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长沙市五一广场走马楼西侧的建筑工地内出土了大批文物。其中包括十七万余片简牍，这批被称为“走马楼吴简”的宝贵资料成为研究东吴历史的重要参考。

在这些简牍中，有一枚编号为4-1296的残缺竹简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简上写道：中书_校事_。经过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最终确定原文应该是：中书典校事吕壹。这一结论得到了各界的广泛认可。中书典校事是一个什么职位，吕壹又是什么人呢？若想解开这一疑问，必将牵扯到东吴中后期的一桩大案。与此案相比，之前的暨艳案、张温案和隐蕃案都是小巫见大巫了。

当初暨艳案和张温案告一段落后，孙权和儒学士人群体的紧张关系稍有缓和。一方面他严惩张温，杀鸡儆猴，另一方面又很快任命顾雍为丞相，这样恩威并行，使东吴朝堂内部暂时重归稳定。后来，随着抗击曹魏入侵的战役连连获胜，孙权顺利登基称帝，这些不和谐便被掩盖了。但这只是暂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孙权只是在蛰伏等待。

孙权推崇法术，而儒学士人推崇德治，双方在政治理念上有极大的分歧。而更为根本的矛盾是权力之争，孙权作为一个独裁者，是绝对不会容许有一个可以和他分庭抗礼的政治团体存在的。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迟早会再次爆发。

孙权虽和曹操是对手，但二人在某些方面颇有共鸣，比如他崇尚法术就是深受曹操的影响，在驭下手段上，他也效仿曹操。曹操称魏王后，为了独揽权力，又为了方便监视百官乃至铲除异己，便施行了恐怖的特务政治，具体手段就是设置校事。

这个被称为校事的官职，便如同明代的厂卫，级别不高，甚至连官都算不上。据曹魏重臣程昱的孙子、齐王曹芳时期贾门侍郎程晓的说法，校事其实只是小吏。但校事的权力大得惊人，比如曹操手下最大的两个特务头子卢洪和赵达，他们作为曹操的耳目和走狗，直接对曹操负责，曹操利用他们对百官进行严密监察和检举，弄得人心惶惶。据《魏略》记载，当时甚至有“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这样的歌谣，可见二人权柄之大。

这样的政策实在太对孙权的胃口了，儒学士人的力量越来越大，为了对其进行压制，孙权也建立了东吴的校事制度。不过，孙权没有完全照搬曹魏，而是做了一些改良。东吴校事在编制上隶属中书省，从制度来看，比曹魏更完善，这说明孙权更重视这一统治工具。

东吴的校事官中，史书有明确记载的是吕壹、秦博和钱钦三人，吕壹就是孙权的头号爪牙。按照《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的记录顺序，在顾雍担任丞相并提议减轻刑狱后，便有吕壹等人作威作福的记录，说明这两件事有一定的联系。

黄龙年间（229—231年），孙权将都城迁回建业，命陆逊在武昌辅佐太子孙登。按照《三国志·吴书·潘濬陆凯传》的记录，此时他也在武昌和陆逊一起处理政事，吕壹从这时起已经开始操弄权柄了。以上这两件事证明东吴的校事制度大约就是从黄武后期（225—228年）开始的。提拔吕壹就是孙权为将来向儒学士人开战做的准备，只要一有机会，他便会再次掀起一场政治风暴。

黄龙三年（231年）隐蕃案发，这个时间点非常敏感，因为吕壹最猖狂的阶段就是从此时开始的。隐蕃案不仅牵扯到一些士人子弟，朝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间谍，竟然长达一年都未被发现，这给了孙权强化监察的借口。于是，吕壹就在孙权的授意和放纵下开始无法无天。吕壹身份不详，大概率出身卑贱。

从黄龙末年到嘉禾末年的长达七八年中，吕壹一伙始终兴风作浪，东吴朝堂在他们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校事系统虽只属于监察机关，但在实际运作中形成了调查、检举以及处理等一条龙的独立机制，并且掌握了一切解释权。以吕壹为首的校事为了讨好孙权，巩固自己的位置，往往无中生有，对朝臣进行不择手段的迫害。

首当其冲的就是丞相顾雍，他因遭到吕壹的检举，一度被软禁。按照《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的描述，步骘在上书中希望孙权能对顾雍、陆逊和潘濬等社稷之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监其所司”。可见，当时顾雍等已经被剥夺了一定的权力，由他人监管，处境相当恶劣。

另一位江东士族成员、左将军朱据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初他因隐蕃案受到牵连，过了几年情况才有所好转，结果马上又被吕壹盯上了。当时，朱据的部曲应当领取兵饷三万缗（mín，一千文铜钱穿成一串为一缗），一名负责铸造大钱的工匠王遂做假账贪污军饷，吕壹认为此事和朱据有关，并将主管粮饷的官员严刑拷打，致其死亡。朱据不忍他无辜受刑，便将其厚葬，结果招致吕壹的疯狂报复。吕壹抓住这件事不放，硬说此人是为朱据掩盖罪行。朱据为此多次被孙权责问，只好躺在草席上待罪，以期自证清白。

顾雍贵为丞相，朱据是孙权的女婿，这样的大人物竟被吕壹这等卑贱小人构陷，必然是与孙权的纵容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这就是孙权的意思。于是，吕壹等人愈发嚣张，打击面越来越广。吕壹攻击的对象不只是朝中高官，地方官也没有放过。当时，江夏太守刁嘉就被吕壹诬告，硬说他诽谤国政。孙权就此事询问群臣，却几乎无一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据《三国志》记载，当时“群臣为之屏息”。可见，东吴朝堂上的紧张气氛已经达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其实，孙权难道不清楚是吕壹从中作梗吗？他当然知道，群臣表面上怕吕壹，实际上是怕他，所有人都因为恐惧而不敢说真话，这正是孙权希望达到的效果。然而，终归还是有人不肯出卖良心，侍中、中执法是仪就是其中一个。是仪为官谨慎，清清白白，连吕壹也找不到他的破绽，他的坚持成为黑暗中不多的一缕光明。

如果说上述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孙权的意志，那么对建安太守郑胄(zhòu)的陷害就完全是吕壹在公报私仇。吕壹的宾客因犯法被郑胄抓捕入狱，他怀恨在心，便诬告郑胄，最后郑胄全靠潘濬和陈表苦苦求情才得以赦免。

以上这几人是明确曾被吕壹攻击的，实际上受其所害的还大有人在。早先，陆逊和潘濬对吕壹为非作歹一事忧心忡忡，后来受到校事系统的严密监督。后来吕壹失势后，孙权命使者袁礼慰问诸臣时，他们仍深感不安。据《三国志》记载，朝臣们“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当时他们的状态。另一位重臣诸葛瑾被孙权疏远，直到吕壹风波平息后，和孙权交流的通道才得以恢复。可见，这三人很可能也是受害者。

通过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孙权利用吕壹打击的对象不只局限于江东士族，来自江北的士人如诸葛瑾这样的老臣也逃不过，只不过受害程度略轻一些。因此，这次是孙权对士大夫们的全面开战。在这一轮交锋中，孙权以吕壹这等酷吏为武器，占据了绝对上风，士大夫们只能苦苦支撑。

然而，光明只靠等是等不来的，只有拨开云雾方能重见青天。为了对付吕壹，士大夫们采取了各种手段自救。其中，有比较激进的，比如潘濬曾想在宴会上当众手刃吕壹，为国锄奸，吕壹听说后吓得称病不敢前来。后来，吕壹听说如果顾雍被罢免相位后很可能由潘濬接任，更是心生忌惮，便放弃了对顾雍的迫害。还有比较温和的，比如步骘曾利用天象灾异对孙权示警。

然而，这些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吕壹作恶，孙权不可能不知道，即使潘濬能得手，还会有下一个吕壹出现。扭转局面的关键不是让孙权醒悟，而是让他有所顾忌。因此，当某些人被构陷后，其他人就要为之声援，不能各自为战，这一策略的终极手段就是将太子孙登拉入自己的阵营。这些年，孙登在陆逊的培养下深受儒学熏陶，他对孙权利用吕壹实施恐怖统治也感到不满，于是代表群臣发声。

这下，孙权便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了。太子势力已成，是轻易动不得的，士大夫们的反击之强超过了他的预期，权衡之下，他只得再次缓和双方的关系。此时，孙权需要一个台阶，群臣推荐了李衡。李衡是襄阳人，出身寒微，这样毫无背景的人当然不会白白得到举荐，他是带着任务来的。

他的任务就是扳倒吕壹。于是，李衡见到孙权后，立刻就将吕壹的恶行逐一陈述。其实，这就是走个形式而已，李衡是士大夫们的口舌，他作为局外人说出这些话，表明既不是群臣逼宫，又不是孙权主动低头，面子上可以过得去，这是一个双方都比较能够接受的形式，吕壹的命运就此注定。作为一名酷吏，得罪人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平息众怒，君主一般都会选择将其推出去当替罪羊。吕壹只知死心塌地为孙权效命，不像满宠那样懂得给自己留后路，还拥有其他方面的才干，所以吕壹只配做一个工具人，用完后就会被无情抛弃。

吕壹获罪下狱后，长期受其迫害的朝臣激愤不已，纷纷主张用酷刑严惩吕壹。不过，阚泽和顾雍非常理智，他们清楚这件事还是尽快了结为好。孙权同意铲除吕壹给大家一个交代，已经算是重大让步了，他们不能得寸进尺。将吕壹速速处决灭口，不仅可以避免暴露他和孙权私下里的猫腻，又能维护孙权的颜面。因此，阚泽反对酷刑，且在吕壹被收押进廷尉府，顾雍亲自前往审理此案时，顾雍不仅对吕壹没有任何刁难，还阻止旁人辱骂吕壹。难道顾雍真的那么大度吗？要知道，他曾经被吕壹害得很惨，深仇大恨岂能轻易放下？他能如此收敛，更能证明对吕壹的最终处理方案只不过是孙权和士大夫们相互妥协的结果。

此时的吕壹对自己的下场已经有所觉悟。他自知难逃一死，便不再做无谓的挣扎，不发一言。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临死前仍不忘维护孙权的颜面，倒是个称职的走狗。当然，这或许是因为孙权给了他某种承诺，比如“汝妻子吾自养之”等。吕壹被处死后，孙权特意下诏罪己以宽慰群臣，但他的态度并不诚恳，完全是在推卸责任。在诏书中，孙权提到众臣未能像管仲那样对齐桓公直言进谏。这是在歪曲事实，因为众臣的谏言他从没听进去过。

吕壹案的风波就这样结束了，但东吴的校事制度依然被保留了下来。孙权虽然可以暂时与儒学士人们缓和关系，但不会放松对他们的警惕。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新一轮的政治风暴还将再次展开。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自黄武以来，外部环境的改善让孙权有充分的精力进行内部斗争，东吴国政在持续恶化。孙权决不会甘心被士大夫们左右，他会在不动摇国本的前提下使用一切手段对其进行打压，出身寒门阶级导致他永远不可能融入儒学士人这一群体。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孙权的统治，加强了他的权威，但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在和儒学士人们的长期斗争中，孙权变得愈发曹操化了，当年那个从善如流的少年英主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君王。其实，斗争本应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有些时候孙权本末倒置了，其所作所为变成为了斗争而斗争。这不仅形成了巨大的内耗，同时又导致孙权执政中后期产生了一些重大的决策失误，最终为东吴的由盛转衰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