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开始做风俗业，所以不再为钱的问题所困了。但是，为了不让父母发现自己在风俗店打工，她还是每个月借10万日元的助学金。而借来的助学金依然用作缴纳学费。

到了大学三年级，校区从郊外转移到了都内。她借此机会离开了自己家，开始一个人生活。

大学、打工的风俗店、常去玩儿的繁华街都离得很近。她开始享受悠闲自在的大学生活。赚到的钱全都花出去了。据她说，有时候购物的花销甚至达到一周10万日元，一个月40万日元左右。

大学三年级的冬天，从开始找工作的时候起，她的精神状态渐渐出现了问题。原因是即将无法继续眼下的生活而导致的不安。一旦步入社会，离开风俗业，收入当然会变少。不久的将来，她的收入下滑，无法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这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她的烦恼增多了。这也成了她正式步入成人影片行业的契机，有机会派往海外工作就职的初心，也从她的心中消失了。

那时候她就开始渴望能一直像现在这样自由富裕地生活。于是工作找得三心二意，大学四年级的秋天，才终于拿到了非上市中小企业的内定。

助学金每个月都会到账，她没想太多，全都用来交学费了。虽然她懂什么是借贷，但具体怎么归还她没有想过。

结束就职活动后，大学四年级的10月，开了一场以大学里的助学金借贷者为对象的，针对还款的说明会。那个时候她才认清了现实：加上利息，助学金的偿还总额竟高达600万日元。看看自己当初签约的项目，她得还到40多岁才能还清。步入社会不仅意味着收入减少，而且600万日元贷款的偿还摆在她的面前。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因为要一边上课一边找工作，所以去风俗店打工的天数减少了，比起原来，赚的钱没那么多了。我那时候一个人生活，学费以外的所有开销都靠风俗业的收入维持，所以没留下什么钱。每个月到账的助学金虽然没用作生活费，但也全都拿来交学费了。自从参加了还款的说明会，心里的不安真的是越来越强烈。内定的那家公司的初始工资是每月19万日元左右。扣去税金和社会保险金等，算算到手的金额，觉得要还600万日元的贷款根本就不可能。

在这里，我解释一下在女大学生的讲述中频繁出现的大学助学金。

以前，为因经济原因而就学困难的学生提供就学资金借贷服务的是日本育英会。但是，政府于2004年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日本育英会被废除，改组成了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从那时开始，“大学助学金”便改头换面了。日本学生支援机构以财政投融资和民间资金为财源，将助学金制度作为金融事业发展，年利率上限为3%，助学金变成了徒有虚名的、实际上以利息为收益的金融产业。

其利率是变动型的，目前虽然是以0.01%的低利率在推移，但低利率时代一旦结束，就会跳到上限3%。明明是以严谨的资金运作为条件的融资，但程序上只要父母辈的收入水平被认定为低下就能通过审查；既没有担保，也不管作为债务承担者的学生本人的偿还能力。结果，理所当然地，接二连三的还款滞纳成了问题。

不知道将来要从事什么职业，甚至连劳动是什么都不清楚，高中刚毕业，被认定为低收入家庭出身——将有利息的资金借给这样的未成年人，怎么想都是无谋之举。但对大学毕业后就开始的还款，学生支援机构的要求却很严格——若是滞纳3个月以上，就和民间的金融机构一样将之列入黑名单（个人信用情报机构），开始由回收债权的专门企业实施催缴。所谓助学金，本质其实就是学生贷款，这么一个令人联想到支援和给予的美好词汇，却被商业性地利用了。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助学金，分为无利息的第一种和有利息的第二种两类。由于第一种的条件是“借与学业特别优秀，却因经济上的原因明显修学困难的学生”，山田女士申请了有利息的第二种，每月10万日元。毕业时，本金有480万日元，还要加上利息。于是毕业的同时，她便要背负着与个人破产条件相当的债务，开始在社会上生活。

虽然这个制度存在的问题如此之大，但因为是国家制定的制度，父母和负责指导学生未来规划的工作人员都会轻易地向有升学意愿的学生推荐助学金。承担债务的当事人还是未成年人，他们在对利率和偿还总额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便使用了这项服务，和山田女士一样，直到临近还款日的毕业前夕，或是步入社会被要求还款之后，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笔债务的巨大。

我在性工作场所做过许多采访。出卖身体的女性们和社会状况往往有着直接的联系，远在这项制度成为社会问题之前，相关的倾向就在这些女性身上显现出来了。在2011年左右，就开始有风俗小姐和成人影片女优们说起自己因偿还助学金而烦恼。

刚开始我并不了解这项制度，所以听见了也没怎么在意。但学生本人和负连带担保责任的亲属的破产不断发生，到2015年形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政府终于开始以积极的态度尝试解决问题了。现在，政府开始以年收入不满380万日元的家庭为对象，研究制定学费减免制度和没有偿还义务的非偿还型助学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