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的，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不过，我对她的了解几乎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就连她的名字和长相也想不起来。而且她恐怕也一样，不记得我的名字，也不记得我的长相。

和她见面的时候，我读大学二年级，还不到二十岁，她大概二十五岁。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打工。之后偶然共度过一个夜晚，再后来就一次面也没见过了。

十九岁的我，对于自己的心思几乎全无了解，当然，对别人的心思也浑然不知。话虽如此，我自认还是懂得何为喜悦何为悲伤的，不过是对喜悦和悲伤之间的诸多状况，和它们彼此的关系之类还看得不够透彻罢了。而那件事却屡屡令我坐立难安，颇感无力。

不过，我还是想讲一讲那件关于她的事。

关于她我知道的是——她创作短歌[日本传统诗歌形式之一。由五句组成，每句分别为五字、七字、五字、七字、七字。近代的短歌更加倾向于舍弃传统创作规范的约束，追求创作的自由。]，还出版了一本歌集。说是歌集，其实不过是用类似风筝线的东西把纸张订在一起，再粘上简单的封面，做成一本极为朴素的小册子，连自费出版都很难算得上。但收在集子里的几首短歌，不可思议地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创作的大部分短歌都与男女之爱，以及人的死亡有关。仿佛想要昭告天下，爱与死是一对毅然拒绝分离、分割的事物。

“那个，高潮的时候，我说不定会喊其他男人的名字，你介意吗？”她问。我们赤裸着身体躺在被子里。

“倒是不介意。”我回答。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这点小事应该不成问题。反正不过是个人名。没有什么会因为一个人名而改变。

“可能会喊得很大声。”

“那可能有点麻烦。”我慌忙说。我住的那间老旧木制公寓的墙壁，就像过去常吃的威化饼干一样，又薄又脆。再加上夜色已深，若是真闹出那么大的响动，只怕会让隔壁听个一清二楚。

“那，我到时候就咬一条毛巾。”她说。

我从厕所挑了一条尽可能干净而结实的毛巾，放在枕头旁边。

“用这条可以吗？”

她像试新辔头的马一样咬了那条毛巾好几次，然后点点头，意思是这样可以。

那顶多是一次顺水推舟的结合，我并没有特别渴望她，她（应该）也没有特别渴望我。我和她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工作了半个来月，但工作内容不同，所以几乎没有正经的机会交谈。那个冬天，在四谷站附近的一家平价意大利餐厅，我做着洗碗、帮厨一类的工作，她是大堂的服务员。除了她，在这家餐厅打工的都是学生。这也许就是她的举止让我感受到一丝超然的原因。

她决定十二月中旬辞职。之后有一天，餐厅打了烊，她和几个人到附近的小酒馆喝酒，我也被邀请同去。那不是一场送别会规模的酒局，不过是一起在酒馆待了一个来小时，喝了些生啤，吃了点儿简单的下酒菜，天南海北地闲聊了一阵子。那时我才知道，她到这家餐厅工作前，曾在一家小的房地产公司工作，还做过书店店员。她说自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和上司或管理层处不好关系。“现在这家餐厅，我虽然和谁都没有矛盾，可薪水给得太少，很难长期这样生活下去。所以尽管打不起精神，还是得找个新的工作。”她说。

“那你想做什么工作呢？”有人问。

“什么都行吧。”她的手指摩挲着鼻子侧面（她的鼻翼上有两颗小痣，像星座一样排列着），“反正也不会有什么了不得的工作。”

那时候我住在阿佐谷，她住在小金井，所以我们从四谷站一起坐中央线快速列车回家。我们俩并排坐着，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那是一个吹着刺骨寒风的夜晚，不知不觉间，需要手套和围巾的季节已经悄然到来。列车接近阿佐谷，我起身要下车的时候，她仰起脸来望着我，小声说：“那个，方便的话，今天能不能住你那里？”

“能。为什么？”

“因为离小金井还很远。”她说。

“我的屋子很小，而且挺乱的。”我说。

“这些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她说，然后挽住了我大衣的袖子。

她来到我那间小而穷酸的公寓，我们在屋子里喝了罐装啤酒。等酒慢慢喝完，她利利索索地在我面前脱下衣服，转瞬间赤裸了身子，钻进被窝，仿佛一切是那么理所应当。我随后同样脱掉衣服，钻进被窝。灯虽然关了，但煤油炉的火光照亮了屋子。我们在被子里笨拙地温暖着彼此的身体。有一段时间，谁也没有开口说话。这突如其来的赤裸一时令我们无言以对。不过，我们真真切切地亲身感受到彼此的身体逐渐暖和、不再僵硬。那种亲密感难以言喻。

“那个，高潮的时候，我说不定会喊其他男人的名字，你介意吗？”她就是在这时向我发问的。

“你喜欢那个人吗？”准备好毛巾后，我这样问她。

“嗯，很喜欢。”她说，“特别特别喜欢。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他。但他没这么喜欢我。而且，他还有个正儿八经的恋人。”

“但是你们在交往？”

“对。他啊，想要我身体的时候，就会找我。”她说，“就像打电话点外卖一样。”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于是不再说话。她的指尖在我背上描摹着，好像在画某个图案，或者潦草地写了些什么。

“他说：‘你的脸没什么意思，但身子超棒。’”

我不觉得她的长相无趣，但要用“美女”形容则的确有些勉强。至于她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如今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所以无法细致地描述。

“但他叫你，你就会去？”

“我喜欢他嘛，有什么办法。”她轻描淡写道，“无论别人怎么说我，我偶尔还是想被男人抱一抱的。”

我试着思考她的话。不过，那时的我还不是很明白，对女人来说，“偶尔想被男人抱一抱”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如此说来，我好像到现在都不太理解）。

“喜欢一个人啊，就好比得了什么不在医保范围内的精神疾病。”她的语气平淡，像在读墙上写的文字。

“原来如此。”我佩服地说。

“所以呢，你也可以把我当作别人。”她说，“你有喜欢的人吧？”

“有啊。”

“这样的话，你在高潮的时候也可以喊那个人的名字。我也不会介意的。”

可我没有喊那个女人——当时我喜欢一个女人，但出于一些原因无法与之加深关系——的名字。也犹豫过是否要喊，但做着做着觉得喊出来傻乎乎的，于是一言不发地在她体内射了精。她确实想要大声呼喊一个男人的名字，我不得不匆忙将毛巾用力塞进她口中。她的牙齿十分坚固，牙科医生见了一定会感动不已。那时她口中喊的是什么名字，我也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不是一个亮眼的名字，反而随处可见。印象中我曾暗暗感叹：这样一个无趣的名字，对她来说竟也意义非凡。原来在某些时刻，一个名字的确能激烈地摇撼人心。

第二天早上我有课，必须在课上提交一份重要的报告，相当于期中考试，但自然被我弃之不顾（后来我因此没少遇到麻烦，不过这是另外的事了）。我们睡到上午才醒，烧水喝了速溶咖啡，又烤了吐司来吃。冰箱里还有几个鸡蛋，也煮着吃了。晴朗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午间的阳光十分炫目，让人懒洋洋的。

她嘴里嚼着涂了黄油的吐司，问我在大学读什么专业。我说在文学系。

“你想当小说家吗？”她问。

其实没有这个打算，我诚实地回答。当时的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小说家，这样的想法压根儿就没出现过（尽管班里公开立志成为小说家的家伙数不胜数）。她听到这样的回答，似乎对我失去了兴趣；虽说可能本就对我没有多少兴趣，但情绪变化着实明显。

在白天明亮的光线下，看到清清楚楚留有她牙印的毛巾，不免令我惊讶。想必是下了相当大的力气来咬的。在午间的日光下见到的她，也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实在难以想象，眼前这个面色苍白、娇小而骨感的女人，竟然和窗外照进的冬夜月光下，那个在我怀中叫得魅惑而欢愉的女人是同一个人。

“我在写短歌呢。”她几乎是唐突地说。

“短歌？”

“你知道短歌吧？”

“当然。”就算知识再匮乏，我至少也知道短歌是什么，“不过，这好像是我第一次遇到真正写短歌的人。”

她开心地笑了。“不过啊，世上这一类人可有的是呢。”

“有参加什么同好会吗？”

“没，不是你想的那样。”她说着，微微耸了耸肩，“短歌一个人就能写得来呀。对吧？又不是打篮球。”

“什么样的短歌？”

“你想听？”

我点头。

“真的？不是随口附和我？”

“真的。”我说。

此话不假。我是真心想知道，几小时前还在我怀里喘息着大喊其他男人名字的女人，究竟会咏出怎样的短歌。

她犹豫片刻，说道：“现在当场出声读给你听，还是太难为情了，我做不来，更何况是大早上的。不过，我出了一本类似歌集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想读，我回头送给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和这里的地址吗？”

我用便笺写下名字和地址递给她。她看了看，将便笺对折了两次，放进大衣口袋。那是一件浅绿色的大衣，穿得很旧，圆领的位置别着一枚铃兰花形状的银色胸针。我记得它在朝南的窗子射进来的阳光中闪闪发亮。我对花草并不熟悉，唯有铃兰花，不知为何是从前就喜欢的。

“谢谢你让我在这里过夜，昨天实在不想一个人坐到小金井去。”她离开房间前说，“有时候啊，女人是会这样的。”

那时我们十分清楚，彼此今后应该不会再见了。那天晚上，她只是不想独自坐着列车回小金井去——仅此而已。

一星期后，她的“歌集”寄到了。说实话，我几乎没指望过它真能寄到我手上。我坚定地以为，她与我分别，回到小金井的住处时，就已经将我忘得一干二净（或者巴不得尽快忘得一干二净）。至少将歌集装进信封，写上我的名字和地址，再贴好邮票，特意扔进邮筒——说不定还要去一趟邮局——这么麻烦的事，她是绝对不会做的。因此，某个早上，当我看到公寓的邮箱里塞着的那只信封时，着实惊讶了一番。

歌集的名字叫《在石枕上》，作者的名字只写了个“千穗”。无从确认那到底是她的本名还是笔名。打工的时候，她的名字我肯定听到过好几次，此时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唯一确定的是，当时没人叫她“千穗”。办公用的茶色信封上没有写寄件人的地址和姓名，也没有夹带信或卡片，只有一本用类似白色风筝线的东西装订的薄薄的歌集，沉默地躺在其中。好歹是以铅字工整印出来的，而不是那种用手工刻蜡纸印的东西，纸也厚重，很上档次。恐怕是作者将印好的纸张按顺序排好，再贴上厚厚的封面，用线一本一本耐心装订成书的吧——为了节省装订成本。我试图想象她一个人默默做这种手工活的情景（但无法想得具体）。第一页上用号码机印着数字28。大概是限量的第二十八本吧，一共做了多少本呢？册子上找不到定价，可能本来就没有定价。

我没有立刻翻开这本歌集，而是将它在桌上放了一会儿，不时瞥一瞥封面。不是没兴趣，而是觉得读某个人创作的歌集之前——更何况是一个星期前曾与我肌肤相亲的人——必须做好相当的心理准备。可能算是某种礼节吧。将歌集拿到手中翻开，是那个周末的傍晚。我靠在窗边的墙上，在冬日的暮色中阅读。整本歌集收录了四十二首短歌，一页一首，数量绝不算多。前言、后记之类的东西全都没有，也没标出版日期，只是在白纸上直截了当地用黑色铅字印好一首首短歌，并留下大片的余白。

我当然不曾期待从中发现优秀的文艺作品。前面也说过，我仅仅出于一丁点个人的兴趣，好奇那个曾一面咬着毛巾，一面在我耳边喊出某个陌生男人名字的女人，到底会写出怎样的短歌。不过翻看歌集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被其中的几首短歌吸引了。

我当时对短歌几乎一无所知（现在也差不多同样无所知）。因此无法客观地判断这些短歌作品哪些优秀，哪些不够优秀。但抛开优秀与否的标准，她创作的短歌中的几首——具体来说，大约是其中的八首——具备直抵我内心深处的某些要素。

比如有这样的歌：

奇怪的是，当我翻开歌集，目光追逐着用大号铅字黑漆漆地印在纸上的短歌，再读出声来时，那天晚上见过的她的身体，便在我的脑海里栩栩如生地重现了。不是第二天的晨光中见到的那个样貌平平的她，而是沐浴着月光，被我抱在怀中的活色生香的她。形状姣好的圆润乳房，小而硬的乳头，稀疏黝黑的阴毛，湿透的性器。她迎来高潮，用力咬着毛巾，闭起双眼，在我耳边一遍又一遍难耐地呼喊其他男人的名字，一个我已经想不起来的、极为普通的陌生男人的名字。

她如今是否依然继续创作短歌，我自然不得而知。前面也说过，我不知道她的名字，连她的长相都几乎想不起来。我记得的，只有印在歌集封面上的名字“千穗”，和窗口照进来的冬夜的白月光下那光滑而不设防的柔软身体，还有鼻翼上像星座一样并排的两颗小痣。

我想过，也许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我总不自觉地认为，她会在某个地方亲手了结自己。她创作的大多数短歌——至少收录在那本歌集中的大多数——都毫无疑问地追寻着死亡的意象。并且不知为何，都是以利器刎颈而死。那也许就是对她而言理想的死亡方式。

但我终究还是在内心的一角祈祷，愿她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有时心中闪念，希望她活下来，坚持吟咏短歌至今。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特意去想这些呢？在这个世界上，能将我和她相连的东西，分明并不存在。即使我们在某条街上擦肩而过，或者在食堂的桌旁比邻而坐，（恐怕）也根本不可能认出彼此。我们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在某个地方短暂地相遇，随后渐行渐远。

自那以后过去了漫长的岁月。转眼之间人就老了，这实在不可思议（也许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我们的身体一刻不停地走向不可逆转的毁灭。合上双眼，片刻后再睁开，就会清楚有许多事物已然消逝。在午夜强风的吹拂下，一切——无论原本有没有姓名——都被吹向不知名的远方，不留一丝痕迹，留下的只有微不足道的记忆。不，记忆也是靠不住的。有谁能明确地断定，那时在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尽管如此，如蒙幸运眷顾，偶尔还是会有一些语句留在我们身边。它们在深夜爬上山坡，钻进量身挖掘的小洞里，屏气吞声，巧妙地送走呼啸而过的时间之风。终于，天亮了，疾风止息，活下来的语句从地面悄悄探出头来。它们大多声音低弱而怕生，只会模棱两可地表达。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做好了成为证人的准备，公平正直的证人。但若想创造或找出这样擅于隐忍的语句，并将其留至后世，人有时不得不无条件地献出自己的身心。没错，我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头颅，放在冬夜月光照耀下的冰冷石枕上。

也许这世上除了我，已没有任何人还记得她咏的短歌，更别说还能直接背出其中几首了。也许那用风筝线装订的薄薄的私家版歌集，如今已被所有人忘却，除了我这本“28号”，其余一册不落地被卷入木星和土星之间某片无光的黑暗中，消失殆尽。也许就连她本人（即便还平安无事地活着），也早将自己年轻时作的短歌之类的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之所以直到今天还清楚记得她的短歌，恐怕仅仅是因为它们和那个晚上她留在毛巾上的牙印在我的记忆中联系到了一起。而我也不知道，一直将这些回忆留在心里，并反复从抽屉中拿出那本变色的歌集阅读，究竟有多少意义和价值。老实说，我是真的不知道。

可是无论如何，它们留了下来。其他的语句和回忆已悉数化作尘埃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