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节日是11月7日，伟大的光明的日子……我童年印象最深的是红场的大阅兵。

我在爸爸的肩膀上，手上绑着一个红色小球。游行队列的上方，天空中是列宁、斯大林和马克思的巨幅画像。还有红色、蓝色、黄色的小球组成的花环和花束。红色是我喜爱的颜色，最最喜欢的。那是革命的颜色，流动着革命的鲜血的颜色……伟大的十月革命现在被说成是“军事政变”“布尔什维克阴谋”“俄罗斯的灾难”……说列宁是德国间谍，革命是逃兵和醉酒的水兵发动的。我充耳不闻，不想听！这超出了我的接受范围……我一生保持着信仰：我们出生在史无前例的美丽国家，是最幸福的人。再也没有这样的国家了！我们有红场，那儿有救世主大钟楼，报时的声音给全球的人们校对时间。爸爸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妈妈和奶奶也这样说：“11月7日这一天，是日历上最美丽的一天……”前一个夜晚我们久久都不会上床睡觉，全家人都用黄色纸和心形纸板制作花朵，装饰色彩。大清早妈妈和奶奶就留在家里准备节日午餐。那天一定会来客人，带来蛋糕和葡萄酒礼盒，那时还没有玻璃包装纸。奶奶烤出来自家独特的馅饼，是卷心菜蘑菇肉馅的，而妈妈会像变戏法一样地制作出橄榄色拉，煮出天下无双的果冻。而我，就和爸爸一起！

大街上人很多，所有人的大衣和西装上都有红丝带。红色条幅光彩夺目，军乐团在演奏，主席台上站着国家领导们。喇叭里播放着歌曲：“和平的首都/祖国的首都/你用繁星点亮克里姆林宫/全宇宙都为你骄傲/花岗岩的美人——莫斯科……”我希望穷尽一生的力气高喊：“乌拉！”扬声器里不断传出：“光荣属于莫斯科列宁勋章及劳动红旗勋章两次获得者，莫斯科利哈乔夫制造厂的劳动者们！乌拉，同志们！”“乌拉！乌拉！”“光荣属于我们英勇的列宁共青团，光荣属于共产党，光荣属于我们的荣誉退伍军人……”“乌拉！乌拉！”太美了！令人振奋！人们在哭泣，是因为喜极而泣。军乐队奏起阅兵和革命歌曲：“命令他前往西线/而她要去另一方向/共青团员出发/走向国内战争……”我能背下所有歌曲的歌词，从来都没有忘记，经常会唱，自己唱给自己听（哼唱起来）：“我的祖国多宽广/很多森林田野和河流/我不知道还有另外的国家/还有这样自由呼吸的人……”不久前我还在柜子中发现了旧唱片，从阁楼上搬下留声机，整个晚上都在回忆往事。杜那耶夫斯基和列别捷夫－库马奇[伊萨克·奥西波维奇·杜那耶夫斯基（1900—1955），苏联著名作曲家，从20世纪30年代起到50年代写过不少轻歌剧，其中最著名的是《金色的山谷》《自由的风》和《白色的金合欢》。瓦西里·列别捷夫－库马奇（1898—1949），苏联诗人，早期作品主要是讽刺诗、故事和小品文，从20年代末以后，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大众歌曲，如《快乐青年进行曲》《祖国之歌》等。——编者注]的歌——都曾是我们的最爱！（沉默）我总是很高很高，因为爸爸双手把我举起来……高些，更高些……最重要的时刻到来了，油布盖着的导弹、坦克、大炮出来了。“要牢记一辈子！”爸爸对我大声说，他总是想压过喧嚣的声音。我知道，一定会记住！在回家路上，我们又走进商店，我得到了最爱的果汁汽水。这一天解决了我想要的一切：哨子、糖果、魔杖……

我喜欢夜晚的莫斯科，焰火漫天。十八岁那年，我坠入了爱河。当我意识到这是恋爱，我就出去了，你永远也猜不到我去哪里了：我去红场了。第一，我想这一时刻要在红场。要看到克里姆林宫墙、雪中的黑色云杉树和被雪堆覆盖的亚历山大罗夫花园。我看着这一切，就知道我会幸福的。一定要幸福！

不久前我和丈夫又来到莫斯科。第一次……第一次没有去红场，没有去向红场致敬。第一次……（眼中噙满泪水）我丈夫是亚美尼亚人，我们在大学时代就结婚了。当时他有被子，我有小床，我们就开始了生活。从莫斯科医学院毕业后，我们被分配到明斯克。我所有的女朋友都分开了，有人去了摩尔多瓦，有人去了乌克兰，也有人在伊尔库茨克。那些去伊尔库茨克的被我们叫作“十二月党的女人”。那时候还是一个国家，想去哪儿都行！没有边界，也没有签证和海关。毕业时丈夫想回老家，回亚美尼亚。“我们去塞万吧，给你看看阿拉巴特。尝尝真正的亚美尼亚白面包。”他向我许诺说。但上级建议我们去明斯克。于是我们就说：“好，咱们就去白俄罗斯吧。”“好吧！”当时还年轻，前面还有很多时间——似乎有用不完的时间。于是我们就来到了明斯克。我们都很喜欢这里，走遍了山山水水：湖泊和森林，游击队森林、沼泽地和密林，森林中零星的原野。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长大，他们最喜欢的食物是煎饼，白俄罗斯的莫千卡[白俄罗斯民间食品套餐，土豆奶油汤+香肠+煎饼。——译者注]。“土豆煮一下啊，土豆炸一下啊……”其次喜欢亚美尼亚的哈希[亚美尼亚风味肉汤。——译者注]。但是每年我们全家都要去一次莫斯科。为什么不呢！没有这些我是无法生活的，我必须在莫斯科走一走，呼吸她的空气。我总是期待着，一直按捺不住地期待这个时刻，当火车接近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广播中播出进行曲，我的心脏就跟着歌词跳动：“乘客同志们，我们的火车抵达了祖国的首都，英雄城市莫斯科！”“沸腾的，强大的，不可战胜的莫斯科/我的莫斯科，我的国家/你是我的最爱……”然后我就伴着这些音乐走出车厢。

可是这次……我们这是在哪儿？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大街上的风都是肮脏的包装袋的味道，满街报纸碎片，脚下踩着空啤酒罐咔咔作响。在火车站和地铁站，到处都是灰色的人群，所有人都在卖东西：女性内衣和床单，旧鞋子和玩具，香烟可以一支一支买，就像在战争影片中那样，我只有在那里才看到这样卖烟的。一些撕碎的纸和纸盒上直接摆着香肠、肉、鱼，就摆在地上卖。在一个地方还有用撕烂的玻璃纸包装的，这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莫斯科人买东西也讨价还价了。针织袜子，餐巾纸。这里卖钉子，旁边就是食物、衣服。人们操着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摩尔多瓦语……“我们来自文尼察。”“我们来自布列斯特”……许多乞丐……打哪儿出来这么多人？还有残疾人，就跟电影里一样——就像苏联老电影。我好像在看电影。

在我最爱的老阿尔巴特街我看见了一排商品——套娃、茶炊、圣像、沙皇和家人的照片。有白卫军将军的照片：高尔察克、邓尼金[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1874—1920），沙皇俄国将领，白军领袖之一，曾赴北极探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加入白军，后成为西伯利亚政权领袖，1919年底被红军击败，次年被处决。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1872—1947），沙皇俄国将领，白军领袖之一，二月革命后任军队参谋长，十月革命后组织了一支白军，1920年初遭遇连续溃败后卸职，后流亡海外。——编者注]，还有列宁半身像。有各种各样的套娃，戈尔巴乔夫套娃、叶利钦套娃都有。我不认识自己的莫斯科了。这座城市怎么了？老人就直接坐在地上、坐在砖上演奏手风琴，身上戴着勋章，唱着军队歌曲，腿前是个军帽，里面有硬币。他们唱着我们心爱的歌曲：“小火炉中紧张跳动着火焰/树脂如泪水……”我刚想要走过去，他就被外国人包围了。外国人开始拍照，一些人对他喊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拍着他的肩膀说：“唱吧！唱吧！”他们很开心，很满足。到底怎么了！他们曾如此害怕我们，可是现在……竟是这样！大厦倾倒……帝国一场空！套娃和茶炊旁边就堆着红旗和锦旗、党证和团证，还有苏联战争奖章！还有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勇敢奖章和战功奖章，各种各样。我摸着它们，轻轻擦亮它们……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还有“保卫塞瓦斯托波尔”奖章、“保卫高加索”奖章，都是真的。那么亲切。还有苏联的军装：夹克、大衣、带五角星的大檐帽……价格都按美元计算。“多少钱？”丈夫指指勇敢奖章。“我们收的是美元。啊，好吧，给你个折扣——一千卢布。”“列宁勋章呢？”“一百美元……”“良心多少钱？”我丈夫准备和他们打架了。“你是疯子啊？从哪个洞子里钻出来的啊？这是极权主义时代的产品啊。”还说……这只是一个“铁片”，但是外国人喜欢，他们把它作为苏联时代的时尚保留。旅游商品。我尖叫起来……叫来了警察。我大叫着：“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啊……”警察向我们确认说：“这些是极权主义时代的物品，我只是负责稽查毒品和色情的……”一个党证卖十个美元——还说这不是色情？光荣勋章……或者是这个带列宁像的红旗，用它们换美元？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在作为某种装饰品中的一个部分，他们在拿我们开心。我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我站在那儿就哭了。旁边的意大利人还在试穿试戴军大衣和红星大檐帽，一边说：“卡拉绍，卡拉绍！[хорошо，俄语“好”。——编者注]”满嘴说着……拙劣的俄语。

我第一次瞻仰列宁墓是与妈妈一起。我记得那天下着雨，冷冷的秋雨。我们排队等候了六小时。一节节的台阶……半明半暗……花圈……人们耳语：“走过去，不要停留。”因为流眼泪，我什么都没看清，但我感觉列宁的身体在发光。小的时候，我对妈妈保证：“妈妈，我永远不会死。”“你为什么这么想啊？”妈妈问，“所有人都会死的，就连列宁也死了。”就连列宁……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描述这一切，我应该……我想要说细致些。我本来想说……但不知道跟谁说。说什么？说说我们曾经是多么幸福！现在我还绝对相信这点。我们是在贫穷和天真中长大的，但从来没有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幸福，也没有人嫉妒别人。在学校期间，我们用廉价铅笔盒和钢笔去换四十戈比。夏天穿帆布鞋，用牙粉把鞋子擦干净，很漂亮！冬天就穿一双橡胶套靴，严寒中鞋底都发烫。真快乐！我们都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后天比明天更好。我们拥有未来和过去。我们全都有了！

我们热爱、无限热爱祖国，祖国是最最好的！第一辆苏联汽车——乌拉！没有读过书的工人用苏联的不锈钢开发了秘密技术——胜利！其实这个秘密全世界早就知道了，只是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时候，第一次飞越北极的是我们，我们学会了驾驭北极光。我们让浩荡的河水倒流，灌溉常年干旱的戈壁……相信！相信！相信！信仰超出了理智。每天我不是被闹钟叫醒，而总是在国歌声中醒来：“牢不可破的自由共和国联盟/伟大的俄罗斯永远团结……”在学校我们唱过很多歌，我还记得我们的歌曲（吟唱起来）：“父辈梦想自由幸福/为此不懈奋斗/列宁斯大林在斗争中创立了/我们大家的祖国……”回到家里，大家也都想着……第二天是我加入少先队的日子。早上就奏起国歌，我跳起来站在床上，直到国歌结束。少先队员宣誓：“我……加入队伍……面对自己的同志……郑重承诺：热爱祖国……”家里就像过节一样，飘着蛋糕的香味，大家向我祝贺。我的红领巾从来不离身，每天早上一定洗好熨平，不能有一点儿皱褶。甚至上了大学后，我的围巾也像红领巾那样扎。我的共青团团证，直到现在我还带在身边……为了早些加入共青团，我虚报年龄，给自己加了一岁。我爱走那条总是播放广播的大街……广播，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全部。一打开窗户，音乐就飘进来，这种音乐马上激励你起床，并且在家里就走起正步，仿佛你正在队列里一样。或许有人说这是个牢笼，但对我来说这是温暖的牢笼。我们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甚至到现在我们仍然喜欢人贴人地拥挤着排队，有一种团结的感觉。你注意到了吗？（再次哼唱）“斯大林是我们战斗的荣誉/斯大林是我们青春的飞翔/我们高唱歌曲，取得战斗胜利/我们人民紧跟斯大林前进……”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去牺牲，去献出生命，奉献祖国。共青团的誓言是：“只要人民需要，我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并不是嘴上说说的，我们实际上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那时候街上走来一队士兵，所有人都会停下来致意……战争胜利后，军人是最非同寻常的人。入党时，我在志愿书中写道：“本人了解党章的内容并承诺鞠躬尽瘁，如果需要，我的生命随时属于祖国。”（仔细看着我）您怎么想我？觉得我像个白痴吧？天真幼稚……我有一些熟人，他们也这样坦率地嘲笑我是情感社会主义、书本理想主义……我从他们眼神中就可以看出对我的讥讽：愚蠢！堂吉诃德！您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您想安慰我吗？不？我们这儿作家一个比一个强，还有教师和神父。但这都是以前的事情，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很多人现在都为教会服务，但真正虔诚的信徒很少，大多数是心灵痛苦的人，像我一样有创伤的人。我不是那种唱赞美诗的信徒，我是心灵信徒。我不知道怎样祈祷，但是我祈祷……我们那儿有一位教士，是个退役军官，他的布道说的全是军队，还大谈原子弹，大谈俄罗斯的敌人和共济会的阴谋。而我想听的是另一种语言，完全不同的说法，而不是这类信徒的话……当然，周围全是这类人……充满仇恨……没有可以心灵交流的地方。打开电视也一样，电视上也是同样的诅咒，所有人都要抛弃从前的一切。大家都在诅咒。我原来最喜欢马克·扎哈罗夫导演[马克·阿纳托利耶维奇·扎哈罗夫（1933— ），苏联、俄罗斯著名演员、电影戏剧导演，多次获得苏联与俄罗斯人民艺术家称号。——译者注]，现在我不喜欢他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他了……我从电视上看到他烧毁了自己的党证……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不是戏剧！这就是现实生活！我的生活。难道我能够这样生活吗？难道我能这样生活吗？……我才不要看这种表演呢……（哭）

我赶不上变化，我属于那些赶不上车的人。本来在奔向社会主义的火车上，人们突然间换乘了另一列开往资本主义的火车。我迟到了……大家嘲笑“苏联分子”是土老帽，不开窍，他们也这样嘲笑我，说“红军”已经是野兽，“白军”才是骑士。但我从心灵和大脑都反对他们，因此身体本能上也不能接受。我不行，没有这个能力了。我尊敬戈尔巴乔夫，虽然我也批评他，他是一位……现在清楚了，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梦想家，天真、浪漫。但是对于叶利钦，我却真的没有想到……对于盖达尔的改革也没有任何准备。金钱一夜之间就没有了。金钱……还有我们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在一瞬间大贬值。不再说光明的未来，改口说：富起来吧，爱金钱吧，向野兽卑躬屈膝！全体人民都没有做好准备，做梦都没想过要去搞资本主义，准确地说，我自己就没有梦想过资本主义，我喜欢社会主义。就是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年代，清贫的年代……我也没遇见过吃人的年代。我喜欢唱帕赫姆托娃[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帕赫姆托娃（1929— ），苏联和俄罗斯著名作曲家，创作过四百多首苏联歌曲。——译者注]的歌：“在飞机机翼下歌唱绿色海洋般的原始森林……”“我准备团结大家一起建设蔚蓝色的城市……”那时候充满了梦想！“我知道——城市将会……将变成大花园……”我喜爱马雅可夫斯基，喜欢爱国诗歌和歌曲。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很多东西。那时候没有人向我灌输生活只是为了好吃好睡，而现在的英雄都是那些在一个地方买进又到其他地方翻三倍卖出的家伙。现在的事实都是在向我灌输这些……结论是，那些为他人、为崇高理想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的都是傻瓜。我不接受，不接受！昨天我在商店交款处，看到前面一个老太太翻来覆去地计算钱包里的零钱，最后只能买一百克最便宜的香肠和两个鸡蛋……我认识她，她做了一辈子教师……

我无法为这种新生活而高兴！这样的生活我不会好过的，我永远不会只想着自己一个人享福。我感到被孤立了，生活一次次把我拉向泥淖，落在地上。我的孩子们已经按照新法则生活了。他们不需要我了，我成了所有人的笑料。我整个一辈子，都成了所有人的笑料……我最近整理了旧物，找到了我年轻时的日记：记录着我的初恋、初吻和所有我如何热爱斯大林、准备死也要见到斯大林的全部日记。通篇都是疯狂的笔记……我想要扔掉它们——但舍不得，藏起来又害怕。只要被人发现，他们会对此大开玩笑，讥讽我嘲笑我。决不能给任何人看到……（沉默）我记得很多事情，用正常思维无法解释。罕见的例子，是的！任何心理治疗师都会喜欢的……真的吗？！您遇上我算是幸运……（又哭又笑）

您问吧……您想问这些都是怎样编造出来的吧：我们的幸福，就是他们在夜晚去跟踪某人，然后又抓走他，是吗？于是那人消失了，永远消失在大门后面。但是我怎么不记得？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春天的丁香花开和群众游园活动，还有被阳光烤热的林荫道，太阳的味道。我记得眼花缭乱的体育大军检阅、红场上的人群和鲜花组成的名字：列宁、斯大林。我总是向妈妈问这个问题：我们还记得贝利亚，还记得卢比扬卡吗？妈妈沉默。只有一次她回忆过，有一年夏天她和爸爸两人从克里米亚休假回来后的见闻。他们以前常去乌克兰。那是三十年代，集体化运动……乌克兰发生了大饥荒。几百万人饿死了，整村整村都死光了……竟然都没有人收尸埋葬。大批乌克兰人被杀死，因为他们不想组织集体农庄。现在我才知道这些……历史上乌克兰曾经爆发哥萨克大起义，人民还记得自由的滋味……乌克兰的土地太肥沃了，只要插上一个木桩，就会长出一棵大树。但是他们都死了，就像牲畜一样倒下了。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连教堂的圆顶都给拆走了。军队把农民包围起来，就像在集中营一样。现在我知道真相了……我有个女同事是乌克兰人，她从自己祖母那儿听说了这一切。在他们村里，一名母亲亲手用斧子砍死了自己的孩子，把他煮熟养活其他孩子……亲生孩子啊……这都是发生过的真事。谁都怕把孩子放出家门，因为有人像捕捉猫和狗一样抓孩子。大家都在园子里挖蚯蚓。谁能爬上开往城市的列车谁就算逃出去了。谁都盼着有人会扔些面包皮给他们。士兵用大皮靴踢他们，用枪托打他们……列车经过那些地区的时候，都要像赛跑一样全速开过去。车窗全部关闭，窗帘全部落下。车窗外面发生了什么，既没有人说，也没有人问，就这样一直开到莫斯科。游客们带着进口葡萄酒和时令水果，回忆着海滨度假，为晒得黝黑的肤色而得意。（沉默）我那时候很喜欢斯大林……喜欢了很长时间。即使后来人们开始写他个头矮小、红发、手臂枯萎，我仍然爱他；即使他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即使他被人们揭穿，即使他从列宁墓中被移走，我仍然喜欢他。

我很长时间……都是一个斯大林时代的女孩。是的，这是事实，一直伴随着我，伴随着我们……没有那种生活，我就会双手空空；失去一切，我就会像个乞丐！我曾经为我们的邻居瓦尼亚叔叔而骄傲，他是个英雄人物！他从战场回来，失去了双腿。他常常坐在一个自制的木头轮椅上，在院子里荡来荡去。他叫我“我的玛格丽特卡”，他给院子里所有人修补靴子和鞋子。他喝多了就唱歌：“我亲爱的兄弟姐妹/我英雄般在战场上搏斗……”斯大林去世几天后，我去瓦尼亚叔叔家，却听到他说：“嗯，小玛丽……这家伙终于咽气了。”他怎么会这样说我的斯大林！我夺回了靴子说：“您怎么敢这样说？您是英雄啊！是得过勋章的！”经过两天思考，我做出了决定：我是少先队员，就是说，我必须到内务部去检举瓦尼亚叔叔。我写了一封揭发信。那时候绝对是认真的……真的！就像帕夫利克·莫洛佐夫[帕夫利克·莫洛佐夫（1918—1932），通常被称作“小帕夫利克”，苏联历史上最著名的少年英雄之一。在宣传中，他于1932年向当局告发父亲的犯罪行为，导致其父被投入劳改营，随后小帕夫利克被家人报复杀害。近年的一些调查指出，小帕夫利克的事迹很大程度上属于虚构。——编者注]一样……我连自己的父亲母亲，都是可以揭发的……真的！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从学校回来时，却看到瓦尼亚叔叔喝醉酒躺在大门外。他自己弄翻了轮椅，就爬不起来了。我开始可怜他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坐在那儿，把耳朵都紧靠着扬声器，听每个小时广播一次的斯大林同志健康报告，边听边哭，真心难过。那时候就是这样！真的！那是斯大林时代，我们都是斯大林的人……我的妈妈来自贵族家庭，革命爆发前几个月她嫁给了一个军官，后来他曾在白卫军中作战。他们在敖德萨分手了，他和邓尼金的残部流亡到海外，而妈妈不能离开瘫痪在床的母亲。她被“契卡”作为白卫军的妻子抓走了。负责这个案子的调查员爱上了妈妈，想法把她救出来了，但是强迫妈妈嫁给他。那人经常工作之后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后用左轮手枪枪柄打妈妈的头。后来那人忽然消失了。这就是我的妈妈，一个美女，热爱音乐，通晓多种语言，但她对斯大林爱到头脑发昏。如果爸爸有时对什么事情感到不满，她会威胁爸爸：“我会到区委去告诉他们，你是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说到我爸爸……爸爸早年参加革命，在1937年遭到镇压，不过很快被释放，因为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高层中有个人是他的老相识，替他说了话，给他保释出来。但是爸爸再没有恢复党籍，他不能忍受这种打击。他在监狱里被人打掉了牙齿，打破了脑袋。但是爸爸仍然没有改变，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您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你认为他们都是傻瓜？天真？不，这都是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妈妈读莎士比亚和歌德的原著，爸爸毕业于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伊涅萨·阿尔曼德[伊涅萨·费多罗夫娜·阿尔曼德（1874—1920），俄共（布）革命家，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编者注]都是我的偶像，我的理想。他们的作品伴随我成长……（深思）

我曾经在航空俱乐部学习飞行。我们是怎么飞行的啊，现在都还令人惊讶：我们居然能活下来！那不是滑翔机，只是一个自制机体，木质架构，外面包上垫子而已。操纵要用手柄和脚蹬。所以，当你飞起来时，你可以看到鸟儿，从空中看到地面。你觉得自己插上了翅膀！人类改变了天空……改变了高度……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的就是我们那种……我可怜的不是自己，而是我们热爱的一切……

我实事求是地回忆一切，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人讲这些会感到尴尬……

加加林飞上太空了……人们走上街头，开怀大笑，素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拥抱，喜极而泣。从工厂直接过来的工人穿着工作服，医生护士戴着白色帽子，人们把他们抛上高空：“我们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那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叫人惊奇。至今我听那首歌，心情仍然不能平静：“我们没有梦见隆隆的火箭发射场/没有梦见冰冷的蓝色/我们只梦见青草，房外的青草/绿色的草场……”古巴革命爆发了……年轻的卡斯特罗……我大喊：“妈妈！爸爸！他们胜利了！古巴万岁！”（唱起来）“古巴，我的爱！/紫色黎明之岛/清晰的歌声响彻地球上空/古巴，我的爱！”不少西班牙战争的老兵到我们学校来，我们一起唱起《格林纳达》：“我离开小屋，去打仗/把格林纳达的土地给农民……”我桌子上面就挂着伊巴露丽[多洛雷斯·伊巴露丽（1895—1989），西班牙共产党领袖。是贫穷矿工的女儿，1920年加入西班牙共产党，1939年佛朗哥取得西班牙内战胜利后，她逃往苏联。1977年回国。——编者注]的照片。是的，我们先是梦想去格林纳达，然后是古巴……几十年之后，另一批年轻人为了阿富汗也是这么疯狂。我们都是很容易被欺骗的。但不管怎样……无所谓！我不会忘记这些！我不会忘记我们整个十年级全部出动去开垦荒地。他们排着队，挥舞着旗帜，一些人还背着吉他。“这就是英雄！”——我当时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作为病人回来了：他们根本不能在荒地中生存，在大森林中建铁路，钢轨都是自己蹚着齐腰深的冰水背过去的。他们缺乏技术。吃腐烂的土豆，所有人都染上了坏血病。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下去了，好样的！还有个姑娘陪着他们一同兴奋激动，就是我！这是我的记忆，我不会留给任何人，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民主党员，更不要说买办商。我的记忆只属于我一个人！即使一无所有，我也都能够活下去：我不要很多钱，也不要锦衣玉食、豪华汽车。我们开着日古利车[日古利是苏联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在20世纪70年代后生产的小型家用轿车，出口型的品牌为拉达。——编者注]走遍了全苏联：我看到了卡累利阿、塞万湖和帕米尔高原。这都曾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叫苏联。哪怕没有很多物质，我也可以过活，我只是无法舍弃曾经拥有的一切。（她沉默良久，我只好叫了她一声。）

不要担心我，我现在一切都不错，生活已经正常了。我坐在家里，抚摸着小猫，编织手套。如此简单的事情，比如编织，就能够让我心情舒畅……是什么支撑我？我不会走极端的，不会……作为一名医生，我什么都了解，所有琐事……死亡是无形的，并不都是美丽的。我见过上吊自杀的人，在最后一刻他们出现高潮，大小便失禁。煤气中毒的人皮肤是蓝色的、紫色的。对于女人来说，自杀是一种很可怕的想法。我不可能有任何关于死亡的美丽幻想。那样子，就像什么东西离你而去，似乎在催促着你，逼着你冲动。你在绝望地挣扎……还有呼吸和心律……还可以挣扎，但那时候已经很难支撑了。要按下停止键，停！我就支撑住了。扔掉晾衣绳跑了出去，任由倾盆大雨淋湿身体。被大雨湿透之后我是多么喜悦！多么高兴！（沉默）这之后我很久都不说话，在压抑中躺了八个月，都不会走路了。最终才重新站起来，学会了走路。我终于……我又坚强了……但是我的感觉还是很糟，我像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这对我算是什么？够了！够了……（坐下哭泣）够了……

1990年，我们明斯克的一个三居室里住十五个人，还有个吃奶的孩子。第一批客人是丈夫家里从巴库来的亲戚，姐姐一家人和姐夫的堂兄弟。他们不是来做客的，而是带来了“战争”这个词。他们惊呼着走进我家，从他们的眼睛看得出，他们很久没睡过好觉了……他们是秋天还是冬天来的，那时已经很冷了。对，他们是秋天来的，因为冬天我们这儿的人更多了。冬天，从塔吉克斯坦来了客人，我姐姐一家和姐夫的父母从杜尚别来。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形势，这样子的……到处都睡着人，夏天甚至睡到阳台上。他们说话时就像是哭喊……就好像他们在逃难，战争就在身后追赶，脚后跟冒烟……他们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是苏联人，绝对的苏联派。百分之百！我们都为此而骄傲。可是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全没了！一早醒来时，他们向窗外望去——已经生活在另外的国旗下。在另一个国家，成了外国人。

我一直在听……听他们没完没了地说：

“那是个什么时代啊！戈尔巴乔夫上台了……窗户下突然响起了枪声。耶稣啊！那可是在首都，在杜尚别啊……所有人都坐在电视机前，生怕错过最新消息。我们工厂以女工为主，大部分是俄罗斯人。我问她们：‘姑娘们，会发生什么呢？’战争已经开始了，在砍俄罗斯人。过了几天，一家商店大白天被抢劫，接着是第二家……”

“头几个月我只是哭，后来不哭了。眼泪很快哭干了。最怕的就是男人，熟人和生人都怕。他们冲进家里，冲进汽车……‘美人啊！姑娘啊，让我们抱抱吧……’邻居家的女孩遭到同班同学强奸。是我们认识的塔吉克男孩。她母亲找到男孩家里。那家人却对她大吼大叫：‘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滚回你们自己的俄罗斯吧。你们俄国人很快就不能留在这里了。穿上你们的内裤快滚吧。’”

“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里？是凭共青团的派遣证明，是去建设努列克水电站，建设铝制品工厂。我学会了几句塔吉克语：茶壶、碗、沟渠、杜松子、梧桐……他们叫我们舒拉维，意思就是俄罗斯兄弟。”

“我时常还梦见玫瑰山茂密的杏树。醒来满脸的泪水……”

“在巴库，我们住在一幢九层大楼。早上有人把亚美尼亚家庭都赶到院子里……人们把他们团团围住，有多少人算多少人，全都冲向他们，每个人都用东西去打人。一个小男孩……只有五岁……他也跑过来，挥着儿童铲子打人。一个阿塞拜疆婆婆抚摸着他的脑袋……”

“我们的朋友——也是阿塞拜疆人，他们自己躲在地下室。有人朝他们扔垃圾、破箱子。晚上才能出来找些吃的……”

“早上我跑步去上班，看到街上躺着尸体。躺在地上或者靠墙坐着，就像活着一样。有人用达斯塔汗（布匹）盖上他们，也有的没有盖，来不及盖。大多数都是衣衫被剥光，有男人也有女人……又有人坐在路边，有人没有被剥去衣服，因为他们没有被打倒……”

“我以前认为塔吉克人就像孩子一样单纯，从来不怨恨别人。但是半年后——可能还不到半年，我已经认不出杜尚别了，人们也互相不认识了。太平间人满为患。早上没有人上街，在柏油路上，全都是血块……就像果冻一样……”

“整天都有人群打着标语在我们的大楼外面示威：‘亚美尼亚人去死吧！死吧！’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愤怒的人群，都没有人样了。报纸上全是小广告：‘用巴库的三室公寓置换俄罗斯任何城市的任何公寓……’我们的公寓卖了三百美元，这就是一台冰箱的价格。如果不同意按这个价格卖出，就会被杀死……”

“我们用自己的公寓换来了我的中国羽绒服，给丈夫的保暖鞋。家具、餐具、地毯……所有东西都扔掉了……”

“我们在没有电灯、煤气、水的状况下生活……市场上价格很可怕。我们家附近开了个售货亭，出售鲜花和葬礼花圈，只有鲜花和花圈……”

“晚上有人在邻居的墙上写道：‘胆寒吧，俄罗斯的浑蛋！你的坦克兵不能帮助你了。’俄罗斯人被剥夺了领导地位……有人从角落里朝俄罗斯人开枪，城市马上陷入脏乱，就像一个村子，变成了一个外国的城市，不是苏联的了……”

“什么事都可以杀人……不是在那里出生的要杀，不是说他们的语言要杀，带枪的人不喜欢的要杀……之前我们怎么生活的？每逢假期，我们第一次敬酒都要说‘为了友谊’，还要用亚美尼亚语说‘我爱你’，用阿塞拜疆话说‘我爱你’。我们是生活在一起的……”

“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认识的塔吉克人都把孩子锁在屋内，不让他们出门，不让别人教他们，不让他们学杀人。”

“我们离开了……已经坐上了火车，火车轮子已经开动了，就在这最后几分钟里，有人用自动步枪朝车轮扫射。士兵们组成人墙掩护我们。如果不是士兵，我们可能都不能活着跑到车上。现在我看到电视上播放战争片，我都会立即感觉到这种气味，人肉烤焦的气味……令人恶心的糖果的味道……”

半年后丈夫发了一次心脏病，再过半年又发了一次，接着他妹妹又中风。因为这一切，我都快疯掉了……你知道发疯时头发是什么样的吗？变得很硬很硬，就像钓鱼线一样。每根发丝都是先发疯的……有谁能受得了啊？我的小女儿卡琳娜白天还是个正常的孩子，窗外一黑下来，她就浑身颤抖，大喊大叫：“妈妈别离开我！我一睡着，他们就会杀掉你和爸爸！”我早上去上班都是在马路上跑，就是希望汽车撞死我。我以前从不去教堂，但是现在一跪就是几个小时：“最神圣的圣母！你能听到我的话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我不是政治家，我也不想弄清楚政治。我只是害怕。您还想问我什么吗？我都会告诉你……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