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明白什么？我明白一个时代的主人公很少会是另一个时代的主人公，除了傻小子伊万和艾米丽这些俄罗斯童话中最招人喜欢的主人公之外。我们的童话故事，讲的都是人的运气和那一刻的成功，等待奇迹出现，一切危难都烟消云散。躺在炉灶边，心想事就成。炉灶自己就能烤出大饼，一条小金鱼能满足你所有欲望。要这要那，要啥有啥。我想要美丽的公主！我想要住在一个王国里！河里流着的是牛奶，岸上淌着的是蜂蜜。我们天生都是梦想家，但精神却是疲惫而痛苦的。事情很难做，因为力量远远不够，事业停滞不前。神秘的俄罗斯灵魂，人人都试图了解它……大家都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灵魂的后面又是什么？我们的灵魂后面，还是只有灵魂？我们喜欢在厨房里高谈阔论，或者读书思考。我们的主要职业是读者和观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感觉到俄罗斯的特殊性和排他性，虽然对此没有任何根据，除了拥有石油和天然气之外。一方面，这阻碍了生活的变化；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某种莫名的理性。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俄罗斯究竟可以做些什么，才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出色和与众不同。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俄罗斯之路是独一无二的。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奥勃洛摩夫——而不是希托尔兹[奥勃洛摩夫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1891）代表作《奥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性格消极懒散，满足于躺在床上空想；希托尔兹是奥勃洛摩夫的朋友，性格积极勤奋。——编者注]，他们就这样整天躺在沙发上等待奇迹出现。灵活能动的希托尔兹倒是受到我们鄙视，因为他们减少了人民最喜欢的桦树林和樱花园，他们要在那里建立小工厂赚钱。对我们而言，希托尔兹这类人太陌生……

——俄罗斯厨房……十分简陋的“赫鲁晓夫”小厨房，九到十二平方米（那算是幸福的！），隔壁就是不隔音的厕所。苏联式的房型设计就是这样。窗边上摆着旧沙拉罐子里栽种的小葱和栽在花盆里的芦荟。我们的厨房，不仅仅是做饭的地方，也是饭厅和客厅，还是办公室和演讲坛，是可以进行集体心理辅导的地方。在十九世纪，全部俄罗斯文化都存在于贵族的庄园里，到了二十世纪就产生于厨房了。改革思想也是从厨房出来的。所有“六十年代精英群”[Шестидесятники，特指赫鲁晓夫改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苏联知识分子和党内干部。——译者注]的生活方式，都是“厨房”生活方式。感谢赫鲁晓夫！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人们才走出公共宿舍，转入私人厨房，在那里可以臭骂政府，重要的是不再害怕，因为在厨房里大家都是自己人。在厨房里产生出各种思想，天马行空的规划，胡扯政治笑话……那时候的政治幽默真是遍地开花！例如：“共产主义者是读马克思的人，反共产主义者是懂马克思的人。”我们都是在厨房里长大的，还有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和我们一起听加利奇[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维索茨基（1938—1980），苏联著名演员、诗人和歌手。以扮演哈姆雷特著称，因在电影中的出色表演获得苏联国家奖。同时，他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吟诗歌的主要代表，因得不到公开出版，其行吟诗歌只能通过普通录音机相互转录的形式传播。——编者注]和奥库扎瓦[布拉特·奥库扎瓦（1924—1997），苏联作家和音乐家。——译者注]，熟知维索茨基[亚历山大·加里奇（1918—1977），生于乌克兰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诗人和音乐家。——译者注]。我们偷偷听BBC（英国广播公司），什么话题都敢聊：尖刻的抨击，生活的意义，普世的幸福。我还记得一件有趣的事，那天我们坐在厨房里，一直聊到午夜，我们的女儿，当时她十二岁，就在一个小沙发上睡着了。我们畅所欲言大声争吵，女儿在睡梦中也不断喊叫：“不要再谈政治啦！总是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斯大林……”（笑）

没完没了地续茶，一杯接一杯的咖啡，还有伏特加。七十年代我们喝的是古巴朗姆酒。那时候所有的人都迷恋菲德尔·卡斯特罗，向往古巴革命！还有切·格瓦拉式的贝雷帽，好莱坞明星般的帅哥！唠叨无休无止，恐惧无处不在，担心有人在窃听我们，甚至隐约感觉正在被窃听。交谈中一定会有人打趣地望望吊灯或者墙上的插座问道：“您还在听吗？少校同志！”既有冒险的感觉，又有游戏的意味……我们甚至从这种虚假生活中获得了快感。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与当局作对，大多数人不过是“厨房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口袋里竖起中指……

——如今，贫困成了耻辱，甚至不健身也要羞愧……简单地说就是显得你不成功。我属于打扫庭院和看门人那一类。曾经有一种内心流亡的方式，就是只过自己的日子，不去注意四周，不去管窗外的事情。我妻子和我毕业于圣彼得堡（当时叫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她找到了一份扫院子的工作，而我的工作是在锅炉房做司炉工。连续工作一昼夜，然后两天在家轮休。那时工程师挣一百三十卢布，而我在锅炉房挣九十卢布，就是说我情愿少得到四十卢布，以换取绝对的自由。我们可以读书，读很多书。我们有时间交谈。我们认为自己在产生思想。我们梦想着一场革命，但又害怕，怕等不到那一天。那时候，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过着封闭的生活，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我们都是“室内盆栽植物”。大家都在冥思苦想，就如后来才明白的那样，其实都是幻想和杜撰，关于西方世界、资本主义还有俄罗斯民族。我们都在海市蜃楼中。这样的俄罗斯，不管是书本里的还是我们厨房中的俄罗斯，其实从来都不曾有过。它只能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

一切都在改革中结束了，资本主义猛烈袭来。九十卢布变成了十个美元，这样根本活不下去，于是我们就从厨房走到了大街上，结果发现原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思想理念，这么多年，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夸夸其谈说空话罢了。也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帮完全另类的人，一帮年轻家伙，穿着深红色夹克，戴着金戒指，还有新的游戏规则：有钱，你就是个人；没有钱，你就啥都不是。谁在乎你是否通读过黑格尔？“人文科学家”听起来就像一种症状，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曼德尔施塔姆[奥西普·艾米里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著名诗人，著有诗集《石头》《特里斯提亚》，散文集《时代的喧嚣》等。1938年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12月27日病逝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劳改转移营。——编者注]的作品举在手上。很多未知的东西都打开了。知识分子贫困到颜面尽失。每逢休息日，印度教黑天神的崇拜者们就在公园安置临时厨房，发放汤食和一些二手货。老人们排起整齐的队伍等候领取，令人哽咽。他们中的一些人用手掩住了脸。我们那时候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饥饿是很自然的。我和妻子开始经商。到工厂去批发四到六箱冰激凌，再去市场上卖，那里有很多人。由于没有冰箱，几小时后冰激凌就融化了。我们会分给那些饥饿的男孩子，他们好开心啊！妻子卖冰激凌，我就来来回回地搬运，我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去卖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浑身不舒服。

以前经常回忆起我们的“厨房生活”……那是什么样的爱情啊！多么美丽的女人们！那些女人鄙视富人，不可能用金钱买到她们。可现在世道变了，没有任何人有真感情，大家都为了赚钱。金钱欲望的膨胀，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

——戈尔巴乔夫时代……人人洋溢着幸福的笑脸。自由啦！大家都呼吸到自由的气息。报纸热销。那是一段充满巨大希望的时间，我们简直是一脚踏入了天堂。民主是个我们不认识的野兽。那时候我们多么疯狂，跑来跑去，到处开会：我们知道了有关斯大林的所有事情，知道了有关古拉格的真相，我们读到了雷巴科夫的禁书《阿尔巴特街的儿女》[阿纳托利·纳乌莫维奇·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通过描写莫斯科阿尔巴特街的青年人的命运，反映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社会现实，出版后在苏联文学界和国际文坛引起轰动。——编者注]和另外一些好书，我们全都成了民主党人。我们犯了多么大的错误！所有电台都在高声宣布真相……越快越好！快去看啊！快去听啊！然而并非所有人为此做好了准备……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反苏情绪，他们想的只有一件事：好好过日子。他们想要买到牛仔裤，想要买到一部录像机，而最终的梦想就是有车！每个人都喜欢鲜艳的衣服、美味的食物。当我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带回家时，母亲吓坏了：“如果你现在不扔掉这本书，那么我马上就把你踢出家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外婆的第一个丈夫被枪决了，她却说：“瓦希卡不值得同情，逮捕他是正确的，谁让他舌头那么长。”我问她：“外婆，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只有让我的生活经历和我一起咽气，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我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就是这样生活的。一切都被压路机碾平顺了。老百姓无法发起改革，能进行改革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是戈尔巴乔夫和少数知识分子……

——戈尔巴乔夫是美国的秘密代理人……是共济会成员……他出卖了共产主义，把共产党人抛进了垃圾桶，把共青团员送到了垃圾填埋场！我痛恨戈尔巴乔夫，他偷走了我的祖国。我一直把苏联护照作为最宝贵的物品珍藏着。是的，我们曾经排长队领取枯瘦的死鸡和腐烂的小土豆，但她毕竟是我的祖国，我爱她。你们住在“布满导弹的上沃尔特”[上沃尔特，即今天的非洲布基纳法索。——译者注]，而我住在一个伟大国家。西方人一直视俄罗斯为敌，他们害怕她，如鲠在喉。不管是不是共产党掌权，谁都不想看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我们只被他们当成一个石油、天然气、木材和有色金属的仓库。我们以石油换内裤。这是没有私人衣物和破烂家具的文明，苏联的文明！总是有人想要让她消失。这是中情局的行动计划。美国人已经在统治我们了。他们付给戈尔巴乔夫高额报酬……不过人们迟早会审判他。我们希望犹大活到人们发怒的那一天。要是能够在布托夫斯基刑场亲手射穿他的后脑勺，我会十分满意。（他用拳头重击桌子）幸福来到了，是吗？现在是有香肠和香蕉了；但我们却是躺在狗屎中，吃的都是嗟来之食。超级市场代替了祖国。如果这就是所谓的自由，那我不需要这种自由。呸！他们把人民踩在了地上，我们成了奴隶，奴隶！正如列宁所说，在共产主义下，厨师是国家的管理者，还有工人，挤奶女工、纺织工人。可现在呢？坐在议会中的都是土匪强盗，揣着美元的亿万富豪。他们应该坐在监狱里，而不是在议会上。他们用改革欺骗了我们！

我出生在苏联，而且我很喜欢苏联。我的父亲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用《真理报》教我认字。每到节假日我就跟着他去游行。泪水湿透了眼睛……我曾经是一个少先队员，戴着红领巾。戈尔巴乔夫上台了，我就没来得及成为共青团员，无比难过。我是个“苏联分子”，对吧？我的父母也是“苏联分子”，爷爷和奶奶也是“苏联分子”！我的“苏联分子”爷爷1941年战死于莫斯科城下，我的“苏联分子”奶奶是游击队员。自由派的老爷们正在制作自己的规矩，希望我们把自己的历史当成黑洞。我恨他们这些人：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1923—2005），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执行者。——编者注]，请用小写字母写他们的名字，因为我痛恨他们。我不想去美国，我只想回到苏联……

——那是非常好、非常纯真的年代……那时我们都相信戈尔巴乔夫，现在我们已经不轻易相信任何人了。许多移民西方的俄罗斯人返回祖国，形成了热潮！我们以为自己正在打破旧架构，构建新制度。我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的语言学系，又进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我的梦想是从事科学研究。那些年阿维林采夫是众人偶像，在他的讲堂上聚集了莫斯科所有的文化知识精英。我们大家在会面时都相互支持着彼此的幻觉，好像我们将很快成为另一个国家，我们要为此而奋斗。当我得知一个同班同学移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你难道真的舍得离开吗？我们的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相比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和书写“自由！自由！”的字眼，货架上的奶酪和肉，甚至盐和糖，都消失得更快。空空如也的商铺，令人感到恐惧。所有商品都得凭券购买，就像进入了战争状态。我们的奶奶救了一家人，她从早到晚跑遍整个城市寻找购物券。整个阳台都堆着洗衣粉，卧室里则是一袋一袋的砂糖和方糖。当买袜子也要凭券的时候，爸爸大叫起来：“这就是苏联的末日啊。”他已经有了预感……爸爸曾在一家军工厂的设计处工作，从事导弹研究，这是他疯狂迷恋的工作。他有两所大学的毕业文凭。不做导弹后，工厂开始大量生产洗衣机和吸尘器，爸爸被裁员了。爸爸和妈妈本来都是热心的改革支持者：写海报，发传单，然而结局却是这样……他们困惑不已。他们无法相信，自由竟然是这样的，他们不能忍受。街道上已经有人在高喊：“戈尔巴乔夫一钱不值，保护叶利钦！”还有人举着勃列日涅夫挂满勋章的画像，戈尔巴乔夫的画像上则挂满了购物券。叶利钦王朝开始了，进行盖达尔[叶戈尔·盖达尔（1956—2009），俄罗斯经济学家和政治家。1992年6月至12月担任俄代总理期间，他曾竭力推行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激进经济改革。——编者注]式的改革，就是我恨透了的“一手买一手卖”……为了活下去，我就背着一袋袋的灯具和玩具，来往于波兰和俄罗斯。车厢中全都是教师、工程师、医生……人人都大包小袋的。我们整个晚上都坐在车厢里讨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沙特罗夫[米哈伊尔·沙特罗夫（1932—2010），苏联、俄罗斯剧作家。沙特罗夫以创作列宁题材剧作著称。第一部以列宁为题材的剧作是《以革命的名义》，此后又写出了《七月六日》《布尔什维克》《红茵蓝马》《我们必胜》等。——编者注]的短剧集……还是像在莫斯科的厨房里一样。

我还记得大学里的朋友们……我们成了各种人，除了语言学家：广告公司经理、银行职员、“跑单帮的”……我在一个房地产公司打工。公司是外省一位夫人开的，她以前是共青团干部。今天谁在开公司？谁在塞浦路斯和迈阿密有别墅？都是以前的党内权贵。这涉及一些需要寻求党产的地方……像我们的领导人，六十年代精英群，他们在战争中流过血，却天真得像孩子一样。我们整日整夜都在广场上。要把事业进行到底，把苏共送到纽伦堡法庭。可是我们太早就解散回家了，结果让投机分子和叛徒上了台。和马克思的理论相反，社会主义之后我们反倒建设起资本主义。（沉默）但是能生活在这个时代我还是很幸福。苏联共产主义垮台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并且以另一种眼光看世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自由呼吸的日子。

——我当时正沉浸于恋爱，其他事情一概不去想，就像生活在世外桃源里一样。那天早晨妈妈匆匆叫醒我：“窗外都是坦克，好像是政变了！”我睡得迷迷糊糊：“妈妈，那是在演习吧。”他妈的！我睁眼一看就呆了！窗外停着一排排真正的坦克，我从来没有这么近看过坦克。电视台还在播放芭蕾舞剧《天鹅湖》……妈妈的一位朋友跑来了，她很担心，她好几个月都是借钱交党费了。她说她们学校有座列宁半身像，她把它搬进了杂物间，现在拿那尊列宁像怎么办呢？突然一切都束手无策，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女播音员在播出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声明……母亲的朋友每听到一个字都一哆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父亲就朝着电视连声“呸”。

我给奥列格打电话：“我们去白宫[白宫指莫斯科的一座白色大楼，最初为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办公场所，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中曾被苏军包围，1993年10月4日的俄罗斯宪政危机中曾遭受炮火袭击，后改为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编者注]吧？”“现在就走！”我戴上了戈尔巴乔夫像章，切了一片三明治。在地铁里，人人都默不作声，大家都等待着灾难的降临。到处都是坦克……坦克……在铁甲上坐着的军人完全不像凶手，而是些面孔带着负疚感的怯生生的男孩。老年妇女送去煮鸡蛋和煎饼给他们吃。当我看到白宫周围聚集了几万人，心情就轻松了！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昂，感觉我们无所不能。人们高喊：“叶利钦，叶利钦，叶利钦！”组成了一排排自卫人墙。但只让年轻人登记，上年纪的人被拒绝，这让他们很不满。一位老人愤怒地说：“共产党人已经夺走了我的生活，至少要让我死得美好些吧！”“老伯伯您还是离开吧！”……现在人们都说，我们那时候是要捍卫资本主义，这是不正确的！我要捍卫的是社会主义，但却是另外一种社会主义，不是苏联式的……我也曾经捍卫过它！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全都这样想。三天之后坦克离开了莫斯科，它们都已经变成了善良的坦克。胜利了！我们互相亲吻，亲吻……

——明天是个节日……

——那有什么好纪念的？一场悲剧。人民输了。

——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为红色帝国送葬……

——我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钱冲进商店。我知道，不管政变怎样结束，物价一定都会上涨。

——我是欢欣鼓舞的：老戈要下台了！我早就厌倦了这个大话精。

——革命只是装饰，是给人民看场戏。我记得当时完全漠不关心，跟谁都懒得说话。人们只是等待。

——我打电话给工作单位——我去干革命了。我从自助餐厅拿走了所有的刀，都放在家里。我明白，要是战争打起来……需要武器……

——我拥护共产主义！我们家里所有人都是共产党员。妈妈从未唱过摇篮曲，从小她就给我们唱革命歌曲，她现在还给孙子们唱。我说：“你疯了吧？”她说：“我不会唱别的歌。”我外公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外婆也是……

——你们还在说，共产主义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我的爷爷奶奶都在莫尔多瓦的劳改营里失踪了。

——我和父母一起走到白宫，爸爸说：“我们一起去。香肠和好书是不会再有了。”人们在扒出铺路石搭建街垒路障。

——现在人民清醒了，对共产党员的态度变了，不用再躲着了……我曾在共青团区委工作。第一天我就把所有共青团员证、空白表格和团徽带回家，藏在地下室，后来连土豆都没处放。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需要它们，只是担心以后这里会被查封，可能一切都会被销毁。这些证件和徽章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我们本来会互相残杀……上帝救了我们！

——我们的女儿当时正在产房里。我去看她，她问我：“妈妈，会发生革命吗？内战要开始了？”

——嗯，我毕业于军校，在莫斯科服役。如果上级下令让我们去逮捕某个人，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会执行任务。很多人都会热情地执行任务。我们厌倦了国家的混乱。早先一切都是清晰而明确的，一切都按照规矩，按照秩序。军人喜欢这样生活。一般情况下，人们都喜欢这样生活。

——我害怕自由，来一个醉鬼就可以烧掉我们的别墅。

——朋友们，什么他妈的理想啊？生命是短暂的。让我们干杯！

——他们会守住一个伟大的国家吧……

——看看人家中国啊，还是共产党掌权。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该作为祖国叛徒受到审判。

——那国家就要血流成河……集中营就人满为患了。

——只要不背叛社会主义，就不会贫富分化。

——那就不会有车臣战争。

——那就没有人敢说希特勒是美国人打败的了。

——我当时就站在白宫外面。现在我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还问如果政变成功会怎么样？现在胜利的是那个人！捷尔任斯基纪念碑被推翻，但卢比扬卡还在[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877—1926），“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克格勃的前身）创始人。卢比扬卡，莫斯科地名，因其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所在地，常用来代指克格勃，今为俄联邦安全局总部的所在地。——编者注]。我们在建设克格勃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就算政变成功，我的生活也不会有变化……

——世界已经破裂为几十个颜色各异的碎片。如我们所愿，灰色的苏联日常生活很快变成了美国电影中的甜美画面！至于我们当时站在白宫前面的情景，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了……震撼了全世界的那三天，却没有震撼到我们……两千人在集会，其他人都像看白痴一样冷眼旁观。很多人在喝酒，我们国家总是有很多人喝酒，但那时候喝酒的人尤其多。社会停滞了：我们向何处去？是搞资本主义，还是搞发达的社会主义？资本家都是脑满肠肥面目可憎，这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笑）

整个国家都被银行和市场摊位覆盖了，彻底变成了另一种模样——物质世界。不再是笨拙的大靴子和老里老气的衣裙，而是那些我们梦寐以求的物品：牛仔裤、大衣、性感内衣和精美器皿……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们苏联的物品都是灰色的、古板的，就像军队一样。图书馆和剧院都给腾空了，改成了集贸市场和商业店铺。所有人都想得到幸福，立马就获得幸福。人人都像个孩子，为自己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在大超市里也不再晕头转向了……我熟悉的一个小伙子下海经商，他告诉我，第一次弄了一千罐速溶咖啡，两天就出手了，又进了一百个吸尘器，也是马上卖光。至于夹克、针织衫这些小商品，都是轻而易举就卖掉了！所有人都在换新衣换新鞋，换设备换家具，翻盖装修别墅，都想要盖出漂亮的围墙和屋顶……我们有时和朋友们回忆起来，简直都要笑死啦……野人出山了！那时候穷得叮当响，必须去学习一切……在苏联时期只允许存有大量书籍，不允许拥有昂贵汽车和房子。现在我们学会了穿礼服，学会了烹调，学会了早上喝果汁和酸奶……我此前一直很鄙视金钱，因为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在我们家里不能谈钱，认为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可以说我们是在一个缺钱的国家长大的。跟大家一样，我的收入就是一百二十卢布，对我也足够了。拜金潮是随着改革出现的，是跟着盖达尔来的。真金白银。到处悬挂的标语口号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未来，是共产主义”，而是“买吧！请您购买！”如果你愿意，可以周游世界，去去巴黎和西班牙，看看嘉年华和斗牛场……我在海明威的书中读到过这些情景，读过就明白了：我永远不会去看这些西洋景。那时候是书籍代替了生活……如今厨房彻夜畅谈的时代结束了，开始要挣钱了，开始要赚外快了。金钱已经成为自由的同义词，令所有人亢奋激动。最有能力、最有进取心就是做生意人。列宁和斯大林被遗忘了。我们避免了内战的发生，却再度陷入“白军”和“红军”、自己人和非自己人之争。物质追求代替了流血……生活至上！人们选择追求美好生活。没有人愿意光荣地死去，每个人都想体面地活着。然而另一个事实是：蜜糖饼是不够大家分的……

——苏维埃时代，这是个神圣而富有魔力的词汇。由于惯性原因，在知识分子的厨房里人们仍然在谈论帕斯捷尔纳克，一边熬汤，手中还拿着阿斯塔菲耶夫[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苏联和俄罗斯联邦著名作家，1989年获得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1978年和1991年两次获得苏联国家奖。代表作有《牧童与牧女》（1971）和《鱼王》（1976）。——译者注]和贝科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1938），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理论家，斯大林早期的政治盟友，后与斯大林产生分歧，1938年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988年被平反。——编者注]的书，然而生活最终已经证明这些不重要了。语言没有任何意义了。在1991年，我们把身患严重肺炎的妈妈送进医院，可是她像女英雄一样回来了，她那张嘴巴哪怕在医院也闭不上，大谈斯大林，大谈基洛夫遇刺，大谈布哈林[瓦西里·贝科夫（1942—2003），苏联、白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作品大部分是描写卫国战争的中篇小说。1986年凭《灾难的标志》获列宁奖，1974年因《活到黎明》和《方尖碑》获苏联国家奖。小说展现出人在生命中最戏剧性的时刻所做出的道德选择。——译者注]……人们希望白天黑夜听她不停地说。当时的人们就是想了解这些事情。最近她又进了医院，这回可就一连几天缄默不语了。五年过去了，现实已经完全不同，如今的女英雄是个大商人的妻子。女英雄的故事完全变了……那个女人的房子有多大？三百平方米！有多少仆人？一个厨师、一个保姆、一个司机，还有园丁……她跟老公去欧洲度假，看博物馆——明白吧，还有精品店……精品店！一个戒指就有多少多少克拉，另外还有配饰，金耳环，纯金的！根本没有人再谈古拉格或者类似话题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现在还和老爷子们争论啥啊？

我有逛二手书店的习惯，那里静静地摆着两百卷《世界文库》和《历险书库》，橙色封面，我的至爱。望着那一排排书脊，久久地呼吸着书的味道。书如高山啊！知识分子们却都卖掉了自己的藏书。大众当然是贫穷的，但并不是因此而要把书从家里搬出去，也不只是因为钱，而是因为对书的失望。彻底绝望。就连对别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都会显得不礼貌：“你现在读什么书呢？”生活中发生了太多的改变，只有在书中没有变。俄罗斯长篇小说从来不教读者如何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如何致富……奥勃洛摩夫一直躺在沙发上，契诃夫的主人公永远是边喝茶边抱怨生活……（沉默）中国人说，在变革的时代别指望上天保佑你。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还是原来的自己。体面的人们都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到处都是你争我夺……

——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绝不会说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反而认为那是个让人恶心的世道。人们的头脑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有人承受不住就疯了，精神病院人满为患。我到那里去探望过朋友，有人高喊：“我是斯大林，我是斯大林！”另一个大叫：“我是别列佐夫斯基[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别列佐夫斯基（1946—2013），俄罗斯金融寡头之一，普京上台以后被控金融诈骗和贪污等多项罪名，流亡英国。——编者注]！我是别列佐夫斯基！”他们那个病区全都是斯大林和别列佐夫斯基。大街上总是发生枪击案，杀人案数量很多。每天都借酒消愁。赚钱啊，成功啊。有成功者就有失败者。有人倾家荡产，有人锒铛入狱，从宝座到地下。另一方面，人们麻醉自己，一切都在你眼前发生……

银行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家都想创业：这个想开一家面包店，那个要销售电子产品……我也在队列中。我很惊讶很多人和我一样。一个头戴针织贝雷帽的阿姨，一个穿运动夹克衫的男孩，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他看起来像一个囚犯。七十多年来的历史告诉人们：金钱买不来快乐，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是人人都能免费获得的，比如爱情。但是讲台上却在这样大声说：做生意吧，致富吧！把一切都遗忘吧。所有苏联书籍都被遗忘了。这些人已经完全不像曾经与我一起弹奏吉他直到凌晨的人了。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三和弦和声。唯一能把他们同厨房之友连接在一起的，就是他们也对红色旗帜和浮夸感到厌倦：共青团员会议啦，政治教育啦……社会主义总以为人人都是傻瓜……

对于什么是梦想，我是有亲身体会的。整个童年时期，我一直恳求大人们给我买一辆自行车，可是偏偏他们就一直没有给我买。家里太穷了。我在中学就倒卖牛仔裤，在大学里倒卖各种苏联军服，加上各种军衔，都是外国人买走的。很普通的黑市。在苏联时代这会被判处三到五年监禁。父亲挥舞着皮带追我，大叫大喊：“你这个投机倒把分子，我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流过血，怎么养出了你这样的骗子！”昨天叫作犯罪，今天叫作生意。在一个地方买钉子，在另一个地方买水龙头，装在塑料袋里就作为一个新产品销售了。我把钱带回家，给家里买了很多东西，买全新的冰箱。父母就在家里坐着，等人来抓我。（笑）我还卖家用电器，高速锅、压力锅……我从德国弄来一辆带拖斗的汽车，这可是个好东西。一切运转顺利……我的办公室电脑下面有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钱，我只知道这是钱。拿吧，取吧，这个盒子从来就没有空过。我几乎什么都倒腾过：独轮车、公寓、“劳力士”……想起来就叫人陶醉，你能满足所有的欲望和秘密的幻想。我很了解我自己：第一，我没有品位；第二，我是很复杂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金钱。我不知道大笔资金应该拿去投资，不能搁在那里。对于人来说，金钱就像权力和爱情一样，是一种考验……我做梦都想着钱……后来我去了摩纳哥，在蒙特卡洛赌场输了一大笔钱，非常多。我受到了惩罚。我成了那个金钱盒子的奴隶。那里面到底有没有钱？有多少钱？应该越来越多。这下子我不再像以前那么对钱感兴趣了。政治……集会……萨哈罗夫[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1921—1989），苏联物理学家，曾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的研发，从事人权运动，支持苏联改革，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编者注]死了，我前去向他告别。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人们都在痛哭，我也哭了。然而最近，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关于萨哈罗夫的文章：“一个伟大的俄罗斯傻瓜死了。”我认为萨哈罗夫之死是恰逢其时。索尔仁尼琴从美国回来，所有人都涌去迎接他。但他不明白我们，只有我们了解他。他已经是个外国人了。他来到俄罗斯，但是却犹如身处芝加哥……

如果没有改革，我会是怎样的人？工程师那点儿可怜巴巴的薪水……（笑）现在，我自己开了一家眼科诊所。有好几百个病人和他们的家人，爷爷和奶奶，都依赖我的诊所。你们要反复地自我思考和自省，我没有这个问题。我夜以继日地工作，购买新设备，送外科医生到法国去实习。我不是一个利他主义者，我赚的钱，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起初我口袋里只有三百美元……我是和伙伴一起创业的，要是他们现在走进来，您准会晕倒的。他们长得就跟大猩猩一样，目露凶光！现在他们都不在了，像恐龙一样消失了。我那时候出出进进都穿防弹背心，因为有人会朝我开枪。要是有人吃的香肠比我的差，那关我什么事。资本主义是你们大家都想要的。大家都在做梦！但要是被欺骗了，可不要哭……

——那天晚上我们从电影院一出来，就看到血泊中躺着一个男人。后背的外衣上还有弹孔。在他旁边站着一个警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被杀死的人。不过我很快就习惯了这种画面。我们那幢楼很大，有二十个出入口。每天早上院子里都有一具尸体，我们都已经不再惊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开始的，从流血开始的。我以为自己会受到震动，但是并没有。斯大林死后，我们对于流血有了不同的态度。我还记得他们是如何杀死自己人的……而大屠杀的牺牲者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被杀死……这些情景都留下来了，存在于我们生活中。我们是在刽子手和受害者中间长大的。两种人住在一起，对于我们来说很正常。就像战争与和平状态之间没有界限一样。我们始终在打仗。打开电视，所有人都在空谈：政治家、商人，还有总统。大家都在说回扣、贿赂、裁员……人的一生，也就是吐一口痰，再用脚蹭去。就像劳改营的犯人那样……

我们为什么不审判斯大林？我来回答你吧：要是审判斯大林，就得审判我们自己的亲属和朋友，那些都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我来说说我的家庭吧……1937年，爸爸被打入劳改营；感谢上帝，他活着回来了，但被监禁了十年。回来后他就是想好好地生活。连他自己都惊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仍旧想好好生活……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绝对不是所有人。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父辈就是这样的人：要么是从劳改营回来，要么是从战场上回来。他们唯一可以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暴力，还有死亡。他们都很少言笑，沉默寡言。就是喝酒，喝酒……最后喝死自己。第二个类型是，那些没有被抓走的人，天天在担心被抓走。这种感觉并不是一两个月，而是延续好多年，好多年啊！而如果你没有被抓走，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所有人都被捕了，而你却没有？是你没有做什么吗？其实他们可以逮捕你，但是也可以把你派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工作，要看党的要求，党的命令。虽然是一个令人厌恶的选择，但是许多人都会去做。今天所说的那些刽子手，他们其实也都是平常人，并不可怕……举报爸爸的是我们的邻居，尤拉叔叔。妈妈说，就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那年我七岁。尤拉叔叔常常带着他的孩子和我一起骑马，一起钓鱼，他还帮我家修理栅栏。您瞧，一个刽子手完全是另一种形象——一个普通人，甚至是好人、正常人。爸爸被捕后的几个月，他的弟弟也被抓走了。到了叶利钦时代，他们把爸爸的档案给了我们，其中有几封检举信，一封是奥丽雅阿姨——他的表妹——写的……奥丽雅是一个美丽开朗的女人，歌唱得很好。现在她已经老了，我问她：“奥丽雅阿姨，给我讲讲1937年吧。”“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年，我在恋爱。”她对我说。……爸爸的弟弟，我的叔叔终究没能回家，他失踪了，消失在监狱还是劳改营，没人知道。虽然很难开口，但我还是问了这个一直折磨我的问题：“奥丽雅阿姨，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在斯大林时代，你在哪里看到过一个诚实的人吗？”（沉默）还有一位巴维尔叔叔，曾在西伯利亚的内务人民委员会部队里服役……您明白，其实不存在化学上那么纯粹的邪恶……不仅斯大林和贝利亚[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899—1953），苏联高级领导人，长期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大清洗”的主要执行者之一，苏联元帅。斯大林逝世后被撤职并秘密处决。——编者注]，尤拉叔叔和美丽的奥丽雅阿姨也是的……

——把列宁的遗体埋掉吧，不需要任何仪式。

——美国走狗！你们为什么要出卖祖国？

——你们是傻瓜啊，老兄。

——叶利钦和他的匪帮抢劫了我们的一切。喝酒吧！致富吧！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结束……

——他们不敢向人民说实话，说我们正在建设资本主义？所有人都准备拿起武器了，就连我的母亲，一个家庭主妇，准备好了。

——用刺刀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坐在刺刀上并不舒服。

——我真想用坦克碾死那些该死的资产阶级！

——共产主义就是犹太人马克思发明出来的……

——能拯救我们的只有一个人：斯大林同志。我们只需要他回来两天时间……他会杀死他们所有人，然后我们就让他离开，继续安息。

——谢谢你，上帝！我向所有的圣人鞠躬。

——斯大林的走狗们！你们手上的血还没凉呢。为什么要杀害沙皇一家，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

——伟大的俄罗斯不能没有伟大的斯大林。

——他们毁了人的大脑……

——我是一个普通人。斯大林没有碰过普通百姓。在我们家没人受到伤害，所有工人也都没有受到伤害。领导们的脑袋掉了，老百姓还在安静地生活。

——红色警察！你们很快就会说从来都没有过任何劳改营，只有少年先锋队。我的祖父是一位看门人。

——我祖父是矿山测量师。

——我祖父是工程师……

——我是一个贪杯的人。为什么我喜欢喝酒？因为我不喜欢我的生活。我想用酒精制造出失去理性的翻腾，体会一下挪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感觉。到一个一切都美好的地方去。

——对我来说，问题更加具体：我想住在哪里？一个伟大的国家还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我爱帝国……没有了帝国，我的生活很苦闷很无趣。

——伟大理想需要流血。今天没有人愿意死在战场上。就像那首歌唱的：“到处都是钱、钱、钱/遍地都是金钱，先生们……”如果您坚持我们有一个目标，它又是在哪里？每个人都要开着奔驰车在迈阿密度假吗？

——俄罗斯人需要信仰……相信光明，相信崇高。在我们的精神细胞中，有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因。英雄主义离我们更近。——社会主义强迫人们生活在历史中，沉溺于某种伟大……

——操！我们是精神的人，我们是特殊的人。

——我们从来没有过民主。我们和你们都算民主分子吗？

——我们生活中最后一个伟大事件，就是改革。

——俄罗斯只有伟大，或者什么都不是。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军队。

——伟大国家跟我有啥关系？我只想住在一个小国，比如丹麦。没有核武器，没有石油和天然气，也没有谁用左轮手枪打爆我的脑袋。说不定我们也会学习如何用香波冲洗人行道呢……

——共产主义是人类力所不及的任务……我们总是这样：不是寄希望于宪法，就是寄希望于鲑鱼蛋黄酱。

——我真羡慕有思想的人们！我们现在就是在过着毫无思想的生活。我想要伟大的俄罗斯！我不记得她，但我知道她曾经存在过。

——那是一个排队买卫生纸的伟大国家……苏联食堂和苏联商店的气味我记得很清楚。

——俄罗斯将拯救世界！她自己也将被拯救！

——我的父亲活到九十岁。他说他一辈子都没过上好日子，只有战争。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神是全能的，他就在我们身体里。我们就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出来的……

——我身体中百分之九十都是苏联元素……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记得盖达尔在电视上讲话：学习交易吧……市场会拯救我们……在这条街上买一瓶矿泉水，到另一条街上卖了它，这就是做生意。人们听了都莫名其妙。我回到家，关上门，大哭起来。妈妈被这一切吓得中了风。也许他们是想要做好事情，但他们对自己的人民没有足够的同情心。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老年乞讨者，他们排队沿着路边乞求施舍。褪色的帽子、破旧的外套……我上下班路过那里都一路小跑，不敢抬起我的眼睛……我在一家香水厂工作。工厂发不出工资，就给我们发香水和化妆品……

——我们班上有个贫穷的女孩，她的父母在一次车祸中死亡，留下她和奶奶相依为命。她长年只有一件衣服穿。但是没有一个人同情她。怎么这么快啊，贫穷成了一种耻辱……

——我不为九十年代后悔……沸腾和光明的时代。我以前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从不读报，但现在要去投票选举国会议员了。谁是改革的工程师？作家、艺术家、诗人……在第一次全苏人民代表大会上能够搜集签名。我丈夫是一位经济学家，他为此都要发疯了：“用华丽辞藻去燃烧人心，这是诗人做的事情。而你们是搞革命。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办？你们怎么建立民主制度？谁去建设？现在我可明白了，你们在干什么。”他嘲笑我。我因此与他离婚了……但实际上，他是对的……

——局面太可怕了，于是市民们都去了教堂。当时我信仰共产主义，我不需要教堂。我的妻子跟我在一起，因为在教堂里一个神父把她叫作“小天使”。

——我父亲是个诚实的共产党员。我不怪罪共产党员们，我怪罪共产主义。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对待戈尔巴乔夫，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叶利钦……比起插上德国国会大厦上的红旗，购物的长队和空空的柜台那么快就被遗忘了。

——我们胜利了，可是打败了谁？怎么回事？电视台的一个频道播放“红军”打“白军”的电影，另一个频道是勇敢的“白军”在打“红军”。都精神分裂了！

——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谈论痛苦……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方式。在我们看来西方人很天真，因为他们不曾遭受我们一样的苦难，任何小脓疮他们都有治愈的药方。但我们是蹲过劳改营的，我们是在战争中从成堆的尸体中爬出来的，我们是在切尔诺贝利用赤裸的双手拨开核燃料过来的……现在我们又坐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好像战争刚刚结束，我们都被磨碎了，我们都已经散架了。我们的语言，只有痛苦的语言。

我尝试和我的学生谈论这些……他们却直接对我发出讪笑：“我们可不要吃苦。对我们来说，生活是另一种东西。”我们对不久前的世界还一无所知，就已经生活在一个新世界了。整个文明都建立在废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