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部中篇小说（一九四四年写的《憩园》和一九四五年写的《第四病室》），我自己觉得都是失败之作（其实我的其它作品又何尝是成功的？）。一位外国朋友读过《憩园》和另一部小说《寒夜》（见《文集》第十四卷）以后，批评我“同情主人公，怜悯他们，为他们愤怒，可是并没有给这些受生活压迫走进了可怕的绝路的人指一条出路。没有一个主人公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

我为这两部中篇小说写过“内容说明”。我为《憩园》写了如下的话：

为《第四病室》我写的是这样的说明：

其实我讲的只是作者自己的主观愿望，我当时的确想把它们写成那样。至于做到没有，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而且细心的读者单单从这两个“说明”也会看出小说的缺点：我只是简单地写出了我自己看到的一点东西，或者我个人一时的感受。有时候我甚至有意无意地对应当灭亡的人给了一些同情，例如对《憩园》里的杨老三和姚国栋。

《憩园》的背景在成都。我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次回成都的见闻帮助我写成这部小说。杨公馆就是我们老家的房子。我一九二三年离开它以后就不曾再见到它。我是根据我的记忆写成的。杨老三就是我的一个叔父，我一九四一年一月回到成都，听说他刚刚在监牢里死去，那情形和我在小说中所写的差不多。他花光了家产和妻子的嫁妆，后来被妻儿赶出来，靠偷盗乞讨过日子，这都是真事。他的小老婆离开他另外嫁给军阀，后来送钱给他，也是真事。连老文和李老头都是真人。然而我凭空捏造了一个早熟的、沉溺在病态的个人感情里面的“杨家小孩”，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写得更复杂，更曲折了。我写了《憩园》的旧主人的必然的灭亡和新主人的必然的没落，可是我并没有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那些腐朽的东西，在我的叙述中却常常流露出叹息甚至惋惜的调子。我不应当悲惜那些注定灭亡和没落的人的命运。衷心愉快地唱起新生活的凯歌，这才是我的职责。我知道当医生的首先要认清楚病，我却忘记了医生的责任是开方和治好病人。看出社会的病，不指出正确的出路，就等于医生诊病不开方。我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所以我开不出药方来。

至于《第四病室》，它是在重庆沙坪坝写成的。小说的背景在贵阳。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贵阳中央医院一个三等病房“第三病室”里住了十几天，第二年我用日记体裁把我的见闻如实地写了出来。病人、医生和护士们全是真人，事情也全是真的（不用说，姓名都是假的），我只有在杨大夫的身上加了好些东西。第六床那天早晨真的搬到内科病房去了，他究竟是死是活，我并不知道。进院来割胆囊的是睡在我旁边病床上的病人，给我看病的也不是女医生，虽然在这个病房里常常看得见像杨大夫那样的一个年轻女医生（我指的是相貌和动作）。我躺在病床上观察在我周围发生的一切，看见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我联想到当时的旧社会，我有很深的感受。对那个烧伤工人的受苦和死亡，我感到极大的愤怒，关于他我写的全是真事。他的烧伤面积比丘财康同志的小得多。可是公司不出钱给他治病，公立医院也因为他没有钱不好好给他治疗，让他受尽痛苦而死亡。别的病人也因为没有钱买药耽误了治病。这些都是真的事实。只有那个“善良、热情的年轻女医生”的形象是我凭空造出来的。这是病人们的希望。至少我躺在病床上受苦的时候，盼望着有这么一个医生来给我一点点安慰和鼓舞。

《第四病室》跟《憩园》和《寒夜》不同。它没有《憩园》的那种挽歌的调子，也没有《寒夜》的那种悲愤的哭诉。然而它的“一线光明”也只是那个同情贫苦病人、想减轻他们痛苦的“善良热情的女医生”，再没有别的了。但是在那个环境里她能够做什么呢？她也只好让那些本来可以不死的贫苦病人一个跟一个呻吟、哀号地死亡。

别的话，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了。

---巴金 1960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