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本书有时候感觉就像在永无止境、暴风骤雨的航程中驾船。借着那么多人的帮助我才没有翻船，对他们我需要一一表示感谢。

杰出的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布赖恩·莱弗里（Brian Lavery）很有耐心，给我从十八世纪造船术一路讲到航海术，对一切细节都给我提供了悉心指导，还在出版前拨冗审读了本书全部手稿，提出了大量真知灼见。丹尼尔·鲍（Daniel A. Baugh）也是顶尖的海军历史学家，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提供了大量见解和指导。还有很多历史学家和专家也都热心回应了我纠缠不休的电话，其中就有丹佛·布伦斯曼（Denver Brunsman）和道格拉斯·皮尔斯（Douglas Peers）。海军少将克里斯托弗·莱曼对韦杰号事件进行过大量深入研究，他巨细靡遗地回答了我的诸多疑问，还让我用了几幅他收藏的图片。

2006年，科学探索协会（Scientific Exploration Society）负责人约翰·布拉什福德-斯内尔（John Blushford-Snell）上校组织了一支英国智利联合探险队，去发掘韦杰号残骸。他跟我分享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信息，探险队另一名领导人克里斯·霍尔特（Chris Holt）也同样如此，还让我在书中用了几张他拍的照片。

约利马·西帕加塔·罗德里格斯（Yolima Cipagauta Rodríguez）是一个风火轮一样的探险家，探险协会的发掘活动他也曾帮忙安排，还为我组织了一次为期三周的韦杰岛之旅。我们从奇洛埃岛坐着一艘小船出发，路上用木制火炉取暖。开船的有三个人，船长叫诺埃尔·维达尔·兰德罗斯（Noel Vidal Landeros），操船极为娴熟而且见多识广，还有两名船员也能力超群，分别是埃尔南·魏地拉（Hernán Videla）和索莱达·纳韦尔·阿拉蒂亚（Soledad Nahuel Arratia）。因为他们杰出的能力，加上罗德里格斯的帮助，我才得以抵达韦杰岛，找到那几片沉船残骸，并对那些幸存者的经历有了更好的理解。

我还需要感谢多家单位的众多图书档案管理员，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不可能面世。这些管理员来自大英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苏格兰国家图书馆，俄勒冈州历史学会、圣安德鲁斯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以及位于格林威治的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

有几个人对本书的帮助无法估量。莱恩·巴尼特（Len Barnett）废寝忘食地帮我寻找、复印海军记录。卡罗尔·麦金文（Carol McKinven）是研究家谱的青年才俊。塞西莉亚·麦凯（Cecilia Mackay）找到了大量照片和插图。亚伦·汤姆林森（Aaron Tomlinson）处理了我在韦杰岛拍的几张照片，使之更清晰。斯特拉·赫伯特（Stella Herbert）是罗伯特·贝恩斯的后人，她好心跟我分享了这位先辈的相关信息。还有雅各布·斯特恩（Jacob Stern）、杰拉德·亚历山大（Jerad W. Alexander）和玛德琳·巴韦斯坦（Madeleine Baverstam），他们都是很有天赋的年轻记者，帮我找来了大量图书和文章。

对戴维·科尔塔瓦（David Kortava），我再怎么感谢都不为过。他是杰出的记者，不但不眠不休地核查本书事实，也一直在为我提供见解和支持。跟以前一样，我对朋友们和作家同行提出了太多要求，他们也都不吝援手。这些人包括布克哈德·比尔格（Burkhard Bilger）、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n）、泰德·弗兰德（Tad Friend）、埃隆·格林（Elon Green）、戴维·格林伯格（David Greenberg）、帕特里克·拉登·基夫（Patrick Radden Keefe）、拉菲·卡查度里安（Raffi Khatchadourian）、斯蒂芬·梅特卡夫（Stephen Metcalf）和尼克·鲍姆加滕（Nick Paumgarten）。

本书每一页都得益于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的智慧，他是当编辑的，也是我朋友，但是于2022年不幸去世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为作家传授给我的经验教训，在他留下的巨大遗产中，我希望本书也能占据一席之地。

自从2003年加入《纽约客》（The New Yorker），我就有幸与丹尼尔·察莱夫斯基（Daniel Zalewski）共事，他是备受作家尊敬的编辑，没有他的建议和帮助，我肯定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在他的金手指加持下，本书词句得到了润色，不恰当的言辞消失了，我的思路也得到了澄清。

图书行业经常乱象丛生，但我的版权经纪人，罗宾斯办公室的凯西·罗宾斯（Kathy Robbins）和戴维·哈尔彭（David Halpern），以及创新艺人经纪公司（CAA）的马修·斯奈德（Matthew Snyder），总能让我定下心来。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我身边，指导我、支持我。也是因为我足够幸运，我才能得到利演讲局（Leigh Bureau）的南希·艾伦森（Nancy Aaronson）和妮科尔·克勒特-安格尔（Nicole Klett-Angel）的支持。

再没有比比尔·托马斯（Bill Thomas）更值得追随的伟大领袖了，很久以来他都一直是我在道布尔戴出版社（Doubleday）的出版商和编辑。不仅本书，我以前的所有作品也都是因为他才成为可能。他非常聪明，而且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不但帮助我找到最值得书写的故事，而且帮我找到了最好的讲述方式。他和克诺夫道布尔戴（Knopf Doubleday）出版集团总裁玛雅·马维吉（Maya Mavjee），我的不同凡响的宣传员托德·道蒂（Todd Doughty），以及道布尔戴出版社的整个团队，都是作家们梦寐以求的合作者。我特别想感谢设计本书封面的约翰·丰塔纳（John Fontana），设计本书内页的玛利亚·卡雷拉（Maria Carella），文字编辑帕特里克·狄伦（Patrick Dillon），责任编辑维米·桑托希（Vimi Santokhi）和凯西·胡里根（Kathy Hourigan），制作编辑凯文·伯克（Kevin Bourke），助理编辑哈里·道金斯（Khari Dawkins），制作地图的杰弗里·沃德（Jeffrey L. Ward），此外还有克莉丝汀·法斯勒（Kristin Fassler）、米莱娜·布朗（Milena Brown）、安妮·雅各尼特（Anne Jaconette）和朱迪·雅各比（Judy Jacoby）难以置信的营销能力。

我的岳父母妮娜和约翰·达恩顿（Nina & John Darnton）仍然是我最慈爱的长辈。他们认真阅读了每一个草草写成的章节，告诉我怎么提升，还鼓励我继续前进。约翰的哥哥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也挤出时间阅读了本书手稿，并给出了非常棒的建议。我妹妹艾莉森（Alison）和弟弟爱德华（Edward）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妈妈菲利斯（Phyllis）也是，正是她激发了我对阅读和写作的热爱。我父亲维克多（Victor）已经去世，但本书也受到了我们一起经历的很多奇妙航海冒险的启发。身为我的船长，他始终仁慈、善良。

最后要说的是这三个人，他们就是我的全世界：凯拉（Kyra）、扎卡里（Zachary）和埃拉（Ella）。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而这一次，身为作家的我，只能以充满敬畏的沉默结束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