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兰大，埃默里医院，1968年圣诞节

我开始失去我的迂折[原文为“ I am losing my slant”，既指艾达的身体状况，亦指她说话不再拐弯抹角。]。

我在医学院里交了一个自命不凡的神经病学家朋友。他坚信我这辈子都在身体力行一个极其严重的谎言。艾达的假帽。[“谎言”原文为“falsehood”，艾达把这个词拆开变成“False Hood”，意为“错误的兜帽、虚假的保护罩”。]照他的看法，像我这样很早就发生的大脑损伤不应对身体活动造成持续的影响。他坚称，在我大脑皮层未受损的部位一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补偿机制，而我拖拉疲沓的右侧身体仅仅是在固守幼年期习得的一个习惯而已。当然，我将他嘲笑了一通。我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去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我对艾达的整个概念竟然是建立在我的身体与大脑的彼此误解之上的。

但这个神经病学家极有说服力，长得又很俊，还获得了一笔任谁都会朝思暮想的科研款项。为了证明他的错误，我就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了他设计的一个实验项目。整整六个月，他让我做到彻底不走路，以便将所谓不良习惯的神经通路清除干净。靠着朋友们的帮助，我将自己那间小公寓重新布置了一番，使其适宜一个成年婴儿居住。每天清晨，我都得小心翼翼地从床垫上匍匐到厨房地板上的咖啡壶和电炉前。我只使用冰箱的下半部分。为了保持尊严，去工作时我会坐着轮椅。那段时间，我正好在儿科轮值——运气不错，因为儿童不太会将自己的疾病怪罪于瘸子，不像成人。成人对于你说的话只是一耳进一耳出，心里则总惦记着圣经里的指示，“医家，你医治自己吧！”但我发现儿童都很高兴有个坐轮椅的医生为他们看病。

在家里，当我试图记牢地毯上的瑕疵，我的肢体开始学习交互配合。一天，当我向前伸出左臂的时候，我感到一股橡皮筋般的力道在身下牵引着我的右腿往前探去。一周后，我发现自己能轻松地靠双手和脚趾来平衡身体，将我的臀部往上推至空中，再翻身落下成坐姿。我情不自禁地为自己的成就拍手庆祝，谢天谢地，没人看见。又过了没几个星期，我的双臂就有了足够的力量可以抓着家具把自己拉起来，再松开成站姿。现在，通过摸索，我已能摇摇晃晃地走出一条直线。我学会了双脚轮流迈步。我并非重新学习，这完全是第一次。因为母亲声称，这些事我在婴儿期一样都没干成过。她坚称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年，整日哭着闹着要利娅待在身边陪我玩。直到后来有一天，我毫无预兆地从沙发上滚落，便跟着她一瘸一拐地走了起来。母亲说我从没做过任何练习，只是一直盯着利娅，让她为我们俩犯错，直到我准备好勉强准确地独自完成为止。母亲如今对我很好，或许是因为我比其他孩子离她更近吧。但我并不同意她的说法。我自己也犯了许多错误，只是都是在心里犯下的。

花了好长时间，我才终于相信自己得救了。并不是说不再歪斜了：我的身体仍有些斜，动作总是慢上好几拍。而是说我从自暴自弃中得救了。事实上，直到今晚，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利娅眼下正在亚特兰大，如果说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的话，至少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利娅和阿纳托尔，还有他们小小的儿子帕斯卡和另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利娅正在修农业经济学，而他们所有人正在尝试一个宏伟的计划——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我觉得这番努力肯定长久不了。我和他们一起去食品杂货店时，我感觉他们都畏首畏尾、一惊一乍，心里却又满怀着嘲讽。他们当然会这样。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时的情景：在亮如白昼、令人目眩的仓储式卖场里，整排货架上尽是些发胶、洁齿膏和爽足粉之类的东西，仿佛我们的蕾切尔突然前来掌管了一切。

“那是什么，艾达姨妈？那个呢？”他们的帕斯卡问道。小家伙眼睛睁得滚圆，边走边伸手指着过道两边：一罐粉色罐身的脱毛膏，一听喷洒地毯用的清香剂，还有一堆盖着盖子的容器，大小和我们每天扔掉的罐头一般大。

“那是些没人真正需要的东西。”

“可是，艾达姨妈，怎么会有这么多种没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呢？”

我想不出冠冕堂皇的回答。为什么我们有人对用什么牌子的牙膏纠结，有人却在湿泥土和骨灰之间纠结，不知道哪一样能平息空荡荡的胃壁火烧火燎般的难受呢？对这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我实在无法把美国向他解释清楚。我们把这难题留给了阿纳托尔，因为他总能瞬间洞悉一切。他冲着巨大广告牌上近乎全裸的女人发出嘲讽的大笑；与住在亚特兰大街角的流民交朋友，问他们很详细的问题，比如睡哪儿，怎么吃东西，得到的回答都很有趣。你大概想象不到，有多少只栖息于亚特兰大公共图书馆檐下的鸽子最终成了格兰特公园里的烧烤。

我发现自己和阿纳托尔志趣极为相投。我觉得，我和他都是被标了记号的人。乍一看是些怪人，但又学会了照表面现象来接纳这个世界。他的孤儿身份、他的离乡背井、他那热切而怀疑一切的心灵、他的孤独，都使他早早就带上了标记。我注意到他也是反向理解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广告牌上的卖点到底是什么，贫穷从何而来，又去往何方。我不应觊觎我的姐夫，但我能以自己的方式来更好地了解他。阿纳托尔和我一样，栖居于同一种孤独氛围之中。我们之间的区别是他能够为了利娅放弃自己的右臂和右腿，而我早已这么做过了。

如果脱离了瘸腿的状态，我是否会彻底迷失呢？

在露丝·梅和那么多孩子死亡之后，我怎么还能心安理得地存活下去呢？我的救赎会是死亡吗？

在医院里，我有大把的时间来思考这类问题。我想起自己能接触到无数种麻醉药品，安眠是绝对可以实现的。你睡着的时候，上帝就看不见你，露丝·梅坚信这一点。恶不会剥夺沉睡中的眼睛。生存！[原文是“Evil peels no eye on sleep. Live!”，是一句回文。]

死亡。

他们时常拜访母亲。去年，母亲新找到了一个类似教会的去处，便放弃了伯利恒的花间隐居地，搬入了亚特兰大的公寓楼。她要游行示威，争取民权。他们付她工资，让她去办公室上班，但我知道她是为示威而活的。她颇擅长此道，而且对危险无动于衷。有一天她冒着催泪弹步行了一英里，然后晚上来到我的住处，好让我检查她的角膜，看是否有损伤。她的双眼完全没有丝毫红肿。我觉得子弹根本伤不着她。

我忽然觉得我也需要宗教。尽管母亲如今已有信仰，可她仍在受难。我相信身边没人的时候，她无时不在同露丝·梅说话，祈求她的宽恕。

利娅也有信仰：她的宗教就是受难本身 。

蕾切尔没有。显然，我们这几个姐妹里，就属她最快乐。不过也许可以说，她信仰的是自己这个自创一格的女神。

我没能那么经常和利娅及阿纳托尔见面，对此我很抱歉。当然，我是个医学院学生，课程安排毫无人性，大家都体谅这一点。而且，我住在另外一个校区，和已婚学生的宿舍是截然分开的。他们在那儿造孩子，而我们在这儿只能救孩子。

这个月十分难熬——得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轮值。上个礼拜，我们失去了两个孩子。昨天，圣诞节的前一天，时钟转过整整两圈，我始终在照看着三个小生灵，他们的肺吃力地运行着。由于早产，他们的肺犹如蝶翼般平展、无用。是三胞胎。我想起了内尔森关于如何处理双胞胎的说法，以及漠视该传统将会造成的可怕后果。我们这儿的情况更糟：三重灾难降临到了这对可怜的父母身上。我和孩子的爸爸谈了谈，那是个十六岁左右的男孩。我们说起应好好养育这些患病儿童的时候，他用的是假设语气，显然他并不想耗在这些孩子身边。于是，重负就落到了做妈妈的人身上。当医院里的机器发出轻柔的蜂鸣声，当白底鞋在大厅里来来回回地窸窸窣窣时，灾难却轰鸣着落到了自己也仍是个孩子的母亲身上。这是她的圣诞礼物。她将签下一辈子的卖身契。面对这三只瞎老鼠，她的生活将再也无法摆脱劳碌和失望。身为没有丈夫的妻子，学校里的朋友仍徜徉于花季之中，她或许会用菜刀割断他们的尾巴。[出自英语著名儿歌《三只瞎老鼠》，歌词中有农妇用刀切掉老鼠尾巴的情节。]

谁说她不该披散头发、甩着脐带跑入森林，跪下来，把三个小家伙依次放到松树下？谁敢说我处方给她的静脉滴注和保温箱就真的是明智之举？

如果母亲当初选择离开我，又有谁能责备她呢？

子夜过后，我在实习医师休息室里的小床上睡了过去。但我连连做梦，睡得极不踏实。装在管子里的各种肤色的患儿在我的脑袋、胳膊和手上舞之蹈之。“生存还是死亡，生存还是死亡 ？”他们齐声歌唱。“妈妈，我们可以走吗 ？”

非洲从我的正义之屋、我的艾达道德准则底下，滑过地板，溜至屋外。以前，世界意欲将我强行塞入那帮只会揪自己耳朵的野孩子堆里，而我多么自鸣得意、信心满满地在那个世界里穿行。愤怒的艾达有资格、有权去蔑视每一个人。现在，她却必须向那些认为她打出生起就该被丢在丛林里的人妥协让步：好吧，他们说得在理。我把一件东西背负在自己歪斜的瘦脊背上从刚果带出来了，那就是对生命价值的极度不确定感。而如今，我却要当医生了。看我多理智啊！

我在半梦半醒中挣扎着，这忙中偷闲的睡眠令我浑身燥热，倏然间我彻彻底底地醒了，只觉得恐惧、战栗。我侧身躺着，眼睛大大地睁着。我觉得双手冰凉。我觉得好害怕。这是一种前所未有、让我难以承受的糟糕感觉。怕。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它从不写给我——大自然告知简单的消息——用温柔的庄严。她的信息已交到我无法看见的人手里——出于对她的爱，亲爱的同胞，请给予我温柔的裁判！[引自艾米莉 · 狄金森的诗《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

尽管如此，我还是稍稍爱上了这世界，但也面临着失去它的危险。

我坐在小床上，伸手捋过纠结着的汗湿头发，感受着手臂上小脚印形状的瘀伤。挂钟上的秒针正荒唐地稳步前行：嘀嗒，嘀嗒，嘀嗒……

究竟害怕什么呢？

田园诗般、自我毁灭式的手足相残[原文为“Suicidal idyll fratricidal”，是一组押韵的词。]。怕。母亲。会选择利娅。

如今利娅有让人羡慕的稚儿，有丈夫，堪称圆满。再过几个小时，就是清晨了，他们会拿着母亲给的小礼物绕着圣诞树翩翩起舞。终究他们还是会留下来，会的。孙辈犹如诱饵，魅惑十足，让人难以抵御，母亲会成为他们的囊中物。然后，我就只能洗洗睡了。睡眠，哦，睡眠，汝乃宁静之结[引自16世纪英国诗人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的诗。]。

我坐于床沿，度过了冗长乏味的分分秒秒，吞咽下优柔寡断和潸然之泪。然后，我起了床，用白大褂的袖口抹了把脸，走进医生休息室，拨了个铭记于心的号码。我打电话给她。此时是死寂的子夜时分。圣诞节前夜，整栋房子里，我是不指望得到礼物的艾达，是不需要也不在乎别人说什么的艾达。可是，我吵醒了母亲，我终于问她，那天在克温戈河边，为什么选择我。

母亲犹犹豫豫，她很清楚错误的回答一抓一大把。我不想听什么其他人能照顾好自己，也不想听到她说她觉得别无选择。

最后，她终于说道：“露丝·梅之后，就属你年纪最小了，艾达。情况危急时，做母亲的就得从最小的开始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那便是母亲为我编的睡前故事。和我本身是否有价值根本无关，这不是价值的问题，而是有关姿态，有关一个母亲的需要。露丝·梅之后，母亲最需要的就是我了。

我发觉这想法特别令人宽慰，便决定怀揣着它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