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普朗东方快车于当晚八点四十五分抵达贝尔格莱德，预定在九点十五分再次开动，于是波洛下车到了站台上。可他并没停留多久，天气太冷了，外面下着大雪，即使站台上有顶棚也不顶用。他返回自己的房间。正在站台上搓手跺脚取暖的列车员对他说：

“您的行李已经搬到一号房间去了，先生，布克先生那间。”

“布克先生去哪儿了？”

“他搬到刚挂上的、从雅典来的车厢里去了。”

波洛去找自己的朋友，布克先生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

“没事，没事，这样更方便。你直接去英国，所以最好待在去加来的车厢里。哎呀，我在这儿很好，安静极了，车厢空空的，只有我和一个小个子希腊医生。啊，我的朋友，这个晚上真是……他们说很多年都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但愿我们不会被大雪堵在路上，我跟你说，我可受不了！”

九点十五分，火车准时驶出车站。过了一会儿，波洛站起来，和朋友道晚安，然后沿过道返回自己新的车厢，在火车前端，挨着餐车。

旅程的第二天，大家的隔阂逐渐打破了。阿巴思诺特上校正站在自己房间门口和麦奎因聊天。

一看到波洛，麦奎因马上停了下来，满脸的惊奇。

“啊，”他大叫，“我以为你下车了！你说你在贝尔格莱德下车的。”

“你误会我啦，”波洛微笑着说，“我记得我们谈到这个的时候，火车刚好从斯坦布尔开动。”

“但是，老兄，你的行李，不见了。”

“搬到另一个房间了。”

“哦，我明白了！”

他继续跟阿巴思诺特上校说起话来，而波洛则沿着过道往前走。

离他房间两扇门远的地方，那个美国老女人——哈巴特太太——正站着跟山羊脸太太——瑞典人——说话。她硬塞给后者一本杂志。

“没事儿，拿着吧，亲爱的，”她说，“我还有好多别的可以看呢。唉，感冒可真吓人。”她友好地冲波洛点点头。

“你真是太好了。”瑞典太太说。

“没关系，希望你能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头就不那么疼啦。”

“只是天气太冷了。我去泡杯热茶。”

“你有阿司匹林吗？真有吗？我这里多得是。那好吧，晚安，亲爱的。”

对方离开之后，她转向波洛，开始喋喋不休起来。

“怪可怜的，是个瑞典人。据我所知，是个传教士之类的人，教学的，是个好人，可不怎么会说英语，她最爱听我跟她讲我女儿了。”

此刻，波洛已经知道到了哈巴特太太女儿的全部情况。火车上每个懂英语的人都知道！她和丈夫在士麦那[土耳其西部城市]一所很大的美国大学里工作，这个哈巴特太太是第一次来东方旅行，她对土耳其人及其草率邋遢的行为方式，还有他们的路况等都有不少看法。

他们旁边的那扇门开了，那个消瘦苍白的男仆走了出来。波洛瞥见房间里面雷切特先生正坐在床沿。看见波洛，他的神情都变了，气得沉下了脸。随后，门关上了。

哈巴特太太把波洛稍稍往旁边拉了一下。

“你知道，我怕死那个男人了。哦，不是那个男仆——是另一个，他的主人。确实是个主人！那个人有问题。我女儿总是说我的直觉很准。‘妈妈的预感准得不得了。’我女儿说的。我对那人有种预感。他住在我隔壁，我可真害怕。昨晚我把行李箱顶在连通门上了。我想我听见他转动门把手了。要知道，如果这男人真是个杀人犯，就像你读过的那种火车大盗，我可一点也不奇怪。我这么说可能很蠢，但事实就是这样。我被那个人吓死了！我女儿说我这次旅行会很愉快，可不知怎么的，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么说可能很蠢，但我总觉得好像会有事发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那么好的小伙子怎么受得了去给他当秘书？我真是不明白。”

阿巴思诺特上校和麦奎因正从过道上向他们走过来。

“来我的房间吧，”麦奎因边走边说，“今晚我们还没聊够，我想弄明白你们关于印度的政策是——”

两个人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进了麦奎因的房间。

哈巴特太太向波洛道了晚安。“我想我要上床看书睡觉了。”她说，“晚安。”

“晚安，太太。”

波洛走进自己的房间，就是雷切特前面的一间。他脱了衣服上了床，看了大约半个钟头的书就关灯了。

几小时后他醒了，被惊醒了。他知道是什么惊扰了自己——一声很响的呻吟，几乎可以说是叫喊了，近在咫尺。与此同时，电铃骤然叮当大响。

波洛下床扭亮了灯。他意识到火车停了——可能是到站了。

喊叫声吓了他一跳。他记得隔壁房间住的是雷切特。他下床打开门，正巧列车员匆匆从过道走来，敲了敲雷切特的门。波洛把房门打开了一条缝，向外观察着。列车员再次敲了敲门。铃声响了起来，指示灯显示是远处的另外一个门。列车员扭过头看了一眼。这时，隔壁房间传来一声大喊：“没事，我按错铃了。”[原文为法语]

“好的，先生。”列车员又快步跑去敲刚才亮灯的那扇门。

波洛回到床上，放心地关了灯。他看了一眼手表，正好差二十三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