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跟着康斯坦汀医生来到隔壁车厢被害人的房间里。列车员用自己的钥匙给他们打开门。

两个人走了进去。波洛转向同伴问道：

“这间房被弄乱过吗？”

“什么也没动过。我验尸时十分小心，没有挪动过尸体。”

波洛点点头，环视四周。

他第一感觉是很冷。窗户被推开，窗帘也拉上去了。

“呵。”波洛打了个冷战。

医生颇有同感地笑了。

“我不想关窗。”他说。

波洛仔细地检查了窗户。

“你说得对，”他宣称，“没人从这里离开车厢。也许打开窗户是故意制造的假象，如果是这样，大雪破坏了凶手的计划。”

他仔细检查了窗框，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盒子，朝窗框上吹了一点儿粉末。

“完全没有指纹，”他说，“这说明窗框被擦过了。就算有指纹也没什么用，可能是雷切特先生或者他的仆人，或者列车员留下的。现在的罪犯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既然如此，”他兴致勃勃地说，“我们还是关上窗户吧。这里已经变成冷库了！”

说完他就关上了窗，然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卧铺上一动不动的尸体。

雷切特仰面躺着，睡衣上血迹斑斑，纽扣被解开了，敞开的衣襟被翻到了背后。

“你知道的，我得检查伤口的性质。”医生解释道。

波洛点点头，俯身在尸体上方观察。终于，他愁眉苦脸地直起腰。

“真是难看死了，”他说，“一定是有人站在这儿，刺了一刀又一刀。究竟有几处伤口？”

“我算的是十二处。有一两处很轻，只是划破了点皮。但是，至少有三刀足以致命。”

医生的语气引起了波洛的注意，他眼神犀利地盯着他。小个子希腊人站在那里，瞪着尸体，困惑地皱着眉头。

“你觉得什么地方有些古怪，对吗？”他礼貌地问道，“说吧，我的朋友。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想不通？”

“你说得对。”对方承认道。

“是什么？”

“你看这两处刀伤，这儿，还有这儿，”他指着，“很深。每一刀都把血管切断了，但是刀口的边缘没有裂开。血流得比正常情况下要少。”

“这说明什么？”

“人已经死了——死了没多久——在刺这几刀的时候。可这确实太荒谬了。”

“看来是这样，”波洛若有所思地说，“除非我们的凶手以为自己没有圆满完成任务，于是又回来确定一下，但这显然很荒谬！还有吗？”

“嗯，还有一件事。”

“什么？”

“你看这儿的这个伤口，在右臂下面，靠近右肩膀。用我的钢笔试一下。你能这么刺一刀吗？”

波洛举起一只手。

“没错，”他说，“我明白了。用右手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那人得反着刺，但如果这一刀是左手刺的呢——”

“完全正确，波洛先生。这一刀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左手刺的。”

“所以我们的凶手是个左撇子？不，情况还要更为复杂，是吗？”

“你说对了，波洛先生。另外一些刀口恰恰表明是右手刺的。”

“两个人。我们又说回两个人了。”侦探嘟囔着，忽然又问道，“那时候灯是亮着的吗？”

“这很难说。你知道，每天早上十点钟左右，列车员就会把灯关掉。”

“开关会告诉我们的。”波洛说。

他检查了顶灯和床头灯的开关，都是关着的。

“好吧，”他沉思着说，“我们假设有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凶手，就像伟大的莎士比亚说的那样。第一个凶手刺了被害人，然后关掉灯，离开房间。第二个凶手摸黑进来，没有看见他或者她的任务已然完成，就朝死者又刺了至少两刀。你怎么想？”

“真了不起。”小个子医生热诚地说。

对方的眼睛里闪着光。

“你是这么认为的？我很高兴。可我听着像胡说。”

“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这正是我问自己的。是否是巧合或者其他什么？如果有两个凶手，会不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我想也许有。就像我说过的，有些刀伤说明了凶手的一个弱点——缺乏力量或者信心不足。没有力量，只是划了几下。但是这儿的一刀，还有这儿的一刀，”他又指着说道，“这些刀伤需要很大的力气，把肌肉都刺穿了。”

“在你看来，是不是个男人刺的？”

“几乎可以确定。”

“不可能是个女人？”

“一个年轻有力的女运动员可能会刺这几刀，尤其是在情绪极其激动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波洛沉默了一会儿。

对方急切地问：“你明白我的想法了吗？”

“完全明白，”波洛说，“事情变得清晰了！凶手是个力气很大的男人——他很软弱无力；是个女人；是个习惯用右手的人——是个左撇子。啊哈，真是有意思！”他突然生气地说：“那被害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干吗？他大叫了吗？挣扎了吗？自卫了没有？”

他把手伸进枕头下面，抽出一把自动手枪，前一天雷切特给他看过。

“你看，子弹还是满膛的。”他说。

他们四处看了看。雷切特白天的衣服挂在墙壁的衣钩上。盥洗台上放着各种东西：一只玻璃杯里浸泡着假牙；还有一个空杯子；一瓶矿泉水；一只大的长颈瓶；一个烟灰缸，里面有个雪茄烟烟蒂以及一些烧焦的碎片；还有两根燃过的火柴梗。

医生拿起空玻璃杯，闻了闻。

“可以解释受害人被害时为何没有反应了。”他平静地说道。

“被下药了？”

“是的。”

波洛点点头。他捡起两根火柴梗，仔细检查了一番。

“你有线索了？”小个子医生急切地问道。

“这两根火柴的形状不一样，”波洛说，“这根比那根扁，你看到了吗？”

“这是火车上的那种，”医生说，“纸盒装的。”

波洛在雷切特的衣服口袋里逐个摸索着，不一会儿，他掏出了一盒火柴，跟那两根燃烧过的作了仔细的对比。

“圆一点的是雷切特擦过的，”他说，“我们看看他有没有扁一点的。”

但是进一步搜索之后，没有看到其他火柴。

波洛的眼睛在房间里四处打量，就像鸟儿的眼睛一样闪着锐利的精光，好像什么也逃不出它们的搜寻。

他轻呼一声，弯下腰，在地板上捡起了一个东西。

是块小小的方形薄棉布，很精致，边角处绣着一个首字母——H。

“一块女人的手帕，”医生说，“我们的朋友列车长说得对，有个女人牵涉其中。”

“而且落下一块手帕也最为轻而易举。”波洛说，“真像书里写的、电影里演的——而且对我们而言，事情更简单了，上面还标着一个首字母呢。”

“我们的运气真好！”医生大叫。

“可不是吗？”波洛说。

他的语气让医生有些意外，可还没来得及问，波洛又朝地板上弯下腰去了。

这一次，他手上捧的是一根烟斗通条。

“这大概是雷切特先生的东西吧？”医生试探性地问。

“他的衣服口袋里没有通条，也没有烟丝或烟丝袋。”

“那么，这是条线索。”

“哦，肯定是。而且又是很恰当地留了下来。你注意看，这次，是条男性线索。不能抱怨这案子没有线索了，线索已经很丰富了。顺便问一下，你是怎么处理凶器的？”

“没找到凶器，肯定是凶手带走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波洛沉思着。

“啊！”医生正在小心地翻看着死者的睡衣口袋。

“我忽略了这个，”他说，“我解开上衣之后就把它翻到后面去了。”

他从睡衣的胸袋里掏出一只金表，表壳瘪得厉害，时针指向一点一刻。

“你看到没？”康斯坦汀热切地大叫，“这告诉了我们作案时间！跟我的推断一样。我说的是半夜十二点到两点之间，有可能是一点钟，虽然这种事情很难精确判断。好啦，这就是证据。一点一刻。这就是作案时间。”

“有可能，是的，当然有可能。”

医生好奇地看着他。“请原谅，波洛先生，但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不明白，”波洛说，“完全不清楚。而且，就像你感到的那样，我很苦恼。”

他叹口气，弯腰仔细检查小桌子上烧焦的纸片，自言自语地嘀咕着：“我现在需要一个老式的女士帽盒。”

这句奇怪的话让康斯坦汀医生一头雾水。总之，波洛没有给他提问的机会，他打开门，来到过道上叫列车员。

那人跑了过来。

“这节车厢有多少个女人？”

列车员掰着手指头数了数。

“一、二、三……六个，先生。一位美国老太太，一位瑞典太太，年轻的英国小姐，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还有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和她的女仆。”

波洛想了想。

“她们都有帽盒，是吗？”

“是的，先生。”

“那给我拿来吧——让我看看……瑞典太太和那位女仆的。我就要这两个。你跟她们说，这是海关例行检查什么的，随便你怎么说。”

“好的，先生。这会儿她们都不在自己的房间。”

“那就快点。”

列车员离开了，回来时拿着两个帽盒。波洛打开女仆的那个，看了看就扔在一旁。然后他打开瑞典太太的那个，满意地叫了一声，小心翼翼地取出帽子，揭开下面垫帽子用的圆形铁丝网。

“哈，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大约十五年前，帽盒就是这么做的。女人们用帽针把帽子串在凸起来的铁丝网上。”

他边说边熟练地取下两圈铁丝，然后重新装好了帽盒，告诉列车员物归原主。

当门再次关上的时候，他转向同伴。

“我亲爱的医生，你看，我不是一个遵循专业程序的人，我要探索的是心理学，而不是指纹或烟灰。但在这个案子中我需要一点科学的帮助。这房间里充满了线索，但是我能确定这些线索真就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吗？”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波洛先生。”

“那好，举个例子——我们发现了一块女人的手帕。那就一定是个女人掉的吗？会不会是个男人，在作案的时候，对自己说‘我得弄得像个女人做的。我要给我的敌人多刺上不必要的几刀，有几刀要软弱无力，无关痛痒。我要把手帕扔在人人都能看见的地方’？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是一个女人杀了他，会不会故意扔下一根烟斗通条，好让人看着像个男人干的？我们是否真的认为是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分别作案，而且每个人都粗心大意地丢下了能识别他们身份的线索？巧合太多了！”

“可是帽盒有什么用呢？”医生仍然困惑地问道。

“啊，我正要解释。正如我所说，这些线索——金表指针停在一点一刻，这手帕、烟斗通条——它们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故意伪造的。我还无法告诉你。但这儿有个线索——虽然我可能错了——我认为不是伪造的。我指的是这根扁的火柴，医生。我认为这根火柴是凶手用过的，而不是雷切特先生的。用来烧掉某种会暴露罪行的文件。也许是本笔记。若真如此，那本子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某个错误，某个疏忽，可能留下了关于凶手的线索。我正在设法找到这个东西是什么。”

他走出房间，几分钟之后，带回一个小酒精炉和一把烫发钳。

“我平时用来烫胡子的。”他指着后者说。

医生带着极大的兴趣观察着他。波洛把两圈凸起的铁丝网捋平，然后非常小心地把烧焦的纸片放在其中一个上，再把另外一个盖在上面，用钳子把两圈铁丝网钳在一块儿，放在酒精灯的火焰上。

“这只是个临时替代品，”他扭过头说，“但愿能达到目的。”

医生很专心地看着整个过程。铁丝开始发红，忽然，他看到几个隐约的字，火让这些字母慢慢变成了单词。

这是一个很小的纸片，只显示出了几个和另一个字的一部分。

“啊！”波洛尖叫一声。

“它告诉你什么了吗？”医生问道。

波洛两眼发光，小心翼翼地放下钳子。

“是的，”他说，“我知道死者的真名了，也知道他为什么被迫离开美国了。”

“他叫什么名字？”

“卡塞蒂。”

“卡塞蒂？”医生拧着眉头，“这让我想起了一些事。好几年前，我记不得……这是个美国的案子，对吗？”

“是的，”波洛说，“美国的一个案子。”

除了这些，他不愿意再多说什么了。他环视四周，接着说：

“我们以后再说吧。现在让我们确认一下这里该看的是否都看过了。”

他迅速而熟练地又检查了一遍死者的衣服口袋，但是没找到让他有兴趣的东西。他试着打开通往隔壁房间的连通门，但是门从另一边闩上了。

“有件事我不明白，”康斯坦汀医生说，“如果凶手没有从窗户里逃跑，如果这扇连通门从另一面闩上了，如果通向过道的门不仅从里面锁上了，而且还扣上了链条，那么凶手是怎么离开房间的呢？”

“这也是观众说的，当一个人被捆住手脚关进箱子里——不见了之后。”

“你是说？”

“我的意思是，”波洛解释道，“如果凶手有意让我们相信他是从窗口逃跑的，他自然会让另外两个出口看上去不可能出得去。就像箱子里‘消失的人’一样，这是个骗局。我们的工作就是揭穿骗局。”

他把连通门在另外一边锁上了。“以防万一，”他说，“那位优秀的哈巴特太太头脑一热，打算收集第一手犯罪资料，写信给她女儿。”

他再次环顾四周。

“我想，这儿没事可做了。我们去找布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