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客们都拥入餐车，围着桌子坐了下来。他们的表情多少都有些相似——期待中掺杂着不安。瑞典太太还在哭泣着，而哈巴特太太正在安慰她。

“现在，你得振作起来，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你一定要控制住自己。要是我们中间有个卑鄙的凶手，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你。唉，光是想一想这种事就能让人发疯。你坐在这儿，我就在你旁边——别担心。”波洛站了起来，她的声音便低了下去。

列车员在门口走来走去。“您允许我留下来吗，先生？”

“当然，米歇尔。”

波洛清了清嗓子。

“女士们、先生们，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懂一点英语，所以我就说英语吧。我们来这儿是为了调查塞缪尔·爱德华·雷切特——也就是卡塞蒂——的死因。这个案子有两个可能的结论。我会把这两个都告诉大家，并请布克先生和康斯坦汀医生裁定哪一个是正确的。

“现在你们都已经了解了本案的情况。今天早上，有人发现雷切特被刺死了。昨天晚上十二点三十七分，他还跟列车员在门口说过话。我们在他的睡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块被砸瘪的表，指针停在一点一刻上。发现尸体后，康斯坦汀医生作了检查，指出死亡时间在午夜至凌晨两点。大家都知道，晚上十二点半的时候，火车撞进了雪堆里，此后，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火车。

“哈德曼先生，是纽约侦探社的人员，”有几个人扭头看了看哈德曼先生，“他的证词说，只要有人经过他的房间（车厢尽头十六号房）他就会看到。因此，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凶手只能是这节车厢，即斯坦布尔－加来车厢里面的人。

“我要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推论。”

“什么？”布克先生突然吃惊地叫出了声。

“但是我还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推论。这很简单。雷切特先生有一个让他惧怕的敌人。他向哈德曼先生描述了这个敌人的样子，还说，如果这人要杀他，很有可能在火车离开斯坦布尔的第二个晚上下手。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女士们、先生们，雷切特先生知道的事比他说出来的要多。这个雷切特先生预料中的敌人，在贝尔格莱德或者温科夫齐上了火车，是从阿巴思诺特上校和麦奎因先生去站台时打开的一扇门里进来的。有人给他准备了一套列车员的制服，他套在自己衣服的外面。虽然门是锁着的，但是他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雷切特先生的房门。雷切特先生因为服用了安眠药，已经入睡，这个人凶狠地刺死他，然后穿过通向哈巴特太太房间的联通门，逃走了——”

“是这样的。”哈巴特太太点点头。

“经过联通门时，他顺手把刚才用过的匕首塞进了哈巴特太太的洗漱包里。他不知道自己制服上的一个纽扣掉了。然后他溜出房间，沿着过道跑掉了。匆忙之中，他把制服塞进一个空房间里的旅行箱之中。几分钟之后，他穿着普通的衣服，在火车就要开动的时候，从他上火车的那扇门——餐车附近的门——下了火车。”

每个人都倒抽一口气。

“那块表是怎么一回事？”哈德曼先生问道。

“我会把整件事情解释清楚的。在查理布罗德的时候，雷切特先生忘了要把表调慢一小时。他的表仍然是东欧时间，比中欧时间快了一小时。所以雷切特先生被刺死的时间是十二点一刻，而不是一点一刻。”

“但这个解释是荒谬的！”布克先生喊道，“差二十三分一点时房间里传出来的某个人的声音怎么解释？要么是雷切特的，要么是凶手的。”

“不一定。可能，呃，是第三个人的。他想走进房间跟雷切特说话却发现他死了。他按铃叫列车员，然后，就像你们说的那样，他害怕了，怕被指控谋杀，所以就假装雷切特说起话来。”

“有可能。”布克先生勉强同意道。

波洛看看哈巴特太太。“怎么，夫人，你想说——”

“哦，我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你觉得我也忘了把表调慢了吗？”

“不，夫人，我认为你听见这个人经过你的包厢，但当时并没清醒过来。后来你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男人在你房间里，于是被惊醒了，就按铃叫列车员。”

“好吧，我想有这个可能。”哈巴特太太承认道。

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直率地看了波洛一眼。“你怎么解释我的女仆的证词，先生？”

“很简单，夫人。您的女仆认出了我给她看的手帕是您的。她想掩护您，可是比较笨拙。她确实撞见了一个男人，但时间上要早一些——火车停在温科夫齐站时。她假装是在一个小时后看见的，因为她头脑混乱地想为您提供一个不在场证明。”

公主低下头。“你想得真是周全，先生，我——我佩服你。”

一片沉寂。

突然，康斯坦汀医生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大家都被他吓了一大跳。

“但是，不对，”他说，“不，不，还不对！这种解释站不住脚，有很多小的漏洞。犯罪过程绝对不是这样的——波洛先生肯定很清楚。”

波洛转身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我明白，”他说，“我会告诉你我的第二个结论。但是别着急否定这一点。稍后你会同意的。”

他又转向众人。

“关于这起谋杀案，还有另外一个结论。我是这么总结出来的。

“听完所有的证词之后，我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开始思考。有几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这几点向我的两位同事列举了出来。有些我已经解释过了，比如护照上的油渍等等。现在我来说说剩下的几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火车离开斯坦布尔后的第一天，布克先生在餐车吃午饭时说的一句话。聚集在这里的人很有意思，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来自不同的阶层和国家。

“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想到这个特点时，我试着想象这样一群人在其他条件下是否有可能聚在一起。我的答案是——只有在美国。在美国，可能有这么一个家庭，包括了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一个意大利汽车司机，一个英国家庭女教师，一个瑞典护士，还有一个德国女仆，诸如此类。这让我产生了一个猜测的框架——就是说，像导演选角色那样，给每个人分配一个在阿姆斯特朗家中出现的角色。这不仅十分有趣，而且让我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

“我还用了一些奇怪的结论来检验我脑子中的每个人的证词。先说麦奎因先生的证词吧。跟他的第一次谈话非常令人满意。但是第二次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对他说我们发现了一封提及阿姆斯特朗案件的信。他说：‘可是，肯定——’然后顿了顿，又说，‘我是说——那个老头子太粗心了。’”

“因此我感觉到这不是他开始想说的话。假设他原本打算说的是：‘可是，肯定已经烧了。’在这种情况下，说明麦奎因先生知道这封信，并且知道它已经被烧毁了。换句话说，他要么是凶手，要么就是凶手的同伙。很好。

“然后是男仆。他说他的主人坐火车时习惯服用一片安眠药。这可能是真的，但是雷切特昨晚吃安眠药了没有？他枕头下面的自动手枪证明仆人说了谎。既然雷切特打算昨晚加强防备，那么不管他昨晚服用了什么安眠药，他自己肯定是不知情的。谁给他服的呢？显然是麦奎因或者他的仆人。

“现在，我们看看哈德曼先生的证词。我相信他对我说的关于自己身份的情况，但是当他说起自己用来保护雷切特先生的实际方法时，他的说法多少有点荒谬。保护雷切特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和他一起在房间里过夜，或者在某个能观察到他房门的地方。他的证词中说得很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其他车厢里的人不可能谋杀雷切特 。这就把范围明确缩小到了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之中。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古怪，令人费解，我先把它放在一边。

“我无意中听到的德贝纳姆小姐和阿巴思诺特上校说的那几句话，也许此刻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在我看来，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阿巴思诺特上校叫她‘玛丽’，显然他们关系很亲近。但是阿巴思诺特上校应该是几天前才遇见她的。而且我了解上校这一类英国人——就算对她一见钟情，也会很礼貌地慢慢进展，绝不会仓促行事。因此我推断，阿巴思诺特上校和德贝纳姆小姐其实早已认识，出于某个原因才假装互不相识。还有个小问题就是，德贝纳姆小姐熟悉‘长途电话’这个词，然而她却告诉我她从未去过美国。

“下一个证人。哈巴特太太告诉我们躺在床上她看不到联通门有没有闩上，所以她请奥尔松小姐帮她看一下。那么——如果她所住房间的号码是二、四、十二，或者任何双号，在这些房间里，插销正好在门把手的下方，那她所说的绝对是真话——但是像三号这样的单号房间，插销是在门把手的上方，因此不可能被洗漱包挡住。我只好得出结论，哈巴特太太编造出了一个没有发生过的故事。

“在这里，我说几句关于时间的问题。在我看来，那块瘪了的手表，真正有趣之处在于它所在的地方——在雷切特的睡衣口袋里，一个非常不舒服、非常不适合放表的地方。况且，床头边上还有一个挂表的‘挂钩’。因此我确信那块表是故意被放进口袋里的——伪装。那么，凶案就不是发生在一点一刻了。

“会不会更早一些？确切地说，是不是一点差二十三分？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根据我被一声大叫惊醒这件事，赞成这个说法，并跟我进行争论。但是如果雷切特被下了重药，他不可能大喊。如果他能大喊，他就能挣扎着保护自己，但是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

“我记得麦奎因曾提醒我们注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二次非常明显），雷切特不会说法语。我得出一个结论，一点差二十三分发生的整个事件，就是专门演给我看的一出喜剧！任何人都能看穿这个手表的骗局——这是侦探小说中常见的桥段。他们认为我能看穿这个骗局，然后自作聪明地推断既然雷切特不会说法语，那么我在一点差二十三分时听到的声音就不是他的，那么雷切特肯定已经死了。但是我深信，一点差二十三分的时候，雷切特正由于安眠药的作用熟睡呢。

“可是这个把戏居然成功了！我打开门朝外看了看。我确实听见了那句法语。要是我蠢得没有意识到那句话的重要性，那么一定会有人尽力引起我的注意。必要的话，麦奎因可以直接说出来：‘抱歉，波洛先生，不可能是雷切特先生说的。他不会说法语。’”

“那么，真正的作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还有，是谁杀了他？

“以我之见——只是个看法——雷切特被杀的时间很接近两点钟，也就是医生给我们的时间下限。

“至于是谁杀了他——”

他顿了顿，看看他的听众。他可不能抱怨人们不关注他——每个人都紧紧盯着他，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

他缓缓地继续说道：

“要证明火车上的某一个人有罪是相当困难的，这一点让我很奇怪。每个人的不在场证明都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不可能’的人作证，这样一来，麦奎因先生和阿巴思诺特上校可以相互提供不在场证明，而这两个人似乎不可能之前就认识对方。英国男仆和意大利人也是如此，还有瑞典女士和英国女孩。我对自己说：‘这太不寻常了——他们不可能都卷进来！’”

“然后，先生们，我忽然明白了，他们都牵涉其中。这么多与阿姆斯特朗家有关系的人，坐同一趟火车旅行，纯属巧合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这不是偶然，而是计划好的。我想起阿巴思诺特上校关于陪审团的一句话。一个陪审团由十二个人组成——有十二位旅客——雷切特被刺了十二刀。那么，一直困扰我的事情——在一年中的淡季，一群不寻常的人挤满了斯坦布尔－加来的车厢——就解释清楚了。

“雷切特在美国逃脱了审判。毋庸置疑，他犯了罪。我想象着有十二个人自己组成一个陪审团，宣判雷切特死刑。由于情况紧急，他们不得不担任他的死刑执行人。基于这一假设，整个案子瞬间就一目了然了。

“我看到了一幅完美的镶嵌图案，每个人都扮演着分配给他或她的角色。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巧妙，要是有任何人受到怀疑，其他一个或几个人就会为他澄清，并把问题搅乱。一旦有画面之外的人涉嫌犯罪，又不可能提供不在场证明，那哈德曼的证词就很必要了。斯坦布尔车厢里的旅客是不会有危险的。他们证词中的每个细节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整件事就是个设计巧妙的拼图玩具，每发现一片新的线索，案子就困难一分。正如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所说，这案子简直离奇得无法想象。而这正是作案人想要给人的感觉。

“这个结论能解释所有问题吗？是的，可以。刀伤的性质——每一刀都是由不同的人刺下去的。那些伪造的恐吓信——之所以说伪造，是因为这都是不真实的，写下来只是为了制造证据。（无疑，肯定有真的恐吓信，警告雷切特小心性命的，只是被麦奎因销毁了，用恐吓信代替了。）之后哈德曼所说的被雷切特雇用的事——当然从头到尾都是谎话。对那个神秘人的描述，小个子、深色皮肤、说话女里女气的，只是为了方便而捏造的。既不会牵扯到任何列车员，而且男女都适用。

“用刀刺这个想法，乍看之下很奇怪，可仔细一想就知道再也没有比这更适合当前情况的了。匕首是每个人都会用的武器，无论身强还是体弱，而且不会发出噪音。也许我是错的，不过我猜想，十二个人依次从哈巴特太太的房间进入雷切特黑漆漆的房间里，刺了他一刀。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刀杀死了他。

“雷切特在枕头上发现的那最后一封恐吓信，已经被人小心地烧毁了。假如没有留下关于阿姆斯特朗一案的线索，那么警方绝对没有理由去怀疑火车上的任何一个旅客。那样就可以当成是外来的人做的，那么车上一个或更多的旅客都作证看到这个‘小个子、深色皮肤、说话女里女气’的人在布罗德下了车。

“我完全不知道当这些共谋者发现他们的部分计划因火车事故而可能无法实施时，会怎么办。我想象着，他们匆忙地商量了一下，决定继续进行。这样一来，一个或者所有的旅客都会受到怀疑，但他们早已预料到这一可能性并且有所准备。唯一需要增加的工作就是把事情弄得更乱。两条所谓的‘线索’被故意留在了死者的房间里——一条栽赃给了阿巴思诺特上校（他的不在场证明最充分，而且跟阿姆斯特朗家的关系也最难证实）；第二条，手帕的线索，栽赃给了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凭借她的社会地位，非常虚弱的体质，还有女仆和列车员的证词，她的清白无懈可击。

“为了把事情搞得更乱，他们又凭空编造了一个穿猩红色睡衣的神秘女人。我又一次为这个女人的存在作了证明。有人重重地敲了一下我的房门，我从床上跳起来向门外看过去——看到一个穿猩红色和服睡衣的人消失在远处。他们明智地选了三个人——列车员、德贝纳姆小姐和麦奎因——也见过她。我想，肯定是某个富有幽默感的人，趁我在餐车跟人交谈时，把那件睡衣放进了我旅行箱的上面一层。这件睡衣最开始是从哪里弄到的，我不知道，不过我怀疑这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的，因为她的旅行箱里只有一件雪纺绸的长睡衣，而且太精致了，更像是喝茶时穿的，而非睡衣。

“当麦奎因第一个知道那封已经被小心烧毁的信居然还有一点没被烧毁，而且正好留有阿姆斯特朗那几个字时，他肯定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人。就在这时，安德雷尼伯爵夫人的处境岌岌可危，她丈夫迅速采取措施涂改了护照，这是他们第二次碰到霉运！

“他们一致否认跟阿姆斯特朗家有任何关系，也知道我不可能马上找出真相，而且相信，除非我怀疑他们中间的某个人，不然不会进一步调查这件事的。

“现在，还有一点需要考虑。如果我对这个案子的推论是正确的，而且我相信肯定是正确的，那么列车员一定也知道这个计谋。但如果是这样，那凶手就是十三个人，不是十二个。与通常那种‘多个人中有一个人是有罪的’不同，我面临的是‘十三个人中只有一个是无辜的’。是哪一个呢？

“我得出一个很古怪的结论，没有参与谋杀的那个人，正是被认为是最有犯罪动机的那个人。我指的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伯爵严肃地以自己的名誉向我发誓，他妻子那晚从未离开房间时的真挚之情。于是，我认定，是安德雷尼伯爵代替他妻子做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皮埃尔·米歇尔绝对是十二人中的一个。可是如何解释他的参与呢？他是个在铁路公司工作了很多年的好人，并不是那种会受贿协助谋杀的人。由此，皮埃尔·米歇尔肯定也跟阿姆斯特朗一案有关。可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后来我想到那个死了的保姆是个法国人。假定这个不幸的女孩是皮埃尔·米歇尔的女儿，那一切都解释得通了——这也可以解释谋杀地点为何选在火车上。还有谁扮演的角色不是很清晰呢？我把阿巴思诺特上校当作阿姆斯特朗家的一个朋友。他们可能一起经过了战争。女仆，希尔德嘉德·施密特，我能猜到她在阿姆斯特朗家的职位。也许是我太贪吃了，但是我本能地感觉她是一个好厨娘。我给她设下了一个圈套——她上当了。我说我知道她是个好厨娘。她回答道：‘真的，没错，我的女主人们都这么说。’但是如果你是个女仆，你的主人很难有机会知道你是否是个好厨娘。

“然后是哈德曼。他似乎肯定不是阿姆斯特朗家里的人，我只能想到他跟法国女孩恋爱过。我跟他说起外国女人的迷人之处——再一次得到了我一直寻找的反应——他的泪水夺眶而出，可他却假装说雪太刺眼了。

“还剩下哈巴特太太。现在，哈巴特太太，请允许我说，在这出戏剧中你扮演了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由于房间就在雷切特的隔壁，因此她的嫌疑比其他人都大。照道理说，她没有什么不在场证明。为了演好她要扮演的角色——一个非常自然的、有些荒谬可笑的、宠爱女儿的美国母亲——确实需要一个艺术家。然而有个艺术家跟阿姆斯特朗一家关系密切：阿姆斯特朗太太的母亲——琳达·阿登，一个女演员……”

他停了下来。

接着，响起了一个柔和、梦幻般的声音，跟在这次旅行中所用的声音截然相反，哈巴特太太说话了：

“我总是幻想自己能演喜剧。”

她继续梦幻般地说道：

“洗漱包的安排是个疏忽。这表明事先应该排练一下。我们来的时候曾经演示过，我想那时我在一个双号房间里。我从未想过插销的位置会有所不同。”

她稍稍移动了下身子，直视着波洛。

“你全都知道了，波洛先生。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可就算是你，也无法想象那种感受——纽约那可怕的一天！我悲痛欲绝，仆人们也是。阿巴思诺特上校也在那儿。他是约翰·阿姆斯特朗最好的朋友。”

“战时，他救过我的命。”阿巴思诺特上校说。

“那时我们当场决定（也许我们都疯了，我不知道）一定要执行卡塞蒂逃过的死刑。我们有十二个人——或者说十一个。当然，苏珊娜的父亲远在法国。开始我们打算抽签决定由谁来执行。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决定用现在这个方法。这是汽车司机安东尼奥提议的。后来玛丽和麦奎因详细拟定了各种细节。他一直很敬慕索妮亚——我女儿，是他向我们详细解释了卡塞蒂是如何用钱逃脱死刑的。

“完善整个计划花费了很长时间。我们首先得了解雷切特的行踪，最后哈德曼做到了。接着我们想方设法让他雇用马斯特曼和赫克托——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嗯，我们做到了。然后我们跟苏珊娜的父亲商量了一下。阿巴思诺特上校很支持十二个人合作，他想把事情做得更加合乎规则。他不喜欢用刀刺这个主意，但他同意这么做能省掉大部分麻烦。而且，苏珊娜的父亲也表示愿意。苏珊娜是他唯一的孩子。我们从赫克托那里得知，雷切特早晚要乘坐东方快车从东边回来。因为皮埃尔·米歇尔就在那趟车上工作，真是时不可失。而且，这也是个不牵连外人的好方法。

“当然，我女婿也知道了，他坚持陪她坐这列火车。赫克托设法让雷切特选择了米歇尔值班这天的火车。我们打算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上的所有铺位都包下来，可遗憾的是，有个铺位被订走了，是留给公司董事的。‘哈里斯先生’当然是假的。但是如果赫克托的房间里有个陌生同伴会很尴尬。于是，在最后一刻，你来了……”她停了停。

“好啦，”她说，“现在你全都知道了，波洛先生，你打算怎么办？如果必须把事情公之于众，你能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我，让我独自承担呢？我情愿自己刺了那人十二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要对我女儿还有她孩子的死负责，还要对另一个原本可以幸福快乐生活的孩子负责。不仅如此，在黛西之前，还有别的孩子被绑架过，而且将来还可能会有其他人。社会给他定了罪，我们只是执行判决。但是没必要把其他人也牵扯进来。所有这些善良忠诚的人——还有可怜的米歇尔，还有玛丽和阿巴思诺特上校——他们都深爱彼此……”

她的声音极其动人，回响在拥挤的空间中——这个低沉、富有感情、振奋人心的声音，感动了纽约许多的观众。

波洛看看他的朋友。

“你是公司的董事，布克先生，”他说，“你要说些什么？”

布克先生清清嗓子。

“我的意见是，波洛先生，”他说，“你提出来的第一个推论是正确的——确实如此。我建议，南斯拉夫警察到达时，我们把这个结论提交给他们。你同意吗，医生？”

“当然同意，”康斯坦汀医生说，“至于医疗证据，我想——呃——我会提一两个奇妙的建议。”

“那么，”波洛说，“我的解决方案已向大家说明，我可以荣幸地退出此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