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我的妹妹们和我父母都回家了。一切都太疯狂了，和我的预期完全不同。

我洗完澡，穿上干净衣服，用毛巾擦干头发，静静地坐在前厅里，准备向家人宣布自己是个素食者。我相当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从现在起，我就只能靠香蕉存活下去了，吸收那点可怜的营养。我知道母亲会强烈地反对，因为我最终会变成罗圈腿，变得瘦骨嶙峋，和那些可怜的刚果儿童没什么区别。但我不在乎，就算头发掉光我也不管。我都十七岁了，有权利这么做。况且，我还设想了一个秘密计划。我决定，只要埃本·阿克塞尔罗特一回来，我就要利用自己女性的狂野魅力，达到目的。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让他驾驶飞机带我离开这儿。“我的未婚夫，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和我正计划返回美国，”我会告诉他们，“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度，想吃什么都能吃到。”

但这一次的广场议事不同往常。他们到家时，个个都对村里人为了得到自己那份恶心的肉而大打出手感到义愤填膺。他们说个没完，评头论足。母亲则在炉子里生起了火，烤上了他们的羚羊腿，并拿了几只大蕉捣成糊。味道真好闻啊。你可以听见肉在火上嘶嘶作响，逐渐变得又脆又嫩、汁水饱满。我不得不承认到吃晚饭的时候，我确实稍稍吃了几口，但那只是因为我饿得都快虚脱了。我还想到要是掉头发该怎么办！可是！如果一百英里之内有间杂货店，相信我，我肯定会自己打探清楚，步行去那儿用餐，毕竟那儿的肉不会还连着蹄子。

用晚餐时，我们家仍是吵成一团。利娅一个劲儿地说她的确射中了一整头羚羊，那些人不把它分给我们家，真是岂有此理。父亲告诉她，上帝是不会对轻慢长者的人开恩的，而他，普莱斯牧师大人，对她的道德教育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他说这话的时候，用的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语调，就好像在谈论狗又去翻垃圾了之类的事。他声称利娅让人羞愧，并不适合装载上帝的意志，这也就是他在应该惩罚她的时候，却不再屑于放下身段这么做的原因。

利娅语调平静地回敬了他，仿佛她也是在谈论谁在那儿翻垃圾，反正翻的不是她。她说：“那就是你的观点吗，父亲？你那样想真有意思。”诸如此类的话。我觉得，既然她不会因此而受罚，那这样说话真是无懈可击！她真是走运。我和艾达、露丝·梅都置身事外，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仍然适合装载马屁。尽管有人可以向父亲指出，毕竟我们家终于有人为家人带来培根。有人甚至会说我们家里是利娅在当家，这倒也没错。母亲站在反对父亲的一边，虽然她没有这么说，但是在堆叠盘子的时候碰得叮当响。

然后，转瞬之间，他们就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内尔森身上。他跑进了我们家，担心自己性命堪虞。这事儿跟蛇有关。他在我们的鸡舍外看到了恶兆。好吧，那也没什么好吃惊的。最近几天，到处都能看到蛇。比如说，房子里，盖子盖得很紧的放豆子的篮子里。你根本想象不到蛇竟然喜欢待在那些地方。每个人都很害怕，内尔森说，你甚至能看见恐惧的两只脚在周围走来走去。他看到了恶兆，于是他再也忍不住了，因为他就睡在我们家的鸡舍里。他认为自己肯定要完蛋了，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母亲试图安慰他，但他就是不听。他说他正准备上床睡觉，听见外面有声音，就出去看。当他踏出鸡舍的小门时，有两道阴影呈X状落到了他面前的小径上。近来，他晚上睡觉时，都会用绳子把鸡舍的门拴住。但现在谁都清楚，再牢的绳子也没用。内尔森死活都不愿再睡在鸡舍里了。

好吧，只要是两样稍微直一点的东西，就能形成X形的影子。母亲就是这么告诉他的。这是实话，尤其是想象力不着边际的时候，就更应该这样想。也许是某个调皮鬼想要吓唬吓唬他，存心捣捣乱。但内尔森说那不是普通的阴影，是蛇的梦。

父亲宣称这就是信仰错误偶像的恶果，他对这种事不再承担任何责任。那天晚上，反正他和任何事都撇清了关系。母亲不必去同意他，但我看得出她并不想让我们靠近鸡舍以探寻究竟。父亲引用了一句圣经，说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句话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名言，并非出自圣经。]他告诉母亲，如果晚上她让内尔森睡在了我们的房子里，那她就是着了偶像崇拜者的道，如果她想把自己看作他们中的一员，那她大可以带上孩子，到他们那里去寻求庇护。然后，他转向我们，宣布我们早就该熄灯睡觉去了，不要去理会那些可笑的刚果迷信。

但内尔森溜出房门时仍是惊魂未定，我们也没法觉得好笑，这是肯定的。即便阿纳托尔一直告诫我们现在得小心为上，但我必须承认的是，阿纳托尔的脑袋不是还好好地长在他肩膀上吗？我们心想还是上床睡觉吧，却听见内尔森在门外哭哭啼啼地让我们放他进门。我们也都吓得魂不守舍。利娅也不例外。我们并不相信伏都恶灵，还一个劲儿地互相安慰重申这个事实。可是晚上，外面总是有个黑暗物质自丛林里注视着我们，蜷伏在我们的床底下，不管你叫它恐惧、蛇的梦，还是错误偶像什么的——它总归就是某样东西。它并不在乎我们睡觉前念过什么样的祷文，也不在乎我们是否承认自己相信它。它是否相信我们，那才是问题所在。

我们躺在床上，听着内尔森一刻不停的尖利的乞求声。脚趾黏糊糊的蜥蜴斜斜地在墙上爬。月亮在我们的蚊帐上投射出阴影。内尔森哀求着：“巴卡拉姆普图内尔森，巴卡拉姆普图 。”一而再再而三，犹如可怜的饿狗，不住地呜咽着，不知如何才能停下来。我们听见父亲那张床上的弹簧猛地呻吟了一下，然后就看见他跑到窗前，冲着内尔森吼，让他闭嘴。利娅辗转反侧，拿枕头捂着脑袋。我反胃反得厉害。我们都是。父亲满腔的憎恨和母亲默然无语的畏惧，都侵袭着我们的神经。

“这样不对。”利娅终于开口说道，“我得去帮他。谁有胆量跟我一块儿出去？”

一想到要出门，我就心惊肉跳。但如果其他人也去的话，我可不想独自留下和阴影、蜥蜴或者别的什么为伍。我觉得我们的房子才是最让我不寒而栗的。问题整个儿就出在房子上，因为里面住的是我们一家人。我早已过了只有缩在父母翅膀底下才能感觉安全的那个心智阶段。也许刚到刚果的时候，我还是那样，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但如今，一切都改变了。当个美国人毫无意义，这里没有人为此看重我们。现在，无论是黑是白，所有人全都深陷在这一口炖锅里了。我们现在当然不是孩子。利娅说在刚果，只有两种年纪的人：被带在身边的婴儿和可以起身自我保护的人。没有中间阶段。没有童年这回事。有时候，我认为她说得挺对的。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得去外面帮帮内尔森，就让父亲见鬼去吧。”

不管我们是否这么说了，反正我们几个肯定都同意让父亲见鬼去。

让人吃惊的是，艾达起身穿起了牛仔裤。那是她的表达方式，意思是“算我一个”。于是，我也在地上摸索起了自己的皮鞋。利娅拿起露丝·梅的衬衫往她头上套去，再把她的脚塞进网球鞋里。我们就像老鼠一样，悄悄地爬出窗子，溜到了外面。

我们决定设一个圈套，就像但以理在圣殿里做的那样。那是利娅的突发奇想。内尔森从炉子里耙出了一大锅冷却的灰烬，我们一起把灰撒在了鸡舍周围的黏土场院上，撒得到处都是，鸡舍里也撒了。我们就着烛光忙活着。内尔森负责放哨，以免有谁看见我们，但露丝·梅却大大咧咧地晃悠来晃悠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几个也是，结果炉灰上的脚印乱得不可开交。鸡舍里的两只鸡也被烛光吓到了，因为它们在玛玛·姆万扎那里过的日子和这儿不同，还不习惯住在我们家的鸡舍里。它们东奔西跑，又在上面添上了它们的足印。我们不得不把脚印全部抹掉，从头再来。第二次，我们就小心多了。我们让露丝·梅站在一个地方别动，把鸡赶回鸡舍里待着。它们睁着愚蠢的小眼睛往下瞅着我们，将脸埋在羽毛里，发出轻轻的咕哝声，好让自己平复下来。

一切准备停当后，我们让内尔森保证晚上躲到阿纳托尔家里，天亮前再回来。利娅陪他跑了几乎一半的路程，因为他很害怕，然后利娅再一个人跑回来。我们都蹑手蹑脚地回屋上了床，让灰烬原封不动地留在我们身后，犹如新下的雪。如果有人或有东西跑进我们家的鸡舍——只要它有脚——我们就能当场抓出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