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备以凭吊曹操为由和曹丕取得联系后，经过大半年的拉锯，双方关系终于缓和。随后，刘备在黄初二年(221)四月称帝，完成了自己的一桩大事。到七月，刘备完成立皇后、太子以及给其余诸子封王的一系列事宜后，便正式出兵东征。由此，奠定三国后期格局的夷陵之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对于这场战争，虽然蜀汉内部反对的声音众多，但刘备始终坚持己见，让自己这样征战一生的马上皇帝忍气吞声，他是万万做不到的。此时，三国早期的英雄豪杰大多已经去世，作为几乎硕果仅存的老将，刘备是不会甘于失败而去安度晚年的，他希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为自己辛苦建立的基业再拼搏一次。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谢幕将是凄凉的。老兵的时代终将结束，后起之秀们即将撑起三国时代的新局面。

由于前来议和的东吴使者诸葛瑾缺乏诚意，刘备更加愤怒。于是，他继续挥师东进，誓要夺回荆州。面对刘备咄咄逼人的攻势，孙权深知以自己的军事能力没有必胜的把握，按照以往的经验，自己还是坐镇后方，委托一名军事才能过硬的大将在前线指挥更稳妥。

当初，吕蒙临终前推荐接替自己的人选是朱然。朱然是朱治的养子，也是朱治的外甥。虽然朱治是江东丹阳人，但他早年间跟随孙坚东征西讨，可以视作和吕蒙一样属于江北武人集团，再加上朱然本身能力不俗，吕蒙才推荐了他。

如果不是因为有巨大的外部压力，孙权或许会依照吕蒙的建议，把指挥权交给和自己同窗多年且私交甚好的朱然，而不是出身江东士族的陆逊。然而，陆逊在之前夺取荆州一战中的表现实在太过亮眼，而且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虽然他和朱然年纪相仿，论起实际战绩却胜过许多，因此陆逊明显是更合适的人选。而且从后面的实际剧情看，陆逊统兵时军中尚且多有不服，换成朱然的话想必会更加困难，所以孙权这个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对比蜀吴，一方是戎马一生的老将，一方是初露头角的新秀，这场战役本该是刘备占优，为何最后却变成了蜀败吴胜的一边倒呢？

《孙子兵法·计篇》言：“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意思是：战争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发动的，开战前一定要有周密的规划，必须想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又在哪里，做到“先胜而后求战”，而不是“先战而后求胜”。另外，即使胜算颇大，也要考虑是不是将得到一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惨胜，那样即便取胜，意义也不大。因此，必须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但刘备偏偏是“怒而兴师”，犯了兵家大忌，岂不是未战先败吗？

那么，一场战争胜算的大小究竟如何考量呢？这一点，《孙子兵法·谋攻》同样给出了详细的解释，其中有五点要素：“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这便是著名的“知胜有五”思想，开战前一定要对这五点进行评估。

所谓“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就是要分析客观条件是否适合开战。

这场仗对刘备来说，不是非打不可，是否开战的选择权在他手里。只要不执意要求归还荆州，转而主张归还被东吴俘获的荆州士卒，还是有谈判余地的。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东吴这里失去的，等解除后顾之忧后未必不能从曹魏那里得到补偿。何况，东吴名义上作为曹魏的藩属，只能算帮凶而非首恶。

从东吴视角来看，蜀汉退回益州后占据山川之利，溯江而上一举灭蜀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很难再得到什么了。只要刘备肯松口，孙权一定乐于重新结盟抗魏，因为以后的襄阳和合肥才是他的扩张方向。况且，东吴绝不是刘备可以轻易击败的对手。当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提出江东不可图，彼时孙权尚未消灭黄祖，势力仅局限在扬州，如今江东的势力大幅扩张，想战而胜之更是难上加难。

所谓“识众寡之用者胜”，就是要根据兵力的多寡加以灵活运用。

关于此战兵力的对比，东吴一方明确记载的是五万人，蜀汉一方的兵力则不能确定。一种看法是蜀军只有四万人，这是比较直接的一个数据。根据《魏书》记载，孙权给曹丕上书中提到“刘备支党”为四万人。还有一种说法是刘备大军仅被歼灭的就有八万人以上，这种说法出自《傅子》。

以上说法，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主要原因就是孙权给曹丕上书的时间是黄武元年（222年）正月，当时刘备还在秭(zǐ)归，这时出秭归的应该是蜀军的先头部队，不包括刘备所率本部。毕竟，刘备作为皇帝，身边军队的数量不可能太少。而且，“支党”一词也值得深究。所谓支党，即党羽，也就是刘备的党羽就达到四万人，而不是全部兵力只有这些。据史料记载，刘备主力有五十余营，按照汉代军制，一营大约千人，因此这部分兵力至少有五万。再加上水军、部署在江北的黄权部以及马良招募来的五溪蛮兵，蜀军总兵力超过八万人并不夸张。

《傅子》成书比《三国志》还早一些，作者傅玄应该很容易搜集到准确的资料。而且，傅玄是魏国人，作为第三方应该会比较客观，没有道理夸大其词。再加上《晋书》描述傅玄为“刚劲亮直”，即他的性格较为正直，应该不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无根据地信口开河。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此战东吴“临陈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而刘备并未全军覆没，撤退时还能“收合离散兵”，所以他的总兵力估计可以达到东吴的一倍半左右。不过，兵力多不代表优势大，还得看具体情况。东吴的兵力虽少，但主场作战的补给压力更小，可以长期作战，这一优势是蜀军不具备的。况且，在长江沿线作战，东吴的水军优势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同样弥补了兵力的差距。反观刘备，他却盲目地分兵，此消彼长下，他的兵力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

所谓“上下同欲者胜”，就是说全军要上下一心，同仇敌忾。

刘备发动战争，首先在国内就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秦宓(mì)提出不同的意见就被下狱关押，刘备如此刚愎自用，连诸葛亮都不敢出言相劝，他知道自己说了也没用。内部的分歧如此之大，岂能言胜呢？而东吴一方，虽然陆逊由于资历略浅，或许有些难以镇住麾下那些骄兵悍将，但他们反对的仅限于陆逊的具体战术，他们在危急关头一致对外不成问题，完全没有出现赤壁之战前主和派大行其道的场景。

所谓“以虞待不虞者胜”，就是说要做有备之师，不打无准备的仗。

当初夺取荆州后，孙权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年底立刻将巫县和秭归单独设成固陵郡，任潘璋为太守。甘宁去世后，孙权又把他的部曲交给潘璋统率，以增强潘璋的力量。在双方势力范围交界的最前沿设置这样一个郡，必然是为了防备刘备即将发起的反扑。虽然后来根据实际局势，陆逊选择诱敌深入，这一部署并未起到预期效果，但其积极性是值得肯定的。之后，无论是迁都武昌还是积极联络曹丕请降，同样都是为这场战争所做的准备。

反观刘备为战争所做的准备就差远了。荆州发生剧变后，他将主要的精力投入称帝一事中。安排好自己的家事后，刘备仅仅准备了不到一个月就草草出兵了。刘备出征前下令张飞率本部兵力万人参战，但张飞还未出发即遭刺杀。史料记载，张飞正是死于六月，而刘备七月出兵，可见他这次出征之仓促。后来，刘备在秭归足足待了差不多半年，没有继续东进，一来可能是还在和东吴谈判拉锯，二来应该是在等待兵力的集结。

所谓“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就是说主帅要有足够的军事才能，而且国君要对其充分信任，不能胡乱干预。

刘备自己就是国君，当然谈不上干预前线，但问题是他的军事才能是有限的。从夷陵之战中刘备的表现可以充分看出他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的平庸，曹操认为汉中之战刘备能获胜全依仗高人指点，还真不全是嘴硬。而东吴的指挥官陆逊就不同了，他是那个时代一流的军事家，大兵团作战的指挥水平远超刘备。此外，孙权确实做到了“君不御”，使陆逊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军事天赋。

这五点因素综合比较下来，差距就很明显了，在兵法“知胜有五”的思想下，刘备在各个方面都处于下风。连“少算”都会“不胜”，何况是“无算”呢？这场战争本就是不合时宜的草率之举，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庙算”上的失败。开战前刘备就已经没有胜算了，最好的结果就是保全军队，无功而返。以法正之能，诸葛亮认为他只能让刘备不遭此惨败，并不能转败为胜，可以说诸葛亮对战争的局势看得相当透彻了。

其实，刘备身边不乏一些头脑清醒的人。比如赵云，他认为孙刘两家之间是次要矛盾，而蜀汉与曹魏是主要矛盾，只有先抓主要矛盾，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才是上上之策，那样次要矛盾自然会得到解决。可惜，此时的刘备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喜怒不形于色的青年了，这些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让他变得刚愎自用，不能接受任何失败，这就导致他在猇(xiāo)亭难以寸进的时候都不愿退兵，悲剧也就此注定。

属于刘备的时代过去了，他终将成为衬托陆逊赫赫战功的背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