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讲述时，表情十分淡漠，几近于无。大概是受到了精神药物的影响。

话说到中途，同行的女性编辑问她：“中学时代那些男生，是不是喜欢你呢？”听到这句话的瞬间，她的脸上忽然抽搐了一下，紧接着哭了出来。原本毫无恶意的女编辑赶忙道歉。谁也没想到，女编辑一句无心的调侃，竟能让她大哭起来。

好了，我没事。“他是不是喜欢你？”每每听到这种轻松调侃的话，我都特别难受……欺凌真的很严重，可对方只要是男生，周围的人总是会随口说一句“他是不是喜欢你？”，然后不当回事。这令我非常绝望，精神上几近崩溃。去找学长谈心，他们只会说：“既然你父母给你付了学费，那毕业之前你就只能忍着吧？”问私塾里的老师，得到的回答也只有：“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长期陷在困境中却找不到任何对策，我想这才是致使我病情恶化的首要因素。

被母亲虐待，在学校被欺凌，致使她精神崩溃。她在崩溃的边缘曾经多次向周围发出求救信号，然而没有人听到她的声音。她一直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真正意义上超过她承受的限度，是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从那时起，她开始产生求死冲动，总是想死，觉得自己必须死。后来有一次，她企图从学校屋顶上跳下去，结果自杀未遂。

当时她跨过安全铁网正想跳下去，结果，她被老师和同学阻止了。

渐渐地，我开始产生想死的冲动，而这种想法在高二的时候变得强烈起来。高三的时候，我住进了精神病医院的封闭病区。因为大剂量地服用药物，所以那时候的事，还有后来的大学时代，我都没什么记忆。

因此，我只问了她记得的事。

她没法去学校，即使去了也听不进去课。上课的时候，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她都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同年级的同学一个个考上了东大、京大，而因为药物的副作用没法专心学习的她，只考上了一所难度较低的国立大学。

大学时代一直在和疾病做斗争，和现在的状况没有太大区别。病情时好时坏，一旦发病，可能一个月都起不来床。和我住在一起的母亲好像从心底里对我烦不胜烦，我甚至从她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杀意，一种为人父母根本不可能有的杀意。于是，我最终决定断绝和她的关系。而且，为了离开母亲，我考了美国的研究生院，回国以后，委托第三方正式传达了想要断绝关系的意志。

她最后一次见母亲，是在3年前离家去美国的那天。母亲虽然面带笑容，一直挥着手直到淡出她的视线，但看上去很悲伤。可是，她决定，一生都不要再与她相见了。

研究生毕业后，她联系了保健师，咨询了自己的精神疾病，以及曾受母亲虐待的事。接受建议，递交了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之后，很快就被受理了。

这一番对话让人看不到她的未来，可她只有25岁。在和母亲断绝了关系，又没有家人能给予她帮助的情况下，她还要活上几十年。

原来接受父亲经济支援的时候，我一想到以后终有一日还得和母亲见面，心里就非常恐惧。所以身体状况才那么糟糕，痛苦不堪。自从接受了最低生活保障，我松了口气，也能定期去医院接受治疗了，这才终于看到了以后能工作自立的可能。

最低生活保障金一个月大概13万日元左右。除掉房租、水电气费、手机通讯费之后，只剩5万～6万日元。精神状况恶化，一步也不能外出的月份能省下一些钱，但自从开始找工作，钱就不够用了。

我一直是个学生，所以没有正装。要想重新振作，总需要一些经费开销，再加上还得买衬衣什么的，钱就不够用了。在海外，有一些运动品牌会把卖剩下的衣服鞋袜提供给贫困者或者受刑者。我希望日本也能有这样的服务。

从偏差值75的著名国立中学毕业，研究生毕业的她，自觉现在这种接受救济的生活并不是长久之计。从她身上，我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愿望：她很想从精神疾病中解放出来，恢复为一个普通的女性。

派遣契约被解除后，她调整了一段时间，开始参加志愿者活动，想争取在重新就业之前，给自己制造更多外出的机会。

前些天，她收到一封母亲的来信。是父亲把她的住处告诉了母亲。看到寄信人的一瞬间，她吓得倒吸一口凉气，身体不住地颤抖，没开封就把信扔进了垃圾桶。

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母亲了……

为了能控制精神疾病，重新站起来，活下去，她希望最起码这一个愿望可以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