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描述，晋灭吴一战进行得异常顺利，东吴似乎是突然灭亡。其实，这个政权早已烂到了根上，在最后崩溃之前的几个月，灭亡的前奏就已经开始了。

从孙皓后期开始，东吴上下为了迎合他的喜好开始大造祥瑞。天玺元年（276年）八月，地方上报历阳山中有一块山石，其纹理天然成字，写着“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云云。紧接着，人们又在吴兴郡阳羡的国山发现一块长十余丈的、中空的石头，也说这是祥瑞。

这当然是伪造的，但孙皓不管这么多，借着这两件事在国山举办了封禅大典，这是东吴符瑞制造活动的最高峰。封禅大典完成后，孙皓下令次年改元天纪。所谓天纪，就是上天的纪纲。在他看来，之前历阳山中石头上的文字便是上天给他的指示，改元天纪便可与这一吉兆相对应。只不过，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天纪就是东吴最后一个年号了。

孙皓这个曾一度有明君之相的东吴末代皇帝此时已经昏聩得无可救药，他对这些虚假繁荣信以为真，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没有任何清醒的认识，还在做着一统九州、成就千秋功业的美梦。据《江表传》记载，一次孙皓又被手下炮制的祥瑞骗得晕头转向，他狂喜道：“从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复谁？”可见，其骄矜自大的心态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彻底变成了一个活在梦里的人。

或许正因为如此，孙皓才会把任何对自己统治不利的传言视为洪水猛兽，因为这将会打碎他的幻梦。据《汉晋春秋》记载，当时东吴境内流传一则谶语，说：“吴之败，兵起南裔，亡吴者公孙也。”这则谶语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南裔，二是公孙。其中，南裔比较好理解，按当时的语言习惯，南裔基本特指交广一带。比如，张昭的儿子张休被贬到交州，《三国志》就称之为“流播南裔”。那么“公孙”指的是什么呢？辽东的公孙氏已经灭亡四十年了，怎么可能威胁到东吴呢？

原来，江东除了顾陆朱张四大家族外，还有八个次等士族。陆机在《吴趋行》中写道：“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因此，这些家族就被统称为四姓八族。根据唐代学者李善为《昭明文选》做的注解可知，这八族为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因此，公孙氏虽然未有在朝中显赫者，但在东吴也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家族。

听闻这则谶语后，异常迷信的孙皓感到有些恐慌。在他看来，不仅岭南即将发生暴动，而且公孙家的人也会在江东作乱，东吴将遭遇一次里应外合的打击。尤其是公孙氏，他们的族人有不少在东吴的江防部队中任职，一旦他们叛逃晋国并做了带路党，则东吴大势去矣。为了将这次劫难扼杀在摇篮中，孙皓将文武官员中所有姓公孙的人尽数迁徙到广州，不让他们停留在长江沿岸。反正根据谶语，广州的动乱是难以避免的，那干脆将公孙家赶到那里去，到时候等他们发起叛乱再一网打尽。孙皓机关算尽却依旧百密一疏，正如当年秦始皇对“亡秦者胡也”这句谶语产生了误判，认为其中的“胡”指的是匈奴一样，孙皓也误解了谶语中“公孙”的真正含义，这里我们先按下不表。

从那以后，孙皓就对交广二州甚为关注。虽说数年前东吴已经平定了交趾之乱，但岭南二州作为东吴几个地理单元中最不稳定的地区，朝廷从始至终就没能在当地形成彻底的有效统治。后来晋平吴后，前东吴交州刺史陶璜在向西晋朝廷汇报岭南的情状时提到交州“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又说广州“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由此可知，东吴对当地的控制非常有限，交广人多不臣服东吴朝廷。甚至《南齐书》也提到广州土著“楼居山险，不肯宾服”。可见，直到南北朝时期，岭南都没能完全纳入华夏政权的统治。

因此，对于交、广二州出现新的动乱，东吴是有心理准备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预案，即交、广分治。这一政策在上一次交州之乱中就已经开始实行了。当时，东吴将原交州东部新分出了广州，等动乱平定后，在二州分别设置了都督区，即以交趾郡龙编为中心的交州都督区和以南海郡番禺为中心的广州都督区。按陶璜的话说，交、广二州就是互为唇齿，一旦哪个州生出动乱，另一个州就能第一时间前去支援。

这次谶言显示危机就在眼前，于是孙皓就命人核查广州户口，甄别哪些人有叛乱的可能。孙皓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未雨绸缪之举竟然成了动乱的开始。天纪三年（279年）夏，一名叫郭马的将领以此为借口，煽动广州当地军民作乱，第二次岭南之乱爆发了。

这个郭马只是个小角色，他本是合浦太守修允（修则之子）手下的一个小军官。当时，修允转任桂林太守，但患病未能赴任，在番禺养病，便派郭马领兵五百到桂林安抚各蛮夷部族。修允没过多久就去世了。由于当时孙皓正在逐步废黜部曲袭领制度，修允去世后，其部曲应该分配给其他人指挥。郭马与其余几位将领何典、王族、吴述、殷兴等都是世代从军的老兵，不愿分离，恰好孙皓又在清查广州户口，于是，叛乱就开始了。

郭马起兵后，很快就杀死广州都督虞授，随后自称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和安南将军，又委任殷兴为广州刺史，吴述为南海太守，并命何典进攻苍梧郡，王族进攻始兴郡。这次叛乱声势浩大，郭马很快又杀死南海太守刘略，并将广州刺史徐旗赶走，整个广州一片大乱。听闻这一消息后，孙皓彻底蒙了，不是说“亡吴者公孙”吗？可这和公孙家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难道自己的判断完全失误了？就在这一刻，孙皓感到了彻骨的恐惧，他有一种预感，这次似乎真的要亡国了，于是便有了“此天亡也”的哀鸣。

孙皓的预感是正确的，因为郭马之乱很可能并非一次单纯的地方叛乱，大概率与晋国脱不开干系。据《晋书》记载，当初杨稷战败后，他和手下一干将领被陶璜擒获。这些人中有毛炅这样至死骂不绝口的硬骨头，自然也有忍辱偷生的人，孟干、爨能、李松三人就是如此。孙皓起初想处死这些降将，但有人劝道：“这些人都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罢了，双方各为其主，不必过多为难，让他们将功补过就是了。”孙皓一想也对，就将他们迁到临海郡（今浙江省南部及福建省北部一带），以示宽大。

本来捡了一条命，安心过好下半辈子便是，但孟干心有不甘。这些年他为晋国效命，深入蛮荒之地作战，为的是博一份好前程，这种结局自然不是他想要的，他发誓一定要脱吴归晋。思来想去，孟干想出一个主意。众所周知，诸葛亮曾发明了元戎弩，让曹魏甚为忌惮。这样的国之利器，显然令东吴心痒难耐，但蜀汉灭亡后国内熟悉制作方法的工匠都降了晋国，东吴仍无法探知这种强大兵器的奥秘。于是，孟干抓住东吴这种心思，自称他掌握元戎弩的制作方法。等孙皓召他去制作时，孟干趁机出逃，前往洛阳，实现了归晋的夙愿。但这把两个同伴害苦了，孙皓得知被骗后怒火中烧，命人将爨能、李松处死泄愤。

孟干逃回晋国后，上书陈述伐吴大计，司马炎对其表示赞许，封他为日南太守。虽说这是个遥领的虚职，但充分表现了晋国官方对他的嘉奖。不过，孟干有什么“伐吴大计”值得司马炎称赞呢？要知道，他也就是个南中土著，才学见识想必非常有限，难道他有什么高见能胜过司马炎的智囊团吗？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孟干的“伐吴大计”既然得到了认可，那就肯定不是正面进攻，因为常规的方法肯定早就被讨论过无数次了，他说的一定是一些奇计，或许就涉及郭马。

孟干曾和修允父子发生过一系列战斗，修允的父亲修则战死沙场，后来孟干又做了俘虏，双方必定是互相了解的。作为修允的部将，郭马和孟干二人应该也彼此不陌生。孟干很可能在接触中发现郭马这个人不安分，可以争取，才会献策以郭马为突破口伐吴。这大概就是他的计策得到赏识的原因，这是他独有的优势。

另外，郭马之乱发生在夏季，晋灭吴之战虽然发生在十一月，但这么大规模的兵力调动肯定不是简简单单的事，必然要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这样看来，二者在时间上也可以相互对应上。因此，郭马之乱背后很可能有晋国的影子，这是一次针对东吴的阴谋。在东吴南部的边疆制造动乱，将东吴的注意力吸引过去，这样就可以达到“声南击北”的目的了。

仅从交广战场的情形来看，东吴实行交广分治，唇齿相依的策略似乎是成功的。当时，孙皓命滕修为镇南将军、假节兼广州牧，率兵万人从东路进讨；陶璜统管交州及合浦、郁林二郡的部队，从西面进军。两路人马东西夹击，共讨郭马，形势一片大好。不过，孙皓可能还觉得这样不够稳妥，又命徐陵督陶濬领兵七千助战。徐陵是东吴长江防线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当初曹丕三次大举南征的目标都是京口，可见它的重要性。按理说京口驻军是东吴国防的重中之重，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轻动的，由此可以看出广州之乱对东吴的国防布局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因此，从整体战略的角度来看，晋国才是真正的赢家，东吴赢在一隅却输了全局。据《晋书》记载，当时杜预在给司马炎的上表中如是写道：“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意思就是东吴的江防兵力已经严重不足，东西不能两全，东吴只能尽力保住夏口以东，苟延残喘，无法把更多的兵力调到西境，以致国都建业空虚。天纪三年的闰月是七月，可见，东吴从夏秋之交开始，江防便开始捉襟见肘了，这正好与郭马之乱的时间相近，这并不是单纯的巧合。

其实，东吴防备空虚，真的全是被郭马之乱牵制吗？其实，倒也并非完全如此。事情弄到这一步，孙皓本人要承担相当的责任。之前我们说过，孙皓曾经大肆分封诸王三十三人，其中有二十二人都得到三千属兵，这就是六万多人。而据晋灭吴时的统计，东吴全国上下就只有二十三万军队而已。孙皓将超过四分之一的宝贵兵力分给儿子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地方上的大家族，但同时也对防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当初，陆抗总结西陵之战的经验，发现晋国能非常轻松地在荆州方向出动八万以上的大军，这令他非常震撼，自己只有区区三万人马，虽然这次侥幸取胜，但下次怎么办呢？荆州虽然远离江东，却是东吴防御的重点，一旦被敌人突破，数千里的江防将土崩瓦解。陆抗对此忧虑万分，甚至在身患重病时还上书请求孙皓给他增兵至八万人，但孙皓未做任何回应。陆抗就这样带着无尽的遗憾去世了，他的担忧终于变成了现实。试想一下，如果孙皓能将这六万多人增援到荆州，东吴的处境又怎会如此窘迫呢？

所谓公孙，其实根本就不是指公孙氏家族。在古代，公侯王子之孙便可称为公孙，谶语中的“公孙”大概指的就是孙皓这些儿子们。孙皓本人虽然是一国之君，但其父孙和从未做过皇帝，孙和的孙子们被称为“公孙”一点问题也没有。这些“公孙”们虽坐拥六万多大军，但他们分处各地，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统一的指挥，所以在亡国之际未能起到半点作用，反而浪费了宝贵的机动兵力，以致晋灭吴如摧枯拉朽。或许这才是“亡吴者公孙”的真正含义，可惜孙皓没能领会其中的奥妙。

兵法有言：“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这就是说，处处防备的话，每个地方都会兵力不足。东吴的长江防线正是如此。以东吴的国力，除非将绝大多数的兵力部署在沿江防线上，方能在晋国发动总攻时有一战之力，但也非常勉强。可如今，东吴不仅有郭马之乱的牵制，又有诸王的六万大军无所事事，而且陆抗那样可以力挽狂澜的人物已驾鹤西去，这次东吴还能逃过一劫吗？

此时，西晋王朝的战争机器已经隆隆开动，割据江东八十多年的孙氏政权即将迎来它最终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