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もしここに硬い大きな壁があり、そこにぶつかって割れる卵があった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の側に立ちます）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月15日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大会上，面对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耶路撒冷市长尼尔·巴卡特和七百多名听众所做演讲中的一句话，也是其演讲的灵魂和向以色列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无须说，此乃以巴之争的隐喻，高墙暗指以色列。但不仅仅如此，高墙还是体制（System）的别名。“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率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村上说道。

那么体制又指哪些呢？村上最近接受了日本有名的综合性杂志《文艺春秋》的独家采访，以《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为题谈了他的耶路撒冷之行，谈了他在那里的演讲（见《文艺春秋》4月号）。作为体制提及这样两种。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天皇制和军国主义曾作为体制存在。那期间死了很多人，在亚洲一些国家杀了很多很多人。那是日本人必须承担的事，我作为日本人在以色列讲话应该从那里始发。”村上说他不曾正面向父亲问起战争体验，或许应该问，却未能问，父亲大概也不想说，但战争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这点是确切无疑的。“虽然我是战后出生的，没有直接的战争责任，但是有作为承袭记忆之人的责任。历史就是这样的东西，不可简单地一笔勾消。那是不能用什么‘自虐史观’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来处理的。”

其二，村上认为体制还包括原教旨主义等其他多种因素。“我们考虑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那里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原教旨主义同原教旨主义的针锋相对，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对峙。……人一旦被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放弃以自身力量感受和思考的努力，而盲目地听命于原理原则。因为这样活得轻松。不会困惑，也不会受损。他们把灵魂交给了体制”。村上认为奥姆真理教事件即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开庭审理期间他一直去法院旁听，觉得那些案犯也是邪教教义的受害者。“我感到怒不可遏的，较之个人，针对的更是体制”。

应该指出，被村上视为高墙的体制还不止他在这次采访中说的这两种。众所周知，村上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讨厌所有束缚个人自由的东西——讨厌日本中小学整齐划一的校服，讨厌强迫学生做同一种运动的体育课，讨厌使得员工不忙也必须装出忙的样子的公司，讨厌指手划脚自命不凡的官僚机构，讨厌“网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体制。在他看来，日本是个扼杀个性无视自由的“封闭组织”，个人很容易在这一封闭体制中“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一句话，高墙仍在。

既然作为高墙的体制仍在，就必然有撞墙破碎的鸡蛋，于是产生了小说家的职责或者写小说的理由。村上在讲演中说道：“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使我想起2003年初他当面对我说的几句话：“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而在他写作满三十年的时候，又从耶路撒冷传来了“站在鸡蛋一边”的声音。“让灵魂获得自由”和“站在鸡蛋一边”在实质上是同一回事。因为二者都是针对高墙而言，两支箭一齐射向高墙。但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有了更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破碎的鸡蛋。准确说来是为了推倒高墙以免鸡蛋破碎。“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问得好！这大概也是村上向我们所有人出的一道难题，一道看似容易而实则再难不过的难题。

当然，最理想的社会是没有高墙的社会，没有高墙也就无所谓破碎的鸡蛋。整个社会好比一个巨大的孵化器，保障每只鸡蛋都有新的生命破壳而出—— 孵化自由，孵化个性，孵化尊严，孵化和谐。但作为现实问题，恐怕仍要不时面临这样的选择：在高墙与鸡蛋之间站在哪一边？而最为怵目惊心的场景，无疑是所有人都站在高墙一边，最后所有人都沦为破碎的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