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荒地村生机勃勃。一团团棉花般的白云倒影在水洼之间，鱼儿跳跃在水面上，鸭子嘎嘎，青蛙呱呱。我在红旗路上散步，随处可见毛毛虫和立在叶尖上的蜻蜓。拖拉机开过广阔的绿色稻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脚下。还有两个月才到收割的农忙。接着北风就要造访，太阳在下午4点前就会下山。这短暂的夏天，值得仔细品味，好好珍惜。

周边旅行一圈后再回来，感觉这片土地格外宁静。一眼望去，没什么好看的，实在让人松了口气，心理负担全消。与哈尔滨相比，要描述荒地，仿佛只能讲述它的过去，现在没什么好讲的：没有博物馆，没有地方报纸，没有坟地，没有标牌，没有图书馆，没有故居或战场的遗址。村民们说起最近村里的一些发展，一家人可以一起种一片地，得来的收成自由买卖；他们带着骄傲，满足于没有战争、饥荒、土匪强盗和跟随政策变动的生活。我万分理解这种骄傲。我走出红旗路，往三舅家走去。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回来啦。你走的时候，啥事儿都没有。”

我想想背包里那些写得满满当当的笔记本，心想“啥事儿都没有”还真是新鲜。三舅的意思很简单，一切都好：没人生病，稻子长得挺好，天气也不反常。他带我走过他那片地的田埂，稻子正按部就班地成熟，青蛙在我们的脚边疯狂地跳来跳去。咱俩是来除草的。那些影响稻子成熟的野草有学名，就像来自《芬尼根的守灵夜》：鸭跖草、猪殃殃、稗子。

三舅主要搜寻一种三个叶片的单株野草。这种草必须用手拔。但除草剂效果还不错。“稻子长得挺好，”他说，“你媳妇儿呢？”

“她在香港。”

“挺好，有工作就好，”三舅说。接着就直愣愣地看着我，黑黝黝的脸上带着茫然的表情，这些日子好像又新添了几道皱纹。他的左眼总是流泪，像白内障的前兆。从田野那头远远看过来，他仍然是个矮胖结实的壮年男人，一头白发理成清爽的平头也显年轻。但走近看，六十七年的岁月全在他脸上纵横交错地刻着呢。我想，也许把他的庄稼签给东福米业，搬进一个设施齐全的现代公寓，未尝不是个好主意。

“她在那儿工作，你大老远跑这儿来，”他说，“你怎么给得起这个钱？”

我的开销很少：坐火车，吃饺子，租房子，偶尔路上住个便宜旅馆。一个月的花费顶天了也就几百美元。但这个数字在三舅看来已是天价。三舅觉得大葱的价钱也是天价。

“现在啥东西都更贵了，”他说，“以前从这儿到荒地诊所，坐三轮儿只要五块钱，现在都七块了。一年涨了40％啊。种子也涨价了。猪肉涨得太吓人了。”一年前，一斤猪肉十二元。现在一斤要十九元。

话题从我的生计（或者说没有生计），转移到各种东西的价格上。很多村民一谈起物价，都像打开了话匣子，总要花点时间发表两句意见。三舅如数家珍，说了很多涨价的东西，从肥皂到牛奶（和去年相比涨了9％），再到大葱。在东北菜里，大葱的地位就像意大利菜里的牛至叶。三舅现在去市场买葱，都讲不下来价了。“今年我就自己种。还种了土豆、（西红）柿子和洋葱。我还买了只母鸡，因为鸡蛋也涨价了。”

通货膨胀是全国性的。最近一次在火车上，我看到周围的乘客一边大声啃着煮玉米，一边读着《货币战争》《欧元系统的崩溃》《非理性的积极力量》这类书籍。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然而，那天早上的报纸头条，依然报道说油价又创新高，达到每加仑四点九一美元。另一篇文章写道，中国一个很受欢迎的网上论坛投票选出“涨”为年度汉字。其选票超过第二名“怨”差不多五倍。

火车经过一片寂静的青纱帐，我问坐我旁边那些来自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怎么看涨价这件事。不问则已，一问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讨论起飞涨的房价，还有食用油涨价了，卫生纸涨价了，机票涨价了，学费也涨价了。大家讨论得越来越热烈，乘客们义愤填膺地指责那些囤货的，炒房的，说涨价这事儿真是“气死人了”。在中国，这些基本都上升到私人恩怨的高度。突然间，一切都被涨价席卷，包括我之前还安安静静的火车之旅。

所以，中国社科院一年一度的《社会蓝皮书》将物价列为公众最关心的事情，也在意料之中。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通货膨胀的计量器，在2011年3月涨了5.5％，创造了涨幅新高。主要推手是食物价格，平均上涨了11.7％，某些地方的蔬菜价格甚至翻了倍。

康师傅，全国最畅销的方便面，涨价10％，宣称说是配料涨价了。而法国超市连锁家乐福不同意，于是全中国一百六十九家家乐福拒绝上架康师傅的产品。既然跟法国商家扯上了关系，就让我们充满法国激情地喊上一句：涨价啦！！房地产的价格仍潮涨不止：在与香港接壤的城市深圳买一套一百八十五平米房子的钱，能在纽约最好的地段买一套四房公寓。

就连死者也没能逃过涨价。在私人运营的深圳罗浮山永久公墓，一个售楼小姐告诉弗朗西斯，出五万元，能让她父亲的骨灰在山上一个一平米的墓地里安放二十年。之后可以选择再放五十年，不过前提是公墓还在，没变成房地产建筑工地。

“如果选那些风水好一些，也就是背山面水，能看到池塘山谷的公墓，”售楼小姐说，“那就要出七万块。那些都卖得快。我建议你今天就出手。一天一个价。”弗朗西斯迅速选了个风景不错的墓。

我可不敢跟三舅说真实的价格。我只是跟他说，弗朗西斯去了选定的墓前，跪下来，跟爸爸讲家里又发生了什么事，将他的骨灰入土，在地上磕了三个头，伤心地哭了，然后告别。

“嗯，挺合礼数的，”三舅赞许地说，“要讲孝道。”这话能从三舅嘴里说出来，那就是最热情的赞美了。我的内心一下子柔软起来，想起那天手上捧起新鲜泥土的味道，头磕在坟墓旁的地上那种接地气的感觉。接着三舅发问了：“买那个墓，花了多少钱？”

现在我在荒地村，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弗朗西斯在遥远的香港，被工作忙得焦头烂额。过去我们也长时间地分开过，通过每天的短信和Skype通话来缓解远距离的相思。只要两个人都忙于手头上的事情，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感觉孤单。反正，在一起都十三年了，她的声音和样子都印在我脑海里。有时候，我这个老外走在路上，会不假思索地大声说话，对象是一个不在身边的女人。这惹得荒地的村民摸不着头脑，纷纷对我侧目。我决定，下次戴个蓝牙耳机，遮掩一下这种神经兮兮的自言自语。

弗朗西斯认为和外星人做爱的孟先生那天晚上看到的应该是流星或陨石坠落，不是什么宇宙飞船（她说，他杜撰出来的这些故事，充分体现了东北人吹牛皮的高超本领）。1976年，一块陨石在荒地上空裂成无数碎片。三舅、三姨、三姨夫都还记得，他们听到爆炸声，在3月午后的天空看到一团火球：他们以为是飞机爆炸了。碎片没有砸中他们的家，而是砸中了周围的田野，泥水四溅，浓烟滚滚。还引起了一场里氏一点七级的小地震。这是吉林市一个博物馆说的，政府专门建了这个博物馆，来展示一块微波炉大小的陨石。这个博物馆倒不是什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只是把那次陨石坠落添油加醋一番，对前来参观的孩子们说，这陨石是“外太空的游客”。读到这句说明，我突然开始想念孟先生了。

从博物馆回荒地村的公交车经过二十二中。6月末已经放暑假了，学校里空空的。外墙上的大红条幅展示着学校的中考成绩，细数那些考进吉林市重点高中的学生，还有被体校招去的特长生。那个自称菲尔的严肃女孩考进了市里最好的一所高中。她跑得比班上几个上了体校的同学还要快，但志不在此，而是梦想着上一所好大学，然后成为一名英语老师。而那些上了体校的同学，从此要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非学术”道路。关老师和我一起坐公交，我翻译了伍迪·埃伦的一个笑话给她听，逗得她哈哈大笑：“不会工作的，教书；不会教书的，教体育。”“不过，”关老师笑过之后说，“体育老师不用改作业，所以他们可能才是最聪明的老师呢。”

学校周围，大片深绿的稻田在晨光中闪着光泽。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此地此景，没有什么变化。但学校的垃圾堆高了一点儿，新添了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芬达橙汁的空瓶子。杂货店前贴着的小海报上有科比·布莱恩特和一群穿白大褂的外科医生围着一个俯卧的男人。科比那张是宣传门户网站新浪网；手术那张宣传的是韩式割包皮。荒地扩建的诊所就可以做这个手术，当然目前还是搭满脚手架的建筑工地。

但最大的变化还在前面。

训练机的轰鸣声划破清晨的寂静。公交缓缓开过红旗路路口，等着一个下车的乘客把一箱箱砖搬下去。一个我不认识的大妈跟我打招呼：“谁家滴啊？”我说完之后，她灿烂一笑，说还记得弗朗西斯小姑娘时的样子。我说现在是我一个人在这儿，她啧啧几下，喊了一声“哎呀我的妈呀”，表示了深深的担忧和关怀。“你俩还没生娃呐？你啥时候做爸爸啊？你俩不年轻了呀。她得怀上啦。你跑这儿来，她又在香港，怎么怀得上？”

是啊，Skype可没有造人这个选项。

公交车里一阵哄笑，大家都来逗我。说我没有小孩，自己一个人跑这儿来，孤孤单单的。各种玩笑接连不断，直到有人认真地说了一句：“混血的孩子都很漂亮。你的孩子肯定会特别好看。”

“还聪明！”另一个大妈附和道。

“不过跟你媳妇儿说，要多吃——”

“苹果，”我自觉地补全了句子。

全车人都赞同地点起了头，接着又开始打趣我，不断强调，我居然自己选择来这儿，还是独自一人。

司机停在红旗路上新建成的牌坊下面。这是全荒地最高的建筑了，甚至比那个打造东北第一村的牌子还要醒目。牌坊下面铺满绿色的草皮，两边的基柱脚上铺了大理石，中间用五根闪闪发光的不锈钢管连接着。这一切看上去不伦不类，就算不是来自外太空，也绝不是荒地该有的东西。

其中一根基柱上写着东北富饶之根，另一边写着东福米业。

“牌坊上没写村子的名字，”我说。

“公司征用的地越来越多了，”关老师回答。

司机摸摸索索地启动了第一挡，一阵噪音后，公交吭哧吭哧从牌坊穿了过去，往正在成熟的稻田开去。司机说：“有人开玩笑说，我们现在都住在东福米业了。”但这次，公交车上没有人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