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与我一样热爱游历海外的安东尼[指阿加莎女儿的第二任丈夫安东尼·希克斯。阿加莎在自传中这样写这位女婿：他不仅是我知道的最和蔼可亲的人，还是一个智力非凡、诙谐有趣的人。（见《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将《三只瞎老鼠》戏剧化时，阿加莎动员全家人一起想名字，最终采纳了安东尼的建议，即《捕鼠器》]

坐在桌后的男人把一个沉重的玻璃镇纸向右移了四英寸，他面无表情，不像正陷入深思，也不像分了神。由于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室内灯光下，因而脸色显得有些苍白。你可以感觉到他是个不常外出的人，一个与办公桌和文件打交道的人。你必须穿过一条七拐八拐的漫长走廊才能来到他位于地下的办公室，不过奇怪的是，你会觉得这很衬他。你很难猜出他的年纪，他看起来说不上年轻或是年长。他的脸很光滑，没有皱纹，但眼眸却透出深深的疲惫。

房间里的另一个男人要年长一些。他面色黝黑，留着军人式的小胡子，透着机警和活力。此刻他也无法安心坐定，而是一直在屋里走来走去，并不时语调不稳地抛出几句话。

“报告！”他像在发脾气，“报告，报告，总是报告！这些玩意儿他妈的没一个有用！”坐在桌后的男人低头看着眼前的文件，文件最上面放着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贝特顿，托马斯·查尔斯”，名字后面还有个问号。

男人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问道：“您已经看完了这些报告，并且认为没有一点儿有用的？”

年长的那个耸了耸肩，反问道：“要怎么分辨有没有用？”

桌后的男人叹了口气。

“是的，”他说，“关键就在这儿，没人能分辨，确实。”

年长的那个像突然开始自动发射的机关枪一样说道：“有来自罗马的报告，有来自都兰[都兰（Touraine）是法国的一个地区]的报告，有人在里维埃拉看到过他，有人在安特卫普看到过他，有人在奥斯陆认出了他，他人肯定在比亚里茨，有人在斯特拉斯堡看到他形迹可疑，有人看到他与一位迷人的金发美人儿漫步在奥斯坦德的沙滩上，有人看到他牵着一只灵缇犬在布鲁塞尔的大街上散步！我敢打赌我马上就会收到报告，说有人看到他牵着一匹斑马逛动物园！”

“沃顿，你本人没有什么想法吗？我个人曾对安特卫普的那份报告充满希望，不过后来似乎没有后续了。当然，如今……”年轻男人突然闭上嘴，像是要昏迷了。但他很快恢复了常态，措辞隐晦含糊地说：“是的，或许……但是，我深表怀疑。”

沃顿上校重重地坐在椅子的扶手上。

“但我们必须搞清楚，”他坚决地说，“必须排除万难，搞清楚怎么回事、为什么，以及去哪儿了？不能差不多每个月损失一个温顺的科学家，却对他们是怎么不见的，为什么会失踪，以及去了哪儿一无所知！他们真的是去了我们所预想的那个地方吗——还是什么别的地方？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定他们肯定去了那个地方，但如今我不那么确定了。你看了从美国寄来的关于贝特顿的最新消息了吗？”

坐在桌后的男人点了点头。

“曾有些左派倾向，不过左派得势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倾向，贝特顿先生的左派倾向显然没有持续太久。大战之前，他工作勤恳，但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发现。曼海姆从德国逃亡来美之后，贝特顿被指派为他的助手，并且最终与曼海姆的女儿成婚。曼海姆去世后，贝特顿独自接替他的工作，并做出了杰出的成就。ZE裂变[ZE应为zero energy的缩写，ZE裂变即零损耗裂变]这一令人吃惊的发现让他举世闻名。ZE裂变确实是一项杰出的革命性发现，这一发现使得贝特顿登上了人生的顶峰。他本打算在美国做出一番事业，但是新婚不久的妻子不幸离世了，这使他悲痛欲绝、伤心万分，于是来到了英国。最近这一年半他住在哈韦尔，半年前刚刚再婚。”

“有什么问题吗？”沃顿厉声问道。另一个人摇了摇头。

“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他的妻子是当地一位事务律师的女儿，结婚以前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没发现她有强烈的政治倾向。”

“ZE裂变。”沃顿上校语调阴沉、语气反感地说，“我真搞不懂这些词是什么意思。我是个守旧的人。我都不知道分子什么样，可如今他们却要分裂整个宇宙！原子弹、核裂变、ZE裂变，还有其他那些。贝特顿是最主要的裂变主义者！在哈韦尔，人们对他是怎么评价的？”

“一个非常友善的人。工作上倒是没有什么突出或特别的成就，只是让ZE裂变能更广泛地应用在实际中。”

两个男人一时都陷入沉默之中。他们的对话一向是散漫突发的。桌上堆着一沓秘密调查报告，然而没有任何价值。

“当然了，他进入英国的时候进行过彻底的审查。”沃顿说。

“是的，审查结果相当令人满意。”

“一年半以前，这些人崩溃了。”沃顿深思熟虑地说，“你知道的，他们忍受不了安保措施了。时刻处于监控的显微镜下，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使得他们逐渐变得不安、反常。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他们开始幻想一个理想世界：自由互信，共享秘密，为了人类的繁荣而工作！恰在这个时刻，那些或多或少可以说是人类渣滓的人出现了，他们看到了机会，并且想迅速地攫取它！”他揉了揉鼻子，继续道，“没有人比科学家更容易上当受骗了，所有的虚假宣传材料都表明了这一点，我十分不解这是为什么。”

另一个男人疲惫地笑了笑。

“哦，是的，”他说，“确实是这样。你看，他们认为自己知晓一切，抱有这种观点十分危险。我们这样的人却不一样，我们是有自知之明的人，没想过拯救世界，只想在它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帮忙处理一两块坏掉的零件或是松松螺丝。”他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敲击着桌面，继续道，“如果我能知道多一些关于贝特顿的资料就好了。不仅仅是他的经历和工作，而是日常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那些事。比如哪类玩笑会引他发笑，什么会让他大声咒骂，他的偶像是谁，又为谁痴狂。”

沃顿好奇地注视着他。

“他妻子怎么说——你去找过她，对吧？”

“去过几次。”

“她能帮上忙吗？”

男人耸了耸肩。

“目前为止还没什么帮助。”

“你认为她知道些什么？”

“当然了，她表现得一无所知。全是普通人的正常反应：担心，悲伤，极度焦虑，事先没有什么线索或征兆，丈夫的生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压力——诸如此类的。在她看来，她丈夫就是被绑架了。”

“但你并不相信她？”

“在这方面我有个毛病，”坐在桌子后面的男人苦涩地说，“我不相信任何人。”

“好吧，”沃顿慢慢说道，“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该看开点。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普通女人，随便哪天玩桥牌的时候都会遇到的那种。”

沃顿点点头，像是完全理解了。

“这让整件事更扑朔迷离了。”他说。

“她马上就要来这儿见我了，我们又要把所有问题再重复一遍。”

“这是唯一的办法，”沃顿说，“但是我做不来，我没有足够的耐心。”他站起来，“好了，我不妨碍你了。我们确实没有什么进展，不是吗？”

“很不幸，毫无进展。你可以专门检查一下那份来自奥斯陆的报告，那个看起来像真的。”

沃顿点了点头就出去了。屋内的男人拿起电话听筒说：“让贝特顿太太进来吧。”

说完男人就呆坐在那里直到有人敲门，贝特顿太太被领入。她身材高大，二十七岁左右，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她有一头美丽动人的赤褐色头发，而耀眼头发下的面庞倒乏善可陈。和大多数红头发的女人一样，她有一双蓝绿色的眼睛和淡色睫毛。男人注意到她没有化妆。他心里想着这次会面，同时嘴上对她表示欢迎，请她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安坐。此时他再次觉得贝特顿太太其实比她所说的要知道得更多。

根据他的经验，处于极度悲伤与不安中的女人更加不会忽略打扮自己。因为她们知道悲痛会摧残自己的外貌，便会尽力掩饰这种损伤。他怀疑贝特顿太太刻意不打扮，是为了更好地展现一个心烦意乱的妻子的形象。她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开口道：“哦，杰索普先生，我希望……有什么新消息？”

男人摇了摇头，温柔地说：“十分抱歉又让您跑一趟，贝特顿太太，不过我们恐怕不能给您提供任何确切的消息。”

奥利芙·贝特顿快速地应道：“我知道，你在信中说了。但我想或许……来信之后……哦！我很高兴能来这儿，只是坐在家里胡思乱想、闷闷不乐，这才是最糟糕的。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

叫杰索普的男人安慰她道：“如果我再次重复相同的说法，问您同样的问题，强调同样的重点，也请您千万不要介意。您知道的，可能会有细微的情况就此显现。一些您之前从未想到过，或者没有意识到其价值的情况。”

“是的、是的，我明白。再重新问我一遍吧。”

“您最后一次见到您的丈夫是在八月二十三日？”

“是的。”

“那天他离开了英国，赴巴黎参加会议？”

“是的。”

杰索普继续快速地提问：“他参加了本次会议的前两天议程，第三天他没有出现。据说他曾向一位同事提过他不准备参加那天的会议，而是去乘坐平底游览船[Bateau mouche，泛指巴黎塞纳河上的平底游览船。一直由Bateau Mouches公司经营。Mouche其实是十八世纪里昂附近的一处地名，那里盛产这种平底游船，后来被 Bateau Mouches的创始人让·布里埃（Jean Bruel）拿来命名他经营的塞纳河游船，并沿用至今]观光。”

“平底游览船？什么是平底游览船？”

杰索普微微一笑。

“就是那种航行在塞纳河上的小船。”他机敏地看着她，“您是不是认为这不像是您丈夫会做的事？”

她含糊地说：“我确实有些疑虑。在我看来，他应该更关心会议的进程。”

“可能那天会议讨论的主题他不是特别感兴趣，于是他选择给自己放一天假。这么说您能接受吗？”

她摇了摇头。

“他那天晚上没回旅馆，”杰索普继续说道，“根据目前我们的调查，他没有前往其他国家，至少没用自己的护照跨越国境。您觉得他有没有可能还有一本护照，登记的是不同的名字？”

“哦，不会，他为什么要这样？”

男人凝视着她。

“您从来没见过他拥有这类东西吗？”

她用力摇了摇头。

“没有，我也不相信他会有。一刻都不会相信。我不相信他是蓄意失踪的，像你们试图证明的那样。他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又或者……又或者可能他失去了记忆。”

“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没什么问题吧？”

“是的，只是有时因为工作过于努力而稍微有些疲倦，仅此而已。”

“他看上去有没有因为什么事而忧心或沮丧？”

“他从来不会为任何事感到忧心或沮丧！”她用颤抖着的手打开皮包，取出手帕，“这简直太可怕了！”她的声音发颤，“我无法相信。他从来不会一句话不说就离开！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可能是被绑架了或是遭遇袭击了。我尽量不去这么想，但有时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他肯定已经死了。”

“不要这样想，贝特顿太太，不要这样……如今还没有做这样的推测的必要。如果他死了，现在我们肯定已经发现他的尸体了。”

“那可不一定。可怕的事情总在发生。他可能溺死了，或是被人推进一条阴沟，我觉得在巴黎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我可以向您保证，贝特顿太太，巴黎是一座治安很好的城市。”

她把蒙着眼睛的手帕拿开，盯着杰索普，眼神愤怒。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不是这样的！汤姆绝对不会出卖国家或是泄露秘密。他不是一个政治上‘左’倾的人。他这一生都光明磊落。”

“贝特顿太太，您先生有什么政治信仰？”

“我相信在美国的时候他是一个民主党人。在这里他投票支持工党。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始终是一位科学家。”她又挑衅地补充道，“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确实，”杰索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很可能受了什么人的高薪诱惑，离开这个国家去了其他地方。”

“这不可能。”她的怒气再次被激起，“只是那些文件力图证明如此。你在质询我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但这不是事实，他从来没有不告而别过，从来不会什么都不对我说。”

“他……什么都没对你说吗？”

男人再次目光锐利地盯着她。

“什么也没说。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认为他被绑架了，或者像我刚才所说的，死了。但如果他真的死了，我肯定知道。我必须马上知道，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无望地等待，每天胡思乱想。我吃不下睡不着，担忧、焦躁，病恹恹的。您能帮我吗？您究竟能不能帮帮我？”

男人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低声说道：“我感到十分抱歉，贝特顿太太，真的非常抱歉。我向您保证，我们正在全力调查您丈夫究竟出了什么事，而且每天都能收到从不同地方发来的报告。”

“从哪里发来的报告？”她机警地问，“报告里都写了些什么？”

男人摇了摇头。

“所有报告我们都进行跟进、筛选和检验。但通常来说，我很抱歉，里面的内容都无法得到证实。”

“我必须知道，”她再次断断续续地喃喃道，“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贝特顿太太，您十分在意您的丈夫吗？”

“我当然非常在意他。我们刚结婚六个月，刚刚六个月。”

“是的，我知道。不过——恕我冒昧，你们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争吵？”

“哦，没有！”

“没有因为另一个女人而发生矛盾吗？”

“当然没有。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去年四月才结的婚。”

“请您相信，我并不是在暗示什么，只是我们必须把导致他突然消失的可能性全都考虑在内。您说他最近没有表现出沮丧或担忧，不焦躁也不紧张，任何微小的表现都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要知道，贝特顿太太，您丈夫的工作性质很容易让人紧张不安。毕竟要生活在严格的安保监控下。事实上，”他笑道，“稍显紧张反倒更正常一些。”

她并没有回以微笑。

“他和往常一样。”她斩钉截铁地说。

“他工作愉快吗？您丈夫有没有跟您聊起过他的工作？”

“没有，他的工作全是技术性的东西。”

“您觉得他是否因为他所研究的东西的……破坏力而感到良心不安呢？请原谅我这么说，科学家有时的确会有这种感觉。”

“他从没说过类似的话。”

“您看，贝特顿太太，”男人倾身向前贴着桌子，神情冷酷地说，“我做这些只是想尽力了解您的丈夫，了解他是个怎样的人。但不知为何，您不太愿意帮我。”

“我还能说什么、做什么来帮您呢？我回答了您的所有问题。”

“是的，您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但绝大多数是以消极否定的方式。我需要一些积极的、有建设意义的回答。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才能更高效地找到他。”

她思考了一会儿。“我明白了，起码我认为我明白了。嗯，汤姆是个开朗积极、好脾气的人。并且非常聪明，当然了。”

杰索普笑了。“一长串好品质。说说更具个人特色的吧，他书读得多吗？”

“是的，相当多。”

“都是什么类型的书？”

“嗯，传记，读书协会推荐的那些，累的时候还会看看犯罪小说。”

“一个非常普通的读者。他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吗？桥牌或国际象棋？”

“他玩桥牌。我们通常每个星期与埃文斯博士夫妇玩一次或两次桥牌。”

“您丈夫朋友多吗？”

“哦，是的，他很擅于交际。”

“不仅如此，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非常关心朋友的人吗？”

“他有时和我们的一两个邻居打高尔夫球。”

“他有没有比较特别的朋友，或是密友？”

“没有。你知道的，他在美国待了那么长的时间，而且他出生在加拿大，他在这里没有结识太多人。”

杰索普瞄了一眼手肘边的一张纸条。

“我知道最近有三个从美国来的人拜访过他。我这里有他们的名字。调查显示，这三个人是最近这段时间您丈夫唯一接触过的……外人。因此我们特别注意了一下他们。现在说说第一位，沃尔特·格里菲斯，他到哈韦尔拜访了你们。”

“是的，他正好来英国，就顺道来看望汤姆[汤姆是托马斯的昵称]。”

“您丈夫见到他时有什么反应呢？”

“汤姆非常惊讶，但也很高兴。他们在美国私交甚密。”

“您怎么看这个格里菲斯？就用您自己的方式来描述一下。”

“你肯定已经很了解他了吧？”

“是的，他的一切我都了解了。但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待他的？”

她思考了一会儿。

“嗯……他很严肃，有点啰唆。对我彬彬有礼，而且能看得出他非常喜欢汤姆。他急于讲述汤姆离开美国来到英国之后发生的事情，我感觉全是当地的小道消息。对此我没什么兴趣，因为我不认得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于是，他们追忆往事的时候我就去准备晚餐了。”

“他们没聊什么政治问题吗？”

“你是在暗示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吗？”奥利芙·贝特顿的脸一下子红了，“我敢肯定他不是。我记得他在政府部门任职，我想是在美国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汤姆开些与美国的政治审查有关的玩笑时，他就严肃地说我们不了解那边的情形，政治审查是必需的。这表示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哦，拜托，请您不要生气，贝特顿太太。”

“汤姆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重复了很多遍了，可你就是不相信我。”

“不不，我相信您，但这个问题还是要提出来。现在说说第二个从国外来的人，马克·卢卡斯博士。你们在伦敦的多赛特旅馆遇到了他。”

“是的，那天我们去看演出，随后在多赛特旅馆吃晚餐。忽然这个人，卢克还是卢卡斯，跑过来跟汤姆打招呼。他是个从事研究工作的化学家，上一次见到汤姆是在美国。他是一个德国难民，已经取得美国国籍。但是这些情况你们——”

“我们都知道了？是的，的确，贝特顿太太。您的丈夫见到他时惊讶吗？”

“是的，非常惊讶。”

“高兴吗？”

“是的，是的，我觉得是。”

“但您不是很肯定？”他紧紧追问。

“嗯，他和汤姆不是特别熟，这是汤姆后来告诉我的。就是这样。”

“这真的是一次偶然的相遇吗？他们有没有相约日后再碰面？”

“没约，这仅仅是一次偶遇。”

“明白了。第三个来自国外且和汤姆接触过的是个女人，卡罗尔·斯比德太太，同样来自美国。他们是怎么碰到的？”

“据我所知，她是要去联合国组织办点事。她与汤姆在美国认识，有天她从伦敦打来电话说她来这儿出差，问我们是否有时间和她一起吃个午饭。”

“那你们去了吗？”

“没有。”

“您没去，但您丈夫去了！”

“什么！”她瞪圆了双眼。

“他没告诉您？”

“没有。”

奥利芙·贝特顿看起来疑惑且不安。一直问她问题的男人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他并未心软。这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可能抓到了什么。

“我不太明白。”贝特顿夫人犹豫地说，“这太奇怪了，他没理由不告诉我。”

“他们在斯比德太太下榻的多赛特旅馆共进了一顿午餐，八月十二日，星期三。”

“八月十二日？”

“是的。”

“没错，那天他确实去伦敦了……可他什么都没说啊——”她突然顿住了，接着吼着问出一个问题，“她长什么样？”

男人以令人宽慰的口吻迅速答道：“完全不是那种富有魅力的类型，贝特顿太太。她是一位年轻有为的职业女性，三十多岁，长得不算好看。没有任何线索显示您丈夫和她有什么亲密关系。不过这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他没有向您透露这次见面？”

“没错，没错，我也觉得奇怪。”

“现在请您认真想一想，贝特顿太太。那段日子您丈夫有什么异常吗？差不多八月中旬的时候，也就是您丈夫出国参加会议之前一周。”

“没有……没有，我没发现什么异常。没发生任何事。”

杰索普叹了口气。

桌上的电话猛然响起。他拿起听筒。

“喂。”

电话那头的人说道：“有个人想见贝特顿案的主管人，先生。”

“他叫什么？”

电话那头的人轻轻咳了一声。

“唔，我不是很确定该怎么读，杰索普先生，我看我还是告诉您怎么拼写吧。”

“好的，拼吧。”

他在吸墨纸上记下从电话另一头传来的字母。

“是波兰人吗？”记完名字后他疑惑地问。

“他没说，先生。他英语说得很棒，只有一点儿口音。”

“让他等一会儿。”

“好的，先生。”

杰索普挂掉电话，接着望向桌子对面的奥利芙·贝特顿。她安静地坐在那儿，显得毫无防备、极其平和。他撕下写着人名的那页纸，推到她跟前。

“您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吗？”他问。

她看着纸上的字，眼睛突然睁大。有那么一刻男人认为她明显受到了惊吓。

“是的，”她说道，“是的，我知道。他给我写过信。”

“什么时候？”

“昨天。他是汤姆前妻的表弟，刚刚来到英国。汤姆失踪一事他十分关心。他写信给我，问我是否得到了什么新消息，并向我致以最深切的问候。”

“您之前听说过这个人吗？”

她摇了摇头。

“从未听您丈夫提起他吗？”

“没有。”

“所以很可能他根本就不是您丈夫的表弟。”

“哦，是的，我想是的。我从未这么想过。”她看起来很惊讶，“但是汤姆的前妻是个外国人，是曼海姆教授的女儿。在那个男人的信里，他似乎知晓她和汤姆的一切。信写得很规范、很有条理，并且有些……外国气息，你明白吗？看起来情真意切。不管怎么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的情真意切都是假的，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哦，这是人们经常扪心自问的问题。”杰索普露出浅笑，“我们这里的人习惯琢磨细微小事中的重大意义。”

“是的，我觉得你们确实是。”她忽然颤抖了一下，“就像你这间屋子，处于迷宫般的一堆走廊中，就像一个梦，你身在其中，感觉自己好像再也走不出来了……”

“是的，是的，我知道它确实有一些幽闭恐怖的效果。”杰索普笑道。

奥利芙·贝特顿抬起一只手，捋了捋覆在前额上的头发。

“你知道的，我无法再忍受只坐在家里死等了。”她说道，“我想出去换换环境。海外是个选择。去一个记者不会总给我打电话，人们也不会盯着我看的地方。现在我见朋友，朋友也总是问我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她顿了顿，接着说，“我觉得……我觉得我就要崩溃了。我也试着勇敢，但实在不堪重负。我的医生也赞同我马上离开这儿，去别的地方待三四个星期。他给我写了封信，我给你看看。”

她在手提包里翻找着，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杰索普面前。

“你看他是怎么说的。”

杰索普拿出信读了一遍。

“是的、是的，我看到了。”他说道，又把信装回信封里。

“这么说……这么说我能离开了？”她紧张不安地看着他。

“当然可以了，贝特顿太太。”他回应道，惊讶地扬起眉毛，“有何不可呢？”

“我以为您会不同意。”

“不同意，为什么？这事由你说了算。只要保证外出期间我们若有什么新消息能随时联系到您就行了。”

“啊，这是当然。”

“您准备去哪里？”

“去一个阳光充沛、没有太多英国人的地方。西班牙或摩洛哥。”

“好极了。这样会给您带来很多好处的，我相信。”

“啊，谢谢你。真的非常感谢你。”

她站了起来，兴奋而激动——不过仍旧紧张焦躁。

杰索普也站了起来，和她握了握手，然后按铃叫来一位手下把她送了出去。他回到桌边坐下。有那么一会儿，他的脸跟之前一样没什么表情，接着笑容缓缓爬上他的脸颊。他拿起电话听筒。

“叫克莱德尔少校来吧。”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