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遣社员佐伯女士做了风俗小姐后收入增加，人变得开朗起来。

将女性的身体当作商品贩卖的性风俗业，作为女性人权迫害的象征，对顺应时代而不断壮大的女权主义团体来说，是最典型的攻击目标。为满足男性的欲望而让女性提供性服务的产业，其存在的根本的确是男性的优势地位，但实际从事这一职业的女性，却是在理解了相关利弊的基础上，自发主动作出的选择。

如今的社会是男性占优势地位，生活困苦的女性即使拒绝了通过风俗业从男性获得再分配的行为，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充其量就是转而选择长时间劳动，最后牺牲自己的健康。

佐伯女士外貌看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又因婚姻失败而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因而作出了赤身裸体这样的大胆选择。而且，她满意自己的选择。

日本风俗小姐的人数常年维持在30万人左右，当然，踏入这一领域的只是一部分非正式雇用的女性。女性中的非正式雇用工占了全体的半数以上，年平均工资只有150.8万日元（国税厅调查数据），非常低廉，这样的金额，根本不够在大都市内独自承担房租过单身生活。即使是卖身这样的手段，只要可以增加收入满足生活需要，倒也不算是坏事。

然而，绝大多数非正式雇用的女性不会选择卖身这条路。她们只能一天天在不明原因的贫困中痛苦挣扎。

从平成时代开始的现代贫困，其主要原因，是国家为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而决定施行的雇用的非正式化。不像昭和时代遭遇不幸的女性，现在就连认认真真生活的普通女性也被卷入其中，这样的事实令人疑惑，也令人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不安。

为了见一位在都内独居的非正式雇用的图书管理员，我来到了幽静的住宅区。

仲夏的日头十分毒，晒得柏油路上蒸腾起阵阵热气。在一栋栋高级住宅豪华的大门之间，有一个公营图书馆。它和公园相邻，里面传来放学后小孩子玩耍的声音。

谷村绫子女士（化名，37岁）就是在这个图书馆里工作的图书管理员。一进入馆内，我便感觉到一股带着紧张感的肃静氛围。图书管理员们或是在柜台处办理借出及返还的业务，或是推着车整理书籍，或是在柜台内的行政区默默做着行政的工作。馆内空间很大，从周刊杂志到文库本，从专业书籍到地方资料，这里罗列着各种各样的书籍，种类繁多。

图书馆的闭馆时间是17时15分，但工作也不是那么准时便能结束的。我来到旁边的公园里等她，到了17时20分，她终于过来了。谷村女士一头黑发，给人一种素雅而正直的印象，看起来是一名温和而老实的女性。

我属于市里的委托职员[委托职员：属于非正式雇用形态的一种，待遇低于正式员工和政府公务员。市里的委托职员，类似于市政机构雇用的临时工。]。在图书馆工作的图书管理员有八成都是非正式聘用的，工资很低。我现在未婚，一个人住，说真的，每天都很不安，非常焦虑。

自治体要做的工作包括义务教育机构和福利机构的运营、公园管理、文化旅游、清扫、治安防灾，等等，范围非常广。这些业务工作量巨大，光靠公务员考试选拔聘用的正式职员肯定做不过来。因此，各个公共机关都会雇用很多非正式职员，这才能完成一系列庞杂的工作，维持地域服务的运营。

我们决定到车站附近的咖啡店里坐下聊。朝车站走的路上，我让谷村女士给我看了她的工资明细。支付的总额是17万日元。扣掉所得税、住民税、社会保险费之后，到手的金额是133442日元。没有奖金，年收入是204万日元，到手160万日元左右。谷村女士算是平均水平线下的劳动者，与全体女性281万日元的平均年收入（国税厅调查数据）相比，这样的工资是很低的。

这样的收入，要想在东京一个人生活，是十分艰难的。正如上面的计算结果，这样的金额几乎与最低生活保障金同等水平，根本不足以维持平均水平的生活。她租住的房子租金是每月5万日元。从到手的工资里扣除房租，每个月就只剩下8.3万日元，真的就刚好等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最低生活费。

这位谷村女士便是受到诸多诟病的“官制穷忙族[官制穷忙族：穷忙族指每天拼命劳动却仍在贫困线上挣扎，一旦出现任何意外，生活将立刻失去保障的底层劳动者。所谓“官制穷忙族”则是指专为政府官方机构工作的“穷忙族”。]”的一员。

所谓“官制穷忙族”是指地方自治体的政府机构或公共设施等以临时职员、非常勤职员的形式雇用的劳动者。另外，由于工资水平太低而成了社会问题的看护工作者和保育员等，因其总体的薪金制度设计是由国家规定的，也算在官制穷忙族的范畴之内。

看护行业和贫困问题采访得多了，就会渐渐看清国家的意图或意向。说实话，国家对除国家的行政公务员以外的职员，根本就不愿意支付酬金。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让协助运营公共事业的国民和市民生活在贫困阶层，并且有意让这些劳动者的生活尽可能地接近贫困线。

从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等临时职员、非常勤职员的情况和看护保险的制度设计就能非常明显地看出，国家和行政所追求的（针对不是公务员的劳动者）一定是“付最少的钱，达到最大的效果”。

我在采访福利行业和看护行业时，看到了深深依赖于雇用非正式化的公共事业中，太多令人绝望的现实。

特别是在看护行业里，劳动力不足成了大问题，国家和行政机关专门拨出预算拼命把年轻人往看护行业里拽。因为有专门的预算，一些相关人士和意识超前的学生团体还从旁推波助澜，将更多人往没有未来的贫困地狱里诱导。

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一遍遍重申“不要让未来有无限可能的年轻人从事社会福利相关职业。要让他们参与生产，赚钱纳税”。但社会福利这个看上去无比光鲜的产业的宣传语太过美妙动听，像我这种现实的言论，心怀梦想的年轻人根本听不进去。

最近，大学里与福利相关的学科越来越多，大家都轻而易举地被那些美妙动听的宣传语诱导了。可当他们了解了现实，便会失望，并满怀抱怨：怎么会是这样？

一系列参与其中的相关人士和学生团体向怀抱不满的年轻人们投去一系列资格研修或自我启发研讨小组之类的商品，其结果便形成了长期剥削的贫困商业模式。

说实话，这是一种以牺牲年轻人的人生为前提的、令人生厌的糟糕商业模式。让一个个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自我实现而陷入贫困的深渊，这是绝不能原谅的愚蠢行为。

每天的生活倒还应付得过去。我也知道有些人的经济条件比我还差。但是我的生活永远是拮据的，明明一点都不奢侈，却连存点儿钱都做不到。委托合同规定是一年一签，最多更新5年，现在是第4年。到了明年，就算我非常努力，在工作上做出再大的成绩，也只能被解雇。因为工资低，我几乎没有积蓄，只有年龄一天天见长，我都不知道今后应该怎么办。

在1999年和2004年，《劳动者派遣法》分别进行过修订，整个社会的雇用非正式化不断推进。其中，雇用的非正式化推进最快的就是地方自治体。由于小泉纯一郎政权时代的结构改革，给地方自治体的补助金被削减了，于是政府机构转而开始压缩雇用费用。他们将此前由公务员负责处理的业务交给了非正式职员，于是，官制穷忙族便诞生了。

女性首先成为了他们的目标，图书管理员、护工、保育士、窗口接待等工作一项一项改为非正式聘用制。不仅业务部门的职员的雇用被非正式化，从2000年代开始，幼儿园、看护机构，最近连图书馆都开始整个被外包给民间运营，而自治体支付的委托费用又十分低廉，这些行业都变成了严重低薪现象的温床。

谷村女士就职的这家图书馆是由自治体运营的。八成以上的图书管理员都是非正式聘用职员，只有两成左右是公务员。而非正式雇用的图书管理员，无一例外都拿着仿佛计算好的等于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签订了有期限的雇用合同。

他们利用公务员长久以来的稳定印象来招揽人才，诱导他们进入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低薪系统，最后把人才用完就弃。让单身女性签署有期限的雇用合同，她们付出了劳动，到手的工资却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这是何其恶劣的行径。

认真朴实的人受到公务员稳定印象的诱导，签署了有期限雇用合同，怀着看不到未来的不安工作着。因为人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你要说他们只能责任自负，这无可厚非。但是一向给人以稳定印象的政府机构能毫不犹豫地将人才用完就弃，普通人一般是想象不到的。心里想着“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并不止谷村女士一个。

谷村女士的房租为每月5万日元，家离最近的车站很远，要走15分钟，房子也很旧。这样的房子已经可以算作福利房了。根据排班的情况，她的下班时间是17时15分或者20时15分，下班之后一般会到车站附近的超市里买一些打折的食材和熟食，然后回家。房间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因为工资低，她连几万日元也存不起来，所以买不起。要上网查什么东西只能靠分期购买的智能手机。平时她吃过晚饭就做做家务，休息日或者有空闲的时候，就在家里学习。

一直生活在不安之中的谷村女士烦恼再三后做了一个决定——为了取得学艺员[学艺员：指博物馆、美术馆的研究员或策展人，也指从事相关行业的职业资格。]资格，她从4月起成了通信制大学的一名学生。一个因为公共机关的非正式雇用而烦恼的人，为了摆脱贫困却选择了去取得学艺员资格，这让我感到吃惊。然而这恰恰是大多数老实认真的贫困者的行为模式。想要取得医疗行政或看护类资格的人也属同类。

为了消除心中的不安，贫穷的人们不会去思考其中的原因，反而会着魔似的浏览那些印着各种职业资格的免费传单。然后，他们会为了取得那些难度较低的资格而开始学习。学习自然会花费一定的费用和时间，所以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窘迫。可就算谷村女士学有所成，真的取得了学艺员的资格，能从事的也只有不存在生产行为的文化事业，她想要实现过上普通人生活的愿望，可能性依然很低。

她这样做不仅赚不回那些为了摆脱贫困而投入的时间和金钱，很可能招致相反的效果。最后增添更多烦恼，陷入恶性循环。

被地方自治体非正式聘用，还在为了取得资格而学习的谷村女士，照这样下去，恐怕没有未来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