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背叛……我背叛了自己的感情，背叛了我们的生活，背叛了我们说过的话……这些话是只能说给自己人的，但我让一个陌生人来到了我们的世界中。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够理解我。我还记得，在市场上有一个卖苹果的女人，逢人就讲她是如何给自己的儿子送葬的。当时我就对自己发誓：“我永远不要这样子。”其实我和丈夫一直对此默不作声，只是哭泣，但都是一个人偷偷哭，不给别人看到。只要开个头，我就会开始号啕大哭。头一年，我根本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想思考，想安慰自己：他不是故意耍我们，他只是想试试，想往那个世界看一眼……青春期的孩子总会心神不安：那个世界有什么东西？尤其是男孩子，更不安定……他死后，我翻遍了他的日记和诗歌，就像一只猎犬那样查找。（哭）在那个星期日的前一周，我站在镜子前梳头，他走到我身边，抱住我的肩膀，我们两人站在一起，看着镜子微笑。我紧紧搂住他说：“小伊戈尔，你真漂亮啊。你漂亮，是因为你是爱情的产物，强烈爱情的产物。”他更紧地抱住我说：“妈妈，我搂着你，你永远都是无与伦比的。”一想到这，我就不由得打寒战：当时，在镜子前面，他是否就已经想好了？……他想过吗？

爱……我说出这个字眼，总觉有些异样，总要回味一下爱到底是什么。我曾经以为爱一定胜过死亡，爱能战胜一切……我读十年级的时候就和我丈夫相识了。有一次，邻校的男生来我们学校跳舞。第一个晚上我不太记得，因为我没有看到瓦里克（当时大家都这样叫他），但他注意到了我，只是没有走过来，甚至都没有看清我的脸，只是个轮廓。但他好像听到某处传来一个声音对他说：“这就是你未来的妻子。”这是他后来说的……（笑）也许就是他自己想的吧？他是个幻想家。但奇迹确实一直与我们同在……而且在人间一直跟着我。我那时候很快乐，疯狂的快乐，不可抑制的快乐。当时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爱我的丈夫，但我也喜欢和其他男人调情，就像是游戏，你走到哪里，都有很多男人盯着你，而你又喜欢被人看，享受那么一点点暧昧。“为什么我一个人会得到这么多啊？”我经常模仿自己最喜爱的玛雅·克里斯塔林斯卡雅[玛雅·弗拉基米罗夫娜·克里斯塔林斯卡雅（1932—1985），苏联著名的流行歌手。——译者注]唱歌。光阴似箭，现在我很后悔没有记住那些情景，我永远再不会那么快乐了。要去爱，就需要有精力，但现在我是另一个女人了，平庸普通的女人。（沉默）有时候我还很想回到过去，但回忆过去的自己常常是不愉快的……

伊戈尔三四岁的时候，我给他洗澡。他就说：“妈妈，我爱你，就像爱美丽的沙列夫娜。”他发不出舌颤音，我们就顽强地练习……（笑）我现在就是为此而活着，以回忆度日，是对我的施舍……我拼凑起一块块记忆碎片。我在中学是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一幅家庭日常生活的画面是：我读书，伊戈尔就在翻弄厨房的橱柜。在他搬出铁锅、煎锅、铁勺、刀叉时，我准备明天的讲课。他长大一些了。我坐着写作，他也坐在自己的小板凳上写写画画。他很早就会阅读和写字。他三岁时我们就一起背诵米哈伊尔·斯维特洛夫的诗歌：“卡霍夫卡、卡霍夫卡，是故乡的步枪……/飞吧！火热的子弹。”这里应该停下来讲一些细节了……我想让他成长为一个强悍的男子汉，就给他找了歌颂英雄和战争的诗歌、歌颂祖国的诗歌。有一次我妈妈的一番话让我惊讶：“薇拉，别让他读战争诗歌了。他只愿意玩打仗的游戏。”“所有男孩都喜欢玩打仗游戏啊。”“是的，但是伊戈尔喜欢让别人朝他开枪，他倒下去。他喜欢死！他对死这么热衷，那么高兴去死，真让我害怕。他总是对其他孩子喊：‘你们开枪啊，我要死去。’有时是反过来说。”（她沉吟良久）为什么当时我就没有听妈妈的话啊？

我给他买了很多战争玩具：坦克、玩具士兵、狙击步枪……他是个男孩，应该成为战士。狙击步枪上还有文字说明：“狙击手应该冷静而有选择地射杀，首先要充分认识目标……”这些文字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正常的，不会令人害怕。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有一种战争心态，“如果明天有战争，如果明天去远征”……我找不到其他解释，没有其他解释……现在人们已经很少给孩子送军刀和玩具手枪了……砰砰！而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听学校里有的老师说瑞典好像禁止出售军事玩具，我还很吃惊。那怎么培养男人？怎么培养国家保卫者？（声音有些颤抖）“向着死亡，向着死亡，保持心情平静/可怜的歌手和骑手……”不需任何理由，我们就会准备好……永远在备战中……每过五分钟就说到一次战争，经常高唱军事歌曲。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有像我们一样的人吗？波兰人也在社会主义下生活，捷克和罗马尼亚也是，但他们是另一种人……（沉默）现在我都不知道怎样活下去。依靠什么才能活下去？靠什么啊……

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他躺在棺材里……我们过得很幸福，为什么他会认为死亡更美丽……

女友带我去裁缝铺，她说：“你应该给自己做几件新衣服。我感觉沮丧时就会给自己缝新衣服……”

睡梦里我总是觉得有人一次次抚摸我的头……第一年，我常常从家里跑出去，到公园去号啕大哭，鸟儿都被吓跑了……

他十岁那年，哦不，是十一岁，那天我背着两个书包，好不容易走到家，在学校累了一天。进门后发现父子二人都在沙发上，一个在看报，一个在看书。家里乱糟糟的，真见鬼！没洗的脏盘子堆成了山！他们还高兴地欢迎我回家！我拿起扫帚，他们用椅子搭起“掩体”。“给我出来！”“绝不！”“放下手吧，应该先骂谁？”——“妈妈姑娘，请不要生气嘛。”伊戈尔第一个钻了出来，他已经长得和爸爸一样高了。“妈妈姑娘”是我在家里的绰号，这是他想出来的……我们夏天通常到南方度假，去看距离太阳最近的棕榈树。（快乐起来）我们当时说的话，至今都还记得……我们让他晒晒太阳，治慢性鼻窦炎。三月之前，我们有债务必须要还，就节省度日：第一餐是饺子，第二餐还是饺子，茶点又是饺子。（沉默）还能记得一些精彩的海报……暖融融的古尔祖夫。大海、礁石、波浪和阳光照射下白色的沙滩……我们留下了很多照片，我现在都把它们藏起来，不要让自己看到。我害怕……内心会一下子爆炸……有一次我们没有带他去度假，但半途中就回来了，闯进家门就喊：“小伊戈尔！你和我们一起去吧。我们不能没有你！”“乌拉！”他一下跳起来挂在我脖子上。（长久停顿）我们不能没有他……

为什么我们的爱不能支撑他？我曾经相信爱是万能的。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这个问题……

这一切已经发生了，他已经不在我们身边。我长期处于精神崩溃状态。“薇拉”，老公叫我，我听不见。“薇拉……”还是听不见。但突然我就会歇斯底里，大喊大叫，用脚踢我的妈妈，踢我最亲爱的妈妈：“你是个怪物，是穿衣服的怪物！就是你养育出来一个和你一样的怪物！我们这辈子都从你那儿听到了什么？要为别人而活着，为高尚目标而活着……要躺在坦克下面，为了祖国宁可烧死在飞机上。要轰轰烈烈的革命……像英雄一样死亡……死总是比生更加美丽。我们从小就是怪胎。我也是这样培养伊戈尔的。这全都是你的罪过！都是你！”

妈妈忧郁成疾，人突然开始萎缩了，成了一个小老太太。我心如刀绞，这么多天我第一次感到了疼痛。之前，有一次乘无轨电车时，别人把一个沉重的箱子砸在我脚上，我都没有感觉。晚上脚趾都肿了，那时候我才想起被箱子砸过的事情来。（流泪）现在该停下来说说我的妈妈了……我妈妈属于革命前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那些人，每当演奏国际歌时，他们眼中都闪着泪花。她经历了整个战争，所以总是回忆苏联士兵把红旗插上德国议会大厦：“我们的国家打赢了这样一场战争！”十年，二十年……四十年都过去了，她还总是对我们重复，就像念咒一样，祈祷一样，这就是她的祈祷……“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是幸福的。”——妈妈对此绝对坚信不疑，和她争论也没用。她因为《战争与和平》而爱上了“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更因为这位伯爵为了灵魂救赎而要把自己的财产分发给穷人。不仅是我妈妈一个人，她所有的朋友，苏联第一代知识分子们，都是读着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涅克拉索夫[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者、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品有《怎么办？》《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资本与劳动》等。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国民主主义者和文艺批评家。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俄国诗人，诗歌描绘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创作对俄罗斯和苏联诗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作品有《故园》《大门前的沉思》《未收割的田地》等。三人均为19世纪后期俄国进步文学刊物《现代人》的编辑。——编者注]成长起来的，是读着马克思长大的……要是想让妈妈坐下来缝纫绣花，特别是要她装点我们的家居，在房间里装饰瓷花瓶和各种珍品……她就会说你们要干什么啊！是浪费时间，庸俗的小市民！最重要的是灵魂工作，是读书……她一件衣服可以穿二十年，两件外套穿一辈子，但是如果没有普希金，没有高尔基全集，就活不下去。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感觉是在参与一场宏伟的构思，宏伟的设计……

……在我们市中心有一片旧公墓。那里树木茂密，丁香丛丛。很多人去散步，就像个植物园。老人很少，主要是年轻人，他们欢笑，拥抱，亲吻，开着录音机轻歌曼舞。有一天儿子回来晚了，我问他：“去哪儿了？”“去墓地了。”“你怎么突然到墓地去？”“那里很有趣。好像可以看到那些已经不在了的人们的眼神。”

……有一次我打开他房间的门，他正身体笔直地站在窗沿上——我们家的窗沿很不结实，又很窄，那可是六楼啊！我吓得呆住了。但是我不能像他小时候那样，每当他爬上树梢或破旧教堂岌岌可危的高墙时，就大叫起来。我现在只能说：“如果感觉支持不住，就考虑跳到我身上来。”我不能大叫，不能哭喊，以免吓到自己。我只能扶着墙慢慢回去。过了五分钟，我感觉简直是漫长极了，他已经跳下窗沿，进了房间。我一把抓住他，亲吻他，捶打他，使劲摇晃他：“为什么？告诉我，你这是为什么？”“不知道。就是想试试看。”

有一天，我看到附近一家的门口摆着花圈。有人死了。人死了——就没了。我下班回家，听他爸爸说伊戈尔到那家去过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去？我们又不认识那家人。”“那是个年轻女孩。她躺在那里是那么漂亮。我还以为，死亡是很可怕的呢。”（沉默）……他头脑发昏了……某种东西在吸引他去走极端……（沉默）那家门已经关上……我们没能进去看望。

……有一天他敲打自己的膝盖问：“妈妈，我还是很小吗？”我于是开始注意了，他是怎样站在门口为圣诞老人守门。他问哪辆巴士可以开去遥远的王国，遥远的国家。他在农村看见了俄式火炉，就通宵等待火炉像童话里一样走动起来。他是个很容易相信任何事情的孩子……

我记得有一次，外面在下雪，他跑回来说：“妈妈！我今天接吻了！”“接吻？！”“是啊。今天我第一次约会了。”“你怎么从来没告诉我？”“还没来得及，我和季姆卡和安德烈说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难道约会也要三人同行？”“是啊……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嘛。”“所以你们就三人一起约会？”“很好的。我和她一起在小山坡上手牵手散步，季姆卡和安德烈放哨。”“哦，我的上帝啊！”“妈妈，五年级男生能娶十年级女生吗？”“当然，如果这是爱的话……”

就是这样……这样的孩子……（她哭了好久）我不能说这事了……

我们最爱的就是8月。全家一起到城外去看蜘蛛结网。我们笑个不停……笑啊……笑啊……（沉默）我怎么总是要哭呢？啊？我们的孩子已经整整十四岁了……（哭）

我在厨房里又炒又炸，窗户开着，能听到他和他爸爸在阳台说话。伊戈尔问：“爸爸，什么是奇迹？我想我是明白的。听我说……从前有一对老爷爷和老婆婆，他们有一只母鸡叫莉亚芭。一天莉亚芭生了一个蛋，很小很小，但不是普通的蛋，而是金蛋。爷爷敲啊敲啊，就是敲不开；婆婆打啊打啊，就是打不破。这时候跑来一只老鼠，尾巴一扫，金蛋掉到地上，跌碎了。爷爷哭啊，婆婆哭啊……”他父亲说：“从逻辑上说，这是绝对荒谬的。打啊打啊打不破，破了之后又突然大哭起来！不过这是多少年前的故事了，几个世纪了，是给孩子们听的童话，就像听诗一样。”伊戈尔说：“爸爸，我以前以为头脑可以理解一切。”他父亲说：“很多东西头脑不能理解，比如爱情。”伊戈尔说：“还有死亡。”

他从小就写诗，桌子上，他的口袋里，还有沙发上，到处都能发现写满诗句的纸张。都是他扔掉的、忘记的。我甚至一直不能相信这些是他写的：“真的是你写的吗？”“那上面写了什么？”我读给他听：“人类彼此串门/野兽也彼此往来……”“嗯嗯，这是以前写的。我已经忘了。”“这些呢？”“哪些？”我又读：“只有在枯萎的树枝上/滴落着星星点点的水珠……”在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写道他想死。想爱，想死，这是他的两个愿望。“我和你结婚/像蓝色的水……”还有吗？！听听：“蓝色的云，我不是你们的/蓝色的雪，我不是你们的……”他还读给我听，他读给我听过的！可是人在青春期都经常写关于死亡的东西……

在我们家里，读诗就像讲话一样平常：马雅可夫斯基、斯维特洛夫……我最爱谢苗·古岑科[谢苗·彼得洛维奇·古岑科（1922—1953），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前线诗人。——译者注]的诗：“歌唱着，走向死亡/在此之前可以先哭/须知战斗中最可怕的时刻/是等待攻击的时刻。”您已经注意到了？是的，当然……为什么要问呢？我们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艺术热爱死神，我们的艺术对死神尤其钟情。我们的血液中就有崇拜牺牲和死亡的基因。生活向往的是主动脉的破裂。“俄国人啊，就是以自己的死亡去求生存！”果戈理写道。维索茨基唱道：“就让我在悬崖边上站一会儿吧……”站在悬崖边上！虽然艺术热爱死神，但法国还有喜剧。为什么我们几乎没有喜剧？“为了祖国前进！”“祖国或者死亡！”我总是教我的学生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教学生们学习丹柯[丹柯是俄国作家高尔基短篇小说《丹柯》中的英雄，他掏出燃烧的心脏，带领族人穿过幽暗森林，来到美丽的草原，最后死去。——编者注]的事迹：破开胸腔捧出自己的心脏，点燃心脏照亮他人的道路。我们从来不谈生活，或者很少谈……总是谈英雄！英雄！英雄！英雄的生活……只有牺牲者和刽子手……再没有第三种人。（喊叫着哭泣）现在，去学校对我来说就是折磨。孩子们在等待，他们想学习语言和感情……但是我能说什么呢……我能告诉他们吗？

一切都过去了，正是这样……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读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代表作，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在苏联一直不能公开发表，直至作者去世二十五年后才出版。——编者注]（此书当时还是被视为“异端”，我拿到的是打字抄本）。在最后一页……您记得吗，玛格丽特请求放走大师，但是撒旦附身的弗兰德说：“不要在山里喊叫。不过，他反正早已习惯于山石的崩塌声了，这声音惊动不了他。玛格丽特，您也不必替他求情，因为他一直渴望会见并与之交谈的那个人，已经替他求过情了。”忽然，一股莫名的力量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儿子在沙发上睡着了。我跪下来喃喃低语，祈祷一样：“我的伊戈尔，可不要那样。我的宝贝，你可不要那样，不要！！”我又开始做自从他长大后就不让我做的动作：吻他的手和脚。他睁开眼睛说：“妈妈，你怎么了？”我立刻回过神来：“你的被子蹬掉了，我来给你整好。”他又睡着了。而我呢……我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他经常开心地取笑我是“忽隐忽现的火星姑娘”，我的生活真是太轻松了吧。

他的生日临近了，新年也要到了。有朋友答应要给我们弄来一瓶香槟——当时我们在商店里很少能买到香槟，人人都要去弄。走后门，通过熟人，通过熟人的熟人，弄来熏肠、巧克力……要是能采购到几公斤新年大橙子，那就是巨大的成就！橙子可不是简单的水果，而是一种珍奇品，只有新年才能闻到橙子香味。新年餐桌上一定要有美食。这次我搞到了小鳕鱼肝和一块红鱼。后来所有这些都送到了悼念餐桌上……（沉默）不，我不想这么快就结束我的故事。我们的孩子已经有了完整的十四岁。十四岁差十天……

有一次我清理夹层，发现了一些装满信的文件夹。那是我躺在产房时的通信，当时每天都要和丈夫互相通信或者字条，甚至一天好几封。我一边读一边笑。此时伊戈尔已经七岁……他不明白怎么有妈妈爸爸却没有他？但是又好像有他，因为我在信里总是谈论他：宝贝在转身了，他来撞我了……他对我说：“是不是我死过一次，然后又回到你们这儿了，对吗？”我被他问得一愣。可是孩子们……他们有时候就是这样说话，像是哲学家，又像是诗人……我那时应该把他的话都记录下来……“妈妈，爷爷死了。这就是说，人们要把他埋在土里，他就会又长出来……”

他在七年级时，就已经有了女朋友……很认真的恋爱。“我绝不能让你娶初恋的对象，也不能娶售货员！”我威胁他。我开始经常地想到我将要和别人分享他了，我有了心理准备。我的女友也有个儿子，和伊戈尔一样大。女友对我承认说：“我还不认识未来的儿媳，就已经嫉妒她了。”她太爱她的儿子，不能想象要把儿子给另外一个女人。我们又会怎样呢？我会怎样？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很疯狂……疯狂地爱儿子……无论在学校度过怎样艰难的一天，只要回到家里打开门，不知从哪儿就会出现光芒。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光芒。

我做过两个可怕的梦。第一个是我和他一起溺水了。他游泳游得很好，有一次我冒险和他一起在海里游了很远，往回游的时候，感觉没有了力气，就一把抓住他，拼命地抓住。他大叫：“放开我！”“我不能！”我紧紧抱住他，把他拉到了海底。但他还是挣脱开，并把我推到了岸边。他一边支撑自己，一边推我。就这样，我和他一起游。在梦里，总是重复这些，而我绝不放开他。我们不是溺水，也不是在游泳，就是在水里搏斗……第二个梦是下雨了，又好像不是下雨，而是下土，下沙子。天开始下雪，但我听到沙沙的声音，那不是雪，而是沙土。还有敲铲的声音，就像心跳一样。哐哐哐哐……

水……他着迷于水……他喜欢湖泊、河流、水井，尤其喜欢大海。他写了很多关于水的诗歌。“只有安静的星星，白白的就像水一样，黑暗”，还有“水默默地流动……孤独而寂静”。（停顿）我们现在再也不去海边了。

最后那一年……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谈论的当然还是书。我们一起读禁书，《日瓦戈医生》、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我还记得，我们争论谁算是诗人？诗人在俄罗斯有怎样的命运？伊戈尔的观点是：“诗人都应该早逝，否则就不是诗人。一个老大年纪的诗人是可笑的。”瞧……我错过了这个动向，没有重视它……我总是说啊说啊，就像从圣诞节礼品袋里往外倒出来，倒啊倒啊……几乎每个俄罗斯诗人都有关于祖国的诗，我能够背诵很多首。我最喜欢读莱蒙托夫[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著名诗人，被别林斯基誉为“民族诗人”，1841年7月与人决斗而死。著有诗歌《鲍罗金诺》《祖国》《孤帆》《恶魔》，小说《当代英雄》等。——编者注]的：“我爱你祖国，但是用一种奇特的爱。”还有叶赛宁的诗：“我爱你，温柔的故国……”当我买到勃洛克书信集的时候，真开心啊……整整一本！勃洛克从国外回来之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祖国立即向他展示了猪一样的嘴脸和神圣的面孔……当然，我会把神圣的作为重点……（丈夫进入房间，拥抱了她并坐在旁边）还有什么？伊戈尔有一次去了莫斯科，去看维索茨基的坟墓。他剃了个光头，变得很像马雅可夫斯基（她问丈夫）还记得吗？我是怎么骂他的？说他的头发奇怪。

最后那个夏天……伊戈尔皮肤晒红了，身材健壮，从外表上看人家都以为他十八岁了。有一回我和他一起去塔林度假。他已经是第二次去爱沙尼亚，所以带着我到处逛，走遍了各种角落。三天工夫我们已花掉了一大笔钱，夜晚就睡在一个什么宿舍楼里。那个夜里，我们逛了市区回来，一路笑着，手拉手打开大门把手，他走到管理员台前，那个女人不让我们进去，说“十一点之后女人不可以和男人一起进去”。我就靠近伊戈尔的耳朵悄悄说：“再挺高一些，现在看我的。”我走过去跟那女人说：“你这眼神不觉得丢人啊！这是我的儿子！”真痛快啊……好极啦！！可是突然间，就在那天夜里……我感到很害怕。怕的是，我以后永远见不到他了。是面对某种新东西的恐惧。其实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最后一个月……我哥哥去世了。我们家亲戚中男人少，我把伊戈尔处处带在身边，帮着我一起料理后事。我当时就应该知道……他已经盯上了死神……“伊戈尔，把花儿移过去，把椅子搬过来，去买面包。”这时普通的事情都是在与死神为伴了……很危险……死神，其实可以和我们的生活混在一起的。这个我现在才明白……汽车到了，所有亲戚都上车了，但是我儿子没有坐。“伊戈尔，你在哪里？快上来。”他上了车，但是位置都占满了。这全都是信号……不知由于突然震动，还是由于……汽车开动了的一瞬间，哥哥的眼睛忽然睁开了。这又是个坏兆头：意味着家庭中还会有人死亡。我们立刻为老母害怕——因为她有心脏病。后来，棺材下葬时，有些东西也跟着掉下去了……这也不吉利……

最后一天……早晨。我在洗漱，感觉他站在门口，双手扶着门框，一直在看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你怎么了？快去做功课。我马上回来。”他默默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下班后我遇到了女友。她为伊戈尔织了一件时髦的毛衣，这是我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我带回家来，丈夫又骂：“难道你不明白，他穿这种新潮的东西太早了吗？”晚餐是伊戈尔喜欢的鸡肉饼。平常他都会要再添一些，这次却只吃了几口就离开了。“学校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他沉默不语。我哭了，我的泪水像冰雹一样落下来。我哭得那么大声，多年来的头一次。哥哥的葬礼上我都没这么哭过。我的哭声把他吓着了，不知所措，我又赶紧去安慰他：“快试试毛衣吧。”他穿上了。“你喜欢吗？”“很喜欢。”那个晚上，我每过一会儿就去他房间看看，他躺下了，在床上看书。另一个房间，他爸爸在打字。我有些头疼就睡着了。发生火灾时，人们睡得都比平时死……我离开他时……他在读普希金，我们家的小狗吉姆卡躺在过道上，一声也不吭。不记得过了多久，我突然睁开眼睛，丈夫在我旁边坐着。“伊戈尔在哪里？”——“在浴室，锁着门。也许是小声读诗歌去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使我跳了起来。我跑过去，敲门，砸门，手脚并用。里面没有声音。我喊他的名字，尖叫着，恳求着。还是沉默。丈夫找来锤子和斧子。把门撬开……他穿着旧裤子、毛衣、拖鞋……用一根皮带……我一把抓住他，抱住他。身体已经软了，但还是热的。开始做人工呼吸，叫救护车……

我当时怎么会睡着了？为什么吉姆卡也没有感觉到啊？狗是很敏感的动物，比我们人类的听觉好数十倍。为什么没有发现……我坐在那里眼睛呆呆地望着同一点。大夫给我打针，而我总是要冲到外面去。每天早上我被他们叫醒：“薇拉起来吧，你怎么不宽恕自己。”我心里在想：“嗯，现在我要为这些玩笑狠狠骂你一顿。你听好了。”我很想痛骂什么人。

他躺在棺材里，身上就是那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毛衣……

我没有立刻痛哭……几个月过去，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已经不再哭了，只是干号。只有一次，我喝了一杯伏特加——又哭了起来。以后只要一想哭就开始喝酒，抓住别人喝……我们的一些朋友陪我们坐了整整两天，没有离开过公寓。现在我明白了，我们是在折磨他们，他们也很难过。

我们从家里逃出去了……厨房的那张破椅子都要散架了，但因为伊戈尔平时会坐，所以我不去碰它，就让它放在那儿，要是把他喜欢的东西扔掉，他突然不高兴了怎么办？他的房间门，我和丈夫也不能打开。两次都想换公寓，文件都准备好了，都和别人讲定了，我们都开始收拾东西了。但是我不能离开这里，我感觉伊戈尔仍然在这里，虽然我看不到他，但是他还是在这里……我逛商店还总是为他挑选东西：这裤子的颜色适合他，还有那件衬衫。还有考虑到春天来了他穿什么……什么样的我不记得了。有一天回到家里，我对丈夫说：“今天有个人说喜欢我。他想和我约会。”我丈夫回答道：“好啊，小薇拉，我真为你高兴。你恢复回来了……”我万分感激他说这些话。这里我想讲讲自己的丈夫，他是一个物理学家，我们的朋友们开玩笑说：“你们俩真走运，物理学家和抒情诗人装在了一个小瓶子里。”我就去恋爱……但为什么想去爱又爱不起来？因为对活下来的自己，新的自己，我还不了解。我害怕……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不能再幸福了……

有一天夜里，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门铃响了。我清楚地听到门铃响了。早上起来告诉丈夫，他说：“我什么也没听见。”第二天深夜门铃又响了。我没有睡，看着丈夫——他也醒了。“你听到了吗？”“听到了。”我们都觉得在公寓里不只是我们自己，吉姆卡总是在转圈子，围着床边转圈跑，好像在追踪什么人。我好像也去过什么地方，一个很温暖的地方。我记得这个梦，就是不明白梦里自己身在何处……伊戈尔出现了，还是穿着我埋葬他时给他穿的那件毛衣。“妈妈，你总是叫我，但你不明白，我来看你是多么艰难。别再哭了啊。”我摸到了他，他软软的。“你住的都好吗？”“很好。”“那里是什么地方？”他来不及回答，就消失了。从那晚上起，我就不再哭了。我梦见他时，他变得很小，很小。我等待着他变大，好跟他说话……

这不是梦。我只要闭上眼睛，房间门就会打开，他瞬间就走进来，像个成年人，我从没见过成年的他。他的面孔还是老样子，于是我明白了，家里发生的一切，他都已经无所谓。我们关于他的谈话，对他的回忆，他都不在乎。他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我不能让我们的联系中断，我不能……我想了很久，决定再生一个……医生担心我不能生，因为年龄太大了。但是我还是生了，生了个女儿。我们对她的态度就像她不是我们女儿似的，按照伊戈尔的名字，给女儿取名伊戈利亚。我很怕像爱他一样爱她……我不能爱她那么多。瞧，我多么疯狂，疯了！我还是哭，一次一次去墓地痛哭。女儿总是跟着我，我不能不思考死亡。我做不到。丈夫认为，我们必须离开，到其他国家去，为的是改变一切：风景，人情，语言。有朋友从以色列打电话来。他们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说：“在俄罗斯还有什么让你们留恋？”（几乎尖叫）还有什么？你说还有什么啊？

我总是有一个可怕的念头：要是突然间伊戈尔自己会对您讲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呢？完全不同的故事……

我们当时真的年轻，青春是噩梦般的时代，我不知道是谁杜撰说这是美丽的年龄。你荒诞不经，你愚昧可笑，你为各方所不容，你不受任何保护。对于父母来说你还小，他们还在塑造你。你就像是在一个大罩子里面，谁都不可能碰到你。那种感觉……我很清楚地记得那种感觉……就好像在医院里面躺在玻璃房子里，得了传染病在隔离。你感觉父母只是假装想和你在一起，事实上他们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只是假装和你很近，实际上他们很远……父母猜不到他们的孩子是多么认真严肃。初恋，是可怕的，有致命的危险。我的女友认为，伊戈尔自杀是出于对她的爱。真傻！少女的愚蠢……其实我们所有的女孩子当时都爱上他了。啊，他太帅了！总是把自己装得好像比所有人都老成，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他非常孤独。他写诗。诗人就是应该冷峻和孤独的，应该死于决斗。

反正我们所有女孩子的脑子里都有很多青春期的琐事和废话。

这是苏联时代，共产主义的时代，我们是被列宁思想和炙热的革命理想培养起来的，慷慨激昂。我们不认为革命是错误或者是罪过，但也不是十分醉心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些玩意儿，革命已经是抽象的东西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节日，还有对这些节日的期盼，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很多人在街上喊着振奋人心的口号，有人完全相信这些话，有人相信一部分，有人完全不相信，但是好像所有人看起来都很幸福快乐。音乐声震耳欲聋。妈妈那个时候又年轻，又漂亮。所有人都在一起，都把这一切作为幸福来回忆……那些气息，那样的声音……敲击打字机键盘的咔咔声，还有农村挤奶女工的尖叫声：“牛奶！牛奶！”那个时候还不是家家都有冰箱，牛奶还是放在罐子里放在阳台上保存。装着母鸡的网袋在小窗口上摇晃。窗户上挂着花团锦簇的装饰品和安东诺夫苹果。猫的气味从地下室飘出来。还有苏联大食堂的漂白粉抹布的气味，这种气味再也闻不到了。所有这一切都好像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如今它们在我头脑里合成同一种感觉，成为一种情感。

自由就是另一种气味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之后——那时候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时代了，我的一个朋友从国外回来，这样比喻说：“自由就像一种上等酱料。”我自己也记得在柏林第一次见到超级市场时的美妙感觉：那里有上百种香肠和上百种奶酪，简直不可思议。改革之后，很多开放的新感觉和新思维等着我们，它们都还没有被好好书写，没有纳入历史，也都还没有一定的模式……但是我们很着急，要从一个时代跳到另一个时代，以为这样一来，巨大的世界就会向我们开放。那个时候，我们还只是对它怀着梦想，没有什么就想要什么，对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很美好。我们一边梦想，一边过着苏联的日子，所有人全都要按照整齐划一的游戏规则行事。比如一个人走上讲台，满嘴瞎话，但是大家全都鼓掌，尽管都知道他在说谎，他自己也知道大家知道他在说谎，可是他继续振振有词，享受掌声。没有人怀疑，我们还将这样生活下去，但需要寻找一个藏身之地。我妈妈喜欢听加里奇被禁的歌曲，我也喜欢听加里奇……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多么想去莫斯科参加维索茨基的葬礼，警察用电子设备把我们拍下来，我们就高喊：“请拯救我们的灵魂吧！/ 我们被窒息得说胡话了……”“没打中，飞偏了，没打中/打到我们的炮兵了……”那时候经常打架闹事！校长命令我们和家长们一起来到学校。是妈妈和我一起去的，她在那儿的表现好极了……（沉思片刻）我们在厨房里生活，国家也在厨房里生活……无论坐在谁的家里，我们只要喝着酒，听着歌，谈着诗，打开一个罐头切几片黑面包，感觉就特好。我们有自己的宗教仪式：橡皮艇、帐篷、野营、在篝火旁唱歌。我们有着共同的符号，彼此都能认得出。我们有自己的时尚，自己的根据地。现在，秘密的厨房团体早就没有了，我们曾经以为永恒的友谊也没有了。是的……我们曾经以为那是永恒的关系，以为友谊至高无上。正是这种激情黏合剂，把一切都聚在一起……

实际上我们当中谁都没有生活在苏联，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旅游圈、登山圈……课后我们都集中到某个兴趣小组，学校分给我们一个房间活动。有个文学小组，我记得伊戈尔还在那儿读过他的诗，他很善于模仿马雅可夫斯基，令人倾倒，当时他有一个绰号叫“大学生”。总有一些成年的诗人到我们这儿来，和我们坦诚地交流谈话。从他们的嘴里，我们知道了布拉格事件的真相，阿富汗战争的真相。……还有什么活动？一起学习弹吉他。对了，这是必须的。那些年，吉他在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清单中排在第一位。我们当时都是跪下来，等待倾听最喜爱的诗人和吉他手吟唱。诗人朗诵时，听众挤满了体育场。政府要出动骑警维持秩序。语言就是行动。在集会上站起来说出真相，这就是行动，因为很危险。走到广场上去，充满激情，肾上腺素狂飙，好像这样就能走出苦闷。在语言中宣泄一切……今天这一切都已经不可思议，今天需要的是做而不是说。现在人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语言已经再没有任何力量。我们倒是想有信仰，但是做不到。所有人都鄙视一切，未来只是臭狗屎。过去我们可不是这样，啊，诗歌啊诗歌，语言啊语言……（笑）

我十年级就恋爱了。他住在莫斯科，我每次去看他只能待三天。早上在火车站，我们从他的朋友那儿拿到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坦姆[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坦姆（1899—1980），俄罗斯女作家，教授，诗人曼德尔施坦姆的妻子。——译者注]回忆录的胶印本，当时人人读她读得入迷。第四天一早就要还书，还要赶上路过的那班火车。我们通宵不间断地读书，只有一次跑出去买牛奶面包，甚至都忘记了拥抱接吻，光顾着互相交换这些纸张了。在某种妄想中，在某种颤抖中，一切都在发生，因为你的手上有这本书，因为你在读它……熬夜把书看完后，我们在空荡荡的城市里奔跑，赶到火车站，这时城市公交都还没有发车呢。我清楚地记得城市的夜景，我们走在大街上，这本书就在我的书包里。我们揣着它，就好像揣着一件秘密武器……我们就是这样确信，语言能够撼动世界。

戈尔巴乔夫年代，是自由和购物券的年代，从面包、米面到短袜，一切都要凭票。排队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不过你是带着一本书在排队的，那是以前你不可能买到的书，而且你还知道晚上要去看电影，那电影以前是禁片，被搁置了十年。真让人陶醉！或者你的脑子里一整天都想着十点钟的那个《观点》节目，主持人亚历山大·留比莫夫和弗拉基斯拉夫·利斯切夫成了人民的英雄。我们了解了真相，不仅了解了加加林，还知道了贝利亚……实际上对于傻乎乎的我来说，只要有言论自由就足够了，因为就像我很快发现的那样，其实我就是个苏联女孩，我们吸收的苏联元素，比我们感觉到的更多。只要给我读多夫拉托夫[谢尔盖·顿纳托维奇·多夫拉托夫（1941—1990），苏联和美国作家、记者。——译者注]，还有维克托·涅科索夫[维克托·普拉托诺维奇·涅科拉索夫（1911—1987），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1947年获得斯大林二级勋章，后流亡法国。——译者注]，再让我听听加里奇的演唱，对我就足够了。我并不梦想到巴黎蒙马特去，也不梦想去看高迪的神圣家族大教堂，只要让我们自由地读书和说话就行了。读书！我们的女儿奥尔加生病了，她只有四个月大，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症。我害怕得发疯，带着她到医院去，可是一分钟都不敢放下她，只有在我的怀里她才能安静下来，我就这样一直站着。我抱着她在走廊里来回走啊走啊。如果她睡了半个小时，您想我该做什么呢？我不会睡觉，我很苦恼……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衣服腋下藏着一本《古拉格群岛》。哪怕只有一分钟，我也会翻开看两眼。就这样一只手臂抱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另一只手上是索尔仁尼琴。书籍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从天上落到了地下。幸福和欣喜的感觉突然夭折了，彻底崩溃了。我发现，这个新世界不是我的，不是为我而存在的。这个世界是另外一些人需要的。老爷的靴子踢到弱者的眼睛上，我们上升之后又狠狠地跌下去……可以说，这又是一场革命，但是这一场革命的目标是世俗的：人人都为了房子和车子。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不是太庸俗了？满大街摇晃着穿紧身裤的人——应该说是狼！把所有的人踩在脚下。我的妈妈在一家针织厂做师傅，很快那家工厂就倒闭了，妈妈只好坐在家里缝制内裤。不论你走进哪一家，都可以看到妈妈的朋友们也都在缝制内裤。我们现在所住的房子，变成了工厂，人人都在缝制内裤和胸罩，还有泳装。其实还是大规模生产旧式的东西，然后找一些熟人，裁剪一些流行的进口货商标，缝到这些泳装上。然后女人们就一群群地集合起来，带着口袋去俄罗斯各地兜售，这被称为“内裤生产线”。那段时间，我已经在读研究生了。（愉快）我记得，一些事情很有戏剧性……在大学图书馆和系主任办公室里，有一桶一桶的腌黄瓜、西红柿、蘑菇和卷心菜，他们把卖蔬菜的钱拿来支付教师们的工资。有时，全系的办公室里会突然间堆满橙子，或一包包的男士衬衫……伟大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们尽可能地要活下来。我们还想起一个古老的方法——那是战争时期的吃法——到公园里的偏僻角落，到铁路边上的土坡上去种土豆，一连几个星期只吃土豆，或者一种酸白菜，不管你饿还是不饿。反正我一直到死都不想再看它们一眼了。我们还学会了用土豆皮做炸薯片：把土豆皮放到沸腾的葵花子油里，多放些盐。没有鲜牛奶，但是可以买到冻牛奶，把碎米粥掺在冻奶里煮。现在我还会吃这些吗？

最先崩溃的是我们的友谊……大家全都有事情要做，都要挣钱。以前觉得，钱对于我们来说算什么……金钱对我们完全没有控制力；可是现在，所有人都看重绿票子的价值，而不是苏联卢布，我们把卢布称为“印花纸”。我们这些读书的女孩子和男孩子，本来就是温室里长大的植物，没有任何能力应付我们终于盼来的这种新生活。我们期盼的是另一种东西，不是这个。我们读了一车浪漫书籍，生活却狠狠地踹了我们后脑勺一脚，朝另外的方向急速奔去。基尔科罗夫[菲利普·基尔科罗夫（1967— ），俄罗斯著名流行歌手。——编者注]取代了维索茨基。流行歌曲大行其道！大众趋之若鹜……不久前朋友又在我家厨房聚会——现在聚会已经很少了，大家争论起来：要是维索茨基还活着，他会去为阿布拉莫维奇[罗曼·阿布拉莫维奇（1966— ），俄罗斯亿万富豪，拥有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等。曾为俄罗斯首富。——编者注]唱赞歌吗？意见分歧很大，但是多数人相信，当然会的。于是又出现另一个问题了：他会要价多少呢？

要是伊戈尔还活着呢？他在我的记忆中，依旧酷似马雅可夫斯基，英俊而孤独。（沉默）我和你讲了吗，我和伊戈尔是有些故事的……

许多年过去了，至今还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他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一直非常要好，可是他还是自己决定了一切，一个人……对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你又能说什么呢？有什么办法？青春期时我也曾想过自杀，可是为什么？我也不明白。我爱妈妈、爸爸、哥哥……全家都非常好，可是有某种东西牵着我。感觉有某个地方，那边有某种东西，但那究竟是什么呢？……反正是有着什么……也许那边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更加明亮，比你现在生活的世界更加宏伟，那边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在发生。在那个世界里，你能够参透某些秘密，那是其他方式不能够理解、用理性也不可能解开的秘密。就是这种冲动，让我也想去试一试……站到窗沿上去，从阳台跳下去……可是你其实并不想死，你想的只是跳到更高的地方，想飞起来，你觉得自己能够飞起来。你要像在梦境里一样行动，在晕眩中……当你进入自我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些光明，想起某些声音，还有使你感觉良好的情感状态，那里比在这里要好得多……

说说我们的小伙伴……我们还有一个廖什卡，不久前死于服药过量。瓦季姆在九十年代就消失了，他做过图书生意。开始好像只是个玩笑，一种随意的想法，可是自从有钱进来，敲诈勒索紧跟着就来了，一帮带枪的家伙找上门。他只好花钱买命，远远离开那些流氓，躲进森林里睡到树上去了。那些年人们不打架，直接就杀人。他现在到底在哪儿？没有踪迹……到现在警察也找不到他，也许已经埋在什么地方了吧。阿尔卡迪溜去了美国：“我宁可去睡到纽约的大桥下。”最后，昔日的同伴只剩下我和伊柳沙，伊柳沙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结了婚。在诗人和艺术家走红的时候，妻子还能容忍他的古怪，到了经纪人和会计师走俏时，妻子就离他而去了。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只要上街就立即发作，害怕得浑身发抖。所以他只能坐在家里边，当父母的大孩子。他仍在写诗，那是灵魂的呐喊。青春期的我们，听同一种录音带，读同一种苏联的小册子，骑同一种自行车……就是在那样的生活中，我们大家都十分简单：同样的时间穿同样的鞋子、同样的上衣、同样的裙子。我们被培养得就像斯巴达的年轻战士，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们立刻整装上阵。

那时候有个什么军人节，整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被带到少先队英雄卡泽伊·马拉特[卡泽伊·马拉特·伊万诺维奇（1929—1944），苏联少先队队员，苏德战争中的游击队员，苏联英雄。执行任务时被法西斯匪徒发现，他不愿被俘，拉响手榴弹牺牲。——编者注]纪念碑前：“看，孩子们，”老师对我们说，“这个少年英雄拉响了自己身上的手榴弹，炸死了很多法西斯。等你们长大以后，也应该这样做。”我们也要拉开自己身上的手榴弹？我记不住原话了……妈妈说，那天夜里我大哭起来：我要去牺牲，我应该一个人躺在什么地方，没有妈妈和爸爸……但是我一哭起来，就做不成英雄了，我病倒了。

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有梦想了，就是加入少先队，到市中心的“永恒之火”[“永恒火炬”，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无名战士纪念公墓。——译者注]前站岗。只有优秀学生才能被选到那里，他们会得到定制的军大衣、军帽，还发军用手套。能够到那里去，不是一种工作，而是一种巨大的骄傲。在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听西方音乐，追求牛仔裤了……那是二十世纪的象征，就像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一样。我的第一条牛仔裤是“蒙大拿”商标的，很有型！但是夜里我还是梦到自己带着手榴弹冲向敌人……

奶奶去世后，爷爷就搬到我们家来住，他是一个中校军官，有很多勋章和奖章。我总是缠着他：“为什么给你这个勋章啊？”“为了敖德萨保卫战。”“你立了什么战功啊？”“保卫了敖德萨。”他总是说得很简单，我为此对爷爷很不满。“爷爷，你应该记住你做过什么光荣高尚的事情啊。”“你要是想了解这个，不要找我。去图书馆找一本书读一读。”我的爷爷水平很高，我和他有一种化学反应般的互相吸引。他在4月去世了，本来他希望活到5月，活到胜利日的。

……十六岁那年，按照规定，我要到兵役委员那里报到。“你想参加什么部队？”我对兵役委员表示，我申请在中学毕业之后去阿富汗。兵役委员只说了两个字：“傻瓜。”可是我一直在准备：玩跳伞，学习自动步枪……我们是苏维埃国家最后一批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

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去了以色列。为此学校召开了全体同学会议，劝他留下：如果你的父母想离开，就让他们离开，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儿童院，你在那里可以一直学习，并留在苏联生活。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一个叛徒。他被开除了团籍。第二天全班同学都去集体农场收土豆，他也来了，我们把他赶下了汽车。校长警告全体学生说，谁和他通信，就不能从学校毕业。可是当他离开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开始和他友好通信……

改革开始后，连那些老师也对我们说，把我们以前教给你们的东西忘掉吧，去读读报纸，从报纸上学习。中学毕业的历史考试全都改了，不再死背苏共所有的代表大会。虽然在最后一次十月革命游行中，还是给我们分配了标语牌和领袖的照片，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是一次巴西狂欢节了。

……我还记得人们是怎样拿着装满苏联纸币的口袋跑进空荡荡的商店。那时候我在上大学，丘拜斯在鼓吹兑换券，他许诺说一张兑换券的价值将是两辆伏尔加轿车，结果后来只值两个戈比。疯狂的年代啊！我在地铁分发传单……所有人都梦想一种新生活，日思夜想，梦想货架上堆积如山的香肠，不过要按照苏联时期的价格，政治局委员们也得和普通人一起排队买。香肠是一个基准点，我们俄国人的最爱就是香肠……上帝已死！工厂属于工人！土地属于农民！河流属于海狸！山洞属于狗熊！街头的游行还有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播收视率，成功地超越了墨西哥电视剧。我学了两门课程就离开了大学，父母觉得很遗憾。别人公开和他们说：你们是可怜的苏联分子，你们那种生活不到一口烟的工夫就消失了。从诺亚方舟开始，你们犯下了所有罪过，现在谁都不需要你们了。你们葬送了一辈子，结果是一场空。这些话令他们颓丧得一蹶不振，毁灭了他们的世界，他们再也不能重新振作了，无法加入急剧的变革。我弟弟下课后去洗车，在地铁里卖口香糖和其他小东西，挣的钱都比父亲多……父亲是一位学者，科学博士！苏联精英！而所有商店里只要出现香肠，大家就全都跑过去。看看价格！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后来我当了搬运工。这才是幸福！从一辆装砂糖的货车卸完货，当场就给我们现金，还有一袋袋砂糖。九十年代一口袋砂糖什么价钱啊？货真价实！金钱！金钱！资本主义开始了……一天之内，你可能成为百万富翁，也可能脑门吃一颗枪子。现在大家都在回忆……真是后怕：那时险些发生国内战争，我们已经站在悬崖边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点。我记得街上空空如也，路上没有人。人们不再订阅报纸。伏特加的价格大涨，男人们在院子里大骂戈尔巴乔夫还有他之后的叶利钦，拿起棍子准备打到圣地去！野蛮的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着所有的人。空气里弥漫着钱的味道，赚大钱的气息。出现了绝对的自由——既没有政党也没有政府，所有人都想做倒爷，而不能做倒爷的人就嫉妒那些能做到的。有人卖，有人买，有人掩护，有人给别人当后台……我赚到了第一桶金，就和朋友一起去餐馆，叫了马丁尼和钢琴牌伏特加，那时候这是大牌子！只想把酒杯高高举在手中，炫耀一番。我们还抽上了万宝路香烟。一切感觉就像雷马克的小说一样，长期生活在浮华中。新的商店，新的餐厅，用外国生活装饰自己……

我还卖过烤香肠，巨额票子像流水一般进来……

我往亚美尼亚贩伏特加时，一连几星期和几个哥们儿坐在一个闷罐子车厢里，握着斧头和钢钎。如果被人知道我们在运这个，要出人命的！回程运的是毛巾……我还卖儿童玩具……有一次我被抓住了，一整批货都赔了，罚掉了一车的汽水。我本来是要拿汽水去换一车葵花子，然后在榨油厂收油，卖掉一部分，剩下一部分再去换厨具和熨斗……现在我做鲜花生意，我学会了“盐浸”玫瑰。在一个纸盒中铺上淬火的盐，不低于一厘米厚，然后把含苞的花放进去，上面再铺上盐，盖上顶盖，再放进一个不大的包装盒，扎紧。这样处理之后，过一个月，甚至一年后，再取出来用水洗，花都不会败。随时都欢迎来我这儿看看，这是我的名片……

“市场成了我们的大学”……大学的说法很吓人，如果说是生活的小学，那倒是准确的。人们刚来到这里，好像进了博物馆或者图书馆。男孩女孩们从旁边走过，都像僵尸一样，面露疯狂……比如一对情侣停留在卖中国造的脱毛器摊位前，姑娘向小伙子解释除毛是多么多么重要：“你喜欢这个，是吗？你愿意我像谁谁谁一样吧……”她说的那些演员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可能叫马琳娜·佛拉基，或者是卡特琳·杰尼夫。无数个这样的盒子罐子，人们把它们带回家作为圣物一样，东西用完后，小罐子也不扔掉，摆在书架或橱柜玻璃门内的显眼的位置上。人们把一批封面光滑闪亮的杂志作为经典作品阅读，极为虔诚地相信：在这个封套里面，在这个封皮的后面，就是美丽的生活。第一间麦当劳开张的时候，等着尝鲜的人排了几公里长，电视还报道了。成熟的知识分子们也搜集麦当劳的小盒子和餐巾纸，放在家中，还骄傲地向客人展示。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妻子勤劳地打两份工，而他一直保持着清高：“我是诗人，我绝不会去卖钢锅。我讨厌做买卖！”曾几何时我和他还有别人一起到大街上，高喊“要民主！要民主！”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心里都没有数。不过我们都不愿意去卖锅。可是现在呢？没有选择：要么你就养家糊口，要么你就继续端着苏联分子的理想，或者，或者……没有其他方案。你写诗，你弹吉他唱歌，人们会为你鼓掌，拍着你说：“唱得好，唱啊！”可是你仍然袋中空空。那些离开国家的人呢，他们在国外也卖锅，也送比萨，也在纸盒厂里糊纸盒，他们在外国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其实是在说伊戈尔，在说我们失去的一代，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孩子，却在过资本主义的生活。我讨厌吉他！我可以把它送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