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结婚,19岁离婚

东京贫困女子  作者:中村淳彦

她17岁就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19岁离婚。之后,她辗转做过一些陪酒和非正式聘用的工作。几年前,她陆续开始出现双相情感障碍、失眠症和注意力障碍等疾病的症状,1年前自杀未遂的时候,完全不是能够工作的状态。

3年前,她在被派遣的工厂认识了一个比她小一轮的男人,并和他同居,住在男人工作的那家一日元弹珠店的职工宿舍里。他们的生活很拮据,经常连明天的温饱都成问题。

那个男人我其实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就是从3年前开始,顺其自然地就在一起了。自从30岁过后,我就没什么希望了,就过一天是一天。当时就是觉得,和他交往然后同居的话,就不用交房租了。大概1年半之前,我的精神开始变得不稳定,根本没法儿工作,生活就全靠他一个人。

那个男人也和她一样离过婚,零零散散地做着一些非正式的零工和派遣工作,也没什么希望,过一天是一天。他们在一个组装检查医疗器具的工厂里认识,之后那个男人很快就辞了职转到另一家工厂去了,后来又做过一些因人手不足而临时聘用的、类似送报纸这样的低门槛的工作。那个男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做不长,离婚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不出去工作,西野女士彻底失望了。在她自杀未遂的1年前,那个男人进了一家有宿舍的一日元弹珠店工作。

结果,他没在弹珠店里干多久,就无故缺勤。店里的人找到宿舍来,问他为什么不来上班。虽然当时店里的人说,只要他以后老老实实去上班就不开除他,但到了第二天,他说“我们离开这儿吧”。我和他吵了一架,责问他到底怎么想的,他说就是不想干活。最后,我们两个像连夜逃跑一样离开了那里。因为身上没钱,两个人只有露宿街头。我们当时商量,总之先到繁华街去吧,于是步行到了车站附近。这些都是去年年末的事了。

突然的夜逃,两个人身上的现金加起来还不到500日元。不要说叫出租车了,连坐巴士都不够,只能步行到车站。一日元弹珠店的宿舍虽然租金便宜,但所在的地段很不方便。他们那天晚上持续走了6个小时才走到繁华地段。

虽然到了繁华地段,但身上的钱连1天也撑不过去,两个人走投无路了。他们卖掉西野女士的智能手机,得了1.3万日元,住进网咖,什么都没吃就这么过了1天。

我们在网咖里也找了工作,但因为是年末,全国都在放假。为了交网咖的费用,手上的钱越来越少,除夕那天晚上,两个人就待在麦当劳里。后来我们又把他的手机也卖了,到最后,钱还是用光了。我们没办法了,1月4号还是5号吧,新年的假期一结束我们就到市政厅去寻求帮助。我觉得我们已经把自己的困境解释得非常清楚了,他们却没说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只给了我们干面包之类的食物充饥。而我自从到了繁华街之后,就开始想着死了,实际上,我那一整天都在想怎么寻死。

没有手机,也没有住处,工作也没法找。去了公共机关求助,结果只得到几个干面包,光够撑过眼下的几个小时。那个男人想找消费者金融机构借点钱,于是两个人不抱希望地去了一个有名的消费者金融机构。出示了驾驶证,写申请的时候填了之前派遣去过的单位,没想到居然当场就借到了20万日元。

借到钱之后,说实话我松了一口气。当我和他说,得趁手上有钱赶紧找到工作的时候,他却说想去玩一日元弹珠。我想制止他,问他到底怎么想的,结果他强行把那20万日元抢过去,真的去了一日元弹珠店。那个男人之前就是这样,有钱的时候什么都不管,等没钱了过不下去了又说自己会改过自新,永远都是故技重施。我当时想,那笔钱已经是最后的收入了,于是就拿了一些去买了能致死的药,打算自杀。我看电视上讲过,有一种药,只要服下超过100毫升就会死,就去药店买了这种药。

据说,西野女士买的药品是一种危险品,但是在药店和网上都能正常购买。价格在每500毫升2500日元左右,只要摄入致死量,就会在体内产生毒素,破坏内脏机能,最后导致死亡。

那个男人想靠最后的收入翻盘,于是选了4日元一注,赢率319/1的弹珠机,打得两眼放光。可这个从没交过好运的男人最后赌输了,这是谁都猜得到的结局。

看着这个面朝弹珠机的男人的背影,西野女士觉得他无药可救了。于是,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果然,几个小时后,男人铁青着一张脸回来了。

明天,咱们一起死吧,一了百了……

西野女士说,她用强硬的语气和男人这么说道。几天前刚到手的20万日元,在弹珠店里无数局输下来,只剩4万了。想着人生最后一天总要吃点儿好的吧,于是他们当晚在网咖过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来到了一家有名的烤肉店。

当时是1月中旬。我自杀未遂那天,我们俩中午吃了一顿所谓“最后的晚餐”。其实就是吃了一顿烤肉。我想这个人反正也没心思改过自新了,最后的收入只剩4万,手机也没了,想从头来过也没办法了,再加上我一心想死,所以决定干脆最后在烤肉店里把剩的钱全花光。他倒是不想死,一直嚷嚷“我们重新来过吧,我一定会找到工作的”,我就一直和他说“还是死吧,今天就死”,说了好几遍。这些对话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反正是最后的晚餐,他们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最后结账花掉了2.5万日元。在烤肉店门前,西野女士把药品分装进一个塑料瓶递给了那个男人,并告诉他,只要喝100毫升以上就能致死。她建议那个男人,要是怕难喝吐出来,可以去网咖的自助水吧接点儿饮料,然后把药混在里面喝下去。这就是她和那个男人最后的对话。

在烤肉店门前,她和那个男人挥手告别。想着这是最后一面了,她还尽全力给了他一个微笑。后来她直接在马路上的自动贩卖机里买了一瓶很甜很好喝的饮料,然后走进购物大厦,径直去了女厕所。在厕所隔间里,她和着饮料,把塑料瓶里的250毫升药全喝了下去,没有丝毫的犹豫。这个量是致死量的两倍以上。

喝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但喝下去之后,感觉就像是喝醉了似的,没有痛苦,反而很舒服。渐渐地脑子就开始迷糊起来,视线也开始一直晃,我就这么在车站附近徘徊,一边想着自己什么时候才会死,一边准备走回网咖。那之后我就没有印象了。等醒过来,就是3天后,躺在综合医院的病床上了。

据说,是一个男人路过的时候发现了她的异常,叫了救护车。西野女士得救了。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的时候,她因为没死成而感到沮丧的同时,也因为自己还活着而松了一口气。

她接受了自杀未遂的相关调查。医院里的社会工作者听她讲述了自杀前的遭遇后,建议她去精神科接受检查,后来就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注意力障碍和失眠症。在办理了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相关手续之后,又有人给她介绍了现在住的这个低价宿舍,于是她提着一包简单的行李住了进去。

结果,那个男人也没有自杀,接受了最低生活保障,两个人的关系也结束了。

西野女士平淡地讲完了自己一年前的悲惨遭遇,表情几乎没有变化。

从咖啡店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那栋曾是自杀现场的购物大厦。她的讲述是如此真实,自杀前的活动轨迹,和那男人之间的气氛,自杀时的表情和动作……当日的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我的眼前。

在贫困和低收入阶层中采访,总是能频繁地听到自残、自杀未遂之类的话题。经过基本是先苦于贫困和窘迫的生活,然后因为精神压力而罹患精神疾病,重复自伤的行为,一部分人还被迫堕入风俗和卖身的行当,情况进一步恶化。最后,她们开始想死,结局就是自杀以及自杀未遂。如果死了,就不可能接受采访了,所以来到我面前的,都是自杀未遂者。

听她讲完了自杀未遂之前两周的活动和经历,我对行政机关听她讲了自己的惨状,却只给了她干面包就让她离开的处理方式产生了疑问。一个无家可归又身无分文的人,即使靠干面包撑过了眼下的几个小时,第二天之后也不会有办法继续活下去。面对一个明显需要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公共机关的负责人难道就这样随意处置吗?

不只是贫困和生活困窘,一般市民在遇到自己一个人难以解决的难题时,大多数时候都不知道应该找谁寻求帮助。西野女士向行政机关诉说自己的困境,是在她实施自杀的数日之前。这是她最后的求救信号。无论如何,我认为行政机关都应该对她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新年伊始就一直抱着想死的念头,而行政机关这个最后的依靠又敷衍了她,于是几天后,她实施了自杀。西野女士所讲述的悲惨遭遇令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而当事人自己,却没显出一丝痛苦的表情。

她一直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直到说起自己17岁时生的女儿,她的表情里才出现了一丝阴霾。

我从很早以前,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她开始讲起了自己的过去,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迎来了如此绝望的现状呢?

女儿是14岁的时候离开家的。女儿在的时候,我一直保持着必须努力下去的积极情绪。她一走,我立刻就陷入了不知道为什么而工作、为什么而活下去的消极状态。那种异常的虚无感始终包围着我。精神上的不稳定,也是从女儿离开之后开始的。

西野女士原本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一个设计公司的经营者,母亲是一个很为孩子着想的温柔女性。她还有一个小她两岁的妹妹。在父母的建议下,她接受了入学考试,考入了一所初高中连读的贵族女校。

一家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是在她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母亲得了癌症,发现时已是晚期,已经到无力回天的地步了。就在母亲被宣告时日无多的时候,父亲有了外遇。母亲的癌症转移到了全身,很快就变得骨瘦如柴,于一年后撒手人寰。

从那以后,我就不再信任父亲,也不去学校了。我想反抗父亲。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我拒绝上学,开始在便利店打工,为了反抗父亲,也没继续上高中。那之后,我一直很恨自己的家人,觉得他们干什么都无所谓,与我无关。自从结婚离开家,我就没有再和父亲还有妹妹联系过,和他们完全断绝来往了。母亲去世之后,我们家就破裂了,家里的每个人都对彼此毫不关心。我16岁离开家,后来就没有再和他们接触过。所以父亲和妹妹现在人在哪里,怎么生活,我一概不知。

早早便和她结婚的前夫是她在打工的便利店里认识的,他是店里的常客。两个人很是投缘,自然而然便发展成了恋爱关系。16岁那年,她怀孕了。于是两个人奉子成婚,17岁时,她生下了女儿。

也许是因为太年轻,她的前夫完全担不起为人父母的责任,性情十分懒惰,上班天天迟到被扣工资,结婚后,懒惰的性情更是变本加厉,基本工资要被扣掉10多万日元,到手的钱有时还不足13万日元。

到手的工资不到13万,房租却要扣掉7万,再去掉水电气费,更是所剩无几。两个人要养一个孩子,却连伙食费都保证不了。西野女士希望丈夫能争气一点儿,可无论她怎么劝,丈夫迟到的毛病总也改不掉,工作也总是干不长,换了好几个单位,情况都没有丝毫改善。于是,19岁那年,她和丈夫离婚了。

此后,她便成了一个带着两岁女儿生活的单身母亲。孩子正是最需要人照顾的年龄,为了能一边带孩子一边赚钱养家,她只能当陪酒女。由于没钱租住公寓,她找了一家提供宿舍的夜总会。当时是1990年代前半,繁华街区的经济尚且比较景气,她晚上把女儿寄放在夜间托儿所,每个月都能固定收入40万~50万日元。她在陪酒这一行一干就是4年。

夜晚的工作就是陪男人喝酒,回到家都是深夜或清晨了。这样的工作毕竟算不上正经工作,她常常为此感到羞耻。为了不给即将上小学的女儿造成不良影响,她还是很想找个白天的工作。但那时没有单位招初中毕业生,无论什么工作,学历要求都是高中毕业。

她谎称自己高中退学或高中毕业,给好几家公司投了简历并去参加了面试,结果没有一家肯聘她。后来,她做了卡车司机,虽然每个月可以拿到超过30万日元的工资,但等待她的又是无视《劳动法》规定的长时间劳动。

还是和她在夜总会工作的时候一样,女儿寄放到夜间托儿所,到她上了小学之后,就经常是一个人在家。现在想起来,我对她完全是疏于照顾的状态。我26岁开始做卡车司机,后来和我工作的那家运输公司的科长交往。对方也离过婚,于是就到我家里来和我同居。我当时很介意自己对孩子疏于照顾的问题,又辞掉了卡车司机的工作。之后,我谎报学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白天的派遣性质的工作,于是白天把孩子交给那个科长照顾,开始安心上班。然而,我后来才知道,科长一直都在对我女儿进行性侵……

她的女儿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女儿朋友的母亲向儿童咨询救护中心举报了性侵的事。是女儿找自己的朋友商量,最后传到朋友的母亲那里的。当时她非常信任和她同居的科长,完全没有注意到女儿的异常。

临近深夜,她下班回来,在玄关处发现了儿童咨询救助中心留下的贴条和信。上面用红色字写着“即刻保护”4个字。女儿已经不在家里了。于是她赶忙联系了儿童咨询救助中心,才听说了女儿被性虐待的事实,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性虐待。

原来自打3年前她和科长同居的时候开始,她的女儿就开始被性侵了。那时候女儿还是小学一年级。同居的恋人趁西野女士出门工作,和她女儿独处的时候,会舔她身上的部位,还让她为自己口淫。女儿上了小学四年级后,开始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性虐待,十分苦恼,便找自己的朋友倾诉。

西野女士决定和科长同居最大的原因,便是知道他也有一个和自己女儿同岁的女儿。科长看上去很喜欢孩子,女儿和他也很亲。这件事带给她极大冲击,她一时难以相信。她将信将疑地与科长对质,结果儿童咨询救助中心所说的性虐待竟然全都是事实。被带走保护的女儿开始从儿童咨询救助中心去上学,而拥有合法监护权的西野女士连和女儿见面都不被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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