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父亲先行回国，临行前最后一顿带他吃了黑泽明的儿女开的餐厅，名叫“黑泽”，在首相官邸附近，店里挂着黑泽明画的分镜头剧本，菜也以黑泽明的电影命名。

黑泽明的老师山本嘉次郎的观点是：连好吃不好吃这种简单评价都说不准的人，没有做人的资格。黑泽明也爱吃，挑食，每天四顿——包括消夜，都是精心准备过的。他尤其爱吃猪肉和牛肉。

“黑泽”的主打菜是黑猪肉火锅，每天从鹿儿岛运来的新鲜猪肉樱花般的绯红，入口有甜味，在铜锅里涮完就着黑胡椒吃，非常鲜美。肉吃完之后，在高汤中加入鸡蛋和米饭做杂炊，肚子撑得满满当当。

给我爸点了一碗牛肉的便当，结结实实都是大块牛肉，他吃得很满足。

一路以来，我爸都没有真正吃好饭，面对满满一桌菜，却连下筷子的欲望都没有，还不能表现出来，得说：“这么多菜简直不知道吃哪个好。”这一顿吃了大块的肉，他终于满足了。

送我爸去机场，临走前问他：“你对日本印象怎么样？”

他说：“真干净啊。地上一个烟头都没有。”

他来日本前就预备好了这个答案，决定赞美这里的干净。来了一遭，待了四五天，不过是证明了这个简单的结论，便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父亲离开之后，我和我妈去了箱根，箱根的温泉因为离东京近，成了旅游胜地。入住的酒店前台服务生来自台湾，晚饭时餐厅里全是中国人，还有一桌在我们旁边打牌，而主菜竟然是一道清蒸石斑鱼，恍惚觉得自己出差去了广州。

幸而从酒店房间的落地窗往外看出去的黄昏很漂亮，夕阳把顶层的树林染成橘色，投射出接近紫色的阴影，近处的树林被染成墨绿，由远及近，浓郁得化不开。

第二天白天，和我妈去了箱根的“雕刻之森”，有很多平庸的雕刻艺术品。唯一特别的“卖点”就是建了一个专属毕加索的场馆。

我曾经去过巴黎的毕加索美术馆，有三层楼，每层几十个厅。每个厅都是毕加索在不同时期的美学探索，或者说，更像是挣扎。每个时期他都想超越自己之前的艺术创作。但“雕刻之森”没有搜集到毕加索的重要作品，大部分是毕加索晚年画的盘子——好多好多盘子，有几个明显是闭着眼睛在盘底一涂就算交差。有一张照片是他皱着眉头，对着高高一叠还没画完的盘子，看起来非常烦躁。

艺术家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暮年？更具体地问，当创作已经逐渐变成比生命更大的存在，该如何面对创作欲望和热情都已减退的老年？我开始想这个问题。

寿多则辱，这句话对于艺术家来说尤甚。

写《八百万种死法》的著名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曾经描述过他创作欲望的减退：他不再写书，不锻炼，阅读无法引起他强烈的反应，吸引他的故事越来越少，他对虚构世界的热情也越来越少。他强逼自己创作新的短篇，抑郁却不断自我更新。

或许应该像塞林格那样？写完几部重要的作品，被认为是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作家，然后就隐居50多年，不写作——至少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不接受采访，不允许《麦田里的守望者》封皮上印自己的照片，命令经纪人烧掉所有粉丝的信件。

无论是笔耕不辍到老死，还是只写几年，艺术史只截取作家创作生命的很小一截，而其他时间和大部分作品都被记入了“等等”。可大多数人没有塞林格那样精准的自觉——所有的创作与艺术史截取的部分刚好相等，不多出一分一毫。

于是还是闷头写吧——像毕加索那样闭眼画吧，然后等待艺术史的裁决。

中午爬了半天山路，去了小涌园车站附近的冈田美术馆。我妈查资料，听说那是一个“收藏碗的博物馆”，以为是某个退休的日本老爷爷没事干搜集了几百只瓷碗。走到面前才震惊，是一个庞大而美丽的建筑，外观有巨大的金色壁画。

后来才知道那是亚洲最大的民营美术馆，门票很贵，不仅不能摄影，还要把手机和摄像机寄存起来。美术馆里除了我们母女没看见其他人。现代人没有了手机如同在裸体闲逛，脆弱得不得了。然而脆弱或许是面对艺术最好的状态，没有镜头来掩盖自己的失措，不靠照片来让记忆偷懒，只能完全地暴露自己，把画面铭记在脑海里，然后绝望地看那画面一点点褪色。

我和我妈在第一个展厅就被震住了，惊艳的唐三彩，没见过那样生动的，是一尊打马球的唐女，勃勃生机与无邪，一下子知道聂隐娘是什么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