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国器对于泗川，早就已经憋了一肚子气。

岛津义弘以泗川为后方，晋州为出击基地，虽然没有大动作，但却一直对陕川、宜宁、咸阳、高灵等地骚扰不断，李宁的战死，就是跟萨摩兵交手的结果。茅国器一直想会会这家伙。

他最早驻守在全州，主动向邢玠请战，要去中路跟岛津义弘打一仗。邢玠很是高兴，给他增添兵力，派往星州。

此时董一元正在宣府招募家丁，中路明军暂时群龙无首。星州孤悬在南边，承受的压力相当大。茅国器带着三千浙兵，再加上游击卢得功的三千骑兵，大马金刀地横在星州前头，跟岛津家的萨摩兵死磕。岛津没心思北上，茅国器也不敢贸然南下,双方交锋了许多次，各有损伤，谁也没占到便宜。

茅国器身边有个参谋，叫史世用，锦衣卫出身，脑子好使，据说还是个日本通。对峙期间，茅国器让自己侄子茅明时写了一篇谕倭檄文，请史世用在里面把秀吉的十大罪状列进去，大张旗鼓送入岛津营中，希望能打击敌人士气。

有没有效果不知道，反正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董一元在八月份第二次入朝，在尚州商议南下事宜。茅国器固守有功，被委为先锋之职，驻守高灵。

高灵距离晋州相当近。所以当董一元大军发动的时候，茅国器是第一个赶到战场的。

那一天正好是九月十九日，茅国器在凌晨抵达南江。此时大军还未赶到。他便骑着马四处巡逻，勘察地形。

此时正是大清早上，江上泛起雾来，茅国器远远看到一个人跑过来。他以为是个日军斥候，心想不如抓个舌头，可凑近了一看，却发现这人是个穿着朝鲜服饰的女子，看奔跑的方向，好像是从日军营寨里出来的。

当时经常有被日军俘获的朝鲜人跑出来，寻求明军庇护。茅国器见怪不怪，驱马上前把她拦住，按照标准程序，先问问日军情报，然后给点吃的，让她自己回家就是。

可出乎他意料的是，那女子一看是明将，如释重负，噗通一声瘫坐在地上，喘息着从怀里拿出一封信。

“给我的？”茅国器眼睛瞪得大大。女人不懂汉语，只能指着他的甲胄，拼命点头。

茅国大为惊奇。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来到晋州，也从来不认识什么日本人，现在居然有一个朝鲜女人从日军营寨里送来一封给他写的信，还有比这事更奇怪的么？

他接过信，打开一看，里面正文是这么写的：

“此妇将度异域, 吾甚怜之, 损赀以赎, 放还故玉。天朝兵将, 当怜其穷困, 勿加杀害, 则救蚁之德也。”此信辑自《两朝平攘录》，但我怀疑诸如“放还故玉”、“救蚁之德”什么的修辞，都是诸葛元声自己随手加的修饰。这信还有另外一个出自茅元仪的《武备志》的版本，内容相对朴实可信：“此妇将度异域, 吾怜而赎之, 天兵弗害也。”

无论是哪个版本，里面的意思写的很清楚：这个女人马上要被卖到日本去，我见她可怜，就为她赎身，请求明军不要加害于她。”

正文内容其实没什么，可是这封信的落款就太令人费解了：“知吾姓者, 令公之后, 埋儿之父。问吾名者, 有或之口, 无才之按。”

茅国器文化水平不高，横来竖去，看不明白这个落款是什么意思。他把跟在身边一个姓诸葛的赞画叫过来，问他是什么意思。这位赞画不愧是姓诸葛的，很快就猜出来了，说这是一个字谜。

令公，指的是唐代名臣郭子仪。郭子仪曾任中书令，于是被人尊称为令公。

埋儿之父，出自二十四孝故事郭巨埋儿。话说有一个叫郭巨的人，上有老母，下有儿子，家境十分贫寒，饭经常不够吃。后来他儿子无意中淹死了，郭巨老婆哭的死去活来，郭巨说你别哭了，儿子死了可以再养，老妈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于是郭巨把孩子埋了，埋的时候忽然天降大雷，把儿子震活了不说，还震出一坛子黄金。

这两个典故，只要稍具古文化常识的人，都能猜得出来。所以“知吾姓者, 令公之后, 埋儿之父”，是在暗示这个写信的人，姓郭。

“有或之口。”谜底是一个繁体的“國”字。“无才之按”，“按”字去掉提手，谜底是一个安字。

所以诸葛赞画一口说出了这个人的真实姓名：郭国安。

行文至此，不知各位读者对这个名字是否还有印象？

整个抗日援朝中最富传奇色彩的间谍故事，毫无疑问当属许仪后。这位在本书开头便出场了的爱国华侨，肩负着生命危险，周旋于岛津家与秀吉之间，通过弟子朱均旺为大明传递来了弥足珍贵的日军情报。

许仪后的报告，不是他一个人写的，还有另外一个作者。这个作者也是中国人，但却在岛津军中担任职务，级别还不低。他不遗余力地帮助许仪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完成了整个报告中最关键的日本军情部分。

他的名字，就叫做郭国安。

许仪后与郭国安的故事，在那之后就中断了。但正如我在上一章结尾时说的，在事隔八年之后，整个抗日援朝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间谍故事，现在要出演下集了。

话说诸葛赞画破解了这个字谜，认出此人叫做郭国安。但茅国器对这个名字完全不熟悉，仍旧一头雾水，他带着信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琢磨，忽然想起来，他身边的参谋史世用，是锦衣卫的人，很有头脑。这些事，说不定锦衣卫能知道点端倪。

他拿着信找到史世用，说先生你知道这怎么回事么？史世用接过来一看，不禁喜上眉梢，连拍大腿：“郭国安，他果然是个信人啊！”

“这么说你们认识？”茅国器糊涂了。

“早认识了。”

“你们在哪认识的？”

“日本。”

茅国器一听，傻了。那会儿出国不像现在这么便当，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机会也不想出去。史世用轻描淡写地说在日本见过郭国安，没法不让他震惊。

“对锦衣卫来说，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句话是我虚构的，但我相信当时史世用肯定对茅国器说了类似的话，而且还说得十分骄傲。

让我们把时间稍微往调一下，调回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年末，看看锦衣卫究竟在日本策划了什么大事。

在万历二十年的年末，日军在朝鲜半岛的攻势已经停止，宋应昌和李如松正在辽东蓄势待发，朝鲜国王困守义州，每天哭哭啼啼。

当时还是兵部尚书的石星，仔细地研读了朱均旺带来的许仪后报告，又综合了朝鲜以及明军搜集来的各路情报，惊奇地发现，日军开战前后的动向，与许仪后的报告惊人地吻合。

石星心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人才，他应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于是他提笔给福建巡抚许孚远写了封信，让他派精干的人前往日本九州，去会一会这位许仪后。许孚远接到石星的请求以后，很快召见了两个名色指挥使，一个叫沈秉懿，一个叫史世用。沈秉懿老不堪用，很快被淘汰，许孚远见史世用这个人器宇轩昂，谈吐不凡，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

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史世用把自己化妆成商人，和另外两位同伴张一学、郑士元乘坐海商许豫之船前往日本。他一路飘洋过海，最后在七月四日登陆于九州平户川的内浦港——顺便提一句，三十一年以后，一个叫做郑成功的中日混血，是在这里降生。

史世用登陆之后打听了一下，发现自己下船下早了。内浦和萨摩虽然同属九州，距离还是差的有点远。他再一打听，得知岛津义久和许仪后去名护屋去见秀吉了。他胆子不小，直奔名护屋而去。到了名护屋以后，他与张一学兵分连两路，史世用去找许仪后，张一学、郑士元负责去把名护屋的地理形势偷偷画下来。

名护屋是日军的侵朝大本营，军队补给俱从这里发出。有朝一日万一明军打过来，这些情报便有了用武之地。

专业的情报人员，素质就是不一样。史世用没费多大力气，就联络上了许仪后。许仪后对史世用的到来喜出望外，他万万没想到大明居然会派人来主动联络，这对于一个寂寞的海外赤子来说，该是多么大的安慰。

不过许仪后没有被喜悦冲昏了头。名护屋是秀吉的地盘，耳目众多，他让史世用先返回内浦，稍微联络。

八月十三日，秀吉跟岛津义久谈完了事，让他返回萨摩。许仪后找了个机会开小差，溜到了内浦，并于八月二十七日见到了史世用、张一学、郑士元和许豫。史世用向他提出来，听说岛津家对秀吉一直不满，能不能见一下。

岛津家当初在岛津义久的带领下，于户次川之战打败丰臣军，种下了祸根。后来秀吉亲自率大军讨伐九州，为了保全岛津家，义久不得不宣布出家归隐，把家督之位让给弟弟岛津义弘，投降秀吉。

在去年六月份的梅北一揆中，岛津义久在秀吉的逼迫下，不得不要求自己的三弟岛津岁久剖腹自尽。所以要说岛津义久对秀吉没有怨恨，是不可能的。

许仪后说，要见藩主不易，不如先亲近他身边的重臣。内浦港恰好属于岛津家重臣伊集院忠栋的领地，应该先去拜会一下他。

九月初三，许仪后带着许豫、史世用前往伊集院忠栋的府邸，名义上是作为客商拜访，由许仪后做翻译。伊集院忠栋老奸巨猾，一见许豫就眯着眼睛说：“我看你不像是商人嘛。”许仪后赶紧说：“也算是大明的一位武士吧。”两边都试探着说了几句客套话，没谈出什么实质内容。伊集院忠栋倒没细究，还送了一副铠甲给许豫。

没想到这次会面，不知为何被泄露出去了。到了九月十九日，有个叫玄龙的和尚跑来找许豫，说“你是不是大明福建官府派来侦查情报的呀？”许豫也是个有胆识的人，也不否认：“没错！你们侵略高丽，胡作非为。我们万历皇帝不愿意杀戮太重，派了沈惟敬来讲和。许军门派我过来调查你们的虚实，看你们有没有诚意。”这一番话半真半假，玄龙和尚也怕自己担上破坏和谈的罪名，只得悻悻离开。

在此之后，史世用感觉到有些危险，放弃了面见藩主的想法，一心一意搜集各类情报。就是在这期间，史世用通过许仪后的引荐，认识了传说中的郭国安，获取了大量情报。

时间推移到十月份。当时岛津义弘驻扎在巨济岛，瘟疫流行，义久派了许仪后前往高丽去当医生。许仪后走了以后，史世用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也乘船离开归国。可惜他运气不好，中途碰到了台风，不得不返回九州。

很快岛津义久和伊集院忠栋派人来调查许豫，许豫坦坦荡荡地把自己对玄龙和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岛津义久点点头，没有扭送他去见秀吉，反而拿出一封信和一些礼物，请他转交给许孚远，算是官方答复。

这封信里没提及任何战事，只是说无论两国关系如何，贸易还是要开展云云。这是岛津义久留下的一点心眼，希望万一日军在朝鲜不利，也不至于波及岛津家的生意。

许豫得了岛津义久的批准，在万历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离开日本，史世用也在他出发前后不久乘坐另外一条船离开。他们前往日本的任务，算是顺利完成。

许豫于同年三月一日顺利返回福建，回来以后，他问许孚远，说史世用回来没有？许孚远一楞，我还正要问你呢。

这时候他们才发现，同样是今年一月份出海的史世用，居然到现在都没动静，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答案是，他还在九州……

史世用出海以后，满心以为可以尽快返回福建，上报情报。可他万万没想到，船还没走多远，居然又遭遇了强台风，真是太倒霉了。在大自然的暴虐天灾之下，船队全都沉没，张一学在海难中丧生，只剩下他跟郑士元两个人幸免于难，被海浪推送回了九州。

两个人身无分文，语言又不通。此时许仪后和郭国安都已经离开日本，许豫也不在了。举目无亲的两位间谍，在日本渡过了无比凄惨的七个月。

到了这一年的八月底，两位琉球的使者到日本拜访秀吉，顺便侦查情报。他们走到萨摩的时候，忽然被两个乞丐拦住。这两个乞丐穿着破烂不堪，口称是大明指挥史世用与承差郑士元，希望能得到帮助返回福建。

比起日本，琉球毕竟还是亲近大明。使者当即把两人藏匿起来，带上船返回琉球。琉球这事也干过好几次了，当初另外一份堪比许仪后报告的陈申报告，就是从琉球发出去的，不差这一次。

琉球人对史世用颇为照顾，特意派遣了朝贡船给他送回国。史世用长舒了一口气，心想这回总算他娘的可以回家了。

然后，然后他又遭遇了风暴……

朝贡船快接近福州的时候，遭遇了风暴，把船只一口气吹到了泉州泉州府平湖山附近海域，吹的是人仰马翻，几乎全船罹难。史世用福大命大，硬生生熬过了这一劫，被大明官府救援下来。

这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二年的年底了。

九死一生的史世用回到国内以后，振作精神，把搜集来的日本情报汇篡成《倭情备览》一书。这本书是大明第一次主动派员前往日本搜集的专业书籍，里面论及日本情势，相当精辟，还附带了许多重要的原始文件，比起许仪后报告更加专业——估计郭国安对此书，贡献匪浅。

此书甫一刊行，即被视为对日研究第一手资料，无论是大明御史还是朝鲜国王，对此都赞叹不已。言官上书要引用，兵部决策要参考，甚至杨镐给秀吉写信预言日本国内形势，都是拿着这本书现学现卖。

而史世用本人，也因为“日本研究专家”这个头衔，在丁酉再乱期间被调来朝鲜。他先被分配到邢玠旗下，然后调去了董一元处，董一元大概觉得这人用处不大，就让他陪着茅国器在前线作战。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在史世用跟风浪搏斗的时候，许仪后在朝鲜也没闲着。

当时中日正在和谈，盛传秀吉求贡和谈。许仪后虽然对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骗局不了解，但他了解秀吉，知道秀吉绝不可能放弃战争。他在巨济岛送了一封密信给宋应昌，里面直截了当地说：“关白虽求贡，其实欲明年窥狭大明”一句就道破了实情。

宋应昌接到许仪后的密信以后，很是赞叹，称赞他“具仰妙算”，恰好这时候徐一贯、谢用梓使团和沈惟敬打算前往名护屋，宋应昌特意安排使团里一个姓郑的官员，让他到日本后设法联系到许仪后。

可惜这个使团出使很不成功，没几天就灰溜溜地回来了，那位姓郑的官员没时间去找。

没时间去找，不要紧，我会主动说。

万历二十二年十月，一个叫做吴景禧的朝鲜人找到全罗道防御使李时言，向他汇报了一件事。吴景禧自称是万历二十一年被俘去日本的奴隶，他在萨摩碰到一个中国人，叫许仪后。在他的安排下吴景禧被送回朝鲜。吴景禧说许仪后让我给大明带一句话：“众贼候天使信来, 当于八月中尽欲回还等因。”

那么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到底发生了什么？

秀吉老年得子秀赖，欣喜若狂，下达了撤军的命令，日军主力开始从朝鲜按部就班地渡海回国。大明朝廷认为这是日本让步的迹象，允许日本派去中国的使节内藤如安从汉城向辽东挪动。小西行长与沈惟敬的骗局，刚刚进展得如火如荼。

由此可见，许仪后的洞察力十分惊人，他敏锐地预见到秀吉得子与日军撤退之间的必然联系，特意安排了朝鲜俘虏回国，希望大明能够提前对日军这一动向有所准备。

虽然他传递的这份情报送到大明时，已经过时了，但许仪后这无时无刻不强烈跃动着的爱国之心，实在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赞叹。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小细节。许仪后抵达朝鲜之后，能够把密信送到宋应昌手里；回到日本以后，他居然还有能力把吴景禧弄回朝鲜，制造机会让他逃回李朝。如果没有军中的有力人物帮忙，光靠他一个御用医生，是很难做到的。

虽然没有任何史料提及，但我猜这位军中有力人物，就是郭国安。只有这两个人通力合作，才能如此顺畅地把情报乃至活人送进送出。

郭国安这个人，一再进入我们的视线，可每一次都显得模糊不清。他总是站在许仪后、史世用等人背后，默不做声，必须要用大量资料去旁证，才能勉强觉察到他泛起的余光。我们不知道他的出身经历，不知道他的相貌性格，不知道他的日文名，不知道他在岛津家军队中的地位——他无时无刻都藏身阴影，若隐若现。我们知道的，只是他仍旧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仍旧渴望让祖国知道他的存在，所以才会在释放朝鲜女俘的时候，在信中留下自己的姓名。

现在，他终于慢慢从帷幕后来走出来了。

整个大明听过这个姓名的人极少，不会超过两位数，而能记住这个姓名并了解其所代表之意义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归隐田间的朱均旺，一个是锦衣卫的著名特工史世用。郭国安事先并不知道对面的明军都有什么人，他只是顺手写下姓名，希望能被故国之人记住一二，并未抱有希望让明军认出他是谁。

郭国安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个逃亡的朝鲜女人，怎么会如此凑巧地把自己的姓名，交到了整个大明唯二能够认出他的人手里，而那个人恰好又是明军的前锋，恰好前来进攻他所在的日军营寨。这得要多么巧合才行！

《武备志朝鲜考》在写到这一段时，形容史世用听到郭国安名字时的反应用了两个字：“跃然”。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史世用和郭国安这两条线，在经历了四年的分别之后，居然以这种小概率事件的方式交汇在一起。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叹，命运可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