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春夏之际，一部名为《冰的碎片》（A Splinter of Ice）的话剧在英国各地的剧院巡演。这部戏的主角是金·菲尔比与著名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故事背景设定在1987年的莫斯科。在那一年，格林确实造访过莫斯科。而他与菲尔比的交情则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格林在写作之余也充任军情六处的间谍，被派往非洲，而金·菲尔比正是他在军情六处的上司兼好友。1944年从军情六处辞职后，格林依旧维系了与菲尔比的友谊，即便在菲尔比逃亡苏联后，二人依旧保持通信联系，格林甚至还曾为菲尔比的回忆录写过序言。至于1987年在莫斯科菲尔比的公寓里，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则无人知晓。而这部《冰的碎片》便是以戏剧的形式，想象了这两位老朋友是如何共度一夜的。在格林拜访莫斯科仅一年后，金·菲尔比便去世了。如今距那时已三十余年，但世人似乎对其经历、作为依旧充满兴趣。这部话剧便是例证之一。

有趣的是，同样是在1987年，约翰·勒卡雷受苏联作协的邀请也造访了莫斯科。其间，曾有人传话给他：“有个喜欢您小说的老朋友想见见您。”而这个“老朋友”便是金·菲尔比。但与格雷厄姆·格林不同，勒卡雷拒绝了。事后，他得知当时自知来日无多的金·菲尔比是希望能请勒卡雷来为其回忆录执笔。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勒卡雷就曾因为不满格雷厄姆·格林在菲尔比回忆录的序言中为后者辩护，而与格林有过笔战。勒卡雷始终对出卖了自己的菲尔比难以释怀。“我甚至不会把我的猫托付给他过周末”，这是他对菲尔比最刻薄的评价之一。不过，多年后，他又主动致信格林，希望能够化解这个心结：

在之前我们因为菲尔比而发生争执后，我觉得有点难以提笔再给你写信了。但我不希望你认为这场争执会让我对你十年前给予的帮助和鼓励产生怨恨，也不会影响我对你的作品的钦佩之情（尽管这可能不值一提）……你的作品一直是我不断涌现的灵感的来源，无论我们之间有什么分歧，我都想感谢你，感谢你所树立的榜样。

相较于一直活到2020年才去世的乔治·布莱克，菲尔比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幸运的，因为他不必面对冷战的落幕与苏联的崩塌。在逃亡至莫斯科后，布莱克与麦克莱恩、菲尔比组成了一个流亡者的小圈子，经常一起聚餐。1983年麦克莱恩去世后，他的藏书也悉数留给了布莱克。而菲尔比死后，布莱克也会去看望他的俄罗斯遗孀。2012年，《金融时报》的记者西蒙·库柏（Simon Kuper）曾前往莫斯科采访布莱克，这也是布莱克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长时间专访。访谈中，他曾坦承：

对于我以某种方式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及在我自己的圈子里所造成的痛苦，感到抱歉。因为我当然无意于此，但对此我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本书的缘起可追溯到早些年对金·菲尔比、“剑桥五人组”、乔治·布莱克等人传奇经历的兴趣，以及勒卡雷对冷战谍影的文学描摹。多年前，我在翻阅后藤田正晴回忆录时，读到他于20世纪60年代拜访军情五处的片段。我当时同后藤田一样，对他所描述的军情五处要求日方提供理查德·佐尔格的资料而感到困惑。之后，我在搜集、接触涉及彼得·赖特的资料时找到了答案。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围绕罗杰·霍利斯是不是“鼹鼠”的争论和传闻。于是，便有了各位面前的这本小书。

前后数十年的线索在某一个偶然又或是必然的时刻勾连在一起，进而为我们构建出另一种可能的历史情景。这或许正是情报史研究的魅力所在。若能让诸君在品味这段跌宕起伏的故事之余，对冷战历史大格局背后复杂的历史脉络有些许新认知或想法，那自然也将是我的荣幸。

此外，本书中的小部分内容曾在《读书》、《财新周刊》以及《澎湃新闻·上海书评》等处刊载过；也曾在播客《忽左忽右》的多期专题节目中谈及相关的内容。过往的这些内容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为此我要感谢上述媒体平台的相关编辑和负责人。

---沙青青

---2024年春

---于东京神乐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