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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贫困女子 | 收藏 |
后记 但仍要活下去
东京贫困女子 作者：中村淳彦
“其实寿町就在这附近，我想带中村先生过去看看。”
在本书没有记录的一次横滨的采访结束后，某位贫困女性这样对我说道。
寿町被称为日本三大贫民区之一。而这片贫民区，就在从品川乘坐东海道本线20分钟就能到达的东京近郊的大都市——横滨的境内。
这位女性从小在儿童养护机构长大，经历过贫困。长期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孤独和恐惧中的她奋力拼搏，抓住了一份高收入工作的机会，终于摆脱了贫困。然而，即使获得了远高于女性平均工资的收入，她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说，自己至今仍旧无法消除对贫困的恐惧。
她已经花了2个小时讲述自己的痛苦经历，但看样子，想说的话还是没有说完。
我们从她家出发，朝着横滨的中心街走出一段距离后，看见了横滨体育场。路过横滨DeNA巨星队筒香嘉智选手的巨大广告牌，穿过一个公园之后，周围的街景渐渐发生了变化。比起刚才走过的繁华街区和整洁美观的公园，这里的垃圾和自行车明显变多了，而且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就连空气都变得浑浊起来。
被称作贫民区的寿町，就坐落在繁华闪耀的横滨中心地区附近，只有这一片区域散发出异样的气息。一走进巷道，只见老旧的居酒屋、小酒吧和简易旅馆紧挨着排列在道路两边，不用说也能感觉得出，这里就是寿町。
寿町里平时大白天就能看到烂醉如泥的人散布在各处。很多劳动者模样的男人大白天就喝酒，还会耍酒疯。街上还有几个坐轮椅的老人，不过他们的表情丝毫不显得沉重。寿町原本是在港湾里干活儿的日雇劳动者聚居的地方，自20世纪90年代后，港湾里的工作逐渐减少，现在这里已经变成几乎所有居民都在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福利街区。
寿町、西城、山谷被称为日本的三大贫民窟，从昭和时代起就被当作贫困的象征，也被称作“宿民街”。“宿民”这个称呼是从“民宿”演变而来，被称作“民宿”的简易旅馆住宿费是一晚2000日元上下，十分便宜，更高级一点的民宿据说住宿费要3000日元。
这里不止住宿费便宜，自动贩卖机里的饮料也只要50～90日元，餐饮店的拉面也只要两三百日元一碗，套餐三四百日元左右一份，总之物价便宜得离谱。
“你看那个。”
那位女性指给我的是一台出售酒类的自动贩卖机。没有年龄确认，谁都可以买来喝。
虽然地处横滨的中心地区，但寿町像是一个法外之地。
和餐饮店挨在一起的还有老年人日托服务机构和医院，生活设施自成体系，居民们不需要离开寿町就能满足生活所需。
这里的垃圾收集日比其他的区域少，行政机关只对寿町区别对待。因为这里多半没人缴纳住民税，所以服务当然就少一些。把贫困人口全都集中到一处，各方面都方便管理。
寿町的居民们可以在常住的简易旅馆里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想几点起就几点起。走上街头，遇到的都是和自己境遇相似的熟人和朋友，平日里无所事事，所以大白天就喝酒。他们会吵吵闹闹扯些无聊的闲话，然后醉倒在路边。玩一日元弹子机要是赢了钱，就随便拐进一家小酒吧。听说寿町的餐饮店里流行偷偷搞非法赌博（私人赌马）。这里的居民会一直在店里赌博，消磨时间。
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医疗和看护都是免费的，身边还有不少同伴。只要不背债务，就能凑合安心活到寿终正寝。
我忽然明白她为何会带我来寿町了。
她是想说，这些生活在所谓贫民窟的人们，生活环境反而比现在人数庞大的贫困女性更为优越，活得也更加幸福。
寿町的居民都在接受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费加上住宅补助，每月能有将近14万日元的收入。简易旅馆的住宿费和水电气费加起来，住一晚只要2000日元左右，所以每月的花销是6万日元。剩下的8万日元左右，他们可以拿来吃喝和玩一日元弹子机什么的。
然而另一边，单身非正式聘用的女性时薪只有1000日元左右，要所有工作日全天候地工作，才能勉强拿到稍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收入。东京和神奈川县的房租很贵，所以这点儿钱根本不够她们维持普通的单身生活。
于是她们只能选择长时间劳动，兼职两份工作，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她们不仅没法像寿町居民那样玩乐，还会因为总是在工作而被孤立，交不到朋友。
就是这么回事。日本的制度设计就是让女性在最低生活保障水准线上工作和生活。我只是运气好逃离了泥沼，还有很多普通的女性过得还不如贫民窟的人。
由港湾劳动者聚居地发展起来的寿町颇有些历史。它一直被外界的人认为是贫困人员居住的贫民窟。因为这里的贫困显而易见，所以除了社会保障外，还很容易吸引外界的援助。商店的价格是根据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设定的，各种物品的流通价格都比一般市面上要低个三四折。
若将贫民窟居民和非正式雇用的单身女性进行比较，实际的薪金和可支配的收入，贫民窟的居民们要高出很多。把这里的单身女性换作单身母亲的话，更是云泥之别。这些居民们只要能融入贫民窟的生活，真的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相反，走出寿町，你会看到一般社会中随处可见严重的贫困。
我已经无数次地说过，由国家或行政机构规定薪资的自治体非正规职位和看护类的工作者，即使拼命工作，也达不到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水准。甚至，众多看护工作者还被“有梦想，有价值”之类的口号洗脑，一边在贫民窟水准以下生活，一边还心怀感激。
我不得不认为，某些异常的现实正在一步步向前发展。
寿町是一条典型的福利街，建有非常合理的保障网。将来，各类差距进一步扩大，像这样的街区，有可能会扩大到一个市区或者一个城市。
来这个也许预示着日本未来的街区里转了一圈后，那位女士便回自己家去了。
***
在本书出版之前，我试着向几个采访过的贫困女性发了邮件，询问她们“现状如何”。
在第6章“孩子的未来正在消失”中登场，毕业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如今却几近卧床不起的井川女士给我回了一封邮件。
回想起来，我经历了很多不幸，仿佛遭遇了雪崩，又仿佛被海啸的巨浪吞噬，给您的回信不知不觉就写了很长。虽然我现在的体力只能勉强支撑我活着，但只要活着，就总能迎来更多更好的日子。
她的回信自这一段开场白起，真的写了很长很长。采访的时候，她的身体一度忽然发起抖来，可见她当时的状态确实非常勉强。她向我讲述了她惨烈的贫困生活，提出了“有残障的父母也想养育孩子”的诉求。
“接受单身父母的支援，就必须停止申领残障年金”，“要申领残障年金，就会被排除在单身父母支援的名单之外”，这样的政策是不合理的，它会造成极端的贫困。我当初就是为了申明这一点，才和您联系希望接受采访的。
报道发表的时候，我正在住院接受第一次试验治疗。留言栏里的恶评之多令我震惊。只有很少一部分读者能够读完报道就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且，身体有残障还一个人抚养孩子的母亲毕竟是少数，所以在我生活的街区，人们很快就意识到接受采访的人是我了。
类似情况的出现率低到10万人里可能只有1人左右，但我借此机会也开始和这些当事人有了接触。去年，其中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单身母亲不顾身体承受能力强行增加工作，导致病情恶化，选择了跳楼自杀；而本周，又有一位奋力坚持了5年的单身母亲留下了尚未完全懂事的儿子，撒手人寰。
（中略）
我已经多次被人建议接受最低生活保障了。但现在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仅只能维持生存，完全不适合需要教育经费的家庭（对不喜欢学习，只想高中毕业就赶紧工作的孩子来说倒是比较适合）。我的孩子就读于都立高中，2年前，学校老师就建议我们，考大学的费用（包含第一年度的入学金）至少要准备150万日元。这还是一毕业就直接考入国公立大学的最低金额。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和考生支援借款（实质上支付）[考生支援借款：是东京都社会福利保健局所提供的一项针对贫困考生的支援服务。就读初三或高三的贫困家庭学生如果符合条件就能申请。东京都社会福利保健局会先借出一定金额给申请者用于支付初三或高三一年的补习班费用和报名考试的费用，考生如果成功考上志愿学校就可以免还款。]的话，高3这年可以拿到20万的补习班费和8万的报名考试费援助。虽然这笔钱很管用，但这种支援却近乎是一种伪善。一旦接受最低生活保障，那么医学部医学科就只能是镜花水月。要想能直接从家里上学，就只能考东大或者东京医科齿科大学，但这两所学校的医学科，我几乎就没听说招过初高中连读学校以外的毕业生。就算是这种学校里拔尖的学生，也很少有能应届直接考上的。要想应届直接考上，只能选地方上的大学，但这样的大学也很难考。我们为了尽量降低风险，查询了很多信息，但光报考的费用就不会低于50万日元。我感觉，这就是制度在制造阶级差距。
从经济上看，我们家今后的状况之艰难，简直难以想象。
残障年金中儿童抚育的份（年金额22万多日元）将会停发，但支出还会增加。学生打工的收入也今非昔比了。我听说，现在的大学生学习和社会实践很忙，升上高年级开始学专业课程之后就没法打工了。而且收入最可靠的补习班讲师和家庭教师的工作也越来越难找，单价也降低了（家庭教师现在的时薪一般是3000日元左右。我上学的时候是在5000日元以上选择，当时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很想多给孩子些生活费，所以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那我就很可能无法在维持自己生存的情况下多拿出1分钱。
小儿子曾抱怨说“完全看不到将来”，他既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又没钱，选择真的很有限。我一直希望我们的社会能让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尽情地描绘自己的未来。
井川女士的两个孩子的成长环境是如此艰难，但他们仍然如此优秀，并且尽全力准备着国立大学医学部的入学考试。
而井川女士自己，则因国家对残障人士的排挤感到愤怒。要想改变社会，只有靠当事人提出抗议从而促进修改法律。所以，她强撑着徘徊于生死边缘的虚弱身体撰写论文，向出版社投稿，企图说服国家和政府，行动力之强，实在令人叹服。
像我这样天天做着令人看不到未来的采访，一边与女性的痛苦境遇产生共鸣，一边绝望地想着“算了，活到哪天算哪天吧”的人，真的应该向她学习。
***
在第6章出场，住在违法搭建的屋顶阁楼里，就连最低工资标准的兼职面试也无法通过，用丧失了情感的呆滞表情讲述着自己苦难遭遇的高级官僚的前妻植草女士也给我回了信。我当时虽然犹豫，但还是和她建议说“附近的看护机构也许会录用你”。那之后过了几天，她真的去参加了面试，并且成了一名看护工作者。
从结论上讲，在接受了您的采访之后，我顺利地做了1年半的看护工作，但因工作强度过大，我的身体垮了，现在的状况比以前更糟糕了。
现在，我还住在那个屋顶阁楼里，但房主说希望我搬出去，所以到了3月份，我就不得不搬出去了。
唯一值得欣慰的事情是，儿子因为读了网上的报道和我取得了联系。不过听说他去年刚刚奉子成婚，生了孩子，现在光是经营自己的生活就很吃力了。
至于女儿，前年我前夫升任了外务省的干部回国了，他是带着现任的妻子和3岁的孩子一块儿回来的，新的家庭关系、工作单位的人际关系以及婆媳关系让女儿备感焦虑，她患上了酒精依存症并且自杀未遂，现在因为精神疾病正在住院。
把这些事儿写成文字看着好像挺悲惨的，但事实上我现在已经想通了，反正已经这副样子了，再落魄也不过如此了。
人生是痛苦的。
但仍要活下去。
搬出了不需要付租金的屋顶阁楼，她又该何去何从呢？也许再找一个提供住宿的工作，也许接受最低生活保障。我虽然有些担心她今后应该怎么办，但见她在信的最后不失乐观地写道“但仍要活下去”，我便没有再追问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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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段时间，合作的女编辑联络我说，“菅野舞女士回信了”。菅野女士是在第1章“想为人生画上句号”中登场，在儿童养护机构长大，在自己身上打了很多眼，靠着做风俗小姐和征集干爹供自己读中等私立大学的女大学生。
高部小姐（女性编辑），久疏问候。
如果可以，请代我转告中村先生，此前承蒙他照顾了，我非常感谢他。
接受了你们的采访，让我的内心起了一些变化，今年春天，我就能从大学顺利毕业了。今后我也会进入媒体公司工作，成为一名编辑。
以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我说不定会找身为编辑前辈的高部小姐商量，也说不准，我们以后还能有机会见面呢！
届时，还望您多多关照，多多指教。
看样子，菅野女士今年春天会进入一家媒体，成为专职编辑。我能想象她做采访和编写稿件的样子，她写的文章一定很漂亮。
要成为向读者传达信息的编辑或撰稿人，有过一些特别的经历是非常有利的。儿童养护机构，自残，互相依赖症[互相依赖症：又称“互累症”或“拖累症”，是指人与人之间有过度互相依赖的情形，造成生活上、情感上不易分割。]，卖身等惨痛的经历都会对她的职业生涯有所帮助。看来，她选择了一份很合适的工作。
***
这本书原计划是将我在东洋经济在线上以《东京贫困女子》为题写的连载结集成书，但写完后我才发现，其实除了贫困女性们的发言，其他的内容我几乎都重写了。
这3年里和我一起采访，并在本书中登场的女性编辑，东洋经济在线编辑部的高部之子女士，实在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当初接到她的电话时，我完全没想到，她竟能像这样走到贫困女性的身边去展开这个连载。我想，她应该并没有刻意策划，所以是一个天才型的编辑。我一般不会在后记里对编辑表示感谢，但这一次，我想专门感谢她。
另外，我还要感谢所有接受采访的女性。谢谢你们。我衷心地希望，你们之中能有更多的人走出现在的困境，过上安稳的生活。
---2019年2月
---中村淳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