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仿佛想到了什么。他抬起头来时，正好看见布克先生热切的眼神，便眨了眨眼睛。

“啊！我亲爱的老朋友，”他说，“你瞧，我已经变成他们所谓的势利小人了！我以为我们要先问头等厢的人，再问二等厢的。我想，下一位，我们见见那位英俊的阿巴思诺特上校吧。”

发现这位上校的法语实在有限，波洛便用英语跟他交谈。阿巴思诺特上校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以及确切的军衔都问清楚之后，波洛继续说道：

“你是从印度回家休假——所谓的军休，是吗？”

阿巴思诺特上校对这帮外国人怎么称呼他的状态并没有兴趣，只是用地道的英语简单地回答道：“是的。”

“但你没坐船回家？”

“没有。”

“为什么？”

“我选择陆路是出于私人原因。”

（“这个，”他的神态似乎是说，“就是给你的答案，你们这帮多管闲事的小猴子。”）

“你直接从印度过来的吗？”

上校冷冷地答道：“我待了一晚，去看迦勒底的乌尔。又在巴格达跟一位空军指挥官住了三天，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你在巴格达住了三天。我知道那位年轻的英国女士，德贝纳姆小姐也是从巴格达过来的，也许你在那儿见过她？”

“不，不，我在从基尔库克到尼西宾的火车上才第一次见到德贝纳姆小姐。”

波洛向前探了探身，用一种劝导的语气和更加外国化的方式说道：

“先生，我恳求你了。你和德贝纳姆小姐是火车上仅有的两名英国人，我问一下你们对彼此的看法，这很有必要。”

“完全不合逻辑。”阿巴思诺特上校冷冰冰地说。

“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这起凶杀案很有可能是个女人干的。死者被刺了不少于十二刀。甚至列车长都脱口而出说‘是个女人’。那么，我的首要任务是什么？跟那些所有乘坐斯坦布尔－加来车厢的女乘客，进行一次他们所谓的‘简单聊聊’。但是对一个英国女人作判断是困难的。她们非常矜持。所以我请求你，先生，为了正义。德贝纳姆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了解她吗？”

“德贝纳姆小姐，”阿巴思诺特上校的语气中有一丝暖意，“是位淑女。”

“啊！”波洛表现出一副很欣慰的样子，“所以你认为她不可能跟这案子有关系了？”

“这种观点很荒谬，”阿巴思诺特上校说，“那人完全是个陌生人——她之前从未见过他。”

“她是这么跟你说的？”

“是的。她说过，他那张脸令人生厌。要是你认为这跟女人有关（我认为这毫无根据，只是猜测），我向你保证德贝纳姆小姐不可能跟这件事有关系。”

“你在这件事上真热情。”波洛笑着说。

阿巴思诺特上校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意思。”他说。

这一眼似乎让波洛挺狼狈。他低下头摆弄着面前的文件。

“随便说说而已。”他说，“我们还是实际点，说说事实吧。我们有理由相信，这起凶杀案发生在昨天晚上一点一刻。因此，我们有必要按照常规询问车上的每个人当时他或者她在干什么。”

“应该如此。一点一刻，我想我正在跟那个年轻的美国人，也就是死者的秘书聊天。”

“啊！是你在他的房间里，还是他在你的房间里？”

“我在他的房间里。”

“那个年轻人是姓麦奎因吗？”

“是的。”

“他是你的朋友吗，还是只是认识而已？”

“都不是，这趟旅行之前我从来没见过他。昨天我们碰巧聊起了天，大家都很有兴致。通常我不喜欢美国人——他们没什么用处——”

波洛笑了，想起了麦奎因对英国人的评价。

“但是我喜欢这个年轻人。关于印度的情况，他有一些傻乎乎的愚蠢的看法。美国人就是这么糟糕——他们感情用事，还是理想主义者。不过，他对我说的话挺感兴趣，对那个国家，我有将近三十年的经验。而且我对他跟我说的美国的禁酒令也很感兴趣。然后我们大致谈了谈世界政治。看到手表时我很吃惊，都已经两点差一刻了。”

“你们是那个时候结束谈话的？”

“是的。”

“然后你干什么了？”

“回我自己的房间关灯睡觉。”

“你的床已经铺好了？”

“是的。”

“你在——让我看看——十五号房间，靠着餐车那头倒数第二间？”

“是的。”

“你回自己房间的时候，列车员在哪儿？”

“坐在尽头的一张小桌子旁边。实际上，我一回房间，麦奎因就叫他过去了。”

“为什么叫他？”

“我猜是铺床吧。他那里还没铺床。”

“现在，阿巴思诺特上校，我希望你能仔细想一想，你跟麦奎因先生聊天的时候，有没有人从门外的走廊上经过？”

“我觉得有好多人，我没注意。”

“啊！但是我指的是——这么说吧，你们聊天的最后一个半小时。你在温科夫齐下车了，是吗？”

“是的，可是大约就一分钟。外面有暴风雪，冷死了，还是回到车上呼吸闷热污浊的空气吧，虽然我通常都认为这种列车的供暖让人无法忍受。”

布克先生叹了口气。

“很难让每个旅客都满意。”他说，“英国人喜欢开窗，其他人就喜欢走过来都给关上。两难啊。”

波洛和阿巴思诺特上校都没有注意他的感慨。

“现在，先生，请回忆一下，”波洛鼓励他说，“外面很冷。你回到火车上，又坐了下来，吸烟——也许是香烟，也许是烟斗——”

他顿了顿。

“我抽烟斗，麦奎因先生吸香烟。”

“火车又开动了，你抽着你的烟斗，讨论着欧洲的形势——或者世界形势。很晚了，大多数人都休息了，有没有人从门口经过？想想。”

阿巴思诺特上校皱着眉努力回想着。

“说不好，”他说，“你知道我没留意。”

“但是你有着军人观察细节的能力，就是说，就算没留意也能注意到。”

上校又想了想，摇摇头。

“说不上来。除了列车员，我不记得还有谁经过了。等等，我想，有个女人。”

“你看到她了？年老的还是年轻的？”

“我没看见她——没朝那个方向看。只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还有一种味道。”

“味道？香味吗？”

“呃，是一种水果味，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一百码以外就能闻到。但是……”上校慌忙说，“很可能是昨天晚上早些时候的事，就像你刚才说的，只是无意中注意到的。那天晚上我一度嘀咕过：‘女人……香味很浓’，可到底是什么时间我不确定，但是……啊，是的，肯定是离开温科夫齐以后。”

“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我闻了闻……当时我正谈论斯大林五年计划惨败，我想是女人这个念头让我想到了俄国女人的地位这个话题。然后我们一直把这个话题谈论到最后。”

“你能否说得更明确一些？”

“不好说。大概就是在最后半小时。”

“是在火车停了以后吗？”

对方点点头。“对，我可以肯定。”

“好，先不说这个了。阿巴思诺特上校，你去过美国吗？”

“从来没去过。不想去。”

“你认识一位阿姆斯特朗上校吗？”

“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我认识两三个姓这个姓的人。六十军区的汤米·阿姆斯特朗——你说的不是他？还有塞尔比·阿姆斯特朗，他在索姆被杀了。”

“我说的阿姆斯特朗上校娶了个美国人，唯一的孩子被绑架而且被撕票了。”

“啊，是的，我记得读过——令人震惊的事件。我跟这个人没什么往来，虽然我听说过他。托比·阿姆斯特朗，很好的人，大家都喜欢他。成就杰出，获得过十字勋章。”

“昨晚被杀的那个人就是杀害阿姆斯特朗女儿的主谋。”

阿巴思诺特的脸色非常阴冷。“那么，我觉得这个卑鄙的家伙是罪有应得。虽然我更希望他在美国受到绞刑或者电刑。”

“事实上，阿巴思诺特上校，你是赞成法律秩序，反对私自报复喽？”

“是啊，你总不能像科西嘉人和黑手党那样制造流血事件或自相残杀。”上校说，“无论如何，陪审团审判是合理的制度。”

波洛若有所思地打量了他一两分钟。

“是的，”他说，“我相信你是这么认为的。好吧，阿巴思诺特上校，我没什么要问你的了。你记得昨晚有什么事，或者现在我们说的，有什么让你觉得可疑吗？”

阿巴思诺特上校考虑了一会儿。

“没有，”他说，“什么也没有。除了……”他犹豫了。

“但是请说吧，请你说吧。”

“呃，其实也没什么，”上校慢吞吞地说，“你说任何事都可以说。”

“对，对，请继续。”

“哦，没什么，只是件小事，但是我回房间的时候注意到我隔壁的房间，就是末尾那一间，你知道——”

“我知道，十六号。”

“呃，那扇门没有关严，里面那个人偷偷摸摸地往外窥视，然后迅速关上了门。当然，我知道这没什么，但是我觉得有点古怪。我是说，打开门探出头往外看这很正常，但是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波洛不太相信地说道。

“我告诉过你这没什么的，”阿巴思诺特抱歉地说，“可你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凌晨了，周围很静，一切都看着阴森森的——就像侦探小说里写的。我说的真是废话。”

他站起来。“好吧，如果你没什么再——”

“谢谢你，阿巴思诺特上校，没别的了。”

军人迟疑了一会儿。起初那种被“外国人”盘问而产生的天然的厌恶感消失了。

“至于德贝纳姆小姐，”他尴尬地说，“我保证她没有问题。她是个普卡·萨布。”[普卡·萨布（Pukka sahib），出自印地语，后成为英语的俚语。英国人常用于形容某个人受过良好教育，是上等人，绅士，正人君子]

他有些脸红地走了出去。

“‘普卡·萨布’是什么意思？”康斯坦汀大夫感兴趣地问。

“意思是德贝纳姆小姐的父亲和兄弟跟阿巴思诺特上校受过相似的教育。”波洛说。

“哦，”康斯坦汀大夫失望地说，“这跟案件一点关系也没有。”

“没错。”波洛说。

他陷入了思考之中，轻轻地敲击着桌子，然后，他抬起了头。

“阿巴思诺特上校抽烟斗，”他说，“在雷切特先生的房间里我发现一根烟斗通条，而雷切特先生只抽雪茄。”

“你认为？”

“他是迄今为止唯一承认抽烟斗的人，而且他知道阿姆斯特朗上校——也许真的认识他，只是不承认。”

“所以你以为可能——”

波洛猛烈地摇了摇头。

“这是——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这么一个可敬的、有点傻气的、正直的英国人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刺十二刀！我的朋友，你说这怎么可能？”

“这就是心理学。”布克先生说。

“而且要尊重心理学，这个案子有个特征，不过不是阿巴思诺特上校的特征。咱们还是见见下一位吧。”

这次布克先生没再提意大利人，但心里仍然想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