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二公司的奖金全部冻结。这对二公司承担的其他工程影响并不大，但对于刚刚开工不久的光明桥工程能否如期完工，构成了直接威胁。

道路改造工程总指挥，市政工程局局长曹永祥在光明桥工地找到杨建华。

“老队长的病情怎样？”

“挺严重，肾炎四个加号，住院了。”

“施工队工人的情绪呢？”“大家还不知道内情，以为奖金只是晚发些日子。”杨建华苦笑着回答。

“情况现在变得更严重了，你轰走了一个调查组，现在市里又派来一个检查团到指挥部监督工程开支。冻结了工程节余的全部资金。也就是说，从光明桥开工之日起，你们有可能再也拿不到奖金。”

“什么？”杨建华气得骂起来，“他妈的哪个老爷定的，哪个老爷来干，不然我照发不误！”

曹局长拍拍杨建华的肩膀：“年轻人，不要太气盛，这是市委书记亲自决定的。你一个公司经理顶不住，人家就是冲着你、我来的。”

杨建华知道是自己闯下来的祸。遇事太不冷静，有些话说过了头。可是，难道听任那些诬陷之词，自己就没有表示愤怒的权利吗？他弄不清是谁在整他，为什么要整他，单单一个严克强有这么大的神通？

“算了，您就撤了我的职吧，只要能给二公司解围。”

“当时如果撤了你，也许就不会再来个什么检查团。可是现在，”曹局长叹了口气，“就是撤了你的职，也撤不走他们。”

“那怎么办？”

“建华，只有把实情告诉工人。不要等工人问的时候再去欺骗他们，我们应该尊重我们工人的人格。”

“那立刻就会引起一场雪崩。”

“是啊，如果要暴发，迟早都会暴发的。我们不能等工程干个一半，再让它出问题。我考虑，为了慎重起见，必须立即把二公司的队伍撤下来。这样减少你的目标。另外，也避免中途换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曹永祥的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杨建华虽然没有什么问题，自己了解这个年轻干部。但杨建华已经触犯了市委书记。检查团的到来，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官司是要打，可现在正在施工当口，检查团可以制造出一系列的麻烦，干扰光明桥的施工。光明桥是环线最后一个工程。“五一”能否全线通车，在此一举。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不，曹局长，光明桥的任务，我不交。”杨建华坚决地说。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一个军队靠的是士气。士气受挫，再善战的将军也难以把握住胜利。一切难以预料的情况都会发生。”

“我不怕。”

“你不怕，我怕。光明桥开工日期已经耽误了三天。本来，我就没有给工程留下余量。一天紧咬一天，严丝合缝，真要有点风吹草动，误的就是全线工程的大局。到时，我们无法向全市人民交代。”

“我不是赌气，而是为了争口气。我立过军令状，军令状不能作废。”

“你有把握？”

“我保证一天不误地把光明桥拿下来，四月二十九日，您来验收。”

曹局长没有答话。他相信杨建华，又担心工人们的情绪，他一生冒过多次风险，但这次的风险太大了，他不能不犹豫。

考虑良久，他握住杨建华的手。

“好，先把实情告诉工人们，我再做最后决定。”

曹局长走了。

杨建华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他面对的困难要比想象的艰难，他同样感到自己在冒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险。他不知道当把一切告诉给工人们，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是啊，没有奖金，工人们照样得干活儿，从前工人们就这样干过来的。现在当然仍旧可以要求工人们这样干。但是现在工人们已经懂得了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不能再容忍人们轻蔑他们的劳动，肆意剥夺他们劳动应得的报酬。他们冒着酷暑、严寒，在短短五个月时间里，修起一段段宽广的道路，一座座雄伟的立交桥。这在西方国家也需要用几倍的时间，花几倍的钱，难道这种创造出的巨款经济效益中就不应该有建设者一份吗？这种合理所得被剥夺了，工人们会怎么想？但他又不能不讲，曹局长说得对，工程上马后一旦控制不住大家的情绪，立即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关键时刻，老队长不在身边，老队长就是为了要接光明桥的任务，在凤凰桥累倒了。如果老头儿在，肯定和自己一个心气，绝不把光明桥的任务交出去。

杨建华把光明桥施工队伍召集起来，郑重地传达了检查团冻结二公司奖金的决定。

会场顿时大乱，比他预想的还要糟。

“到公司揪严克强那小子去，就是他捣的鬼！”

“找曹永祥去，他娘的，当官的说话算不算数！”

“对！到市里找高伯年、阎鸿唤告状去！”

杨建华没有制止工人们的喧嚣。大伙儿完成了他下达的任务，而他却不能兑现自己的许诺。难道还不能给大家几分钟发泄不满的时间和自由？

“他妈的！不干了，不发老子奖金，就不上光明桥！”有人真的把工具摔在地上。

“对！罢工！谁爱干谁干，咱不干了！”跟着又有许多人扔掉手中的工具。

愤怒没有停留在人们的嘴头上，顷刻间，它将化为上百人罢工的行动。

杨建华这时才意识到不能再沉默了。继续沉默会助长火势的蔓延。虽然自己也憋着火，但不能在这时候和大家一起喷射。这不是向哪一个人施加报复，也不是对哪一个人的惩罚和抗议。目前，光明桥工程高于一切。

“住嘴！”杨建华吼住正在叫喊的工人们，“罢工？向谁罢工？向我们自己吗？向那些天天在又窄又挤又堵的马路上受罪的市民吗？那里面有我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有那些到工地上慰问我们的各行各业的群众、老人、妇女和儿童，想一想他们到工地来时，对我们说过的那些话吧。全市人民给了我们荣誉，日夜盼我们建好桥，修好道，而我们，却要罢工。”

大家静了下来。杨建华亢奋激昂的话震颤了他们的心。

“难道，我们是为了奖金才在这里日夜奋战的吗？大家想一想，在凤凰桥工地加班加点干的时候，谁想到的是钱？我们把光明桥的任务抢到手，谁又是为了钱？建筑环线，改造道路，不是为某一个人，而是为了造福我们自己，造福我们的子孙。我们能直接参加这项工程，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做出的贡献，不是钱所能代替的。奖金可以冻结，但荣誉谁也冻结不了。因为这荣誉浇铸在这座光明大桥上。大桥是一座传世的丰碑，记载着我们市政工人不朽的功勋。光明桥的任务，我们二公司不仅不能交出去，而且要用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把它修建起来。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市政工人的形象、胸怀和志气。”

会场变得死一般沉寂。

“有谁还坚持拿不到奖金就不干了？请站起来离开工地。”杨建华大声问。

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站起来。

“指挥部在等待我们一个回答，我们是撤出工地，换一班人马，还是留下来干？大家回答吧。”

“干！”会场上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

这正是杨建华所期待的回答，也是他向曹局长下保证时所料到的，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些与他朝夕相处的工人们。

阎鸿唤听到市委派出检查团到道路改造工程指挥部的消息后，立即驱车赶到指挥部。

这些天，市政府的紧急事儿太多。猪肉出现了紧张，本来本市猪肉储存供应到今年夏季没什么问题，但春节前夕，突然出现了邻省市纷纷来他这里抢购之风，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让猪肉继续外流，很可能过了春节，连“五一”都维持不到，这需要召开商业口的紧急会议；春节前夕，一些个体商贩套购市场紧缺物资。转手倒卖，哄抬物价，一些集体和国营商店也乘机随意涨价，乱涨物价之风，引起了市民心里的紧张和不满，不立即刹住这股风，就会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这需要召开物价、工商、税务方面的紧急会议；春节过后，离春耕春播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环城线完工后，紧接就是环郊线开工，在这之前要把环郊线的规划和设计方案搞完，提前征地，免得郊区农民播了种后再占地，造成农民、国家双方受损，这需要召开规划局和农委的联合会议……一个个紧迫的，又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会议占去了阎鸿唤主要的精力和时间。不仅如此，一些琐碎的，然而又是亟待解决，求得批准的企业生产中的问题或人民生活中的问题，每天都大量地堆积到他的办公桌上，文件需要过目，计划需要审定，报告需要批示……每天他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日理万机，他似乎已经习惯了，并未感到精力的不足，也没让工作的摆布出现混乱，一切都在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

可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令他震惊的案件，市公安局检察院联合向他报告，破获了一个重大经济犯罪、流氓犯罪集团。首犯是原市委书记、现中顾委员徐克的儿子徐援朝，还有现任副市长柳若晨的胞弟柳若明，市公安局要求立刻逮捕二犯，检察院列数二犯主要犯罪事实，准备正式向法庭提出起诉。案情是严重的，但阎鸿唤意识到比这更严重的是两位主要人物的特殊身份，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舆论影响。可能公安局、检察院同样顾及到这个问题，才特意不单单依照法律，而且依照组织程序，向市委常委会和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报告，在强调法制的社会，当然要依法从事。尤其经过整党之后，群众对这类问题尤为敏感，因此丝毫不能犹豫手软。市委常委会经过半天讨论，由市委书记和市长在两份报告上共同签发了常委会的意见。

今天，他刚刚上班，秘书就交给他一份市委城建工委简报，简报上说，市委派出了一个二十人组成的财经纪律检查团进驻市道路改造工程指挥部。这消息又一次让他震惊。

他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陪着，走进了小会议室。会议室里间屋里正在进行一场言词激烈的谈话。阎鸿唤示意办公室主任不要惊动里面的交谈，悄悄地坐在外边会议室的沙发上。

“整个工程投资由我们局承包，现在一没超投资，二无质量问题，你们检查什么？”这是曹永祥的声音。

“曹局长，我们的目的，不是整你，也不是否定市政工程局在建设环线中取得的成绩，我们只想通过检查，搞清二公司的经济问题。”一个中年人慢条斯理地说着。

“二公司在经济上没问题。”

“局长，任何结论都要在调查之后才能得出，您不要把弓拉得太满嘛。”

“我当然可以拉满弓。二公司承包，发节余提成费是我批准的，他们的账一笔笔我都清楚。”

“你清楚就好。但有一条您必须执行。冻结工程之外的全部支出，今后一切开支由检查组监督。”

“光明桥不能按时完工谁负责？如果我们的政策朝令夕改，工人们的热情就会受到打击，士气会受到挫伤。你知道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工程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市内交通拥挤不堪的局面还要持续半年乃至一年；国家还要多拿出几千万来维持缓慢的工程。一个破记录的速度在世界建桥史上留下夭折的记载。你们知道吗，由于你们的举动，可能会造成不是几万元奖金所能弥补的巨大损失。”

“曹局长，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中年人拿出一种教训的口吻，“我们的四化不是用钱堆出来的。如果您的工人离开钱就完不了工，给多少钱就干多少活，那您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局长，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老板。市政工人劳动量大，工程进度快，这不假，但其他行业的人就不辛苦？像机关干部，每天忙上忙下，一个月一分钱奖金都没有，我们就不干工作了？二公司有的工人一个月拿了四五百的奖金，比国家总理的工资都高，这合乎情理吗？像什么超进度奖，节省原材料费，工程质量奖，巧立各种名目，其实根本立不住。没有超进度问题，只能说原指标定得太低，也不存在节省材料问题，只能说定计划时报高了用料数，工程质量是必须保证的，工厂工人出了次品要罚，产品合格是应该的，发什么奖？市里拿出这么多钱投资环线工程，可钱不全用在工程上，相当一部分流入施工人员的腰包，这叫什么？这叫吃工程，严重说就是经济犯罪。”

阎鸿唤听不下去了，他仿佛看到那个慢条斯理侃侃而谈的、脑满肠肥的检查团团长自鸣得意的样子。他走进里屋，注意打量了一下检查团的团长，发现这位戴眼镜的中年人，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神气十足。稀疏的头发，干瘦的脸颊，穿着一身蓝色薄呢中山装，手捧着笔记本，弓腰倾身坐在沙发椅上，活像一个布经讲道的牧师。

那人见到阎鸿唤，慌忙站起身：“市长……”

阎鸿唤握握伸过来的手：“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是……”

“我是市委城建工委经查办的主任，叫……”

“噢。怪不得你说了那么多外行话，这就怨不得你了，因为你是专门研究问题的，所以谈论什么事情都染上点职业病。你刚刚提了不少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并不难解答，只要你到工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再干一干，很多问题就清楚了。正确的结论，在小账本上是得不到的。热火朝天的工地是一本大账，它记载着最有说服力的数字，一目了然。那里也急需干活儿的人。你不是觉得在机关里拿不到奖金吗，不是有不少人看着市政工人眼热吗，那么，曹局长，你就照顾照顾这些人的情绪，敞开大门，优先吸收检查团参加你们的队伍。光明桥完工，还有环郊路，高速公路，市内还有几个大的建筑工程，别说一个检查团，就是一个检查师，检查军也可以嘛。”

“市长。”检查团团长相信市长一定是误会了，“我们是市委派来的，高伯年同志……”

阎鸿唤打断他的话：“市委？我是市委副书记，我怎么不知道？每次常委会我都参加了，怎么没听说派了这么一个检查团？现在市委的名义也太不值钱了，谁都可以代表市委，市委的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个人都可以称自己是市委。于是很多人办的很多蠢事都加在市委的头上，市委在人民群众中还有什么声望？市委是党在我市的领导，我们党的政策是支持改革。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挑改革毛病来的！那些因循守旧的地方、单位、部门你们不闻不问，而哪里有人改了旧章程，革了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命，你们的眼睛就盯向哪里。左一个组，右一个团，端着放大镜找毛病，跟在屁股后面抓辫子。找不到，也要硬给人安上一条，抓住不放。这么做，能代表市委吗？”

检查团团长红了脸：“市长，那……”

“怎么办？撤回去。改革的时代，我们党的干部首先要研究改革，支持改革，自身进行改革。如果觉得这样撤回去向上交不了差，那么就到光明桥去，一边干一边搞调查研究。”

检查团团长诺诺而回。

阎鸿唤在曹永祥身边坐下，手伸向放在茶几上的烟。曹永祥一把摁住他的手，然后从文件柜里拿出两条“大重九”香烟，递给市长。

“女婿孝敬我的。你给我解了围，算我给你的提成。”

阎鸿唤笑笑，不客气地转手递给秘书。

“老曹，凤凰桥工程刚结束时，就来了调查组，你怎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怕你为难。市长和市委书记不能公开顶牛呀，那人心就乱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我给自己留的后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进医院，一条是进监狱。现在还差得远呢，天大的事我一人顶着。”

阎鸿唤哈哈大笑起来：“我不也告诉过你，我的脑袋掖在了你的裤腰带上，你完蛋，我也跑不了，陪着你一块完蛋。”

曹永祥摆摆手：“我的裤腰上不掖别人的脑袋，尤其你的脑袋值钱，更掖不得。你这样的人，群众需要，市长的位子不能丢。我官小，影响不了大局，不怕丢官，大不了提前几个月离休，反正我曹永祥手下不能出冤死鬼。”

“谢谢。”阎鸿唤感动地拍拍老局长的手，“说心里话，来时我也犹豫，老高做了批示，我这个市长拗着劲儿干，问题就复杂了。但又有什么法子？我是市长，就得履行市长的职责，但有人偏偏在你负责的事情上横插一杠子，让你欲罢不忍，欲干不能。党政职责扰在一起，有些事就不好办，相互一边干工作，一边平衡党政关系。像走钢丝，改革的步伐快不了。”

“这是个问题，我看迟早体制改革得考虑这个问题。”

“不谈了。走，咱们到光明桥工地看看去，慰问慰问施工工人。我在位一天，就不能让不干的整干的，不能叫站着干活儿的全成了鬼，坐着养神儿的倒成了仙。不管他检查团撤不撤，我们去给工人们撑撑腰。”

住在医院，老队长怎么也不能安下心来，他埋怨自己病得不是时候，他住不惯病房。守着大夫，治病方便，但心里不舒坦，一天到晚憋得慌，病刚稍微见点轻，减下一个加号，他就吵着闹着出了院。呆在自己家里，心里照样不踏实，躺也躺不住，吃也吃不下。医生一再嘱咐，这种病，就得卧床休息，安心静养。养，他哪养得下去？

市里不可能没完没了地建大桥，近几年，像光明桥这样规模的立体交叉桥怕是最后一座了。十年，二十年以后是不是还要建，他不管。那时，建与不建早与他无关了。眼下，赶上这么个机会，偏偏又在这当口病倒了。全队的人都建了两座，他当师傅的却只捞上一座，这不等着让人笑话？即使今后病好了，回队里说话都不硬气。一个个小青年还会把他这个师傅放在眼里？他越想越上火，就是干着急，没办法。肾这玩艺管啥用，他不清楚，只是害得他浑身无力，动弹不了。腰眼上这么点小毛病，硬是把他硬朗朗的身子骨搞垮了。

他天天听广播，看报纸，想知道些光明桥的动静，可就在开工时听到点消息，以后再没动静。住院时，队里来人看他，说有人想整杨建华。那天市里来的调查组，就是调查建华问题的。他听了后悔了好几天，自己真是老糊涂了，不顶用，替人家张罗了一个会。这不是给人家炮膛里装火药，打自己吗？他耿直为人一辈子，从没坑害过谁，快活到头儿了，帮人整人，而且整的是建华，他的良心能好受？

难道建华被人整了？光明桥停工了？怎么一点消息没有。这几天，他就犯嘀咕，偷偷叫儿子到工地去打听。儿子回来告诉他，上面把队里的奖金给停了，工人都骂大街，他更呆不下去了。死活也得到工地去，建华需要个帮手儿。

“你要想让我多活两天，就让儿子把我送工地上去。”他对老伴说。

“老东西，想去找死？工地不缺你个糟老头儿，你也用不着学雷锋。病病歪歪到那去，干也不能干，碍手碍脚的，你以为还能图人家说你个好？”

老伴一次次骂他，老头儿仍是翻来覆去这么几句话。他在老伴面前人变得固执了，话也变硬了。守自己老婆过了一辈子，受气不受气放一边，只要进了家，他就觉得没啥意思。他愿意在队里，愿意有工程任务，愿意实实在在干点儿活。别人把干活当作受累受罪，他不，他觉得干活儿是种安慰，是种乐趣。别看他不会说不会道，徒弟们并不把他当回事，也没少招惹他生气。但他自己清楚，他离不开这帮嘎小子，他从心眼里喜爱他们。尤其现在正建大桥，自己去了干不了就不干，在一边看看也好。在凤凰桥施工中，他是施工指挥，但他看出来，建华比他强，招数也多。如今不比从前了，施工用的尽是外国进口的先进机械，他过去使的那一套，眼下好多都用不上了。他是不如年轻人了，就算出主意，也不一定比人家的法儿强，但有些技术活儿，他可以给指点指点，帮建华检查检查，不也顶点用？到了工地，住在工地，天天守着工程，看着大桥，没有比这更让他觉着痛快。就是死在工地，也能死个痛快。

儿子见父亲着了魔，整天愁眉紧锁，茶饭不香，就劝母亲：“妈，就让爸去吧，得这种病的人，不能着急、生气，气顺病好得快。爸这人的脾气您还不知道，他看着桥，比看着您高兴。”

老伴答应了。转天让儿子借了辆手推车，把老头子和行李卷一起拉到了工地。

老队长出现在工地上，大家纷纷把他围起来。杨建华看到车上的行李，顿时明白了，他拨开人群把老队长搀到工棚里。

“师傅，您怎么来了？病没好，我可不同意您到这来。”

“你好狠心呀，你们在这儿干，把师傅一个人扔在家里，瞅都瞅不上，我就是死，能闭眼吗？”老队长笑呵呵地说，到了工地，他的心顿时敞亮了。

“我看您是信不过我们。”杨建华挨着老队长坐下。

“信得过，信得过。”老头儿惟恐建华误会了，“工地上的空气养人。我在这儿不碍你们的事，也不给你们添乱，只要让我能在工地上蹓跶蹓跶，就比打针吃药管事。来，抽根烟，师傅请客。”

老队长叫儿子把自己的帆布包打开，拿出一条过滤嘴香烟，掰开，一盒盒地扔给在场的工人和技术人员。

“都别客气，一人一盒。师傅带来了二十条呢。全在行李里裹着，一会儿打开分。”老队长神气地说。

昨天夜里，他悄悄央告老伴，给他一笔钱，买点好烟带给大伙抽。不发奖金了，这帮子小年轻，准会不高兴。他当队长的不能委屈大伙。老伴气得骂他得寸进尺，刚挣了点奖金钱，就开始糟蹋钱。公家的事公家管，她管不着。他不敢再提，惹她翻了脸，兴许明儿就去不成工地了。他翻来覆去，在床上“烙饼”，长吁短叹。他看见老伴也没睡着，准是生他的气，火消不下去。谁知，天一亮，老伴翻身下地，从箱子里给他拿出二百块钱，让他看着给大伙儿买点啥。他感激得差点没把老泪流下来。买啥？他让儿子全买成烟，而且要买带过滤嘴儿的。

“老队长，您这是有什么喜事了？还是中了彩券发了大财了？”一个工人半开玩笑地问。老队长突然大方起来，大家都奇怪。

“听说不让发奖金了。咱不管上面什么精神，大伙建桥卖了力气，我这个当队长的不能亏待大伙。我老伴非让我请请大家，一下子给了我这个数……”老队长伸出两个手指。他一辈子没舍得花钱买这么好的烟抽，做梦也没奢想过在自己的抽烟史上会有如此壮观、辉煌的一页。所有的人都感动了。一盒烟，对于他们不算什么，大家嘻嘻哈哈打开就抽。过去，大伙老拿老队长的烟怄老头，抽老队长的烟就抽个稀罕劲儿。此刻，大家不再开玩笑了，手中的烟不是普普通通的烟，是老队长的心。建华一边坐着默默地抽着烟。他明白了，老队长为什么现在带着病又重返工地。他站起身。

“该干活儿去了。中午吃饭时，咱们开个欢迎会，欢迎我们队长。”

老队长突然发现少了一个人：“陈宝柱呢？快把那小子给我找来。”自从知道宝柱妈死了，宝柱那天为了大桥没跟老太太告个别，他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宝柱。这次他病了，是宝柱把他背进病房的，还罐头、点心的买了一大堆。他要多发给宝柱两盒烟，表表他的心。

“宝柱夜班，谁知一大清早跑哪儿去了。”一个工人回答。

陈宝柱下了夜班，等其他人都睡了，自己悄悄溜出了工地。

这些日子，他看到大伙心气没有在凤凰桥工地时高了，明白这情绪是从哪来的。那天，当建华刚讲完不发奖金的事，大伙儿就像炸了锅，他突击队里的几个小子喊得最凶，这次，他没跟着一起闹，而是默默地蹲在搅拌机旁，狠着劲儿抽烟。

“他奶奶的，白白扣了几百块。”他心里也在骂，就是没骂出声。

他从没想过建这几座大桥干什么，也不想环线工程和他有什么直接关系，更别提什么造福还不知道在哪个肚子里抽筋的子孙万代。但他不想罢工，虽然罢工是件很过瘾的事。因为他不想离开工程，离开工地。他刚朦朦胧胧懂得了什么才是生活，什么才叫荣誉，而且也尝到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滋味。看来，成为建华那样大伙儿全看得起的人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这全是工程带给他的，刚干出点样儿来，怎么能撒手不干了呢？工程承包，谁干得多，干得好，奖金就高。在凤凰桥工程上，总共他拿到了一千多元的奖金，凭着自己力气挣的。他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每月领到奖金他都觉出心和手发烫。过去，他梦想赚大钱，发大财，好清清闲闲，享大福。如今，几百几百的钱到了手，反倒觉得不干活儿，活着不带劲儿了。他比别人更注重奖金的多少，因为奖金告诉了他，也告诉了大家，他陈宝柱并不是个孬种。现在奖金不让发了，干活儿怎么比高低？

现在工程虽说没受多大影响，进度也不慢，就是弟兄们牢骚不断。有骂严克强的，也有骂高伯年、骂阎鸿唤、骂曹永祥的，骂这些人，他不在意。他觉得这些当官的挨骂活该，他们用不着钱，想要什么，一句话，鸡鸭鱼肉，彩电冰箱全白给。他们不愁钱，所以也不想给工人们发钱。但听到有些人也骂建华，为了保官儿，说话不算数，不敢得罪上面，让哥们儿白干，这话叫陈宝柱受不了了。

终于，他狠了狠心，想把母亲留给他的戒指卖了，卖个一两千块钱给建华，让建华犒劳犒劳弟兄们，足吃足喝一顿，意思意思，大伙对建华便没气了。心里一痛快，干活儿劲头就足。只要光明桥拿下来，建华就丢不了经理的官。

他到了收购珠宝、首饰的店，把两枚金戒指递给柜台里边的胖子。

胖子戴上眼镜对着戒指端详了半天，又从头到脚把宝柱打量一番，一句话没说，进了里间屋。接着又走出两个人，把他请进去盘问了半个小时。戒指是谁的？哪来的？你母亲是干什么的？你姥爷是干什么的？

他只回答说戒指是他妈妈临死留下的，其他的一概不知，知道的也不想说。

“不卖了！”他火了。

可不卖又不行了，戒指留下，让他去取户口本和工作证。没办法，他只好跑回家取了户口本和工作证，回来又是一番盘问和端详，仿佛他们不是珠宝收购店倒是派出所。

“回去，再开一张单位证明和街道证明。”他们扣下了户口本和工作证，比派出所还有权。

“你们怎么这么啰嗦？这又不是偷的、抢的！”陈宝柱发急了。

“因为你说不清楚。你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是个工人，哪来这么贵重的戒指？”

“贵重？……”

“这两个宝石戒指，起码值一万，只要你把证明信开来，有了证明，我们就把钱给你。”

“一万？……”陈宝柱差点没兴奋得晕过去。

他二话没说，撒腿就往回跑，到了工地，他气喘吁吁地把杨建华拉到一个角落里。

“建华，钱有了，发奖金没问题。”

“哪来的钱？”

“一万块，我的。我把我妈留给我的戒指卖了，好家伙值一万！”陈宝柱仍沉浸在兴奋之中。

宝柱妈留下的戒指，建华见过。宝柱妈曾托杨大娘替她收着，杨大娘无论如何不答应。这事，杨大娘告诉过建华，宝柱妈死后，把戒指留给了宝柱，宝柱曾经拿给他看过。不大点的东西，沉甸甸的。

“别弄丢了，这是老人留给你的纪念物。”建华关照宝柱。

“放心吧，脑袋丢了，这玩艺儿也丢不了。”

离这次谈话，只有半个月的工夫，宝柱就把戒指卖了。

“你怎么把戒指卖了？这样做太对不起你妈了。”建华阴沉着脸埋怨宝柱。

“建华，在大伙眼里你可是大经理，说话得算数。我也看出来，发不出奖，你心里也挺别扭。哥们儿在凤凰桥干得够意思，咱也不能对不起大伙儿。这钱你发给大家，不在钱多钱少，就是意思意思，叫大伙儿心里痛快痛快，你就瞧好吧，大伙准像在凤凰桥一样，干起来玩命。”

“不，这钱我不能接。”

“建华，我这当儿子的对老娘没尽过孝心，自己花这钱心亏。我妈病了这么多年，都是杨大娘和你照顾着，凭良心说，这戒指该是你的……嗐，别管是谁的了，就说是你的，分给大伙，我陈宝柱心甘情愿。你要是不接就是看不起我宝柱。”

杨建华望着陈宝柱，眼睛有些潮湿，说不清是高兴还是感动，陈宝柱能这样想，能说出这样的话，令他欣慰。

“你快到公司给我开张证明信，你跟我一块去取。一万块，那还不得一大提包钱？”陈宝柱恨不得杨建华立刻就和他一起去，把钱拿到手。

建华笑笑，拍拍宝柱肩膀：“老队长来了，你快去看看，他找你呢。”

中午，利用吃午饭的时间，工地上开了一个会。杨建华先替老队长把烟发到每个人手里，接着把陈宝柱打算卖戒指给大家发奖金的事跟大伙说了。

陈宝柱一听急了，把饭盒一搁站了起来：“哥们儿，这钱是咱经理的。咱杨经理见大伙拿不到奖钱，心里过意不去，把家都给卖了给大家发奖，咱哥们儿得给建华经理争气呀。”

在场的工人们听了，谁也坐不住了，都站了起来。

“经理，你太小瞧我们了，我们埋怨，是觉着事不公，可不是眼里光有钱。”

“就是嘛，这样领到的奖钱，我们不要。”

“经理，我们不能要你的钱。”

“对！要你的钱，缺八辈子德。”

杨建华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大家不要嚷了。这钱不是我的，是陈宝柱的，我刚才说的是实情。陈宝柱的母亲是旧社会里受苦、受难的一位妇女，存下了这两个戒指。我们谁也说不清这戒指上渗透着老人多少血和泪。她活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生活再艰难，她也没把它卖了换钱花。这位善良的母亲，像千百万母亲一样，把自己最珍贵的财物留给了自己的子孙，这戒指是老人家留给宝柱娶媳妇用的，这钱，我们当然不能要。可是，我们得想一想，陈宝柱要卖了它，为的是什么？还有老队长，病这么重，听到工地奖金冻结了，拖着病身子，赶到了工地，用自己的钱给大家买了奖品，这又是为的什么？为的是光明桥按时竣工！为的是让我们所有的建桥工人，心甘情愿地为大桥尽责出力！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懂得，自己是大桥的主人，是城市的主人……”

“说得好！”阎鸿唤和曹永祥突然出现在工地。

他和曹局长两个人在工地之外下了车。工人们带着一种情绪在施工。他们不能像个老爷似的，乘着豪华轿车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平时还可以，出于工作需要，现在这种形势下不行，同样是为着工作需要，顾及到工人们的心理，他们步行到了工地，在一边见到了刚才的一幕。

工人们呼啦一下子站起身，慢慢向市长围拢过来。

“市长，你得为我们主持公道。”一个工人说。

阎鸿唤选择了一个平整的石头站上去：“让我主持公道，因为我是市长吗？刚才杨经理说得对，你们是城市的主人，公道不公道，你们最有权评判，用不着谁去主持。你们建起的一流凤凰桥和现在正在建的全国最大的立交桥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老队长和那位青年突击队队长的行动就是最雄辩的证明。我想，那些坐而论道，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人，那些对我们环线施工人员的一腔热血持怀疑和不理解态度的人，会在你们的面前感到惭愧的。中国的改革就是为着走向公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让创造者拥有自己的创造，让主人得到应得的一切。谁阻止这样做，谁就会被社会所淘汰，被人们所抛弃。市长，是市民的公仆。我只能向你们表明我的态度，不管谁反对，政府所说的话一定要兑现，请大家相信……”

“市长，有你这句话，就是不发奖金，我们也认了。”

“其实我们心里就是这口气咽不下去。”

工人们七嘴八舌。不少人还是第一次面对面听市长讲话，老百姓都知道，阎市长从来说话算数，既然市长说话这么亮堂，证明这次“奖金事件”不会不明不白地了结，工人们的心气平了些。市长的话使他们郁闷的心情开朗了。

就在这时，一辆吉普车驶进了光明桥工地。上面下来了几位身着警服的人。

这几个人似乎并没注意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从人群中穿过来，用刑警队员特有的机敏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视线捕捉着他们要寻找的目标。

“谁是工地的负责人？”

“我。”杨建华朝他们迎过去。

“我们是东市区公安分局刑警队，请您协助我们把陈宝柱找来。”

陈宝柱？大家的眼睛下意识地转向陈宝柱。

“你叫陈宝柱？”

“对呀。”陈宝柱愣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见到警察，本能地紧张起来。

“认识刘德胜吗？”刑警队长犀利的目光剑一般锋利地逼视着陈宝柱。

“刘德胜？噢……三帮子吧？认识。”提到“三帮子”，宝柱知道没好事，汗不由得渗了出来。

“你参与了刘德胜抢劫盗窃集团活动，经分局批准，你被收审了。”

“没有，我没有！”陈宝柱突然狂吼起来，“我早跟他们没来往了。”

“你持刀抢劫瓜农西瓜，获赃款五十元，这事你还想抵赖吗？”

陈宝柱脑袋嗡的一声，傻了。妈的，他早把这事忘了，好一个“三帮子”，把他卖了。

刘德胜是因另一起盗窃案被逮捕的。在警察的多方追问、审讯中，他供出了陈宝柱参加抢瓜的事。公安局于是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

“有……有那么一回事，可那是早的事儿了，以后我就洗手不干了。”

“就这一件事，你就够拘留的了。”刑警队长掏出拘留证，“跟我们走。”

“不！我不走！……晚两个月，等大桥建好了，随你拘，现在我不走。”

陈宝柱一边说一边后退，工人们迅速给他让出一条道。两名公安人员见状扑上去，紧紧将陈宝柱的肩膀和手腕抓住。

杨建华拦住刑警队长：“同志，能不能给他两个月时间，陈宝柱现在是青年突击队队长，是环线建设的功臣，宽大一点吧。”

“同志，作为领导，您应该懂法。触犯法律和治安条例，是要受到处罚和制裁的，在法律面前，任何人求情都是没有用。”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站在一边的阎鸿唤。老队长走到市长面前：“阎市长，您发句话吧，他抢了五十，罚他五百、五千，只求别带走他。这孩子刚有点出息，别毁了他。”

阎鸿唤扶住老队长的胳膊，他感觉到这位老工人在抖。这种情绪传染了他。这个即将被带走的青年，为了五十元去犯法，如今还是他，为了环线建设要献出自己的一万元。然而，就在他献出一万元的时候，却要为五十元去接受处罚。多么费解的难题，但又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功是功，过是过，在法的面前，功过无法相抵。

“老同志，让公安人员执行任务吧。人不能大于法，我市长必须遵法、执法呀。”

陈宝柱知道没希望了。他扑通给杨建华和老队长跪下了：“建华，老队长。我给咱队丢人了。那是上次我打了老队长，停职时，手头没钱才去干的。我怕你们说我，一直瞒着。后来，凤凰桥一开工就给忘了。你们骂我打我吧，但别把我的突击队给拆了，我回来还得干。”

老队长把陈宝柱扶起来：“宝柱，起来。师傅明白你了，别看你又进了局子，但在师傅的眼里，你不是过去的宝柱啦，还是今天的宝柱。”

陈宝柱抹抹泪，又对建华说：“别忘了开证明取钱的事，大家不肯要这钱，那钱就留在队里，等光明桥建好了，让哥们儿拿着出去旅游，开开眼。”

建华替陈宝柱把棉工作服的领扣系好：“进去以后，好好交代，争取早点出来。大家等着你。”

吉普车开动了，陈宝柱突然推开车门，不顾刑警队员的扯拽，双手抱拳，大声喊着：

“哥们儿，我的活儿拜托哥儿几个了，等光明桥建好了，告我一声。”

吉普车急速驶出了工地，工地上一片肃寂。

这一天的夜格外冷，寒气逼人，滴水成冰，然而光明桥工地迎来的却是一个灯光通明不眠的夜。几乎所有的人都奋战在施工现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