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祥已经家来四五天了。他看看母亲住的小东屋，房顶上长了不少乱草。他原想把草割一割，把房顶漏雨的地方泥一泥，等过了秋忙再说；谁知爬上房顶，脚一踏上去，就踹了一个大坑。原来苇箔早就朽了，房太老了。他决定干脆换换顶，就是往后离家日子长了，不管走到哪里也心里踏实。他这次家来，公家照顾了200斤米票，加上自己积攒下的残废金，用来买了20多个苇子和一些柳木椽子，就动了工。杨大伯和几位邻居，谷子顾不上打，就赶过来帮忙。郭祥光着膀子，穿着小裤衩儿，挑土和泥，钉椽子，铺苇箔，整整忙了一天，才把房子修好。他又把屋里屋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连那盏点了好几辈子的老铁灯，也拿出来擦了。母亲里里外外一看，自然欢喜不尽。

这天，郭祥秋收回来，刚吃过晌午饭，正寻思着把母亲睡的土炕也泥一泥，只见大乱一溜烟跑来，叫：“好消息！好消息！”说着，拉起郭祥就走。郭祥挣脱手说：

“你别缠我，有什么好消息呀？”

“你到我家看看就知道了！”他说。

“你不说，我就不去。你这小子鬼名堂多得很！”

“好吧，告诉你，”他眨了眨眼，“你们队上来了一个人，说要找你。”

“你要蒙我呢——”

“要蒙你，我是小狗子！”

郭祥只好随他走去。他不时翻翻猫眼，瞅瞅郭祥，露出一脸鬼笑。

郭祥一踏进大妈的院子，果然听见屋子里一片欢笑声，有一种素日少有的欢乐气氛。

大妈在门口扫见郭祥，满脸是笑地说：

“嘎子快来！看着是谁回来了！”

郭祥往屋里一看，望见一个女同志苗条的后影，她裸露着两只圆圆的黝黑的长臂，正弯着腰儿洗头。短袖的白衬衣，煞在绿色的军裤里，脚上穿着一双鲜亮的白帆布胶鞋。

一听郭祥来了，她用手巾把脸一蒙，咯咯地笑着。

郭祥一眼就看出这是大妈的女儿杨雪，他少年时的伙伴。

“嗬！你也回来了。”郭祥走进门，愉快地说。

她把手巾往面盆里一丢，带着一头白花花的胰子泡儿，赶过来和郭祥握手。她的头发本来剪得很短，这一来更像一个男孩子了。

郭祥握着她的手，一边笑着对大伙说：

“瞧，人家多讲卫生，真是卫生人员儿！”

“卫生人员儿怎么的！比你这个大连长矮一头吗？”她甩开手，和郭祥并着膀比量着，“妈妈你看！我们俩谁高？”

“你不许提脚跟！”郭祥说。

“你站的是个高地方呀！”她说着，把郭祥推在一个小坑洼里，竭力挺起身子，仰着她那黑红俊气的脸儿，“看，我比嘎子还猛哩！”

大伯蹲在长凳上，见女儿出落得这么齐整、漂亮，一脸笑眯眯的。

许老秀也在这儿坐着，他磕磕烟灰：

“这闺女出去了几年，我看长了一个头还多！”

“可不！”大伯说，“我看她妈这年纪儿，还不准有这么高哩！”

“嗬！你今儿个也发言了。”大妈嘲弄地说，“你就不想想，她吃的是什么，我吃的是什么！你们家的扁担、大筐，没把我压到地底下去！”

杨雪带着一脸满足的神气，又去掬水洗头，听见这话，转过脸说：

“我也没有白吃饭哪，妈妈。一行军，我就给病号扛大背包儿；战斗时候背伤员，那些小伙子，哪个也不下一百二三十斤儿！我背着，就像闹着玩儿似的。你扛过吗，妈妈？”

她的眼睛叫胰子水鳌得睁不开，尽力挤着，下巴颏上噗哒噗哒地往下滴水。

“哼，有你说的！”大妈努着嘴，却掩饰不住一脸幸福的微笑，“不管怎么说，你们是我的小崽儿！是我领导过的兵！”

“瞧！我妈又摆老资格了！”大乱说。

郭祥靠着炕沿，含着烟管，慢声细语地说：“这不能怪大妈！凡是老资格，嗓子眼儿里都长了块痒骨儿，到了节骨眼儿上，要不说两句，就老是痒痒地难受！”

大家哄笑起来。杨雪仰起脖儿笑得咯咯的，头发上的水也流到脖子里去了。

“算，算，你们别围攻我这个老婆子了。”大妈也笑了，“要不是我闺女回来，哪个也饶不了你们！”

杨雪洗了头，用干毛巾揉搓着她那乌油油的头发。

金丝一直在笑微微地望她，她那俏丽的眉眼，多么美，多么有神！她那黑里透红的脸膛，就像是垂在最高枝的苹果，过多地、贪馋地亲近了太阳。

金丝把她一把拉过来，坐在自己身边，无限爱慕地说：“你瞧，我妹子长得多俊哪！”

“别夸我啦，嫂子。”杨雪有点儿不好意思，“人家都说我长得黑，管我叫黑姑娘。还，还叫我……”

“叫你什么？”

“叫我——非洲同志！”

杨雪伏在金丝的肩上笑了。

人们也笑了一阵。金丝问：

“妹子，你才到队上的时候，才十四五，爬山过岭的，走得动吗？”

“哼！他们哪个也拉不下我！”杨雪仰仰下巴颏儿，“有些大小伙子还累得张着大嘴哭咧！”

郭祥撇撇嘴：“人家是马上干部，敢情一天走200也不在乎！”

“你别揭我的底了！”杨雪说，“开头儿，一行军，我们卫生部的政委就把我抱到骡子上，走到哪儿，大伙老瞅我，弄得我可不好意思哩。往后一抱我上去，我就往下跳！”

她一低头儿，金丝见她的脖子后，有一条伤疤，像一个蚕儿爬在那里。金丝惊讶地说：

“呀！这是什么？”

“那是叫小虫儿咬的。”她微微一笑。

“什么虫？长虫吗？”

郭祥说：“嫂子，你别听她胡诌，那是枪伤。”

“是呀，我本来说的就是小铁虫儿。”她巧辩着。

听说是枪伤，大妈急忙走过来，拨开头发瞅了瞅，责备地说：

“怎么负了伤，也不告妈一声儿？”

“你瞧呵妈！刚刚擦了一层皮儿，只流了几滴儿血，还没有瓜子皮儿大咧。”她辩白着，“再说，可逗笑哩！战斗就快结束啦，伤员也都抬下来啦，我们正在山坡上歇着，我想摘点儿红酸枣儿，给伤员们解解渴，刚爬上山尖儿，才摘了一小把儿，嗤——地一声，就碰上了。我觉着脖子挺湿的，还当是流的汗珠哩，真是，一点儿价值也没有。”

“不论你怎么说，都该告诉我。”大妈轻轻抚摸着她那一条紫红色的伤疤，由于怜惜，心里很有些不满。“按你想，一给我说了，就得把妈吓死！可你妈要真是那么落后，会送你参军吗？”

“好吧，好吧，”杨雪攀着妈妈的脖子笑着，“往后，在外头叫蚂蚁咬了一口儿，也给你来信！”

“你真能搅！”大妈推开她的手，说，“快说，我给你做点什么吃的？”

“我还是爱吃秫面饼卷小鱼儿。”

许老秀慨叹着说：

“人常说，美不美，乡中水！这孩子出去了这么多年，还是稀罕咱这家乡饭食。”

“可怪哩，”杨雪一面梳着头发一面说，“走了这么多地方儿，我就没觉着什么比这好吃。那年在冀东‘牵牛鼻子’的时候，过小西天，下了一天雨，爬了一天才爬到顶。什么吃的也没有。嘎子，那天你怎么样？”

“那天我们连里饿死了两个，我也饿得够呛。”郭祥说。

“嘿，那天我可会了一顿餐。我靠着石头一坐就睡着了，吃了一顿烙饼卷小鱼儿，可美极了！醒来以后，还直流口水呢。”

大妈叹了口气说：“别说了！反正你今天吃不上。等明天我让小契给你打点儿！”

杨雪说：“妈，那你就给我烙两张饼，我裹小葱儿！”

大妈马上让大伯去园子里拔葱，大乱烧火，自己动手烙饼。

许老秀说：

“闺女，你还有一样儿爱吃的，可惜回来得晚了，吃不上了。”

“什么？”杨雪问。

“甜瓜呀！我以前给谢家种瓜，你十来岁上就去偷，你就忘了？”

“哟！你见我偷瓜来着？”

“嘿嘿，我把你的小花鞋都捡着了。”

“我当你还不知道呢！”杨雪笑了，“实说吧，许大伯，那是我妈叫我偷的。”

“死丫头！”大妈转过脸，“什么时候，我让你去偷瓜来着？”

“妈，你就忘了？”杨雪笑着，“那年，老陆在咱家养病，想吃葡萄，你没买着，你就说：‘去，小雪，给他摘几个瓜解解馋。’大早起，我提了个小口袋儿就去了。一路我利用着地形，就爬到了一块棉花地里……”

“别夸大了！你那时候就知道利用地形？”郭祥撇撇嘴。

“一天看战士们练操，怎么就不知道？……那回我先趴在棉花地里，让棉花棵挡住我，一看，许大伯正坐在瓜棚里巴哒巴哒地抽烟哩。我爬过去，专捡大个儿的扭，一点都不害怕，心想，你看见了，你老腿老胳膊的，也追不上我。许大伯一咳嗽，我抱着瓜就叽里咕噜地跑了。那天吃得老陆半夜里一直窜稀，没把我笑死！”

说到这里，她禁不住又咯咯地笑起来了。

老秀也笑着对大妈说：

“嫂子，说实在的，那时候，我光觉着瓜少了，可就是不知道是谁偷的。后来我白天黑价在瓜棚里呆着，吃饭也不离那地方儿，有些好瓜，准备留种的，还做了记号，可是第二天又没有了。我真纳闷儿。明明没有人来呀！我想着想着，就害起怕来。人都说，这地方不洁净，怕是孤狸仙也稀罕上我种的大白瓜了。我也不敢言语，心里说：老仙爷！我许老秀一辈子也没做亏心事，这几亩香雪脆，也是给别人种的，你老要稀罕，就算我孝敬你的，我一个无儿无女的苦光棍儿，只求你不要缠我……”

人们笑得前仰后合，连温柔的金丝也笑出声音来了。

“呸！”许老秀止住笑说，“直到我后来捡了一只小花鞋儿，才知道是你！”

大妈用袄袖拭了拭笑出的眼泪：

“要说这丫头，从小是不算傻。”她情不自禁地夸起了闺女。“残酷那时候儿，咱们家一天不断人儿，不是首长，就是战士，不是不担心哪！俺家门口，原来不是有块破影壁吗，不论白天黑价，五冬六夏，她穿着件小破花褂子，在那儿放哨。别人还当她在那儿玩呢。一刮风下雨，冻得她打；磕睡上来，用小手掐自己的脸；顾不上吃饭，就吃块干悖悖，回来喝口凉水；几年里头也没出过一回岔儿！……这闺女有胆气，心眼也灵！有一回……”

“别夸我了，妈，看当着别人多不好。”杨雪不好意思地说。

“这是外人吗！”大妈反驳着；由于兴奋，只顾说自己的，“有一回，我们都逃出去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叫敌人堵了门，她出不去，眼一撒，看见同院一个没出嫁的闺女在晾衣裳，就叫：‘妈，我饿了，给我块悖悖！’一下弄了人家一个大红脸，到屋里给她拿出了一个红饼子，她接过来蹦着跳着就出去了……以后人家闺女说起这事儿，还红脸呢！……又一回……”

“妈！你把饼吹餬啦！”

果然，锅里冒烟，满屋子的餬味。人们笑起来。

大妈赶忙把饼翻过来，已经焦黑了一大片。大妈笑着说：“真是！人一高兴，也出事儿！”

杨大伯抱了一大掐绿盈盈的小葱走了进来，杨雪忙迎上去接了，用水哗哗地冲了几个过儿，切去葱根，扯出一张烙饼，就要裹小葱吃。大妈止住她说：“你先等等！”说着从桌底下的灰瓦罐里夹出了十几个咸鸡蛋，又搬开墙角里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露出一个小黑瓷坛子，尘土很厚，口上还压着大半截砖。大乱不转眼珠地向那儿望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瞧吧，老太太要献宝了！”郭祥望望大伙，诡笑着。

大妈也不说话，一脸是笑。搬开砖，还有一张猪尿泡在坛子口上紧紧地扎着，好容易才解开，一边用筷子在里面探着，一边说：

“年上我给你腌了一坛子，直等你到腊月。这又是今年春上腌的。要不是平日看得紧，准叫大乱都偷吃了。”

大乱哭丧着脸说：“过年你也不让人家吃，好的都腌上了！”

坛子口小，好半天才夹出三四方猪肉。大妈端到女儿跟前，用筷子指着，眼睛放光地说：“你瞧，都是好肉膘子！多厚！”

许老秀笑着说：“别说啦。再说，我们的腿可就走不动了！”说着站起来，推说忙着打场，出门去了。金丝也立起要走，大妈拦住她，扯过两张饼，卷了几个咸鸡蛋，让她带给孩子。

郭祥刚刚立起身来，杨雪喊住了他。

“你等等儿！”她严肃地说，“我要给你谈个重要情况。”

“什么情况？”郭祥问。

“目前形势。”她压低声音说。“朝鲜战争起了变化，你知道不？”

“人民军不是进展得很顺利吗？”

“开头是很顺利。”杨雪悄声地说，“不过，最近在一个什么仁川地方，美国军队登陆，把人民军的后路切断了。……”

大妈正在切肉，也放下刀过来听着。

郭祥说：“怕是特务造谣吧？”

杨雪摇摇头，眉头微微皱着：

“是真的！我临走那天，听上级说形势严重！昨天报上就登出来了。我在火车上还买了一张《人民日报》哩。”

说着，就去翻她那褪了色的帆布挎包，翻了好久也没找到。

“大概是丢了！”她甩甩手，“反正美国人出动的飞机舰艇很多。那地方也很重要。”

大妈脸色忧虑地问：“人民军还能退回来吗？”

郭祥也问：“这仁川究竟在什么地方？”

“谁知道呢！”杨雪说，“从前只听说有个高丽国，在我们东边儿。……唉，我这文化水儿！”她叹了口气。

郭祥望着大妈：“能不能找本地图看看？”

“怕不好借。”杨大伯在外间屋里插嘴说，“谢家闺女人家上中学，这地理图我想不能没有。”

“不借！”大妈把头一摆。“那老狐狸，看到你借地图，就会猜咱恐慌了！”她寻思了一下，就吩咐大乱到小学校李老师那儿去借。

大乱慌忙跑出门去，刚走到窗外，大妈又喊住他说：“大乱！”

“嗳！”

“看你慌的！不要显出这种样子！”

地图拿来了。这是一本十分破旧的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的《最新世界详图》。

郭祥和杨雪并着肩膀儿伏在炕沿上翻找着。朝鲜这一页翻出来了。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着这个狭长的国家，这块陌生的土地，在成百成千个密密麻麻的地名里，寻找着仁川这个地方。

大妈两手支着下巴，神情严肃地坐在炕沿上。大乱挤在姐姐的身后，伸着头瞅着。大伯，这个辛酸一生满脸皱纹的老农，坐在灶门口，含着烟管，也向这边凝望。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都是第一次如此关切着一个陌生的国家，陌生的土地。

找不到仁川！仁川，它在哪里呢？是在东，还是在西？是一个有名的大城，还是一个无名的村镇？

最后两个人顺着海岸一个一个地找，才算找到了。

郭祥用一根掐断的火柴棒儿，当作比例尺，认真地量着从仁川到大邱的距离。

“咱们的人还能退回来么？”大妈又问。

郭祥把火柴棒掷在地图上，叹了口气：

“看样子有1000多里路呢！”

大家沉在思索里，屋里静悄无声。

隔了半晌，大妈语气坚决地说：

“咱们的人决不会叫他们消灭。可是，这1000多里路，一路打，一路走，有了伤员可怎么办呢？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照管他们？……”说到这里，她转为愤恨，“怪不得谢清斋那么得意！今天一大早起，他就在地里转游，一扫见我，老远就笑哈哈地说：‘嫂子，今年这秋庄稼长得可真不赖呀！’笑得我这身上直冒冷气。我就知道有事。”

“咱们中国人刚扒上碗边儿，他们就又来了。”大伯含着烟管喃喃地说。

郭祥脸色有些发黄。他问杨雪：

“部队有没有什么行动？”

杨雪摇摇头说：“没有传达。”

“光要听传达呀，”郭祥说，“你当了好几年兵，就不会闻闻味儿？”

杨雪噘着嘴说：“光是让大家讨论，己经讨论好几次了。”

郭祥兴奋地把腿一拍：

“那就有门儿！你瞧着吧，不会没有行动！不会没有咱这个军！……反正我是呆不住了！”他的眼里射出小火焰似的光彩。一种征服敌人的渴望又在他的心底燃烧起来。

肉炖熟了。大妈整好摆了满满一桌子。郭样陪着杨雪略吃了几片，就回家去了。

每个女儿家来，都是家庭的女皇。大妈只嫌杨雪吃得少，把大乱几乎放到一边儿。饭后，大妈把炕扫得干干净净，铺上新洗过的被单，把苍蝇也轰了，门帘放下来，才让女儿休息。一家人又忙着下地秋收去了。

晚上，杨雪挨着母亲睡下，母女俩的话，像抖开的线穗子，说个不尽。大伯和大乱早已入睡。谁家的鸡，已经叫了头遍。这时大妈从枕头上略略抬起，轻声地问：

“你有了么？”

“什么？”杨雪反问；其实她早知道说的是什么。

“对象。”

“我才不找呢！”她把头蒙起来吃吃地笑着。

“你把妈当成什么人了？”大妈生气地说，“你负了伤，也不告妈一声，这事儿也想瞒我！”

“人家不是正要对你说嘛！”她把头投到母亲怀里，低声地说，“定了。”

“谁？倒是谁呀？”

“老陆。”

大妈沉吟半晌。

女儿急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人倒挺精干，长相也俊。”大妈寻思着说，“就是我觉着，觉着，他在咱家住的时候，好像不那么实在似的。”

“什么叫实在？”女儿不高兴地说，“人家是大功功臣，战斗上可出色啦，文化又高，再说待我可热情啦……”她把头移到自己的枕头上去了。

大妈见女儿生气，不言语了。大妈一生，只有在女儿面前有时收敛起自己的锋芒。

女儿也觉得话说硬了，改了口气：

“你提吧，妈妈。你提了我让他改。”

“我没有料到。”大妈试探着说，“我是想，你跟嘎子从小就在一处……”

“他呀！”女儿笑了。

“他怎么样？”

“人倒是很不错的。作战很勇敢，立功不少，就是爱犯点儿小错误。还蹲过禁闭。”

大妈有些吃惊：“当干部还蹲禁闭？”

“嗯，那是他当排长的时候。”女儿描绘说，“在娘子关，他领着一个排，攻下了雪花山，打得很好。一个女学生听说他的事迹，感动得流了眼泪，马上解下自己的表寄给他。表寄来了，你猜他在哪里？在禁闭室里蹲着哩。……他违犯了俘虏政策。”

大妈笑了，宽容地说：“他是有点儿小孩脾气！”

“他见我嘻嘻哈哈的，从来也没有向我提过。”女儿又说。

大妈也不再说什么。她们刚合上眼，鸡已经叫第三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