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和新闻组真可谓是名声在外啊。一位曾被分配到那儿去的前任记者在媒体业界杂志《创》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通篇言语尖酸刻薄。文章的标题是“《读卖新闻》：我三个月的幻灭生活”，倘若你还不得要领，请看副标题：“幻想、绝望、痛苦之后的最终决断”。

这篇揭露文章记录了作者被迫24小时连轴转地干着没完没了的琐事的经历。文章讲到了一件编辑如何侮辱年轻记者的事情——编辑偶然发现那个记者用了一个报社的批准使用汉字清单上没有的汉字，便失去理智，对着他破口大骂，还拿起凉鞋朝他头上扔了过去。文章还提到，每天晚上一到6点，酒气便在新闻组里弥漫开来——编辑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宣布工作时间结束，然后开上一瓶酒……

我来谈谈我自己在报社的第一年是怎么过的，权当是那篇文章的一个不完全的佐证。我之所以说“不完全”，是因为我认为那位作者实际上不了解实情，实情是这样的：日本记者第一年的生活是一段精心策划的肉体折磨，中间会穿插一些在职培训的内容。如果你挺过了那一段时间，状况就会变得好起来。如果幸运的话，你还会得到可以让你颐指气使的新人，开始领悟新闻业的基本规则。

读卖新闻社最近才决定提升浦和新闻组的地位，多半是因为我们的死敌朝日新闻社将它的浦和新闻组交由社会部（包括首都和国内新闻）统辖。这意味着，要进行一次重大报道时，我们的新闻组只能用上地方组的微薄人力，而朝日新闻社的新闻组却可以召集起上百名的记者军团到埼玉来。《朝日新闻》开始对《读卖新闻》大动干戈了，觉得受到愚弄的《读卖新闻》的掌权者们决定要一争高下。

在这场浦和战役中，有四个新人准备成为炮灰：辻、高知、吉原和我。在日本的企业生涯中，和你同时进公司的人，尤其是在第一次任命时和你去同一个地方的人，就成了最亲近的家伙，可以说就是一家人。你们是“同一期的”这个事实会形成一条奇妙而重要的纽带，只要你们在公司里，这条纽带就不会断，甚至在你们离开公司之后也往往断不了。这和年轻压酷砸的结拜兄弟有一拼，只不过在那种仪式上要喝交杯酒：一种一诺千金的盟约。

我极其幸运，早在读卖新闻社的宣誓就职仪式上第一次碰面时，我就立刻喜欢上我未来的战友们了，他们似乎也喜欢我。

吉原淳22岁，小我两岁，看上去像个流行偶像。他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商学部（这种情况很罕见，虽然有许多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进入大众传媒业工作，但通常都是来自新闻系的），身材高大，体形健美（他一直在踢足球），但脸色苍白得跟白种人一样。有一段时间我们都叫他“鬼脸”，我现在想起他的时候还这么叫。

直树辻，“法国佬”，25岁，也是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他也不是新闻系的，而是法国文学系的。我们4个人当中他最聪明。他的头发总是梳理得一尘不染，身上总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服，手上老是捧着一些晦涩的日本小说或法国名著，显露出多愁善感、富有教养的风度。

当然，我刚才描述的一切都让他看上去和《读卖新闻》是个绝配，他大概就是因此而成了老记者们骚扰的对象——那些老记者发现，正是他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伤透了脑筋。或许他到《朝日新闻》那里去就可以大展身手了，不过谁知道呢。在许多方面看来，这就像一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在《华盛顿时报》找到了一份工作。如今，他是个颇有成就的作家，出版了4本小说。

高知泰的绰号叫“花花公子”，但我不记得为什么这样叫他了。他24岁，在筑波大学取得了国际关系的学位。过早稀疏了的头发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老相了点，脸圆溜溜的，看上去像中国人（在日本人看来）。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可信赖的人之一，他思维敏捷，救了我不少回场。

我们这几个小子可真够特别的了：“鬼脸”、“花花公子”、“法国佬”，还有“老外”。而我们一开始就相互包庇，工作岗位上的朋友、同事能这样满足你的要求或期望就够意思的了。就我而言，我没有想到自己那么快就倚仗起了他们的通情达理——当时有件小纠纷差点过早地断送了我的职业生涯。

那是我们准备在第一个正式上班日去新闻组报到的前一天晚上，新闻组在当地的一家酒馆里举行了欢迎宴会，我当时得了相当重的感冒，但还是出席了——如果没去就更糟了。

新闻组的全体员工都在那儿：原，我们的组长，体格像个相扑选手，笑声深沉而快活，身上穿着一套意大利西服，手上戴着一块劳力士手表。他的头发烫得勉强称得上是羊毛卷头[把满头的头发都烫成短而密的羊毛卷的一种男性烫发发型。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在日本的卡车驾驶员、建筑工人和民歌手中间流行，压酷砸也开始喜好这种发型，后来便慢慢淘汰了。——译注]；眼镜支在鼻尖上，摇摇欲坠；耳边缠绕着一圈卷发，乍一看有点像个犹太教哈西德派教徒。

小野，借调给浦和新闻组的记者，他是县警方记者团队的头儿，顺理成章就成了我们这些新人的顶头上司。他的身材很像原局长的缩小版，眼睛就像南瓜上划开的两条缝。小野因自己是社会部的记者而感到非常自豪——没过5分钟就让我们明白了，他可不是个普通的地方记者，他不会一直待在这穷乡僻壤。

林、斋藤，两位编辑。后者的地方口音重得让人觉得他少了几颗牙似的，他在没喝醉的时候会显得非常和蔼。前者个头很矮，他自己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是个有名的吹毛求疵、酗酒成性的暴君。值得庆幸的是，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个快乐的醉鬼。

清水，电脑录入员，他留着小胡子，牙齿发黄，头顶光秃秃的；他显然是新闻组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山本，在警方采访组里担任小野的助手，后来的结果证明，他是我的良师，但有时也是折磨我的人。山本是我大学里的“前辈”——我读大二时他读大三。他的五官几乎和蒙古人一模一样，而且不知怎地会让我想到豪猪。还有一位，中岛，是山本的死党，头发也像“花花公子”一样秃了，有一张长得像伊卡博德·克雷恩[伊卡博德·克雷恩（Ichabod Crane，1787—1857）是纽约市的一位治安警察，他提出了用科学去帮助警察调查罪案的革命性想法。《断头谷》就是一部以他为原型的电影。——译注]的长脸。他在大学里读的是一门和科学有关的专业，相貌也是典型的科学家的经典形象：冷峻、明晰、漠然。不过，他的衣着比谁都高级，和那种科学家的经典形象不太相称。

最后一位，北条，组里的摄影师，他的鼻子红得好像血管全都快破裂了，他本该是个爱尔兰人。凭他的资历，他可以肆无忌惮地爱说谁就说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那天晚上他就是这样。

我们这几个新人边吃边站起来作自我介绍。小野是第一个过来为我们斟酒的，接下来我们就按日本人的习惯整个晚上都在为他斟酒，每斟一次都得说一声“干杯”。下级得给上级斟酒，偶尔上级也会回敬你。

小野、原讲了战争故事，感冒缠身的我脑子昏昏沉沉的，但还想尽量跟上他们的谈话。即使没病，我的听力都成问题，不过我不想让别人看出来。原举起酒杯邀大家干杯。

可惜日本酒救不了我的鼻塞。原正准备干杯时，一个大喷嚏突然穿过我的鼻腔打了出来，我根本来不及用手捂住，一大团鼻涕就冲出我的鼻子，嗖的一声划破空气，飞过“鬼脸”和“花花公子”的面前，啪嗒一声击中了目标——那毫无防备的原，我的第一个上司，掌握着我的未来的人。

一阵可怕的沉默突如其来，仿佛还会永久持续下去。

说时迟那时快，“花花公子”举起报纸狠狠地敲了一下我的头，吼道：“杰克，你这野蛮人！”吉原也“嘭嘭”地敲着我的头。这举动打破了沉默，大家都笑了起来，原也笑了，用“鬼脸”眼疾手快递上去给他的湿手巾擦着眼镜。我鞠着躬，一再表示歉意。北条也掺和了进来，用他的湿手巾打我的脑门说：“你会不会用这个啊，傻瓜？”

险些变得尴尬异常的局面在几秒钟内就成了一个笑话。小野也被逗乐了。

“你，”他开口说道，用了日语中算是第二无礼的“你”字，“真是个有种的老外。你听着，我从未见过有人干了那样的事情还能活下来诉苦的。”

我又接着鞠躬、道歉，但小野只是举起手来在空中摆了一下，好像在说已经没事了。他把我杯子里的酒加满，让我干了。

后来，清水把我们大家都拉到他最爱光顾的陪酒屋[陪酒屋是一种有女人陪酒的酒吧，也叫女公关俱乐部。——译注]去了，我听着小野那声嘶力竭的卡拉OK便晕了过去。后来，不知道是谁把我扶到车里，送我回家去了。

我的新公寓不大，在一家传统茶叶糖果店的楼上，骑自行车到浦和新闻组大约5分钟的路程。1993年的时候，有很多房东还不愿意租房子给外国人住，不过，公司替我找到了这间公寓，而且签押做了我的担保人。这间公寓好就好在里面有带淋浴的浴缸。在日本的5年学生生涯中，我还从来没有住过自带浴室的公寓，每次洗澡都不得不上公共浴池或街上的投币式淋浴间。投币式淋浴间里的热水5分钟100日元，去公共浴池要300日元。

那天晚上，我把酸疼的身子泡在属于自己的浴缸里，祈求着宿醉不会太厉害……我感觉棒极了！我真的在这个世界里施展身手了。我有了一份工作，躲过了一个有可能致命的喷嚏灾难，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浴缸——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呢？

第二天，1993年4月15日，早上8点30分，我来到读卖新闻社的浦和新闻组，和其他新来的伙伴一起坐在大厅里。这儿和崭新的千叶新闻组相比，往好里说还是显得寒酸了点。“花花公子”深呼吸了一下说：“这简直就是个老鼠洞。我想得太美了点。”“法国佬”说：“当然不能跟公司宣传册上登的那些有代表性的报社新闻组比了。”“鬼脸”说比他听说的要好点。

新闻组位于居民区里的一幢办公楼的二楼，办公室占了大部分的地方。组长有他自己的办公室，还是带门的。其他的办公室都是开放式的，没有小隔间，没有不受干扰的环境。窗边的接待区并不是最自在的地方——一张长条桌的周围摆放着三张仿皮沙发，桌上堆满了报纸，下面压着大量的杂志。窗口的百叶窗上覆盖着一层尼古丁油，就像粘蝇纸一样，上面粘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灰尘，有食物碎屑，噢，对了，还有虫子。

办公室里有两个用办公桌围起来的岛状办公区。两个编辑的办公桌摆在靠近房间中央的地方。资深记者可以分到靠里的三张办公桌，还可以分享一张靠墙的沙发。这里还有一个暗室，暗室旁边是一个供夜班员工休息的榻榻米房间（里面有带淋浴的浴缸，还有一张下层抽屉里塞满了色情书刊的办公桌）。编辑会在那儿午睡，太阳高照的时候，其他记者是禁止入内的。至于4个新人，他们的办公桌摆在房间的中央——他们坐在那儿最方便被支使。

几乎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一部多按键电话，但没有电脑（那时离电脑普及的时代还早着呢）。只有一个改造过的网络站（network station）可以将报道录入并发到总部接受终审。我们通过电话向终端口述报道，清水录入并整理格式，效率相当低。

小野9点左右来了，睡眼惺忪、东倒西歪的，看来昨天晚上是穿着西服睡的。他站在前台前瞪着我们。

“到底是谁告诉你们可以坐在这儿的？”他嚷道。

我们立刻都站了起来。

他笑了，让我们坐下。接着，中岛交给我们每人一份警方记者指南的拷贝，是1.1版的，标题是“警方记者人生中的一天”；一台传呼机——这玩意儿得一直挂在我们的腰上，还得始终保持开机状态；最后是一叠文件——按抢劫、凶杀、斗殴、纵火、吸毒、有组织犯罪、串通投标、交通事故和抢钱包的分类整理出来的报道集。没错，是抢钱包。1993年，连环抢钱包事件还是个值得以独特的体裁进行报道的新闻条目，有时候居然还占据了地方版头条新闻的位置。

“这些都是你们作为警方记者将要报道的新闻类型的事例，”中岛解释道，“研究这些报道，记住这些体裁。我希望你们在一个星期之内掌握它们。现在你们手头上有了写文章所需要的一切了，准备开始工作吧。”

这就是我们作为警方记者的正规培训始末。

下一项是说明我们这些新人要做的跟报道工作无关的日常事务。例如，晚上到新闻组来的时候，我们要为资深职员订晚餐；夜班结束之后，我们要更新剪贴簿。

整理剪贴簿的规则极为复杂，都有专门的说明书来教你在哪里记录文章的日期，如何记录来源报纸的版面，归档放在什么地方，复合归档放在什么地方，如何标注国内版文章和头版文章的方法，等等。剪贴簿管理指南比那本警方记者指南厚多了。

我们这些新人还有一些其他职责，包括为一个名为“我们家的小天王”的栏目写小传——《读卖新闻》作为公民服务机构分派的给当地报纸写出生公告的活。结果，我们一下子就接触到了五花八门的新闻形式，我们要报道当地体育赛事的比赛结果，汇编统计资料，传达天气预报。不消说，这些都需要用到不同体裁的记录、写作和输入的方法。

最后，我们都得到了一本月历，上面标着何人何时负责值早班、值晚班、通宵值班和体育报道。我看到有些资深职员的一些日子上标着带叉儿的方块，便问这表示什么。

“休假日。”中岛答道。

“可我们一个这样的标志都没有。”我说。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休假日。”他说。

下午1点左右，我们正在紧张地学着将体育报道输入电脑，警方记者俱乐部打来了一个电话。在鹤岛的一台旅行车里发现一名男子被捅死。埼玉县警方已经发了通告，看样子他们打算成立一个凶杀案特别调查组。

小野显得很兴奋：“好啦，小子们，快抓起你们的采访本，带上你们的相机，出发。”凶杀事件在埼玉县算是大新闻，在日本的其他地方也一样。这种事件与国内的安全秩序关系重大，所以，一起凶杀案，无论性质如何，都算全国新闻。但也有例外，如果受害者是中国人、压酷砸、无家可归者或非白种外国人的话，新闻价值就会减半。

小野解释了一下规则：“我们现在就要到凶杀现场和死者所在的公司去做查访。你们的任务是找出有关他的一切线索——他是谁，什么时候有人最后看见过他，谁有可能想杀他——还要照一张相。要带一张头部特写回来；我不管你们到哪里去弄，只管给我弄到手就行。要是你们发现有什么感兴趣的东西，就给警方记者俱乐部里的记者或浦和新闻组打电话。去吧。”

我们出发了。新员工前6个月是禁止开车的，所以，我们当中的两个人跟着山本和其他记者一起走，另外两个人从一个与读卖新闻社签约的出租车公司匆匆叫来了一辆车。

从浦和到鹤岛有很长的一段路。西入间警方正在进行初步的调查，超级警力计划总部的调查一处（主管凶杀和暴力犯罪）正在派处长前往现场。我一到犯罪现场，山本就带着我很快熟悉了情况：

昨天晚上11点左右，41岁的町田隆，被他妻子发现死在停在重工业区中央的一辆旅行车里。他躺在后座上，左胸被刺伤。很明显，他是因失血过多而死。有人最后一次看到町田是他3天前去上班的时候。他一直没有回家，他的家人已经到当地警方那儿交了失踪报告，要求14日那天正式对他进行搜寻。

4月，天还很冷。我带着《读卖新闻》的正式名片和袖标，在现场转来转去，觉得非常兴奋。不过，犯罪现场好像没有什么线索。警方已经用带“禁止入内”字样的黄胶带封锁了汽车周围的一大片区域。周边地区几乎荒无人烟。我尽职尽责地四下敲着门，设法找到有可能看见了什么的人。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会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的白面孔，而缓过神来的人也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什么也没看见。

“鬼脸”和“花花公子”也没交上什么好运。

在汽车配件厂，我向一位年龄较大的员工介绍自己是“《读卖新闻》的杰克·阿德尔斯坦”，得到的却是那种习惯性的反应：“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什么也不卖。”

“我已经订了一份报纸。”

“我不卖报，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

“记者？”

“是的，记者。”我递上我的名片。

“嗯……”他把名片翻来覆去看了不止三遍，“你是外国人吧？”

“是的，我是在《读卖新闻》工作的外国记者。”

“那你干吗到这儿来？”

这种过程没完没了地重复着，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我是个报童。一个身穿运动服来开门的中年男子甚至抱怨他的早刊没有得到按时投递。

于是，我改变了战术。“你好，”我开口便说，“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正在做一个报道。这是我的名片。很抱歉，我是个外国人，占用你的时间了，我想问几个问题。”

进程是加快了，但依然毫无结果。我的同事们也同样没有任何收获，于是，我们又被派到受害者曾经工作过的公司去，加入了蜂拥而至的其他媒体记者的行列。我们到那儿的时候，下班时间刚过，工人们正在从大楼里陆陆续续地走出来。他们一定接到了不要跟记者说话的指示，因为我们撞上了一堵沉默之墙。

我四下溜达了一圈，又折返回去，想看看我的运气会不会有所好转。我碰到一个身穿绿工装的人正在那里装车。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对我那不像日本人的面孔无动于衷。我问他，是不是有人因为什么事杀了自己的同事？

“嗯，他跟一个打下手的勾搭上了，”他说，“大伙儿都知道这事儿。所以，我想有可能是他老婆，或许还可能是那个情妇。你想知道名字吗？”

我当然想知道名字。我试图把它写下来，但我怎么也写不好日本人的名字——有那么多不同的读音和汉字，这对日本人来说往往也是件棘手的事情。

他最后还是把我手中的来访本拿过去，替我把名字写了下来。我一再向他表示感谢，他只是挥了挥手。

“你没有从我这儿听到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跟你说过话。”

“明白了。”

“吉山，那个情妇，好几天都没来干活了。没别的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我找了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山本。我兴奋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山本让我慢点说，把情况说得详细点。他让我去找吉原一起处理这个线索。

我们开始给电话簿上所有姓吉山的人打电话。吉原最终找到了我们要找的吉山，但她的丈夫说她接不了电话，因为她正在和警方交谈。看吧！

我们又接到了一个指示——到西入间派出所去参加新闻发布会。当地组的记者神田已经在那儿了，正在和副队长说着话。《朝日新闻》和埼玉当地报纸的新晋记者吵吵嚷嚷地围在边上，不过，聚在自动售咖啡机边上的人最多。

神田手里已经拿着一罐咖啡了。神田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很勤奋，也很有进取心。他戴着钢丝边眼镜，眼镜遮住了大半边脸，长长的、油乎乎地粘在一起的刘海垂在眼镜上，像条牧羊犬一样。他招呼我到副队长的办公桌那边去，把我们互相介绍了一下。我们寒暄了几句，神田就把我拉到角落去了。他祝贺我，说我干得不错，但同时提醒我，在新闻发布会上千万不要开口。

“要是你在新闻发布会上问了重要的事情，你就毁了自己的独家新闻。你只能细问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不要细问你一知半解的事情。要多看，多听。”

新闻发布会在二楼的会议室里举行。电视摄制组的人员正在那儿挤来挤去，不停地忙碌着，人们把录音机都放在讲台上，凶杀科科长即将在那儿发言。

他的发言很简短，完全是照本宣科：“看来受害者町田是几天前遇害的，很可能就是他失踪的当天晚上。长刃刀看来是刺穿了心脏，导致他当即死亡。正式死因是失血过多。

“从溅血的痕迹来看，受害者应该是在车上被杀害的。我们正在找他的朋友和雇主谈话，寻找线索。我们已经正式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总部，稍后会在今晚公布它的名称。

“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就是这些。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人立刻把手举起来。看来普遍的共识就是，在官方新闻发布会上不问真正的问题，会后再向警方抛出尖锐的问题（在他们的家里或者等他们出门的时候）。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觉得有必要问点什么。

“你刚才在发布会上说是妻子发现了尸体。她是怎么找到的？”

“她和一位朋友在那个地区寻找的时候看见了那辆私家车。尸体就在那里面。”我自认为这是个很明显的暗示。

“警方是什么时候接到町田失踪的报案的？”

“他失踪两天之后。”

“他们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才报案？”这是个《朝日新闻》记者，耸了耸他的眉毛。

警探没有吃他这一套：“哦，你认为应该等多久呢？要是你今天晚上到凌晨两点还没回家，你妻子就要到我们那儿报案去了？”

“我妻子吗？当然！”

有人笑了起来。发布会接下来风平浪静，然后就散了。

最后，我们回到浦和，互相对照了记录。山本是凌晨3点左右从警察局长家回到这儿来的，他去那里打听到了消息，证实了我们收集到的一些细节。“帮着”町田夫人发现她丈夫尸体的女人就是和她丈夫私通的那个吉山。不用说，警方认为她就是主要犯罪嫌疑人。

第二天我们一直在那附近做调查，但没有任何收获。我们确认警方正在审问吉山，但她拒不开口。不过，她在第二天早上向她丈夫坦白了，她丈夫打电话给埼玉县警方，警方的逮捕行动恰好赶上我们在晚刊上发这条新闻。

新闻稿是这样的：

吉山是町田工作的公司里的一个临时工。两个人从去年春天开始私通，而町田想要结束他们的关系。

12日下班后，他们在附近的一个公园见了面，并开车兜了三个小时风。晚上9时左右，町田把车停在厂区附近，他们在那儿吵了起来。吉山便用登山刀刺中町田的胸部，町田差不多是当即身亡。吉山声称，町田想要结束他们的关系和自己的生命，她只不过是按他的要求做了。

吉山在平时的交往中结识了町田夫人，因此，她还自告奋勇去帮町田夫人寻找丈夫。警方尚未找到凶器，但证实在车内发现了一罐果汁，上面有吉山的指纹。

这篇报道和终审记录没有多大的差别。1994年9月，她被判处了8年的苦役。

这不是一起特别刺激的案件，我敢肯定，当时的警方早把这个案子忘到后脑勺儿去了，连当时采访这个报道的记者也不例外。而我呢，在同行的竞争中那么快就找到了杀人犯的线索，的确让自己赚到了一些印象分。当然，这多半靠的是运气，而不是本事，但我从中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新闻业注重的是最终的成果，而不是努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