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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豆子芝麻茶 作者:杨本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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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姑家住了半年。二姑有五个孩子,负担太重,一大家子人就够二姑和姑父对付了。我便写信要父亲接我回去。 回到父亲身边,我的尾骨和脊椎还没完全好,脖子上又生了好多疖子,围着脖子一个接一个。疖子到了一定时候会穿孔,里面流出像洗米水一般混浊的东西,又腥又臭。那苍蝇啊围着我飞,我到哪里,它们就飞到哪里。我拿着一把烂蒲扇不停地拍打,赶走了又飞回来,赶走了又飞回来。这病有个俗称,叫老鼠打洞,是个人见人嫌的病。那时候我大概有点像济公。 我又回到二姑那里。二姑每天上山釆一把草药,用石头砸烂,敷在我脖子上,再用布包好。每天一次,不到两个月,脖子好了,洗净草药,留下了这些疤痕。 自从尾骨受伤后,脊椎也受了伤,书也没读了,更做不了重活,我就只在家帮父亲做饭洗衣,也没挨过打了。 我十六岁那年还没来月经。那段时间,我发现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隔三岔五地找父亲。这人长得精瘦,尖嘴猴腮,小眼睛贼溜溜地转。见到父亲,两人就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 一天,父亲忽然问我:“你多少岁了?” 我说:“满十六岁了。” “十六岁在农村可以结婚生子了,我已替你找好了一户人家,过几天有人来接你。” “我不结婚,你看我这个样子,人家还以为是个男的。我还小,不想结婚。背和尾骨还痛,到了别人家里不能不做事,要我走也得让我身体完全恢复好。” 爸爸烦躁地说:“这事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人家日子都看好了,我不能出尔反尔。” “我知道你想尽早摆脱我。爸爸,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疼惜?我是你的女儿啊,你要看着我往火坑里跳?” “这怎么叫让你往火坑里跳?人家成分好又有劳力,比跟着个‘右派’父亲会好得多。我这是为你好。” “不要讲得那么好听。你那一脚差点让我成了残废,难道你一点点都不内疚?现在身体还没好,你就要把我赶走。” “我顶着个‘右派’帽子,不那样做能行吗?” “至少能轻点。你是想踢死我,只是没如你愿,没踢到头,踢到头我也许就死了。” “不要讲这些有的没的,不去也要去,去也要去。” 话讲得如此决绝,我和爸爸的情分也到此为止了。 过了几天,那个瘦老头子来了,他和父亲打过招呼,说:“可以走了吗?”父亲点点头,跟他说:“拜托了。”又转身对我说:“带着你的东西跟伯伯去,他是个好人,不会害你。” 跟着这人大概走了四十几里路,一路上我横竖不开口,没和他讲一句话。七弯八拐总算到屋了,一堂屋的人毫不客气地盯着我。我害怕得要命,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躲起来。 瘦老头子叫我:“小秦,这就是我给你找的对象家,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你要听话,手脚勤快些,好好做事。” 我茶都没喝一口,也没搞清哪个男子是我的对象,人群中就有个中年妇女对我喂了一声:“还站着,去做饭呀!”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一个男的——就是我对象,他倒起了怜悯之心——走过来,让我跟他去灶屋。背后传来了他们的谈话声,只听一个女的说:“要得要得。”灶屋里堆满了红薯,锅碗瓢盆乱七八糟地堆在灶上案板上,我不知该干什么。 那男的拿了些红薯给我,说:“洗干净,煮熟。”又指着一碗饭说:“这碗饭是父母吃的,把它热热。以后每餐就煮这么多红薯。妈拿米给你,你就煮点饭,饭是父母吃的,没我们的份。菜在门前地里,自己去摘。” 我把这些听在心里。吃饭时,我才偷偷注意到,挨着我所谓的丈夫站着的,还有六个弟弟妹妹,各人手里擎着一碗红薯,就那样站着吃。一碗酸菜摆在桌上,是他父母的下饭莱。 红薯润肠通便,长时间吃红薯,饭碗一放,一伙人第一件事就是冲进茅坑去解决问题。这让我忍俊不禁。 太阳沉到山那边去了,天变成灰灰的一片,暗了下来。阴历的九月,天黑得早了,终于要上床了。我跪倒在床上,像一个被虐待的孩子,哭啊哭啊。也不知道是哭自己还是哭他,心里一片空白,只是想哭。也许是压抑得太久了,现在哭居然有个人听。我想,有一个陌生人听我哭,也很知足。 最终我还是躺下了。他向我身上爬来,我步步退缩,退无可退了,他压上了我。我的背和尾椎一阵剧痛,痛得我一声惨叫。这惨叫是本能发出的,撕心裂肺地痛啊!他吓得不轻,滚到一边,喘息着,连连说:“我没碰你啊!我没碰你啊!” 我同样喘息着说:“我是因为痛!”我们就像打了一大架,彼此打累了,需要片刻的歇息。 不知过了多久,我好不容易爬下床(我总觉得那木床特别高),点了灯,上床坐好,望着他。那张扁平的脸虽不讨我喜欢,但显然不至于恶毒,我要把我的苦楚和盘托出,求得他的谅解。 “我不知我父亲是怎样对你讲的,我的伤势很重,不知哪天才能好。请你把我退回去吧。” 他说:“家里弟妺多,穷,我二十九岁了才结到这个婚。这次媒人那里还花了不少钱,退是不会退的。” 一日三餐的红薯,我也开始步他们的后尘,一吃过饭就要冲向厕所。粪池很大很深,上面搁着几块板子,踩上去还会软一下。这一软总能把我吓得汗毛倒竖,想着要是断了,就要掉进那成坨的大便和成堆的蛆蛹中。那茅坑没有隔板,能彼此看到裸露的屁股。有时碰到那人的父亲,我羞得掉头就跑。可那润肠通便的红薯由不得你,大便该出来就要出来,好几次我只好跑到附近山上去解决。 其实那男的对我还好。就是一年有半年吃红薯,还吃不饱,要这么吃一辈子,想想都怕。上厕所也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受不了。 我一直没放弃逃跑的念头,整天想着怎么逃跑。 十八岁那年,我生下了大女儿。女儿三个月大时,我带着她逃了。 那几天,我每天早早起来努力做事,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一天早晨,我起来煮了一锅红薯,把装着几件衣服的布包挂在身上,又拿张黄裱纸包了几个熟红薯,就上路了。 三月的早晨依然很冷啊!寒风凛冽,像巴掌一样扇在脸上,我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抱着女儿踽踽独行。后来天大亮了,我站在大路上,天又大又空,自己渺小薄脆,前路不晓得在哪里。 生怕他们来找,我加快脚步直奔火车站。我早就悄悄地攒了一点钱。父母对我不好,我早有脱离他们的想法,只想攒钱。记得十三岁时,我们那里修铁路,铺铁路要很多石头,我就去打石头赚钱,赚来的钱交些给母亲,自己藏些。这些藏起来的钱,现在派上了用场。 几经周折,我回到嘉兴,找到了母亲住的家。我敲门,母亲来开门,一见是我,她飞快地关上了门,连家门都没让我进。 家是回不了了,我抱着三个月大的女儿走投无路,想着去镇上住下再想办法。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我奶水多,被一家人请去当奶妈。我和女儿便有了栖身的地方。钱是随东家给的,给多少,我就收多少。走投无路时,有人收留就很知足了。 做了一年奶妈,由镇上的人介绍,我嫁了第二任丈夫。他看上去有点斯文,做事慢慢悠悠,甚至憨态可掬。我觉得这样的人靠得住,浑浑噩噩就结了婚,还打了结婚证(第一个没打结婚证),决定和他过一辈子。 万万没想到他是个性亢奋,一个晚上要六七次,可以整晩趴在我身上不下来,持续作战,通宵不睡,弄得我那地方前所未有地痛啊!一上床心就像战鼓样擂得咚咚地响,我怕啊!我觉得他是个魔鬼。 我对他说:“你这是种病态,不正常,要去看医生。” 他态度生硬地说:“我有什么病,我身强力壮,不就是晚上和你多做了几次吗?这就觉得我有病?真好笑。” 我忍着,后来得了严重的妇科病,三天两头跑医院。医生用异样的眼神看我,以为我是个荡妇。我无地自容。我用了各种消炎药,还打了黄体酮。 结婚两年后,我怀孕了。我决定逃,不逃肯定会死在他手里。 我一生都在逃。 我攒了点钱,买张票坐火车到江西南昌去找二姨。小学时学过一首歌:“江西是个好地方,好呀么好地方,山清水秀好风光,庐山奇秀甲天下,景德镇瓷器美名扬……”印象极深,我想江西一定是个好地方。 二姨因家里成分不好,跟一个在嘉兴做木工的人跑到了南昌。在南昌,二姨没工作,又生了四个男孩,日子过得紧巴巴。我不忍心连累她,很快又嫁了人。 第三任丈夫是二姨邻居介绍的。当时我没任何要求,除了带着一个拖油瓶,肚里还有一个,别人能要我已经很不错了,何况他还有工作。丈夫是个老实人,没结过婚。我把肚子里有孩子的事告诉他,他也不嫌弃我。他比我大十岁,对我嘘寒问暖,好菜都留给我吃。后来我生下儿子,他视如己出。我为他也生了个儿子。 可是好景不长,我三十一岁那年,丈夫忽然对我若即若离,总是躲着我。我百思不得其解,以为他有了相好。我偷偷观察他,终于有一天我看到他那东西了,那东西的头子烂得像一个开花馒头。如今我一看到开花馒头就会想起那东西,我从来不吃开花馒头。 我带他上医院,医生一看就说,百分之百的阴茎癌,要动手术割掉。他舍不得,事情一拖再拖。 我百般劝他:“命重要还是那东西重要?割掉了,我不会丢下你,你放心。我会陪你一辈子,不管你活到多少岁。” “割掉了你就要守活寡。你那么年轻,我对不起你。我专心吃药打针,也许会好。” “我们再去看医生,一切都听医生的。我守空房守活寡都不要紧,只要有你在。” 再去看医生,还是要割掉。手术很成功。三十一岁我就开始守空房,当了个活寡妇。(她笑。) 我们像以往一样,过着正常的生活。谁知道癌细胞一直没离开过,居然隐藏在他身上十多年,十多年后又转移到别处。他的阴囊肿起来,如一个葫芦。去看医生,医生说是阴囊癌,要手术方能保住命。他没反对,一切都听我的。手术后,曾经的茂密森林变成了一块光秃秃的平地,地上插了一根导尿管,好似平地上长出一根树苗,小便可以从那里排出来。 不知他哪根筋得罪了病魔,即使是这样的身体也觉得宽待了他。平静的生活没过上几年,他又中风痴呆了,卧床不起,基本不能言语。我照顾着他,有时间还去捡废品,这是我的爱好。有时回来,大便弄了一床,我用手一捧一捧捧掉。 我插嘴:“天呀,那有多恶心,你总会戴橡胶手套吧?” 她答:“不戴,我捡一天废品都买不起一双手套。她接着讲述。” 卧床三年后他走了,我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生活,捡废品成了我的消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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