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四日，我前往野野口在三月以前任职的市立第三初中。正值放学时间，返家的学生自校门口蜂拥而出。操场上，一名看似田径队员的男子正用铁耙整理着沙地。

我走向总务处的窗口，报上姓名，表明自己想与熟识野野口的老师谈谈。女职员与上司商量后，站了起来，去了教务处。她去的时间比我想象的久，正感不耐之际，我猛然想起学校就是这样的地方。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终于有人领我到会客室去。

身材矮小的江藤校长和教语文的男老师藤原接待了我。校长之所以列席，大概是怕藤原老师不小心说错话，想亲自盯着他。

我首先询问他们，知不知道日高邦彦被杀害一事，二人皆回答“十分清楚”。他们也知道，野野口是日高的影子作家，因一连串冲突而萌生杀机。看来他们好像反倒从我这里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当我问到，对于野野口代人写作一事，他们有何看法时，藤原老师有点迟疑地说：“我知道他在写小说，也曾在儿童杂志上读过他的作品。但我做梦都没想到，他竟然会是别人的影子作家，还是那位畅销作家的……”

“你亲眼见过野野口写小说吗？”

“没有。他在学校里还得教书，我想他应该都是回家后或趁假日写的。”

“由此可见，野野口的教学工作还挺轻松？”

“不，他的工作并不特别轻松。只是他都很早回家，特别是从去年秋天以来，举凡与学校活动相关的杂务，他都巧妙地避开。他得的是什么病，我不是很清楚，但他身体不好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大家也不跟他计较。私底下，他好像就是这样抽出时间，帮日高邦彦写小说—这真是太令我惊讶了。”

“你说他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特别早回家，是吗？对此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记录？”

“这个嘛，我们不打卡，但我很确定是从去年秋天开始的。我们语文老师每两个星期都会开一次例会，他连那个都不参加了。”

“他之前没有类似的行为吗？”

“他那个人对工作是不怎么热诚，但之前倒都参加。”

之后，我又问，对于野野口的人品，他有何看法。

“他很安静，让人猜不透心里在想些什么，总是一脸茫然地望着窗外。不过现在想起来，他应该也很痛苦。我觉得他本性不坏，受到那样的对待，一时冲动做出无法挽回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日高邦彦的小说我也喜欢，还读过几本，可是一想到那些全是野野口写的，我就有截然不同的感慨。”

我向他们道谢后，离开了学校。

从学校回来的路上，有一家很大的文具店。我走进去，拿出野野口修的照片，问柜台小姐，这一年来有没有这样的客人来过这里。

她回答说好像见过，但记不清了。

五月十五日，我去见了日高理惠。大约在一星期以前，她搬到位于横滨的公寓。当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忧郁。这是一定的，她之所以搬家，就是因为不想再与案件牵扯不清。尽管如此，她还是答应和我见面，也许因为我不是媒体而是警察。

她住的公寓附近有个购物中心，我们约在里头的咖啡厅碰面。她顾忌媒体，所以要求不要到她家里。

咖啡店隔壁的时装店正在打折促销，从外面看不见店里顾客的脸，而恰如其分的吵闹声也正好适合讲一些不愿被别人听到的话。我们往最里面的那张桌子走去。

我先问她近况，她露出了苦笑。

“老样子，每天过着不怎么愉快的生活，真希望能早日恢复平静。”

“只要扯上刑事案件，总要乱上很久。”

这些话对她好像起不了安慰的作用，她摇了摇头，语气严厉地滔滔说道：“在这桩刑事案件里，我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可世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他们把它当成演艺圈的八卦绯闻，甚至有人说我们才是错的一方。”

对此我无法否认。确实，不管是电视的谈话节目，还是周刊的报道，大家更感兴趣的，不是日高被杀的事实，而是他盗用友人作品的新闻。再加上这其中还牵扯出其前妻的外遇事件，更让平常与文坛毫不相关的影视记者，也兴致勃勃地掺和进来。

“不要去管媒体的报道，对你会更好。”

“当然，我会试着不理，否则，迟早会疯掉。可是，讨厌的又不只是媒体。”

“还有什么？”

“可多着呢，令人讨厌的电话和信件来了一大堆，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查到我娘家的，大概是看到媒体报道，知道我已经不住在夫家了。”

应该是这样。

“这些事你和警察说了吗？”

“全说了。但这种事警察也未必解决得了，不是吗？”

正如她所言，不过，我也不能就此当成没这回事。

“电话和信件的内容都以什么居多？”

“什么样的都有。比如要我归还至今为止的版税，说什么枉费他们的支持；也有人把信连同外子的著作一起用纸箱寄过来。写信要求我们退回文学奖的也很多。”

“哦。”

据我推断，这些存心攻击的人应该都是日高邦彦的书迷，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恐怕很少。不，说不定这其中大部分人从头到尾就只知道日高邦彦这个名字。这种人净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还一天到晚注意哪里有这样的机会，至于对象是谁，他们根本不在乎。

听到我这么分析，日高理惠也深表认同地点了点头。

“讽刺的是，外子的书竟意外地卖得很好，这也算是种偷窥的乐趣吧。”

“这世上本来就有千百种人。”

日高邦彦的书卖得好，这我也知道。不过，现在市面流通的都是库存的部分，出版社那边好像还没有要再版加印的意思。我想起反对我的影子作家说法的编辑，他们应该也打算再观望一阵子。

“对了，连野野口的亲戚也跟我联络了。”

她好像浑不以为意，我听了却惊讶极了。

“野野口的亲戚？都说些什么？”

“好像要我把之前著作所得的利益归还，他们认为对于以野野口作品为草稿的那些书，他们至少有权索取原创费，我记得是他舅舅作为代表来谈的。”

推舅舅为代表，也许是因为野野口没有兄弟，父母又都已过世。他们竟然提出利益归还的要求，我非常震惊，这世上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你怎么回答他们？”

“我说等和律师谈过以后再作回复。”

“这样做是正确的。”

“说老实话，我心里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我们是被害者，还被案犯的亲戚勒索金钱，真是听都没听过。”

“这个案例是奇怪了点，虽然我对这方面的法律不是很熟，但我想应该没有支付的必要。”

“嗯，我也这样想，可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不甘心的，是在世人口中，我先生的死成了自作自受、罪有应得。连那个自称野野口舅舅的人，也一点歉意都没有。”

日高理惠咬着下唇，显现出个性中好强的一面，看来愤怒战胜了哀伤。我放心多了。如果她在这个地方哭起来可就麻烦了。

“之前我好像也跟你提过，我绝不相信外子会剽窃他人的作品，因为每次他讲起新作的时候，眼里总是闪烁着如孩童般的兴奋光芒。那让我觉得，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创作故事，真的让他很快乐。”

对于日高理惠的说辞，我只是点了点头。她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然而要我就此出言附和却办不到。她大概读出了我的心思，并没有继续说下去，转而问我有什么事。

我从上衣的内袋里拿出一份资料，放到桌上。“可否请你先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野野口修的手记。”

日高理惠明显表现出不悦的神情。“我不想看。里面只是洋洋洒洒地写着我丈夫是如何欺负他的，对吧？大致内容我通过报纸已经知道了。”

“你说的是野野口被逮捕后所写的自白书吧？这个手记和那个不同。你也知道，野野口在犯案之后，为了掩人耳目，特地写了与事实不符的记录，这就是那记录的副本。”

她好像明白了，不过脸上厌恶的表情依然没变。

“哦？那我读这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

“请别这样说，总之你先看看好不好？页数不太多，我想应该很快就可以读完。”

“现在？在这里？”

“拜托你了。”

她一定觉得我的话很奇怪，但她没再问任何问题，伸手把资料拿了过去。

十五分钟后，她抬起了头。

“我看完了，然后呢？”

“有关这份手记里不实记述的部分，野野口亲口承认的有两点。首先，描写和日高邦彦对话的地方，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和睦，他们的应对可说十分凶险。”

“好像是这样。”

“其次，之前也曾向你求证过，野野口走出你家时的情况。事实上，你只送他到玄关，他却在这里写道，你一直送到大门外。”

“没错。”

“还有没有别的？在你的记忆里，有没有哪个细节跟手记的描述有很明显的差异？”

“你说别的……”

日高理惠露出困惑的表情，目光停在复印的手记上，接着不太确定地摇了摇头。“没特别不同的。”

“那么，那天野野口说过的话、做过的动作，有没有哪一点在这里没有提到？不管是多细微的事都可以。比如，这中间他有没有去上过厕所？”

“我不太记得了，不过那天野野口先生应该没去过厕所。”

“电话呢？他有没有打电话出去？”

“这个……如果是在我先生的房间打的，我就不知道了。”

日高理惠好像已经不太记得那天发生的事了。这也难怪，野野口登门造访的那一刻，她根本不知道那天对她而言将会是特别的日子。

我正想放弃，她突然抬起了脸。

“啊，倒是有一件事。”

“什么？”

“恐怕完全不相干呢。”

“没关系。”

“那天野野口要回去的时候，给了我一瓶香槟当礼物。这件事，手记里没有写。”

“香槟？你确定是那天吗？”

“绝对没错。”

“你说他回去的时候给的，详细的情形可否描述一下？”

“藤尾美弥子来了之后，野野口就从我先生的工作室出来。那时他跟我说，他只顾着和日高讲话，把礼物的事忘了，事实上他买了香槟过来。他从纸袋中把酒拿了出来，还告诉我，这个可以留到今晚在酒店里喝。我不客气地接受了。”

“那瓶香槟后来怎样了？”

“我把它放在酒店房间的冰箱里。事情发生后，酒店曾打电话过来，我告诉他们，自行处理掉就可以了。”

“你没有喝？”

“是的。我本想等外子工作结束后来到酒店，再一起慢慢享用，便先冰了起来。”

“之前曾有过这样的事吗？不一定是香槟，野野口经常拿酒作为礼物？”

“更早之前我就不知道了，就我记忆所及，这是第一次，大概是因为野野口本身不喝酒的关系。”

“哦。”

野野口自己在自白书上写道，第一次造访日高家时带了威士忌，那时的事日高理惠当然不知道了。

我继续问道，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在手记里没有记载？日高理惠很认真地思索一番，说想不出还有其他的。接着，她反问我，为何到现在还在查这种事情？

“一桩案件要结案得经过很多繁杂的手续，确认作业也是其中之一。”

对于我的说明，她好像完全信服。

和她分别之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事发当晚日高夫妇下榻的酒店，询问有关香槟的事。虽然花了一点时间，但终于跟记得当时情形的职员联系上了。

“我想那是唐·培里侬的粉红香槟，一直摆在冰箱里。因为那种酒很贵，又没开启，我们便很谨慎地联络了物主，结果物主说要我们自行处理，我们就照办了。”

男职员的语气十分客气。

我问他，后来那瓶香槟怎么处理了，酒店职员支支吾吾一番后才承认自己把它带回了家。

我继续问他，是否已经喝了，他回答，两个星期前就已喝掉，连瓶子也丢了。

“有什么问题吗？”他好像很担心。

“不，没什么特别的。对了，那瓶香槟好喝吗？”

“嗯，很不错。”

那名职员听起来好像很愉快，我挂了电话。

回家后，我把野野口潜入日高家的带子放来看—我拜托鉴识科特别帮我复制了一卷。

反复观看却一无所获，只有无聊的画面烙印在我的眼底。

五月十六日，下午一点过后，我来到横田不动产株式会社的池袋事务所。这家事务所规模不大，正前方是镶着玻璃的柜台，在它后面仅摆着两张铁制的办公桌。

当我进去的时候，只有藤尾美弥子一个人在里面处理公事，其他职员好像出去了。因此我没有约她到外面谈，直接隔着柜台聊了起来。在旁人看来，大概很像某个形迹可疑的男子正在找便宜公寓。

我稍微寒暄了几句，就马上进入问题的核心。

“你知道野野口的自白书吗？”

藤尾美弥子神情紧张地点了点头：“大概的内容我在报纸上读过了。”

“你觉得怎么样？”

“觉得怎么样……总之很惊讶就是了，没想到那本《禁猎地》是他写的。”

“根据野野口的自白，他说因为日高邦彦不是那本书真正的作者，所以在跟你交涉的时候，总拿不出明确的态度，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老实说我不是很清楚。虽然我也觉得和日高谈判的时候，总是让他稀里糊涂地蒙混过去。”

“你和日高谈判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过什么话，让你觉得身为《禁猎地》的作者这样讲很奇怪？”

“我想应该没有，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之前根本没有想过，日高邦彦竟然不是真的作者。”

“假设《禁猎地》的作者真是野野口修，有没有哪个地方让你觉得确实如此或是无法认同呢？”

“这个恐怕我也无法肯定地回答你。那个野野口和日高邦彦一样，都是我哥的同学，所以他们都有可能写那本小说。若是有人告诉我，真正的作者是个姓野野口的人，我也不会有任何吃惊的反应，因为我连日高邦彦都不是十分了解。”

“这样说也对。”

看来是无法从藤尾美弥子这里得到进一步的信息了，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她突然“啊”了一声，道：“如果那本小说真的不是日高所写，或许有必要重读一遍。怎么说呢，我一直以为书中的某个人物就是在写日高自己。如果作者并非日高，那么，那个人物也不会是他了。”

“什么意思？你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

“警察先生，你读过《禁猎地》吗？”

“没有，不过剧情大概了解，我看过其他同事读完后所写的梗概。”

“那本小说讲到主角的中学时代。主角用暴力使同学对他屈服，只要看谁不顺眼，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攻击对方，套句现在的用语，就是所谓的校园暴力。在他淫威之下的最大受害者，是班上一名叫滨冈的男生。我一直以为滨冈就是日高。”

记得梗概里提到，小说里有描写校园暴力的场面，但并没有写出详细的人名来。

“你为何会觉得那名学生就是日高？”

“因为整本小说是以滨冈这号人物自述过去的方式写成。而且就内容来看，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纪实，这让我相信那少年就是日高。”

“哦，你这样讲我就懂了。”

“还有……”一瞬间，藤尾美弥子有那么一点犹豫，但还是继续说道，“我在想，正是因为日高本人曾有过滨冈那样的遭遇，才会写出那样的小说吧？”

我不由望向她的脸。“什么意思？”

“小说里，滨冈非常憎恨主导所有暴力事件的主角。我可以感觉到，那股憎恨的情绪漂荡在字里行间。虽然书里没有明白指出，可是滨冈会对曾经折磨自己的人之死感兴趣，明显就是因为他心底有着很深的怨恨。少年滨冈就是作者，也就是说日高借由写作这本小说，达到向我哥报仇的目的，这是我的解读。”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藤尾美弥子。为了报仇而写小说，这种事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不，从一开始，我们专案组就没注意《禁猎地》这本书。

“但按照野野口的自白，这样讲就不通了。”

“没错。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光就作者是小说人物原型的观点来考虑，那不管是日高也好，野野口也罢，结果都是一样的。长久以来我一直把书中人物和日高的形象重叠在一起，所以一时很难接受另有其人的说法，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对了，就像小说改编成连续剧的时候，看到演员的气质与书中人物的形象不符，总会觉得生气，就是那种感觉。”

“假设是日高邦彦，那他和《禁猎地》里的滨冈在形象、气质上全都符合吗？请就你的主观感觉回答，没有关系。”

“我觉得好像符合，不过这或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我刚才也说了，事实上，我几乎不了解日高这个人。”

藤尾美弥子很慎重，尽量避免讲得太过肯定。

最后我问她，关于《禁猎地》一案，她们抗争的对象从日高邦彦变成了野野口修，今后有什么打算？

“不管怎样，先等野野口的判决结果下来后再说吧。”她以冷静的语气回答。

对日高邦彦被杀一案，我至今依然穷追不舍，我想上司看在眼里不是很高兴。案犯已经招认，连亲手写的自白书都有了，何必还四处探问？他会这么想也理所当然。

“还有什么问题？这一切不是都很合理吗？”上司不耐烦地问道。而我自己也找不到理由否认本案的调查已经告一段落。别的不说，很多被视为重要证据的线索，都是我亲自找出来的。

连我自己都觉得没必要再查下去了。野野口伪造的不在场证明已经被拆穿，他和日高之间的恩怨也已真相大白。说实话，我甚至为自己的工作表现感到骄傲。

我之所以会产生怀疑，是在病房里为野野口做笔录的时候，脑中突然跳出某个想法，只是当时我没有理它。因为那个想法太过奇怪，也太超现实了。

但就算我能暂时忽略，也无法一直避开，那个古怪的想法在我脑中盘旋不去。说老实话，从逮捕他以来，我就经常有种误入歧途的不安，如今这种感觉更加明显了。

或许是因为不论刑警工作或人生历练，我都还很稚嫩，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可我一直无法说服自己就此给案件画上休止符。

为求保险起见，我试着重读野野口修所写的自白书，结果找到了好几个先前不曾看出的疑点。

一、日高邦彦以杀人未遂的证据相要挟，强迫野野口为他代写作品。但反过来说，如果野野口抱着舍弃一切的意识，主动向警方投案，那么日高也会遭受某种程度的损失，说不定会因此断送作家生涯。难道日高不担心这个吗？虽说野野口到最后以不想连累日高初美为由，没有去自首，但日高邦彦一开始对此事的发展就应该没有把握。

二、日高初美死后，野野口修依然没有反抗，为什么？手记里他自述，是因为懒得和日高打心理战。但在这种心态下，正常人应该会选择舍弃一切、出面自首才对。

三、认真计较起来，那卷带子和那把刀真的可以作为杀人未遂的证据吗？录像带拍的只是野野口侵入日高家的画面，刀子上也没有血迹。此外，除了凶手和被害者，在场的只有共犯日高初美一人。根据初美的证词，野野口被判无罪的可能性应该也不低。

四、野野口写到自己和日高的关系，说他们变成“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这种情况下的合作，可能亲密无间吗？

对以上四点，我试着向野野口求证，然而他的回答千篇一律，不外是：“或许你会觉得奇怪，但事实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

现在你才来问我为什么会那样做，或为什么不那样做，我也只能说，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总之，当时我的精神状况不是常理可以推断的。”

野野口要这么回答，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是物质层面的东西，我还可以提出反证，偏偏这四点都是心理层面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一直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最大疑问，一言以蔽之，即“个性”。比起我的上司和其他办案人员，我对野野口要了解多了。就我的了解，此人的个性和他在自白书里所描绘的大相径庭。

渐渐地，我已无法抽离那突然萌生的奇怪假设。如果那个假设是正确的，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我去见日高理惠，当然有特别的用意。倘若我的推理（严格说来，现在只能称之为幻想）是正确的，那么野野口修撰写事件手记，应该还有另一个目的。

可惜我从她那里打探不到任何关键的线索，唯一的收获就是那瓶香槟，它是否能够支持我的推理，现在还不得而知。野野口的手记里没有提到香槟，只是漏写了，还是有其他特别的理由？平常不拿酒做礼物的野野口，那天特地带了香槟前去，这其中应该有特殊的含意，如果真的有，会是什么？

遗憾的是，此时此刻我什么都想不出来，但关于香槟的事，好像有必要先把它存在记忆里。

我想，我最好重新审视野野口修和日高邦彦的关系。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走错了路，现在必须回到原点，从头开始才是。

这般分析，我去见藤尾美弥子是正确的。想理清野野口与日高的关系，必须追溯到中学时代，而被誉为写实小说的《禁猎地》应该是最好的参考书。

和她见过面之后，我马上去书店买了一本《禁猎地》，在回程的电车上就开始阅读。由于内容和我所知的梗概完全一致，所以读来比平时都快，只是文学价值什么的，我仍然一概不懂。

诚如藤尾美弥子所说，这本小说是以滨冈的视角来铺陈的。故事一开始写道，平凡的上班族滨冈于某日早晨从报上得知某版画家被刺杀的消息，他想起，被杀的版画家仁科和哉正是中学时欺负自己的头号魔头。

刚升上初三的少年滨冈，遭受过无数次危及生命的暴力伤害。他被人剥光衣服，全身捆上透明胶带，扔在体育馆的角落；从窗下走过的时候，会突如其来地遭人当头淋下盐酸；还有，拳打脚踢、恶毒辱骂、刻意排挤也毫不留情地日夜折磨着他。这方面描写得十分细腻而具真实感，充满张力。我能够了解为何藤尾美弥子会说这不是小说而是纪实了。

小说里并没有明确说明滨冈何以成为众人欺负的目标。根据滨冈自己的说法，“就好像某天突然被贴上恶魔的符咒一样”，校园暴力事件就这么开始了。这可说是古往今来所有校园暴力的共同点。虽然他不想屈服，但渐渐地，内心终被恐惧与绝望支配。

“令他害怕的，并非暴力本身，而是那些讨厌自己的人散发的负面能量。他从来没有想象过，在这世上竟然会有这样的恶意存在。”

这是《禁猎地》里的一段文字，可说确实表达了被害者的真实心境。在我担任教职时，也曾处理过校园暴力事件，受害者面对诸多不合理的压迫，只有屈服的份儿。

这些伤害随着主谋仁科和哉突然转校而告终。没人知道他转到了哪里。传言称仁科强暴了他校的女生，因而被送交管训，但这其中的真假，滨冈他们并不确定。

滨冈的回忆暂时告一段落，后来因为某些曲折，他开始调查仁科和哉的事。描述曲折的部分或许具有某种文学意义，但我想应该和此次事件无关。

小说之后的演变，夹杂着滨冈的回忆和访查的记录。首先揭露的是仁科和哉消失的真正原因。被强暴的女生是某所教会学校的学生，仁科叫他的狐群狗党把该女生押来，在众人面前强暴了她，现场还有人用V8摄像机拍摄了全过程。事后，仁科和哉打算把那份未经显影的胶卷卖给认识的不良帮派分子。女方家长动用了所有的人脉，事情才没有闹大。

总之，小说的前半段颇下气力地描写仁科和哉的残忍，后半段则写道，因为某种机缘，主角对版画产生了兴趣，进而往这条路发展。最后，故事以仁科被迎面而来的妓女刺杀作结，事情就发生在他即将举办个展的时候，这一段大家都知道是以真实案件为基础所写。

藤尾美弥子认为，小说里的滨冈就是作者自己，并非虚妄之说。当然，对一般小说而言，若一概推断陈述者即作者之化身，未免太过无稽。但这本小说有绝大部分被认为系基于事实所写，所以这样的推测应该还算合理。

此外，她猜想作者是为了报复从前的仇人才写下这本小说，也不算是天方夜谭。正如她所说，书中关于仁科和哉的描写确实很难说怀着多少善意，令人感觉，那不像是在写一个艺术家，而是在写一个向往成为艺术家的俗人。从头到尾，他刻意描写俗人的丑陋与软弱面，确实可以解释成滨冈—作者的报复心理所致。

不过，如果少年滨冈真是作者（野野口修）的分身，有一点则怎样都解释不通。

小说里没有一号人物可以和日高邦彦相对应。

如果作者是日高邦彦，情况也是一样，里面也找不到像是野野口的人物。

如果就像这本小说所写，野野口修在初中时代遭受同学的欺负，那么当时日高邦彦在做什么？这是问题所在。他只是沉默地站在一旁观赏吗？

我之所以咬住这点不放是有原因的。野野口从头到尾的表现都让人觉得，日高邦彦是他的好朋友。

当人遇到校园暴力事件时，很遗憾，父母的亲情或老师的开导并没有多大帮助，只有友情才是最好的武器。然而，目睹滨冈遭受欺负，“好朋友”却只是袖手旁观？

我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是朋友。

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野野口修的自白书里。

朋友不会夺人妻子，更不会和别人的妻子共谋杀害亲夫；朋友也不会威胁对方，强逼别人做自己的影子作家。

那么，野野口为何要把日高邦彦说成自己的“好朋友”呢？

如果以我现在脑中所想的奇怪念头来解释，这些全部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我看到野野口修因长期握笔而长茧的中指时，那个念头突然一闪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