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2日，这一天是我接受日本教育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我一动不动地守在电话机旁，两只脚搁在迷你冰箱里——在炎热的夏天，怎么凉爽就怎么来了——等着日本最负盛名的读卖新闻社随时都会打过来的电话。我想得到一份记者的工作，否则就得当无业游民了。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求职活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就在一年前，我还沉溺于安逸的大学生活，对自己的未来漠不关心。我当时是在坐落于东京市中心的上智大学[上智大学（又称索菲亚大学）是日本的一所由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创办的天主教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并称为“日本私立三大名门”，在欧美国家知名度较高。上智大学开办时只招收男生，1957年才开始招收女生。但目前女生比例已经高于男生。——译注]攻读比较文学学士学位，同时为学生报写些文章。

不错，我有一定的经历，但没有一种经历可以成为我职业生涯的开端。我是从教英语开始做起的，现在做的是把英文版的功夫教学录像翻译成日文版的，收入相当可观；加上偶尔给有钱的日本家庭主妇做做瑞典式按摩，我的收入足够应付日常的开支，但学费还是得靠父母替我交。

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的大多数同学在毕业之前就已经敲定了他们的工作岗位——俗称“内定”（这种做法虽然违反就业规定，但每个人都这么干）。我也从索尼电脑娱乐公司那儿得到了这样的许诺，机会好是好，不过我得因此延长一年学业。这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工作，可那毕竟是索尼公司啊。

于是，在1991年的年底，趁着课程压力不大，自己又有的是时间，我决定埋头苦学日语。我下了去参加大众传媒专业考试的决心，这样，我就可以直接读研究生，然后试着找一份职业，当一名能用日语工作和写作的记者。我曾异想天开地以为，我都能为校报写文章了，为一份拥有八九百万读者的全国性报纸写文章应该也不算什么太难的事。

在日本，想在大报开拓职业生涯的人并不需要从地方小报兢兢业业地做起。这些大报每年都会直接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聘大量的记者，不过，新人必须先通过一个标准化的“联考”——可以说是报业的SAT考试[SAT考试是由美国大学委员会委托美国教育测验服务社（ETS）定期举办的考试，考试成绩将成为美国各大学申请入学的重要参考条件之一。SAT考试是美国高中生进入美国大学前必须参加的考试，其重要性相当于中国的高考，也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进入美国名校学习能否被录取及能否获得奖学金的重要参考。——译注]吧。这类考试通常是这样进行的：有抱负的记者都可以到一个大礼堂去报到，参加为期一天的测验。如果你的分数达标，就会得到一次面试的机会，然后还可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你在面试中表现得都挺不错，而且面试官也喜欢你，那么，你可能就会得到一份工作的许诺。

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自己真的会被日本的报社录用。换句话说，一个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犹太小子要想得到这么高端的日本新闻团体的青睐，得有什么样的机遇啊？但我当时也没太在意。我想，只要有东西学，有目标，即便达不到目的，在追求的过程中也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收获。最起码我的日语会有所进步吧。

不过，我应该去申请哪一家呢？日本的新闻媒体多如牛毛，也比美国显得更有活力。

在日本，《读卖新闻》的发行量最大——每天1 000万份以上，所以，它也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一直紧随其后（现在这个差距有点拉大了，但仍位居第二）。人们常说，《读卖新闻》是自民党（即保守的自由民主党，它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主宰着日本政坛）的喉舌，《朝日新闻》是社会党人（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了）的党报，第三大报《每日新闻》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这家报社根本摸不透是站在哪个党派一边的。《产经新闻》可能是当时的第四大报，一般认为这份报纸是为极右翼分子说话的；有的人说，它的可信度跟超市小报差不多。不过，它常常也会登一些挺不错的独家新闻。

共同通讯社（共同社）相当于日本的美联社，这家新闻媒体就更让人摸不透了。它的前身“同盟通讯社（同盟社）”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的官方宣传部门，战争一结束，它就独立出来了，但和日本政府仍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此外，电通社——日本（乃至世界）最强大的广告代理机构——拥有共同社的控股权，有可能干涉共同社的新闻报道。不过，让共同社成为众多记者趋之若鹜的一流通讯社的，是它的工会——每个日本记者都羡慕的地方。共同社的工会保证记者能够享用到他们应得的假期，这在日本的大部分企业里是非常罕见的。

还有一家叫时事通讯社（时事社），有点像共同社的小弟弟，但肯吃苦耐劳。它的读者群较小，记者也较少。有个笑话说，时事社的记者都是在看了共同社的报道之后才动手写自己的报道的——真是残酷行业里的一个残酷玩笑啊。

起先我挺看好《朝日新闻》，可后来发觉这份报纸一有机会就说美国的坏话，心里觉得很不舒服。这种做法似乎和我对大多数日本人的印象不太相符。我一直觉得他们是把美国看作一种民主之声，在将自由和正义遍布自由世界。

《读卖新闻》的社论读起来相当艰涩（行文极为谨慎而暧昧，而且使用大量的汉字），但国内新闻栏目的文章的确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人口贩卖”一词尚未成为流行语的时候，《读卖新闻》就刊登了一系列很有深度的文章，犀利地披露了那些被偷运到日本从事性工作的泰国妇女的境况。这组文章对待那些妇女的态度比较庄重，对警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不作为持批评态度（尽管含蓄了点）。在我看来，报纸是坚定地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的，是在为正义而战。

朝日新闻社和读卖新闻社的考试在同一天举行，我报名参加了读卖新闻社的考试。

考试是读卖新闻社的新闻研讨会中的一个环节，这是报社在正式的求职期开始之前招聘人才的一种众所周知的秘密招数——有助于他们百里挑一。这一活动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因此，如果你真的想进读卖新闻社，就必须一丝不苟地读报，否则就会错失良机。为大学校报工作的那些有志成为读卖新闻记者的人都在一字不漏地查看着报纸的每一个版面。在一个注重面子的国家，我也得打扮得体面一些。我把衣柜翻了个遍，却发现潮湿的夏天早已把我的两套西服拿去做霉菌实验了。没办法，我赶紧跑到一家大折扣男装店，买了一件约合300美元的夏季西服。这件西服的面料很薄，很透气，上面的黑色粗纹也显得很考究。我穿上它挺好看的。

犬养是我的朋友，也是校报的编辑，我想在他面前显摆一下我挑选服装的眼光。可当我走进他那间坐落在暗得像地牢的地下室里的事务所时，他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杰克，谨致以深切的慰问。”

另一位女同事青山也显得神色忧伤起来，但什么也没说。

我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出什么事了？你的朋友出事了？”

“朋友？”

“谁死了？”

“咦？没有谁死了啊。我认识的人都好好的。”

犬养摘下眼镜，用衬衫擦了擦镜片：“这么说，这西服是你自己买的咯？”

“没错。3万日元。”

我看得出来，犬养被这景象逗得很开心，因为他的眼睛眯缝得像只快活的小狗。“你当时想买什么样的西服来着？”他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问道。

“广告上写的是‘礼服’。”

青山小姐吃吃地笑了起来。

“怎么了？”我说，“有什么问题吗？”

“糊涂蛋！你买了件葬礼用的西服！这不是‘礼服’，是‘丧服’！”

“有什么区别吗？”

“丧服是黑色的。没有人会穿黑西服去面试。”

“没有人这么穿？”

“嗯，也许压酷砸会吧。”

“哦，那我能不能假装刚参加过葬礼回来？也许还能博得一点同情。”

“那倒也是。人们一般都会同情智障人士。”

青山插了一句：“你也许可以去应聘当压酷砸！他们都是一身黑！你可以成为头一号‘老外’压酷砸！”

“他天生就不是当压酷砸的料，”犬养说，“要是他们把他撵出来可怎么办？”

“那倒也是，”青山点了点头说，“万一当不成压酷砸，要回头来当记者就没那么容易了。9个指头可打不好字哦。”

犬养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我想他不可能留着9个指头出来，最多8个吧。他是个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粗鲁，不圆滑，从不守时——野蛮人一个。”

“可以理解，”青山说，“其实，他还是可以用食指打字法嘛。不过，从职业生涯的观点来看，我认为他真不是块压酷砸的料，尽管他穿着黑西服看上去的确很帅。”

“那我该怎么办？”

“另买一套吧。”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可我没钱了。”

犬养显得很体贴人的样子：“嗯，你是老外，兴许别人不会把你怎么样。也许有人还会觉得这身打扮很可爱呢……如果他们不会因为这个就把你当作白痴的话。”

而我真的就这么干了。

5月7日12点50分，我穿着丧服，带着其他的必需品，硬着头皮参加了研讨会的第一场研习会，会场设在《读卖新闻》总部隔壁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大楼里。研讨会预定分两天举行，但这两天不是连在一起的。第一天整天是讲课；第二天是“演习”——这个词还有“实地操练”的意思，是考试的一种委婉说法。看到他们用这个词，我有点惊讶，它基本上就是个军事术语。[读卖新闻记者整体有时被称为“读卖军”，社会部（包括国内新闻组、犯罪组、首都组）里还没有职务的记者被称为“游军”（字面上是“游手好闲的军队”之意，但带有传统意义上的“后备军”之意）。]

研讨会以开幕词和一个题为“给有志成为新闻记者的人”的讲座拉开了序幕，接下来的一个讲座是关于新闻报道的基本伦理。然后是两个小时的研习会，那些“火线佬”——在职的记者们——谈了他们的工作、获得独家新闻的欢乐和被竞争对手捷足先登的痛苦。

讲座中的许多细节我都记不住。我在阅读和学写半吊子日语文章上花了很多时间，看来这也有不利的一面：我的听力太烂了。我的发言也的确不算是最流利的。但我要做一次有可能成功的冒险。即使你想得到一次面试的机会，也必须在笔试中取得好成绩，所以，我花在阅读和写作上的时间比别的地方多。我并不是听不懂日语，只不过是听力和会话差了一点而已。

不过，在我能听懂的内容里，我认为那个警方记者对东京都警视厅的公安部门的评论很不错。那人看上去四十来岁，一头灰色的鬈发，肩膀耷拉着——日本人把这种姿势叫作“猫姿”。

他介绍说，东京都警视厅的公安部门很少发布公告，也从来没有发放过新闻稿。凡事都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口头传达，所以，你一不留心就会错过新闻报道的题材。那儿不是追求紧张刺激的人（或者外国人）待的地方。有的时候，记者耗在那儿一整年也写不出一个字来。但是，如果有逮捕事件发布，那一定是个大新闻，因为这样的事件都涉及国家安全。

实际考试（或叫“演习”）定于3天后进行，地点是坐落在东京郊外的读卖理工学院。

我没看过这家企业的宣传册，有点摸不着头脑：一家报社竟然还能开一所职业教育学校。我当时还不知道读卖新闻社远不止是一家报社；它是一个业务范围极其庞大的综合企业，包括读卖乐园游乐场、读卖旅行社、位于镰仓的读卖旅馆（传统式日本客栈）。读卖新闻社在其总部的三楼还有自己开的小医院，四楼有休息区，还有餐厅、药店、书店和一名公司内部专用的按摩治疗师。公司拥有的棒球队（读卖巨人队）在日本国内的知名度很高，常常被比作纽约扬基队。有了娱乐、度假、保健和体育的设施，你一直待在《读卖新闻》帝国里都可以了此一生。

从车站出来，我跟在成群结队的年轻日本人后面，他们都身穿深蓝色西服，系着红色领带——当时流行的“新人款式”。1992年的时候，那些曾经跟风把自己的头发染成棕色或红色的人又都把头发染回了黑色。穿藏青色女式西服的女孩子寥寥无几。

我在考试前15分钟到了职业教育学校。签到后，接待处的一个工作人员问我：“您确定自己没搞错地方？”

“我敢肯定没有搞错。”我恭敬地回答道。

考试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日语测验；第二部分是外语测验，你有几种外语可以选择；第三部分是短文写作；第四部分是给你一次机会，把自己当作具有职员潜力的人来推销。

我很轻松地答完了第一部分的问题，比别的人提前了20分钟。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挺为自己感到自豪；不过，当我漫不经心地把试卷翻过来时，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试卷的另一面上还有问题呢。我拼命想答完那些问题，但恐怕这一轮是考砸了。时间到了，我把答完了的（或者说是没答完的）卷子交了上去。我怀着对自己的满腔愤怒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心里盘算着要不要放弃其余的考试回家去。

我想必是受到了打击，怅然若失地坐在那儿。这时，一位读卖新闻社的人走到我的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剪着披头士式的短发，戴着一副丝边眼镜，有一副跟他的身材和相貌不太般配的沙哑嗓子。（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人力资源部的远藤先生，数年后死于咽喉癌并发症。）

“你在应征者当中很惹眼呐，”他用日语对我说道，“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测验？”

“我想，如果考好了，可能会对去英文报《读卖日报》[《读卖日报》是《读卖新闻》的英文版，但有一些不同的报道。大部分文章还是选译自《读卖新闻》的日文版。一些驻东京的外国记者和外国特派员都是在那儿找到他们的第一份工作的，而且有些文章也非常富有创意。另一方面，许多日本职员把被调到那儿工作看作是一种降级、折磨和处罚，或者是在国际新闻部晋级前的考验阶段。]找工作有所帮助。”

“我瞄了一眼你的卷子。你正面的题答得真不错，背面的题怎么了？”

“真不好意思，我没想到卷子两面都有题，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哦，让我记一下。”他边说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台小小的电子记事本，在上面匆匆地写着什么。

然后他又抬起头来对我说：“别考虑《读卖日报》，到那儿去是一种浪费。你应该争取去报道真实的东西。你还有机会在这次考试中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你是上智大学的学生，对吧？”

“是的。”我说。

“果然不出所料。坚持下去。”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听了这番话，我坐在那儿，内心斗争得很厉害。是放弃考试回家呢，还是坚持下去？我起身离开座位，把背包甩上肩头，又环视了一下教室，一刹那仿佛时间都停滞了——唧唧喳喳的闲聊声消失了，大家的动作都停在半空中，我的耳边响起一阵尖锐的嗡嗡声。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离开还是留下将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决断。也许在另一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我离开了。但在这个世界里，我不会那样做。

我“砰”的一声把背包放在桌上，坐了下来。我拿出铅笔，拉正椅子，坐直身子，做好了参加第二轮考试的准备。如果能为自己的人生配乐，我当时就会选007电影的主题曲吧。诚然，摆放好铅笔并不能为你开个好头，但这毕竟是我有生以来最英勇的行为了。

接下来是外语测验，我精明地选择了英语。于是，那几个月为功夫教学录像制作单调乏味的翻译字幕的经历就派上用场了。当时，我得将一段评论俄罗斯自由经济的英语文章翻译成日文，然后还得将一小段谈论现代社会进步的日语文章翻译成英文。我在10分钟的休息时间到来之前就把这两段都搞定了。

然后是短文写作，文章的主题是“外国人”。经历了第一轮的痛苦，我开始感觉到幸福了。这是外国人常常会被问到的一个话题，在上智大学，学校还会要求外国人写这样的文章。

有时，水平高不如运气好。

成绩公布了，虽然我的日语测验一败涂地，但我还是在100个申请人中排到了第90名，也就是说，我的日语测验成绩比排在我后面的那10%的日本本国的申请人好。而我的外语测验得了第一名——不论是英文翻译成日文还是日文翻译成英文。事实上，我的英文翻译也丢了几分，但这并不表明我的英语有什么问题。我的短文写作得了个C，问题在于内容而不是语法。前三门测验的成绩加起来，如果总分按100分算，我的得分是79分，名次上升到100人中的第59名。虽然我的成绩不算响当当，但还是被叫去面试了。我所能想到的唯一理由就是，有人考虑到我看漏了日语测验的背面，去掉了我的一些丢分。

三个星期后的第一次面试短得让我乐而忘忧。我得到了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考砸的机会，然后他们问我对工作有什么期望，是否乐意长时间工作。我强调说自己愿意努力工作。他们问到我对《读卖新闻》的了解程度，我就提到了那组关于泰国妓女的系列报道，谈了那个深度报道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当时在场的那几位首都组的记者因此给我加了马屁分。

他们告诉我还会有两次面试，但过了好几个星期也没有一点音信。

我焦躁不安起来。刚开始只不过是一种疯狂的挑战，现在却出现了可能成功的端倪。我每天都早早地回到家里等电话，一字不落地读报，卯足劲儿学日语。我想，如果得到这份工作，我怎样才能干得下去？我开始看电视，希望自己在听力理解上有所进步。

然而，这种不安定的生活所产生的失落感变得越来越强烈；有一天，我受不了了，不由得冲出家门，跑到歌舞伎町的一家电影院里看了一部烂恐怖片。

看完电影，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瞥见一台模样挺古怪的塔罗牌占卜机立在商店街的入口。我心想，既然这么心神不定，听一听专家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坏处吧。

我往占卜机里投了100日元，屏幕亮了，粉红色和绿色的灯呈旋涡状盘旋起来。我在占卜类别中选了“职业”，算命先生选了“坦陀罗夫人”，然后仔细键入我的个人信息。接着，坦陀罗夫人伴随着一阵耀眼的烟雾出现在屏幕上，她是个很可爱的日本女人，身着披肩，额头上有一点红记，活像个印度女祭司。她让我挑几张牌，我滚动着水晶球状的鼠标，在虚拟桌上一字摆开的牌堆上点了几下。

你最适合的工作是当一名撰稿人或编辑，或者做一些与写作有关的事情。这种工作需要有文学功底，还要有一定的厚脸皮、好打听（刨根问底）的本领。你同时具备这两种特质，这些本领有朝一日必定派得上用场。只要你不断让自己接收新的信息，照料好你那近乎病态的好奇心，命运会站在你这一边的。

我兴奋极了。这简直太准了，我把占卜机打出来的这张字条收好，带着命运的青睐让自己增强了的信念，坐上末班电车回到了家里。我查看了一下录音电话，有一条读卖新闻社的来电，让我去参加第二轮的面试。

第二轮的面试官有三个人，其中两位似乎对我很热情，第三位却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仿佛我是一只盘旋在他的生鱼片上的苍蝇。我有一种感觉，自己是个有争议的候选人。几个问题之后，一位面试官带着极其严肃的口吻问了我下面这个问题。

“你是犹太人，对吧？”

“是的，名义上是的。”

“日本有许多人认为犹太人在操控着世界经济，你怎么看？”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如果犹太人真的在操控着世界经济，你认为我还会来这里找工作当报社记者吗？我知道第一年的薪水是多少。”

我猜想这个回答不错，因为他忍俊不禁，朝我眨了眨眼。他们就没有再问别的问题了。

我站起身来正准备离开时，一位面试官叫住了我：“阿德尔斯坦先生，最后还剩下一轮面试。如果你被叫到，你的工作就十拿九稳了。我们会在7月12日那天给最后人选打电话。在家里等着吧，我们的电话只打一次。”

这样，时间又回到1992年7月12日，在我的那间小公寓里，我半个身子都塞在冰箱里，一只手紧贴在电话机上，口干舌燥，身子哆嗦着，觉得自己好像是在等着获得舞会之夜的最关键的约会允诺。

电话是在晚上9点30分的时候打过来的。

“恭喜您，阿德尔斯坦先生。您已经被选上参加最后一轮的面试。请您在7月31日到读卖新闻大厦来。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没有。

最后的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我身边的人个个笑容可掬，气氛非常轻松。没有很难回答的问题。一位面试官开始问我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有关日本政治的，但他的大阪方言味道很浓，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于是，我玩起精神病专家的把戏，重复了他最后一句话里的部分内容，加上模棱两可的评论——“嗯，那只是这个问题的一种看法。”他好像把我的回答当成了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的意思，我也懒得去纠正了。

最后两个问题是：

“你在安息日能不能工作？”

没问题。

“你吃不吃寿司？”

也不成问题。

就这样，人力资源部的一位长得格外像犹太人的资深职员松坂先生拍了拍我的后背说：“恭喜你。你可以认为自己被聘用了。正式材料届时会邮寄给你。”

他一边送我出门，一边在我耳边鬼头鬼脑地低声说道：“我也是上智大学毕业的。我从你的老师那儿听说你很不错，很高兴公司又多了一个上智人。”真令人难以置信，我的狗屎运在整个招聘过程中竟然对我不离不弃，甚至到了让聘用委员会里都有了校友关系的地步。

我不知道命运为什么会如此眷顾我，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把所有不光彩的行为掩藏起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在根津美术馆花园里的佛像前停下脚步，往钱堆里添了几枚硬币。

我欠佛陀一些钱（当时是借来买地铁票的），我一贯不喜欢欠别人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