弃心中那一点侥幸，不愿意让花费了无数心血的征韩大计付之东流。可是理想在现实面前碰的头破血流，朝鲜战局的日趋恶化，国内越来越多的一揆叛乱，还有德川等东国大名们谦恭外表下的隐隐威胁，让秀吉不得不把目光从自己挪到心爱的儿子秀赖身上。

自己已经活不了多久，但秀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不能扔下一副烂摊子就走，我要给我的孩子留下一个万国臣服的天下。

于是，狂妄的秀吉逐渐消失，理性的秀吉在慢慢醒来。可是，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庆长三年（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前田利家等大老集体向秀吉请求撤军。在秀吉的默许之下，小早川秀秋、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等大名先期渡海归国。他们要么是秀吉的亲戚，要么是西国的精锐，秀吉先把他们调回国，是怕他们折损在朝鲜，削弱丰臣家的实力。

而留在朝鲜的日军，只剩下六万多人，其中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锅岛父子、立花宗茂、宗义智和岛津义弘等大名——基本上全是九州兵。他们以东边的顺天、中部的固城、泗川以及西边的蔚山、西生浦为三个支撑点，背靠大海，遮护全罗、庆尚两道的南部海域。

这六万人，是日军两次侵朝的绝对主力，绝大部分战役都是由他们承担的。秀吉没让他们回国，一是需要他们监视联军动静，以免干扰大部队渡海；二是他还抱有一丝侥幸，希望能在朝鲜保留一个落脚点，以便日后再图。

可惜秀吉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庆长三年八月十八日，这位日本霸主在伏见城内溘然去世。在临终前，秀吉向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以及上杉景胜五位大老表达了托孤之意，希望他们能辅佐丰臣秀赖，把丰臣家的传承一直延续下去。

在五位大老先后都表达了忠心以后，秀吉停止了呼吸。这位壬辰战争的元凶，就这么死在了战争结束之前，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局——这对他来说，反而是件好事。

无论秀吉在日本国内拥有多么崇高的地位，无论后世的影视文学电子游戏对他进行怎样的渲染和美化，对于大明以及朝鲜来说，秀吉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侵略者，他的双手沾满了几十万明、朝军民的鲜血。这个元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就死去，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丰臣秀吉的侵朝，是日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邻国展开以灭国为目标的大侵略。它不仅影响到了当时的政治格局，还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数百年后。秀吉的精神信徒们再次踏上朝鲜，开始了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其思想渊薮，即肇始于秀吉。

八月二十七日，除了宇喜多秀家以外的四位大老，集体签发了一份文件，文件只表达了一个意思：根据秀吉的遗命，要尽快把驻朝日军都撤回来。九月十五日，他们又形成一份决议，要求设法大明和谈，以争取时间。

到了九月二十八日，四大老第二次下达了班师的命令。

这道命令，驻朝的六万日军没有立刻执行。

不是他们不想走，而是实在忙得走不开。

因为一个绝大的危机，正朝着他们汹涌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