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城市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在东北，后者的开端是1990年代，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纷纷倒闭。荒地西南约四百公里的沈阳，曾经是中国工业的佼佼者，大家都端着“铁饭碗”，住宅有保障，医疗很方便，孩子上学更是不用发愁。这里曾经有上千家工厂，生产的商品从床垫弹簧到飞机，无所不包。工人们住在国家统一的住宅区，称为工人村。三层的公寓楼，不带电梯，楼前是绿柳掩映的道路，很多名字里都带个“工”字，比如赞工街、强工街、重工街、卫工街。

我还依稀记得21世纪伊始这些地方的没落。落锤破碎机重重地摧毁公寓楼，失业的工人们四处找工作，手里举着牌子列出自己的技能。过去作为交谊厅的工人文化宫被下岗妇女们占据了。其中一个捏捏我的屁股说：“嘿，老毛子！”

“我不是俄国人。”

“你别蒙我了，”她回答，“跟我就说实话呗。跳舞吧。”

她打开通往舞厅的门，里面的音响正放着中音萨克斯吹奏的曲子。这间舞厅没有窗户，黑灯瞎火，我只能从女人头上的发胶味感觉她的存在。“三支舞，十块钱，”她说，“你的手想放在哪儿都行。”

我们没跳舞，在大厅坐了下来，还有六个她的“同事”。这里有一溜公交车站常见的那种橙色塑料椅子。工厂关门了，白天她要去酒店打扫房间。“我有个六岁的儿子。我家那口子也下岗了。所以我们很缺钱。每天晚上我都来跳舞。是区政府组织的。每个顾客进来都要付给他们五元钱。相当于买票嘛。我们挣多挣少都归自己。有总比没有好。一分一厘都有用呢。”

“我干了半年了，但不适合我，”一个女人说。

另一个问道：“现在我还能上哪儿挣钱去？工作没了，没地方去啦。”

“农民为啥还想跑到城里来？”又一个女人开口了，“跟我们比他们太轻松啦。真希望我也有地，永远都能赚钱。”

虽然环境昏暗嘈杂，女人们却开朗快活，说起过去生活有多好，一起大笑，用东北腔互相调笑着：“说啥？”她们都有小孩，在跟我解释铁饭碗丢了的时候，语言简单直白，像是在给孩子讲故事：“坏人”把她们的工作抢走了，总有一天，他们会因为“撒谎”而受到惩罚。

没做成舞伴的那个女人把我领到楼上，那儿是工人文化宫的计算机培训教室，也是漆黑一片。隔壁是美容教室，三个女人，头上箍着发卷，在化妆箱里翻翻找找。英语学校的门前有张桌子，坐着一个男人，他用中文问我干什么。我用英语回答。但他不耐烦地挥挥手，“我听不懂”，他咕哝着。我转过身，他在后面阴阳怪气地喊：“ABCDEFG！”

跳舞的女人们很坦诚，说有时候不止是转转圈。“要是有男人问，我们就把电话号码给他。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来跳舞的，想跟别人接触一下。他们也过得不容易。”那间黑乎乎的舞厅里，每个人都面目模糊，在里面不用看得太清楚，全凭感觉：一群下岗工人紧紧抓住对方，随着没有歌词的曲子，转圈，迈着舞步。

八年后一个8月末的工作日，我旧地重游，发现大多数工厂都拆了，被豪华公寓楼所代替。但原来的街名没改，所以，现在重工街、卫工街的人们，就住在名叫纳帕名门和亚美利加之类的高层建筑里。

我走进过去的工人文化宫，一群穿戴体面的舞伴正在跳华尔兹，我显然扰了他们的雅兴。穿着制服的保安请我离开：“这里是私人会所。有钱人才来得起。”

附近有一家星巴克，音响里放着切特·贝克的歌。我坐在店里，周围是很有美国风的大地色系装修，真不知道从哪里能看出来我在中国的东北。答案在门口揭晓，我条件反射般地塞了很多纸巾到帽衫口袋里。过去的公共厕所还在街那头，到里面肯定用得上。

工人文化宫变成了一个私人舞厅，过去少帅张学良的银行则成了沈阳金融博物馆，讲述着“钱的故事”。一个展厅里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纸币——“厄立特里亚人用的是纳克法，”导游背着稿子。小小的壁龛上立着财神像，很多人都跑来跪在前面的垫子上，叩头祈求。最后一间展厅里，很多中国游客停下来看照片，旁边是华尔街公牛雕塑的复制品。还有一尊比尔·盖茨的蜡像，带着微笑。“他就是活财神，”讲解员对我说。

在城市的另一头，日本人设计的广场面对着原来的南满铁路宾馆。就在这座广场上，树立着中国最著名的毛主席雕像，雕像对面是可口可乐与韩泰轮胎的霓虹灯广告。这座伟岸逼真的塑像是“文革”高潮时落成的，毛主席的脚下是一个基座，基座周围围满了昂首向前，挥舞着红旗、扳手和步枪的无产阶级，把佛像和含有帝制色彩的雕塑踩在脚下。大理石基座上贴满了小广告，工作中介，养老院之类的。“找工作吗？”“你老了谁来照顾你？”一对中年夫妻，穿着洗得褪色的衣服，来到广场。他们朝雕塑鞠躬，十指交叠，默默祈祷，然后再次鞠躬，在毛主席脚下放了一束花。夫妇俩告诉我，他们曾经住在工人村，现在是来祈求工作的。圣人般的毛主席雕像伫立着，一言不发。

工人村过去一共有一百五十七栋楼，现在只剩下七栋。这些老公寓楼看上去仍然挺吸引人的，特别是和周围那些平淡无奇的高层比起来。水泥的拱门通向宽敞的楼道，堆满了白菜；大大的窗户外垂着粉色的天竺葵；楼与楼之间的小院里种着土豆和豌豆，开着漂亮的小花；一根根杆子间牵着晾衣绳，大家都趁着阳光好，把毯子拿出来晒一晒。

其中一栋被改成社区的展览馆。这里不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个非常不错的博物馆，不是那种用冷冰冰的年月日和死亡人数把历史掩埋，而是让历史鲜活起来。展览的主题是工人村过去的辉煌。有四间按照那时候布置的公寓，重现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这里的日常生活。你看，这里是任先生的卧室。1952年他来到沈阳，在3301厂工作。他的房子里有旋转式电话、气炉、搪瓷脸盆、痰盂、椅套、缝纫机；这是工人村社会主义住房中比较高档的一种。另外在当时的中国比较少见的是，这套公寓里有电灯。

然而，今天，这里停电了。我在黑暗中独自在两层的展览馆游荡，用手机屏幕照明。博物馆每天开放四个小时，只有一个志愿者守着，不收门票。志愿者是个老太太，说这些老式的展品都是邻居们搜集来的：砧板、衣帽架，还有北方孩子常玩的旮旯哈，用猪膝盖上的骨头做成小沙包。每间房墙上的老挂历显示了家庭娱乐活动的演变：黑白电视机（1969），大型手提式录音机（1978），影碟机（1988）。

谷仓里展示了粮票之类的配给券；学校的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着英语的第一课，“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其他展厅的墙上刷着几十年前的政治标语，从毛主席的训诫“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到邓小平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手机屏幕的微光下，这些口号仿佛远古时代的洞穴艺术。

和铁饭碗这个概念一样久远的，是分配驻地和工作。三姨的丈夫就经历过。“我从来没当过农民，”我们坐在荒地的炕上，三姨夫对我说，“我是抗美援朝之后被分配到这儿来的。肯定不是我选的啊。我是南方人。但是参了军嘛，派你去哪儿就得去哪儿。”

三姨夫出生于1934年，十六岁参加了解放军。作为一名军人，他是村里唯一不觉得我跑步是浪费时间的。看到我经过红旗路时，他会伸出双臂拍拍手，过于宽大的迷彩外套袖口使劲晃着，为我加油鼓劲。

“我是……1957年分配到这来的——对，1957年。就住在飞机场的一个小木屋里。飞机场是日本人用过的，但是跑道不行了，所以我们重建了一下。还有厨房窗户那儿能看到的燃料库，那时候还在用呢。我们有谷仓和燃料，刚打完仗，农民可能有这些就觉得安全了。可我是当兵的，知道这样就把这儿变成了敌人的打击目标。这边，那时候全是一片荒地。有一些草啊泥巴啊糊起来的小棚屋，你丈母娘就是在那种屋子里长大的，你媳妇儿也住过。没有电，没有水龙头。”

1950年代，沈阳的工人村慢慢成形，而荒地这样的小村庄还是一副19世纪封建社会的样子。那种弗朗西斯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现在还剩下一栋，被改成了库房。泥巴和稻草糊的墙壁大块大块地剥落，看痕迹好像多年来一直有驴子在啃似的。没有地板，全是土；内墙和地上被煤烟熏得黑不溜秋；用波浪形锡板搭起来的屋顶上，锈迹斑斑。在中国那些面貌一新的大城市，我经常遇到怀念老房子的人，但在乡村，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看看眼前这样的棚屋，有什么值得怀念的呢？

“我刚到这儿的时候，没有稻田，”三姨夫继续讲着。“这一片儿全是高粱。我在部队那会儿，吃了老多高粱。难吃死了。粉粉的，没啥味道。不像大米有香味儿。”

他来的时候，荒地的稻田才刚刚开始。“那前儿还没有红旗路呢；这外边儿啊全是种的大米。出去都是绕着田埂走。有时候脚下一滑，就跌到田里去了。我很不高兴，我们住在田里，不是村里。我也不喜欢冬天。其实现在还没习惯呢。头一年我手上和鼻子上都生了冻疮。那前儿也是一直挨饿啊。这里有野鸡野兔，我就跑出来打野鸡。那前儿年轻嘛，身体好，所以就派我去打。鸡没路可逃了，就把头塞进雪里。这样就完事儿了。”

他停顿了一下，斜过身子看我的豆奶喝了多少。“我给你倒点儿热水，”他慢慢起身，挪到窗边的热水瓶那儿。是那种老式的搪瓷热水瓶，瓶塞拔出来的时候会发出令人满足的蹦跶一声，袅袅的热气飘散出来。

三姨夫讲话慢悠悠的，声音也很柔和。三姨出去买东西了，也没人打断他。他跟我讲起第一次遇到美国人的经历。

“我老家在长江以南，那个村叫梁山村。在南京的西南边。老小了。但是1943年日本鬼子还是打过去了……也可能是1944年。不对，肯定是1943年。我那时候还小，鬼子把全村都烧光了。嗯，东北的鬼子要好些。不敢说他们就是好人，但是他们需要中国人给伪满洲国做工啊。在南方他们对中国人就是‘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我那时候还在上小学。”

他喝了一口热气腾腾的豆奶。

“就是那前儿第一次见的美国人。1945年仗打完了，一些美国人跑来我们村帮忙重建。他们开着拖拉机来的。”他回忆着，大大的棕色眼睛睁得更开了。“不说我都差不多忘了。1949年共产党解放了我们村。第二年10月我就参加了志愿军，那时候抗美援朝已经开始了。我们学校每个男的都参军了。我们村一共出了九十六个志愿兵。都是十四岁到十六岁之间的。”

十六岁的三姨夫第一次离开家，坐着空军后勤的火车到了北京。

“1950年快过完，我们到了边界，就是鸭绿江边的那个丹东。他们给我们发了枪，军装有一件穿一件。我拿到的那件就特别大。”

现在也很大。不过三姨夫太瘦了，穿什么衣服都显大。

他记得在朝鲜，白天在洞穴里扎营休息，晚上趁着夜色行军。“跨过边界之后，就看到美国飞机在天上到处飞啊。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打仗的时候，按上面说的做，活下来就谢天谢地了。我们队里也有朝鲜人。他们以前在东北抗日。解放战争的时候志愿加入了共产党。那前儿谁知到苏联想让中国帮他们打美国啊：斯大林怕美国呢！打完仗了我才知道，村里九十六个参军的，只有六个活了下来。我就活下来了。运气好。这就完事儿了。”

1953年战争结束，三姨夫被分配到沈阳。“我认识你三姨的领导，他把我介绍给她的。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我问他俩是不是一见钟情。

“嗯呃，”他淡淡地应了一句，在东北话里表示“是啊”。我被他的坦白暗暗惊了一下。“男人都这样，遇到想结婚的女人就会这样。不过女人好像不是这样吧。”

三姨一家住在荒地。所以1957年，三姨夫就从沈阳调动到这边的飞机场。“土改完了，地都被分给了农民。不过我刚也说过，当时还没多少地呢。‘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红卫兵来破四旧，结果根本没啥可破的。但我们家，我媳妇儿，还有三舅，过得都不好，因为他们的长辈被划成了‘富农’。我是当兵的，所以红卫兵没管我。他们朝别人大吼大叫，我只要站在那儿就行。但是他们太凶了。我们都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城里来的，就跟侵略一样嘛。你肯定都没法想，这些不认识的人闯到村里来，对着一个人大吼大叫。我根本不懂他们在做啥。我是当兵的，觉得这完全不符合纪律嘛！”

我问军队里有没有说要给红卫兵一点颜色看看。在朝鲜战场刀头舔血活着回来的士兵们会不会想把这些完全不知革命为何物的小屁孩一把推到田里去。三姨夫笑了：“现在这么问好像很有道理。但那前儿大家都是跟着命令走嘛。军队是，农民也是。他们在合作社、人民公社，都是听上头的命令。我们就和工人差不多，等着上头下指示，指挥我们做啥就做啥。”

1976年9月9日的凌晨，毛主席逝世了。“孤店子有家商店有电视，全村人都跑那儿去了。你想想，我们都围在那儿，想看一眼。大伙儿都哭了，然后有人累了，就走了，后面的人又挤上来。就等着有人哭累了，走开，你才能往前走，看电视清楚些，”他说，“我是真的伤心啊。三天三夜，大伙儿都在默哀。真的都不出声。那年周恩来去世了；接着朱德也去世了。但那时候我哭不出来了，就算是他创建了解放军。”

那个年代，那些场面，都在三姨夫的话语中，他一张照片都拿不出来：长江以南他的老家，他的父母，同学，战友，朝鲜的军营，飞机场的小木屋，或是这房子的修建场面。“那时候没谁拍照片儿啊，”他摊了摊手，轻描淡写地说，“到1956年，他们才在这儿开始统计，进行普查什么的。那时候荒地才变成一个村嘛，有了村委会。那之前啥记录都没有。咱们村儿的正式记录就是从1956年开始的。反正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我是第二年才来的。”

热水瓶塞又蹦跶一声，三姨夫小心地把热水倒进我碗里。我很好奇，抗美援朝的时候，三姨夫有没有近距离地看过美国人。他撇了撇嘴：“我忘了告诉你！美国炸丹东那个桥的时候，我也在场。”

丹东的名字，可以理解为“东边的牡丹”；我妻子的中文名字就是丹，因为出生那天晚上，她叔叔刚好从那个鸭绿江边的小城市归来。我觉得这样取名字对小孩挺不负责任的，就像你用法戈（Fargo）这么傻的名字叫你的孩子。但三姨夫说，这样一来，就把弗朗西斯的降生和那趟旅程联系在了一起，是冥冥中自有天数：“等你生了孩儿，从这个地方的名字里拿一个字，给他取名。”

“荒还是地？”

他咯咯笑起来：“这个你不用问我。”

三姨夫说，打仗那会儿他最害怕的时候就是在丹东那座桥边。“司令说我们要跨过那座桥，去朝鲜，”他回忆着，“但是那场仗打得太狠了，我都没法想象怎么去。”

今天，你还能站在那场战斗的遗迹上。那座桥变成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比丹东山上的那座博物馆还要冷清。走到博物馆的门口，每个人都能听到那首朗朗上口的《打败美帝野心狼》[即《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译者]。展览的解说告诉参观者，中国士兵“爱惜着属于朝鲜人民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同时击退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疯狂进攻”。抗美援朝纪念馆可不太有利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啊。

不过丹东江边那些沾沾自喜的中国人也无益于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从早到晚，每半个小时，游轮就会突突地开到鸭绿江中，让挤在栏杆上的游客拍一拍对面的朝鲜城市新义州。那儿有生锈的船，穿着破旧上衣的渔夫，一个男人骑在旧自行车上。中国的游客七嘴八舌：

“看他们多落后啊！太穷了！”

“‘文革’的时候中国也这样。”

“听说他们现在还要用粮票呢。”

“他们肯定觉得我们已经背叛共产主义了。但肯定也很羡慕我们发展得这么好。”

仅仅一代人之前，很多中国城市也是这么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游轮转了个大弯，我们看到朝鲜人每天面对的地方：起重机在修着高楼大厦，广告牌上宣传着银行的服务。熙熙攘攘的江边步道上有一排望远镜。人们可以付钱远眺对面空空荡荡的江岸。

他们还能看到一座黑色的钢铁桥，在江中间断掉了。这座桥于1911年修建，是一座铁路桥，曾经将日本人控制的朝鲜和东北连接在一起。

现在游客可以在上面走四百五十米左右，来到江中位置的一个观景码头，桥断了。只有四个水泥桥墩，像一条圆点连成的线，通往那边的江岸。游客们在一枚假炸弹旁摆姿势照相，一块石碑上写着，从1950年11月8日到11月14日，美国空军多次派出数百架B-29型轰炸机对鸭绿江大桥狂轰滥炸。故事完了。

但三姨夫说，他最害怕的就是那个时候。

1950年末，战争似乎就要结束了。朝鲜军队被赶出了首尔，退回三八线以北；美军占领了平壤，朝鲜的空军全线崩溃。美军总指挥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的指挥部宣布，他的军队可以回美国过圣诞节了。虽然战略情报局报告中国军队正在往鸭绿江边行进，麦克阿瑟却言之凿凿，中国不可能跨过鸭绿江。共产党刚刚打赢内战，全国民生凋敝，经济崩溃。共产党军队甚至不会立即打去台湾，更别说和美军作战了。

而毛主席注意到二战之后美国的手越伸越长，从柏林到东京，现在伸到朝鲜来了。中国能出动相当于联合国军四倍的兵力，几乎是完全保密进行的。1950年10月，士兵们昼伏夜行。十六岁的三姨夫就属于两侧包抄美军第八军的十二万志愿军。另外还有九万人在增援路上。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向华盛顿报告：“打败朝鲜人及其军队，胜局已定。”事实上，战争还要再持续二十个月。

直到1950年11月，联合国军都在“有节制”地进攻，指挥官下令说：“别靠近东北和苏联的边界。”美国海军的飞行员从黄海的航空母舰上起飞，但不能攻击苏制米格战斗机中的中国飞行员或是边界上的高射炮。这样的命令催生了一条“米格走廊”，就是鸭绿江沿线上空的一块区域，美军飞行员在这里进行着永远没有结果的猫鼠游戏。中国飞行员从丹东的机场起飞，爬升到九千多米的高空，冲美军飞机开火，再俯冲过鸭绿江，回到安全地带。他们的攻击目标中有个年轻的少尉，叫尼尔·阿姆斯特朗。那时他还没在月球上跨出“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阿姆斯特朗在朝鲜上空被打了下来，躲过了被俘的命运，之后又奉命执行了七十八次战斗任务。二十二岁他离开海军，成为一名试飞员。

麦克阿瑟催促杜鲁门总统，批准飞行员们在鸭绿江上空一路追击。但杜鲁门怕这会引发中国参战，于是禁止在边境周围八公里的地方发动任何空袭。

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些限制让他感到“万分震惊，无法用语言描述”。他对自己的参谋长说：“战争史上第一次，一名司令被限制不得使用他的军事力量去拯救他的士兵并保证军队的安全。”

麦克阿瑟威胁说要请辞，但杜鲁门当时焦头烂额，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很多人批评他“把中国拱手让给了红色势力”；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败局已定。他最终同意放松一些限制，允许麦克阿瑟轰炸鸭绿江边的新义州，当时金日成政府就在那里避难。麦克阿瑟要求炸掉连接中朝两国的大桥，杜鲁门命令说，只能炸朝鲜这一边。

不难想象麦克阿瑟读到电报时咬牙切齿的表情。高层指挥中的很多人身经百战，其中包括奥尔马·布拉德利将军，二战时曾在欧洲战场指挥盟军。他们难道忘了，从空中炸平一座桥有多难。桥面挺容易炸掉，但也很容易换新。即便没什么抵抗，要炸掉一座桥，飞机也必须超低空飞行，找准位置再把炸弹扔下去。另外，因为美国“不想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错误的战争”，布拉德利将军和所有的高层指挥官命令，鸭绿江的空袭任务可以进行，但美国飞行员只能在垂直位置进行轰炸，不能按照通常更快速高效的办法，沿着大桥的轴线排成一列扔炸弹。

飞行员们不得不飞进中国军队高射炮的狂轰滥炸中，试图轰炸大桥。在飞行任务开始前的短会上，一名海军上将告诉手下的士兵：“我们海军飞行员接受了一项最困难的任务。美国政府命令，无论对方如何，我不能侵犯中国东北的领空，不能攻击他们的领土。如果攻击，很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11月8日，美军的B-29战斗机用凝固汽油弹和燃烧弹炸平了新义州60％的地区。另外十六座城市也被战火殃及。“十天内，朝鲜全境将会被全部扫清，”麦克阿瑟承诺说，“不幸的是，这里将会成为一片荒漠。”

在这场历史上首次全喷射机组成的空战中，中国飞机拦截了瞄准鸭绿江大桥的美军战机。值得一提的是，双方没有一位飞行员被击落，也没有桥被炸毁。

第二天，美军再次发起进攻，美洲豹战斗机往桥上扔炸弹，螺旋桨带动的海盗攻击机进行掩护，朝中方的高射炮开火。在八千多米的空中，穿过无情的高射炮夹击，“我们来了个高角度攻击，大概是七十度俯冲，”一名飞行员回忆道，“我还记得当时冲着目标去的时候，我把机轮放了下来。驾驶海盗攻击机进行高角度俯冲时，这样做可以帮你控制速度，否则提速太快，根本没法控制飞机的襟翼。起落架就是专门用来应对高速飞行时突然直接俯冲的。”

大桥依然挺立。

此时美国刚刚结束1950年国会选举，亨利·杜鲁门登上总统游艇。当时的他喝得醉醺醺（喝了波旁酒），“显得十分沮丧”，他的官方传记中写道，“旁人从未见过他如此消沉。”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他遭到波多黎各的分裂主义分子刺杀，险些丧命；现在国会选举的结果又雪上加霜：对手共和党在参议院赢得五个席位，在众议院赢得二十八个席位。

第二天，杜鲁门总统没能如约和高层指挥官们开会（他的回忆录只写了一句，说他“无法”参加）。会议上，指挥官们一致认为，麦克阿瑟想要和中国全面开战。他们偏向于用政治途径解决朝鲜问题，比如英国提议的，让联合国军撤出，南北朝鲜继续以三八线为界，分而治之。布拉德利将军后来写道，那时候他们应该反对麦克阿瑟的。“我们阅读材料，我们坐下讨论，我们思量再三，然而很遗憾，我们达成了大错特错的结论和决定。我们任由麦克阿瑟对形势错得离谱的判断和激昂雄辩的慷慨陈词蒙蔽我们的心智，同时我们自己心里也怀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

去年10月在复活岛面见杜鲁门时，麦克阿瑟拒绝向他问好。但总统没有责怪他，只是写道：“自己选的人，无论怎样都要支持他。”同时，麦克阿瑟还给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写信，批评杜鲁门在战争期间的表现，说他没有理会自己利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在中国开辟第二前线的建议。现在，就算是中国军队意识到美国人不会进入他们的领土，麦克阿瑟也不会叫停鸭绿江大桥上的攻击行动。中国军队甚至都懒得伪装他们的高射炮。

美国飞行员驾驶飞机直冲而来，在桥上低低地飞行着，接着控制机身，倾斜得厉害，免得进入中国领空。

炸毁大桥的努力仍在继续，高射炮不断开火，风速每小时一百五十三公里。在相继出动六百架次飞机后，鸭绿江的“朝鲜段”于1950年11月14日轰然崩塌。

五天后，江面封冻。

三姨夫在内的中国军队行军冰面，来到对岸参战。对于麦克阿瑟来说，“本是胜利的美酒，此时却变成酸楚的浓醋”。双方还要再打小两年，但麦克阿瑟没有等到最后一刻：1951年4月，杜鲁门以不服从命令为由将麦克阿瑟撤职。停火协议将朝鲜半岛分为三八线南北。这场战争巩固了毛主席在党内和中国的威望，但也夺走了毛家长子的生命。就在那年11月，这个二十八岁的小伙被一架南非飞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击中，死于空袭之中。

我去的那天傍晚，太阳西沉，一群韩国游客拿着雨伞，挤在鸭绿江大桥的断裂处，离封禁的对岸不到五百米。我远远地站着，想象着飞机放下起落架，以七十度角俯冲，躲避着敌方战斗机的炮火。两边的江岸上，高射炮无情开火。江水不断溅起。雷鸣般的爆炸声响彻云霄。游客们靠在一个扭曲的钢铁栏杆上，旁边就是那块石碑，上面简单地写着：公元1950年11月8日到11月14日，美国空军多次派出数百架B-29型轰炸机对鸭绿江大桥狂轰滥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