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和一个44岁的单身母亲见面，这一次，我去了千叶。街边上是一家接一家的连锁小店，同样的风景不断向前延伸着。

很痛苦，真的很痛苦。我走在路上总会抬起头，想看哪里能有栋楼可以爬上去往下跳……但每当我想到死的时候，又总能想起我儿子。最近，我总算能说服自己，还是不要寻死了。

三井惠子女士（化名，44岁）顶着一张极度疲惫的脸，来到了我们约见的地点，一家开在国道边上的家庭餐厅的停车场。她一出现就是一脸阴郁的表情，我们才碰面不久，她就叹了好几次气，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

她是一位离过两次婚的单身母亲。

她住的公寓离最近的车站需要步行20分钟，交通不大方便，房龄也很老了。她现在和就读于附近县立高中的次子（18岁）一起生活。

现在，读高中三年级的次子已经拿到了一所私立大学的保送名额。孩子的学费，她准备全额用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助学金支付。长子（23岁）已经大学毕业，从去年开始独立在东京生活。开始工作以后，长子立刻开始偿还助学金，所以他现在也过得十分拮据。

现在，电视上还有行政机构的人不是总爱唠叨家人、家人吗？要是有像样的家人，我的生活绝不可能是现在这样。有的人能得到父母、兄弟姐妹、叔叔婶婶、爷爷奶奶的帮助。而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只有去福利机构努力说明情况，接受了最低生活保障，最近才总算找到了活干，正努力做两份兼职。我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所以脱离最低生活保障是我的一个目标，现在算是达成了。

正如三井女士所说，如果身边有家人能给予帮助，一个人就不至于陷入贫困。电视和行政机构之所以以家人为主题大肆宣传，是因为社会保障的财政压力巨大，国家已经渐渐力不从心了。

2年前，三井女士在做非正式聘用的工作时受到了严重的权力欺压，出现了适应性障碍[适应性障碍：适应性障碍多为情绪上的障碍，多表现为抑郁、焦虑、产生适应不良的行为（如无法与人正常交往）或一些生理功能障碍（如失眠、食欲不振等），但还达不到抑郁症或焦虑症的诊断标准。]的症状，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开始抑制不住自己的自杀冲动。

那时候二儿子刚上高中，我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必须保护我的家人，维持家里的生计。我发现靠自己已经支持不住了，于是拿着精神科的诊断书冲进了福利机构，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我本来不想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但是当时除了依靠这个，我别无他法了。

接受最低生活保障就等于给别人添麻烦，是不好的事——不知为何，她心里总有这样的一种意识。

两个月前，她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便找了一家便利店和一家车站附近的居酒屋，兼职做起了两份服务业的工作。便利店的时薪是最低工资，850日元，居酒屋也差不多。起早贪黑地干活，才终于保证了稍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的每月14万日元的收入，这就是她的现状。

周六的晚上，我在她家附近的家庭餐厅里听她讲自己的经历。店里十分热闹。刚一落座，三井女士就像打开了话匣子一样讲了起来。她表现出精神不稳定的人常有的状态，话很多，而且时不时就会做出一些似乎对我们抱有敌意的举动。大概她现在正处于精神疾病的阳性症状中吧。

虽然精神状态一直不稳定，但她因为身为人母，内心抱有一种强烈的必须振作的意识，所以努力着。她对一起生活的次子隐瞒了自己的精神疾病，强迫自己装出开朗的样子。在这样孤独的生活环境里，她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倾诉。

三井女士说，她很害怕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通过她的表情和语气，我感觉她还没有从病症中恢复过来。

1年半以前，我接受了最低生活保障，精神上稍微轻松了一些，病情总算没那么重了。所以，在精神上，我算是恢复过来了，现在也不想死了。可是，情绪低落的时候还是会觉得特别痛苦。

在采访面前这位贫困女性之前，我还听过成人影片女优、风俗小姐、医疗看护界从业人员乃至朋友和熟人等等很多人的讲述。刚开始做采访的时候，割腕自残或自杀冲动这一类词语还很罕见。可如今，遇到苦于精神疾病的女性，却已成了我的一种日常经历。最近，罹患精神疾病的看护从业者尤其多，再这样对他们视而不见，是十分危险的。

精神疾病是由于精神上、心理上的负担过重而引起的。诱发的原因中虽然也存在家庭环境因素，但绝大多数还是因为经济问题。

通货紧缩以及雇用关系的不稳定，使得大家都身心疲惫。成人影片女优和风俗小姐因为从事的工作完全是按劳分配性质的，所以恰恰是工作忙碌，能保证收入的时候状态比较稳定；而一旦闲下来，精神负担反而会加重，导致出现异常。这样的现象并不仅限于成人影片女优和风俗小姐，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往往越是低收入的人群，罹患精神疾病的人占比就越高。

精神病患者的情绪通常会起伏过大，其精神状态会在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之间来回波动。较为严重的精神疾病例如双相情感障碍、统合失调症等，如果患者不处在阳性症状中，往往无法顺利接受采访。他们的病情一旦加重，有时就会出现求死冲动，三井女士自杀未遂很可能就是出自这个原因。然而，人的生命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结束的，痛苦依然会继续，于是随着情绪的时起时落，她也许还会一次次地重复自杀未遂的惨剧。

我见过的罹患精神疾病的女性，少说也有几十上百人。然而，在对方处于阴性症状中采访成功的，大约只有十几人。

几年前，我曾去过一个即将被强制送往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的前成人影片女优堆满垃圾的房间。她当时就处于一步也无法迈出家门的阴性症状之中。

几个小时前，和她同居的男人出门上班，她曾高声尖叫：“你是要丢下我去公司吗？”然后狠狠地割伤了自己的手腕和大腿，房间的地毯上混杂着血液、各种垃圾以及吃剩的残羹剩饭中流出的液体，已经湿透了。

因为觉得会没完没了，所以无论是她还是同居的男人，都不愿意打扫，也不扔垃圾。房间里堆满了食物和垃圾，到处是血，飘荡着一股异味。因为没有拖鞋，我的袜子被屋里的液体浸湿了。直到现在我都清晰地记得当时那种极为糟糕的触感。

她在接受采访的几天之后，被强制送往精神病医院接受住院治疗。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听闻她出院的消息。

在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中，抑郁症是最多的。患病人数从1999年的44.1万人，激增到2014年的111.6万人（厚生劳动省调查数据）。这一患病人数猛增的时期，刚好和致使雇用关系变得不稳定的《劳动者派遣法》修订的时期重合了。

三井女士认为，自己“在精神上已经恢复过来了”。然而，在我看来，她并没有恢复。因为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她的眼神略有些奇怪，包括说话的流畅程度和语气，都显得有点不大正常。当一个精神病人处于阳性症状中的时候，他可能会因为一句无心的话就突然暴怒。

一和她见面，我就感觉到了她的不正常。因此，我预想了最糟糕的状况，一直保持着警惕。所谓最糟糕的状况，就是她突然暴怒，情绪失控，导致采访无法进行，因此，我在和她说话时一直非常注意自己的措辞。

究竟是什么原因，将她逼到了如此的地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