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森站在百夫长号的上层后甲板上，凝视着中国东南沿海的广阔水域。这是1743年4月，从他最后一次看到韦杰号算起，已经两年过去了。他仍然不知道韦杰号上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这条船消失了。至于说珍珠号和塞弗恩号，他知道这两条船上的军官已经因为饱受坏血病和风暴的折磨，在合恩角掉头回去了——这个决定让珍珠号船长认为自己“丢尽了脸面”。百夫长号上的教师和另一些人有时候会嘀咕，说这些军官抛弃了安森，但指挥官本人从来没有谴责过那些人：他也经历过“盲目合恩之恨意”，也似乎相信那些军官之所以选择撤退，是为了避免全军尽殁。

安森这支分遣舰队的另外三艘船——格洛斯特号、寻踪号和小型货船安娜号——竟然奇迹般地绕过了合恩角，在传说中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的会合点跟安森成功会师。尽管如此，现在这些船也已经全都不在了。安娜号被恶劣的天气啃咬得七零八落，早就成了碎片。然后是寻踪号，人员短缺，也不再适合航海，所以被放弃了。最后是格洛斯特号开始严重漏水，安森别无选择，只能把百夫长号身侧仅剩的这艘船沉入海底。

格洛斯特号原本载有约四百人，这时有四分之三已经死亡，剩下的人被转移到百夫长号上，其中大部分都是重病号，只能用木栅吊上去。随后安森把格洛斯特号船身付之一炬，免得落入敌手。他眼看着这艘船的木制天地变成一团火焰，他手下一个名叫菲利普·索马里兹的上尉说：“自从我加入海军以来，这是我看到过的最让人忧伤的场景。”寻踪号以前的事务长劳伦斯·米勒钱普现在也在百夫长号上，他这样写道格洛斯特号：“这艘船烧了一整晚，呈现出最宏伟，同时也最可怕的样子。船上的火炮全都装了弹，非常有规律地发射着……听起来就像是在鸣炮志哀一样。”第二天，火烧到弹药舱，船体爆炸了：“格洛斯特号就这样终结了，这艘船，得体地向英国海军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尽管经历了这些灾难，安森仍然决心让这支远征队至少能有一部分在海上漂浮，完成他的命令，用这艘仅剩的船继续环球航行。在横跨太平洋之前，他还曾试图通过俘获几艘西班牙商船，奇袭秘鲁的一个殖民小镇来削弱西班牙人的力量。然而这些胜利在军事方面的意义微乎其微，而在前往亚洲途中，他们一行又一次被坏血病找上门来——这次暴发造成的痛苦比上次还大，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疼痛，肿胀，牙齿脱落，发狂），也因为死掉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有个军官写道，尸体闻起来“像腐烂的绵羊”，还回忆说“每天要把六具、八具、十具甚至十二具尸体丢到海里去”。因为死了这么多人，任务也失败了，安森痛苦不堪，他承认：“在为祖国服务的过程中，我经历了那么多疲惫，那么多次危险，在经历这一切以后回到祖国，我如果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公众的敬重，我会感到极为沉痛。”他手下官兵已经从两千人左右缩减到只有227人，其中很多还是孩子。要使百夫长号这个级别的战舰操作良好，他的人手远远不够，他只有所需人数的三分之一。

尽管船员们承受了那么多痛苦，还是对指挥官非常忠诚。他们隔三岔五地嘟哝着抱怨起来时，安森会向他们大声宣读那些规章制度，让他们明明白白知道违抗命令会受到什么惩罚，但他一直没动过鞭子。百夫长号上的一名军官这么评价安森：“我们有了一个勇敢、仁慈、平等、审慎的指挥官的榜样。”随后又补充道：“他的脾性那么稳定、从容，我们所有官兵都用惊叹而愉快的目光看着他，即使是面对最急迫的危险，我们也羞于流露出丝毫的沮丧。”

有一次，百夫长号在太平洋一个无人居住的岛上停泊，安森和很多海员一起去了岸上。一场风暴袭来，百夫长号消失了。安森一行就像他们在韦杰号上的同胞一样，发现自己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岛上遭了海难。米勒钱普写道：“我们感受到的悲伤和痛苦，几乎无法形诸笔墨。在我们所有人脸上，悲伤、不满、恐惧和绝望似乎都清晰可见。”

几天过去了，安森担心百夫长号永远不会回来了，于是计划把他们上岛用的一艘非常小的运输艇扩建成足够大的船，把他们运送到最近的安全地带，也就是一千五百英里以外的中国海岸。安森告诉大家：“除非我们想死在这个荒凉的地方，否则就必须全力以赴投入眼前的工作，所有的劳动，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同船的人。”

准将自己也投身到辛勤的劳作中，一个海员后来回忆道，准将把自己放到了跟“全体船员中出身最卑贱的水手”一个水平上。米勒钱普写道，看到安森和所有高级军官都身先士卒，一起分担最艰巨的任务，所有人都“拼了命地你追我赶，实际上我们也很快发现，我们的工作在以极大的精神和活力进行着”。

百夫长号消失三个星期后又出现了。在被风暴裹挟到海里时，船受损了。在消失的这段时间里，船上剩下的船员一直在拼命往回赶。大家兴高采烈地重聚之后，安森再次出发，继续环球航行。

现在他们是在中国南海航行。安森把手下人都召集到甲板上，他爬上船长室的屋顶，跟大家讲话。这支队伍前不久在广州港停留，在那里修好了百夫长号，得到了补给，安森也在那里宣布，他终于打算返回英国了，结束他们这趟注定失败的征程。菲律宾马尼拉总督向西班牙国王递交了一份报告，说“英国人厌倦了冒险，也什么都没做成”。

安森从上层后甲板往下望去，喊道：“先生们，所有人，我英勇的小伙子们，向前！现在我们又离开海岸了，我把你们叫来，是要……跟你们宣布我们要去哪里。”他顿了顿，又高喊道：“不是英国！”

安森这个老奸巨猾的牌手透露道，之前他跟大家讲要回家，不过是虚晃一枪。他研究了西班牙大帆船以前在海路上的时间和规律，又在中国搜集了更多情报，把所有信息汇总起来，他猜测那艘西班牙大帆船很快就会离开菲律宾海岸。他打算尝试拦截。他们浪费了那么多鲜血，现在终于有机会去打击敌人，获得传闻中船上运载的大量金银财宝。传说西班牙大帆船的船身特别厚，火炮根本打不透，他对这种可怕的传言嗤之以鼻。不过他也承认，他们的对手非常强大。看着船员们，他宣称，一直引领着他们走到这一步、一路上帮助他们栉风沐雨、挺过合恩角的狂风和太平洋的蹂躏的那种精神——“你们身上的精神，我的小伙子们”——足以确保他们取得胜利。有位海军历史学家后来把安森的这一招说成是“一个职业生涯即将毁于一旦的指挥官的绝望之举，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的最后一搏”。船员们挥起帽子，高呼三声，保证会跟船长同进退，不成功，便成仁。

* * *

安森把百夫长号转向萨马岛（Samar Island）。这是菲律宾第三大岛屿，在他们东南方向大概一千英里的地方。他让船员不停地训练——用滑膛枪射击像是被砍下的脑袋一样挂在帆桁顶端的东西，把火炮推进推出，还要练习用短弯刀和剑，以防万一需要登上敌舰近身肉搏。所有训练都完成后，安森会命令所有人再来一遍——而且要更快。他的命令很简单：要么做好准备，要么去见阎王。

5月20日，瞭望员发现了圣埃斯皮里图角（Cape Espiritu Santo），那是萨马岛最北端。安森马上命令船员收起顶桅帆，这样他们的船从远处就没那么容易看到了。他希望越出人意料越好。

安森和手下人好几个星期都在烈日下来回巡行，希望看到那艘西班牙大帆船。有个军官在自己的航海日志里写道：“在我们海员的住处训练他们，满怀期待。”随后又补充说：“各自坚守岗位，四处张望。”然而，经过一个月精疲力竭的训练，在又闷又热的天气里来回搜寻，他们不再指望还能看到自己的猎物了。索马里兹上尉在航海日志里写道：“所有人看起来都一脸忧郁的样子。”

6月20日那天，他们在5点40分迎来了破晓。太阳升上海面时，有个瞭望员喊道，他看到东南方远处有什么东西。站在上层后甲板上的安森拿起望远镜，观察起海平线来。在锯齿一样的海面上，他看到几个白点，是顶桅帆。数英里以外的那条船没有悬挂西班牙旗帜，但在它进一步进入焦距，看得更清晰之后，安森非常确定，就是那艘西班牙大帆船。而且形单影只，没有别的船。

安森命令所有人清理甲板准备行动，并开始追击。米勒钱普写道：“我们的船马上骚动起来。所有人都做好了协助他人的准备，所有人也都想着，要是没有自己搭把手，事情就不可能做好。就我看来，我感觉他们全都高兴得发了疯。”

他们拆掉船舱隔板，为操作火炮的海员腾出更多空间；把挡在路上的所有牲畜都扔进海里；还把所有不需要的木材都扔掉了，免得会在交火时炸碎，变成四处飞溅置人死命的碎片。甲板上撒了一层沙子，免得太滑。操作火炮的人拿到了推弹器、炮刷、扎火药桶的锥子、牛角和弹塞，还有一桶桶水，以防失火。下面的军械库里，炮长和助手们把火药发给火药猴，随后火药猴跑上梯子，跑过甲板，一路上还要保证自己不会跌倒，免得让船在开始交火前就炸了。提灯都吹灭了，厨房里的炉子也灭了。在最下层甲板的船腹内，乔治·艾伦（George Allen），当年起航的时候只是医生的25岁助手，现在因为自然减员已成为首席医生，他也和手下的稠麦片粥男孩为即将到来的伤亡做好了准备——用水手柜搭好手术台，整理好骨锯和绷带，在地板上铺上帆布，免得他们滑倒在血泊里。

* * *

西班牙人管这艘大帆船叫“科瓦东加圣母”（Our Lady of Covadonga）。船里的人肯定发现了有人在追他们。但他们没有打算逃跑，也许因为浑身是胆，也许因为他们不觉得百夫长号的状态还能战斗。指挥他们的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名叫赫罗尼莫·蒙特罗（Gerónimo Montero），在科瓦东加号上已经十四年了。他奉命誓死保卫这艘装满金银财宝的船，必要时可以将其炸毁，以免落入敌手。

蒙特罗掉转科瓦东加号船头，大胆地迎着百夫长号驶去。两艘船以即将相撞的航线彼此接近。安森用望远镜观察着，评估着敌人的实力。西班牙帆船的炮列甲板长124英尺，比百夫长号的短20英尺；百夫长号有60门火炮，其中很多都可以装填24磅的炮弹，而西班牙帆船只有32门炮，最大也只能发射12磅的炮弹。从火力上讲，百夫长号明显占了上风。

但蒙特罗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他船上有530人，比百夫长号多出整整三百人，而且科瓦东加号上的人大都生龙活虎。安森这边尽管火力强大，但先要保证有足够人手操作这艘船，这样就没有那么多人能去操作火炮了。他决定百夫长号上的火炮只部署一半，就是右舷那些，现在这么做没什么问题，因为他知道不会有第二艘敌船来攻击他的另一翼。

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操作右舷所有火炮。因此，他没有按照惯例给每门炮安排至少8个人来操作，而是只派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只负责给炮筒装弹，用炮刷清洁炮筒。与此同时还有几支小队，每队有十来人，负责在火炮之间来回冲刺——把火炮一门门推出去并点燃引线。安森希望，这样安排能让船上一直有火炮在发射。准将还做了另一项战术决定。安森注意到，敌船舷缘上边的木质壁板出奇地矮，让军官和船员都无遮无挡地暴露在甲板上，便安排了十几个最好的神枪手爬到桅杆顶上。他们居高临下，占据着明显的地利，可以挨个瞄准射杀敌人。

随着两条船互相逼近，准备决一死战的两位指挥官也开始互相照搬起对方的行动来。安森的手下清理完甲板后，蒙特罗的船员也如法炮制，把吱哇乱叫的各种牲口都扔进海里；跟安森一样，蒙特罗安排了一些人带着小型武器爬上桅杆顶端。蒙特罗升起深红色的西班牙皇室旗帜，上面绣着城堡和狮子，安森也升起了自己这边的英国旗。

两名指挥官都打开了炮门，伸出黑色的炮筒。蒙特罗发了一炮，安森也予以回敬。这两声炮响都只不过意在吓唬对方：火炮的准头不高，两条船现在仍然太远，无法真正交战。

中午刚过，两艘船相距约三英里时，来了一场风暴。大雨倾盆，狂风呼啸，海面也笼罩着一层水雾——这里也是上帝的战场。安森和手下人有时候会看不到那艘大帆船，尽管他们知道敌船就在那里，正全副武装向他们逼近。他们担心会遭到偷袭，因此一直紧盯着海面。这时传来一声大喊——在那儿！——大家看见了那艘船，但转眼又不见了。每次看到那艘大帆船，距离都在靠近。两英里远，然后是一英里，半英里。安森想等到敌人进入手枪射程再跟他们开战，因此下令大家不要开火：每一炮都必须顶到一炮的作用。

经过此前激动人心的追逐，现在的寂静也很让人紧张。船员们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快就会缺胳膊少腿，甚至更糟。索马里兹上尉说，只要是职责所在，他会很愿意“笑对死亡”。安森有些手下紧张得胃都抽搐起来。

雨停了，安森和船员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班牙大帆船上的火炮黑色的炮口。那艘船距离不到一百码了。风势减弱了，安森要有足够多的帆来操纵这艘船，同时又要保证不会因为船帆太多而让船变得难以控制，或者让船成为太大的靶子，若是因此被敌船击中，就会让百夫长号动弹不得。

安森引领百夫长号穿过西班牙帆船的尾流，然后轻捷地一转身，变成在下风方向与科瓦东加号并肩而行的态势，这样蒙特罗就很难往下风方向逃窜了。

距离五十码……二十五码……

安森的手下从船头到船尾都静默着，等待着安森准将的命令。到下午一点，两条船已经靠得好近，两边的帆桁顶端都快碰到了。安森终于发出信号：开火！

桅杆顶上的人开始射击。他们的滑膛枪噼啪作响，冒出火花，烟幕刺痛了他们的眼睛。枪管因后坐力后退，百夫长号的桅杆随着摇晃的船只摆来摆去时，他们就靠绳子稳住身形，免得一跤跌死，那样就太不光彩了。滑膛枪里的子弹打出去后，射手会抓起另一颗包装好的子弹，从顶上咬掉一点纸，并把少量黑火药倒进枪上的火药池里。然后他们会用一根推弹杆把新子弹连同更多火药推进枪管（子弹包装里有更多火药，以及大概弹珠大小的一粒铅弹），然后再次发射。刚开始，这些神枪手的目标是那些攀在敌船索具上的对手，他们也正在试图一个个点杀百夫长号上的军官和船员。两边都展开了空中的战斗；子弹在空中呼啸来去，撕破船帆、打断绳索，有时还会撕去一块血肉。

安森和蒙特罗也都发动了火炮。蒙特罗这边的人能做到舷炮齐射——同时让所有火炮连续发射，而安森这边则是凭着他部署的非常规发射方式，让火炮快速地一门接一门发射。百夫长号上，一支小队发射完一门火炮后，这些人就把炮拉回来，关上炮门，免得对面的枪弹不长眼伤到他们。随后那两个负责装弹的会开始擦拭还在滋滋作响的炮筒，准备下一轮发射。与此同时，那支小队冲刺般跑到另一门已经装好炮弹的火炮那里，装进火药，瞄准敌船，点燃导火线，然后跳到一边，免得因为这尊重达两吨的武器往后一坐造成伤亡。火炮轰鸣着、怒吼着，后膛被驻退索牢牢拴住，甲板颤动着。杀气腾腾的鸣响震得他们耳朵生疼，脸上也被火药涂黑了。米勒钱普写道：“只看得到火光和烟幕，只听得见火炮的雷鸣。火炮发射特别迅速，声音都连成一线了。”

安森站在上层后甲板上，手里拿着剑，看着这场战斗在眼前展开。透过令人窒息的烟幕，他看到西班牙帆船尾部有火光在摇曳：有一片绳网着火了。火势蔓延，后桅都已经烧着了一半。蒙特罗那边的人一时惶惑起来。而且两艘船现在靠得特别近，大火也有吞噬百夫长号的危险。蒙特罗那边的人拿起斧头，对着着了火的大片绳网和木头一通乱砍，直到完全砍断掉进海里。

战斗还在继续。噪声震耳欲聋，安森只能打手势发出命令。西班牙帆船的火炮向百夫长号喷撒着钉子、石块和铅弹混杂在一起的恶毒炮火，里面甚至还有用铁链连起来的铁块——用随船教师帕斯科·托马斯的话来说，是“精心谋划的死亡和谋杀”的大杂烩。

百夫长号的船帆和左右支索都开始碎裂，还有几颗炮弹砸进了船身。只要有炮弹命中吃水线以下的地方，木匠和他手下的队伍就会赶紧用木塞把砸出来的洞填上，免得海水灌进来。有个九磅的铸铁球正好命中了安森手下一个叫托马斯·里士满（Thomas Richmond）的海员的脑袋，砸得他身首异处。还有个海员被砸到了腿，动脉喷出血来，他的同伴赶紧把他送到最下层甲板，让他躺在手术台上。船在轰炸中震动着，医生艾伦拿起手术刀，也没有麻醉，就直接开始切除这个伤员的腿。有个海军医生描述过在这种条件下做手术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就在我为其中一名受伤的海员截肢的那一刻，他的同伴们仍然接二连三被送来，我几乎一直被干扰，他们的不幸处境也都跟手术台上这个人很相似。有些人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希望有人看顾一二，另一些人则紧紧抓住我的手臂，极为真诚地希望能得到解脱。他们可不分时候场合，就连我正用穿着结扎线的针缝合裂开的血管时，也躲不开。”艾伦工作的时候，船体因为大炮的后坐力不断摇来晃去。医生还是成功从膝盖上面一点的地方把腿锯了下来，还用烧烫的柏油烙了一遍伤口，然而那个人还是很快就死了。

* * *

战斗继续激烈地进行着。安森发现敌舰的炮门非常窄，限制了炮管的移动，于是掉转百夫长号，使之与西班牙大帆船几乎垂直，从而让敌舰的炮火失去了很多准确命中的机会。科瓦东加号的炮弹从百夫长号上空高高飞过落进海里，只能溅起一些无伤大雅的水龙卷。百夫长号的炮门要大一些，安森的那些小队用上了炮脚架铁柄和撬棍来调整方位，让火炮正直对准敌船。准将下令向敌人的船身发射最重的炮弹——24磅。与此同时，安森的人连珠炮一样向科瓦东加号的船帆和索具扫射，让这艘大帆船在海上动弹不得。在金属冰雹的无情风暴中，西班牙大帆船瑟瑟发抖。安森安排在桅杆顶上的那些神枪手已经干掉了西班牙大帆船索具上的那些对手，现在正挨个消灭甲板上的西班牙人。

蒙特罗敦促自己的手下为国王和祖国而战，高喊着：没有荣誉，生命就没有意义。一颗滑膛枪子弹从他胸口擦过，他惊了一下，但仍然留在上层后甲板上，直到一块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碎片扎穿了他的脚。随后他被带往船舱下面，跟其他伤员待在一起。他让军士长接着负责指挥，但军士长也很快大腿中弹了。船上士兵的领队试图让大家都振作起来，但是他的腿也被炸飞了。教师托马斯记录道，西班牙人“每时每刻都能看到那么多人在他们眼前毙命，都吓坏了……开始从他们的舱室里跑出来，一堆一堆地摔下舱口，疲于奔命。”

经过一个半小时无情的炮火摧残，西班牙大帆船再也不能动了：桅杆断了，船帆成了碎片，船身也千疮百孔。这艘来自神话的船到底还是肉体凡胎。在横七竖八的尸体和缭绕的烟幕中，人们看到甲板上有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向主桅，上面挂着的西班牙皇室旗帜已经残破不堪。安森示意手下停火。一时间，世界安静下来，安森这边的人看到西班牙大帆船上的人开始降下旗子表示投降，这才精疲力竭地松了一口气。

蒙特罗这时仍在甲板下面，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他告诉一名军官快去引爆军械库，把船炸沉。军官答道：“太迟了。”

安森派索马里兹上尉带一队人去接收西班牙大帆船。索马里兹登上科瓦东加号，看到甲板上“遍地污秽，到处都是尸体、内脏和断下来的手脚”，不禁倒退一步。安森手下有个人承认，战争对于任何具备“人道主义倾向”的人来说都极为可怕。英国人只损失了三个人；西班牙人这边有近七十人死亡，还有八十多人受伤。安森把医生也派了过去帮忙照顾伤员，其中也有蒙特罗。

索马里兹一行向成为俘虏的这些人担保，说保证会好好对待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在为荣誉而战。随后，他们拿起提灯，下到西班牙大帆船还在冒烟的船身里。一个个口袋、木箱子和别的容器堆在一起，在战斗中变得杂乱无章，水也从船身上的破洞里渗了进来。

他们打开一个袋子，但发现里面只有奶酪。然而有个人把手深深插进柔软的高脂食品里，却感觉到了坚硬的东西：财宝！他们检查了一个巨大的瓷瓶，发现里面装满了金粉。有些袋子里装满了银币，有好几万枚——不对，几十万枚！箱子里也满满的都是银子，有手工制作的银碗和银铃，还有至少一吨纯银。他们无论往哪里看，都会发现更多财宝。珠宝和钱藏在木地板条下面，藏在水手柜的假底下面。西班牙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赃物，现在属于英国了。这是英国海军指挥官有史以来缴获的最大一笔财宝，放在今天几乎相当于八千万美元。安森这支队伍，得到了所有海洋最伟大的奖赏。

* * *

一年后的1744年6月15日，安森一行乘坐百夫长号完成环球航行，终于回到英国，并移交了这笔财宝。詹金斯耳朵之战中，英国的其他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一败涂地，两国之间的冲突也陷入了僵局。夺取这艘西班牙大帆船并不会改变战局。但现在终于有了胜利的消息——有份报纸头条标题写的就是《大不列颠大获全胜》。安森这支队伍抵达伦敦时受到了热烈欢迎，一时观者如堵。军官和船员列队前进，身后跟着32辆戒备森严、满载金银的马车。这笔奖赏中的一部分奖给了海员，每人得到了大约三百英镑，相当于他们二十年左右的工资。安森后来很快晋升为海军少将，也得到了约九万英镑的奖励——相当于今天的两千万美元。

乐队奏响圆号、小号和定音鼓，队伍一路行进，穿过富勒姆桥，穿过大街小巷，也经过了皮卡迪利街和圣詹姆斯广场。在蓓尔美尔街，安森站在威尔士亲王和王妃身边，看着疯狂的人群——有个旁观者甚至把这个场景跟罗马斗兽场的盛况相提并论。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罗杰指出：“是西班牙大帆船上的财宝大张旗鼓、招摇过市地穿过伦敦街头，为恢复曾遭受重创的民族自尊做出了贡献。”后来还有人创作了一首海上民谣，歌里唱道：“满载金钱的马车来了，/全被勇敢的安森拿走了。”

在这样沸沸扬扬的声浪中，丑闻般的韦杰号事件似乎再也无人问津，很多人也乐得如此。然而将近两年后，1746年3月的一天，一艘船抵达多佛，带来了一个瘦削、坚毅、眼神像刺刀一样凌厉的人。他就是好久以来一直杳无音信的大卫·奇普船长，跟他一起的还有海军陆战队中尉托马斯·汉密尔顿，以及见习官约翰·拜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