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妈

东方  作者:魏巍

郭祥匆匆吃了一早饭,准备去瞧杨家大妈。

他没有见杨家大妈也有许多年了。这是他心目中最亲近最钦敬的人物之一。自郭祥记事起,两家就是近邻。他常常领着大妈的小女儿小雪去拾柴禾,挖野菜,有时候就在杨家吃饭。他淘了气,大妈就把他偷偷地用笸箩扣起来,使他免去父亲的追打。这一切,都记得是多么地清楚呀。郭祥在大清河南敌人的堡垒丛中活动的时候,就听说过大清河北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杨大妈。游击战士们传颂着这样的歌谣:

杨树飘洒洒,

大妈赛亲妈。

只要找见她,

就是到了家。

饿了有吃喝,

负伤有办法,

安安生生睡一觉,

临走还送我烟叶一大把。

在那敌人的炮楼星罗棋布、汽车路密如蛛网的地带,有吃有喝也就很不容易,竟然负了伤还有办法,还能安安生生地睡上一觉,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去处呵。无怪这歌声这么动听地唱到了大清河南。人们还说,这大妈是“革命的五大员”:第一,她是炊事员。在她家里抗战人员来往不断,她家的灶火,每天要烧十几顿饭。只要你是抗日战士,有饭蹲下就吃。第二,她又是护理员。在她家的地道里,护理着轻重伤员。机会赶巧,你还能尝到她从集上买来的新下来的葡萄。第三,她又是情报员和侦察员。她有时扮作讨饭老婆,着破竹篮,拄着枣木棍,出没在敌人的炮楼附近;有时穿得干干净净,提着红包袱,到敌人占踞的县城,去跟内线关系接头。最后,她还像个指挥员。在那敌情紧张的深夜,窗上遮着被子,门外站着哨兵,她和那些游击队长、政治委员、县委书记聚在一盏昏黄的灯光下,共看着一张地图。她披着衣服坐在炕上,听他们交流情况,分析敌情。她身向前倾,头微微低着,严肃地沉思。然后就毫不自卑地拿出自己的意见,就好像在讨论她的家事。她那特殊的细心、机敏与果断,和她那从游击队长们不知不觉学来的干脆、果决的手势,都流露着指挥员英武的格调。那些领导人也尊敬地喊她大妈,跟她交谈,跟她辩论,也不知不觉地把她看做自己中间的一个。听说巧袭小李村炮楼,就是采纳了她的主意。因此人们又把她的家称做“两部一站”,既是后勤部,又是司令部,还是情报站。它是党和游击队领导人的聚散地,是大清河北一个小小的抗战中心。

郭祥也像其他战士一样爱她,钦敬她,也爱唱“杨树飘洒洒”这支歌。但她活动在大清河南,属另一个分区,没有见到过她,更不知道她就是自己幼年的伙伴小雪的母亲。他也没想到,这位普普通通的近邻,成长得这样快,这样英雄出众。后来,因为杨大妈的名字太红,别说是自己人,就是炮楼上的伪军也给她取了一个外号,管她叫“老八路”。杨大妈从此就成为敌人指名捉拿的对象。尤其是谢家父子,吃了她许多苦头,有好几次几乎被八路军捉住,也就对她更加仇恨,三天两头来找寻她。这时在伪军中还流传着一句口号,叫做“捉住杨大妈,金票有得花”。敌人对她的头,宣布了十万元“老头票”的悬赏,另外还要官升三级。这不但没有把大妈吓住,反倒更鼓起了她那战斗豪情。她常常拍拍自己的脑瓜儿,对战士们玩笑地说:“小伙子们!你们可要好好保护你大妈的这个宝贝,我可没想到它这么值钱!”由于村里群众对她的掩护,再加上她机敏过人,她在这家和那家躲闪着,敌人捉她多次,她都机智脱险。随着环境的险恶,斗争的残酷,一些人叛变投敌。这些人吃过她的饭,睡过她的炕,知道她家隐蔽的地道口,给了她最大的威胁。她在家呆不住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就转移到外村亲威家里。她从这时起,就行进在游击队的行列中。她和战士们一起风餐露宿,给战士缝缝补补,她不像民,又不像兵,老百姓都很诧异行列里的这位中年妇女。也就是从这时,当这支游击队转移到大清河南的时候,郭祥偶然遇见过她,才知道原来她就是那赫赫有名的大妈……

抗日战争末期,在某地的英模大会上,杨大妈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不久,她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犯,大妈就把她的女儿杨雪送到部队,让她参加了这一场新的斗争……

郭祥要去看望的,就是这样一位英雄的母亲。

他一边帮母亲刷锅洗碗,一边问母亲:

“大妈现在住在哪儿?”

“一说你保准知道,就是你闹事的那个地方。”母亲带着笑嘲弄地说。

郭祥一听,就知道说的是谢家。他羞愧地笑了一笑,故意装糊涂说:“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儿呀,我闹的事多啦。”说着就跨出门去。母亲觉着儿子回来什么也没有吃上,怪委屈的,就揭开炕席拿了几个钱上集去了。

郭祥缓步穿过小胡同,向村里正街走去。这凤凰堡原有四条小街,像一个方方正正的“井”字。“井”字中心,就是原来谢家小城墙式的大院。挨着大院是一些相形见绌的中农房舍,散在村边的就是贫农们又低又矮的土屋了。如今经过十几年激烈的社会变动,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村四外起了不少新房,因为盖得错错落落,杂乱无章,使郭祥绕了不少弯儿,才走上正街。那村中心的花垛口高墙,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好像它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只有从那两个被推倒的石狮子,才可以辨认出原来谢家的大门。郭祥不由想到,当他幼年走过这里的时候,总是觉得阴森森的,心老是一阵阵地发紧,连脚步走得都不自在。尤其走过这个门口,得时时提防着那几只大黑狗冷古丁地蹿出来。连那两头石狮子,也觉得像是活的那样可怕。现在呢,那个门脸已经改换了样子,整个地被牵牛花爬严了,一眼望去,红澄澄的,总有好几百朵。牵牛的阴凉下,挂着“凤凰堡小学校”白底红字的牌子,从里面传出了孩子们整齐悦耳的读书声。这书声,带着十足的奶腔味,被秋风吹得一时高一时低,显得这乡村更加宁静、安详和可爱了。

郭祥知道,小学校占的就是谢家的第一套院,后面第二套院,就是现在杨大妈住的地方。那里新开了一个侧门,郭祥走进去,一眼就看见正房那高高的石阶,下面是青砖铺地,一点不错,正是多年前父亲领着他磕头赔礼的去处。谢家婆娘和谢家小子站在石阶上那一副带搭不理的样子,那尖刻讥讽的笑,一下出现在眼前,头轰地一下子像着了火似的。他定了定神,极力让自已平静下来。

他打量了一下这个院子,像是住了四家人。由于换了新的主人,那种阴森森的气氛没有了,现出一派农家风味。家家房檐下都垂着一嘟噜一嘟噜半干的红辣椒,地上晒满了一片一片的茄子干,院子里还系着好几根绳子,上面搭满了小白菜。东屋窗前有一个遮荫的南瓜架,垂着三四个金红色的大瓜,还挂着两个青秫秸莛儿扎的蝈蝈笼子。西房根种了一小片花,有三两棵鸡冠花,两棵很高的西番莲,一棵紫的,一棵白的,几个小盘盘似的花朵,都快要碰到窗格子上去了。

院子寂静无人。屋门虚掩着。人们大概都下地去了。郭祥正回身要走,忽听璞啦啦一阵响动,原来在南瓜架后面的墙拐角里,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背朝外,光着膀子,穿着小裤衩儿,正蹲在那儿聚精会神地摆弄什么。郭祥问:

“大妈在这儿住吗?”

“嗯。”那小子头也不抬地说。

“她在家吗?”

“地里去了,你到地里去找她吧。”他还是不动身,一个劲地摆弄他的。

郭祥走近一看,原来这小子正抱着小白鸽子给它装鸽哨呢。他的肩膀上还站着一只小红嘴鸽子,歪着脑袋看人。他老是装不好,累得小圆脸上都是汗。郭祥看那眉眼,很像大妈,也很像小雪。就拍了他一把,问:

“你叫什么?”

“我叫大乱。”他这才抬起头来,一双调皮的眼睛巴眨巴眨的,“你是县武装部的吧?有小刀不?掏出来我使使!”说着就伸出手来,要到郭祥的口袋里去摸。郭祥摸出小刀微笑着递给他,他一面修理鸽哨,一面说:

“那里还有两只。”他顺手朝西房檐一指,那里悬着一只精巧的小木笼,“一只‘大鼻子’,一只‘莱花’,要是抱出蛋来,我把‘大鼻子’送给你。”

“现在送给我行不?”郭祥装作认真的样子。

“现在——”他翻了翻眼,“那得有条件!”

只听门外说:“什么条件?你个小兔崽子!”

郭祥还没来得及分辨是谁,大乱把鸽子一扔,抓起草筐就溜。郭样回头一看,进来的正是大妈,她拿着一把镰,背着一大筐满是露水的青草,两只脚也是湿漉漉的。她披着一件不知道是谁留下的十分破旧的棉军衣,看来她很早就到地里去了。

“大妈!”郭祥欢快地叫了一声。

大妈也一眼就看准了他:“没错,你是嘎子!”她说着,放下草筐,快步走过来。

郭祥看到,她的面容虽然比以前见老,但是步伐还是那样敏快,眼睛还是那般清亮,流露着坚定和机警,丝毫没有减失游击战争年代赋予她的光芒。

郭祥迎了上去,大妈用两只手捧着郭祥的脸,仔细地看了看,竭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她把手一甩:“孩子,屋里坐吧!”她走到屋门口,又扭过脸指着大乱说:

“烧你一回!告你爹,叫他马上到集上去,就说嘎子回来了,晌午要吃茴香馅饺子。快去!”

大乱卖了一个鬼脸,一蹦两跳地去了。

大妈把郭祥扯进了西屋。郭祥看这屋子宽敞明亮。里间屋一铺大炕,也扫得十分下净。迎着炕贴了一幅毛主席像。只是屋子里的东西很少,不仅没有箱柜,连个迎门橱也没有,只有一张旧八仙桌子,一条长凳,显得异常空落。

“脱鞋,上炕!”大妈催促着说。

郭祥在炕上坐定,大妈不一时就烧开了水,又在灶里烧了几个红枣,将灰吹去,泡了两碗红酽酽的枣茶端上来。

随后,她也上了炕,把烟笸箩放在两个人中间。她抽旱烟袋,郭祥就卷大喇叭筒。

郭祥说:“大妈,你这几年生活还是很困难吧?”

“不算困难!”大妈说,“吃的有了,差一两个月的,吃点菜也能对付过去。”

“你这家具,我看怎么比以前还少呵?”

“家具?”大妈哈哈一笑,“连一块破铺衬,连你大妹子小时候的尿席子,都叫敌人烧净了。他们对我不客气,我对他们也不客气。双方一样!”她仰起脸看看房顶,说:“就是这房没烧,他们还想着回来住哩!实在说,孩子,我真不愿住在这肮脏地方!以前把我卖到这家当使唤丫头,我受的是什么罪?你没见过,也听说过。你想,我住在这儿,想起来能不难过?可是我还要住!穷人不敢住,我就要领着头住。我要让他们看看,到底是谁把谁打倒了!他们一天价喊打倒共产党,叫他们看看共产党倒了没有!”

“对!就是要让他们看看。”郭祥猛力吸着大喇叭筒说,“不过你的身体还要注意,我看不抵以前了。”

“没啥。”大妈挺了挺腰板,“我腿脚行,眼也挺好使。去年听说一个同志要结婚,我还扎了对绣花枕头给他寄了去。就是钻地道、睡高粱地多了,落下了个腰疼病,瞧了几次,白花了钱,也没治好。我看一下半下不碍。”

“孩子,”大妈又拧了一锅烟点着,向郭祥身边移了移,缓缓也说,“说实在的,这穷,这苦,这病,都不算什么。就是有一件事叫我心里难过……”

郭祥见她眼圈发红,就听她说下去:

“穷算什么!你大妈原先比谁不穷?苦,你大妈比谁不苦?病,这又算什么!残酷时候,敌人三天两头来抓,不知什么时候活,什么时候死。这统统不算一回事。孩子,只有一点儿我受不了,我就是离不开八路。从事变以后,我那穷家,哪一天断过八路军呢?人来人往,不是干部,就是战士,不是大队,就是小队,弄得我没有时间渣儿,累得我站都站不住,只要同志们吃上喝上,我就心里痛快。可是猛古丁地都开走了,不知道开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睁睁眼,看不到一个穿军装的,你说这是怎么个滋味?我心里空落得像是没有个抓挠头似的。夜里睡不着觉,我就一个一个挨个儿想你们。你们的模样儿,家乡住处,脾气秉性,谁我也没有忘。可你们连个信都不给我打一封来……”

大妈滴下了眼泪。

“不能这么说,大妈,”郭祥说,“同志们都没有忘记你。”

“去吧,”大妈擤擤鼻涕,“那为什么不来个信?”

“大家忙呀!”

“忙?我问你:你们拉屎不?尿尿不?”

郭祥笑了。

“兔崽子,你别笑。”大妈把烟锅乓地一磕,“你回答我的问题!”

郭祥笑着说:“就是再忙,还能不拉屎尿尿!”

“着哇!”大妈说,“你们就用拉尿尿尿的工夫,也能给我写几个字嘛!”

大妈说着生起气来,把烟袋一放,两手向外推着郭祥:“去去去!”

“你不要,我还不走哩!”郭祥缩缩脖,装个丑样儿。

“不走,我就揍!”

“来吧,我代表大伙挨揍!这是光荣的。”郭祥说着,把头伸给大妈,“我看你还是舍不得吧!”

大妈璞哧一声带着泪花笑了。

郭祥接着装了一锅烟递给她,大妈盘着腿抽着,心平气和了许多。她问:

“南蛮子现在怎么样了?”

“哪个南蛮子?”

大妈跳下炕,把墙上挂着的一个装相片的镜框摘下来。用袖子轻轻擦了擦土,递给郭祥,指着其中一个说:“就是他!”

“咳,我道是谁,原来是我们邓团长。”郭祥说,“他去年打兰州负了点儿轻伤,还在医院里休养呢。”

“我不信。”大妈说,“要是负了点儿轻伤,他会一直住在医院里?”

“确实,伤不太重。”郭祥带着笑安慰说,“现在快好了。”

“怪不得他不来信。”大妈又是怜惜又是赞叹地说,“这个人革命可真叫坚决。一打仗就往前冲,当了团长还是那股劲。他那爱人还是我介绍的哩!现在两口子过得怎么样?”

“很好。生了个白胖小子,听说有十来磅重。”

大妈笑起来,小烟锅子在坑沿上磕得乓乓的响。

郭祥看到,在这个四四方方的红枣木镜框里,挤满了军人照片。其中有他现在的团政委周仆,他现在的营长陆希荣,还有许多他不认识的人。这些人大都穿着当年的粗布军衣,也有的是农民打扮,手巾包着头,腰里束着皮带,皮带上掖着盒子。一个个面容清瘦,但精神奋发,姿态英武,充满了游击战争年代的风采。大妈对这些人一一问了一遍。可惜有许多人,郭祥不认识,未免使大妈感到遗憾。

她小心地把镜框挂在墙上,坐下来,轻轻叹了口气:

“小迷糊不知道哪儿去了,连个相片也没有他的。”

“哪个小迷糊?”郭祥问。

“你不准知道。”大妈摇摇头忧郁地说,“他年纪太小。他爹妈都叫日本用刺刀挑了,11岁就参加了咱们军队。人猴瘦猴瘦,走也走不动,部队就把他托给了我。晚上不喊醒他,就给你尿一大炕。就那还非跟我钻一个被窝不行。天气热了,我说:‘小子,这么热你还要跟我钻一个被窝?’你猜他说啥?他说:‘妈,那咱俩就伙盖一个被单儿吧!’自他一来,大乱不能跟我睡一个被窝了,觉得吃不开了,就时常跟他打架,还说:‘这是我亲妈,你算哪里的野小子!’小迷糊就哭了。我说:‘小子,什么是亲的后的?你再长两年,好好抗日,你就是亲的;他不好好抗日,调皮捣蛋,我就把他轰出去。’小迷糊就笑了,说:‘妈,我一定好好抗日。’这小子其实也不迷糊,也知道待我亲。他见到别人乱使我的烟袋,就用小刀刻上记号,专让我使。他一直在咱家呆了半年,后来部队又把他领走了。我真不愿让他走,弄得我哭了好大一阵。这多年,我老打听,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有时候做梦,还梦见他给我捅烟锅子呢……”

这时,只听屋门“哐啷”一声,大乱跳着走了进来。“报告!任务完成。”他故意装作军人的样子,在炕沿下打着立正,嗓音洪亮地叫。

“你看他那怪样儿!”大妈用烟袋冲他一指。

“我瞧瞧你的钢笔!”大乱说话就爬上了炕,扳住郭样的脖子。

“下来!”大妈威严地晃晃烟袋杆儿。大乱手疾眼快,把钢笔抢到手里,拔开笔帽,在指甲盖上画起来了。

“你瞧见没有?”大妈指着大乱对郭祥说,“从小就是这样。不管是司令员,政委,一下就爬到人家脖子上。不是捅这,就是捅那。以前是让机枪班给他做弹弓,以后就死求白赖地要子弹壳,换底火,翻造子弹,打枪,瞄准;你们都野战走了,这又玩鸽子。你瞧瞧他那脸蛋上是什么?”

郭祥这才注意到,大乱的左眉梢上有一个小小的窝窝儿。

“那就是他跟人家玩弹弓英勇负伤的地方!”大娘嘲弄地说。

大乱翻翻一双猫眼:“我的好处你干吗不说?”

“你有什么好处?”大妈说,“你不过就是给八路送了两回信!还差点儿出了大事。你有你姐姐去的多吗?小雪又给我送信,又在门口给我放哨,一站就是半夜,一次亏都没吃过。叫你放哨,你净打磕睡!还自己吹,‘我要当通讯员,准是个好通讯员!’……”

“我不是把信团成蛋儿吃了吗?我又没暴露军事秘密!”大乱梗着脖子。

“我问你,”大妈又用烟袋指指,“今天你嘎子哥来,你这个好通讯员干吗不到地里喊我?”

“他也没对我说他是嘎子哥!”

大妈用手一指:“你听听!这小兔崽子嘴有多巧!”

“八路军可不许骂人!”大乱把头一歪,“你还吹自己是老八路呢,你让嘎子哥听听!”

“得,得,”郭祥笑着说,“你别喊我嘎子哥了,我看你小子比我小时候还嘎!”

“这都是八路军惯的。”大妈说,“我一打他,他们就拦住我,就把他惯到天上去了。你瞧着,我迟早要把你送到军队里去,叫八路军来管管你!”

“去就去。”大乱说,“我也不怕打仗!”

“老东西来了。”大妈说着欠身下炕。

郭祥静听,才听出“踢——啦”“踢——啦”的脚步声。就从这脚步声,也可听出这是那种性格缓慢但却扎实的人。郭祥真佩服大妈分辨风吹草动的好耳力。这也是游击战争年代养成的。

老杨大伯进来了。手里提着沉甸甸的一大块猪肉,怀里抱着一大捆小茴香菜。他向郭祥嘿嘿一笑,没有说出什么,手里的东西,一时也不知道放在哪儿好。

大妈接过东西,就皱了眉。她把小茴香捆一拨开,对杨大伯说:“你瞧瞧,这准不是今儿早起割的,一辈子想叫你办个漂亮事也难。”大妈把茴香择了择,哗啦提了一瓢水,动手洗菜。又对大乱说:“去!磨磨刀。”

杨大伯不反驳,也不言声。从腰里摸出一盒“大婴孩”香烟,撕开个小口,抽了一支,抖抖索索地递到郭祥手里。然后佝偻着腰坐在炕沿上,从腰里解下旱烟袋,装了一锅,用胳膊夹住,打起了火镰。显见这盒烟,是他特意为郭祥买的。

这杨大伯比大妈大十五六岁,已经60开外;郭祥看他那被烈日烤晒了一生的皮肤,还是红刚刚的,显得异常坚实。他的容貌和举止,都流露出朴实和善良。

大妈剁着肉馅指责地说:“嘎子多年不回来,你就找不着一句话?真是三锥子扎不出血来!跟你一辈子,没有把我屈死!……”

大伯还是不响,看来他听这话有多少遍了。

“我这个家,数这个脑瓜儿落后!”大妈又说。

“我,我怎么落后?”大伯开言了:

“嘎子说,你闺女也人党了,现在除了大乱,全家都是党员,就你一个挂翅膀的!”

“那,那是你们支部不讨论我。”大伯说,“你凭心说,革命工作我少做了不?”

“没少做!”大乱正在那儿烧火,插进来说,“黑间开门,领道儿,号房,领柴禾,领米,全是我爹。下大雪,牵着牛,尾巴上吊着扫帚,给八路军扫脚印,也是我爹。领着八路突围,摔得他乓地一个跤,乓地一个跤。八路来了,我爹就起来开门儿,回来往墙角里一蹲;我妈炕都不下,盘着腿一坐,衣裳一披,净动嘴儿,和人讨论讨论,像个司令员似的……”

大伯脸上露出笑容,看了看郭祥。

“烧你的火!”大妈斥责着,又面向大伯,“可你怎么不申请呢?”

“我不申请!”大伯说,“你有眼就看。”说过,他把烟锅乓地一磕。

“大伯,我给你写申请书!”郭祥把袖子一挽。

“不,不,”大伯连忙摇摇手,“侄子,你不知道,我60多岁的人啦,递上去,支部一讨论不准,我脸上挂不住!”

“你条件也不够!”大妈说。

大伯欠欠身子:“我怎么不够?”

“凭你说这活就不够。”大妈一只手从面盆里伸出来,指着他,“那年,敌人把房子烧了,你说的什么?你说:‘看你住到哪儿?八路不管你了吧!’你不给我消愁,还给我添腻味,散布坏影响!我问你,你说了没说?”

“我,我,”大伯脸霎地红了,舌头打着结,“那是我的错误,影响是不太好。”

大妈像少女一般地好胜,乘机警告说:

“你听着!往后我们家一个落后的不要。”

“我看你也有点儿那个……”大伯还嘴,声音低低的。

“有点儿什么?”

“骄傲。”

“嫌骄傲,咱打离婚!”

“离就离吧,老用这话压我!”

“你别光欺负人哪,大妈。”郭祥笑得嘎嘎的。

“你不知道,小嘎儿。”大妈说,“按理,你是下辈儿,这话我不当讲。我这人说话就不管他上级下级,长辈晚辈。你想想,我十六七过的门,我花枝儿似的,他比我大十五六岁,要不是谢家那王八蛋,我怎么会落到这步!你说我心里屈不屈?”大妈的声调里带出了伤感,这是平时很少听到的。

郭祥从小就听说,大妈原先是谢家的使唤丫头,至于怎么嫁给大伯的,却不知细情。原来这也是凤凰堡的一段血泪故事。大妈是附近孙家庄人,也是谢家的一个佃户。有一年大旱,颗粒不收,大妈的父亲交不上租子,出于无奈,就将女儿以工顶债,这样到了谢家。大妈那年才十二三岁,每天挨打受气,自不用说。等到大妈长到十五六岁,由于人品出众,那谢香斋就生了歹心,要纳她傲小。这大妈是宁折不弯的性子,哪肯答应,就在一天深夜只身出走,逃到一个亲戚家里。谁知第二天,就被谢家捉回。那谢香斋心毒手黑,狠狠地骂:“我娶你不成,也得把你毁了。”就找了三五个打手,将大妈的上衣剥去,由两个大汉扭住她的两个膀子,其余的点起成捆的香,伸到她怀里熏她、烤她、烧她,将她治得死去活来,整个胸脯都烧烂了。大妈的父亲听到此事,痛不欲生,就托人说情,情愿还清欠债,将女儿赎回。但是这个穷得当当响的贫农,衣食尚且无着,到哪里去找这笔款子呢?就放出话说,谁替他还了这笔账,就将女儿嫁他。这时杨大伯正在谢家扛活,己经30多了,还没成家。亲戚邻友就撺掇他说:“老杨,你看这姑娘怪可怜的,你不如收留了她,大家帮补你一些,你再摘借摘借,也将就着把事办了。”杨大伯好容易将钱凑够,这才把大妈领到自己家里。大妈虽然逃脱虎口,但一看男人比自己大十五六岁,自不免有委屈之感。刚才大妈说的,就是这段心酸的往事。

她一边揉面,一面继续说:

“那时候,我真想跟他离婚,可是别说离婚,连离婚这个名词儿也不知道。我想,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吗?夜里一宿一宿地睡不着,两只眼泪巴巴的,连枕头都打湿了。可是他睡得死猪似的,一点儿都不知道。我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走,要跑,我要走南闯北,任他狼拉狗啃,死就死了,活就活了。可是,我又一想,我也多亏了他!走东邻,串西舍,给我求医问道,洗伤抹药,我这伤才好了,是他救了我。我要扔下他走了,丢下他孤零零一个,谁照管他?我也对他不起。我不是亏了心吗?唉,算了,虽说他比我大这么多,可是心眼儿实在。人说,丑人还有个俊影儿呢!我这才有心跟他过了。直到八路军来了,共产党来了,同志们一天价给我讲这个,说那个,我就觉着这天也大了,地也宽了,眼也亮了,心气儿也高了,浑身上像长了翅膀,老想飞,想跳,想说,想唱。一个劲儿地追革命!奔革命!没有第二个心眼。伪村长要让日本鬼、白脖儿吃面条,我就要给八路军吃烙饼;他们要吃炒豆腐,我就要给八路炒鸡蛋;我一定要压倒他!因为这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我的。我要跟着他!扶着他!举着他!我不能听一个人说他一个不字。是水,是火,他说过我就过,他说跳我就跳!我恨不得把那些日本鬼、汉奸、地主、恶霸、国民党像苍蝇、跳蚤似地一个个掐死,捏死,一古脑儿地扫平!……”

郭祥看到,大妈的眼睛闪着青春时代的火星。从她那眼睛、眉毛、脸盘都可以看出,她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的声音一时又变得柔和起来。

“也就从这时候,我对他那不如意,才一点点儿淡了。到这会儿,总算有了个家,儿是儿,女是女,离婚,我才不离呢!你倒说‘离就离’,卷个小包袱儿,滚你的蛋吧!一晃几十年,我的好时候也过去了。小嘎儿,像现在八路军兴自由、当面挑,那多好!可惜共产党来得迟了……”她叹了口气,恨恨地说:“想起旧社会,真他妈的没有一条儿好处!”

“大妈。”郭祥笑着说,“这离婚是刚才你先提起的呀!”

“我是出出这股闷气,”大妈噗哧乐了,“也捎带着警告他一下!”

“要说心眼实落,大伯在凤凰堡得占第一!”郭祥有意安慰地说。

大伯高兴地瞅瞅大妈。

“说得也是。”大妈同意地说,“人也不算忒笨,他种的烟叶全村出名。抽着有那么一股格别的香味。挑到集上去卖,给人的斤两又大,一哄就抢光了。挑去十斤,最多只换回八斤的钱。”

“那,那,”大伯受了表扬,心里乐滋滋的,笨笨磕磕地说,“一个自己种的,咱能少给?让人家吃亏?”说着嘿嘿地笑了。

大妈把面揉得白生生的,不硬不软。馅儿已经拌好了,又汩汩地加进了不少香油,郭祥在炕上就闻见了喷鼻的香味。

“我显显手艺。”郭祥兴奋地叫着,急忙下炕。大妈拦住他说:“去你的吧!多少八路军我都伺候下了,还要你来?”说过,小枣木擀杖清脆地响着,不一时,蓖帘上摆满了精致的小饺,包得又好,摆得又齐,像是一大盘初五六的新月。

郭祥看天还不到小晌午,就说:

“大妈,我瞧瞧齐堆去,回来再吃饺子行不?我跟小堆儿从小在一块儿,参了军他东我西,真想得慌,听说他不是复员了吗?”

“真是不巧!他昨儿个到省里开民兵会去了。”大妈说,“这孩子也是个人尖子,他是两次参军,两次复员,叫干啥就干啥。家里姐妹都出嫁了,留下一个瞎爹,饭也不能做,我正张罗着给他找对象哩!”

郭祥只好作罢,又卷了一个大喇叭筒,准备提起昨晚母亲所谈的问题,忽听窗外有一个非常柔婉的声音叫:“大妈在家吗?”郭祥听声音很生疏,不知道来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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