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走进车站附近的一间KTV包房，宇野女士就哭了起来。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于是赶忙问她发生什么事了。

自从去年的8月份之后，一切就变得一团糟。因为实在忍受不了父亲，母亲下决心和他离了婚，父亲离开了家。因为父亲申请了个人破产，所以我们也拿不到赔偿金。为了尽可能地降低房租的开支，我们搬进了现在的房子。当时房屋中介说，价位4万多的房子，就只有这一处。那之后，我们就开始过起了一整天都笼罩在震动和噪声中的生活。

宇野女士的父亲现在68岁，母亲66岁，都算老年人。母亲的腰部还有膝盖的关节不好，这几年经常跑医院。自从16年前全家搬到这边之后，母亲一直勉强拖着病体，拿着接近最低工资水平的薪水，每周在餐饮店或超市里打三四天的工。而离婚失去了父亲这个顶梁柱之后，为了尽可能提高收入，母亲在一家看护机构做起了清扫的工作，每周轮4天班。

她在一家专门照顾认知障碍者的机构里做清扫，会用到很多药品，所以短短两个月，她的手就伤得连正常生活都成问题了。整双手都像被腐蚀了似的，实在是太惨了。

母亲的手已经伤到了皮肤溃烂的程度。别说是工作，就连家务都做不了。于是，宇野女士只得从母亲手上揽下了所有的家务。母亲的手伤得最严重的时候，就连用自己的手吃饭都做不到，只能由宇野女士来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

因为母亲没法使用工具，所以工作是做不成了。可机构那边一点儿补偿都没给，只让她自己辞职。母亲本来就一直受到父亲的精神虐待，因为精神上的原因，健康状况很差。自从手受了伤之后，免疫力也开始大幅下降，本来就不好的腰骨和膝盖骨进一步恶化，开始卧床不起了。现在，她的精神是一天比一天差了。

父母离婚前，宇野女士每个月会拿3万日元给家里。但因为自己的工资低，所以即使父亲走后，母女俩陷入窘境，她也最多只能每个月拿7万日元给母亲。母亲用她每个月挣来的这7万日元和父亲在的时候存的一点点钱，维持着两个人最基础的生活。

然而，因为要用到汉方药[汉方药：日本人依据中医和中药的理论改良制出的日式中成药。]之类的药物，保险不负担的医疗费用太高，宇野女士母亲的存款很快就用光了。那之后，“我还是回机构做清扫的工作吧”“不只是清扫，我还得找个夜勤的工作，打两份工”就成了母亲的口头禅。面对执意要出去工作的母亲，宇野女士一遍遍地强调“不许去做这种工作”，所以最近她不断和母亲发生争吵。

我对看护的工作实在是恨到了骨子里，真是打心眼里觉得那个世界太可怕了，简直无法原谅。但我又不可能杀了我母亲，所以只能歇斯底里地对她吼，坚决不许她去。我的工资低，今后也不可能涨了。为了过上普通人的生活，每个月至少还得多挣5万，最好是10万。母亲心里也很清楚，所以为了每个月多挣这10万块钱，她觉得自己只能去兼职做清扫和看护两份工作。我们到处都找不到答案，已经连活下去都觉得困难和绝望了。

去年末，宇野女士认识到靠自己一个人难以支撑母亲的生活，于是到市政厅去寻求帮助。可是，尽管她将自己的困窘现状全都告诉了市政厅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没有真心地倾听她的诉求，只是鼓励了她一句“为了母亲，你要加油啊”，然后将她送了出来。

母亲怎么看也不像是能工作的状态。看着她一天比一天虚弱，我意识到，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被摆在了我的面前——今后，我恐怕要一直拖着母亲生活了。可我怎么想，都觉得我做不到。所以，我就到市政厅去咨询，如何才能让母亲不必完全依附于我，自己一个人生活。但因为我懂得不多，和他们的人根本没说上几句，就被说很忙，然后结束了咨询。

看来，宇野女士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无所知，她去市政厅咨询的也是市民咨询科。于是，我建议她检索一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世代分离”这两个关键词。

后来我问她身边有没有可以商量的人，她摇了摇头。别说是可以依赖的人了，她的生活圈附近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而且，她自己除了每天见面的几个同事外，也没有一个朋友或者熟人。

我们搬到这里是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当时，一家人是从另一个县连夜逃来这里的。在那之前，我一直因为胖被人嘲笑欺负，而到了这边，又因为方言不一样，没有人愿意理我。父亲经营着一个小的建筑公司，我本来打算继承这个公司的。所以，我从小的目标就是考建筑中专。那时候，我们和父亲的关系还没那么糟糕。

然而，宇野女士考入了附近的建筑中专之后，还是没有人愿意理她。虽然没遭受校园霸凌，但班上同学都对她毫不关心，高中3年，她几乎没说过几句话。

孤独还是很难受的。因为朋友不愿意理我，所以我只能自我安慰，认为自己不需要朋友。我不需要他们，和这么一群无聊的人能有什么事情可以分享？根本就没必要，这群人实在太无聊了……我差不多就靠这样强行瞧不起周围的人来自我保护。要是不让自己觉得“我和他们不一样”，根本就坚持不下去。

我们进这间KTV包厢后，聊了1个半小时。宇野女士的自尊心非常强。因为她对自己的评价过高，我的采访进行得有些困难。说到人际关系的话题时，她终于说出了“要是不让自己觉得‘我和他们不一样’就坚持不下去”的话，但是她把自己就读的入学偏差值不足40的母校说得仿佛一所名校，把自己工作的郡部微型企业和父亲的公司说得好像一流企业，我花了不少时间才理解了她的实际情况。

在人生经历和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匮乏的人，其判断标准往往会出现偏差。他们在向别人描述自己时总会把自己抬得很高，她就是典型的这一类人。

而且，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从学生时代到现在，她从未有过恋爱经验，并说这是因为自己“讨厌人类”。她真的很孤独，不仅陷入了经济上的贫困，人际关系方面也极度贫乏。

之后，她又开始抱怨起自己的父亲。父亲是一个自营业者，因为工作的关系做了别人的连带保证人，导致破产。在她初中2年级的时候，一家人连夜逃出来，父亲申请了个人破产。连夜逃来这里之后，父亲还是继续做着原来的工作，因此虽然清贫，但一家三口还是过着普通的生活。

我们逃来这里之后，有10年左右过的还是比较普通的生活，但自从5年前父亲患了脑梗塞之后，一切就变了。当时他的症状比较轻，也没留下后遗症，但是，他原本就经常骂哭母亲，那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就像是在拿她出气一样。我母亲是个非常害怕怒吼的人，父亲给她造成的精神压力搞坏了她的身体。自从父亲患了脑梗塞后，工作也不做了，收入减少了很多。于是，母亲就靠打工补贴家用。

后来，宇野女士的父亲换了好几份工作，其间只要一遇到什么不痛快就怒斥她的母亲，而她母亲则是一味地忍耐。这样的生活变成了家里的日常。父亲的精神虐待无休无止，终于，母亲在去年8月下定决心离婚，而宇野女士也表示了赞同。耗光了母女俩亲情的父亲甩下几句绝情的话后便离开家，和他们断绝了往来，现在生活在另一个县。

这场变故之前，他们住的公寓每个月房租是5.4万日元，支撑着家里林林总总开销的一直都是父亲。而这场变故之后，母女俩为了换一个环境并降低房租的负担，离开了长年生活的社区，搬到了如今这个铁路边上的公寓里。同时，她的母亲也干起了看护机构的清扫工作。

为了在贫困中活下去，来自亲兄弟、血亲、同一地域的朋友或近邻等人际关系的协助是必不可缺的。然而，她和她的母亲都拒绝了人际关系，与家人分离，甚至舍弃了居住10年以上的社区。

因为没有人际关系，她们就没有客观审视自身选择的环境，而过高的自我评价又让她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所以，她们始终没有察觉自己已经丢弃了“生存所必需的一切”，一步一步陷入困窘之境。

母亲失去了健康，医疗费不断累积，负的连锁无限延长。最终，宇野女士迎来了只能自己一个人背负一切负担的现在。

现在的宇野女士，一边憎恨着毁了母亲的父亲和唯一愿意雇用母亲的看护业，一边蜗居在一整天被噪音和震动淹没的房子里，和母亲重复着“让我再去看护机构工作吧！”“你不许去！”的争吵，日复一日。

因为年龄的关系，母亲能做的工作就只有看护了。她一直说“如果做看护工作，一个月说不定还能想办法挣到10万左右”。可她的腰和膝盖都坏了，还因为甲状腺的病变免疫力下降，我真的只想她好好保养身体。可她就是不听劝，想出去工作。就算我说“那你会死的！”，她也完全听不进去，简直顽固得让人崩溃。

宇野女士每天要花两个小时从住宅区到郡部上班。之所以没有搬到公司附近住，是因为母亲常去的医院就在现在住所的附近。

我虽然讨厌和一切人接触，但老人是我最讨厌的。凭什么为了那些老人过得好，我的母亲就要弄伤自己的一双手，还落了一身的病，害我们活得这么苦？只给人这种工作做，这个社会真是太荒谬了。我甚至在想，最坏的结果，恐怕就是我们母女俩一起自杀。要是我能像男人一样工作拿高工资，我们肯定就能活下去了。虽然烦恼很多，但我现在的想法还是比较积极的。我只要能换个工作多赚钱，母亲就不用再透支自己的身体了，这就是我现在的打算。

我们的聊天结束了。最后，宇野女士让我感觉到，她今后还有可能辞掉工作，失去现有的谋生手段。

按照她的性格、工作经验和学历，恐怕很难仅靠换个工作就能明显改善自己的现状。然而，因为没有人际关系，她又无法向他人寻求建议和帮助。她抛弃了人际关系，抛弃了原来的社区，抛弃了父亲，现在，我感觉她甚至打算抛弃自己的工作。

我想，她是很难靠自己的力量脱离如今的困境了。但她坚信自己是对的，并且拒绝人际关系。于是，我无法再说什么，只向她道了谢，就回了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