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刘备就荆州的划分达成一致并将交州收入囊中后，孙权仍无法安寝，曹操带给他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因此，这段时间孙权一直没闲着，他先后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就是迁都。

在孙策时代，江东的政治中心在吴郡的吴县，后来孙权继位之初仍然延续了下来。不过，随着内部局势日趋稳定，江东的国策重新回到对外扩张的路线上。吴县确实是当时江东最核心的地区，若以保国为大方针，在这里建都没有问题，但是若想对外扩张，这就有点不合时宜了，主要原因就是调集军队的不便。

东吴有两大扩张方向，一是北面的淮南，二是西面的荆州，可无论向哪个方向发展，以水师为主力的部队都必须先进入长江水道才行。春秋时期吴国开凿了中江，将震泽（太湖）和长江连通起来。不过，六七百年过去了，这条人工河道想必已经淤塞不堪，现在能否使用是个未知数。既然如此，那就只有迁都一个选择了，孙权最初的目标是长江边上的京口（位于今江苏省镇江市）。

京口位于丹徒县，交通十分便利，当初刘繇被孙策击败后是从这里出逃到豫章的。将都城设在京口，更有利于对外扩张。但京口仍不是最佳的选择，很快张纮提出京口以西的秣陵（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才是最佳的建都地点。

秣陵原名金陵，当年秦始皇东巡时听说此地有王气，他深感忌惮，便命人掘断山冈，破坏风水，并将其改名为秣陵。几百年来，这种说法一直深入人心，连周瑜劝说鲁肃投效江东时也说“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

抛开风水，单从军事地理角度来看，秣陵也比京口更有优势，这里距离长江沿岸的两大重要据点牛渚矶和濡须口更近，确实是绝佳的选择。后来，刘备出访江东时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于是，孙权下定决心建都秣陵，并将其改名为建业，取建功立业之意。从此，该城开始了它的辉煌时期，一直到今天。

孙权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修建濡须坞。

在长达数十年的魏吴对抗中，淮南始终是双方最主要的争夺区。双方在东线围绕着江淮水道进行交锋，目前这条水道中间最重要的据点合肥被曹操占据，形势对孙权极为不利。之前，孙权曾向合肥发动过一次大规模进攻，一度让曹操疲于应付，很是狼狈，若不是蒋济的妙策，或许合肥已经落入孙权手中，只可惜棋差一着。

既然合肥为曹操所掌控，那么濡须水下游就显得异常重要了。作为江淮水道南端的最后一道防线，濡须口是江东的命脉所在，此地一旦有失，曹军便可截断长江，届时长江中游的所有据点都会与江东失去联系。为了不至过于被动，东吴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即不能将力量收缩至长江南岸，那样便是将天险的半数拱手让人，因此一定要在江北设置防御。

从建安十四年（209年）开始，曹操就不断在合肥一线积蓄反击的力量，这引起了东吴方面的警惕，对此最为重视的就是吕蒙。为将来的大战做准备，吕蒙首次提出在濡须水上修建一座要塞，即大名鼎鼎的濡须坞。不过，吕蒙阐述自己的方案后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诸将都说：“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意思是：我们江东以水师称雄，想杀敌就登岸，想撤退洗洗脚就上船了，还修什么要塞呢？

吕蒙反驳道：“作战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的时候，不可能百战百胜。如果上岸后与敌人突然遭遇，被精锐步骑兵纠缠住，到时候根本没机会靠近水边，别说登船了。”这一方案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当初广陵之战的痛苦回忆再次涌上他的心头，彼时孙权同样拥有强大的船队，可结果又如何呢？他是发自内心地对吕蒙的方案表示认同。

不过，修筑濡须坞的计划虽然被敲定了，但濡须坞具体的地点有不同的说法。按照胡三省给《资治通鉴》的注释，濡须坞在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东南四十里，正好位于濡须口附近，孙权夹着濡须水两岸修筑了这座要塞。

《读史方舆纪要》则给出另一种说法，认为濡须坞就在巢县旁边。濡须水出巢湖后向东南方向流淌，流经一处山谷，西面的叫七宝山，东面的叫濡须山，濡须坞便是修建在两山之间，后来著名的东兴大堤也是修建在此地。此外，七宝山上筑有西关，濡须山上筑有东关。也就是说，濡须坞并不只是一座军事要塞，而是一整套的防御体系。

经比较，笔者还是更倾向第二种。毕竟，濡须口附近一马平川，不是很利于防守，再加上此处已经是东吴最后的防线了，将希望寄托在这里有些破釜沉舟的意味，不是非常明智。后一种说法从军事角度来看也更加符合常理，在山谷间筑城可以达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如果曹军想避开这条路，那就无法利用水道了，作战必然事倍功半。再加上七宝、濡须二山上的防御工事，这里无论如何也比濡须口更有利于防守。然而，还没等吕蒙完成部署，曹操就抢了先机。

当初赤壁之战期间，孙权大举进攻合肥而险些成功，这件事让曹操耿耿于怀，他早就想报一箭之仇，无奈天不遂人愿，周瑜曾预言马超和韩遂将是曹操的大患，果然一语中的。曹操来不及在东线发动攻势，只好领兵去关中平乱。等他腾出手来时已经是建安十七年（212年）冬天了，因此曹操在建安十八年（213年）正月才发起这次大规模的南征。

根据史料记载，濡须坞在这次战争中并未起到什么作用，因为曹操很快就突破了这道防线并杀向了濡须口。濡须坞并非鸡肋，吕蒙提出的这一方案也确实高明，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套坚固而完整的防御体系工程量实在太大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建安十六年（211年）濡须坞正式开工，但到一年多后曹操南征时，很可能还未完工，所以这一回没能达到预期效果。后来，濡须坞防御体系彻底完成后，曹军就再也难以逾越了。曹操正是抓住了这一窗口期抢先进攻，才会取得奇效，这对孙权来说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如今敌众我寡，江北又没有天险可守，最佳的选择就是驻兵江南，就像当初赤壁之战时一样，毕竟江东掌握着水师的优势，而曹操不可能长期驻扎在濡须口，只要耗上一段时间，就能逼退曹军。

可这时候，孙权犯了个错误，他居然分出一部分军队在长江西岸设立了一个江西大营（此地长江为南北流向，故命此名）作为前沿阵地。这个江西大营的兵力想必有限，即使能通过水运得到后方的增援补给，也不可能是曹操大军的对手。孙权自信心爆棚，想和曹操来一场硬碰硬的较量，但他很快就会认清现实。对于孙权这种不合常理的部署，诸将倍感无奈，其中孙瑜委婉地劝他应该稳妥一些，可惜孙权始终坚持己见。

最后的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在江北，曹操有着压倒性的优势，江西大营很快就撑不住了，孙权只好退往南岸。交战中，都督公孙阳被曹军擒获。江北的交战是濡须之战的前哨战，孙权自作聪明导致先失一场，战局对其愈发不利。不过，曹操也并非一帆风顺，很快运气便来到江东一方。

初战告捷后，曹操打算再接再厉，拔掉孙权在江中一个小洲上的据点。于是，他准备了一些油船，打算发起火攻。这在经验丰富的江东水军面前就有点班门弄斧了，很快曹军就被击溃，三千余人被俘，还有数千人葬身鱼腹。这下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通过之前的交战，孙权终于明白过来，防守反击才是最佳的手段，于是他决心亲自出马，乘坐大船到阵前引诱曹军来攻。不过，曹操吃一堑长一智，再也不愿轻易进攻了，只是命人以弓弩射击。只见孙军船只的一侧布满箭矢，压得船体都倾斜了。据《魏略》记载，船只已经到了“偏重将覆”的地步。孙权早有准备，他命人调转方向，用另一侧迎接弓弩，于是“箭均船平”，曹操白费力气，吃了个暗亏。

没过多久，孙权又坐着轻船前来。诸将虽皆欲出击，但曹操严令不准出战，也不准随意射击，孙权的船队在曹军面前行驶了五六里，这才鼓乐齐鸣，大摇大摆地回去了。见孙权水师军容齐整，曹操发出了那句著名的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刘表，字景升，故亦称刘景升。）

到了这个地步，这场仗已经打不下去了，毕竟谁也奈何不了谁，双方距离各自罢兵只差一个台阶。最终还是孙权更主动，对他这种务实不务虚的人来说，面子没那么重要。据《吴历》记载，当时他给曹操写了一封信，提道：“春水方生，公宜速去。”然后又附了一张小纸条，写道：“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知道孙权说的是实情，于是就顺势撤退了。至此，持续一个多月的第一次濡须之战宣告结束。

此战虽然看似平分秋色，事实上东吴取得了战略胜利。毕竟，曹操兴师动众却无功而返，但东吴击退了来犯之敌，也提振了士气。这也为东吴在淮南开展新一轮攻势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