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拿苹果切开苹果。你不能拿橙子切开橙子。如果你有一把刀，你可以拿来切苹果或橙子。或剖开一条鱼的肚皮。或如果你的双手够稳、那把刀的刀刃够锋利，可以割断脐带。

你可以挥刀砍一本书。虽然测量深度的方式不拘一格，但没有多少读者用刀从第一页一直切至最后一页，以此来测量一本书的深度。为何不呢，我思忖。

你可以把刀递给另一人，跟自己打赌，看他或她愿意割出多深的伤口。有时你可能是加害的那方。

半个橙子加另外半个橙子拼不回一个完整的橙子。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一只认为自己不够资格当刀的橙子，一只压根儿没想把自己变作一把刀的橙子。切与被切，那时的我无意成为两者中的任一方。

我叫阿涅丝，但叫什么不重要。你可以手持一张名单走进果园，把那些名字写在橙子上，弗朗索瓦丝、皮埃尔、黛安娜、路易，但这样做有何用？一只橙子要紧的是它具备橙子的特性。我也同理。我可以叫克莱芒蒂娜、奥黛特或亨丽埃特，可那又怎样？一只橙子就是一只橙子，如同一个玩具娃娃是一个玩具娃娃一样。别以为一旦你给一个玩具娃娃起了名字，它便不同于其他玩具娃娃。你可以给它洗澡、穿衣，假装喂它吃东西，把它放到床上，哼着你想象中母亲会唱给宝宝听的摇篮曲。可那个娃娃仍然和任何玩具娃娃无异，甚至称不上是个死娃娃，因为它根本没活过。

在下面的故事里，你们应当注意的名字是法比耶娜。法比耶娜不是橙子，不是刀，也不是唱摇篮曲的人，但她可以把自己变成上述中的任何一个。唉，她曾经可以。现在她死了。我在我母亲的一封来信中收到她的死讯，我的家人里只剩我的母亲还住在圣雷米，可她并非专门写信通知我法比耶娜去世的事，而是宣布她自己当上了曾外祖母。假如我留在她身边，她多半会问我为什么不生孩子，给她添个外孙或外孙女。这是生活在美国的一个好处。我离她太远，她顾不上管我。不过早在我结婚前，她已不再关心我的事——我出了名，无需她为我操心。

美国和名气：如果你想摆脱你的母亲、获得自由，这两者均有用。

在那封信尾的附言里，我的母亲写道，上个月，法比耶娜死了——de la même manière que sa soeur Joline——死因和她的姐姐一样。乔丽娜一九四六年死于难产，当时她十七岁。法比耶娜死于一九六六年，二十七岁。你大概以为，过了二十年，女性在分娩时死亡的事会变少，你大概以为，同样的不幸绝不会两度降临在一个家庭上，可假如你那样想，你有可能被人称作傻瓜，法比耶娜以前就常说我是傻瓜。

读了那段附言后，我的第一反应：我想立刻怀孕。我会让胎儿在我的肚子里待到足月，我会诞下一个孩子而自己不丧命——我知道我肯定可以，犹如我确知自己叫什么一样。这样将证明我能做到某些法比耶娜做不到的事——当一名凡夫俗子，既不受宠也不失宠于生活。一个没有天命的人。

（我猜想，这种渴望只有有天命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所以它是一种近似一厢情愿的渴望。）

可怀上身孕需要两个人；而且两个人未必保证成功。就我而言，要怀孕，我得对厄尔不忠，物色一个可以偷情的男人（然后呢——向他解释，有个私生子还是好过无子女的婚姻？）或跟他离婚，找个更会播种和收获的男人。我对这两个办法均提不起兴趣。厄尔爱我，我爱我和他的婚姻。他不能让我有孩子的事实可能令他沮丧，但我对他说过，我嫁给他不是为了成为母亲。不管怎样，我们俩都是务实的人。

我们从法国搬回来后，厄尔离开了陆军工程兵团，现在他为他的父亲工作，他的父亲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承包商。我在我们的后院开辟了一片菜地，我养鸡，任何时候都有二十几只。我曾希望添几头山羊给我照管，可我买来的两只羊羔老是啃咬木栅栏，并时常逃跑。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卡斯特不同于圣雷米，我无法让自己变回牧羊人。当地人初识我时视我为“法国新娘”，在我早已不再是新婚的妻子后（迄今我们已结婚六年），有些人仍用那别名称呼我。厄尔喜欢这称呼。一个法国新娘给他的人生增光，但一个沿街追赶山羊的法国新娘则是丢人的。

我放弃山羊，决定转而养鹅。去年春天，我买来我的头两只鹅，是一对图卢兹鹅，今年我购得一对中国雁鹅。厄尔一边翻阅商品目录，一边开玩笑说，我们应当继续逐年添加美国鹅、非洲鹅、波美拉尼亚鹅和设得兰群岛鹅。让我们组一个国际土匪帮吧，他说。可他忘记这两对鹅很快将有子女。一年后，我将期待幼鹅破壳而出。

比起那些鸡，这几只鹅更像是我的孩子。厄尔也喜欢这几只鹅，正是他提议我们给它们取个法语名字。他的法语不如他自认为的好，但他并未因此作罢，在我们私下最亲密的时刻，他仍跟我讲法语。我在美国生活期间始终与人讲英语，我对我的鸡和鹅讲英语。

菜地产出的蔬菜多得我们吃不了。我把菜分给厄尔那边的亲戚——厄尔的父母和他的两个兄弟及其家人。尽管他们觉得我是外国人，并或许可笑，但他们个个待我友好。他们背地里叫我“鹅妈妈”。我从我的妯娌洛伊丝那儿得知此事，她自己婚姻不幸福，希望挑唆我与巴尔斯一家人为敌。可我并不介意那外号。也许是他们麻木迟钝，所以叫一个没孩子的妇人“鹅妈妈”，但我绝非敏感或多愁善感的女人。

当厄尔问起我母亲的来信时，我告诉他我有了个甥外孙女，但没提法比耶娜的死。若他察觉到任何异常之处，他会想当然地认为，又一个宝宝的降生令我想起我人生的空白。他是个疼爱妻子的丈夫，但爱并不常使人变得有洞察力。我认识他时，他以为我是一个无秘密的、童年和少女时期没什么经历的姑娘。我不能怀孕，也许责任不在他。我内心的秘密让可供胎儿成长的空间所剩无几。我就这么神思恍惚得忘记在鹅和鸡进食时把它们分开。那些鹅忙着恐吓那些鸡，抢鸡的食物。我斥责它们，但未提高我的嗓门。法比耶娜若在，她准会笑话我的无能。她会叫我直接狠狠地踢那些鹅一脚。可法比耶娜死了。现在无论她做什么，她只能像鬼一样行动。

我愿见一见法比耶娜的鬼魂。

每个鬼魂都声称他们具有神出鬼没的本领：会变身，会附体，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能决定活着的人的命运。如果死去的人别无选择，仅可变成鬼魂，法比耶娜的鬼魂只会嘲笑这些其他鬼魂引以为傲的寻常把戏。她的鬼魂会做出一些截然不同的事。

（比如什么，阿涅丝？

比如让我重新写作。）

不，不是法比耶娜的鬼魂舔了我的笔尖，让笔下流淌出墨水，也不是她的鬼魂将笔记本翻到这新的一页，但有时一个人的死相当于另一人的假释文书。我也许没获得全部自由，但我足够自由了。

“怎么种出快乐？”法比耶娜问。当时我们十三岁，但我们觉得自己不止十三岁。我现在明白，我们的身体发育不良，出生于战时、在贫困中长大的儿童都这样，他们的头脑里被填塞进更多岁月。我们的身心不均衡。身心均衡的儿童是难得的。由于战争，失衡成为必然，可在和平时期，其他方面出现问题。我没见过一个一切正常、没有偏差的小孩。而当小孩长大后，他们变成畸形的大人。

“快乐能种得出来吗？”我问。

“什么都种得出来。就和种土豆一样。”法比耶娜说。

我以为她会给出更妙的回答。把快乐种在五朔节花柱的顶端，种在鹪鹩的窝里，或种在小溪中的两块岩石之间。快乐不该沾上泥土的颜色，并被埋在地下。就连结在枝头的苹果也比地里的苹果【在法语中，“地里的苹果”（pomme de terre）指土豆。】更适合被称为快乐。不过假如快乐好似苹果，那快乐恐怕会十分平凡乏味，我心想。

“你不相信我吗？”法比耶娜说，“我有个主意。我们把你的快乐当作甜菜，把我的当作土豆种下去。如果一种作物没种出来，我们还有另一种。我们不会饿死。”

“如果两种都种不出来呢？”我问。

“我们去当屠夫。”

那时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对话，在世人听来是胡言乱语，可我们早知道，这世界充斥着胡言乱语。我们不妨用我们自己的胡言乱语来自娱。如果左手的拇指被锤子砸伤，右手的拇指会有感觉吗？上帝为什么没想到给人安一对“耳脸”，这样在睡觉时或是每当我们没心情听世人絮絮叨叨时，我们可以像闭上眼睛那样关上耳朵？如果我们两人以同等认真的态度祈祷，而所求之事正相反——亲爱的上帝，请让明天晴空万里；亲爱的上帝，请让明天阴云密布——上帝怎么定夺他该实现哪个祈求？

法比耶娜喜爱胡乱议论上帝。她声称自己相信有上帝，但在我看来，她的意思是她相信有一个随时可供她嘲弄的上帝。我不确定我是否相信有上帝——我的父亲是无神论者，我的母亲正相反，不是无神论者。如果我与他们中的某一个关系更亲近，我会比较容易做出选择。可我亲近的人只有法比耶娜。她称自己是给上帝“惹麻烦的人”，并说我也是，因为我总和她站在同一边。从那个意义上讲，我们并非无神论者。你得相信上帝的存在，这样才可以调皮捣蛋，颠覆他的计划。

“假如我们可以种出快乐，那我们是不是也能种出苦痛？”我问她。

“你种不种蓟或狗舌草？”法比耶娜说。

“你的意思是，苦痛像蓟和狗舌草一样，会自己生长吗？”

“或借上帝之手，”法比耶娜说，“谁知道呢？”

“可快乐，它能自己生长吗？”

“你觉得呢？”

“我觉得快乐应当像蓟和狗舌草一样。苦痛应当犹如珍奇的兰花。”

“只有傻瓜才会那么认为，阿涅丝，”法比耶娜说，“不过我们早知道你是傻瓜。”

当时我没有告诉法比耶娜，我认为我们的快乐应当像德沃先生饲养的鸽子。它们飞出去，它们回来，中间发生了什么与任何人无关。我们的快乐不应当生根、原地不动。

德沃先生：我该简要地介绍一下他。他和法比耶娜一样，开启了下面的故事，但在我们十三岁时，他已经六十多岁。我猜现在他死了。应该是的。法比耶娜死了，他没道理仍活着。

德沃先生是村里的邮政局长，他相貌丑陋，一副哭丧的模样。法比耶娜和我对他的态度，和我们对每个大人的态度一样，几乎不理不睬。但我们喜欢他的鸽子。有一阵子，我们商量想自己养一对鸽子。白天，一只跟着法比耶娜去牧场，一只陪我去上学，它们会飞过田野和小巷，为我们互相传递消息。但那个异想天开的念头和栽种快乐一样，让我们高兴了一些日子，随后被新的宏图取代。我们并未认真实施过我们的任何计划。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想做就可以做得到，光是这样就足够了。

有一天，德沃太太死了。她生前是个健壮的妇人，比她的丈夫年轻，比他更粗俗、聒噪。据说她一辈子没生过一天病，直至这次身染热疾。三天后，她走了。

我不记得他们有没有孩子。也许德沃先生无法让她怀上孩子。厄尔不可能是唯一必须承受那种命运的男人。或他们的儿女在我们出生前已长大成人，离开了村子。这些在我十三岁时未想到要问的问题，如今让人觉得至关重要。我寻思法比耶娜是否知道答案。要是我能问她就好了。这一点是她的死所造成的不便。下面的故事有一半属于她，可她不在人世，无法告诉我我遗漏了什么。

我记得的是，德沃太太在一个周四下葬。法比耶娜不能以葬礼为由不去草甸放牧她的两头奶牛和五头山羊，我也不能因此而不上学。但到晚上，我们去墓地，寻找最新盖的那座坟。那年秋天，新坟不止一座。

在前往那儿的途中，法比耶娜摘了一些雏菊和紫罗兰花，并把那束花交给我。我们不是那类把花插在头发上或出于无聊而编织花环的女孩，但如果被人撞见我们在墓地游荡，我们可以说我们想献花给德沃太太。

我想法比耶娜没有向我解释那些花的必要性。我自然领悟到了。那时，我们常对我们当下在做的事心照不宣，无须讨论协商。可那样很令人称奇吗？我们简直等于一个人。我猜，朝南的半个橙子无须告诉另外一半阳光有多暖和。

我们找到那块新填上的坟土，法比耶娜从我手里拿了一部分花。有人在木头十字架旁留了一束花，于是她把我们的花一朵接一朵撒在坟尾。“用一些花给你的袍子镶边，”她低语，“这几朵点缀你的拖鞋。”我模仿法比耶娜，但我没对那位死去的妇人讲任何话。我们和德沃太太不熟。大多数成年人在我们眼里无关大局，有些比其他更讨厌，但我们喜欢这仪式，把才刚死去的花铺在一位刚死去不久的妇人的坟上。

事后，法比耶娜在附近的一块墓碑上躺下。我挨过去，躺在她旁边，望着黛蓝的天空和星星，我相信她也一样在看。人们给星星——我们用肉眼能看见的和我们看不见的——起了名字，但我在学校学到星星有名字这件事对我们毫无用处。法比耶娜没有把星星编入供我们消遣的故事或游戏，我知道确切的原因：星星太遥远，它们看上去太相似。

我们俩谁也不讲话。我们身下是一对夫妇，他们的生与死早在我们出世以前。我们更喜欢夜晚的墓地。白天这儿经常有人四处走动，拿着扫帚的黑衣老妪，一位清除枯败的花的管理员。不是因为我们介意被人看见，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果存在鬼，鬼不会在周围有别人的情况下向我们现身。

当时是一九五二年十月。至今已过去十四年。很快我将和法比耶娜相差几十岁。可年啊、岁啊仅是字词，虚构的计量单位名。一磅土豆、两杯面粉、三个橙子，可计量饥饿的单位是什么？我今年二十七岁，明年我将二十八岁。法比耶娜今年二十七岁，她活到二十七岁，她将永远停留在二十七岁。我怎么计量法比耶娜在我人生中的存在——用我们在一起的岁月，或用我们分开的岁月？在分开的岁月里，她的影子随时光的流逝而拉长，始终触及我。

夜晚的空气凉飕飕的，我们身下的墓碑没有留住白天的暖意。我感到身体发冷。这种冷不同于春天我们过早跳入小溪时的冷。溪水刺骨的寒意会使我们无法呼吸，但仅是一小会儿，接着我们会陶醉地尖叫，我们肺里的空气令我们觉得自己强壮、充满活力。墓石上的那股冷和沉重，仿佛不是我们躺在石碑上，而是石碑压着我们。我谛听法比耶娜的呼吸，她的呼吸变得越来越缓慢、越来越浅，我试着让我的呼吸与她的保持一致。

她想必和我一样感到冷。我等待她先坐起来，这样我可以跟着坐起来。有时我们在墓石上躺很久。直至我们的身体冻僵，事后，我们必须不停蹦跳，让自己暖和起来，我们的骨头和牙齿咯咯作响。法比耶娜认为，我们应该时时测试我们身体的极限。渴到喉咙像被沙子擦痛时才喝水。饿得头晕眼花才吃东西。反正本来也没多少可吃的。一点面包，如果我们运气好，再加一片干酪。有时我们会面对面，屏住呼吸，掰手指计算，看我们能坚持多久，在不得不吸下一口气前，我们的脸会涨得多红。当我们躺在墓石上时，我们一动不动，直到我们觉得自己像死了一样，全身冰冷、无法动弹。法比耶娜向我解释，如果我们等到一件事非做不可时才去做，世人便很少有机会逮到我们。逮到我们什么？我问，她说假如我不懂，在她看来解释也没用。只管听我的，她说，一切照我的指示做即可。

“你认为德沃先生这会儿在干什么？”法比耶娜坐起身问道。

我顿时觉得谢天谢地。如果她决定到日出时才起身，我不会意外。我将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躺在她旁边。不像法比耶娜的父母，我的父母会发现我错过了上床睡觉的时间。

“我不知道。”我说。

“我们去看他一下吧。”法比耶娜说。

“为什么？我们不认识他。”

“他需要让自己有点事可以忙。每个鳏夫都这样。”

法比耶娜的父亲是鳏夫，所以她想必对鳏夫有所了解。“我们能为德沃先生做什么？”

“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来主动和他交朋友。”

“他需要朋友吗？”

“可能需要，可能不需要，”法比耶娜说，“但我们会说，我们需要他当我们的朋友。”

“为什么？”我问。以前，法比耶娜还在上学时，一些女孩常表示要和我们做朋友，但她们旋即体会到向法比耶娜提出索求而招来的羞辱，她会用不怀好意的好奇目光审视那些女孩，然后语速缓慢地说：我不懂你怎么冒出那种妄想，认为我们需要你这个朋友。

“像德沃先生这样的人有时能派上用场，”法比耶娜说，“我们可以说我们需要他帮忙，写一本书。”

“一本书？”法比耶娜已经两年没有上学。有时她拿我的课本自学，以便不落后于我，但我们俩在生活中谁也没见过一本真正的书。

“是的，我们可以一起写一本书。”

“什么内容？”

“随便。可以由我来编故事，你把那些故事写下来。能有多复杂呢？”

的确，我的字写得比法比耶娜的漂亮。事实上，我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我荣获学校的书法奖。另一方面，法比耶娜的确会编故事，讲猪、鸡、奶牛和山羊，讲鸟儿、树、梅雷·布尔东的窗帘和佩雷·吉姆利特的马车。还有法比耶娜的姐姐乔丽娜的故事，她在很久前去世了。我已不记得乔丽娜长什么样，但法比耶娜给乔丽娜的鬼魂及她的宝宝的鬼魂编了好几则故事。虽然那个宝宝在尚未有人来得及给他起名字前已经过世，但法比耶娜叫他奥斯卡宝宝。此外还有乔丽娜的美国心上人博比的鬼魂。博比是个黑人，在乔丽娜怀孕后，他受军法审判，被处以绞刑。

上面这些人的死都发生在法比耶娜和我年满六岁、还不到七岁时。我记得乔丽娜在发现我们悄悄尾随她和博比时，操起一捆荨麻抽打法比耶娜和我，我记得博比丢给我们的巧克力，让我们别再跟着他们。法比耶娜和我讨论博比在吉普车里对乔丽娜干的事，或是他开车载她去一个我们走路到不了的地方时所干的事。我们试图根据我们的想象把那些事演出来。我们觉得自己到了可以应付世间一切事的年纪，包括死于难产的婴儿，他的肤色比我们的母山羊弗勒尔更黑。法比耶娜和我都摸摸他的头，黏糊、灰白、微温，而所有在场妇女的注意力则集中在乔丽娜身上，她血流如注、命在旦夕，正发出可怕的声音。

在法比耶娜的故事里，如今他们三人都一切安好，虽没有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却是三个快乐的鬼魂，各自忙着自己的鬼把戏。

这些鬼魂有时把我吓得哆嗦，但更多时候他们让我发笑。瞧那儿——法比耶娜会指向小溪——你看见了吗？什么？我会问。我知道我永远看不见任何她看见的东西，也正是出于那个原因，我可以没有其他朋友，但不能没有法比耶娜。她充当着我们两人的眼睛和耳朵。是奥斯卡宝宝，她会低语；他在用刺刀切开鳗鱼。哦，他学会游泳了，我会说，法比耶娜会回道，她不清楚他的游泳技术有多好，因为他正像青蛙似的坐在那片漂浮的睡莲叶上。在其他故事里，乔丽娜的鬼魂把柳条编织成罗网，逮住每个夜里太晚离开酒吧的男人。她怎么处置他们？我问。她呵他们的痒，让他们容易酒醒，法比耶娜会说：你知道吗，对那些男人而言，不能一味保持醉酒的状态是多么不舒服和难受？

此外还有我最喜欢的博比的鬼魂。他往奶牛的耳朵里吹气。他把一窝小猪的尾巴扎在一起，将一枚爆竹扔向这些猪仔。他在小孩的枕头下放香烟，往男人的裤子里塞香皂。他把橙子藏在岩石后面或树林里。那些橙子，在法比耶娜的故事中，总是只留给我们。说真的，我们有生以来见过橙子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那时博比还活着。他第一次带了一个橙子给乔丽娜时，法比耶娜派我去求她，让我们把那颗水果放在手里捧一会儿。此前我们从未见过那种颜色的东西。

我从来不编故事，但我善于听法比耶娜的话。

每个故事有保存期限。如同一罐橘子酱或蜡烛一样。

橘子酱有没有保存期限？有，橘子酱只是延长了水果的寿命，并非让它永生。

蜡烛有没有保存期限？蜡烛上也许没有写，可一旦过了一定年限，即便仍能燃烧，它也已经变质。

时间使东西变质。我们为一切易变质的东西付出代价：食物、顶梁、灵魂。

我的这个故事在我闻悉法比耶娜去世之时到期。讲述一个过了保存期限的故事，犹如挖掘一具久已下葬的尸体。每个人并不总是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我一直记挂着法比耶娜的宝宝。我的母亲未在信里说明那个宝宝是男是女，出生后是否活下来，也没提宝宝的父亲是谁。我的母亲必然认为透露这些信息没有意义。她可能甚至忘记了我和法比耶娜的友情。如今我的母亲更常把这个或那个村民的死讯写在信里。她早已接受在她的有生之年我不会回圣雷米的事实。她在一封信里说，她希望我可以至少回去参加她的葬礼。

也许我应当计划去圣雷米一趟。厄尔不会不愿负担我的旅费。如果我躺在法比耶娜的墓碑上，我思忖我会不会感到同样的沉重，和我们以前一样。届时将不用等她来决定何时起身和走掉。任何选择必将来自我：站起离开，或永远一动不动地留在她的坟上。

我们十三岁时，我在有些方面胜过法比耶娜。我的读写能力更佳。我个子更高，身体开始有点丰满，不像她那样瘦骨嶙峋。我的前额更宽，我的脸颊轮廓更漂亮。总体来说，我有一副更讨人喜欢的模样。我肯朝人微笑，不用老婆婆一再缠着求我也会替她拎篮子，愿意在凡是有权管我的人面前表现得服帖顺从。这些都是法比耶娜不肯做的事。

当时我不知道这些是优点。法比耶娜可以在几秒钟内爬上一棵树，而我只是勉强吊在最低的树杈上。她可以在水下屏住呼吸，屏到让人觉得她似乎永远不会浮出水面。我每次都像一条有着超大鱼鳔的怪鱼从水里上来。她养的奶牛怕她——在她还没举起棍子前，它们已退缩。没有狗咬她。树林里的蜜蜂专蜇我。

有些人生来带着一块特殊的水晶，以之代替心。不，我在讲的不是魔法，而是一个谜，这类人外表看起来与他人无异，但他们的人生能一帆风顺，无病无灾、不会心碎。世间这样的人不多，但法比耶娜是其中一个。曾经。在她难产以前，她是其中之一。

那块取代心的水晶，它促成事情的实现。实现在他人身上。

可当时我不知道这回事。那日，我们在夜色中敲了德沃先生的门，我努力想做的只是忍住笑。在一个男人妻子下葬的同一天，当着他的面大笑是不礼貌的。

德沃先生没有立刻来应门。法比耶娜叫我脱下我的一只木屐。干吗？我说，但我经常无意识地发问，并不期望答案。我把那只木屐递给她，她用坚硬的橡胶鞋底重重地敲门。

德沃先生在门后说：“谁啊？”

“是我们。”法比耶娜说。

我不确定德沃先生是否听得出我们是谁，但也许当他等待亡妻鬼魂时，会觉得每个活人没有区别，而鬼魂是不必敲门的。据说他爱他的妻子。如果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如果这个女人死了，他会一样爱她的鬼魂吗？我们站在那儿时，要是我可以问法比耶娜这个问题就好了。我们喜欢琢磨此类问题。

“你们来干什么？”德沃先生问。

“我们想和你聊一聊。”法比耶娜回答。

“聊什么？”

“先让我们进去，”法比耶娜说，“这是个秘密。我们不能让别人听到我们的话。”

在我的记忆中，事情是这样展开的。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完全如此，但在事实和记忆之间，我总是信任后者。为什么？因为事实制造不出神话。由于那次登门，我变作一个小小的神话。如果我告诉人们，我一度是个神话，没有人会信我。可让你相信一个神话是神话的职责吗？神话说：爱信不信。你可以耸耸肩，你可以当面笑话它，但你对它无计可施。要改变或不改变看法的人是你——无论改变与否，神话是一个完整的实体，非神话的你是无名之辈。

没有人生来是神话。每个婴儿，无论出生在马厩还是皇宫，都需要相同的东西维生。日后，有些人够聪明，把自己变成神话。有些人把别人变作神话。然而什么是神话，莫不过是一个用来掩盖丑恶或乏味的幌子？

丑恶或乏味是人的常态。有时人们既丑恶又乏味。这个世界亦是如此。如果这个世界既不丑恶也不乏味，我们就不需要神话。

“你们有什么秘密不能让别人听见？”德沃先生问。他没有请我们进屋。他瘦削的身躯正好堵住他打开留出的那条门缝。

“我们在写一本书，”法比耶娜说，“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你们知道什么是书吗？”德沃先生说。

“书是人写的。不是吗？”

“不是像你们这样的人写的。”

“你那么认为而已。”

“你需要知道怎么拼写自己的名字和怎么造句。”德沃先生说。

“那些事她会。”法比耶娜说，她把一条胳膊搭在我的肩上。我微微屈膝，让自己不比她高出很多。她可以说，这头牛很会产奶，在德沃先生听来大概都一样。

“谁在写那本书？”他问。

“我们俩，”法比耶娜说，“我们好比是一个人。”

“那样的话，你们需要一个笔名。”

“一个什么？”法比耶娜问。

“你们不能连笔名是什么也不知道却想要写一本书。”德沃先生说。

“阿涅丝·莫罗，”法比耶娜说，“我们给我们的书署阿涅丝的名字。”

“为什么不署你的名？”我问她。

“因为写书的主意是我想出来的，”法比耶娜说，“你也得贡献一点东西。”

由始至终德沃先生看着我们，不掩饰他的轻蔑。他长得可真丑。头发一簇簇从他的脑袋两侧向外翘，滚圆的眼睛上罩着厚重的睫毛，他看起来像一只又老又饿的猫头鹰。“我要上床睡觉了。”他说，接着他祝我们晚安。

法比耶娜把一只脚伸进门里，让他关不了门。“我们没讲完，”她说，“你到底会不会帮我们？”

“我不知道怎么帮你们。”

“我全部计划好了，”法比耶娜说，“我来编故事，阿涅丝会把那些故事写下来，你把它们整合成一本书。”

德沃先生嘟囔了几声，在和上帝或他的亡妻交流。但直到他答应阅读我们将要写的东西后，法比耶娜才收回她的脚。

“瞧，他正好需要一些事散心。”后来，当我们在我家附近分别时，法比耶娜说。

“避免去想他妻子的死吗？”我问。

“避免空虚无聊，”法比耶娜说，“悲伤的人常常不知道他们既悲伤又空虚无聊。”

“你为什么想要写一本书？”我问法比耶娜。我们躺在长满草、与佩雷·吉姆利特的土豆田毗连的山坡上。他是个大好人，允许法比耶娜在那儿放牧她的奶牛和山羊，只要它们不踩踏他的田地即可。一位善良的基督徒，法比耶娜几度这么形容他，语气中总是带着讥笑。

那天是公共假日，但奶牛、山羊、猪和鸡不因节日而放假。有时它们因过节而被宰杀。这一天没有。这天不是重要的节日，不要求洒血。

“写书可以让我们有乐子。”法比耶娜说。

许多事情前一天让我们觉得有乐子，后一天则不然。“什么乐子？”我问，“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通过写书来给自己找乐子。”

“你不明白的事很多，”法比耶娜说，“我们写一本书，这样别人会了解我们的生活状况。他们会知道身为我们是什么感觉。”

两头奶牛站在附近，慢悠悠地嚼草，仿佛它们有的是时间，世上有供它们吃不完的草。它们的名字叫比昂卡和米利耶，因为它们，法比耶娜不再上学。每个要张口吃饭的人必须自食其力——没有母亲的孩子更早面临那样的现实。无人觉得不寻常，至少法比耶娜和我不觉得。她的两个哥哥在他们家的农场干活。昔日，乔丽娜常从她的男友那儿得来整条整条的美国香烟。如果有美国香烟，你可以拿它换取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所以尽管乔丽娜不喜欢干农活，她也得自食其力。

一头山羊离开羊群，朝小溪越走越近。我想提醒法比耶娜，但决定不要。她只会哈哈一笑，噘起嘴吹出刺耳的口哨声，她有许多办法让动物服从她的指令。

一只蜜蜂停在一株菊苣上，使那花的花穗弯折。不久那只蜜蜂会飞向另一朵花。我看不出我们的生活有哪些部分值得别人了解。我在学校的时光一成不变，法比耶娜的生活围绕她的奶牛和山羊，每天也不可能有多大区别。成长需要耐心，可即便我们有的是耐心，我们的前途在哪里？有一天我们会结婚。然后如果我们够幸运，不像乔丽娜，没有因难产而死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抚养孩子。到时我们会有更多要干的活、更多张要喂饱的嘴。法比耶娜和我还能像这样时时待在一起吗？我曾思量她和我可以找一对兄弟结婚，这样我们将永不分开，但如果我们可以不结婚的话，我想，那样也许更好。“我们为何要让人知道身为我们是什么样的感觉？”我问。

“有何不可？”

“那些人是谁？”我问。没有人，我心想，但我的任务是提问，不是回答问题。

“我还不知道，”法比耶娜说，“但总有办法让人们以为他们想要某些东西。”

“什么办法？”

“我们稍后会想出来的，”法比耶娜说，“眼下我们必须先写。你手头有铅笔和本子吧？”

我照她嘱咐带了我的书包。我告诉我的父母，今天和法比耶娜在一起时，我会写我的家庭作业。他们也许信了我的话，也许不信。但目前，我不老待在家里正合他们的意。我的哥哥让快死了。自六年前从德国人的劳改营回来后，他就身体欠佳，无法从事农活，但在过去几个月里，他的情况恶化。他终日躺在床上，不咳血时眼睛盯着天花板。相形之下，我看起来太健康、胖嘟嘟、太开心。有时我的三个都已出嫁的姐姐来看他、陪他。我的姐姐在让身边时，我的父母一点不感到不安，所以他们想必看出我身上有某些不对劲的地方，我自己不以为忤。除非迫不得已，我不跟我的父母讲话。无需他们吩咐，我主动做所有我分内的家务，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有机会搅乱我在家时给自己披上的沉默、神秘的外衣。我不是一个能让谁获得慰藉的孩子，我也不渴望成为这样的孩子。

“好吧，把我讲的话写下来。”法比耶娜说。她以更低沉的声音讲道:“Le jour où bébé François est mort…在弗朗索瓦宝宝死的那天……”

“弗朗索瓦是谁？”我问。乔丽娜夭折的宝宝没有名字，但我们总是称他奥斯卡。

法比耶娜不理我，继续用同样怪异的语调讲下去。我好几次抬起头，确认她依旧是我认识的法比耶娜。此刻说话的她俨然换了一个人，不管那个人是谁，她已经不在世，她的话音中带着一种故作夸张的绝望，平时法比耶娜和我会觉得那语气滑稽。可她没像平时那样露出嘲弄的笑容。当她——不，是那个借她之口在讲话的女子——问上帝为什么把她的宝宝送到人间却不让他活下去时，我停下笔。“这女人问的问题未免可笑。”我说。

“哪里如此可笑？”

“每个被送到世间来的人都是来送死的，”我说，“上帝甚至把他自己的儿子送到人间来送死。”

法比耶娜叫我安静。

我不会佯称我记得她口授我的每个词，但我背得出开头那几句。我的眼前能浮现出我用工整的笔迹写下的法比耶娜的话。我的书法不差。她学一个死去的女人讲话学得不差。

故事里那个死去的女人不是法比耶娜，可多么奇怪——过去几日我一直在想——有一天她会变成那个女人。

那天最后我们没有写完这个故事。我问法比耶娜，她是不是还需要一些时间，把剩下的编完，她说当然不用。她对这个故事了然于心，但对一个故事了然于心和花时间把它写下来是有区别的。

“区别在哪里？”我问。

法比耶娜想了一会儿说，她不明白我为何表现得像个傻瓜，问些愚蠢的问题。我躺下，用书包盖住我的脸。陌生人可能会觉得我像在生闷气。可事实是，我把脸埋在那帆布包下发笑。法比耶娜讲得对，我的问题太多，可只有当她无法给出满意的回答时，她才恼我。

知道一个故事和把它写下来有什么区别？我该问的其实不是这个——但在我们还年少时，我不知道该怎么问——而是：光知道一个故事不够吗？为何要花时间把它写下来？

现在我有了答案，既是给她也是给我自己的。世人不把我们是谁、我们知道什么当一回事。一个故事必须写下来。否则我们怎么替自己报仇雪耻？

（确切地说，向什么或谁报仇？

不，阿涅丝，别落入陷阱，别回答上面的问题。）

完成弗朗索瓦宝宝的故事后，我们把它拿给德沃先生看。他问我们，我们还有多少类似这样的故事。七个，法比耶娜回答。都是讲死去的婴儿的？他问。她说，不全是，但讲的都是死去的小孩。他点点头，说他猜到大抵如此。他怎么知道，我却不知道？我决定，讨厌他还不够。我必须恨他。

德沃先生爱读诗歌和哲学书。他告诉我们，他写过几部从未被搬上舞台的失败的剧作，现在，从邮局下班回家后，他仍每日写一首诗。法比耶娜问，可否让我们读一读他的诗，但他说免了吧，他只把他的诗朗读给他的鸽子听。

“你应该养几只鹦鹉，而不是鸽子，”法比耶娜说，“它们会反过来，念你的诗句给你听。”

德沃先生用异样的目光看了她一眼。

“你知道我是在开玩笑。”法比耶娜说。

“我不喜欢玩笑，”德沃先生说，“玩笑带刺。”

“鱼钩也有刺，”法比耶娜说，“尽管如此，鱼儿还是喜欢把它们吞下去。”

“我不喜欢鱼。它们没有灵性。”德沃先生说。

假如我是个脾气火暴的人，我会插嘴，告诉德沃先生，他跟鱼一样蠢。我不喜欢法比耶娜和他讲话的方式，与她跟我讲话的方式太像。但我没有打断他们。德沃先生的屋子里有许多那盏吊着的电灯照不到的角落，我情愿坐在一个那样的角落，让自己躲在暗处，打量德沃先生和法比耶娜。他俩长得都不好看。端详他的脸，知道他相貌丑陋，令我获得几分满足。端详法比耶娜的脸，知道无论她漂亮或不漂亮都一样——从中我也获得满足。

“你说鱼儿没有灵性，但那是因为它们是动物，”法比耶娜说，“动物愚笨无知。”

“有些动物有灵性，”德沃先生说，“例如我的鸽子。我钦佩它们，如同我钦佩有才华的人一样。”

“它们有的仅是讨你欢心的灵性。”

“不，它们有高度发达的头脑。如果它们想生活在野外，我不会阻拦它们。”

“让动物自己决定它们想要什么是荒唐的。”法比耶娜说。

“当心，小姑娘，”德沃先生说，“照那个逻辑，接下来你会说，让人自己决定他们想要什么是荒唐的。”

法比耶娜耸了耸肩。“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你的鸽子决定不回到你身边会怎么样？”

“它们不会，我了解它们，”德沃先生说，“它们也了解我。”

法比耶娜大笑，我激动得战栗。在别人听来，那笑声可能是一般女孩的傻笑，但没有人像我这般了解她。法比耶娜只在她计划自娱自乐时发出那样的笑声——把一只猫抛到屋顶最高处，在手心里捏碎一个鸟巢，或是讲一个关于她死去的姐姐乔丽娜的下流的笑话。一次，我在放学后和她碰面，她伏击我，把我推入冰还没完全融化的小溪，在我的耳朵因上涌的血液和化冻的溪水而嗡嗡作响前，我听到的最后的声音是她尖利的笑声。我挣扎着爬上岸，气得差点落泪，可她示意我安静，指了指一截树干旁的一堆旧衣服。我的心情立即平复了。当她把一只猫往屋顶上抛时，她意在看它吓得发抖。当她下决心毁掉一个鸟巢时，背后的原因是她想看鸟蛋从高处、从她坐的那根树枝掉落的情景。不过她毕竟还是够关心我，准备了替换的衣服。我看得出那些衣服是乔丽娜的，因为那上衣盖过我的臀部，裤子的裤腿拖到地上。

“我为你的鸽子忠于你感到高兴。”法比耶娜说。

德沃先生点点头。他还不知道她有可能伤他的心。她可以捉住其中一只鸽子，扭断它的脖子，把那尸体送还给他，只为了一睹他脸上的表情。我越想越觉得法比耶娜肯定是这么计划的。在我的想象中，我甚至建议我们把那只鸟烤来吃，这样它将不算枉死。把骨头和羽毛送还给德沃先生，足以惩罚他愚蠢地以他的鸽子为傲。

不过连续几周，那些鸽子一如既往地来来去去。

开年，法比耶娜和我完成了八篇故事。八个死去的小孩和若干死了的动物。其中只有一个小孩没被安葬，可当这本书最终问世时，这个未被安葬的小孩引起的关注远多于其他所有小孩。他是个一天大的婴儿，出生时是活的，死去的原因是他的母亲，一个不比乔丽娜年长、也是未婚的姑娘不得不隐瞒他出生的事。一个如此可怜的家伙无法得到妥善的安葬，这在情理之中。但我仍必须承认，在我把法比耶娜口述的话写下来之际，我感到嗓子眼一股恶心和一阵刺痛。我没有对她所编的这个宝宝怎么消失提出异议，但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急匆匆地喂猪，绝不在饲料槽旁多逗留一秒。

那些故事里也有死去的男人和女人，但他们是谁、他们怎么丧命的基本不重要。他们和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成年人一样，不过是路边的木杆子。但他们的鬼魂如同墓地，总令我们兴趣不减。

你们在故事里写死了多少人，德沃先生咕哝道——可他怎么不明白我们早已知晓的道理？论及死亡时，数学没什么意义。

（即便在生活中，数学可能也没那么重要。你只需会数数和做加法。说不定连那两项技能都属多余。如果上帝说他计划夺走某些东西，夺走你的视力、听力或算术能力，你会宁愿变成瞎子、聋子，还是失去算术能力？有个人肯定与我意见不一，躺在坟墓里的老帕斯卡，德沃先生经常引用他的话，仿佛他们是每天碰面、一起散步的朋友。若不是因为德沃先生，这些年来，我恐怕压根儿不会知道帕斯卡是谁。那样将多可惜。事实上，帕斯卡这个名字用在我养的一只鹅身上再合适不过，它没它的其他三个同伴那么轻浮。即便在幼时，帕斯卡走起路来也姿态庄重。虽然它跟着其他鹅一同调皮捣蛋，但看得出它的心思不完全在这上面。它冲撞邮递员、吓唬鸡，只是因为它必须完成作为鹅的天命。我相信，它是一位哲学家。）

令人毛骨悚然，德沃先生这么形容那些故事，但我们每次登门拜访时，他从不将我们拒之门外。谈到我们的故事，他直言不讳：幼稚、条理不清、病态、重复、片面、写得马虎。有时他对着一页纸发出嘘声。或叹息。但我们看得出他饶有兴趣地期待我们的故事。甚至贪得无厌。如果我们几天不出现，下一次去时他会抱怨。“你想怎么样？”法比耶娜说，“我们不是母鸡，我们可不每天一早下蛋，咯咯叫着跑来跑去。”

德沃先生说他倒宁可我们像母鸡一样靠得住。“只是，”他说，“别太聒噪。”

一天他告诉我们，有人注意到我们经常去他家。法比耶娜说，没人注意到才奇怪。“每个人唯一爱干的事是妨碍别人。”她说。

德沃先生说，他解释他是在教我们一些东西，因为他不愿见我们虚度人生。我在上学，我争辩道，他说，是的，但法比耶娜也需要学习。我以为她会驳斥那个观点，直接对他口出恶言，可她只是耸了耸肩，说我们当他的学生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或者……”她环视那间屋子，然后说，“你可以告诉人们，我们来找你，因为我们肚子饿。你可以说食物是引小女孩上钩的最佳诱饵。”

德沃先生涨红了脸，一副受辱的模样。“姑娘，我光明磊落地对待你们，因为我珍视你们的才华。”

“如同你珍视你养的鸽子的才华一样吗？”

我哈哈一笑，但德沃先生和法比耶娜都未留意我。他们互相审视对方，像两头准备角斗的山羊。但这样的时刻一闪而过。通常把谈话转移到其他事情上的人是法比耶娜，接着他们表现得仿佛不曾闹过别扭。唯有一次，德沃先生收回与法比耶娜对视的目光，换了个话题，说他不晓得我们是否听说，可斯大林死了。法比耶娜没有立即回应，我学她，用带着几分尖刻的口吻说，在我看来，新闻上的事和我们毫无关系。这下我惹来他们两人的注意，德沃先生说我无知，法比耶娜让我安静，叫我别再表现得像个傻瓜。他们的轻视令我气馁倒在其次，我感到更多的是诧异，因为我发现自己做了一个不曾有过的愚蠢举动：以前，当我坐在角落观察他们时，我往往能够不出声；我理应知道不该让他们有机会在某些事上达成共识。

假如德沃先生多一点洞察力，他应该会给我们讲授一点几何方面的知识。我们三人组成一个不稳定的三角形。我，阿涅丝，我的生活中只要有法比耶娜就足够，可她需要的东西超出我能给她的。德沃先生虽没什么了不起，但他给予法比耶娜的有些东西是我给不了的。

我们脑中没想过的是，他希望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他肯定计算好了，并断定，不管我们给他的多么微乎其微，聊胜于无。

当法比耶娜告诉德沃先生，我们完成了这本书时，他沉下脸。“完成了？现在只是开始。”他说。他告诉我们，我们并未真正掌握怎么写作。“你连一个像样的句子也写不出来。”他对我说。

“可那些句子不是我写的，”我说，“它们出自法比耶娜。我只是把她对我讲的话记下来而已。”

“好吧，既然如此，你最好从头再来一遍。这回，我讲什么，你记什么。至于你——”他转向法比耶娜，“你继续编你的故事。”

“好像能轮到你来叫一只母鸡坚持下蛋似的。”法比耶娜说。

当我们——德沃先生和我——完成第二遍改写后，那些故事给人感觉与法比耶娜向我口授的不同。我说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这些重新写过的故事感觉不像出自她，更像出自我。不是因为把它们写下来的人是我，我只是记录德沃先生口述的话。但把新版的故事和法比耶娜的版本放在一起比较，如同把我和她放在一起作比。法比耶娜有种原始的野性。我只是天然、未经雕琢。

德沃先生把这些故事变得更像出自我之手，其中自有原因。假如我是一名好学生，我会把两组练习簿并排摆开，看德沃先生如何改动每句话里的几个词。可我对此不感兴趣。讲真的，我厌烦了写书这个游戏。那年春天，我的身体始终感觉提不起劲。我思索我的身体内部，那些奇形怪状、柔软异常的东西，我分不清是恐惧还是恶心让我在半夜醒来、汗流浃背。当我无法重新入睡时，青蛙和猫头鹰轮流向我传达某种消息。有时，比我年长、已经辍学的男生会朝我吹口哨或当着我的面讲些下流的话，然后放声大笑。早几年，他们朝法比耶娜和我丢石头，但现在他们似乎对她失去了兴趣。

我没有把那种种困扰我的事告诉法比耶娜。只要在她旁边，我仍可以是原来的阿涅丝。我的身体在变得笨重，使我原本就不敏捷的头脑反应迟缓，但法比耶娜的轻盈和机智依旧感染我。有时我躺在树下，仰望她的腿悬荡在我的上方。“爬到这上面来。”她说，但其实她知道我绝爬不了那么高。我傻呵呵地报以微笑。我追不上她这件事丝毫没关系。我靠她代我而活。留在后面的仅是我的躯壳。

但有一件事我放不下。由春入夏，我帮忙照顾我的哥哥让，比以前更勤，可他几乎不碰我端到他房间里的吃的和喝的。我的母亲嘱咐我走路时别发出声响，除非他先有意开口，否则别和他讲话、打扰他。他一次也没开过口。我知道我的母亲不敢保证她自己在他身边时能够始终安静镇定。她多半会当即跪倒在地，求他吃东西、讲话、活下去。他做不到，也不愿为了她或为了任何人而那么做。我看得出我母亲的忧虑，还有我父亲的无奈。他们注定将第二次失去他，对此他们束手无策，如同他被德国人抓走时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一样。我也看得出让对我们既无同情也没温情可言。我们好比猪圈里的猪、窗台上的麻雀、草丛里的蟋蟀，和他生活在两个世界。他为何要在乎我们的感受——换作我是他，我也会对这世上的每个人、每件事抱着同样漠不关心的态度。事实上，我不必像让一样快死了才那么觉得。那年夏天，我的家人、我的邻居、我的同学、德沃先生以及所有忙碌于世间的人均与我活在不同的世界。我的世界里只有法比耶娜。

一日，法比耶娜问起让的近况，我说暴毙身亡、来个干净的了断比慢慢死去好十倍。

“不，”她说，“活着比死去好一百倍。”

“我们在讲的是两件事，不是吗？”

“可你为什么竟关心起死？我们离死还早。”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的故事写的全是死去的小孩？”我问。我想起让的眼睛，空洞，仿佛什么也看不见，他的锁骨突出，其形貌之骇人，让我有时很想拿一块围巾裹住他的脖子，遮盖他身体任何暴露的部分，毯子底下的他想必差不多只剩一副骨架。

“正是因为他们死了，我们没死，”法比耶娜回答，“别再净着迷于死。”

那句指摘多么匪夷所思。法比耶娜对死亡的着迷程度比我高十倍。我们俩的区别是我敬畏死亡，除非迫不得已，我宁可不去想它。对她来说，死亡犹如一个恶作剧。只有软弱的人、愚蠢的人和倒霉的人才会中它的计。

继而她告诉我，她另有计划，要再创作一本书，但她尚未准备好让我把它写下来。她有几个问题需在脑中想清楚。

“还是写死去的小孩吗？”我问。

“这次没有人会死，”她说，“我保证。”

我并未因她那么讲而信服。法比耶娜成天向我作出允诺。她知道我从不指望她遵守诺言。

我们依旧定期去德沃先生家，有时我们路过邮局，在他的柜台上放一束野花。这么做是法比耶娜的主意，对此我感到惊讶。我们瞧不起那些借漂亮的物品——套在手腕上、用红浆果串成的手环或扎头发的缎带——软化自己锋芒的女孩。当这个举动一再持续时，我问她，我们是否会让德沃先生误以为我们喜欢他，其实不然。他在他的柜台上摆了一个玻璃瓶，用来收我们的花。

“目的恰在于此，”法比耶娜说，“我们为什么要让人们对事情有正确的认识？我们需要使他相信他对我们很重要。”

“为什么？”

“我们喜欢看到人们出错，”法比耶娜说，“你不同意吗？”

“哦，对。”我飞快地应和。

“那么别再老缠着我，问我为什么。”

德沃先生仍然一副苦相，但现在我们与他更熟以后，他看起来没那么丑了。他几度试图叫我们阅读他书架上的书。我想翻开其中一本，只为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可法比耶娜每次都摇头，说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做，我们没时间读他的书。当他继续力劝我们时，她说，那些书对我们没用。

“没用？”德沃先生大怒，骂我们是笨蛋。

“如果我们认为那些书会对我们有任何益处，我们才是笨蛋，”法比耶娜说，“这里面有哪一本可以替我放牛？哪一本会喂阿涅丝的猪？”

“这些书将促使你们思考奶牛和猪以外的事。”德沃先生说。他继续情绪激动地大谈哲学和诗歌。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哲学和诗歌，”法比耶娜说，“你根本不会了解。”

德沃先生转过头，避开她的瞪视，把书放回书架上，每一本物归原位。他经常发火，但他的怒气很少持久。他嘟囔着，对他人的哲学和诗歌连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置之不理。

“有何不可？”法比耶娜说，“你认为有人关心我们的哲学和诗歌吗？”

德沃先生似乎回答不上来那个问题。他有一点被法比耶娜吓住，我看得出来。这并不教人意外。我总是被她吓住，但我不犯他此刻所犯的错，讨论诗歌和哲学，并使用我们闻所未闻的措辞，仿佛那样会使他高人一等。

我们那时的生活——又脏又臭，动物横行，人比动物更不可理喻——我并不觉得这些事奇特，直到后来，在巴黎和英国，我才得知这些事非同寻常。事实上，那些用词——脏、臭、横行、不可理喻——不是出自我，而是出于别人之口。我的书描绘了我们当时的生活，可我不知道这些书是否还在世间被传阅。死去的书被安置在哪里？某处的一个墓地吗？火葬场？

我到了美国后，厄尔喜欢带我去他的朋友家参加晚宴，炫耀他年轻的法国新娘。在那些宴会上，丈夫们胃口大开，他们的妻子在粉刷成薄荷绿或珊瑚粉的厨房里忙来忙去，在我看来，她们既漂亮又神秘，一如以前我在一位巴黎出版商的办公室里见过的那对金鱼，它们在透明的鱼缸里兜圈圈。那次是我头一回见到金鱼，让我感觉它们是这个世上最享福的生物，它们的生活风平浪静、无忧无虑。

那些女人问我法国怎么样，打听法国的菜肴、法国的时尚，她们的脸上露出少女般的表情。我表现出同等分量的少女气回应她们，告诉她们她们自认为想听的东西。不过有时，在我因讲英语而变得柔和的声音背后，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冷笑：你们确定想要了解我生活的那个法国吗？我可以告诉你们几件事，只要你们听得下去，我乐意剥夺你们晚上吃饭的胃口。进而明早，当你们看着颜色和泥浆一样的咖啡、油亮的培根和嫩滑的蛋黄时，你们会记起因滂沱大雨而从土里爬出来的蛆，或是被宰杀的猪的尖叫，从呼哧呼哧变成气若游丝，或是孵化了一半后死在壳里的小鸡。你们可能还会记得，对于任何有过生命的东西，它们死了以后，我们不白白扔掉。总有饿肚子的生物在等着吃东西，以便延缓自己被吃掉的时间。

Les Enfants Heureux——《快乐的小孩》——是那第一本书的书名。想出这个书名的人是德沃先生，他添加了一段题词，说死去的小孩，生命停留在最快乐的童年。后来，当这本书出版时，媒体评价它处处写得诚实而不留情面，他们称我是一位野性、年轻、记述战后生活的作者，内心酷爱病态。我，野性？我的内心，病态？那样简直好比把我养的鸡说成是一伙强盗。

我的内心不病态。迄今为止从不病态。你必须沉迷于死亡才是病态，正如必须沉迷于爱情才是浪漫。我既不病态也不浪漫。

那些故事里的小孩，除了最后全都死去以外，过着与法比耶娜和我一样的生活。记者和评论家，没有头脑的人，拒绝承认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总是比人们臆想的短。多迈出一步，少呼吸一口——从生遁入死，无需费很多功夫。

从生到生呢？那是一条漫长的路。和我养的鹅同宗的野雁，它们飞越一块大陆。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去新的家、新的城市、新的国度。可谁能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缩短至他们可以自信地说他们够到了彼此？在那个意义上，法比耶娜也许属于极少数创造奇迹的人。她把我变作她。她把我们变成一个人。

《快乐的小孩》出版后，媒体讨论是什么驱使一个像我这样的乡下女孩写出一本书。雄心，有些人说。贫穷，其他人说。当时我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自那以后，我见识了雄心和贫穷驱使许多人飞黄腾达，同样也把许多人逼得走投无路。雄心和贫穷：我从未深切地感受过这两者。受这两者驱动的是法比耶娜，但在世人眼里，她可能显得正相反。出于雄心，她本该给那本书署上她的名字。因为贫穷，她应该能看出这种名气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法比耶娜想做的、她必然需要做的，是让事情实现。剥掉一棵幼树的树皮，看它多久会死。摸摸一条狗，然后踢它一脚，只为把那可怜的畜生眼中困惑的恐惧视若珍宝。在我背过身去之际把我推入水里。把我塑造成明星或畸形展的怪胎，不过并非她一个人把我变成畸形展的怪胎。还有很多人和她联手，第一个是德沃先生。

德沃先生安排了五月的巴黎之行。他和我。你呢？我问法比耶娜，她叫我别傻了。“这本书出版时，只有你的名字印在上面。我们没必要把人们搞糊涂。”

“你凭什么如此确信有人会出版这本书？”我问。

“那是德沃先生许诺的。”她说。

我不想提醒法比耶娜，她经常许诺，却无意遵守她许下的大部分诺言。在村里，她有一个骗子的名号，不过那是因为人们不像我那般了解她。比方说，有人正在找寻一头逃走的山羊。如果你告诉他，你见到那头山羊进了另一户人家的牲口棚，你是在撒谎。法比耶娜绝不会那么做，并非因为那样的谎言可能引起告状、吵架甚至斗殴，而是因为会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让她觉得少了些乐趣。相反，她会向那位主人伸出援手。她会说，她会留意那头羊，她会允诺，在当天之内把羊找回来。人们也许不信她的话，但除了提前感谢她、希望她正好有心情履行她的诺言以外，他们有什么选择？法比耶娜可能无法把他们的羊送回来，但他们知道，她有办法让他们的羊永远消失。

“可你不想去巴黎吗？”我问。

法比耶娜说将来会有时间的。目前她不着急去任何地方。她有事情要思考。

“什么事情？”我问。

“什么事情，”她用嘲弄的口吻重复我的话，“当然是我们的下一本书。当德沃先生襄助我们出版这本书后，我们要立刻再写一本，之后还要继续写。”

“到头来我们手上将有许多死去的小孩。”我说。好似一对女杀手，我心想。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不再写死去的小孩。”她说。

“那我们接下来写什么？”

“有什么写什么。”她说，“邮政局长。或巴黎。”

“巴黎什么样？到了那儿，我该怎么举手投足？”我问。她说德沃先生会教我的。我去问他，他告诉我，做我自己即可。那话对我毫无用处。只有和法比耶娜在一起时，我才可能做自己。若不是有个球不断地撞击一堵墙并反弹回来，那堵墙能描述它自己的尺寸和质地吗？那堵墙能甚至感受到它自己的存在吗？

德沃先生拜访了我的父母一次。他告诉他们，我写了一本书，他把那书稿寄给了巴黎的几位出版商。他提议带我去见见那些出版商。那样可能会给我的前途开启一扇门，他向我的父母说明。我不认为他们有仔细听他讲的话。事后，他们没问我写了一本什么书。

我是五个兄弟姐妹里年纪最小的。我的父母也许的确爱我，但从打仗到解放，从我的三个姐姐平安地出嫁、令他们放心，到他们等待我的哥哥让走向死亡，中间他们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顾及我或对我有什么期望。我庆幸我无需对他们撒谎。不是因为我觉得撒谎有违道德，而是因为对某人撒谎，只会使那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变得重要。那些年来，我唯一撒过的谎——或说同一个谎言的多种版本——是对法比耶娜：我让她相信我犹如一间空房子，我的头脑里没有一点我自己的想法，我的内心一无所感。

那时我没觉察到我的虚假。

我从未去过巴黎。动身前一天，在给让送晚饭时，我告诉他明天我要去巴黎。“Un voyage d’affaires【原文为法语，意思是“出差”】。”我说，这个说法是我从德沃先生贴在邮局门上的告示里学来的，那告示说周四邮局将关门。

平时我不跟让讲话，只告诉他，他的饭准备好了。可能出于那个原因，他带着异样的表情朝我转过头。“你会回来吗？”他问。

“会。”我说。我解释，我只去一天。德沃先生和我会赶早班火车，我们坐夜班车回来。

让似乎没听懂，要不然是他失去了兴趣。他闭上眼睛，我看着他淡蓝的眼睑。后来，我回去收碗盘时，他喝了半杯牛奶，面包和汤一口没动。

“你一定要回来。”在我离开他的房间前他说。

“我当然会回来。”我说。我感觉他的话怪怪的，不过他被送去德国时，搭了很久的火车，和我们一别三年。也许他曾以为自己将永远背井离乡，但那列带走他的火车又把他送回我们身边。起码他会死在家里。

翌日，我们一早出发。此前我只坐过两次火车，均是学校的远足。去巴黎的火车车身更长、速度更快，可车上的木头长椅比区间慢车上的更脏、更破旧。“你需要做的是仔细观察人，少讲话，”当我们面对面在车窗旁坐下后，德沃先生对我说，“我们希望让人们看到一个从乡下来的少女，她不谙世事，但依照她的直觉写了一本书。”

我望着窗外的田野和马路、教堂的尖塔、带小块菜地的房子、水道与江河上的桥，一切都在等待这一天的开始。我可能出生在那儿的任何一座村子里。我将依旧是我，但我不会认识法比耶娜。想到那儿，我背后一阵麻刺感，犹如前一晚的感受，当时我在端详让薄薄的眼皮，那眼皮下鼓起的部分一动不动。倘若他睁开眼，他会看见我在呆呆地注视他，但他一直把眼睛闭着，看到的东西和盲人一样，灰白、无形。变成让或出生在一个没有法比耶娜的世界里，那将多么不堪设想。

“阿涅丝，你明白我说的话吗？”德沃先生问。

“什么是直觉？”我说，“我的直觉是什么？”

他耸了耸肩。“我没想到你会那么问，”他说，“一个拥有良好直觉的女孩知道何时开口、何时不出声。”

“我没有出声，”我说，“是你不让我清净。”

“你不是不出声。你是在装死。”

我希望我能像法比耶娜那样，直接嘲笑他。他现在才意识到吗？当法比耶娜和我去找他时，我从头至尾都在装死。德沃先生瞧不上我。那一点我看得出来。在法比耶娜和我之间，他只跟法比耶娜讲话。我寻思他是不是情愿那本书署上她的名字，一如他可能更希望与她同行。即便如此，他还是得执行她的计划。那么一想，我对他心生同情。我对法比耶娜言听计从，但我们的关系就是那样：我绝不会质疑她，她也绝不会认为别的女孩配得上与她为友。德沃先生虽然有哲学和诗歌做后盾，却仍不得不按她的要求办事。全因为他是个软弱、缺乏想象力的人。

德沃先生掏出一根烟，拿它轻叩我的胳膊。“无需我告诉你，你应该把讲话的任务主要留给我。”他说。

“我能抽根烟吗？”

“当然不行。”

我笑了笑，向他表示我早知道他会那么回答，我毫不介意。很久以前，乔丽娜仍在世时，法比耶娜和我从她那里偷过一根烟。我们讨厌那味道。

“别动， ”他说， “再像那样笑一次。”

我的脸僵住，接着我咧嘴一笑。

“这回你十足像个傻瓜，”他说，“像你先前那样微笑。让自己显得有气质。”

“什么气质？”

“神秘、谦逊、娇媚。”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此我只有耸耸肩，转头看窗外的田野。德沃先生粗俗、荒谬，但每个成年人都这样，要我容忍他们没有问题。法比耶娜和我——我们不是无缘无故成为朋友。直到后来，我遇到了更多女孩，我认识了我的外甥和外甥女，那时我才明白，法比耶娜和我具备一个共同之处，是小孩子（或也包括大人）不常有的。我们俩对我们的父母既无强烈的爱，也无强烈的恨。组成这个世界的人与我们的父母没有多大区别，所以自然而然，我们俩对谁都无强烈的爱或强烈的恨。我们相依为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样就足够。

在巴黎，我首先朝德沃先生的朋友、佩雷先生微笑，接着朝他们带我去各家出版社所见的男士微笑。我的母亲准予我穿上我最体面的连衣裙，裁剪自玫红色的格子花呢，圆领、袖口用扣子扎紧。它是我母亲婚前穿的，穿在我身上，松垮垮地垂着。

我们在出版社见到的其中一位男士看了我良久，问德沃先生那本书是否真的是我自己写的。当然啦，我抢在德沃先生回答前说。除了打招呼以外，这是我第一次开口讲话。

那位男士请德沃先生和佩雷先生留在他的办公室，然后带我去了另一个房间。“给，”他说，同时把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推到我面前，“我抽一支烟。在我抽烟的时间内，你写一段话给我看。”

“写什么？”我问。

“随你喜欢，”他说，“不，我们定一个主题吧：一个抽烟的男人。”

这是一场我不能不通过的测验。我望着他划燃一根火柴，那微小跳动的火焰使他刮了胡子的脸呈现比原本更暖的色调。我拿起铅笔，没作多想就开始写起来。我的书法是我自信的一个来源。连瞧不上我的德沃先生有一次也说，无人会料到，像我这种女孩能写出那样一手好字。

后来，在回家的火车上，德沃先生问我，在那个房间那位男士让我做了什么，我说，我们谈我怎么想出这些故事的，另外，那位男士想要确认我会写道地的法文。他从架子上拿了一本书，给我做听写，我说。不，我不记得是什么书，但他说他喜欢我的书法。我不确定德沃先生是否相信我的话，但让他相信我或喜欢我不是我的职责。

以下是我那天写给那位抽烟男士的一段话，后来刊在《快乐的小孩》的序言里：

那个美国人容尼在哭。他用双手抱紧他的头，他巨人般的手肘支在他巨人般的膝盖上。他坐在那儿的姿势不可能令他舒服，那坐姿对小孩来说会容易得多。我问他，他怎么了，可今天他似乎决心听不懂我的法语。他哭个不停，因此我捡起他丢在地上的外套。右侧口袋里有一盒香烟。我以前见过他掏出那盒烟。我在另一个口袋里找到一板火柴，我划了一根火柴点烟。我试了几次才点着，然后我学我见过的男人的做法，把那烟放进嘴里、吸气。烟着了，但我不得不啐了两三口，因为我不喜欢嘴里那烧焦的味道。容尼没有抬头。我把我的胳膊硬插到他的胳膊底下，试图把那支烟对准他的嘴。他接过那支烟，把它能有多远扔多远。真浪费。我考虑走过去，把烟掐灭，然后带回去给我的父亲，可在我能迈步前，容尼抓住我的手，使出的力道之大，害我差点跌入他的怀里。他的双眼布满血丝，自我们相识以来，我头一次觉得他吓人。

对我而言，幸好克拉拉贝拉就在我们旁边，大口嚼着草，仿佛不知道我即将尖叫。我试图挣脱容尼，当他不放开我时，我把他的手引向克拉拉贝拉的乳房——母牛的乳房。来，我对他说，这个岂不更好？他的脸皱了一下，但他的手贪婪地托住克拉拉贝拉的乳房。我慢慢抽走我的手。容尼这人其实不坏。如果我再大几岁，我会愿意嫁给他。

那是我第一次用我自己的话写东西。不过说那些话属于我，恐怕不对。那些话属于法比耶娜。事实是，即便在这趟出门前，当法比耶娜向我口授她编的故事时，有时我预感到接下来她会讲什么。有时在上床睡觉前，我会模仿法比耶娜的口吻，给自己讲一些捏造的事。那么做胜过做祷告，我的母亲仍希望我会在睡前做祷告。

“你几岁？”那位男士读了我写的东西后问我。

“十三岁，”我说，“到七月我将满十四岁。”

他颔首，并又点了一支烟。我看得出他喜欢他刚才读的东西，因为他这次抽烟不是缘于无聊，而是为了不让自己流露出丝毫的兴奋。

“你为什么决定写这些故事？”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那样讲接近实情。

“你凭什么断定这些故事应该结集成书？”

“德沃先生这么认为。”我说。他和法比耶娜均未事先告诉我该讲什么，但遇到要故作困惑的情况，我无需人帮助。也许我的直觉体现在那方面，装傻时装得合情合理，教人消除疑窦，仿佛这世界是一个超出我理解能力的谜，我心甘情愿地接受，连同接受事实上我也是那个谜的一部分，拒绝让自己搞懂自己。

我们迎来一段时光——有两三个礼拜——在这期间生活按部就班地继续。让快不行了，但进程缓慢。乔丽娜死于难产时只经历了一天的苦痛。有时，我想祈求上帝早日结束让所受的折磨，但我的母亲依旧在祈祷他能康复。我知道上帝已经下定决心，即使我一言不发，最终他也会站在我这边。出于那个原因，我同情我的母亲。

在这段时间前后，我的两个姐姐玛塞勒和罗斯玛丽经常回来看他。她们分别比让小两岁和一岁，所以在我出世前，他们彼此感情很好。他让她们陪在他身旁，当他感觉能讲出话时和她们聊天。有时，他说的东西甚至令她们大笑。那些日子，我的母亲似乎看到了更多希望，只是她自己永远没办法让他恢复生气。

现在我明白，正是我母亲这一类人，早已被驱逐出让的世界。那种驱逐的残忍和善意是一体两面的：他在使她免受失败的羞辱。玛塞勒和罗斯玛丽都已结婚，各有自己的一大家孩子，可她们不是让的母亲。我们原谅许多人，原谅他们不能为我们做的事，但我们不原谅我们的母亲；我们也保护我们的母亲胜过我们保护其他人。有时，我觉得我不能有我自己的孩子反倒是件好事：我能数出我无法为他们做的事多于我可以做的；我宁愿潇洒地走完人生，不要我的孩子来徒劳地保护我。人们时常忘记，当母亲永远是一场赌博；我不是赌徒。

那些年里，我最年长的姐姐吉塞勒因患某种慢性病，时不时卧床几日，但无人告诉我具体是什么病。她没有性命之忧，或她可能需要比让更长的时间步向死亡。在他的情况恶化、使他完全变成一个废人前，我的母亲常去探望吉塞勒，但她有一阵子没去了。我思忖她是否同时为让和吉塞勒祷告。她会不会认为自己太贪心，求上帝饶过她的两个孩子？她会不会用一个交换另一个？如果我是公道的上帝，我会带走让；吉塞勒有五个孩子，他们个个需要她。

白昼越来越长。法比耶娜的两个哥哥开始在晚上和他们的父亲一起上酒吧。她的两个哥哥以前对我的态度和他们对法比耶娜的态度无异，现在他们稍稍尊重起我，有时似乎热切地想与我攀谈，讲个平淡乏味的笑话或发表几句像是真正的成年人会讲的陈词滥调，但法比耶娜很会打断他们的注意力。作为男孩，他们让人挑不出毛病，可人们或许毫无毛病，或许一身毛病，无论哪一种，他们都和法比耶娜与我不相干。

我们已经着手在写新的一本书，这次讲的是一个农村的邮递员。起初我们没把写的东西拿给德沃先生看。反正这个故事写的不是他。我们书里的这名男子更年轻、更英俊，他疯狂地爱上了他妹妹的最好的朋友。他的妹妹和他妹妹的朋友都因这事态的发展而感到兴奋，她们出谋划策怂恿他，继而又想办法令他吃苦头。有时当法比耶娜口述那个故事时，我忍不住笑话他们三人。两个这么傻的姑娘；一个这么傻的男人。

我们定期于晚上去德沃先生家。他在他的屋内装了几个更亮的灯泡，他的橱柜里有更好吃的东西，是在法比耶娜家或我家找不出来的。但我们主要不是贪图那些食物。照法比耶娜所言，我们以与他平等的身份去那儿。他有义务好好招待我们；我们吃他的东西，只为不让他白忙一场。

德沃先生欢迎我们去。他怎么可能不欢迎？晚上，他几乎没别的事可做，顶多写写他的诗，然后把诗念给他的鸽子听，就算他念的是骂它们的话，它们也会向他表露出同等的好奇心。法比耶娜问起他上学时的情形、他去过的城市和乡镇。剧院、音乐厅和电影院。饭店和舞会。他的朋友。人们有何消遣活动。人们怎么结婚。他们有什么样的婚外情，给夫妻之间和朋友之间造成什么后果。他告诉我们他自己亲历和目睹的事，还有他在书里读到过的内容。

我素来知道法比耶娜可以让我把什么事都告诉她，但那是因为我从不想对她有任何隐瞒。现在我发现她可以使德沃先生也这样。她没有威吓他，她也没有恳求他。她提问，他告诉她她想知道的。她对待我和她对待德沃先生的唯一区别是，她不常当他的面叫他傻瓜。也许他们两个是平起平坐的，而我只及得上他们的一半。那么一想，我烦恼了几日，直至我找到办法说服自己相信，事实不是如此。德沃先生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可能超过我，但他不知道和法比耶娜真正成为朋友的秘诀：留在她的阴影里一动不动，像空气般虚渺地环绕在她旁边，寸步不离她。德沃先生总是急于证明自己比法比耶娜更胜一筹。我看得出他的风光日子屈指可数。

德沃先生在巴黎近郊长大，在那座城市里度过他的青春岁月。他最终怎么来到我们的村子、娶了他的太太，他没有说明。有时他会闭上眼睛，描述巴黎的公园或他和他朋友钓鱼的河。有时他翻开一本地图册，指给我们看一个湖或一座城镇。有一次，在讲述一出戏的过程中——他称这出戏是一部不起眼的杰作——他停下来，看着我们，然后道出他心中的疑惑，问我们是否认为他烦人。法比耶娜说，你当我们是什么人——愿意让自己被烦死的傻瓜吗？

我的确觉得德沃先生的自言自语令人厌烦，事后我问法比耶娜，她觉得他哪里有意思。“我觉得有意思的不是他，而是他知道的东西。”她说。

“为什么？”我问。

“我们想要了解他人的生活。”

“我们为什么想要了解那些东西？”

“你和我有的人生阅历还不够多。”她说。

“要那么多人生阅历干什么？”

“写我们的书啊，呆子。”

我巴不得法比耶娜对我们写书的游戏丧失兴趣，这样我们可以不再去找德沃先生。我想念我们无止境地胡言乱语或躺在墓地不动不响的日子。

一天下午，一位我们在巴黎遇见过的男士，沙坦先生，随那位曾带我们四处拜访出版商的男士，佩雷先生，到我们村里来。两人先去了邮局，然后在德沃先生的陪同下，来我们家。我的母亲在菜园里，我的父亲在把牲口棚侧面一块松动的木板钉牢。我正要换下我的校服，穿上连体背带裤做家务——打扫兔笼和鸡窝——这时客人来了。那天是六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下了一夜的雨后，天空晴朗无云。以前我从未注意过天空，直到那天，三个男人在我面前站成半圆形，他们戴着帽子、板着脸，明亮的天空在他们身后蓝得发白。自那天以后，毕生，当有重大的事发生时，我格外注意天空。这一刻与你亲近的人，下一刻也许消失不见，但天空始终在那儿，不管你的头顶有无一片遮风挡雨的屋檐都一样。

我把我冒汗的手插进口袋。这两个巴黎人是来告诉我，我骗了他们，我心想。我一直知道德沃先生靠不住。

“你记得我吗？”沙坦先生问，仿佛我是个五岁的孩童。

我说记得。他是那个叫我在他抽烟之际写东西的人。

“沙坦先生来和你的父母商量一些事，”德沃先生说，“他想出版你的书。”

沙坦先生伸出一只手，要与我握手。我在我的背带裤两侧擦擦手掌，然后听任他握住我的手。法比耶娜在哪里？她需要我的时候，我总在她左右，可此刻，当我急需她在我身旁时，她却不见踪影。我们还没讨论过，下一步，如果巴黎的出版商对我们的书有兴趣，我们该怎么做。

德沃先生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但我不知道他在向我示意什么。

“阿涅丝，你可能兴奋坏了，但别忘记礼数。”德沃先生说。

我谢过沙坦先生，然后说我去替他把我的父母找来。

“你们的女儿写了一本惊人之作。”当所有大人在屋里坐下后，沙坦先生对我的父母说。我站在门旁，准备要是苗头不对就赶快跑。“我们想出版这部作品，我们想邀请阿涅丝九月去巴黎，和媒体见面。”

从我父母的目光中我看出，他们尽管坐立不安，但努力表现得礼貌、客气。我们从未在农场接待过穿着如此考究的客人，我的父母和我认识的大多数人一样，不信任城里来的人。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问我对这个邀请有何看法。

我的父母对我并不冷酷无情。他们大概筋疲力尽到对很多事麻木。他们当然希望我有最好的前途，但他们对他们的每个孩子都有过那样的希望。没有人可以阻止你希望你的孩子得到什么，但大部分时候，你希望的东西并不能达成。有些人必须在自己当了父母后才真正明白那个道理。我不是。我通过观察我的父母而领悟到。

我说我很高兴能去巴黎，我的父母似乎没太多别的话讲。我的母亲想必始终在惦记着仍需要除的草。如果那几个人待久一点，她可能会叫我去做晚饭，她则把菜园的活干完。我的父亲答复，他们同意让沙坦先生安排行程，德沃先生说，他会襄助我，有关我的前途，他肯定会凡事与我的父母商量。他们感谢他。他们兴许会对能让我有别于法比耶娜的事来者不拒。他们不喜欢她。他们认为她缺乏教养和规矩。“加斯东这样让法比耶娜野下去”——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我的母亲对我的父亲说起法比耶娜的父亲——“很快她会变成另一个乔丽娜。”我的父亲表示同意，并说如果乔丽娜没死，她现在恐怕已经有了一窝小杂种。提到乔丽娜的名字时，我的母亲低声念了一句祷告。

沙坦先生问我，这个夏天有何打算。我犹豫了一下，说我在写另一本书。他带着怀疑的表情转向德沃先生。对我们的新书一无所知的德沃先生不得不当场想出一些机智的话回应，这让我感到既刺激又欢乐。他对沙坦先生解释，他没有提前向他透露此事，因为他希望沙坦先生听我亲口告诉他这个消息。

“他们说九月吗？太好了。我们可以在夏天完工。到你去巴黎时，你可以放出一点有关这本新书的风声。”那晚的晚些时候，当我告知法比耶娜有两个巴黎人来访时她说。她似乎对他们的登门拜访和安排我去见媒体的事不以为意。她正在用柳条做哨笛，精确地切下长度合适的一段细枝，然后轻柔地转动它。她很擅长那道工序。我双手笨拙，不是扭断细枝，就是失去耐心，未能让娇嫩的木髓与绿色的树皮利落地分离开。

“你为什么不想把你的名字署在那本书上？”我问，“我们可以告诉沙坦先生，那些故事是我们一同写的。现在为时不晚。”

“一本书只能署一个名。”法比耶娜说。

“为什么不能有两个？”

法比耶娜没有回答。是不是终于有一个她答不上来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只署你的名字？”我问。

“故事是你写下来的。”她说。

“编故事的人是你。”

“我对当作者不感兴趣。”

“为何不感兴趣？”

“我满足于做我自己。”

那话绝不可能是真的，我想，但还有谁可以做第二个法比耶娜？学校的女生沉闷乏味；她们互换衣服，对调一下父母，那样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所有女孩，除了我以外，想要的东西都一样：拥有一双长筒袜，让她们的腿看起来不会像穿着丢人的短袜时那样暴露、稚气；用最精美的笔记本抄录歌词，那些诉说梦想、爱情和心扉的甜蜜得腻人的话；受到老师的表扬，但更重要的是被同侪羡慕和嫉妒；吸引白马王子的注意。如果我的生活里没有法比耶娜，我会成为她们中的一员。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寻找千篇一律的刺激，那样将多么悲惨。

“嗨，你看起来像个伤心的丑小鸭，”法比耶娜说，“怎么了？”

“我只是在想，你不愿把你的名字署在书上，这令人遗憾。”

“如果我想那么做才教人遗憾，”法比耶娜说，“你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哎，你这个白痴。假设我想当作家。我会给那本书署上我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人们，我头脑里还有好几本别的书。那样将置你于何地？”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在让这件事成为两个人的游戏。你在说，一个人——我，法比耶娜——可以单独玩这游戏。那么到时你该怎么办？”

“我仍然可以替你把故事写下来。”我说。

“你当真不明白，是吗？”法比耶娜说，“把头脑里已经想好的东西写下来会有多难？我可以自己写。然后呢？”

我迟疑了一下。“我会看着你成为作家，我会很开心。”

“不，你会伤心。”法比耶娜说。

“我会吗？”

“会，”法比耶娜说，“因为那个游戏没你的份。那些书将与你毫无关系。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也将与你毫无关系。你不明白吗？”

这下我明白了。我的确是个傻瓜，我没看出我可能必须承受的所有损失，我不知道法比耶娜是在照顾我的感受。

“所以你瞧，由我来写这些书，而这些书将署上你的名字。我们两人缺一不可。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你看起来令人信服，”法比耶娜说，“在我看来，人们没道理怀疑你。”

“在什么方面令人信服？”我问。我记起沙坦先生一口一口抽着烟，等待我在一张白纸上交出东西。会不会还有那样的测试？我没告诉法比耶娜我写给沙坦先生看的那页纸的内容。

法比耶娜叹了口气。“你什么时候不再需要我事事都向你解释？”

“当我去巴黎时。”我回道。

法比耶娜用被逗乐的目光打量我。我成天问她问题，根据她的心情，她回答我的问题或无视我的问题，但她向我提出的问题并不旨在要我回答。她用更温柔的力道又转动了一下那根柳枝——哨笛彻底做好了。她把笛子放入我的手中。“给，你用它去征服巴黎。”

我想把那笛子放进嘴里试吹一下，但她阻止我。“别动。我最好先确定你已准备就绪。”她用双手捧着我的脸，从各个角度左看右看。我试图不让我的目光跟随她的脸。我寻思她是否会亲我。这次将不是我们的初吻。我们年纪更小时，常伸出我们的舌头，让它们碰在一起，直到我们坚持不住才分开，然后两人情不自禁地笑作一团。不过那是发生在法比耶娜的母亲去世前。她去世后，法比耶娜和我不再玩某些我们最傻、最放肆的游戏，她不再像她以前那样大笑。

“你瞧——”法比耶娜一边说，一边并未松开我的脸，“可当然，你看不见我看到的东西。你有这张完美的脸蛋。”

“我有吗？”

“有。这张脸可以让你冒充天才或白痴，人们经常分不清这两者。他们需要别人向他们道明，当你去巴黎时，有人会告诉他们，你是天才。你生来具有这张脸。你又善于摆出那种无可挑剔的表情。”

“哪种表情？”

“当人们初次见到你时，他们认为他们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然后再看两眼，他们疑惑自己到底知道与否，”法比耶娜说，“我见过我的哥哥那样看你。连德沃先生也是。”

我莞尔一笑。法比耶娜捏捏我的脸颊。“别再咧嘴，”她说，“什么事那么好笑？”

“经常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说。

“但我知道。我永远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希望果真如此。

“你瞧，我没有你这张脸蛋，我也装不出你如此擅长的那种表情，”她说，“人们不觉得我的脸可爱。”

法比耶娜长了一个窄小的脑袋和尖锐的下巴。我的脸更圆润，我的眼睛不像她的那样向外鼓出。她的头发是稻草色的，稀少又干枯，我的头发乌黑而顺滑。我根本没想过法比耶娜和我可以有什么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看。她不在乎，所以我不在乎。

“我的脸可爱吗？”我问。

“可爱极了，”她说，“此外，你有耐心将事情进行到底。我有太多牲畜要照管。我的脑子里有太多故事。我真没时间和耐心。”

那是实话。法比耶娜的日子过得马不停蹄。相比之下，我像一朵无所事事的云，整天挂在天空，既不昂首高飞，也不沉重地低垂。

“你去巴黎时，想想人们希望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你就给他们什么，不多也不少，”法比耶娜说，“你知道该怎么做吗？好吧，我有整个夏天的时间培训你。”

我吃了一惊。莫非法比耶娜已经知晓我最会做的事恰在于此？我给予法比耶娜她想要的：她的阿涅丝。我没有把这个阿涅丝给别人，但别人要求我什么，我尽量满足。虽然我绝非哪个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但我在学校文静、刻苦；我在村里的大人面前谦卑恭敬；我听我父母的话。我唯一的缺点是和法比耶娜为友，但我的父母认了，他们指望随着我的升学，我们也许会逐渐疏远。

有时你听到人们说某某过得很好，某某的一生平淡乏味。他们讲那话时忽略了关键的一点。任何经历都属经历，任何人生都是一种人生。在修道院度过的一天有时和征战沙场的一天同样惊心动魄、生死攸关。

有些人只把他们追求的东西算作人生：名气、财富、历险、快乐。他们在别人和自己身上所实现的事，他们不让别人和自己办到的事。对我来说，但凡发生的事都是人生。一只苍蝇掉进汤里死了，和一个泛泛之交提出求婚一样奇特可笑——这两件事我都遭遇过，都不是我主动追求得来的。

我是不是一个被动的人？我注意到美国人动辄说人被动，那话的意思绝非称赞。我丈夫的部分家人认为我被动。我不具备他们想象中法国女人该有的特点。照我所见，妄下这种定论的人，他们把一切外在活动当作衡量坚决果断、个人长处和美德的标志。可我养的鸡，脑袋很小，似乎从不厌倦四处走动、啄食、咕咕叫、用爪子刨地。那些鹅安静得多。它们不因一丁点细微的动静而拍翅膀，它们在池塘里漂游时，身体久久不动，让你知晓它们愿意余生都活在它们如水一般的梦里。可人们从不说鹅被动。

两个不断追求生活经历的人很难迁就彼此。

两个背负着经历的人很难在生活中相遇。

正因为如此，法比耶娜和我是天作之合。我们是完美的一对，一方追求另一方可能经历的所有事。

一九五三年的夏天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不知道法比耶娜是否和我意见一致。如今问她为时已晚。不过就算她的鬼魂在我旁边，我能从她口中问出什么？快乐——法比耶娜的鬼魂也许会说：你现在怎么让自己越来越白痴了，阿涅丝？快乐的日子、不快乐的日子：都是日子，没有哪一天比另一天更长。

我们曾经考虑栽种快乐，我会提醒她的鬼魂。你的快乐和我的快乐，两种作物，记得吗？

这鬼魂可能会把那视为小孩的游戏，不予理会。什么是快乐？她也许会问我。

快乐，我会告诉她，是度过每一天时不用引颈盼着明天、次月、来年，不用伸出手阻止每一天变成昨日。

你有体会过那种快乐吗？法比耶娜的鬼魂会问。

有，我会说。

那种快乐正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夏天所感受到的。和往年的每个夏天一样。法比耶娜与我整日待在一起，纵然有一半时间，我们只是躺在墓地或树下，不怎么说话。当我们真的开口时，我们聊我们的书：那个村里的邮递员和两个计划让他日子不好过的朋友。我们想去找德沃先生时就去找他，但若把我们共度的日子比作一汪池水，他无非是一根漂浮在那水面上的树枝。

只有一次我心生忧虑，因为铁路工人罢工。“如果到秋天我要去巴黎时，火车依旧不开怎么办？”我问法比耶娜。

“还有好几个星期。你干吗连将来那么遥远的事也要想？”

“可写书，写的不都是将来的事吗？”我问。

“都是将来的事？”法比耶娜说，“别胡说八道。”

我没和她争论，但我暗中收听广播里有关大罢工的新闻。罢工结束时，我松了一口气。

在大罢工期间，德沃先生没去邮局上班，他纠缠不休地问我们要给他看的那本书的内容。当他终于读了前半部分后，我们看不出他是否认为我们在取笑他。他没多说什么，但他点评我们俩都有进步，说他相信，我们到九月份可以完成这本书。

九月，我独自前往巴黎，因为沙坦先生要求德沃先生这次别陪我去。

在巴黎没有人知道法比耶娜，但新闻界的人个个听说了德沃先生。他们问我，我如何在他的辅导下学习写作，他如何影响我对世事的理解，我是否计划写更多书，我会不会在未来的写作事业上继续寻求他的指点。他们似乎都熟知那本书，甚至比我更熟悉。

你在书里描述了一个被处死的美国黑人，你认识这样的人吗？有人问。你认识一个把自己刚出生的宝宝闷死、丢到猪饲料槽里的女人吗？另一人想知道。你自己养猪吗？你亲眼看过一个疯子和一头奶牛性交吗？或是另一个疯子砍下鸡的头，让小孩看无头的鸡会怎么跳舞？你果真在那些小孩死前答应他们，你会把他们写进一本书里，让世人知道他们的故事吗？你有没有给他们改名换姓？德沃先生如何发现你的？是你主动求助于他，还是他说服你，把你写的东西拿给他看？

我在回答那些问题时，用事后媒体的话说，“稳健而自信”。我，阿涅丝？我有什么自信？但幸好我想出一个办法，怎么让自己显得最像少年作家：我在现场想象一个半是法比耶娜、半是阿涅丝的人，我毫无困难地让自己置身于那人的处境。一个谜一般的女孩，用良好的直觉弥补她所受的教育不足——那是媒体要看到的形象。

我可以洞察到沙坦先生脸上的满意之色。我有种感觉，我的表现不是太糟，但记者们不断重提那些稀奇古怪的病态内容，他们告诉我，那一点是我的故事的标志性特征。我们在这间房里见到的你，始终是个斯文的女孩，你怎么会让自己被可怖的画面迷住，大多数成年人都不敢正视这样的画面？有人想知道。乡下一定有美丽的风景，不是吗？——你为什么没兴趣写写这些风景？这些故事有多少来源于你的生活，多少出自你的虚构？讲骇人的故事是否让你获得快乐？你的父母有没有读过你写的东西？你的老师呢？你和同学之间的友谊怎么样？他们知不知道你在写书？他们觉得你书里的故事是熟悉，还是完全离奇？

此行，我学会放慢语速，仿佛在开口讲话前我必须再三组织句子。我可能看上去像个白痴，但我也在此行中学到，一个普通的乡下姑娘可以改头换面。一个在与自己进行秘密交流的女孩，其中一位记者这么形容我话语间的停顿。倘若我是在为话剧中的少年作家一角试镜，我不会成功，但眼下不是试镜。生活的好处在于，大多数时候，你不用为了演自己而试镜——或在这个例子上，演的是法比耶娜和我自己合并成的一个人。如果媒体认为我的身上有某些高深莫测之处，那是因为他们决搞不清我是一个双面女孩。高深莫测的人是法比耶娜。我做的仅是向陌生人展示出那神秘的一面，在必要时添加一点亲切和甜美。

一位男士问，有没有哪位巴黎的作家是我很想见面认识的。我看得出沙坦先生希望我给出一个漂亮的回答，赢得观众的青睐。当我没有马上讲话时，他插嘴，说他当然会安排我与可以指导我的作家见面，也会邀请媒体记录报道那些会面的实况。提出该问题的男士点点头，然后转向我，坚持要听我的意见。的确巴黎有许多作家。可惜他们的名字不会自动在我的嘴边生成。“我想不想见其他作家？想，当然想啊！”我说，“我们家的奶牛和山羊有时对新来的成员不友好，但我们家的兔子时常好奇有没有其他兔子顺道来探访它们。”

那些男士都哈哈大笑。“你的意思是，”那位锲而不舍的记者说，“有些作家像奶牛和山羊，其他作家像兔子吗？”

“恰是反过来，”我惊呼，“我认为兔子像作家。它们是充满好奇、不会冒犯人的动物。”

那些男士发出更多笑声。“小姐，等你对写作的人有更多了解吧。”一位记者说。

一时间我无法断定这话是不是表示我出了娄子，但沙坦先生赞许地朝我点点头。

在巴黎，人们认为我让他们了解了乡下荒诞可怕的一面。后来在伦敦，类似的一群人认为我让他们了解了法国在美国占领下的一面，其疯狂和邪恶超乎想象。人们想必推断，一个像我这样天真无知的女孩绝不可能把这世界写成一个疯狂邪恶之所。必定是先有那个疯狂邪恶的世界，然后她所做的只是用她自己的话道出真相。无所畏惧地，他们说。他们想必认为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因为对文明知之甚微，所以不懂畏惧。他们并非全错。譬如，我当时不知道，有些与我同龄的女孩在看到蜘蛛或蟾蜍时，会尖叫得犹如即将被宰杀的猪。

但我——不，不是我，是法比耶娜和我——呈现给他们的那个世界：它是真的吗？它包含多少真实的成分？我们无法用尺子或秤来度量一个世界，从而得出结论，这个世界离真实差两英寸或两盎司。所有世界，不管是不是杜撰出来的，都一样真实。因此它们又一样不真实。如果我告诉我的父母，我在巴黎摆出姿势让媒体拍照，他们会说我瞎编，没有人会信。巴黎对他们而言不是真实的。不真实的还有我的名气。

法比耶娜和我共同创造的那个世界：它同我们的胡言乱语一样，是真实的。

与媒体的见面会结束后，沙坦先生请一位助理博弗拉小姐带我外出，给我购置一套新行头。当时我穿的是我玫红色的格子呢连衣裙，和我第一次去巴黎时穿的一样。

不要太贵的，沙坦先生说。博弗拉小姐问他是否也需要给我约一位发型师做头发。他们俩一起打量我，我感到脸上一阵麻刺。几年前，法比耶娜和我曾爱玩一个游戏，不用手、而是轻轻吹气，使彼此的脖子和脸发痒。当她的嘴距我的皮肤一寸、朝我轻轻吹气时，我感到的就是那种麻刺。

“换个发型应该不错。”沙坦先生说。

我的头发以前是我母亲剪的，剪得又短又乱七八糟。但有一年夏天，法比耶娜说，与其让我的母亲把我变成一个行走的鸟窝，不如把我的头发托付给她。我照做，结果法比耶娜剪得更好。我的父母不喜欢法比耶娜，但不得不承认，她给我剪的头发更好。她还给她自己剪头发，无需镜子，但需要我协助。左边长出两个指尖，我会说，然后她会再削去一点。

“我不要剪头发。”我说。

“你不希望明天摄影师来时，换个模样吗？”博弗拉小姐问。

“又要拍照？”我问。

博弗拉小姐和沙坦先生交换了一个眼神。“也许我们应该提早向你说明的，只是我们不想让你在和媒体见面前被太多事搞得难以招架，”博弗拉小姐说，“巴赞先生是一位知名的摄影师，他明天将来给你拍照。他还计划去访问你家乡的村子，记录你在那儿的生活。”

“他先前和媒体去过那儿，”沙坦先生说，“他想看看你。我们没介绍他与你认识，明天我们可以补上。”

我不介意在巴黎做任何事——照法比耶娜所言，为了那本书，我有义务那样。让一位摄影师来我们的村子？“可我们村里没什么可拍的东西。”我说。

“恰恰相反，”沙坦先生说，“我去过那儿，基于我短暂走访的经验，我能向你保证，有很多他可以使用的素材。”接着他走过来，左右拨弄我的头发。“好吧，我们就不改发型，”他说，“我喜欢这样，更符合你本人。”

博弗拉小姐给我买了一件白上衣、一条黑色的羊毛无袖连衣裙、白长筒袜和一双黑皮鞋。当我从头到脚穿上这身新行头时，我感到泄气。我看上去俨然一头奶牛！她斟酌我是否需要帽子，最后决定不要，但添买了一对深蓝色的发夹，做成蜻蜓形状。这对发夹美得惊人，我决定，就为了这对发夹，我愿意忍受这套可笑的新行头。我问我可否自己拿着这对发夹。

“你想要我把它们夹在你的头发上吗？”博弗拉小姐问，“它们会使你的头发显得更加乌黑。”

“不，现在不用。”我说。我换回我的旧连衣裙，把那对发夹放进口袋。我想把其中一个给法比耶娜，另一个留给我自己。

博弗拉小姐看了看她的手表。那小巧的表面米色、椭圆形，看上去像某个我可以一口吃掉的东西。“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她说，“你想做什么？”

“我有机会见识一下巴黎吗？”我问。

“当然有啊，”博弗拉小姐说，“你想看什么？”

你想看什么？你想吃什么？你想知道什么？这些问题表面上无冒犯之意，其实比人们意识到的更不近情理。假如你问一头奶牛、一头猪或一只鸡，它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哪怕有奇迹让它能听懂并会讲我们的语言，它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假如你问一头奶牛、一头猪或一只鸡，它希望怎么个死法，它也决不会发挥得更好。

我们中很少有人会自讨没趣地强迫动物在生的问题上给我们郑重的答复，但我们时时对别的人那么做。你长大后想当什么？我丈夫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把这个问题变作全家人的嗜好，在节假日的聚会上盘问家中的小辈。你想游览美国的哪几座城市？他们喜欢问我；或者，你认为是什么使美国成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国家？我时常纳闷，谁准予人们提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那些发问的人谅必从未想过这一点：他们提出问题，他们索要答案，殊不知他们只是讲了一些没头脑的话，只有没头脑的人才会作答来满足他们。

巴黎有什么我可以看的东西？如果我那么问博弗拉小姐，她会认为我无礼或难弄。然而那是我唯一可以问的真诚的问题。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想要某些还未出现过的东西。迄今我对巴黎的认识仅限于我从车里看到的景象：林荫大道、咖啡馆、店面。博弗拉小姐带我去的百货公司令人惊异。无论我转向哪边，都能看见自己的身影映在镜子里和闪闪发亮的黄铜制品上，但即便如此，我知道巴黎不止这些。

“人们来巴黎去参观的一些地方？”我对博弗拉小姐说，但我开始后悔要求她带我四处转转。如果没有法比耶娜在我身边，巴黎算什么？我应该等着和她一起领略这座城市。

博弗拉小姐带我去看了埃菲尔铁塔，我的心情因此好转。我们在河畔漫步，走进一座花园，接着又到另一座花园。她给我买了冰激凌，我以前听说过冰激凌，却从未尝过。我尽可能吃得很慢，但那冰激凌融化得很快。

傍晚前，博弗拉小姐陪我回到酒店。“我安排好了，你的晚餐会有人送至你的房间，”她说，“我想这样对你更方便。”

我感谢她，当她问我是否还有别的需要时，我鼓起勇气，问她我可不可以用我房间抽屉里的信纸和信封。博弗拉小姐微微一笑，说当然可以。“你打算写信给你的父母，讲讲巴黎吗？”她问。

我点头。她告诉我，我可以请酒店前台替我寄那封信。我松了一口气。我担心她会主动提出帮我代劳，这样的话，她会发现那信不是写给我父母的。

前一晚，我在我的酒店房间东翻翻西看看时，发现一沓信纸和几个信封，上面印有酒店的名字，那名字可以用手摸着辨识出来。我在家时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晚饭送来时放在一个托盘上，一个银色、半球形的罩子罩着白色的餐盘。这间酒店有那么多漂亮的东西，可我唯一能展示给法比耶娜看的是那信纸和信封。

“亲爱的法比耶娜，巴黎是一个比圣雷米更好的地方。等我们再长大些，我们要一起搬来这里。”

我接下来写了和媒体见面、收到一套新行头和有人带我四处观光的事。我描绘了我住的酒店房间，带花鸟图案的金色墙纸，厚实的窗帘，那布料比我们以往见过的最拿得出手的衣服还精美，离地很高的床，如此柔软，若法比耶娜在场，我们会在床上蹦个不停，宛若我们以前幻想的在云端跳跃一样。浴室里有我不认得的东西。要是我能把它们画下来给她看就好了，可我的绘画功夫不如我的书法那么好。

从我的窗户可以望见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摆在人行道上的桌子开始坐满顾客。一对情侣走过那间咖啡馆，女的转头瞧橱窗里自己的影子。他们可能要去看电影或是上戏院，德沃先生向我们讲述过同样的场景。

我摸摸口袋里那对蜻蜓发夹。我寻思是否可以把一个发夹连同那封信放进信封，但决定不要。

明早我将把这封信交给酒店前台，然后邮寄出去。我好奇它需要多久能到圣雷米。如果在我回家以后会怎么样？不过它仍将是我寄出过的第一封信，并且我肯定，它将是法比耶娜生来收到的第一封信。

继而我意识到这封信会先落入德沃先生的眼中，而不是法比耶娜。他会不会是第一个拆阅这封信的人？想象这细长的信封被他抓在手里，他的指关节上毛发毕现，他的手指因香烟和墨水而发黄发黑，我感到恶心。在此之前我一直容忍他。诚然，他襄助我们写了那本书，并让它付梓出版。他甚至告诉法比耶娜和我，说我们会收到一点钱。他建议我们平分那笔钱。那你呢？法比耶娜怀疑地问，他说他不会拿我们的钱。我情愿把所有的钱给法比耶娜，但德沃先生嘱咐我，我应该把那一半带回家交给我的父母，这样他们不会怀疑有何不寻常之处。“至于你，”他对法比耶娜说，“我可以给你一点建议，怎么使用那笔钱。”

“怎么花钱需要人教吗？”法比耶娜说。

“如果你想把钱花得明智的话。”德沃先生说。

“买几本诗歌或哲学的书，让我可以变得像你一样有文化吗？”法比耶娜说。

德沃先生没有回应。他虽然是个可鄙的人，但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关心我们的前途——只是那时的我不明白这一点。在法比耶娜和我年少时，我们怎么可能公道地待他？除了我们自己以外，我们怎么可能公道地待任何人？

我把信放进我的包里。我将在返家后亲手把信交给法比耶娜。她肯定会说我是呆子——信理当是拿来邮寄的。

摄影师巴赞先生有个奇怪的习惯，他喜欢在看我时把他的头侧向右边，不久，我也开始把我的头侧向左边，我们俩的头朝着相同的方向。别，他指示，不要动你的头。每拍完一张照，他都走过来，重新摆弄我的手和肩膀，有时转动我的脸，他碰我的动作轻盈至极，你会以为他是在调整一只蝴蝶的翅膀。一窝三天大的小猪就能毫无困难地把他踩在脚下，我心想。“不，不要大笑，”他说，“微笑。”

他的声音和他的指尖一样温柔。他有没有把妻子推到过墙上或扇过小孩的耳光？我开始担心他要去圣雷米的事。我们村里的男人比他更皮糙肉厚，女人也是。小孩，若没有早夭，很快变成粗人。我思忖有没有办法劝巴赞先生不要去。

我穿着我的新行头，那衣服硬得像纸板剪出来的。那对蜻蜓发夹非我所愿地别在我的头发上。博弗拉小姐把它们插得不对称，这一点益发教我懊恼，但她想必有她的道理。在巴黎，每一个打点我的人都有道理。我相信法比耶娜和德沃先生应该很高兴我丝毫没反抗。我开始明白法比耶娜的意思：她一定无法忍受这种种来自外界的指令和操控。

我们首先在沙坦先生的办公室拍摄照片。巴赞先生的助手一次搬出一个道具。一开始他们让我坐在一台打字机前，博弗拉小姐在椅子上放了一个坐垫，让我可以坐于合适的高度。打几句话，巴赞先生对我说。我不清楚该做什么——我以前从未见过打字机。不管什么，就打几句话，巴赞先生鼓励道，我用一个手指在键盘上搜寻，直至找到字母f，然后按下去。一根金属长条自动竖起来，但纸上没有任何反应。再用力一点，博弗拉小姐说，并走过来向我演示怎么敲击那些键，眨眼间，我的——我们的——书名出现在纸上。我照她向我演示的那么做。很快，那页纸上有了一行f。

下一步，他们递给我一台电话，让我假装在讲电话，我把话筒一端贴着耳朵、听筒一端置于下巴下，逗乐了每个人。沙坦先生的办公桌后面有几个书架，书堆到天花板。巴赞先生指导我看着那些书，取下一本，然后把它放回去，再取下一本，快速地翻阅。

如果我说我在受罪，那是撒谎。事实上，摸到在我看来像我这种人绝不可能被允许触碰的东西，我激动不已——一盏带绿色灯罩的台灯，一把手柄雕成猫头鹰的刀（那只猫头鹰甚至有两个玻璃假眼），一张做成像一本巨型书的凳子。

还有更令人激动的是，知道每个人正不无喜悦地在看着我。

“这小姑娘是天生的模特儿。”巴赞先生说。

“这小姑娘有许多令我们惊喜的地方。”沙坦先生说。

结束后，我们去外面的街上，巴赞先生拍摄我走过一条狭窄的小巷，看着一扇橱窗，站在一家文具店门口，后来又在一家药店里比较两块香皂。我什么也没说，博弗拉小姐为我把两块都买了。我会把一块给我的母亲，另一块给法比耶娜。我决心要永远爱博弗拉小姐。

“你想不想拍我在埃菲尔铁塔前的照片？”我问巴赞先生。我好喜欢他轻柔的声音。有时在调整相机时，他会喃喃自语一串数字。

“哦，不，”他说，“那照片没意思。”

我感觉受挫。我原以为会和他成为好朋友。他在他的助手调整灯光时与我闲聊，问起我的学业、我的家人和村里的其他小孩，在回答最后一问时，我没多讲什么。在我的天地里，那些女孩肤浅、一惊一乍，那些男孩又脏又粗鲁。我只字未提法比耶娜。

我是不是把这趟旅程中的每件事讲得轻松自如？我是不是在把自己描绘成巴赞先生口中的一个天才——擅长冒充神童？但我此行的成功，或许能用以下原因来解释。活得最不易的人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也知道是什么阻挠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样活得不易但并非最不易的，是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却还未意识到他们将永远无法如愿的人。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来说，生活一点不难。

我不知道我这趟去巴黎想要得到什么。也许可以不无夸张地说，我一生大多数时候受益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些人必须先琢磨出他们一生想要得到的东西，然后才投身去实现那样的人生。有些人，像我，能够让自己投身于任何事，那样好比对什么都无所谓。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的美国亲戚说我被动。

我时常把活着想象成一个石头剪子布的游戏：命运击败希望，希望击败无知，无知击败命运。或者换一个让我念念不忘的版本：听天由命的人吸引满怀希望的人，满怀希望的人吸引蒙昧无知的人，蒙昧无知的人吸引听天由命的人。

有些人可能纳闷，我为什么一心只和法比耶娜在一起，学校里肯定有其他更适合做朋友的同学。有些人可能纳闷，她为何挑中我，我除了是个言听计从的同伴以外，似乎没有什么能给她的。一定有别的孩子，生来个性更强，会和她更相配。然而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不理解孩子。他们要么自己的童年过得平淡乏味，要么更糟地，他们在回忆童年时决心把它想得平淡乏味，如此一来，他们在谈论小孩时仿佛他们是幼虫或蛹。如果你是那样的人，我可以向你保证，许多不被你放在眼里的小孩比你更有意思。理所当然地，他们也瞧不起你。

没有什么比儿时的友谊更令人费解。那种友谊不是同伴性质，可朋友和同伴这两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儿时的伙伴是强加给小孩的：两个小孩因为他们的父母喜欢在周末一起喝杯东西而成为玩伴，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在学校被安排坐在一起，每年夏天几家人租下相邻的度假小屋。儿时的友谊虽然必须满足相同的地理和时间前提，但更为稀有：一个小孩不主动与另一个小孩建立联结的纽带。这种不知不觉、让人无法理解的纽带要么存在，要么没有；一旦联结的纽带生成，在环境变化前，没有小孩知道怎么挣脱它。我不懂歌曲和诗为何常常描写一见钟情的爱：那些声称体验过这奇迹的人，事先精心打扮自己，为迎接爱做好准备。那样的一见钟情没什么大不了。儿时的友谊含有更多命中注定的成分，说来就来。

比如，以热纳维耶芙为例，因为我们个子一样高，我在学校和她同桌了好几年。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干净、婉约。她的字写得和我的一样工整，她在拼写和算术方面成绩突出。她的父母在村里经营食品杂货店，他们不饮酒。最重要的是，她一直想和我做朋友，她从家里带吃的给我，表达她的情意。他们家的伙食比我们家的好。

我收下她送的东西。她希望借助一块奶酪或一盒葡萄干把我变作她的朋友，如果拒绝她，未免残酷。我对她既不冷淡也不粗鲁。在学校，我们聊些琐碎的小事打发时间——一个同学的发带，一首我们为庆祝学年结束而学的新歌，磨坊主的女儿，她被许配给酿酒商的儿子，还有其他她从她父母店里听来的小道消息。简而言之，我喜欢她，可她怎么能期望我对她付出更多？一放学，我得冲去找法比耶娜，补偿一整天分开的时光。我把热纳维耶芙送我的食物带给比我更饿的法比耶娜。她从不问我东西是哪里来的。她知道我的父母没有一点节余。

我为什么不能凑合着与甜美单纯的热纳维耶芙当朋友，和她十指紧扣、肩抵肩、步调一致地走回家呢？或者安妮也可以？她温顺，她是全校歌喉最美的。或贝尔特？班上个子最高的女生，班里很多同学想与她为友。这些问题问得有道理，但我们不妨问一棵梧桐树，你为何不能在冬天留住叶子？或是问一只黄蜂，你为什么不像蜜蜂，生来多一些有用的本领？

我去巴黎待了两日。在回圣雷米的火车上，我望着窗外已然熟悉的风景，一路上，我始终摸着口袋里的那对发夹。那两只蜻蜓不会飞走，也不会在夏季结束后死去。它们比真的蜻蜓更美。

让死了。我回到家时，无需谁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看到我的三位姐姐，她们带着她们无法丢下不管的幼儿返回娘家。我的一个外甥女朝我跑来，我及时抓住她的两只手腕，不让她在我的新行头上留下黏糊糊的手印，我穿了那身衣服，想给我的家人一个惊喜。没有人注意到。

“去吧，为他念一篇祷词。”我的母亲对我说。

我走进让的房间，用手画了个十字。他躺在他的床上，现在床上新铺了雪白的床单。一只苍蝇在他的头附近盘旋，我把苍蝇赶走，但当周围没人时，那苍蝇又会为所欲为。我要是想到从巴黎带点东西给让就好了，不是为了向我的家人表明我记挂着他，而是让自己确信他对我而言不是无足轻重。我希望我能落下几滴泪，这样日后我的父母不会说我铁石心肠。可没有用。我的内心无任何感觉，只有不耐烦。

我花了点时间才找到法比耶娜。她不在我们平常待的地方，而是把她的奶牛和山羊带去了大麦田的另一边。我当即有了心理准备，不要惹她生气。在世人眼里她孤僻阴沉，但我非常了解她。改变惯例，绝非只是出于心血来潮。

她坐在一个树墩上打量我。“你知道，在农场不能穿成那样。”她说。我料到她会这么讲，与我想的一字不差，但她的话音里带有一种奇特的客气，仿佛她是在向一位新来的人介绍乡下的习俗。

“我……我是穿来给你看的。”我说。

“这衣服你穿着挺好看，”她说，“我喜欢你这身打扮。”

当你习惯了一把刀的锋利后，你可以安全地用手指拂过刀刃或以恰到好处的力道把手掌按在刀刃上。你甚至可以用牙齿咬住刀身而不割破嘴唇或舌头。可如果你触碰那刀身，感觉它像兔子毛皮般柔软光滑，那会怎么样？我在法比耶娜身旁跪下，伸手摸她的前额。她的前额黏湿，但不烫。“你没事吧？”我问。

“我应该有事吗？”

“你听起来怪怪的，”我说，“我以为你可能病了。”

“有些人从不生病，”她说，“我是其中之一。”

“是的，当然。”

“是的，当然，”她模仿我赞同的口气，“你也是，你不知道吗？”

我其实知道，但我一点不想说出口，免得被恶灵逮到我在吹牛。那是我们俩之间的区别。法比耶娜相信无论真假，没有东西可以伤及她。我也想有这样的信念，但我更谨慎。“让死了。”我说。

“我听说了。”她说。

我等待她再讲点什么。她没有。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对发夹，说它们是从巴黎带回来的，我考虑我们可以一人一个。她接过她的那个蜻蜓发夹，透过它半透明的躯干看我，然后又把发夹对准太阳。我举起我的，朝同样的方向望去。天空变暗了，太阳不那么刺眼，显得苍白，看上去像一轮满月。

“我想我知道不是处女的含义了。”法比耶娜缓缓地说，她的眼睛依旧望着太阳。

“什么？你说你不再是处女了？”

“我不是那意思，”她回道，“我说：我想我知道什么叫作不是处女了。”

“你是说，你学会了怎么失去童贞吗？”

她转向我，眼中带着嘲弄的目光。“别傻了。”她说。

那话教人松了一口气——我们没有变。我时常觉得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和我的父母的亲缘关系纯属偶然，我时常认为如果我生在别的人家，那样无非是另一个意外。可法比耶娜不是意外。如果巴黎使我们变得形同陌路，我将永不再踏足那里。

“你是不是指，”我说，“你学到了一些新东西？”我心想，如果我从巴黎学到了某些新东西，法比耶娜也学到了新东西，那样才公平。

“有什么可学的新东西？”

她讲得对。我们通过观察农场的动物，通过谛听男人酒后的粗话，晓识了没有人会教我们的事，在我们年纪更小时，是通过窥探乔丽娜和她的美国男友。我们不是故作正经的人，但人和动物在性交时让自己经受的狂热并不令我们心动。

“我想说的是……”她转向我，然后摇摇头，“算了，没什么可讲的。说说你吧，这趟出门感觉怎么样？”

有那么多我曾要告诉她的事，但我想不出可以讲什么。

“去了趟巴黎，你变成哑巴啦？”

“我给你写了一封信。”我一边说，一边在她身旁坐下。

“我没收到任何信。”她说。

“给，我没有寄。”

法比耶娜看着封讫的信封。“要我拆开读吗？”

“如果你想读的话。”

她把那封信随便一折，塞进她的口袋。“还好你没有寄，”她说，“否则德沃先生可能会把信偷走，不给我。”

“那正是我所担心的！”

“你知道从现在起我们要干什么吗？我们将自己写我们的书，无需他的帮助。”

“没问题。”我说，并让自己不动声色。如果她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有多开心，她可能会改变主意。

“事到如今，你应该知道怎么写书了，”法比耶娜说，“我们必须靠自己。”

“没问题。”我说。

“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愿再求助于他吗？”

“你希望我问吗？”

法比耶娜叹了口气。“你一般会问的，”她说，“哪怕你知道我不会告诉你。你以前经常问东问西。你的问题没完没了。但我看得出，巴黎使你变了。”

我本可以反驳的。我本可以在胸口画十字起誓，说我一点没变。但今天法比耶娜的身上有些东西使她显得不一样。“德沃先生做了什么？”我问，“现在我们要讨厌他吗？”

“瞧，这样才更像原来的你，”她说，“不，他没做什么。他决不可能做出伤害我的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说。

“但他可能伤害你，”她说，“我担心的是那样。”

“怎么伤害我？”

“他可以说那本书不是你写的，而是他写的。人们会相信他的话。”

我想到计划一周后来访的巴赞先生。尽管一开始我不愿当这本书的作者，但我不希望让世人知道我的这本书并非真正出自我之手。“那样的话，我们怎么办？”

“我有办法让他保持沉默，”法比耶娜说，“但我没想好是不是必须这么做。”

我浑身一阵哆嗦。“你不会是打算？”

“我不会是打算什么？”

如果她真是那么打算，我最好别把这个计划说出口。我看着法比耶娜，努力想使她读懂我的心思。我不想把恐怖的事诉诸言语。

“噢，”她说，“你以为我想杀了他吗？那么做固然是一个让人保持沉默的方法，但不，我没打算杀人。”

我叹了口气。德沃先生是个可鄙的人，但他不应得到那种悲惨的下场。

“他要我当他的情人。”法比耶娜说。

“可……可……他是个老头子！而且是鳏夫！”

“滑稽吧，是不是？”法比耶娜缓缓地说，“我告诉你，鳏夫有时古里古怪。他们需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这么说来，法比耶娜的父亲不是最恶劣的那类鳏夫。也许，如果德沃先生养成喝酒的习惯，他会好受些。

“我以为我们请他协助我们写书，正是出于那个原因，”我说，“让他有点事可做。”

“但现在他想得寸进尺。”

“我们可以把出版商付的书款给他。”

法比耶娜转向我，用她的手背摸摸我的脸颊。“阿涅丝，可怜的你啊，我能看出巴黎没使你变得更加聪明。”

她动作里的那份爱抚之意令我恼火。她哪里出了问题？

“你瞧，”她说，“德沃先生想要的不是钱。他说，他和我可以成为情人，我们可以一起创作更多书，以你的名字出版。他说，这个协议对我们三人都有利，不用让别人知道。”

“可你不想和他谈恋爱吧？”我问。

“这个问题我还没想清楚，”法比耶娜说，“我无法抉择。我不知道他讲的是否有道理。”

“他令人作呕。如果你想找对象，总得找个更年轻英俊的。”我说，可我这么讲并不诚实。比起德沃先生，找个更年轻英俊的男人，如我们在第二本书里虚构的那位性感的邮递员，这主意更是天方夜谭。我们不需要任何男人，老的或年轻的，丑的或好看的，都不需要。

“我不想谈恋爱，”法比耶娜说，“但我琢磨试一试有无害处。”

“你是个白痴。”我勃然大怒道。

她哈哈一笑。“喂，我可不是白痴。你才是。想一想。德沃先生害不了人。他能真的对我怎么样？”

“可与其找个老头子，你不想有个男朋友，一个名副其实的男朋友吗？”

“不想。你想吗？”

“当然不想。”

“那不就得了，”她说，“要尝试一些新的事，他是个不算太坏的选择，你知道吗？那样也许方便我们写更多书。”

我真希望德沃先生死掉。从未交过女朋友的让，如此年轻就非死不可，而像他这样一个老头子却一直继续活着，这样不公平。我用力朝一对在树上啁啾的鸟儿扔了一颗小卵石，但那颗石子丢得不够高。法比耶娜挑了一块更大的石头，瞄准那两只鸟。它们往两个方向飞走了。

“我告诉他，等你回来后，我会让他知道我的决定。”她说。

“叫他去死。”我说。

她摇摇头。“你不想知道我感到不解的是什么吗？”

“是德沃先生不担心被人发现他想要你做他的情人吗？”

“不是，”法比耶娜说，“而是他找我，不找你。”

“我？他讨厌我。”我说。

“像他这样的男人，不讨厌任何女孩。”

“那他为何不找别的女孩呢？”只要不是法比耶娜或我，我不在乎德沃先生想找哪个女孩或女人。

“如果他找你，并且被你的父母发现，他们会让他的日子不好过。大多数女孩的父母都会，但我的爸爸例外。他不在乎。如果被别人发现，他们会把一半责任归咎于我。没有人会替我感到遗憾。”

“事实不是那样。”我说，目的只在安慰她。

“事实如此。没有人替乔丽娜感到遗憾，记得吗？不过别担心，我用不着任何人同情。”

“我们何不搬到巴黎去？”我说。

“去巴黎？你认为可能吗？”

我无法断定法比耶娜是在揶揄我还是在试探我。

“可能，”我说，“下周有一位摄影师来。我们也许可以问问他。”

“摄影师？他要来这里干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你觉得我们应该告诉德沃先生吗？”

“我们必须告诉他，”她说，“让他从我口中得知好过从别人那儿得知。”

我注意到她讲的不是“从我们口中”。她在计划撇下我，单独去找德沃先生吗？

“你瞧，在我打定主意前，我们需要和他保持友好的关系，这样他才不会乱说话。”

“或者我们可以中止写书，”我说，“如果他告诉人们真相，那又如何？我们可以不理会他和那位摄影师。”

“那样的话，我们怎么去巴黎？”法比耶娜说。

“肯定有别的办法。”

“比如什么，阿涅丝？”

我摇摇头。解决问题从来不是我的任务。“有其他办法让他不乱说话吗？”我问。

“他可以死掉。也许他将不久于人世。他年事已高，你知道吗？”

我看看法比耶娜，她正向后靠在草堆上，望着天空，天空里没有一丝可供她打量的云彩。我后悔向她提出杀死德沃先生的点子。

我记得很久以前，在法比耶娜还未有一起写书的念头时，我们讨论过害怕。我们躺在河堤上，那是一个夏日，和过往的夏日一样，我们完全沉浸在我们两人创造的世界里。

“哪件事是人们害怕、我们也害怕的？”法比耶娜问我。

“大多数人怕死。”我说。

“我们不怕。”她说。

“我们不怕，”我附和道，“学校里有些女生害怕蝎子。”

“谁？”法比耶娜问，“我可以抓几只蝎子，你可以把它们放到那些女生的书包里。”

那样，我心想，我会有麻烦。“我知道一件人人害怕的事，”我说，“变成瞎子。”

法比耶娜片晌没讲话，然后她闭上眼睛。我看着斑驳的阳光照在她白皙的眼皮上。“那样可能没你想得这么糟。”她说。

我用双手蒙着眼睛，挡住太阳。“变成瞎子，感觉会比这样更黑。”我说。

“你怎么知道？你从未瞎过。”

“哦，我听人们说，眼睛瞎了后，世界一片黑暗。”

“我觉得你是笨蛋，竟相信人们的话。他们一无所知却信口开河。”法比耶娜说。她把我的手拉过去，使劲按压住她的眼睛，“这样并不太糟。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会习惯的。”

“那样会使整个世界感觉像布满地雷，”我说，“我会连一步路都不能走。”

“不，正相反，”她说，“那样一来，你应该觉得不管把脚踩在哪里都没有区别。在雷区，一个瞎子被炸死的可能性不高于一个能看见的人。”

我想了想她的话，领悟到她讲得对。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她，我不希望我们变成瞎子。

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难道不是两个盲女吗？一个会到处走来走去，仿佛地里连一颗雷也没埋着。另一个鼓不起勇气跨出一步，因为整个世界布满地雷。如果她们没有被命运安排在一起，她们会分道扬镳，过着不同的人生。但我们的情况不是如此。法比耶娜和我一同活在这个世间。我们可以握住的只有彼此的手。她有她的意志。我，我愿意被她的意志牵着走。

我们在晚饭后去找德沃先生。我仍穿着我从巴黎回来时的那套新行头，但他似乎没注意到。他问我这趟出门是否顺利，我说顺利。值得庆祝一番，他说，接着问我们想不想和他一起喝点东西。我正欲拒绝，法比耶娜捏了一下我的手，说我们很乐意喝点东西。他在一个玻璃杯里倒了少许杜松子酒，让我们分着喝，又倒了更大的一杯给他自己。法比耶娜抿了一小口，发出嘶嘶的嘘声。“我不懂为什么有人喜欢喝酒。”她说。

“你会习惯的，”德沃先生说，“再尝尝看。”

法比耶娜把杯子斜过来，正好可以舔到杯沿的酒。

“我能尝一下吗？”我问。

“不行，你年纪太小。”她说。

“我比你大一个月。”我说。

“照样，你还是年幼。”法比耶娜一边说，一边朝我使了个眼色，然后转向德沃先生。“你不同意吗，德沃先生，阿涅丝年幼得很，我们应当保护她的纯真？”

他未作答。

“好啦，”法比耶娜一边说，一边把酒杯放在旁边的一个架子上，“阿涅丝答应她的父母要早点回家。明天是让的葬礼。”

“我忘记讲了，我为你哥哥的死感到难过。”德沃先生对我说。我不相信他有任何感觉。

“我陪她走出去。”法比耶娜说。

“她认识回家的路，”德沃先生说，“你可以留下来。”

我不喜欢那话里的口气，但法比耶娜不理他，让我跟她一起走到门外。“我马上回来，德沃先生。”她说，然后紧抓着我的手肘，直到我们转过巷子的一个拐角才松开。

“听着，”她说，“我有一个怎么对付他的主意。那样可以让他闭嘴。”

“怎么做？”

“你知不知道他酗酒？”

我摇头。德沃先生是个有教养的人，从不去村里的酒吧。那晚是我头一回见到他喝酒。

“在你出门期间，我看见他喝醉酒。他醉了以后像个废人，使不出一点劲。”

我的脑中浮现出德沃先生倒在桌旁的画面，他的脑袋无力地垂靠在他伸展的胳膊上，法比耶娜在他身后，举起一根拨火棍。我颤抖了一下。“不要。”我说。

“不要什么？”

“不要杀他。”

“杀他？谁说我们要杀他？你想杀了他吗？”

“不，”我说，“可我不想你做出任何会使我们有麻烦的事。”

“他才是那个会有麻烦的人，”法比耶娜说，“我的计划是这样。我假装陪他喝酒，劝他多喝。然后我会跑出去，高声求救，说他企图脱掉我的衣服。”

“如果人们不相信你的话怎么办？”

“他们会信的，”法比耶娜说，“而且我不完全是在撒谎。前几天，他的确试图碰我。”

“碰哪里？”

“这儿。”法比耶娜指着她的胸口。

想到德沃先生触碰法比耶娜的身体，无论哪个部位，我都觉得恶心。“如果他把你逼到一角，你逃不出来怎么办？”

“那样的可能性有多高？”法比耶娜说，“我可以用手肘和膝盖顶他。他是个老头子。”

我转头看德沃先生的家。他没有跟踪我们。“我们一起走吧，”我说，“别管他了。”

“不，我们不能一起走。除非我们先设圈套制伏他，否则他会找我们的麻烦。”

“随他去，”我说，“我们可以不玩写书这个游戏。我们可以找点别的无需他帮忙的事做。”

“但你忘了，何时终止要由我们决定。我们不能让他胁迫我们，”法比耶娜说，“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是这样。你回家，等半个小时，或许一个小时，然后你再来这儿。到时他已经醉了，神志不清。我会跑出来，高声求救。等到听见我的叫声，你就跟着尖叫。我会向人们讲述发生的事。你什么话也不用讲。只要哭哭啼啼。形势是我们两个对他一个。”

“如果人们不相信我们的话怎么办？”

“如果我喊得够大声，你配合演一出好戏，他们将别无选择，只好相信我们的话。”

我没有回家，而是躲在附近的一丛树篱里。天很快黑了。等待法比耶娜发出尖叫，犹如等死一般。我告诉自己，我没有理由怀疑她。无论在什么事情上她向来是对的。但那么做好比告诉我自己，没有理由害怕死亡，因为我还年少。死去的人里有年轻的；也有儿童。我想到让，他明天下葬。一年以后不会有人记得他。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法比耶娜身上，我将是唯一铭记她的人。这么一想，我的双腿发抖。她当然可能会死。哪怕我们决定宽待德沃先生，不杀他，他会出于什么顾虑而不杀我们呢？也许他把我打发走，这样他就可以杀害法比耶娜。我怎么完全没想到这一点？

我步出树篱。两个男人正沿马路走来，其中一人拿着手电筒，射出的光圈在地上前后晃动。我朝他们走去，向他们说了声晚上好，然后开始奔跑。我跑到德沃先生家的门口，门锁着。我们来找他时，那扇门从不上锁。我推了推，继而敲门，一次比一次敲得重。

没有人应答。我把耳朵贴着门，但屋里什么声音也没有。也许行动完成了。我转身看那两个男人，他们已经走远，手电筒的光微弱，但依然可见。德沃先生家隔壁的房子黑漆漆的，但人们可能只是为了省钱而关掉灯。再往前，两扇透出黄晕光线的窗户漂浮在夜色中。

来人啊，我从打颤的牙齿间低声发出求救，仿佛我只是在练习讲那句话。接着我提高音量。它刺耳的程度把我吓了一跳。以前有只野兔被我们家牲口棚后面的捕鼠夹夹住——你绝想象不到，那样一只小动物竟能发出如此骇人的叫声。我和这只野兔无异。那两个男人正往回跑，附近一户人家有人打开窗。很快，人们聚集到德沃先生家的门口。

我是歇斯底里到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还是仅假装如此，让自己不必回答他们的问题？时至今日，要我相信其中任何一种可能都行，但事实是，有些人太会演戏，以致到头来分不清是假装还是实际如此。法比耶娜密谋策划，她说谎，但她的一生中从未有伪装的时刻。她始终、永远做她自己。我随机应变。随机应变和假装之间没有多大区别。

门开了。法比耶娜的上衣领口处被扯裂，一身酒气，她推开人群，扑入我的怀里。她也在尖叫，但我分辨不出，她是在模仿我、拿我寻开心，还是像我一样，真的因无名的歇斯底里而情绪失控。有人给她一块毯子，她把我拉过去，用那毯子裹住我们的肩膀。而后，她在毯子底下用力戳我的肋部。因此，我心想，她一定认为我是个傻瓜。我到得太早了。

德沃先生没有立刻现身，但当有人喊道，某某准备去叫村里的宪兵警察迈嫩先生时，德沃先生出来了。他跨出门口之际，人们后退。他在村里受人尊敬。他对谁都彬彬有礼。他不像许多男人，晚上不去酒吧喝得烂醉。如今发现，原来他像女人一样，偷偷在自己家中喝酒——仅是如此倒也罢了，但牵涉到两个尖叫的女孩，一个身上的衣服被撕破，人们不会放过他。

德沃先生未露出羞愧或畏惧之色，但当他看见我们时，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愣住。他让我联想到一头受困的野兽，经过徒劳的求生抗争后，垂头丧气地待在笼子的角落，并非因为它突然间不再惧怕，而是因为惧怕没有用。他不该遭此下场，我一边想，一边看着他头顶的秃斑，周围有一圈稀疏、花白的头发。我甚至没来得及告诉他我和媒体见面并被拍照的经历。若说村里有谁真正对我这趟出行感兴趣，这个人就是德沃先生。

法比耶娜和我用不着对迈嫩先生撒太多谎。因为她和我与德沃先生成为朋友的事不是秘密。德沃先生亲口告诉人们，我具备的潜力超过村里人能预见的，我的几次巴黎之行证实了他的话。他也说过，他会亲自承担起教导法比耶娜和帮助我的责任，让我们俩都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充分发挥我们的天资。人们经常看到我们在夜幕降临后去找他，一般我们会一起离开。那晚，我向迈嫩先生解释，德沃先生找了个理由让我先走。但我觉得撇下法比耶娜、剩她独自一人似乎不妥，所以我回去找她。

德沃先生给她喝了杜松子酒，法比耶娜说，后来她感到浑身发软、恶心想吐，于是他叫她在沙发上休息一下。不，她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她说。她要么睡着了，要么是昏过去了，她做了一个噩梦，邪恶的声音在她的脑袋里作响，直到听见我的尖叫她才梦醒。她醒来时德沃先生在哪里？迈嫩先生问，她说她不知道。屋里一片漆黑，她以为德沃先生死了。

我们与迈嫩先生谈话之际，德沃先生在一张摇晃的椅子上坐下，听不见我们的话，在我的记忆中，那张椅子一直摆在靠墙的位置。当迈嫩先生叫他去警局时，他服从，离开时没有回头看我们。

现在怎么办？我轻拍法比耶娜的手，希望对于我未提出的问题，她知道答案。“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她朝我们周围的成年人抬起脸问道，“我累死了。”

你多大，法比耶娜？有人问，她说十四岁。有人叹了口气，说这世道疯了。他们决定，还是等到早上再告诉法比耶娜的父亲为好，那时他少了几分醉意，干出蠢事的可能性较低。两名妇女主动提出陪我们返回我的家。

我的几个姐姐让她们的小孩安静，他们拥到前屋来看不速之客。成年人之间发出一阵激烈的窃窃私语。之后连我的父亲也对法比耶娜态度和善。我的母亲为我们在厨房一角铺了些稻草和几张旧毯子。我看得出她对在让的葬礼前夜闹出这种乱子感到愠怒，但她没有对我们俩讲任何话。

“发生了什么事？”当终于只剩我们两人时我问法比耶娜，“你真的喝了很多酒吗？”

“他给我倒了很多酒，”法比耶娜说，“但他没发现我把酒全泼在我的衬衣上。他的视力不大好，你知道。可怜的老家伙。”

“你真的强迫你和他干那事吗？”

“哎，阿涅丝，我不是白痴，”法比耶娜说，“没有，我说我想先听他讲点东西，于是他唠叨起他年轻时是怎么样的。”

“他是怎么样的？”

“很傻。”

“比他现在更傻吗？”

“他说，他有许多梦想。他想成为诗人。他想旅行。他想娶一个漂亮的姑娘，会唱歌跳舞又会写诗的。接着他开始变得十分伤感。我以前见过他那样。我相信那是他不上酒吧的原因。他一边喝酒一边哭。”

“然后呢？”

“然后你来把门敲开了。我嘱咐你等先听到我的叫声再行动。”

“所以你没有真的和他干那事？”我仰躺在稻草上，感到如释重负。

“如果我曾想和他干那事，而你断送了我的机会呢？如果他是唯一真正足够关心我的人，所以想让我做他的情人呢？”

我抬起头，但屋里太黑，看不清她的脸。我像个盲人似的用一根手指勾勒她的头顶，然后是她的下巴。我第一次可以想象出，在别的不爱她的人眼里她是什么样。

“干吗？”她说，“你弄得我好痒。”

“我真希望我们从未和德沃先生有过瓜葛，”我说，“我希望我们从未写过什么书。”

她用力敲了一记我的脑袋。“你没发现，我们可以把这件事写进我们下一本书里吗？”

“这件事——你指今晚的事吗？”

“对，有何不可？这样想：凡是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只有当我们写下来后才是真的。”

“你认为德沃先生会有什么事？”我问，“如果他的说法和我们的不一样呢？”

“没关系，”法比耶娜说，“不是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但结果都会没事。”

第二天，让下葬。德沃先生在午饭前被释放。迈嫩先生去法比耶娜家，与她的父亲聊了聊，但未告诉他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没有人想要法比耶娜的父亲在酒吧消磨了一夜后拿着斧头去找德沃先生。迈嫩先生只是询问他们的亲属里有无女的，让法比耶娜可以和她们住在一起。

“他说，一位年长女性的感染教化也许会对我有益。”那晚我们去墓地时法比耶娜告诉我。我带她到让的坟前，我们躺倒在那片还没长出草的土旁边，身下是刻着我祖父母名字的一块碑石，祖父的名字在上，刻得比祖母的名字大。

“你的爸爸说什么？”

“他找不出可以收容我的人，”法比耶娜说，“他少不了我。如果我走了，谁来给他和我的两个哥哥做饭？”

“你的父亲有没有问迈嫩先生为什么找他谈话？”

“如果有人在他喝上酒以前和他讲话，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酒。喝完酒后，哎，你知道他喝完后的德行。”

“可你到底有没有亲戚呢？比如姨妈或表姐？”我问。我想要确定，她无法被送去任何地方。

“如果仔细追查，肯定有几个，但谁愿意那么做？我把自己照顾得挺好，”法比耶娜说，“怎么了？你为何那副样子？你希望他们把我送走吗？”

“不，”我说，“可我们得想一个阻止他们的办法。比如让你的某个表姐或姨妈来这儿住一段时间。”

法比耶娜用她的手背摸摸我的脸。

“怎么了？”我说。

“我时常好奇，大人在瞎说八道时他们的脸摸起来是什么感觉，”她说，“现在我知道了。”

“我没有在瞎说八道。”

“你俨然一个大人讲话，”法比耶娜说，“所以你的皮肤摸上去又老又粗糙。”

我摸摸我的脸颊，感到的是光滑冰凉。“我在巴黎写给你的那封信，”我说，“你读了吗？”

“那信里有什么我还不知道的事？我们每天见面。”

我担忧的正是如此。它是我生平写的第一封信。当一封信没有寄出时，那样恐怕是不吉利的。信写来是让收到的人想起寄信的人，应当在寄信人身处远方之时送达。信里的言辞不同于讲出的话，不会消失在空气中。可我写给法比耶娜的信没有做到上述几条。她甚至连读也懒得读。

法比耶娜俯身凑向我。“瞧你的眉毛皱的，”她说，“我是在逗你。我读了那封信。”

“真的吗？”

“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或许烧饭的火替我读了那封信。你不觉得德沃先生应当收火为学生吗？火会吞噬下他想教的一切诗歌或哲学。”

我真惨。我永远不会知道我那封信真正的命运。“你觉得我们一起搬去巴黎怎么样？”

“你认为有可能吗？”

“为什么没有？我已经在那儿认识了几个人。我喜欢他们。我也喜欢巴黎。”

一只猫头鹰在某处啼鸣，法比耶娜发出类似的叫声应和。她擅长模仿鸟儿和其他动物。我发不出羔羊和奶牛的声音。我连狗的吠叫也学不像，引不来另一条狗。

“到时我们住在哪里？”法比耶娜在那只猫头鹰啼叫应和后说。“我们在那儿做什么？我想城市里没有需要放牧的奶牛和山羊吧？你要怎么和你的父母讲——说你去巴黎靠写作为生吗？我该怎么和我的爸爸讲，说我打算去工厂做工吗？”

“你兴许可以当动物园的饲养员？”

“巴黎有多少动物园？”

“我不知道，”我说，“但也许我们能用沙坦先生付给我们的钱先在巴黎安顿下来。剩下的事我们日后会有办法的。”

“你开始听起来变得像我，”法比耶娜说，“只不过当我说我会想出解决的办法时，我的心里有谱。你只学会了套用我的话，但你其实不知道怎么使事情成真。”

一个星期后，摄影师巴赞先生到来，我穿上博弗拉小姐在巴黎给我买的全套行头，对此他似乎感到失望。不，他说，我们要拍的不是那样。他叫我换上我的校服，请我带他去学校。校长卢瓦泽尔女士热情地接待巴赞先生。她感到非常荣幸，她的学校培养出了一名少年作家，她对巴赞先生说。虽然她以前不怎么注意我，但近来她对我态度热情。我既不讨好那些老师，也从不给他们惹麻烦。如今我不再平凡、碌碌无为。我在心里喜滋滋地接受人们对我的殷勤，但我的目光依旧下垂，我的笑容谦卑。

在学校，巴赞先生让我摆拍了几张照片：胸口抱着几本书，站在校门旁；坐在我的课桌前，双手托着下巴；倒挂在双杠上；捧着一本翻开的书——我自己写的书——走在学校的操场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那本书印出来的样子，但我还没来得及细看，巴赞先生就把书拿走了，并告诉我，我们将返回农场，那儿的取景更具本地特色。

到那时，消息已经传开，一群年纪更小的孩子聚拢来，问巴赞先生问题，缠着他给他们拍照。乔丽娜的美国男友到访时，他总是带着口香糖和巧克力，有备而来。巴赞先生只得向围观我们的大人求助，其中一人叫来迈嫩先生，维持孩子们的秩序。

我的母亲给巴赞先生一双高筒胶靴，让他可以踩进粪肥和泥浆里，然后把他的皮鞋——因和我走过学校的操场而已经沾满尘土——放到屋里一个更干净的角落。我脱下我的校服，换上我干活时穿的衣服——一条过去属于我母亲的深灰色连体背带裤——和一双对我而言偏大的高筒胶靴。我觉得自己很丑，我问巴赞先生，我为什么一定要穿成这样。

“我们想让你的读者看到一点你在生活中的模样。”他回答。

“一个乡下姑娘吗？”

“一个天赋超群、有着光明前途的乡下姑娘。”他说。

“你真认为我有光明的前途吗，巴赞先生？”

“那取决于你怎么利用你新获得的名声。不过是的，你会比刚才所有那些小孩有更好的前途。”

“如果我搬去巴黎，”我说，“你认为我能在那儿找到谋生的办法吗？”

“可你，你多大，只有十四岁，不是吗？”

“是的。”我说。

“你不觉得你太小，还不到考虑搬去巴黎工作的时候吗？”

“如果留在这里，我怎么利用我的名声呢？”我说，“明天大家就忘了你曾前来把我塑造成明星的事。人们关心的是奶牛、山羊、甜菜和卷心菜。这儿没有人会读我的书。”

巴赞先生摇摇头，说他不方便给我任何事业上的忠告。他建议我请教沙坦先生。

根据巴赞先生的指示，我喂鸡，一边撒几把糠，一边朝他的镜头微笑。接着我坐在牲畜棚的地上，抱起两头小山羊，亲密程度远超过它们所习惯的，但它们的抗议没有动摇巴赞先生，他不断叫我把它们搂得更紧些，然后微笑，并和它们说话，然后再微笑。虽然还不到猪开饭的时间，但我往饲料槽里倒了几桶饲料。我从笼里拎出一只我们养的兔子，将我的脸埋进它的毛皮里。我从井中打水。我把几条床单晾在晒衣绳上。我给菜园除草，把当季最后一茬菜豆采收进篮里。我在那两个小时内干了比我平时一天更多的家务。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当巴赞先生看到我父亲的自行车时，他问我可不可以去马路上骑一下车。可我的父亲不准我碰那辆自行车。他把它视若珍宝，在活少的日子，他喜欢把那辆自行车倒置过来，用一块蘸了油的破布清洁每个部件，包括所有辐条，直到那辆车锃亮崭新为止。

我说我不会骑自行车。巴赞先生叫我把自行车推到牲畜棚后面。他大无畏地跟着我，踏进泥泞的粪肥里。他要的正是这样的画面，他在说话的同时把他鞋底的部分烂泥擦到自行车的轮子和辐条上，当下那车子看上去犹如破烂，但愿我的父亲不会大怒。说不定我的新声望能帮上忙。他和我的母亲及其他大人一样，在巴赞先生来时表现得恭敬有礼。

照巴赞先生的指示，我跨在自行车上，一只脚踩着踏板，另一只着地。我的平衡能力不好，有几次我险些摔倒，巴赞先生用一只手扶住我，另一只手握着他的照相机。他抓着我时，我没想到他看起来软绵绵的手竟能使出那么大的力道，不过他没流露出一丝恶意。

当他终于拍到满意的照片后，我们把自行车放回屋旁原来的位置。我从树上摘了一把叶片，竭力想擦去那些烂泥。巴赞先生看着，一副被逗乐的神情。他等了几分钟，然后说我们应当继续。“你还有什么能带我看的？”他问，“这儿有没有其他反映你日常生活的东西？”

“你想不想拍奶牛？”我问。

“可以，但我没见到一头奶牛。”

“我们没养牛，”我说，“我的父母种地已经够忙，但我的朋友，她有奶牛。我们可以去找她。”

前一晚，我提醒法比耶娜，巴黎的摄影师明天会到。令我失望的是，她没有说要陪我一起去见他。“他来时，你不想瞧一瞧他吗？”我问，“你说为了写书，我们需要体验各种我们能体验的事。”

“我的奶牛和山羊怎么办？”她说。

每当法比耶娜不愿做我提议的事时，她都会说她要忙着照看她的牲畜。我知道她无非把它们赶到草甸上，自己则躺在河边，一躺好几个小时。我不在她旁边时，她在思考什么？我惊讶于我从未想过问这个问题。到那时为止，我的生活分成两部分：我和法比耶娜在一起的时光和剩下的时光——在剩下的时光里所发生的事让我感觉无所谓。学校和家，我只是勉强待在这两处地方。它们使我和法比耶娜分开。但她的生活是连贯的，除非她把与我共度的时光和不与我共度的时光视为不同的两部分，并且她也不得不忍受我们的分离。我敢有那样的奢望吗？借我一百个胆也不敢。

“如果你可以认识这人，岂不是好事？”我问，“也许他能帮我们找到办法搬去巴黎？”

“没有人能帮我们，”法比耶娜说，“我不需要谁来帮我实现我想要的东西。”

她错了。无论她想要什么，我都不离不弃，而且我总是帮她。可我没把这话说出口。我也没有指出，德沃先生不只帮了我们，还促成很多事。那晚过后，法比耶娜和我没谈起过他，晚上我们一起外出时，避开通往他家的那条小路。我的父母告诉我，迈嫩先生无法判定德沃先生有没有犯罪。不管怎样，他还是引起全村人的公愤。他很快会搬走，我的父母说。搬去哪里？我问，他们说他们不知道。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法比耶娜时，她仅是点点头，说她料到会有那样的结果。

你读过这本书吗？我带巴赞先生去见法比耶娜时她问他。她正坐在一块石头上，我们朝她走近时她没有起身。我突然想到巴赞先生可能会觉得她没礼貌，但即使他真那么觉得，他并未显露出来。

巴赞先生说，他委实读了，正因为如此，他才千里迢迢到村里来给我拍照。

“因为你想看看一切是不是都如书里所写的？”法比耶娜问。

“这些照片的发表将对阿涅丝助益良多。”他说。

“但不是对这本书？”

“当然会对这本书有好处，”巴赞先生说，“这些照片将呈现故事发生的背景。”

“你喜欢这本书吗？”

巴赞先生瞥了我一眼，说喜欢。

法比耶娜问巴赞先生，他有没有一册这个书，他把他带在身边当道具的那本递给她。虽然沙坦先生答应会寄几册这个书给我，但我并未收到。我寻思我该不该和法比耶娜谈一谈，看照她所见，是不是德沃先生把从巴黎寄来给我的包裹烧了。

她仔细看那封面。“他们为什么把德沃先生的名字也印在封面上？”她问。

我的目光越过她的肩头。那本书的标题《快乐的小孩》和我的名字阿涅丝·莫罗被一同圈在一个蓝色的长方形框内。底下，用更小的字体印着一行字：“故事由莫里斯·德沃收集。”之前我拿着这本书拍照时，我甚至没想到仔细看一看封面。

“我猜德沃先生有助一臂之力。”巴赞先生说。

“他把自己讲得过分重要，”法比耶娜说，“男人总是那样。”

巴赞先生看着法比耶娜，但没讲话。他示意我跟他走。我看得出他不喜欢法比耶娜。喜欢法比耶娜的人不多。村里的大人认为她举止粗野、性情暴烈，不过他们避免与她正面冲突。众所周知，她无情地戏弄鸡和小鸡，连似乎有自卫能力的狗也不放过。我期待巴黎来的人会对法比耶娜另眼相待。可我看得出，在巴赞先生眼里，她仅是一个傲慢无礼的乡下女孩，她甚至长得也不漂亮。我知道她不在乎他对她的看法。但我想到，她决定不让她的名字出现在书的封面上，这么做有道理。我在巴黎做的事，她一半都完成不了。

那些奶牛处之泰然，巴赞先生顺利地拍摄了我和它们在一起的照片。我们回去找法比耶娜，他感谢她的襄助。“你能否告诉我，这篇序言的意思是什么？”法比耶娜问他。我们拍照期间，她一直在读这本书。

“就是沙坦先生附上的一点编注，讲他怎么发现阿涅丝的，”巴赞先生说，“在德沃先生的帮助下。”

“没错，这篇序言里是那么写的，”法比耶娜说，“我识字。我问的是：每本书都有一篇序言，介绍书的作者是怎么被发现的吗？”

“不，”巴赞先生说，“但这本书情况独特，人们自然有疑问。不是说有人不相信这本书是阿涅丝写的，但说明德沃先生的协助只会使整件事更加可信。”

“可信？”法比耶娜说，“有什么不可信的东西？”

“当非同寻常的事发生时，人们希望得到解释和保证，”巴赞先生说，“你的朋友阿涅丝写了一部非凡之作。”

我担心法比耶娜的问题会令巴赞先生不耐烦。当时我忽然想到，我决心喜欢的人可能不会觉得法比耶娜身上有任何讨人喜欢之处。

“譬如，”巴赞先生继续说道，“人们可能纳闷，一个乡下小姑娘怎么会想到要写一本书并付梓出版，而这篇序言回答了那个问题。是德沃先生看出阿涅丝的潜力。或人们可能想知道，在写作上有多少归功于德沃先生，对此这篇序言也做了说明，他在语法方面给予辅导，而那些用词和句子是出自阿涅丝本人。你瞧，这些都是确保这本书获得成功的有效举措吧？”

法比耶娜没有立刻回应。她看了一会儿那篇序言，然后对我说：“你没告诉我，他们给你做了个测验，看你有多会写东西。”

我从法比耶娜手中夺过那本书，她指着序言的最后一页。正是我在沙坦先生的办公室写给他看的那段话。底下他写道，在亲自测试了我的写作资质后，他感到满意，他相信，我在不到二十分钟里所写的那段话向读者充分证明了他们将迎来一位文学奇才。

“哦，”我说，“我忘记告诉你了。”

“你忘了？”

我怕她会在巴赞先生面前讲一些不堪入耳的话，但他已经走出几步远，正在用相机拍摄一束风铃草。

法比耶娜转向巴赞先生，问他可否给我们拍一张合影。

“为什么？”我问。我思忖她是不是在某些事上改变了主意。

“我们从来没一起拍过照。”她说。

巴赞先生让我们靠着一棵菩提树，我的双臂交叉抱于胸前，她的两只手搭在我两侧的肩上，仿佛她正要把我的脸转过去朝向她。

那本书在十月出版。沙坦先生又安排了一次巴黎之行，让我和更多媒体见面。在那次行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要和法比耶娜一起在巴黎生活，并非我之前想的那么简单，至少得等我们更大一点。我问沙坦先生的助理博弗拉小姐，她是怎么找到出版社的这份差使的。她的话令我泄气，我们不认识任何人，可以举荐我们谋得类似的岗位，不像博弗拉小姐，靠的是她叔叔的关系。

当沙坦先生闻悉德沃先生搬离了圣雷米时，他略感吃惊。他说他未收到德沃先生的信件，通知他此次搬家的事。

“你有什么需要他的地方？你可以写信给我。”我说。

“问题是，”沙坦先生说，“你需不需要他？”

“需要他辅导我写更多书吗？不，一点不需要。”

“夏天我们见到你时，你提到的那本书，写完了吗？”

“写完了。”我说。

“全是你自己一个人写的吗？德沃先生有没有读过？”

我思考该怎么回答。“他读了其中几部分，但不是整本书。”我说，这话不全是撒谎。法比耶娜仍未想好那本书的结局。

“对于他读的那几部分，他有无评语？他有没有发表意见？”

“他说我有进步。”我说。

“还有呢？”

“没了。你瞧，沙坦先生，这本书写的是一位村里的邮递员。”

我看得出他的兴趣上来了。我答应，等我把书稿誊抄到干净整洁的簿子上后立刻寄给他。

“德沃先生帮我们的不止如此。我们仍希望能有一位大人指导和襄助你做出任何事业上的决定。你想一想，有没有别的可以在这方面帮你的人？比如你的父母。”沙坦先生说，可我觉得他那么讲仅是出于礼貌。他见过他们；我猜他不认为他们可以帮上忙。

“巴赞先生能不能指导我？”

“你指那位摄影师吗？噢，不，当然不行！”沙坦先生说。

“我要到几岁才可以独立处理我自己的事务？”我问。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们不必此刻就做决定。”

返家后，我告诉法比耶娜，沙坦先生热切地想看到我们的下一本书。讲实话，我不知道那位年轻的邮政局长和他妹妹最好的朋友之间的爱情故事是否会令人感兴趣，但法比耶娜似乎对我们写的东西抱有信心。

“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写书这件事？”我问法比耶娜。

“下周。我得再想清楚一件事，然后这本书就完成了。”

“我问的是，是不是到此为止？写完这本书后，我们不会再写书了，对吗？”

“为什么，你不想继续写吗？”

“我看不出写书对我们搬去巴黎会有什么帮助。”我说。

“你当然看不出来。”

“可你能看出来吗？”

“我只知道：如果我们不继续写下去，我们将永远去不了巴黎，”法比耶娜说，“你瞧，这件事好比一个游戏。我们不知道这个游戏何时结束，但既然我们已经开始，既然眼下我们没有其他可玩的游戏，我们不妨坚持把这个游戏玩下去。”

这是我们玩过的最久的游戏。通常耐心耗尽的人是法比耶娜。

因《快乐的小孩》得来的钱——德沃先生将那报酬分成两半，一半给法比耶娜，一半给我——我把我的那一半给了我的父母。我看得出他们高兴，但这点高兴不足以改变什么。有些人老来变得聒噪、乖戾。我的父母在让死后一夜间步入了老年，他们看上去像干瘪了似的，做每件事时显得更加悒郁、迟缓。

在学校，老师似乎对我多了几分认可。有些女生问起我的书和我的巴黎之行。换作另一个人，会借此机会交些朋友，为自己在校园生活这个小社会圈子里争得更有利的地位，但我不觉得任何改变有意义。虽然我和热纳维耶芙只是不冷不热的朋友，但她始终对我忠心耿耿，她告诉我，有些女生议论我在当了作家后变得自大清高。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沙坦先生的来信。《快乐的小孩》将被翻译成英语，于来年春天在英国和美国出版。我把那封信拿给法比耶娜看。“你觉得这样会对我们有帮助吗？”我问。

“凡事都会对我们有帮助。”法比耶娜说。

“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去美国。”

“做什么？”

“我们可以在那儿找到工作，”我说，“我们可以一起生活。”

“就我们两个吗？”

“是的，”我说，“我们需要其他人吗，不需要吧？”

法比耶娜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那表情与她平常的不同，不是逗弄、轻蔑或故作深情。我熟悉她脸上的每种表情，如同她知道我心里的每个想法。但此刻她的眼睛泄露了某些别的东西。警觉。难以置信。甚至敌意。

“我是认真的，”我说，“我相信我们不需要丈夫或孩子，对吗？”

“你有远大的梦想。”她说。

我摇头。我告诉她，写书的游戏是她想出来的，我只是遵循她，我会做她想要我做的事。

“我指的不是那个，”她说，“你认为做每件事都有一定原因，不管我们做什么，均会对日后有用。你认为今天发生的每件事会带来美好的前景。”

“我是那样想的吗？”我说。很多时候我需要她来向我道明我心中的想法。

“大多数人是那么想的。”她说。她的话里难得不含恶意。法比耶娜没有生病。她鲜少感到疲劳。但她的声音有点令我想到一个疲惫或患病的人。

“我像大多数人吗？”

“像大多数人没什么不对。但我自己，”她说，“我做事情时心里并无宏大的目标。”

“那样的话，是为了什么呢？”

法比耶娜看着我，仿佛在看一只受伤、将被拧断脖子的鸟。在我的一生里，没有其他人在看我时带着这种温柔的怜惜。“我相信你不明白。”她说。

“那么讲给我听，”我恳求道，“我不明白的是什么？”

“你的问题是，”她说，“你不多想，你也不敏感，所以你容易获得快乐和满足。”

“我不多想，因为你都替我想好了。”我说。

“一点没错，”法比耶娜说，“我不介意代我们俩思考，可你能为我做什么呢？”

我不是一直在做你叫我做的每一件事吗？我心想。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叠刀。“闭上眼睛。”她说。我照做，我感觉到她抓起我的左臂，把我的袖子捋到手肘处。“别睁开眼。”她说。

我感觉有锋利的东西戳进我的前臂，我还没发出声响，她就示意我安静。我思忖她是不是打算划破我的血管。“你感觉到什么？”她说。

“一把刀。”

她更用力地按下刀尖，沿着我的手臂移动。“现在呢？这样痛吗？”

“有一点。”

她松开我的手臂，让我继续闭着眼睛。“现在你感觉到什么？”

“什么也没有。”

她叫我睁开眼睛。我完好无损的手臂旁摆着她的手臂，一道鲜红的口子往下延伸至她的手腕，有点点血渗出来。那条刀口出奇整齐。

“你感受不到这个伤口，对吧？”她问，“我能替我们俩思考，没错，但你能做到另外一半，替我们俩感受吗？不，瞧——”她用拇指擦拭那个伤口，然后放下她的袖子，“结果证明，在感受这部分，你无法替我们完成。”

如果她划开我的手臂，她也不会感到我的痛，但我没把那话说出口。

法比耶娜收起刀，放回她的口袋里。她换了个口吻，仿佛没发生过不寻常的事一样，她对我说，她把那个爱情故事的结局全想好了。

从我们已写的内容来看，我确信那位邮递员最终会赢得他恋人的芳心。可不是，法比耶娜设计的不是那样。那个女孩拒绝了那位青年，说她对他从无任何感觉。但那不可能，他说；他相信他们之间有某些特别的东西。两个人之间总有某些东西，那个女孩回道。但不管对他们来说有的是什么，她向他解释，一切全是他的妹妹所为。你这话什么意思？他问，她说，你应该问你的妹妹。

当那位邮递员去向他的妹妹寻求答案时，她告诉他，一个男人应当让他的心碎成千片，但仅碎一次。她认为，找一个她信赖的人来令他心碎，这样最好。从此以后，她说，他可以步入社会，做一个令人心碎的人。她和她最好的朋友能为他做的只有那么多。

“多么怪异的结局。”我说。

“怪异只是因为大多数人希望他们相爱，”法比耶娜说，“我们务必记住一点，永远别满足人们的期望。”

“那样说来是不是也表示我们不该满足我们彼此的期望？”

她做了一个仿佛要扇我耳光的手势。“你是个十足的白痴。我们当然不同。你和我好比······”

“双胞胎吗？”我抢在她把话说完前插嘴，“同一个人吗？”

“不是。你和我好比白天与黑夜。”

“这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一个时间点，既不属于白天也不属于黑夜？”她说，“没有。所以你瞧，你和我合在一起，我们涵盖全部的时间，我们相依为伴等于拥有一切。”

《快乐的小孩》尚未在英国出版，但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一位汤森太太从伦敦致信我，说她欣赏我的作品，提出她将于十二月初来拜访我。这封信先寄到沙坦先生处，然后由他转寄给我，同时还附上了他本人的一封信。他解释，在这本书的法语版出版之际，汤森太太曾与他联络，随后她到巴黎与他见面。他们讨论了我的前途，沙坦先生写道，对此汤森太太提出一个新颖的方案。至于详情，他将留待她与我的家人商量确定，因为由不得他来披露她的计划或替我做决定。不过，他写道，他非常支持汤森太太的提议。在信尾，他问我是否已经完成我答应寄给他的小说。

“你还没把那部小说寄给他吗？”法比耶娜在读了这两封信后说，“我以为你昨天寄了。”

我已用我最工整的笔迹誊抄完那本书稿，法比耶娜给它起了个奇怪的书名，叫Le Coeur Dans la Poste——《寄出的心》。我不明白那书名的含义。她所关心的是谁的心——那位年轻的邮递员的，还是两个女孩里其中一人的？法比耶娜叫我把那书稿寄出去，她已开始考虑我们接下来要写什么。可我昨天找借口没去邮局。新来的邮递员是个男的，比德沃先生年轻（但不如我们书里虚构的那位年轻或英俊），待人友好，但想到去邮局，我心感疲累。我需要和他交谈。即使他不向我问长问短，他也会看那地址，很快村里的人会知道那包裹里装了什么。如果写书这件事是个游戏，我宁可玩的人只有法比耶娜和我。然而正如学校操场上的游戏一样，其他人迟早认定他们可以参与其中。

“我今天去寄，”我说，“我也会给沙坦先生回信。”

“怎么了？你听起来怪怪的。出了什么事？”

“这一切何时会结束？”

“别担心，”她说，“我们不会永远写下去的，但至少持续一阵子。我们尚未找到更有意思的事，不是吗？”

汤森太太个头不高，但她给人印象，无论谁在她面前都矮一截。她烫过的头发没有弹性，像钢丝似的，我纳闷她怎么可以舒服地睡觉而脖子不痛。她剪裁合体的西装套裙和威风凛凛的高跟鞋在巴黎不会不合时宜，但在圣雷米这儿，那身打扮令她看起来像我们在历史课上学过的逢迎巴结之徒——他们之所以受人重视，仅仅因为他们摆出这样一副不容置疑的气势。她戴了一串珍珠，日后，当我对她的了解更深时，我常觉得那些色泽柔和的珍珠戴在她身上显得冷峻。不管什么东西均使她显得冷峻。像汤森太太那类人，你感觉自己必须赢得她的认可，即使你无法理解自己为何有这种感觉也一样。她不仁慈，但公平。或许上帝亦是如此。

她在下午一两点时抵达，但直到放学后我才获知，老师告诉我，我的母亲来过，叫我下了课立刻回家。到这时，汤森太太已经说服我的父母接受她的提议。我将去英国，到她的学校就读。据她讲，那所学校的录取要求很高，旨在培养和教导来自世界各地、头脑最优秀的年轻女子。我上这所学校有一个条件，我得一整年严格接受她的照管，其间不能回家探亲。这么做，汤森太太解释，是为了确保我从这所学校学到最多东西。“你将是我们年龄最小的学生。”她对我说，并解释，大部分女孩在那儿待一年，然后进入上流社会，“但那样对你有好处，你可以把年长的女孩视为榜样。当然，我预计除了法语以外，你在其余课程上都会落后，所以要尽快安排合适的人来辅导你，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我们坐在我们家的餐桌旁，我在一边，我的父母和汤森太太在另一边。当汤森太太讲话时，我的父亲似乎在研究那张桌子的木头纹理，但他在适当的时刻点头附和。我的母亲似乎两眼失神。

“可我们付不起学费。”我在我的父母不吭声时说。

“那一点，”汤森太太说，“你无需担心。”如她先前告诉我父母的，她解释，她会找好资助我的人。

“可为什么呢？”

“为什么资助人出钱供你上学吗？因为你已证明自己是个出类拔萃的女孩。”

那句称赞在她严苛的话音下听起来更像谴责。我没有话可以为自己辩护。“你希望我什么时候去那儿上学？”我问。

“一过了新年。我想你明白没什么理由在这儿混日子，阿涅丝。你应当比其他人更知道机会来临时该怎么做。”她说。我在巴黎的出版商全力支持她，她继续讲道，并加了一句，沙坦先生和她商量过，在有关我事业的问题上，我需要大人的指导。“据我了解，德沃先生不再承担这项任务。顺理成章，我向沙坦先生请缨，他同意，我可以在多方面给你提供良好的帮助。怎么，你看起来心有疑虑。”

“你的意思是，我将于一月去那儿上学吗？”

“没理由耽搁，不是吗？”汤森太太说。她告诉我，她会安排好我去巴黎的行程，她将在那儿与我碰面，随后我们将前往伦敦。

“你无需带很多行李，”她说，“到了伦敦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给你买东西，还有——”她看了看我的头发——“在去伍德斯韦前，我们得先找一位理发师理发。”

不久我将和现在判若两人，我心想。

“日后你会感谢我的，”汤森太太说，“我想你恐怕没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

假如我不想去英国呢？那晚我问法比耶娜。

“那么大家会认为你是傻瓜。”她说。

可我为什么要在乎大家的想法？对我来说，要紧的只有一个人的意见，我并不在法比耶娜面前掩藏我的傻。“我不明白我为什么非去不可，”我说，“我连英语也不会讲。”

“你当然会讲，”法比耶娜说，“嗨。你好吗？天哪，你真可爱。烟雾迷蒙你的眼睛，宝贝。【此处及下文的楷体文字在原文中是斜体，表示角色在练习说英语】”那几句话是乔丽娜的男友在时我们听来记住的。

“给我移根好彩香烟！”

“给我一根好彩香烟！”法比耶娜纠正我，“如果你想去美国，你必须学英语。”

“我们可以先去美国，然后在那里学英语。”我说。

“可为什么不现在学呢？我不觉得去那所英国学校有多糟。”

“我连想回来探亲都不行。”我说。

“可能是那女人不想花额外的钱，负担你的旅费。”

我思考了片刻。“我明白，”我说，“我会向我的父母要钱。他们应该给我一点钱。我把那本书得来的钱全交给他们了。”

法比耶娜摇头。“也许她有别的理由。”

“比如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们回去吧。我冷。”

当时既不至于晚也不至于冷。漆黑、没有月亮的天空和从光秃树枝间吹过的风曾经是我们的友伴。我追上法比耶娜，比她落后半步，因为我不敢看她的脸。

“你知道我不想去。”我用恳求的声音说。如果我可以说服她与我意见一致，那我就有勇气拒绝汤森太太。

“你必须去。”她说。

“你希望我去吗？”我问。

她停下，脱去她的一只鞋，在一棵树的树干上敲打那鞋。我纳闷是不是鞋子里有小石子磨她的脚。她没讲话。

“如果你想我去，我就去，”我说，“但你必须知道，如果我去，我是为了我们俩而这么做。”

“那怎么可能？”她问，“你去英国上学，我能从中得到什么？”

“那我就写信给汤森太太，告诉她我改变主意了。”

“哎，别傻了，”她说，“你不去英国，我又能从中得到什么？”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等你去了那所学校后，你是否打算写一本书？”

“我自己写吗？”我说。我突然很想拽掉她的旧围巾，把它踩在我的脚下。“全是因为你。瞧，你害我陷入何等困境。”

“好玩的困境，”法比耶娜说，“那是我们最擅长应付的，不是吗？”

“那是你最擅长应付的。”我说。眼下的情形，我心想，对我来说并不好玩。被迫搬走的德沃先生不会认为他身处好玩的困境。连他的鸽子——它们以前一直住在这村里——也得学着把一处新地方当作它们的家。我素来知道法比耶娜喜欢把每件事变成游戏，但我只想在她旁边，当个观众，为她加油。

“别这么闷闷不乐，”她说，同时用双手捧着我的脸，“这必将是一次精彩的历险。”

靠我自己吗？少了法比耶娜，一切都黯然失色。但就在我对她讲出那话时，我感到一丝不安。我没有完全诚实。

“我们可以互相写信，”她说，“那样好比将我们的心投入邮筒。”

我莞尔一笑。这是整晚她讲的第一句令人欣慰的话。

“事实上，你到了那儿后，必须把所有事一五一十都写信告诉我。我们可以将这些事编入我们下一本书。”

“你保证会给我写信吗？”

法比耶娜打了一个叫我安静的手势。当她想让我知道她正在脑中盘算事情时，她经常那么做。“我会写信给你，”她过了片刻后说，“但你还会收到雅克的信。”

“雅克是谁？”

“你的男朋友。”她说。

我想必从未有过比此刻更呆的模样，法比耶娜顿时发出一阵响亮的哄笑。“噢，阿涅丝，用用你的脑子，”她说，“我就是雅克。”

“可你仍会以你自己给我写信吧？”

“以法比耶娜，还有以雅克。”

“你为什么要以两个人的身份写信？”

“两个总比一个好，”法比耶娜说，“那样更有意思。法比耶娜和雅克都会写信给你，讲不同的事。”

我想象法比耶娜会在她的信里写什么。我熟悉这座村子、这儿的人和动物。我好奇当村里太平无事时，她怎么能够写出两组信来。“如果两个人都是你，我怎么分别给他们写信？”我问。

“你会想出办法的，”法比耶娜说，“别一副像是我在叫你跳入火海的样子。事情没那么难。”

“可……”我犹豫了一下，“我会思念你。”

“才一年而已。如同，噗的，睡一夜就过去了。”

“是的。”我勇敢地说，不想让她看出我的失望。我早已料到她不会思念我。然而，如果她能就撒一次谎，对我说些温柔、深情的话，那样岂不更好？

亲爱的雅克，

我在巴黎给你写信。抵达巴黎奥斯特里茨火车站的那刻，我开始想象有朝一日你会踏上同样的旅程，会看见那些窗户很高的灰色建筑、被烟熏黑的教堂塔楼和火车站的玻璃穹顶。想着你来，我感觉少了几分孤单。

汤森太太没有亲自来接火车，而是派了酒店的一个人来。我住在她隔壁的一间房，我们的房间之间有一道门，她叫我不要锁那道门。我们会在巴黎逗留两天，然后我们将去伦敦。请把我记在你的心里。等我在学校安顿好后，我会再写信。

阿涅丝

我在启程去伦敦前写了上面的短信。我不敢讲太多，因为那封信是寄给雅克而不是给法比耶娜的。我想看看，如果我给雅克写信，感觉会不会不同，我不曾认识他，但当我坐在驶往巴黎的火车上时，他开始在我脑中成形。除了法比耶娜以外，我从未花很多时间想着谁，即便一个虚构出来的男友似乎也对我构成侵扰。另一方面，我思量，雅克会比法比耶娜更赏识我。他绝不会叫我傻瓜，他会愿意比她更多聆听一点我的话。他说不定甚至爱我。

当然，最棒的是，他其实就是法比耶娜。

也许因为他，我会容易讲出我从未对她说过的话。或许她也有同感，向我道出她作为法比耶娜时绝不会讲的话。

我等不及收到雅克的来信，但只能是在我抵达那所学校后。我没有别的联络地址可以给法比耶娜和雅克。我首度对英国、对那所学校充满期待。

我请酒店的前台接待员替我寄那封信。在信封上我不得不写法比耶娜的名字。雅克姓什么？法比耶娜未告诉我，我也没想到问。酒店的前台接待员是一位男士，留着络腮胡，说话声轻柔，这两点均让我觉得迷人，他拿前几天的报纸给我看。上面有我本人的照片，目光正对着看不见的镜头，我身后的街道模糊不清。小姐，你是名人，他对我讲，我必须提醒自己不要咯咯傻笑，而该微笑。后来，他打电话到我的房间，说客房经理想知道我是否愿意为酒店签一册我的书，让他们可以摆在醒目的位置展示。

这世界多么奇怪。不认识我的人轻易就喜欢上我。

第二天，汤森太太把我送到沙坦先生的办公室，说她晚些时候会来接我。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她是外国人，或因为我和她不熟，但当我见到沙坦先生和他的助理博弗拉小姐时，我感到我可以更自在地呼吸。

沙坦先生递给我一个很厚的包裹。“你的读者来信。”他说。

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打开那个包裹。人们写信给某个他们从未见过的人——那对我而言是一件新鲜事。

“当然你不必给他们回信，”他说，“事实上，我建议你一封信也别回。”

“可他们不想收到回信吗？”我问。

“他们有时会想，”沙坦先生说，“但我们不希望人们以为他们能很容易接近你。”

“我要读这些信吗？”

“你可以选几封，但无需全部都读，”沙坦先生说，“如果你同意，我们会以你的名义寄一张卡片作为回复，说你下一年将待在英国，深造求学，请他们体谅你的时间，并尊重你的隐私。”

我诧异于沙坦先生的话把我变成一位要人。“好的。”我说。我把捧着的包裹放到我的腿上。我会将这些信带回酒店，在我上床睡觉前读。

沙坦先生专注地看着我。“你听起来对去英国不是太兴奋。”

“我要在那儿待很久，见不到我的家人，”我说，“你知道吗？”

“是的，”沙坦先生说，“我和汤森太太一致认为，那样做是为了你好。”

“哦。”我说。我好奇博弗拉小姐是否会主动对我讲几句同情的话。

他指着他办公桌中央的一沓纸。“瞧，”他说，“你的下一本书，用打字机全部打出来了。我们注意到这本书有个变化。它和《快乐的小孩》略微不一样，你同意吧？”

我打量他的脸，有点期望他会说这本书一无是处，又有点害怕事情果真如此。

“这是一个好的转变，”沙坦先生说，“起码我们这么认为，并且我们期望评论家和公众会赞同。这本书比上一本少了几分病态，人们也许会将此归因于你的才华自然趋向成熟。但它仍具备你的个人特色。里面的角色是别人写不出来的。”

“所以你会出版这本书吗？”

“会啊，当然会，这一点毋庸置疑，”沙坦先生说，“不过显然，如果你不介意我讲这话，阿涅丝，这本书应当是最后一部以你家乡村子为背景的作品。看完这本书，读者将听够那地方的事，再让他们故地重游，没什么更多收获。这次换个地方，去英国生活，正是有利的一步。一个法国的乡下女孩，作为神童到英国的一间淑女学堂上学。那会成为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包含新闻价值和丰富的可能性。”

“什么是淑女学堂？”我问。

“我想等你到了那儿，汤森太太会向你做更充分的讲解，”沙坦先生说，“诚然，你在那儿将是一名不寻常的学生，但那样对你和你的读者来说将益发有意思。”

“你是说我要写一本讲在英国上学的书吗？”

“不着急，”沙坦先生说，“也别有压力。我们和汤森太太达成协议，在你上学期间，我们会有节制地维持你的曝光率。目标是求得平衡。放心，我们不会把你完全藏匿在英国乡下。我们希望让大众对你在那儿的生活有些许了解，起到吊人胃口的效果。”

我点头，仿佛我听懂了他的话。

“汤森太太相信，你需要一些适当的培训，让你有更好的准备迎接你事业的下一个阶段。此外，她也许已和你提过此事，但我们俩都觉得，既然我们无法再得到德沃先生的襄助，你需要有一个能够接替他的人。你是否信任汤森太太和我可以代劳，给予你帮助？”

我说行。换作法比耶娜也会说行。她对凡是这类公事性的谈话并无多大兴趣，所以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要进一步操心。

“太好了，”沙坦先生说，“另外，我能给你一个忠告吗？你在汤森太太的学校就读期间，要详细记录你每天的生活。那儿的一切都会令人感兴趣，将来可以当作素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阿涅丝？”

“再见，巴黎。”汤森太太在火车驶出巴黎北站时用法语说。她问我要不要向这座城市道别。巴黎和我没有关系，看着这座城市在火车窗外向后退去，我无喜无悲。可当汤森太太没有转开她审视的目光时，我将一个手掌按在窗玻璃上，仿佛我的手太重，挥不起来。

在离开加莱的船上，汤森太太用法语说：“再见，法国。”我用双手抓着栏杆，把我的下巴搁在两只手上。以前我从未坐过船。我与陆地之间逐渐扩大的水域、一个接一个的涡流使我感到恶心想吐。三天前我在圣雷米喂鸡喂猪，睡的是一张放在脏兮兮地上的临时床垫。在巴黎，我是那个写了一本书的乡下少女，睡在酒店的床上，寝具的布料比我本人的皮肤更柔软。到了英国后我会是什么样？

你的名声先于我们传到英吉利海峡对岸，在我们出发前吃早饭时汤森太太说，并给我看一份英国的报纸。我能读懂的只有我自己的名字，印在我的照片旁，还有“圣雷米”一词。在那张照片里，我抱着一只不情愿的羊羔。

到我可以回家时，我心想，这只羊羔也许已经成年，有了它自己的小羊。

“沙坦先生有没有安排专人为你收集剪报？”汤森太太说。

我茫然地看着她。

“我会写信跟他说一下。我存了一些剪下来的新闻报道，但可能不全面。”

日后我将得知汤森太太很善于保存记录。她自己人生的记录，还有在她照管我期间对我人生的记录。像汤森太太这样执着于为自己的人生留下详尽记述的人，犹如创造视错觉的艺术家。无论在何处，一年就是一年，对每个人来说，一天就是一天，可凭借几招戏法，这些整理和收藏档案的人使其他人相信，他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塞进某些东西，某些珍贵、永存、令人羡妒、不是人人都能获得的东西。

黄昏在伦敦降临得比在圣雷米早。待汤森太太和我走出百货公司时，街上已全亮起灯，人们行色匆匆，仿佛赶不及把这昏暗、湿漉漉的世界撇在身后。一位看门人替我们招了一辆出租车，并且熟练地把那些购物袋和盒子整齐地摆放在我们脚旁。除了一双麂皮手套是给汤森太太的以外，其余东西都是买给我的：连衣裙、夹克、上衣、半身裙、长筒袜、鞋、帽、手套、睡衣、一把背面绘有一束芍药的发梳、一个里面装着一支牙刷的浅蓝色盒子，牙刷的颜色与盒子匹配。甚至还有一件长礼服，白得如梦似幻。试穿时，我感觉自己仿佛踏入云里。六月，学校将举行夏日舞会，汤森太太一边告诉我，一边看着店员替我调整礼服的肩部。她们互相讲英语，而后汤森太太用法语告诉我，依她们所见，多出半英寸估计不成问题，因为我还在长个子。

我感觉我应当说些什么，表达我的感激或兴奋，但我想不出恰当的言辞。当我们坐在出租车里时，我再次思量我应该说些什么。可还是无话可讲。我摸了摸口袋里那枚蜻蜓发夹。自离家以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一有机会就轻拂它光滑、细长的躯干。想到法比耶娜拥有另一枚一模一样的发夹，令人欣慰，但我知道她不会像我一样随身携带那发夹。

在出租车里，我透过雨幕望着那些街灯。我不曾从车内看过水珠在窗玻璃上拉长的样子。车子前行时，那些水痕改变方向。在家乡，雨就只是雨。在眼前的新生活里，雨滴、街灯、枝干光秃秃的树的暗影似乎都有话要对我讲，可假如它们会开口，说的将是英语，一种依然陌生的语言。我要是以前在家时听过雨对我讲法语就好了。

“你在想什么？”汤森太太问。

“没什么，”我说，“真的没什么。”

“一月的伦敦不是最明媚欢快的，”她说，“但我们不久会再来。我向你保证，一旦春天来临，你会为这座城市倾倒。”

我点头。

“但记住，你首先要忠于的是伍德斯韦，”她说，“我期待你会爱上这所学校，胜于你爱过的其他任何地方。”

汤森太太经常侃侃而谈，无需我做出回应。尽管如此，我也一刻不敢走神。在巴黎，沙坦先生给了我一本皮面装帧的厚笔记本作为临别赠礼。把一切都写下来，他说了好几遍，不过我已清楚，不是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会被记入那本簿子。比如，汤森太太的某些话还是不写进去为好。

汤森太太开始讲述伍德斯韦。在每次对话中，谈的绝不仅是那所学校，还有她怀着满腔热忱所预见的未来——我的未来。到了那里后我将先学习英语，然后是意大利语和德语。“当然，还有其他各种我们十分自豪地给在校学生所提供的课程。在你离开学校前，我们一定会让你改头换面。你瞧，教育家的工作和雕塑家一样。无论什么材料到我的手里，我都保证用它做出一样东西。这件东西必须出色完美。那是我的标准。不仅仅有用或可以拿来做装饰，还要具备几分持久的品质。”

先前我们走进百货公司时，几个人扫了我一眼，后来当他们注意到汤森太太时，更仔细地打量我，汤森太太和她穿的毛皮大衣一样优雅富贵、不可侵犯。我揣摩不出人们编了什么样的故事套用在我身上。一个她在街角捡来的又聋又哑的孤儿？在酒店大堂，穿制服的男子似乎总是目视我的头顶或我头顶之外的地方，却个个以无可挑剔的礼数向汤森太太打招呼。那晚在餐厅，当汤森太太替我点的食物上来后（我的评价：淡而无味），她教我该把我的手臂放在什么位置，怎么使用刀叉。“到了伍德斯韦，你要留意那儿女生的行为举止。这样可以让我们俩免于部分尴尬，”她说，“我不可能事事都教你，但我相信，既然你那么聪明、会写书，你应该能够从观察你周围的人和事中学到很多东西。”

第二天，我们和一位名叫索普先生的男士共进午餐，他将负责在英国出版我的书。他个头很高，与我握手时他必须弯下腰。在我看来，个头很高的男人和个头很矮的男人一样。你不可能一本正经地对待他们。为了保持不动声色的表情，我花不少时间注视一位韦斯特小姐，索普先生介绍她是他的副手。她的嘴唇上完美无瑕地涂着口红，那种红色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

索普先生和韦斯特小姐主要同汤森太太讲话。午餐会结束时，索普先生转向我，用法语说：“我们闻悉你又完成了一本书。沙坦先生计划在今年夏天出版。”

“是的。”我说。

“你还会继续写以你家乡村子为背景的书吗？”

“不会。”我说。

“为何不会？”韦斯特小姐问，“你认为，在汤森太太的学校上完学后，你会再回去吗？”

我不知道该回答她的哪个问题，所以我抬头看汤森太太。“来，”她说，“告诉我们你的打算。”

我说我没有具体的计划，但在汤森太太的学校上学期间，我希望提高自己。“有许多等着我去学习的新东西。”我说。

“你会不会写一本书，讲你在英国度过的时光？”索普先生问。

“你是指我在学校度过的时光吗？”我问。

“我想，现在让阿涅丝做决定为时过早。”汤森太太说。

“是的，”我说，“现在恐怕还不到时候让我去考虑接下来要写什么。”

“我们同意，”索普先生说，“不过我能向你指出一件事吗，姑娘？大家急于想听到你有什么话要讲，但别让人们等太久。”

就在那一刻，一位侍应生从我们旁边走过，他的目光越过一个托盘顶，投向我的脸，继而是我的双手。我寻思，这世上的人是不是在等着我犯错，把勺子伸到汤里去的方式不对，在一颗未看见的钉子上钩破我的新连衣裙。迟早我会垮掉，如同一名经受不住审问的罪犯。

趁早吧，我决定。法比耶娜应该会赞同这种果断。是她讲的，我们必须时刻让世人惊讶。

“我可能永远不再写书了。”我说。

从这三个成年人的脸上我能看出我讲了荒谬绝伦、骇人听闻的话。索普先生和汤森太太一边用英语交谈了几句，一边颔首，我看着我面前的玻璃杯，试图判断蚀刻在杯子上的是哪种花。当我抬起头时，我与韦斯特小姐四目相对。我冲她微笑，仿佛我不在乎她如何看待我在英国犯的第一个错。

“你说你可能不会再写书，是什么意思？”那天下午汤森太太问我，当时她正在指点我怎么收拾行李，准备去伍德斯韦。除了不同场合穿的行头以外，汤森太太还给我买了两个皮箱。她叫我拣一个我喜欢的颜色。我挑了粉红色，但她反对。她选了另一个颜色——她称之为湖蓝色，然后说这颜色更雅致、合适。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想写书。”我说。

“胡扯。”汤森太太用英语说。以后我会知道，当我讲了某些令她生气的话时，她会使出那个英语单词。“胡扯，”她说，“你太愚昧无知，没意识到自己的福分。而且你年纪太小，搞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向她道歉，但我还是道歉了。

她看着我，叹了口气。将来我还会发现，那声沉重的叹息来自当她觉得我缺乏教养、未开化或不可理喻时。“不可理喻”是汤森太太的说法，可她其实并不真与我讲道理。

“阿涅丝，有一件事你需要谨记，”她说，“外面有成千上万的女孩，她们中许多人比你漂亮，许多人比你聪明。许多人有更好的家世背景。可为什么唯独你如此幸运？”

我幸运，因为法比耶娜不想当我。

“所有那些女孩，她们个个不惜代价想和你一样。是什么使你脱颖而出？你真的像媒体吹捧的那样，是个神童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我光看着她。很快我会觉悟到，她的问题很少是要我回答的。

“你的身上有某些过人之处，那一点我不怀疑，”汤森太太说，“否则你根本写不出书。也许你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你只是碰巧成为作家。可假如你放弃努力，不再写作，你就会和其他人无异，那样意味着，你将变得一文不值，你明白吗？”

“明白，太太。”我说。

“你无需称我太太，”她说，“在伍德斯韦，女孩们都用一个特殊的名字称呼我，和美。它是一个日语名。来，试试看。”

在我眼里，汤森太太就是汤森太太，我从未把她想成过别的人。和美这个名字不适合她，谁都看得出来。和美应该是个婀娜多姿的人，四肢修长、柔韧，身上散发淡淡的芳香。汤森太太古板、严厉，不适合被叫作和美。

“这是我住在日本时起的名字，”汤森太太说，“你知道日本在哪里吗？”

“知道，太太。”

“知道，和美。”她纠正我。

“知道，和美。”我说。想到我得用这个名字叫她，真是讨厌极了。那样做令我浑身发痒，可我不能在她面前抓挠。

“日本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汤森太太说，“你可曾考虑过旅行？”

我茫然地看着她。

“自然，你尚不明白旅行的重要性，”她说，“世界上有许多值得走访的地方。”

“有朝一日我想去美国。”我说。

“为了什么？”汤森太太皱起眉，“要我说，对你而言，那可算不上一个崇高的志向。”

为了乔丽娜的男友以前常慷慨分给我们的巧克力，我心想。为了我童年记忆中的香皂、口香糖和那些长腿士兵的开怀大笑。为了他们送我们的橙子。那是我们头一回见到这种水果，时至今日，我始终很喜欢橙子，一种不贵、却总是给生活制造出奢华感的水果。我向法比耶娜提起美国时，她曾不屑一顾，挖苦我有远大的梦想，可那也是第一次她在看我时带着警觉和肃然起敬的目光。为什么？因为我比她先想到美国这个点子。汤森太太如何能断定对我而言什么是崇高的志向？她把写书视作一项如此了不起的成就。也许对她来说确实如此。但法比耶娜不过是从墓石上坐起来说：我们开始玩个新游戏吧；我们来写一本书。游戏绝对不是志向。

“可以去别的地方，”汤森太太说，“有历史、文化和美景的地方。”

那晚在上床睡觉前，我给法比耶娜写了一封信。明早一起来我就会请酒店的前台接待员替我寄那封信，赶在我们去火车站前。

这封信很短，内容大致如下：

亲爱的法比耶娜，

我在伦敦给你写信。这座城市和巴黎一样大，但我不确定我是否像喜欢巴黎一样地喜欢它。据悉到春天来临时，我会发现更多喜欢它的理由。一旦天气变好，汤森太太说，我们会组织学生来伦敦远足，参观这儿的博物馆，去戏院看戏和听音乐会。她给我买的衣服多得我猜我永远穿不过来。在我的新学校，我看起来将像个洋娃娃。我们还去见了索普先生，他将负责在伦敦出版那本书。他个子很高。我寻思他是否需要一张专门为他定制的床。也许他死后还需要一口专门为他定制的棺材。

我想念你，我亲爱的法比耶娜。事实上，我感到极不开心。汤森太太叫我用一个可笑的名字“和美”称呼她。那样好比一头老母猪决定应该给自己起名“玲珑”。

我真希望明天我可以坐上另一趟火车返家。

阿涅丝

我封好信，上床，把脸埋进毯子里哭了起来。这是我自离家以来第一次哭。人们所说的“le mal du pays”也许就是这样。可我的思乡与家乡无关。我想的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人。

第二天，在滑铁卢火车站，一个男人走到我旁边，用法语问我，我是不是阿涅丝·莫罗。汤森太太正在和一位行李员讲话，当她转身看到那个男人时，她的表情变得冰冷。

“你想要干什么？”她问。

那个男人说他是一位摄影师，为巴黎的一家代理机构工作。他听闻莫罗小姐将去英国的一所学校，他想知道，是否可以到那儿给她拍照。

“这件事不由她决定。”汤森太太说。她介绍自己是伍德斯韦的校长和我在英国的法定监护人。“我们认为我们的学生没有一个需要不必要的公众曝光度，”她说，“你理当明白吧？”

“我明白，”那个男人说，“即便如此，莫罗小姐这趟旅程中的种种时刻仍值得记录。”

汤森太太摇头，冷淡而客气地请他见谅，说我们得去赶火车。她催我进了车厢。当我在窗边坐下时，我看到那男人在月台上。我希望我可以露出微笑，表示我并非是没礼貌、不友好的人。毕竟，他是我在伦敦遇见的第一个祖国同胞。和来我们村里给我拍照的巴赞先生不同，这个男人又高又英俊，有一双动人的眼睛，下巴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而且他不像巴赞先生那样乖僻。

“那家伙，”汤森太太说，“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她坐在我的对面，也在望着转身离去的他。

我没讲话。虽然我和汤森太太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几天，但我已知晓，我们几乎对每件事都意见不合。以我的身份，我没资格反驳她，但起码我可以选择保持沉默。我想到，那是我喜欢摄影师胜过记者的一个原因：前者鲜少期待我开口讲话；后者向我问个不停。

“我的职责是防止你变得轻浮。”汤森太太说。

“有个摄影师曾来我们的村子……”我说。

“是的，我们都看过他拍的照片，”汤森太太说，“别误会我，阿涅丝。我不是对那个男人有意见。你在英国的时光固然值得记录，但我不赞成他暗中接近你的做法。他应当知道该先同我联系。”

“是，和美。”

“法国人啊。”她说。在她微笑之际，我想必向后缩了一下。“我无意冒犯你。我的父亲是英国人，但我的母亲是法国人。我有权批评法国，正如你也有权一样。”

我为什么要批评法国，或任何国家？但我没那么说。“你出生在法国吗？”我问。

“呀，这样才像你，”汤森太太说，“我知道眼前的情形让人感觉应接不暇。可你是作家，你的任务是对各种事感到好奇，并提出问题。”

所以我还需要做另一件事。提出问题，不管我好奇与否都要问。

火车发出长长的汽笛声。英国火车的汽笛声是这个新的国家第一样让我喜欢上的东西。法国火车发出的声音尖锐刺耳，犹如人的啸叫。我们坐的这列火车——它的汽笛声听起来像在打招呼。我真希望法比耶娜此时和我在一起。她擅长模仿鸟和其他动物的叫声。她多半会学这列年迈、稳重的火车，发出同样的鸣笛声。

汤森太太问我坐得是否舒服。我点头。“所以，是这样，阿涅丝，如我先前对你所言，我的父亲是英国人，我的母亲是法国人，可他们在瑞士相识，我也是在那儿出生的。我的父亲在那儿的一所寄宿学校当校长，因而你可以说我生来从事这一行。”

我微笑并点头。

“瑞士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你将来有一天应该去游览一下。”

“是，和美。”我说。

“还有伍德斯韦所在的萨里郡，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有人称它为英国的瑞士。”

当时即使给我一张地图，我也无法在地图上指出萨里郡或瑞士在哪里。很久以后，在我从法国前往美国的途中，船上一位妇女告诉我，她来自萨克拉门托，那儿是“三角洲的巴黎”。哪个三角洲？我纳闷。把一处地方称作另一处地方，这个愚蠢的把戏，人们永远玩不厌。

坐在过道另一侧的两名妇女——一位中年、一位年纪更大——同时看了看我们，然后重新用几乎不可闻的声音继续交谈。我疑惑她们是否听得懂法语。汤森太太似乎不担心被人听到我们的话。

“我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汤森太太说，“但瑞士和日本是我最喜欢的。奥地利，喔，那地方情况复杂。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值得一游，但除了当地人以外，我看不出有谁觉得那儿是自己的家。英国是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你很幸运，能够在这儿待一段时间。”

“你没在法国生活过吗？”我问。

“我只游览过，”她说，“要我住在法国，我没兴趣。”

对此我无话可讲。

“我在你这个年纪时，不，甚至比你小很多时，我就想当作家，”汤森太太说，“从九岁生日那天起，我养成记日记的习惯。我写过诗、短篇小说和舞台剧。”

“哦。”我说。

“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一直是个作家，因为我从未停止写作，”她说，她的脸上流露出片刻的想望，“可我不像你，我至今未在写作上取得任何专业成就。”

我希望我可以告诉汤森太太，我愿意不当作家。我希望我可以说：给，把我的成就拿去，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尽管拿，但让我回家。

她又对我讲了几件她人生的事，主要涉及她的旅行、她持之以恒的作家梦和她献身教学的精神。“我坚信当一名教育家能有所作为，”她说，“在我的全体学生中，阿涅丝，你是唯一可以让我发挥最大影响力的。”

“是，和美。”我说，心中充满忧惧。

如今回想那趟火车之行，我讶异于一个像我这样木讷的女孩竟难得有一刻把未来看得清清楚楚：在那节车厢内，坐在汤森太太对面，我感到一股想尖叫的冲动，想在那列火车抵达它注定的车站前挣脱出去。然而，事后之见，拿现在证明过去，每个人都能给自己冠上虚假的先知头衔。

抵达东哈姆堡的车站时，我们又在月台上看见那位法国摄影师。他上了我们的那列火车，并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我没想到可能是有人暗中向他透露了我们的行程。我只担心汤森太太会对他感到恼火。她果然如此。她三言两语命我坐到一张长椅上，不准与任何人讲话，接着她和那位摄影师一起走到月台更远的地方。我怎么可能与谁讲话？除了那位摄影师和我们，另外下火车的只有两个人，还有一名在月台上来回走动的男子，陷于自己的沉思中，手里拿着帽子。我猜他们中不会有人朝我走来，用法语说“你好”。

那列火车呼哧呼哧地作响，然后徐徐离站，仿佛差点不忍撇下我似的。我看着站长宽阔的背影，欣赏他的制服。我转动我穿在新靴子里的脚趾。我端详我的手，那双麂皮手套跟小羔羊的下腹一样柔软。我前一晚的泪水感觉与我的童年、与法国一样遥远而不真实。我的人生没有那么糟。我们抵达伍德斯韦后，我也许会发现更多美好的事。我也许甚至可以把自己变作法比耶娜，将一切视为游戏，逗自己开心。

汤森太太和那位摄影师走了回来。她告诉我，她与朗贝尔先生已经达成协议。他们俩都认为，记录我在伍德斯韦的生活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朗贝尔先生会拍几张我在火车站的照片。由于还没开学，汤森太太说，那天朗贝尔先生将不与我们一同去学校，可一旦我安顿好，他很快会来访。

当一位知名少女作家可以是一场游戏。对着朗贝尔先生的镜头灿烂地微笑，伤感地望着一月份笼罩在树梢上的薄雾，仔细查看贴在车站的时刻表（用的是我读不懂的英语），一边谛听汤森太太讲话，一边恭顺地露出全神贯注的表情——这些动作都可以算在游戏里。这个游戏与写书不同。没有法比耶娜，我什么也写不出来，但我可以自编游戏。当朗贝尔先生祝我学业顺利、向我道别时，我直视他的眼睛。“早点为我捎来法国的消息，先生。”我说。我从未对陌生人如此不矜持过。

一位名叫米克的男士来车站接我们。趁朗贝尔先生给我拍照时，他已经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车上。我向米克打招呼，但他不会讲法语。现在你该使用英语了，汤森太太说，并教我怎么对他讲“你好”。他红色的头发似乎需要好好梳理一番，随即我想象着踮起脚，触摸他头顶那团乱蓬蓬的东西。像米克那样的男人，让你想要为他或对他做点什么，而不是与他握手，道一声寡淡的“你好”。

米克是住在伍德斯韦的唯一男性。他当司机，还兼职园丁和维修工。很快他将被写入我的日记——我在这所新学校接到的第一份作业。晚饭后的一个小时，我被安排坐在汤森太太起居室的书桌前，我要在沙坦先生送我的那本皮面装帧的厚笔记本上写东西。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但米克似乎是个不错的主题，他像树一样不会伤人——不是一棵宏伟的老树，也不是树苗，而是一棵看起来和其他树无异的树。但为了谨慎起见，我没有在日记里写下他的名字。我写的是，在我抵达英国之际，第一位在那儿欢迎我的人是一个头顶有鸟巢的男人。一天后，我决定在那个鸟巢里放几颗云雀蛋。接着我把他写成一名杂技演员，踩着一副高跷走来走去，这样他在果园里干活时就不必用梯子了。他善于保持平衡，那些鸟蛋绝不会从鸟巢滚出来。他对栖息在他头顶的鸟妈妈很好，鸟妈妈孵蛋期间，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睡觉。后来，当小鸟破壳而出后，他会在鸟妈妈未及时回来哺养那几张嗷嗷待哺的嘴时，喂吃的给它们。就这样，他和那几只小鸟成了朋友，即便当它们已经长大可以飞走时，它们也不离去，因为他总是从他的花园里找来蠕虫和蛆，供它们尽情享用。

伍德斯韦有十五个女生，我将是第十六个。其他女生尚未过完寒假返校，她们在自己家或朋友家或在滑雪胜地。

校舍谢尔布鲁克宅第建造的年代不是太久远，汤森太太告诉我。虽为都铎风格，但没那么老，她说，后又补充道，当然，比起更早建的房子，这栋楼确保提供现代化的便利设施。这附近曾有一家制造厂，谢尔布鲁克制造厂，一位工厂主为他全家造了这栋楼，可他在房子建成前过世。后来这家人的两个儿子均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位工厂主的遗孀和她的三个女儿曾住在这里，过去七年，谢尔布鲁克宅第成为伍德斯韦淑女学堂的所在地。这栋楼用来做女校再合适不过，汤森太太在我抵达那日带我四处参观时这么对我说。

这栋楼里没有人，只住着厨娘、她的助手和两名女仆，她们似乎个个神出鬼没。人们通常听到——感觉到——她们的存在，却看不见她们，如同一个人自己的胃。过去几日，我一个人在用餐室吃饭。两名女仆中年纪较轻的埃茜给我端来放在托盘上的食物，可她不会讲法语，当我说着我蹩脚的英语时，她似乎替我感到窘迫。她不比我年长许多，可她已经在挣钱谋生。我寻思法国有没有淑女学堂。法比耶娜和我可以去类似那样的地方打工，在一栋大宅的底层活动。没有人会真正知道我们的身份，也正因为那样，我们会过得开心自由。

汤森太太每天给我上两节英语课，分别在早上和下午。她的起居室里摆了很多具有东方风情的物品，它们的名字我听完又忘记。这间房平时不用来上课。但由于女生们还没返校，她解释，我们不妨让自己舒适些。

“我发现你在做新的尝试，”一天下午汤森太太对我说，“你是不是在致力于一种不同的手法？”

我不知道她在讲什么。

“我指在你的写作上，”她说，“你是不是在尝试新东西？”

“我的写作？”

“我看了看上周你在日记里写的东西。有些地方写得非常棒。”

我的日记。我感到的不是惊慌，而是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晚上，我的写作时间结束时，汤森太太不曾要求阅读我的笔记本，但我怀疑她会趁我不在时到我的房间去。那间房很漂亮，真的非常漂亮。从窗户可以眺望果园，白色的蕾丝窗帘雅致极了，我有时坐在窗台上，把那窗帘当作戏服裹住自己。淡蓝的墙纸上绽放着一排排素白的玫瑰，每一朵和下一朵一样美丽无瑕，看起来全都一模一样。屋里的床、五斗橱和书桌——虽然没有一样是新的，我看得出来，但圣雷米的人决未见过比它们更考究的东西。汤森太太会进我的房间、阅读我的日记，那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机灵的我没有描写一个长得像汤森太太的女巫，烫过的头发犹如钢丝，戴着一条看上去像是用煮熟的鱼眼串成的珍珠项链。

“这个头发里有鸟巢的男人，他是米克吗？”

“哦，不，”我说，“完全不是。”

“所以他是你虚构的人物。”

“是的，和美。”

“你怎么想到虚构这样一个人物的？”

我摇摇头，仿佛我被自己难住。在巴黎，记者们问我是怎么构思出这样或那样一篇故事的，我总是表现得好像他们问的问题太复杂，我回答不了，而且也太荒谬。“我不知道，”我对汤森太太说，“我永远无法解释一个构想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养的母鸡，有些很会下蛋，但它们解释不了它们是怎么下蛋的。”

“胡扯，”汤森太太说，“作家不是母鸡。”

“噢，当然不是，”我说，“我的意思是——”

“我十分清楚你的意思。之前报纸援引过你刚才讲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有人教你这么讲。但我必须提醒你：讲那种话，对你自己没有好处。一只母鸡可以被另一只母鸡取代，在我们眼里，所有鸡蛋都是一样的。你明白吗？”

“是，和美。”我说，并努力显出严肃的表情。如果汤森太太不知道两只母鸡下的蛋外表是有区别的，那么和她讲什么都没用。

她点头，接着把身子向后靠在沙发上，仿佛想更一览无余地看着我和我坐的椅子。“我想，”她说，“我不该束缚你的想象力，所以我的建议是，你继续尽情地随性发挥。不过，像你目前所写的那样一篇奇幻故事，在我看来，未达到你应有的水准。”

“我不会再写了。”我说。

“不，我不是那意思，”汤森太太说，“照你现在这样写下去。你在写作上任何新的进展都必会引起我和公众的兴趣。”

“为什么？”我问。

“你要明白，阿涅丝，你给世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观察一个尚未完全成熟的头脑如何因不同的环境条件而变化。我无需和你兜圈子。你写了一本以你家乡村子为背景的书，写得不错。据我所知，沙坦先生还将出版第二本，同样是以那儿为背景的，这本书无疑也会受到它应得的所有瞩目。但你认为，公众还愿从一个乡下女孩那儿听到多少像圣雷米这么一个苦地方的叙述？过一个月，他们会找到新的乐趣，街头小乞丐讲发生在陋巷的故事，或是一位年轻的蜡烛匠的传记，描写她在作坊里度过的一生。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不懂。“是，和美。”我说。

“你到伍德斯韦来，好比一本书转入新的一章，”汤森太太说，“不管你在日志里写的是什么——奇幻故事、史诗，或如实记录你的生活——凡是你写的东西均具有潜力，你明白吗？”

“是，和美。”我说。我意识到这两个词足以应付一切。

“所以我的建议是，在你人生这个新阶段的初始，听其自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你必须始终牢记，在潜力和一个人实现潜力的才能之间存在差距。”

如果说谁有潜力，有潜力的人是法比耶娜，而我却是因那潜力被困在这栋楼里的人。

当晚，我在日记里让那个头上有鸟巢的男人给那些鸟喂了饱饱一餐蠕虫。现在是时候飞走、去林子里自己生活了，他对它们说。不是，不是，不是，它们喳喳叫着。但那个男人不肯听。他并非心地不好，只是他认为叫他和这些鸟儿永远为友不合乎常情。你们瞧，他对它们说，我逐渐厌倦了挺直身子睡觉。

在某处必然有另外一个男人，他不介意鸟儿栖息于他的头顶，也绝不会对在睡觉时保持挺直的姿势心生厌倦——那些鸟儿私下里这么说，因而当它们向那位红发男子道别时，它们一点不感到悲伤。也许它们会在公园里找到一座雕像，那名男子自言自语。他知道他会思念那些鸟，但说不定翌年春天又会飞来一只鸟妈妈，在他的头发里筑巢。

次日晚上，我翻开笔记本，一时间，我后悔放走那些鸟儿。现在我无法再描写那个男人，如此一来，我感觉仿佛失去了我在伍德斯韦的第一个朋友。我环顾四周，试图找出一点别的可以写的东西，就在这时，汤森太太的狗跟随她走进起居室。那两条狗毫不相配：一只硕大的名叫埃贾克斯，一只小不点名叫威洛。埃贾克斯，她告诉过我，是大丹犬，威洛则是博美犬。和谐的本质，她解释，是在对立的两者间找到完美的平衡。我不知道她在讲什么。她的胡言乱语不同于法比耶娜和我以前所编的胡言乱语，让我听了昏昏欲睡。

汤森太太的狗和睦相处，不必争抢食物，比起我村里的狗，它们可能过着更安逸的生活，但我同情它们。如果她发现它们没在她旁边，她会吹哨子，她的口袋里时刻揣着一个哨子。她向我解释，那哨子发出的哨音只有狗能听见。当她吹响它时，那两个可怜的畜生会立刻现身，尾巴夹在后腿之间，眼睛不与她对视。你们怎么啦？汤森太太会用训斥的口吻说。或是，你们怎么回事？

同情没有使我更加亲近值得同情的对象。我不喜欢那两条狗，但它们好在足以给我一些灵感。那晚，我写了一头老虎和一只狐狸，它们住在一栋庄园的宅第里，暗色窗框的窗户宛如许多双锐利的眼睛，俯瞰着一个喷水池和一片宽广的草坪。那头老虎不凶狠，而是腼腆害羞，那只狐狸虚荣心强却不漂亮。它们互相称赞对方的美貌与智慧。它们自称是王国里最幸运的动物。它们和睦相处，用两只并排摆放的瓷碗吃东西，睡觉时盖着比它们自身毛皮更柔软的羊毛毯。有朝一日，我心想，一场灾难会降临于它们头上，它们中的一方将不得不吃掉另一方，以免饿死。

“女生们将于下一周返校，”一日下午，汤森太太在给我上完英语课后说，“等她们安顿好后，那位摄影师很快会来访。”

“是，和美。”

“告诉我，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伍德斯韦怎么样？”

“这地方很好，”我说，“我喜欢这儿。”

“这所学校有什么让你喜欢的地方？当然，你其实还未真正体验到这儿的学校生活。”

“我喜欢这里的一切，”我一边说，一边左顾右盼，寻觅更好的答案，“我喜欢这栋楼里有许多书，我喜欢里面的地毯和灯。我喜欢费希尔太太做的食物。此外，我有我自己的房间，我还可以洗澡。”

汤森太太颔首。“所以现在你喜欢洗澡了？”

“非常喜欢。”我说。我刚到那日，汤森太太叫我去洗个澡，但我抗拒。在巴黎和伦敦的酒店房间里，我见过浴缸，但我觉得那东西和马桶一样蹊跷，就是那个会以一股神秘的力量冲水并发出咕噜声的马桶。在伍德斯韦，放洗澡水、给水里加入泡泡、看着我脱去衣服、鼓励我将整个身子浸入水中的人是汤森太太。她说我不久会习惯洗澡的。她预言得没错。如今我喜欢洗完澡后全身温暖、光滑、芳香的感觉。

“很好，”汤森太太说，“另外你有照我的指示，一天刷两次牙吗？”

我点头。刷牙是另一件我来到这儿后所学的事。可它不像洗澡一样那么让我乐在其中。尝到牙膏的味道令我作呕。

“你给你的父母和朋友写信了吗？”

“写了，和美。”

“信在哪里？拿来给我看，然后我替你寄出去。”

我停顿了一下才开口。“我请克拉拉帮我把信寄了。”

“克拉拉！”汤森太太说，“她是费希尔太太的助手。她没义务替你寄信。”

我感到我的脸发烫。在巴黎和伦敦，我可以随时请酒店前台的人替我寄信。我以为在这个新的生活环境里，我需要做的只是开口求助。

“以后，你每次需要寄信时，必须来找我。”汤森太太说。接着她从抽屉里取出一沓信，说这些信是前两天里收到的。“法比耶娜·马丁是谁？”她问。

我努力保持平和的表情。“一个朋友，”我说，“我们一起长大的。”

“雅克·马丁呢？她的哥哥吗？”

“哦，是的。”我说。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我心想。这比想象一个我对他的人生一无所知的雅克更容易。

“他俩为什么都给你写信？你给他们俩都写信吗？”

“法比耶娜已经辍学，”我说，“她叫我给她写信，告诉她去巴黎旅行和去英国上学的见闻及感受。她好奇。”

“那可以理解，”汤森太太说，“雅克呢？”

“他……他是……”我结巴地说，“雅克……他是我的男朋友。”

“正如我所料，”汤森太太说，“雅克多大？”

“十六岁，”我说，“不对，十七岁。他上周刚满十七岁。”

汤森太太端详那个信封。我不知道法比耶娜有没有把雅克的字和她自己的字写得令人相信是出自两个人之手。

“照我的意见，你还不到交男朋友的年纪，”汤森太太说，“而且，从这位雅克的字迹来看，他配不上你。把他称作你在村里的小男友也许无妨，但现在的你应该向前看。你可以给你的朋友法比耶娜和你的父母写信，没问题，但我会劝你中止与雅克这段儿戏般的恋情。”

我没立刻开口讲话。如果法比耶娜想以两个人的身份与我通信，我的职责是守住我这一方，不让约定破灭。

汤森太太端详我的脸。“怎么，你不同意吗？”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给雅克写信。”

“那样做对你有何益处？”

问题是：不写对我有何损失？答案：很多。在过去两周里，我分别给雅克和法比耶娜写了信。在给法比耶娜的信里，我详尽无遗地描述我的新生活，但关于我自己言之不多：巴黎和伦敦的建筑及街道是属于其他人的；我房间里的家具、窗帘和地毯归伍德斯韦所有；我衣橱里的新衣服犹如傲慢的陌生人，从衣架上轻蔑地俯看我。在给雅克的信里，我更加闲话家常，比较不担心被说成是傻瓜：我试穿了照理只能在房间里穿的软绵绵的拖鞋；我用镶金边的杯子喝茶，杯子的手柄看上去如此精致，使我有时幻想着咬它一口；甜美芬芳的肥皂，半透明、椭圆形、如蜂蜜一般金黄，用完后我的脸和手又柔滑又馨香，不同于我们家里用的、颜色好似粪便、棱角锋锐的肥皂块，那肥皂害我们皮肤灼痛。雅克胜过我认识的任何男孩：他具备法比耶娜的所有特质，而且他比法比耶娜更爱我。

我扫视那两封信。它们是法比耶娜和雅克的首度来信。我不知道读起来有多大区别。“我喜欢有人给我写信，”我说，“我喜欢收到来自家乡的消息。”

“你有你父母的来信。还有这个朋友法比耶娜的。”

“雅克告诉我不一样的事。”

汤森太太看着我，我从她的目光中察识到惊讶和反感，就像有人听见她自己养的鹦鹉说出一些下流话时会感到类似的震惊。这是我头一回没有用我例行的“是，和美”“不，和美”“谢谢，和美”来回应她。

“行，让我们看一眼他们的信。让我们瞧瞧，有什么雅克告诉你的消息，是他的妹妹不能告诉你的。”

我不知道汤森太太那话是什么意思，但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她已经撕开雅克和法比耶娜的信。她曾给我看过一把很薄的刀，刀柄是一条玉石雕刻的鱼。那是我第一次见识拆信刀。我讨厌她用粗鲁的手指留下的参差的撕口。不，我讨厌的是她。

她把两封信都递给我。“你何不把信朗读出来，让我可以评判它们的价值。”

我认出法比耶娜用的信纸——是学生练习簿里的纸张，我曾用那种练习簿写下我们的故事。如果我闻一闻那两封信，也许会嗅出草甸的清香或谷仓周边泥巴的味道。我到底是怎么让自己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进入这所陌生的学校，受一个自称叫和美的人的各种支使，可她的长相与和美这名字一点不符？这世上只有一个人，她的愿望等于我的愿望，她的人生对我而言和我自己的人生一样重要。我把两封信放进口袋。“我晚些时候会读。”我说。

“我给你的指令不是那样，阿涅丝。”

我知道，一个声音在我脑中响起，但没有人说我必须时刻听从你。我跌坐在椅子上，打量分隔开我和汤森太太的那张书桌。我不是那类爱生闷气的女孩，但偶尔，我让自己悄然进入法比耶娜所称的“装死”模式。我决不在我的老师或父母面前这么做，可有时，当法比耶娜过分粗暴地对待我，或过于无情地嘲笑我时，我会定住、一动不动，想象自己是一根树干或一块大石头。那样会激怒法比耶娜，但当我保持身体静止、呼吸浅弱、眼睛半闭、让自己只能看见模糊的人影时，她升级的怒火、她的威胁甚至连她的重拳都伤不了我。法比耶娜知道，让我退出那种状态的唯一办法是她柔软下来。她并不道歉，但当她的怒火被别的心情——敬佩或无奈，或只是想看到我重新活过来的愿望——所取代时，我能感受到。有时她找来几颗野莓，在我的嘴唇上按揉它们，或她会放两片叶子在我的眼睑上，然后突然把它们拿走，仿佛她是一位魔术师，向我展示一个新的世界。那些是她用来唤醒我的方法。次次奏效。

“阿涅丝。”汤森太太说。她坚持要让我把注意力重新投向她，可是我知道，只要我保持心神涣散，我就可以继续远离她。我不知道在我半闭双眼时我有没有面带微笑。前一刻，我几乎尝到那些莓果酸中带甜的滋味，就是法比耶娜有时往我紧闭的双唇里塞的莓果，努力想让我重新活过来。一次，仅有一次，我咬了她的手指，令她猝不及防。她没有因此而生气。事实上，她放声大笑。

“阿涅丝。”汤森太太又叫了一遍，这次她的声音没那么严厉。

我睁开双眼看着她，可能就和我在从伦敦至萨里郡的火车上看着车厢里那两位妇女中的一位一样。

“你在做什么？”

“你讲了什么话吗？”我问。我能感觉到她审视的目光，我保持面无表情、目光涣散。她也许会认为我是个疯姑娘，但许多天才，我记得德沃先生告诉过我们，都是疯子。

“我们在讨论你的书信往来。”汤森太太说。

“哦，对。”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两封信。

“我请你把信的内容告诉我。”汤森太太说，用的是一种我以前没听过的劝诱的口吻。

“可这些信是写给我的。”我说。

“就因为那样，所以你不能透露信的内容，这讲得通吗？”

法比耶娜会不会事先预见到她给我的信可能躲不过汤森太太的眼睛？我无法断定。如果法比耶娜在她的信里写到我们的书，汤森太太可能会起疑心。我木然地看着她。

“阿涅丝？”

“可这些是给我的信。”我又说了一遍。

汤森太太深吸了一口气。她正要讲点什么，但随即打住。她指着桌上的一摞信。“事实上，这些才是我真正想和你讨论的信。它们是你的读者写来的。你的法国出版商把信转递给我。你要不要读这些信？”

我在巴黎读过沙坦先生给我的读者来信。有些人向我索要签名；其他人请求与我通信。一名男子询问，那些猪花了多久时间——确切的时间，几秒钟、几分钟？——吃完一个死婴。他好奇，我是否预见到我在为杀人凶手提供一条毁灭罪证的新途径——还是一条别出心裁的途径，我不觉得吗？

汤森太太不再逼我把法比耶娜和雅克的来信朗读给她听，由此我认为我在这场游戏中赢了一局，所以我决定给她一点回报。“你认为怎么最好我就怎么做。”我说。

“非常明智，”汤森太太说，“在我看来，你没理由要浪费时间读这些东西。我会把它们暂时收起来。等我有空时，我会仔细阅览一遍。我不期待在这些信里发现任何宝藏，但我会把凡是有意思的内容告诉你。”

我感谢她。我急着回我的房间，去读法比耶娜和雅克的来信。我不知道汤森太太是否已经拆阅过，然后又把它们重新封上。可即便没有，我也无力阻止她日后进我的房间阅读这些信，同样，我无力阻止她阅读他们要我记的日记。

1954年1月20日

亲爱的阿涅丝，

昨天法比耶娜从邮局回来，拿着装在信封里的你给她和我的信。我向她要我的信，她说，我可以跟她摔跤，如果我赢了，我可以得到那封信。我说，她可以改天再给我，或者她可以把信读了，然后替我给你写一封回信。她说，你是不是怕输？我说，我不和女孩子摔跤。她说，别担心，你不会伤到我。

可我担心的不是伤到她。如果我在与她比赛摔跤时输了，全村人会知道这件事，他们会笑话我。如果我赢了，村里的人依然会笑话我，因为我和一个女孩子摔跤。

那天半夜，她把你的信团成一个球，扔到我的脸上。我假装没有被惊醒，等她走了以后，我用手电筒照着读那封信。我希望你可以把信直接寄给我，可法比耶娜说，对她而言，把给我们的信装在同一个信封里、收信人写她的名字，这样更安全。她说，如果记者知道你在给一个男孩写信，他们会大做文章。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我想，她与你那样商定，是为了让她能够读你写给我的信。她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我想，正因为如此，她坚持要夹在我们中间。

村子里太平无事。你的生活听起来丰富多彩。

我想念你。

这封信写得不太好，对于上面我说的有关法比耶娜的话，我感到歉疚。她是你的朋友，我抱怨她，不是君子所为。但你知道她这个人。我怎么也无法理解她。可不管怎样，她是另一个与你亲近的人，所以我原谅她。

雅克

1954年1月20日

亲爱的阿涅丝，

我忍俊不禁地读了你给我和给我哥哥的信。你在给他写信时，听上去像个十足的傻子，那样可以理解。大多数女孩在以为她们恋爱时把自己变成叽叽喳喳的小鸟。我只能说，你要确定，继雅克之后，你不会爱上另一个男孩。雅克——他挺好。虽然他不那么聪明，但比起大多数男孩，我更喜欢他。只要你想，你可以和他恋爱。

但别对他有指望。他是个男孩，很快他将成为男人。男人很容易变心。

自你离开后，发生了许多事。佩雷·吉姆利特死了——也许你已经从你父母那儿听说此事。有一天冰冷刺骨，他在走去屋外上厕所时滑倒，撞到头。可怜的老家伙。他死时膀胱里积满了尿。

两周前，路易莎生下一个男婴，所以你赌输了。他们给他起名皮埃尔。下一个要生宝宝的是约瑟芬，在三月。我依旧押男孩，所以你只能赌生下的是女孩。

上周我去你家，问你的父母可否送我一只你养的兔子。我对他们说，我思念你，所以我想要一点你的东西。我看得出你的母亲不信我的话，但你的父亲说可以。说不定他也思念你。

猜猜他们给了我哪只兔子。再猜一猜，后来发生了什么。

写信告诉我你的一切。记住，一切。

法比耶娜

我刚又读了一遍这两封信，连同那年我收到的法比耶娜写的其他信，包括她自己的和雅克的。我真想知道我给她的信下落如何。她可能没有留着。但也许那样最好。没有人可以在她死后翻寻她的遗物，阅读我的信。

过去，我给我养的每只兔子、鸡和猪都起了名字，但那样并未使它们免遭被宰杀的命运。在我第一次读她这封信时，我想必猜到她讲的是哪只兔子。现在我记不起它们的名字。但即使在当时我也知道，法比耶娜向我的父母索要那只兔子，不是因为她思念我，而是因为她肚子饿。

那天，我读了好几遍那两封信。我给雅克写的信是写给一个想象中的人，但法比耶娜的回信使他变得真实。我把这两封笔迹不同的信并排放在一起，仔细研究。如果汤森太太读了它们，她会不会起疑心？我在房间里走了一圈，直至找到理想的藏匿之所，我离开圣雷米时穿的那件外套的内兜口袋。那外套挂在我衣橱最里面的角落。我把信折好，藏到它的口袋里，然后我把那外套塞进汤森太太给我买的一个行李箱。行李箱配有一个银色的锁和两把非常小的银色钥匙，我试了几次才成功地将锁锁上。在此之前，我没想到我有地方可以把东西藏起来、不让汤森太太看见。我把未上锁的行李箱叠在上锁的那个上面，把一枚钥匙放在装我牙刷的盒子里，另一枚钥匙则收在五斗橱里一双冬天穿的旧保暖袜内。

女生们返校后，那栋楼变了个样。前一晚汤森太太告诉我，她要帮那些女生在学校安顿入住，所以她会暂停一天我的课。她没告诉我要我做什么，我寻思我是否应该坐在会客室里，在其他女生抵达时迎接她们。我可以拿一本汤森太太叫我读的法语书坐在那儿，一本诗集（可我为什么需要读诗呢？）或一本拉罗什富科的格言集（我看了第一页，但我的大脑拒绝吸收我眼睛读到的东西）。或者我可以假装我在笔记本上写东西。诚然，让大家认识我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在学校生活中的接触，这样我不必为我自己的行为作解释。

如今我是《快乐的小孩》的作者，在因此而开始的新生活里，人们无休止地强迫我解释自己的意图和理由。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作者都面临同样的要求。凡是写过一点东西的人均比我更会说明自己的意图和理由。也许我可以仅在沙发上占一个位置，外加那两条狗埃贾克斯和威洛坐在我旁边的地上，我们仨自然得形同会客室里的家具。

可我丧失了实施我这些计划的勇气，我留在我的房间里。我谛听那些女孩的说话声，讲着不同的语言，在这阴暗、潮湿、冷飕飕的冬日，她们的欢笑让人觉得格格不入。即便关着门，我也能感觉到这栋楼里的气氛在发生质的变化。更加温暖亲昵，并带有一阵我不熟悉的樟脑丸和香水的味道。我打了两个喷嚏，幸好我没有离开我的房间。否则每当有女生从我身旁走过时，我一边打喷嚏，一边战栗得像只热切的小狗，那真不可想象！

到下午茶时，我见过了所有女生。她们和颜悦色，有些人用法语跟我打招呼，其他人用英语，那时我已经开始听得懂英语，一点点而已。但很快她们转入三三两两的交谈，急切地询问彼此的近况。

下午茶结束后，一个名叫卡塔丽娜的女孩——她有一头浓密、乌黑得泛出青光的鬈发和一双紫檀色的大眼睛——邀请我和她及她的两个朋友去日光房坐坐。

“你看起来比报纸照片里年纪更小。”她说。她的法语很地道，只是有一点不常见的鼻音。我微笑，不知该同意她的话还是不同意。“难道不是这样吗？”她问她的朋友。她们俩打量我，比起先前和这些女生坐在一起、假装自己是她们中的一员，此时的我出乎意料地感到更加自在，我欣然接受这些女孩投来的关注，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新发现。动物园的动物会不会更乐于被关在笼子里供人观看，而不是获准在森林中和其他动物一起漫步？

“当作家是什么感觉？”另一个女孩玛格丽特问。她的法语听起来滑稽可笑。

“大多数时候我根本想不起自己是个作家。”我诚实地说。

“你打算再写一本书吗？”玛格丽特问。

“每个人都想知道！”第三个女孩说，她叫罗丝。

“我的第二本书将于今年出版，”我说，“但之后呢？我不知道。也许不写了。”

“为什么不写？”三个女孩齐声问道。

“写作很花时间，”我说，“我来伍德斯韦是为了接受我在家乡得不到的更好的教育。”

那几个女孩哈哈一笑，但不是刻薄的笑。“我们没有一个人来这儿是为了接受你所指的教育。”卡塔丽娜说。

“你已经出名，”玛格丽特说，“你完全不用考虑上学的事。”

“是吗？”

“我认为你应该再写一本书，”玛格丽特说，“你可以把我们写进你的书里。”

“对！”罗丝说，“前几天我在晚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在猜测你的新小说会不会以伍德斯韦为背景。要我说，你写一本那样的书再合适不过！”

玛格丽特和卡塔丽娜附和。每个人似乎都对我的前途有一番主张。我微笑着，未加置评。

“你太谦虚，不像文坛明星。”玛格丽特说。

“阿涅丝可能是感到害羞，”卡塔丽娜说，接着她转向我，“我们无意吓坏你，但我们全都渴切地想认识你。”

我问她们，她们的家在哪里。玛格丽特说她来自阿根廷，罗丝来自暹罗（但我觉得她看上去一点不像东方人），卡塔丽娜说她的父亲是意大利人，她的母亲来自美国，他们住在罗马。

“这里所有的女孩都是外国来的吗？”我问，“有没有法国人？”

“你是唯一的法国人，”玛格丽特说，“我要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我的父母。我的姨妈一直烦他们，说他们没把我送去瑞士的学校是失策。现在我的父母可以跟她讲，没有一所瑞士的学校能让人结识一位世界知名的法国少女作家！”

“你的姨妈为什么希望你去瑞士上学？”

玛格丽特一挥手。“哎，那个话题很无聊，不谈也罢。”

卡塔丽娜——我看得出她是三个朋友里的头儿——解释，这里的大多数女生来自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只有她们三人，还有一对来自美国的女孩，不是“女王陛下的臣民”。

“什么？”我问。我不懂那个英语短语的意思。

“Les sujets de sa majeste？”罗丝用法语吞吞吐吐地说。

我不知道她们在谈论的是什么，但我点点头，仿佛我明白了。“可你们都会讲英语吧？”我说。

她们说是的。

后来，吃晚饭时，卡塔丽娜叫我坐到她旁边。“和美让我帮你，”她说，“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你认为你和你的朋友能不能跟我只讲英语？”我问。早先汤森太太告诉我，这里的女生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必须用法语交谈，其他日子说英语。

“只讲英语不行。我们在法语日不能讲英语。此外，我们希望跟你练习我们的法语。”卡塔丽娜说。继而她凑近看着我。“哎呀，别理那些规矩。如果你真想那样，我可以跟你说英语。就怕你听不懂我讲的话！要我现在开始吗？”

“请开始吧。”我用英语回答。

但卡塔丽娜没有马上讲话。她正望着汤森太太，汤森太太坐在桌首一张升高的椅子上，脚下垫着一个用绿色布料包覆起来的脚凳。那样她可以看见全体女生，谛听我们的谈话，卡塔丽娜后来解释道。

汤森太太一言不发，但她的眼睛睁得比平时大。卡塔丽娜点点头。她压低声音叫我勿把手肘搁在桌上，并坐得更端正些，然后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那要求。我道歉，卡塔丽娜说不用感到过意不去。“我们全都知道怎么表现得优雅得体，我们能够筹备一场完美的午餐会，但我们谁也没有写过书。”她说。

如汤森太太告诉过我的，那些女生都比我年长。她们中年纪最小的是玛格丽特，她十六岁。其余的十七岁或十八岁。到今年夏天，卡塔丽娜说，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完成学业，进入上流社会，准备谈婚论嫁。或者，就其中几个英国姑娘来说，她们会入文秘学院就读，然后到外交部工作，她们会在那儿找到般配的丈夫。

坐在卡塔丽娜旁边的女孩——一个名叫海伦的美国人——放下她的刀叉，转向我。“请问，阿涅丝，”她说，我立刻知道她的法语一点不行，“在来这儿以前，你是不是真的 minded”——这个词她用了英语——“猪和山羊？”

“minded？”我说。我记得我认识那个英语单词，但我没听懂她的问题。

汤森太太说：“讲话时不要混用语言，海伦。”

“是，和美。”海伦用英语说，接着又转向我，用法语问我，是不是真的如报上所言，我觉得和农场的动物相处比和大多数我的同龄人相处更容易。

“你不吃肉吗？”我问，并装出好奇的样子。

“但我用不着认识我吃的那些动物。”海伦说。

“太遗憾了，”我说，“它们个个有好听的名字。它们中的有些家伙彬彬有礼。有些家伙不那么懂礼貌。我们曾经养过一头猪，名叫海伦娜，她非常粗鲁无礼。”

我能感到汤森太太在看我，其他女孩也在看我。卡塔丽娜与桌子对面的一名女孩交换了一个眼神。

“好有趣，”海伦说，“我们真幸运，有你在这儿和我们一起上学。”她在话讲了一半时把脸转开。

我看着海伦的后脑勺。法比耶娜可以轻易扭断她美丽的脖子。想到那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可后来，那天晚上，当这个念头重现时，我愕然。法比耶娜不温柔，但她没有杀心。她会对海伦直言不讳。她会抓一把蜈蚣放在海伦的床上，但她绝不会想到用杀人来解决问题。

有没有可能，在法比耶娜和我之间，我才是那个真正病态的人？

我就这样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活，至今，这段时光留给我的记忆好比人们可能记得的一个奇怪而清晰的梦。经过每次复述，梦逐渐完善，提供新的细节，揭示被遗忘的转折。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月光从同一扇窗照进来，擦过镶框的绘有西班牙大教堂的水彩画。我们能否说阳光插着翅膀驰行，月光则仿佛骑在蜗牛的背上？白嘴鸦的翅膀一张一合、一张一合，最后融入暮色，女孩们走出预备学校，打着优雅的呵欠——正是通过这个动作，她们的身体脱离少女时期，等待真正的人生开启。每周五，学校给我们吃英式鱼派，于我是一道佳肴，其他人则挑挑拣拣，显得没胃口，同时回忆着和她们的父母在巴黎的小餐馆或芒通的一家酒店内大啖的蜗牛。但你们这些娇气的姑娘——你们中有谁曾探问过为什么可怜的蜗牛不嫌麻烦地坚持驮着它们的壳，而那壳却对它们起不了一点保护作用？

当季最早绽放的丁香花使空气中芬芳四溢，那香气在夜幕降临后变得更浓。果园里的树开花了：山楂树和沙果树。盛开的芍药绚烂而花期短暂。母鹪鹩飞来飞去，喂哺它的幼雏。三位钢琴家坐在三架钢琴前，弹奏不同的曲子。舞蹈老师的缎子鞋像一对瘦削、无生气的娃娃挂在她的肩上。法国印象派的画和古罗马的雕塑映在玻璃幻灯片上。留声机里传出十九世纪作曲家的作品——他们的名字，如同他们创作的音乐，在我的脑中打转，令我昏昏欲睡。我们有条件想洗多少次澡就洗多少次澡，其他学校的女生可不行，汤森太太时常这样提醒我们。此外，弗拉斯克太太每周来一次，动作利索、一丝不苟地给我们洗头。从早到晚是一天。日日夜夜组成一周、一月、一生。随便把我放在哪个时间点，无论让我朝哪个方向，我都可以追溯我的人生。细节引出细节。人们也许会寄望用那所有细节拼出完整的图画。可是一幅什么的完整图画？我们记得的越多，懂的越少。

在伍德斯韦，一天的日程安排听凭一面锣，一件刻有墨黑的日本字的青铜制品，起初它几乎每每把我吓得措手不及。和其他女生不一样，我没有自己的腕表；汤森太太想必没把那东西视为我衣饰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面锣响起时——宣布开饭、上课、出发去远足——惯常恰好在我正着手完成一项任务之际：照汤森太太的指示，正在洗脸刷牙；正在为一节课、一日游或晚餐挑选合适的行头——在这件事上卡塔丽娜经常帮我，因为有如此多不成文的规定，全体女生里唯独我不知道。

不久我学会了根据汤森太太的规定，令人满意地穿衣打扮。但我的身上有东西是擦洗不掉或一件丝绸上衣遮盖不了的。在伍德斯韦，我第一次尝到麦片，不管在牛奶里泡多久，我仍觉得它吃起来像沙子。看着那些女生在早餐时喝茶，令人不可思议。我在给我父母的一封信里写了此事，我知道他们会肃然起敬。他们会想，我是和什么样的有钱人生活在一起？

上午，汤森太太给我们授课：语言、艺术史、文学鉴赏。午饭后，我们在那栋楼里分散活动，复习我们的功课或写信，或无所事事。然后我们去花园上仪态课：我从头顶一本书开始，其他女生则头顶一个放着一只苹果的盘子，走成一圈。很多人爱打网球——我的房间里有一支球拍，但汤森太太认为网球不是我最优先要学的。雨天的下午，我们聚在一起插花——汤森太太在日本待过几年，从此精通插花。

舞蹈老师格里芬小姐一周到访两次给我们上课。从伦敦来的音乐老师科普太太提着她的小提琴匣盒而至，用一部分时间教拉小提琴的学生，一部分时间教弹钢琴的，还有一部分时间教唱歌的。我豁免不用上乐器课，我的嗓音使我永远成不了歌手。当女生们在那栋楼的各个角落练琴练唱时，我留在汤森太太身边，大声念法语和英语给她听——朗诵技巧，她告诉我，对我来说极其重要。每周四我们前往伦敦，参观博物馆和画廊。汤森太太不是电影迷，这一点引起女生们的抱怨，不过她倒是准许我们晚上听电台播放的流行乐。宾·克罗斯比是所有人的最爱；大家对阿奇·刘易斯意见不一。还有其他人，他们的名字如今我已淡忘。

1954年2月12日

亲爱的阿涅丝，

这回你的信寄达时，法比耶娜立刻把它交给我。当然她先读了，但我想你可能已料到如此。从你给我写信的措辞中，我看得出你在省去那些不希望她读到的话。我喜欢想象那些话：感觉好似我们在她背后偷偷牵手。

少了你，我的生活有一点无聊，不过我没对人们这么讲，连对法比耶娜也没有。我有时走路经过学校大门或村里的广场，留意人们是否在谈论你。一次我听见有个女孩——三个玛丽中的一个——对另一个女孩说：“当作家有什么稀奇？我长大后要做电影明星。”我大笑，笑声之响亮，以致玛丽不得不瞪着眼转向我，叫我别粗鲁无礼。

法比耶娜鲜少与我谈起你。哎，你知道，她不常与人交谈。有几次，我试图打开话匣子聊聊你，可她表现得仿佛她已经把你忘记。她无情无义。昨晚我这么对她讲，可她说，我完全搞错了。她对我讲：因为阿涅丝不在这儿，你很快会交一个新女朋友，而我们，阿涅丝和我，我们无论如何会永远在一起。我告诉她，我绝不会爱上另一个女孩，我只爱你。她大笑，说男人不可信。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绝不会有另一个女朋友。我在考虑存些钱，这样我可以去一趟英国。你觉得你的学校会准许我来探望你吗？

雅克

1954年2月12日

亲爱的阿涅丝，

你的汤森太太听上去像一头用硬纸板做的奶牛，犹如农展会入口处摆放的那种。你确定她值得你浪费时间吗？你认为你决定去英国是不是一个错误？

那所学校听起来最适合德沃先生。他可以谈论哲学、艺术和诗，接着他可以在天黑后穿过走廊，瞥见某个女孩洗澡或更衣。我不知道那可怜的家伙如今一个人在干什么。你认为他会不会在写我们的事？

你没有把那些女生描绘得很到位。在我听来她们全都一个样。如果你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将她们区分开，可以试试这么做：去花园向阳的区域，四下里找一条蛇，在这个时节，它们喜欢在太阳下取暖，但大多数时候它们仍处于昏睡中。抓住蛇的尾巴，从头至尾用力抽打它。如果你的动作够快，没有蛇能有望逃生。相信我：我连续这样干了几天，现在，当我把一条死蛇像鞭子般挥动起来时，连艾蒂安和保罗这样的男孩也不来招惹我。

一旦你弄到一条死蛇，把它向那些女生逐一展示。告诉我她们中谁尖叫，谁要求抚摸蛇身。

不，如果你此刻想的正如我所猜到的，那么你错了。我不吃蛇。我甚至不喜欢杀蛇。但重要的是熟练那项技能。

雅克一如既往地犯傻。他认为他爱你，但我不相信六个月后他还会记得你。我在考虑给他物色一个小女友。我不认为他会忠贞不渝。你敢打赌吗？

法比耶娜

那两封信让我一头雾水。当我给雅克写信时，我想象的是一个长得似法比耶娜的人，但由于他比我们年长几岁，又因为他爱我，所以他不那么变化无常。会不会我想象的那个男孩与法比耶娜想象的那个不一样？她为什么会在她的信里取笑他，他又为何在谈起她时一副不满的态度？当他写道，他思念我、想来英国探望我时，他是不是也在代表她讲话？

自从那些女生返校后，汤森太太益发忙碌，我想她没时间进我的房间、阅读我的日记。罗丝天天盼着她的父母从暹罗寄信给她，邮差来时，她总在门厅桌案的近旁，那日，正是她发现了我的信，把它们拿来给我。汤森太太可能尚未见到这两封信。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冒一丝风险。有一件事我确定无疑：如果它们落入汤森太太的手中，我会有麻烦；她也许会断定，非但雅克是不适合与我通信的对象，而且法比耶娜也会带坏我。我把那两封信读到几乎烂熟于心，然后锁起来藏好。

我想我不可能把一条死蛇带进那栋楼，但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在汤森太太讨论艺术和文学之际任自己走神，我试图想象那些女生看见蛇的反应。我思忖，她们中无人会有足够的好奇心，想抚摸那冰冷、披着鳞片的蛇身。

那些女生返校后过了三周，朗贝尔先生，那位在我抵达伍德斯韦当日与我们搭讪过的摄影师现身来访。我在他要求的每处地方摆好姿势。我甚至穿上我以前在家穿的衣服，让他可以拍几张照片，反映出我首度离开法国农村、下了米克的车、提着行李走过小径、遇到几个女生来迎接我时的模样。在那栋楼里，他让我挨着沙发坐在地毯上，谛听汤森太太给我念书。然后找来埃贾克斯和威洛那两条狗，它们在壁炉前伴于我的两侧。在我的房间，我把一件礼服和一双舞鞋安放在我的床上，我用手抚摸那面料，并照朗贝尔先生指导的，“流露出略带敬畏的向往”。他还拍了几张女生们走在花园里或懒洋洋躺在喷泉旁的照片。

这篇报道能让伍德斯韦受到好评，否则校长不会允许我这么做，他趁汤森太太和女生们回那栋楼去上课时用法语向我解释。汤森太太交代米克留在旁边监督我们。

我感到有义务为汤森太太辩护，不是因为朗贝尔先生诋毁的评语，而是因为他先前向海伦表现出几分关切。如果让他选择，他会把她变成他拍摄的主角。“汤森太太让我免费上学。”我说。

“否则你的房间会空荡荡。招收你对她来说不过是多一张嘴吃饭，教室里多添一个女生。”

“可那些衣服全是她给我买的。你见到那些衣服。你给它们拍了照。”

“我毫不怀疑你凭你自己的本事得来现在的一切。”朗贝尔先生说。

我不喜欢他挖苦的语气，故而没讲话。

朗贝尔先生一边更换他的照相机镜头，一边问我，对把自己变成一名上流社会的淑女有何感想。可我没打算做上流社会的淑女，我说，并且我告诉他，我来上学是为了接受我在家乡得不到的更好的教育。朗贝尔先生微微一笑。“姑娘，你涉世未深，看不破人们的意图。”他说。他让我坐在网球场边的一张帆布椅上，把一个网球放到我的左手里，一个槌球放到我的右手里。他叫我审视那两个球，仿佛被它们之间的区别所迷住。朗贝尔先生拍了几张照，然后停下，告诉我，在巴黎和伦敦，人们传言汤森太太拿我做实验，她计划把我从猪倌改造成淑女，进入上流社交界。“早知道给你带一本登着相关报道的杂志就好了。”他说。

“我在这儿买得到吗？”我问他。

他耸耸肩，挥手指着那花园。“这儿吗？”

我不知道汤森太太是否见过那些文章。“她曾提到，要专门雇人收集剪报什么的。”我说。

“就这样保持那个表情，别动。”朗贝尔先生下令，随后快速拍了几张照。他说他捕捉到了一些好东西。

“什么东西？”

“你刚才的眼神。”他说。

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认为我是否应该向汤森太太询问那些杂志文章的事？”

朗贝尔先生盖上镜头盖，环顾四周。米克在网球场的另一边，清洁和打磨他的园艺工具。朗贝尔先生抓起一把椅子，放到我坐的椅子旁，离得有点过近，但米克没有抬头看，我觉得没必要小心地拉开与朗贝尔先生的间距。他坐下，递给我一支烟。我摇头，他点燃那支烟，自己抽。

“其实换作我是你，”朗贝尔先生说，“我会根本懒得去读那些公开写你的东西。”

“为什么？”

“在我看来，你不像是一个能这样长期坚持下去的女孩。”

“这样？这样什么？”

“假扮神童，让世人看你的笑话。”

“你什么意思？”我说，但我这么问，无非觉得我应在这对话中尽本分。我已然能察觉他会对我讲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否想听那话。

“我的意思是，人们认为他们可以笑话你。你给他们提供无伤大雅的乐子，”他说，“如果有个新闻标题写，《从猪倌变成淑媛》，你料想读者会怎么看你？”

我摇头。这些事也许不知道更好。我寻思巴赞先生是否也读了那些文章，他有没有也把我当作无伤大雅的乐子。

“你有没有想过，比较一下其他人从你的经历中获取的收益和你自己的收获？”朗贝尔先生问。

我摇头。

“瞧，我今天拍下了一些你的十分出色的照片，我将因此获得报酬。可你从中得到了什么？”

我想了片刻。“我今天可以不用上课。”我说。

“我以为你来这儿是为了接受良好的教育，”他说，“怎么，你不喜欢你在这儿学的东西吗？”

“喜欢，我当然喜欢啊。”我说，但我知道他不相信我的话。

“姑娘，毫无疑问你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所以让我和你实话实说。在这儿上完学后，你有什么打算？”

“回法国。”

“届时你将做什么呢？”

一个少女作家在英国的一间淑女学堂上了一年学后做什么？

“这儿教你的——你在这儿学到的东西会对你的前途有用吗？”

“会，我相信会有用。”

“从事什么？当上流社交圈的淑女吗？”

我不喜欢朗贝尔先生一侧嘴角上扬的笑容。但残酷的人不单只有他。许多人逮住机会，扮演一只能将老鼠玩弄于爪子间的猫。朗贝尔先生比汤森太太更坏吗？起码他认为他有责任打破我可能直到那时仍抱着不放的妄想。“你是不是在试图告诉我一些我不明白的事，先生？”

“你给许多人制造了一个有卖点的故事，每个写文章报道你或给你拍照的人都相应地得到回报。这间学校的校长可能是获益最大的人。如果今后几年，她的入学人数增加，我不会感到意外。但这些人——我把自己也算在其中——我们好比蜜蜂。你不是我们唯一的花。一朵花可以盛开多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思考了片刻。“我该怎么做才能变成蜜蜂，而不是永远当一朵花？”

“在那个问题上我没有发言权。”朗贝尔先生说。

“那我应不应该回法国呢？”我问，明知他也不会给出答案。

“我发现雅克仍在给你写信。”一日下午，汤森太太把我叫进她的起居室，拿出两封信让我看，一封是法比耶娜的，一封是雅克的。那天罗丝去取信时想必晚了——我曾稍向她暗示过，说我和她一样，每天都在急切地盼望收到家书，她遂答应替我留意。

我看着汤森太太手中的那两封信。自上次与我谈过雅克的事后，她表现得仿佛已经忘记我装死的插曲。我不知道我能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她的健忘，不过在那些女生返校后，她们占去了她的许多心神。她们是付了钱的顾客，海伦有一次这么向我解释，付了钱的顾客，不管在哪里都比自己出不起钱的人更优先。她的法语不好，但无需把一门语言讲得流利也能出言不逊。

“雅克和你之间有没有任何我该知晓的新进展？”汤森太太问。

“我们之间一切正常。”我说。

“所以他仍是你的男朋友。”

我点头。

“我以为我已经清楚表明，你在伍德斯韦期间不适合有男朋友。”

“其他女生整天把她们的男朋友挂在嘴边。”

“事实不是如此，”汤森太太说，“你误会了。她们谈论的男孩并非男朋友，哪怕她们把他们讲得好似男友一样，实际也不是。在伍德斯韦上学的女孩个个有良好的家世。你年幼得多，你的父母把你托付给我。我有责任确保不出一点岔子。你明白那道理吗？”

我没作答。我的人生自法比耶娜冒出写书的念头起就已走上歧途。我绝不可能沿着这条错误的路走下去，却认为总有一天我会抵达对的终点。

“告诉我，你是不是依旧认为自己在和他恋爱？”

我从来没有恋爱过。此刻她问我是不是在和一个虚构出来的男孩恋爱。要是法比耶娜听见会哈哈大笑。如果我和她在一起，我也会大笑。但这一切与汤森太太毫不相干。我有一个叫雅克的男朋友这游戏要玩多久，不由她说了算。

“阿涅丝，我问了你一个问题。”

“是的。”我说。

“所以你在和他恋爱吗？坦白讲，你还不到谈恋爱的年纪，而且你爱上的是错误的对象。”

“你怎么知道他是错误的对象？”

“你这么问，足以向我说明，你有多不成熟，”汤森太太说，“我认为你应该立刻终止与他通信。”

“可我想要写信给他。我也喜欢收到他的来信。我没有和很多家乡的人保持联系。”

“你的朋友法比耶娜写信给你。还有你的父母。那样不够吗？”

“他给我写信有什么坏处？”我说，“我为何不能有一点我自己喜欢的事？”

“你冥顽不灵。如果一个人的味觉欠缺鉴别力，轮不到她来判定什么样的食物好吃。对于人也一样。你尚未练就识人的本事。”

“你根本不认识他。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我？”

“你对他的了解很深吗，深到使你如此确定他适合你？”汤森太太问，“你令我感到意外，阿涅丝。我以为你受的教养虽然不足，但起码会让你比许多同龄的女孩子胜出一筹，可你的表现证明，你和任何人一样，容易情绪失控。”

在她讲那话以前，我没意识到自己已开始大哭，我一边用衣袖擦去眼泪——汤森太太看了皱起眉头，可她并未递一条手绢给我——一边思忖，那泪水淌在我脸上的感觉多么奇怪。我不是爱哭的人，法比耶娜瞧不起会哭的女孩。

“你何不先冷静一下，我们再接着谈。”汤森太太说。

“你不想我给雅克写信——这是你实验的一部分吗？”我问。

“什么？”

“报刊上说我是你的试验品，”我说，“那位摄影师告诉我的。”

汤森太太翻开她桌上的一本书，研读了几行，然后把书放回另一堆书上。接着她抬起头。“朗贝尔先生吗？”她说，“如果他那样对你讲，他严重违反职业道德。”

“可是真的吗？”

“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否则你不会写出值得出版的东西，”她说，“你可以认为自己是少年天才，但这个世上从来不缺天才，世人也随时准备好追崇下一个天才。在你的出版商眼里，如果恕我对你直言，你不过是一只拴在手摇风琴上的猴子。当你不再写书出版时，你打算干什么？回你的村子，再去养猪吗？结婚，变成一位农夫的妻子，给他生一窝你们勉强能喂饱的孩子？告诉我，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如果你想过那种生活，我可以明天就送你回家。”

我愿意第一时间跳上能载我返家的火车，但法比耶娜要我留在这儿，让我们可以继续写书。

“来，告诉我，你希望我把你送回你的村子吗？”

我摇头。

“你的不知好歹和你的不明事理一样令人震惊。但我何必感到意外呢？”汤森太太说，“行，回到雅克这个话题。让我们瞧瞧他有什么可为自己辩解的话？”

当汤森太太拆开雅克的信时，我没抗议。我要保护的是法比耶娜的信。为了她，我只能牺牲雅克。想到这儿，我涌起一阵忧伤。好似我们听的广播里那些流行歌曲中所唱的：我让你走，因为我爱你。你看不到我笑容背后的眼泪。

汤森太太用几秒钟扫了一遍那封信，然后把它丢给我，一并给我的还有法比耶娜的信，仍封得好好的。“颓废、哀怨之语，全是废话，多愁善感，”汤森太太说，“我看不出雅克的信有何优点。他是个软弱无能的人。”

可是他爱我，除了他，这个世上没有人爱我。我把那封信重新折好，按压平整。

“你必须马上停止与他通信，”汤森太太说，“你何不跟他讲清楚，你不想再收到他的信，你需要把心思集中转移到你的前途上？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写信给他的妹妹，请她向他说明。我不想再见到他的来信，你明白吗？”

“是，和美。”

那天晚上，汤森太太通知我们，今晚我们不听流行乐，要用留声机放点真正的音乐。海伦是唯一在汤森太太背后做鬼脸的人。其他女生尽管失望，却仍聚集在休息室，有些坐在地毯上，凑到汤森太太的脚旁，轮流爱抚那两条狗。

我找了一张角落的椅子。我不懂怎么欣赏那音乐，是一首协奏曲，由一位德国作曲家所写，如果汤森太太决定考我，我多半记不起那作曲家的名字。那首曲子还算好听，但很长，好似我们周末进行的徒步之旅。汤森太太和那些女生口中的风景无非是树、花和间或出现的一条小溪，美丽程度只及圣雷米的一半。

我猜那音乐和伦敦的博物馆、剧院一样，是据说能够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的东西。可首先人得过上一种有意思、值得进一步充实的生活。和我的同窗比起来，我的生活还无任何意思可言。其他人轻松办到的事，我却不行。我的笔迹在我们村里的学校也许受到夸奖，但在这儿，那些女生飘逸的书法使我努力写出的东倒西歪的字沦为笑柄。虽然有些女生讲的法语带有滑稽的口音，但她们的法语读写能力均比我强。那栋楼里到处摆着不同语种的杂志，可我只看里面的图画，至于印的文字，即便是法语或英语的，我也视若无睹。有几个女生——尤其是卡塔丽娜——真心想要帮我，但其他人在我每次犯错时相视而笑。那样的事几乎天天发生。不优雅和无知成为我的标志。

法比耶娜不在意与别人两样。在伍德斯韦这儿，我很在意。

那首协奏曲放完后，汤森太太说，当晚剩下的时光，我们可以自由活动，然后她离开了休息室，埃贾克斯和威洛跟在她后面。有人打开收音机。我决定不留下来。我想待在我的房间，在这儿的生活里，我仍喜爱的只有这件事。

卡塔丽娜跟着我上楼，进了我的房间。“你今晚看起来心情不好。”她用英语说。我找不到比她更忠心的朋友：照我们达成的协议，她始终跟我讲英语，只有在我一点也无法理解她的话时，她才用法语让我能够听懂她的意思。

我不是心情不好。我感到无聊。我想念那片完全由法比耶娜和我创造的天地。要不是法比耶娜深信外面的世界可能有某些有趣的事，我不会抛下过去的生活（我这辈子体验过的最开心的生活）。她认为有一些我们经历不到的东西值得了解。她让我去巴黎，后来又到英国，为的是观察那些陌生人和他们的生活。有一阵子，我努力专注在这项充满刺激的行动上，心无旁骛，但眼前这个世界的新奇之处——柔软的床单、精美的衣服、丰盛的食物、穿得漂漂亮亮的同窗，还有汤森太太，她像休息室里的布谷鸟自鸣钟，一天到晚以相同的顺序重复着相同的指令——迅速失去光彩。这些如天使一般的女生，虽然看起来美得毫无瑕疵，但那是因为创造天使的人都不必具备想象力——只要有一点上好的材料和一套规则即可。这些女孩里无一人会在谈论衣服或跳舞的中途停下来，谛听远方一只猫头鹰隐约的叫声；她们中没有谁会回应那只猫头鹰，发出逼真的叫声，以至于让你确信，在某个地方有一位母亲会看着她年幼的孩子，为已清楚落在那孩子身上的征兆而忧心。我真希望法比耶娜就在我旁边，这样她能看清我所看清的事：我们不需要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丝毫不需要我们。

“嗨，”卡塔丽娜说，“你今晚魂不守舍的。”

我关上房门。在来到伍德斯韦前，我从不知道一扇门的重要性。“我没事。只是近来我非常想念我的雅克。”我说。把我的心情低落归咎于雅克是个简单的办法。这儿的女生谁也不会有别的猜疑。

“你们互相写信，不是吗？”

“是的，”我说，“但和美对此不满。她叫我别再与他通信。”

“和美把你的利益放在首位，肯定是为你着想而作出那个决定的。”卡塔丽娜说。

“她不认识雅克。她的理由站不住脚。”

“别那样讲，”卡塔丽娜告诫我，接着她软化了口气，“你有他的相片吗？”

我从未想过除了他的信以外，有人会索要雅克确有其人的证据。“我们家里不拍照片。”我说。

卡塔丽娜思索了片刻。“我相信你应该知道你比他有更好的前途。”她说。

“大家口口声声谈论我的前途，可谁也不明白，我没有前途。”

“那怎么可能？你是作家啊！”

“你读过我的书吗？”

“和美不让我们读。她说她希望我们认识的只是作为同窗的你。不过当然，她一讲完那话，有些女生立刻找来一本你的书。”

“这儿的每个人都读过我的书吗？”

“不是每个人，不是所有女生都喜欢看书，更别提法语书了。等英译本问世时，她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会读，”卡塔丽娜说，“但我希望你别介意我这么讲。你的书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玛格丽特和罗丝均认为里面的故事令人反感。”

“你也这么认为吗？”

“我没读，”卡塔丽娜说，“你了解我——我没有文学头脑——但罗丝给我们讲了其中几个故事。它们可真骇人听闻！见到你时我们惊讶于你那么友好随和。”

当时我想到，卡塔丽娜、玛格丽特和罗丝要么是真心的朋友，要不然她们实在很会演戏。

“原谅我这么讲，但你以前在家乡的生活听起来可怖极了，”卡塔丽娜说，“根本不是人过的。”

“对我和我的雅克来说，那样的生活挺好。”

“可你现在到了这儿，”卡塔丽娜说，“现在你应该知晓那样的生活惨不忍睹。”

“知道这个有什么用？我跟你们不一样。”

“你比我们所有人更优秀，”卡塔丽娜说，如此真诚的态度，换作一个月前，我会相信她的话，“哎呀，请别这么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你是作家。”

我叹了口气。

“你想继续写书吗？”她问。

“我又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将于今年秋天出版。”

“接下来呢？”

“不，”我说，“我今后不想再写了。”

“真的吗？如果不写书，你要做什么？”

“等我回到法国，我想在巴黎找份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

“当个秘书。或售货员。”

卡塔丽娜哈哈一笑。“你肯定是在开玩笑！”

“怎么了，有一份工作不对吗？”我说。

“你得从事合适的职业，”卡塔丽娜说，“让我想一想，海伦可能会替她的父亲打工，干一段时间，然后结婚。玛格丽特一直说她想为聋哑儿童建一所实验学校。罗丝绝不会工作。菲莉帕或吉莉恩——”她提到的这两名女生，一个来自曼彻斯特，一个来自纽卡斯尔——“她们会找到事做。过完夏天，她们俩都将去上文秘学校。”

“你认为我也能去上吗？”

“你为什么想上文秘学校？”

如果伦敦有文秘学校，我心想，那么巴黎肯定也有。“你以后打算做什么？”我问。

“我没那样的雄心壮志。我想结婚生子。但你，你不应当着急。你肯定不能嫁给雅克。”

我摇头。“我不想嫁人。我宁可找一份工作。”

“到一定时间，你非结婚不可。但必须嫁一个合适的男人。那比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更重要。”

“问题即在于此。不管我找什么工作、什么样的丈夫，在别人看来都不合适，不是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卡塔丽娜说，她黝黑的眼睛流露出分外同情的目光，“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正因为如此，我希望你听从和美的话。她肯定替你做了理想的安排。她也许看上去严厉，但她为你做了那么多。超过她为我们中任何人所做的。”

“你们谁也不需要她多费心。”我说。

“当然也对，”卡塔丽娜附和道，“所以你更加需要信任和美。”

天气转暖，米克花更多时间在花园里干活，他有时喃喃自语，有时带着慈祥的表情说话，仿佛在同那些幼苗和花蕾聊天。他住在门房。有重活时，村里的一个男孩前来帮手，但大部分时候，他独自干活，在校园或那栋楼里忙个不停，他修理松动的窗框，更换坏了的灯泡，四处给墙壁补漆，填嵌水管的隙缝。他与我们打招呼时会点一下头、动动嘴唇，但他从不跟我们讲话，他也不常和厨娘或女仆交谈。我们去伦敦的日子，他开车送我们到火车站，每趟载一半女生。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得出我和其他人不同。

“米克为何从不在我们面前讲话？”一天下午我问卡塔丽娜，当时我们正在看一场网球比赛。我不打网球。玛格丽特和卡塔丽娜在给我上了两堂课后得出结论，这项任务太艰巨，凭她们的力量不行。她们建议我请汤森太太给我聘一位网球教练。我后来想了想，我的生活里没有网球也无妨。

“他性情孤僻，”她说，“我想那一点正合和美的意。”

“他有妻子或家人吗？”

卡塔丽娜哈哈一笑。“你问的这些问题，”她说，“我们不关心。”

“我们不关心？”我说。那些女生似乎成天关心别人的事。前一日，一位记者从伦敦致信汤森太太，为了英文版《快乐的小孩》即将出版而请求采访我。在我告诉卡塔丽娜之际，其他好几个女生缠着我问长问短。

“我们关心，但仅限于该关心的事，”卡塔丽娜说，“还有该关心的人。”

我明白，卡塔丽娜和其他女生对我的兴趣不是无条件的。我很容易变回相反的那类人，一个如同米克那样的无名小卒。

“我们可以去帮米克做园艺吗？”我问。

“我想和美不会同意。”卡塔丽娜说。看到我的表情后，她补充道：“比起插花，你的确更喜欢园艺，是不是？或许你可以问问和美，能否让你照料楼里的一棵盆栽？”

我对卡塔丽娜颇有好感，她充满热血又热心。凡是人，只要没死，身体里都流淌着温热的血，并有一颗温热的心，所以我总觉得这样的形容可笑，不过，就卡塔丽娜来说，这么形容她，她当之无愧。但如今我认识到，她一心想做好人、想做对的事，那样损害了她的个性。她天生有从善之心。她由衷地把与人为善当作乐事。可另一方面，一心求对的结果是什么，搞不好是导致人犯错？清楚汤森太太的心思，替她讲话——这两件事卡塔丽娜做起来易如反掌、胸有成竹，在到伍德斯韦上学前，她想必也替其他有权威的人讲过话，离开伍德斯韦后，她会继续这么做。当时我涉世未深，不懂惧怕像她这样的人。自那以后，我遇到过其他类似卡塔丽娜的人；每次，我不得不重新教育自己，躲开人们的好意。

想到能在花园里独自待上一段时间——有米克在还是只有我自己，无关紧要——我心驰神往。在圣雷米，法比耶娜和我大部分时间在户外活动，远离人群。过去我总以为那是由于我们极度鄙视我们周遭的村民。但区分鄙视和害怕的界线在哪里？靠得太近的人，随时会对我们有所行动。法比耶娜和我曾凭借良好的直觉，与人保持距离，让自己免于遭受我们无法言明的危险，可在伍德斯韦，我不再享受那样的好事。法比耶娜是我抵挡这个世界的唯一盔甲，但隔着遥远的距离，哪怕是最坚固的盔甲也起不到保护作用。伍德斯韦的那些女生漂亮文雅，犹如奇妙非凡的贝壳。在一次去伦敦参观博物馆的远足中我学到，古时候，不同形状和大小的贝壳被当作钱币。但我也记得，在有一次德沃先生拿给法比耶娜和我看的一本旧书里有幅插图：贝壳作为刑具，用来拷打一位因施展巫术而被判处死刑的年轻女数学家。那次，法比耶娜和我难得没有驳斥他教授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惊愕地审视那幅插图，事后还讨论，在那姑娘死后，用于刑罚的贝壳被怎么处理了。

汤森太太忙着下学年的招生工作，许多个下午，她给有望送孩子来这儿上学的父母写信，有时还接待到访的人。我和她一对一的课逐渐减少。其他女生午饭后的活动安排也放宽了。六月，校内将举行一场舞会，附近一所寄宿学校的男生会来参加，那是伍德斯韦的一项传统。女生们憧憬着那个夜晚，憧憬着暑假的旅行和家中为她们准备的东西，有许多可聊的事。我基本插不上话，连最聒噪的女生也不再来问我当一个有书出版的作家是什么感觉。如汤森太太提醒过我的那样，我正在变成无名鼠辈。

我也许应该在意这种变化才对，但我主要感到一种消沉。伍德斯韦丧失了新鲜感。朝夕同一群女生相处，使她们变得与一群羊或一窝鸡无异。我可以随时对她们的叽叽喳喳充耳不闻。我可以扫视她们一遍，却不把她们每个人的样貌看在眼里。如果她们渴求什么，她们不会跑来找我。我没有东西可以满足她们。我宁可身边是我养的鸡。

我苦苦思念法比耶娜。只有在给她写信时，我才能提起劲，集中精神。有一段时间，我把我能想到的一切都写下来：费希尔太太和她做的餐点，去伦敦的一日游，我们周末在乡间的漫步，致信汤森太太、想来访问伍德斯韦的记者和摄影师。我写了学校里的每一个女生。我绝不在我的信里说我思念她，但在给雅克的上一封信里，就是我不得不通知他汤森太太禁止我们继续书信往来的那封信里，我向他倾吐我的心声，说了我不敢对法比耶娜讲的话。

法比耶娜总是及时回信。“没什么大的变化”或“这儿还是老样子”——法比耶娜的每一封信都这么开头，她会列出村里谁降生、谁去世、谁办了婚礼、谁得病。偶尔她会添上一句只有她和我明白其中含义的话。“如今有个人经常去找新来的邮政局长洛尔先生，一位看上去比他年纪更大的妇女。他们说她是他的未婚妻，在锡夫赖教书。这个学年一结束他们便会结婚，之后她会搬到圣雷米。”我在回信中写道：“我寻思，洛尔先生是否会在村里定居下来，直至有一天他丧偶鳏居为止。”在另一封信里，她说有一个比她年长的女孩告诉她，那枚深蓝色的蜻蜓发夹与法比耶娜麦色的头发不配。“她只是嫉妒而已，”法比耶娜写道，“但我告诉她，如果她想要，我可以五百法郎卖给她。她说我疯了，我直接笑话了她一通。”

想到法比耶娜戴着那枚发夹，我心中欢喜。（当她把那只蜻蜓别到她稀疏的头发上时，她在想什么？）但令我非常不悦的是，她竟会愿意拿它换钱。（不过她给那枚发夹开出的离谱价钱也许说明事实正相反。）我从来猜不透法比耶娜的心思。如果她在下一封信里告诉我，因为她不喜欢一条狗的主人，她把那枚发夹藏在一块香肠里，喂给那条狗吃，我不会吃惊。

雅克不再把他的信单独寄给我，但他说，法比耶娜大度地把他的信一并放在同一个信封里。汤森太太尚未注意到法比耶娜寄给我的信件的分量，但我不知道过多久她会发现雅克的这招新伎俩。

他的信继续令我困惑。他和法比耶娜是同一个人，可他又不是法比耶娜。我很了解她的心情，她的心情和天气无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我总能为自己找到一处舒适之所。但雅克的心情似乎更难教人看清。他指责法比耶娜，仿佛对我把她当作我最好的朋友感到生气。他谈论“我们的未来”，可我不明白他指的未来是什么。他抱怨我久久不回去，对在圣雷米的乏味生活牢骚满腹。他老是说他已经存够钱，要来英国看我。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这请求。法比耶娜可以在写信时化作两个人，但她只有一副身躯。即便汤森太太允许有人从法国来探望我，她能冒充男孩吗？

这段时间前后，我在日记里写了一则小故事。我有一阵子没坚持记日记，我推测，过不了多久汤森太太会叫我把笔记本拿出来，让她检查。

我决定写一个园丁的故事。她是一位老妪，眼睛瞎了、满脸皱纹，看上去像巫婆，她的邻居惧怕她。可她不是巫婆，她劝慰自己。不过她的确有着一双能听见东西的手，就跟她的耳朵一样。她知道在暖和的日子，泥土嗡嗡作响，在天冷的日子，泥土颤抖，发出细微的叹息声。一株健康的根会唱歌，死了的根一开口就破音，怎么也找不回准确的调子。花蕾、花瓣和新长出的叶片在讲话、尖叫、大笑或呻吟时声音各有千秋。

一天一次，村民们包围她的小木屋，大喊她的名字，叫她搬走，因为他们不想同一个巫婆为伍。可一个瞎子能够打理一座她看不见的花园，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莫名其妙的人们，那位老妇心忖：如果他们想行动，他们可以把我从这小木屋里拉出去，他们可以打断我的胳膊和肋骨，他们可以把我关在笼子里、让我饿死，或把我丢到一口井里，或对我处以火刑。要除掉一个双目失明、没办法保护自己的老妪很容易。可村民们没有勇气走近她。他们所做的仅是提高嗓门，大声辱骂和威胁她。他们看不出他们的话毫无作用吗？连她的花，听惯了这种种嚷嚷，也自顾自聊天，自顾自合上花瓣睡觉。

一天，趁汤森太太去伦敦办事，我去花园找米克。他正在修剪玫瑰花丛，当我朝他走去时，他点点头，但没停下手里的活。

我在地上坐下，不远处铺了一块防水布，上面整齐地堆着从玫瑰花上剪下的粗细不一的枝条，那一支支玫瑰进一步被剪切成相同长度。我以前就注意到米克的那个习惯。他在开始干活前，先仔细把东西摆好。他刷油漆的刷子和滚筒、他的园艺工具、他的榔头和扳手——所有东西按特定的方式排列，每天一成不变。

“你好，米克先生。”我说。如果汤森太太问我为什么跟他讲话，我可以说我在练习我的英语，我想和一个不会讲一点法语的人聊天。

“你好，”米克说，“有人找我吗？”

所以他会讲话，我心想。我喜欢他的声音，不尖厉也不粗哑。他讲得又慢又清楚。

“没有，”我说，“不过我在想，你是否需要帮忙。”

“帮忙？”

“我是从乡下来的，”我说，“你知道吗？”

他点头。“你在农场长大。”

所以他想必从女仆或甚至从汤森太太那儿得知了我的故事。“我可以在花园帮你。”我说，并加了手势，以防他难以听懂我的英语。如果被汤森太太见到，她会对我的失态流露不满。“我在家干的就是那类活。”

“谢谢，但我一个人可以应付。”

“多个帮手不是可以轻松点吗？”我问。

米克犹豫了一下，认真思考他该怎么回答。“不，对我而言不会更轻松。”

“为什么不会呀？”

“我喜欢一个人干活，”他说，“我好比是单人乐队。”

我不懂他说的单人乐队是什么意思。一时间我们谁也不讲话。他继续整枝，每剪几下后用一块旧布头擦拭手里的大剪子。

“你来这儿多久了？”我问。

米克擦了一下那把大剪子，把它置于其他工具旁。接着他把一架梯子平放在地上，请我在一头坐下，他自己坐在另一头。“我没办法同时干活和聊天。”他说。

我说对不起，我打断了他的工作，可其实我一点不感到抱歉。

“我原来就在这座宅邸，”他说，“汤森太太租下这地方后，我留了下来。”

“所以你以前是这儿的园丁吗？”

“是的。”

“谁住在这儿？”

“布朗太太。”

那位想必是工厂主的遗孀。“她去了哪里？”

“她死了。”

“她怎么死的？”

“她老了。”

“然后呢？”

“她的女儿继承了这座宅邸。她们考虑把它卖掉，但后来决定出租当学校。”

谈话似乎到此为止。如果我想不出别的话题，米克估计会重新去干活。他已经在眼巴巴地望着他的大剪子。

“你一直以来都是园丁吗？”

“至今已有一段时日。”他说。

“你为什么决定当园丁？”我问。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决定当作家，一个我完全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如果我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我可以说因为我爱看人，喜爱被漂亮的东西包围。如果我是园丁，我可以说我喜爱花和树。我有几分期待米克会那样回答我。并且，如果有人教过他怎么不让对话冷场，他该反过来问我为什么决定来伍德斯韦。或是我为什么决定写作。

“让我想一想，”米克说，“我参加完战争回来后——”

“什么战争？”我问。他看上去年纪和我的父亲一样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这场战争前的那场大战，”他说，“我参加完战争回来后，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因此我去祷告。我是天主教徒。我猜你也是，所以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点头，装作我明白。

“我祷告，”米克说，“几天后出现两个空缺的职位——给一位园丁当学徒或到一家罐头厂工作。我再次祷告，走出那间大教堂后，我决定当园丁。”

“是上帝叫你选择园丁吗？”

“我不能讲。祂没有说得那么明确。”

“但你喜爱花和树吗？”

米克思索那个问题，好像它是一项他必须通过的高难度测验。“和喜爱没有关系。”他说。

“噢。”我说。聊到那儿，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接话。我希望他可以问我几个问题。他可以问我，我是不是因为喜爱写作而成为作家，然后我可以说，那个决定和喜爱无关，正如他不是出于喜爱而决定当园丁。

“我写书。你知不知道？”在感觉米克似乎没打算反过来问我时我说。

“嗯，我听说了。”

“我不爱写书，所以我明白你的意思。”

米克点点头。

“你想不想读我写的书？”我问。

“我读不懂法语，”他说，然后看着他的手掌，仿佛被当场戳中了痛处，“我在法国打过仗。”

“噢，”我说，“但会有英语译本。我可以替你要一本。”

他感谢我，但说他有太多活要干，抽不出时间看书。接着他拾起他的大剪子。“我想你该回那栋楼去了。”他说。

“汤森太太今天不在。”我说。

“你没有作业吗？”

我看得出他希望我别打扰他，一时间我想不到别的可以讲的话。

“我听说，你没到户外活动时间就去了花园。”那晚稍晚时汤森太太对我说。

我不知道谁告诉她的。米克和我是坐在树篱后面聊天的。

“我去透透气。”我说。

“你一个人吗？”

“和其他女生一同在这栋楼里时，我无法专注于我要写的书，”我说，“我可以在这栋楼里做别的功课，但思考写作，我需要在露天下才行。”

这是假话，但在说出口之际，我纳闷我怎么从未想到用我的写作当借口。

“所以你终究已经在考虑你的下一本书了。”汤森太太说。

“有一点眉目，是的。”

“你在创作时要到处走走，这说得过去。你以前写东西时也常那样吗？”

“是的。”我说。

“你有没有想好下一本书叫什么？”

“我考虑给它起名La Foret de la Sorcière。”我说。《女巫的森林》。伍德斯韦周围全是树，但这里没有一座森林适宜女巫居住，所以如果我取那样一个书名，没有人会说我写的是在这儿上学的生活。

汤森太太打量我，我努力消除脸上自以为流露出的得意之色。轻易讲出的谎言很可能轻易成真——我以前怎么不明白这道理？

“你看起来踌躇满志。”汤森太太说。

“因为那本书吗？”我说，“想到写作我总是心情兴奋。”

“什么使你改变了主意？几个星期前你显得犹豫不定。”

从去年的几次巴黎之行中我学到，我不必回答媒体提出的每个问题。有时最佳的反应是沉默。我摇摇头，仿佛我自己也困惑不解。

“可能是你逐渐习惯了这儿的生活，”汤森太太说，“你安定下来后，感到准备就绪。”

“是的，你想必讲得对，和美。”

“你说你更希望有一些独处的时间，让你能够思考，”她说，“上学令你心烦意乱吗？”

“不，一点没有，”我说，“我喜欢学东西。只是我不习惯身边时刻有人。在家时，我经常一个人四处游荡。”

“确实，可想而知。如果我允许你每天下午自由活动呢？你认为那样会促进你的写作吗？但我必须指出一点。那个书名不大合适，”汤森太太说，“稍微有些……幼稚和普通。里面的女巫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那问题。

“你有没有在日记里写过那个女巫？好吧，不管有没有，都把你的日记拿给我看。”

我没法立刻编出一个谎话，所以只好取来我的日记本。汤森太太快速翻阅。“你没有一直按时记日记。”她说。

“对不起，和美。”我说。

“话说回来，在和其他女生的相处中，你向她们学习，不是吗？当然，也向我学习。”

“是的，和美。”

她又翻了翻那本日记，读得更加仔细，她不赞同地噘起嘴。“近来我事务繁忙，我能看出自己疏忽了对你的教导，”她说，“你刚来时，我鼓励你随性发挥、照自己的风格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现在我看得出，你还未脱离那个异想天开的阶段。事实上，我可以告诉你，你走错了路。这一个个故事，写鸟和驯鸟的人、老虎和狐狸、孪生猫头鹰、会讲话的花、女巫和森林——它们远低于我对你的期许。”

她接下来会怎么做？告诉我，我的成就不是靠自己得来的？

“你的第一本书之所以引人瞩目，因为它如此诚实而毫不留情地刻画了你在农村的生活。你的第二本书出版时，我猜人们会讲同样的话。既然环境背景发生了变化，也许你可以用同样写实的手法描绘你的新生活，而不是写这些荒诞离奇、无意义的东西，”汤森太太说，“你的目标是要运用你的眼睛和耳朵，取代你平庸、幼稚的想象力。”

我看着她，不知道什么样的表情才恰当。

“我给你的新作想了一个更好的书名，”汤森太太说，“叫《天堂里的阿涅丝》怎么样？”

“阿涅丝——我吗？”

“记得你的法国出版商对你讲的话吗？人们对你在英国上学的经历感到好奇，这下一本书应该和伍德斯韦有关。你不同意吗？”

“是，和美。”我说。我业已后悔说什么要再写一本书。

“不过，我对于你至今取得的进步还是很满意。”汤森太太说。

我想到她和我一样善于撒谎，我感谢了她的肯定。

“另外，我认为现在是动笔写新书的最佳时机。你已适应了这儿的生活节奏，但你获得的印象和感受仍是新鲜的。你觉得呢？我十分乐意协助你创作这本书。那位帮过你的邮政局长，他叫什么来着，你的第一本书有他的部分功劳，不是吗？”

“德沃先生，”我说，“是的，他教了我一些东西。”

“你仍和他保持联系吗？”汤森太太突然一脸警觉地问。

“不，他去年搬走了。”

“他没给你留下他的新地址吗？”

“没有。”我说。

“真遗憾。他在你事业起步时帮了你。你想念他吗？”

“想念他？当然没有。”我说。

汤森太太打量我的脸。会轻易撒谎的麻烦是，在我讲真话时，那话听起来也像谎言。“尽管他帮了你，你似乎已经把他忘记。”她说。

“我没忘，”我说，“但你告诉我，我必须向前看，追求新的生活，和美。”

“没错，”她说，“忘记帮过你的人当然不行，但我们应该欣然接受改变。”她提醒我，在创作这本书期间如果需要她的帮助，我可以去找她，她随时有空。

我觉得自己好像我们上学时读的《拉封丹寓言》里那只乡下的老鼠。这世界多么辽阔，当那只老鼠出发要去探险时，它高喊，庆贺自己不再是一只乡下的老鼠，而是一个精明老练的家伙。它看到沙滩上有一只牡蛎，它对自己说，见过世面的食客会懂得品尝牡蛎，于是它把头伸进打开的壳里。和那只老鼠一样，我被夹住。我完蛋了。

那晚，我写信给法比耶娜：“我不知道现在我是否应该考虑写一本新的书。人人都说我在这儿上学的经历会令我的读者感兴趣。你觉得这个主题怎么样？”

“汤森太太准许我，只要没课可以在户外活动。”过了一天后我对米克说，他正在除草，当时是下午两三点钟，女生们在楼里，要再过一个小时才到花园来。

“那很好。”他说。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忙。”

“我恐怕不需要任何帮手。”他一边说，一边整饬挖出的一株蒲公英的叶子，仿佛在梳理一个小孩稀疏的头发。

“但我仍可以在旁边和你聊天吗？”我说，“我可以陪你吗？”

他把泥铲放到花坛边沿，抬头看我。我发现他的眼睛凑近看，和汤森太太的一样，是灰绿色。

“问题是，我不擅长聊天。”他说。

“噢，”我说，“可你现在就在和我聊天啊。”

“为了跟你讲话，我必须停下手里的活。”

我在脑中把要说的话组织好，然后开口：“如果你助我一臂之力，我将加倍感激。”

天知道米克听了我的话作何感想，他通常表情木讷的脸上突然绽放出孩子般的笑容。

（加倍——我通过谛听那些女生讲话，学来了上述表达，现已成为我最爱的短语之一。加倍、再加倍——即使到今天，我仍喜欢在处于做算术的心情时对自己重复这个短语。把人生的快乐加倍，不会抵消我们的痛苦。把快乐减半，依然还有足可减半的快乐。的确，人生有时是一场恶作剧，加倍挥霍又加倍吝啬。我有个习惯，和我的鹅讲话像在跟我自己讲话似的：你们加倍可笑。你们加倍自豪。）

我试图再想一个理由，防止米克拒绝我。如果我告诉他，我的窗户在暴风雨来时当啷作响，声音太吵，他将不得不替我修理。“汤森太太鼓励我写一本书，讲述我在这儿的生活，”我说，“也许你可以帮我。”

“我有什么能帮忙的地方？”他一脸不解地问。我不知道我可以编出什么答案令他信服。我不是法比耶娜。她的思维像鸟一样机敏。我的思维好比火车，必须有人为我铺好轨道才行。

“我看不懂法语，也不会写。”米克说。

“我喜欢讨论事情。这样有助于我思考。”

“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你不能和那些女生讨论吗？”米克问，脸上流露出真心好奇的表情，“或是汤森太太？”

“汤森太太人很好。那些女生也很友好，”我说，“但你瞧，我不一样。人们在报上称我是猪倌和放羊的。他们把我叫作农民少女作家。有些事情，汤森太太和那些女生不了解。”

米克严肃地点点头。他面露同情之色，我感到过意不去。我在努力把我的脑子变得像鸟儿一般机敏，结果却仅是像笨拙的大黄蜂那样乱扑腾。

“我理解你的心情。”他说。

“你理解？”

“我时常觉得人们不可思议。”

“什么样的人？”我问，“怎么不可思议？”

“大多数人。你讲得对，汤森太太和那些女生与你是不同世界的人。但我认为那不是人们觉得彼此不可思议的唯一原因。在我的家乡，我从小到大都觉得自己和大多数人不一样。”

“你在哪里长大？”

他告诉我他家乡的名字。“那儿离布莱顿不远。”

“我不知道布莱顿在哪里。”

“我也搞不清地图上你的村子在什么位置。”他说。

“话说回来，你为什么觉得自己不一样？”我问，“你哪里不一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或哪里不一样，”他说，“只有上帝知道，我不问。”

在米克眼里，我从圣雷米来到伍德斯韦也是上帝的旨意。但实际促成这件事的是法比耶娜。“我在家乡有个朋友，”我说，“我们总觉得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

“是那位大家都在谈论的邮政局长吗？”

“你听说过他？”我说。我寻思德沃先生是不是比我更加出名。

米克露出窘迫的表情，仿佛被我逮到他干了偷鸡摸狗的事。“我看报纸，”他说，“在你来以前，这儿的报上刊登了一篇介绍你和那位邮政局长的文章。”

“那份报纸怎么讲他的？”

米克摇摇头。“没什么重要的内容。一点胡乱的推测。”

我请他把推测一词拼给我听，从而让我能够确定，它和我认识的那个法语词是一致的。“你在报上读到的推测是什么？”

“说没有人确知，你写的这本书，真正的作者会不会是那位邮政局长。”

我把我的下巴搁在膝盖上。那个推测并非不实。但我仍然感到泄气。

“人们喜欢评断他们不懂的东西。”米克说。

“像是我怎么能写出一本书？”

“当人们能够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时，他们会自我感觉更加良好。”

“这儿的人其实一点也不了解我。”我愁眉苦脸地说。

米克点点头。“没关系。事实上，他们一点不了解你，那样更好。”

“为什么？”

“那样更方便一个人独处。”

“你喜欢一个人独处吗？”

“喜欢。”

“可我也是一个人，”我说，“我不喜欢一个人独处。”

“你会习惯的。你瞧，如果那些女生里有谁抱怨一件事……”米克一边说，一边朝那栋楼侧过头，“如果她们抱怨一件事，我们无法直接说：你会习惯的。但你不同。你知道一些她们永远不会知道的事。”

以上是米克对我做过的最长的发言，也是他对我说过的最体贴的话，但那话无济于事。我告诉他，我在家乡的朋友不是那位邮政局长，而是一个和我一起长大的女孩。“她叫法比耶娜。”我说。我想听到她的名字被大声讲出来，让她和我一样，成为这座美丽的英式花园里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她比我聪明，”我说，“我来了这儿，她却没有，这样不公平。”

米克看着我。被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同情会把法比耶娜气疯。她会想办法嘲弄米克，正如她嘲弄德沃先生一样。可米克不同——他沉默、温和，犹如一棵不会伤人的树或一头害羞的动物。我考虑告诉他，写那些书的人其实是法比耶娜——一个我不会向其他任何人透露的秘密。让别人为那神秘的农村邮递员抓耳挠腮吧。只有像米克这样的好人才得到奖赏。“你瞧，全靠法比耶娜，我才有今天的一切。”我说。

米克点点头。他没明白我想告诉他的是什么。“我在你这个年纪，也有一位好朋友。”他说。

“他叫什么名字？”

“威尔弗雷德。”

“所以你会和他聊天吗？”

“我们聊得不多，”米克说，“我们俩都是不爱讲话的人。”

“法比耶娜和我聊天，”我说，“聊个不停。哎，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只能通信。”

“你们有幸可以互相写信。威尔弗雷德斯死于战争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吗？”

“是的。”

我说听到那消息我感到难过。“我的哥哥因刚结束的这场战争而去世，”我说，“哦，他不是死于战争中，但我的父母仍认为是这场战争夺去了他的生命。”

米克点点头。

“我的朋友法比耶娜，她的姐姐也死了。”我说。我没有讲她是死于截然不同的原因。要说她的死也是由于那场战争，并非完全与事实不符。

“战争夺去很多人的生命，”米克说，“尤其是年轻人。你可以讲，他们死了、我们活着，这样不公平，但那种事，怪不了任何人。”

“这儿的女生比较幸运，”我一边说，一边朝那栋楼侧过头，学我之前看米克做的动作，“她们生活在天堂。”

“那一点我们可说不准。”

“但汤森太太认为这儿是天堂。她希望我写一本书，讲我在这里的生活，”我说，“她让我给它取名《天堂里的阿涅丝》。”

“你想写那本书吗？”

“我不知道。”我说。接着我记起我们学过的高明的谈话技巧，遂问他：“你有何看法？”

他摇摇头。“我无权发表意见，但如果你写一本书，讲你在这儿的生活，没有人可以说真正的作者是你的那位邮政局长。”

米克一个人住，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妻子。也许他终身未娶，要不然像德沃先生一样，已经丧偶。我考虑找个借口去门房一趟，看看里面有无妻子的踪迹。在德沃先生家里，大量迹象证实女人的存在。缝补蕾丝桌布的针脚整齐细密，唯有仔细看才能发现那桌布曾经破过。书架上有个百合花形状的小模具，用来收集蜡烛融化的蜡油，我向法比耶娜指出那东西时，她说，可能每次德沃先生想跟他的妻子发生关系时，会点燃一根百合花形状的蜡烛表明他的愿望。我说，也许是他的妻子呢，用那蜡烛来让他知道她的心愿，但法比耶娜对这种可能性仅是嗤之以鼻，说没有女人会那么蠢。有一次，德沃先生请法比耶娜和我从他妻子留下的围巾中各选一条，他要送给我们，法比耶娜的回应是，我们不需要一个老头子的礼物。如今我想到，我们令他难堪、伤他心的次数比我们原本意识到的多。如果照法比耶娜使我和大家所相信的，德沃先生向她示过爱，要她当他的情人，那他不可能是老头子。我不知道男人得要多老才会终止对女人的欲念。米克会知道，但我必须先多了解他一点，才能问他那个问题。

我决定找个借口去门房拜访他。我可以说是为了我要写的书。

我没有向汤森太太或那些女生隐瞒我在写新书的事。我不是以付了钱的顾客身份来这儿上学。相反，我好比米克新移栽到花园里的一株玫瑰：我必须被悉心看护，直到开花为止。汤森太太在我没有变作一件符合她设计的产物前绝不会满意。兴许我应当把那种做法视为关心的体现，她关心我胜过关心其他女生。当然，她们不久将离校，而且她们为她带来了钱。可我带来的是摄影师和记者。

汤森太太给了我五本漂亮的笔记本。它们包有柔软的皮套，颜色是类似蛋壳内侧的青白，捧着令人赏心悦目。她还把自己的钢笔送与我；那支笔的笔身手感光滑，以浓重的褐红色打底，配上螺旋形的大理石花纹和一道道金色的直线条纹。她说这支笔出自她最喜欢的荷兰钢笔制造商之手，然后拧开笔帽，给我看那笔尖，是金制的，刻有复杂精细的图案。“我本想给你买一支新的，”她说，“但钢笔如同狗或鞋子，它要用上一段时间才称手。这支笔陪伴了我十余年。现在写起来最顺畅。”

我说我绝不能收那支笔，但我这么讲只是为了让她能够坚持她的慷慨大方，驳回我的意愿。我不知道从何时起领悟到这个我须要和她玩的游戏。这个游戏有着清楚成文的规则和可以预料的结果，但我仍然有责任演好我的部分。

天气好时，我在花园里待上一两个小时，这期间其他女生在弹钢琴，拉小提琴，写信，看时尚杂志，学习把自己打扮得更加好看。我不是次次都特意去找米克，但有些日子，在他干活时，我会坐到他旁边。不久，他让我完成一些零星的差事——分苗、在万一我剪歪了也不会真有人注意到的地方修剪树篱。我知道他更喜欢一个人独处，但如果我尽量不出声、尽量不表现自己，那样岂不就能让他觉得和以前一个人时差不多？

汤森太太有时顺路过来看我，显出满意的表情。我告诉汤森太太，在花园干活利于我思考我要写的书。她没有给那些女生开设园艺课，她解释说，对她们未来的人生而言，插花更加适宜。“但对你而言，从事园艺似乎是个明智的选择，”她说，“许多写作的人也擅长园艺。你听过那句话吗，每个大作家的身后有一座大花园？”

至于我宣称正在写的那本书，我不难看出什么样的内容符合要求。我获得机会，体验一种我以前连做梦也没想过的生活，世人希望了解那生活的内情。我无须编造任何东西。我的人生已是一则童话。如果世人想听我讲那个童话，何不满足他们？我心想，一旦这本书出版，汤森太太也许会认为把我留在伍德斯韦不再有利可图，于是她会送我回家。

我不是头一个擅闯天堂的人，但不同于其他犯事者，对我的惩罚不是驱逐。相反，我要服的刑是为天堂令人惊叹的美好作证。很快我开始相信我脱身的唯一希望是把这本人人想看的书写完。只有到那时我才可以回家，继续我与法比耶娜为伴的生活。

我从我启程去巴黎的那日写起，而后横渡英吉利海峡到伦敦。要描绘哈罗德百货公司不难：店里的连衣裙和帽子，漆皮鞋和轻薄的长手套，裹着毛皮大衣的妇女，穿着绿外套的看门人。当书里的故事跟随我的脚步来到伍德斯韦后，我描述这栋房子的每一层楼，地毯的图案，我窗外的果园，装在镜框里、陈列于走廊的日式扇子。我没有给谁更名换姓，但在书里我不称呼汤森太太和美，只叫她汤森太太。那些女生的形象与她们在我生活中的一致，芬芳得宛如春天的紫罗兰。她们谈天说笑、翩翩起舞，晚上她们跟着收音机里的美国流行歌手一起唱歌。我描绘她们的衣着、她们的发型、她们怎么讨论摆在她们面前即将开启的真实人生。我投入较多时间描写卡塔丽娜：她的黑眼睛、她动不动发出的笑声、她圆润的肩膀和强壮的四肢，她在经常由她自己组织举办的网球比赛中轻松取胜。我没告诉她，她将出现在我的书中。有朝一日，我心想，她会翻开一册书，然后尖叫。她会朗读里面的段落给她的丈夫听，她会把这本书留给她的子女。瞧，我出名了，她会告诉他们。我曾和一位知名作家是同窗友人。

当然在这本书里，随处可见汤森太太的身影。我把她的外貌写得年轻了一点（但不是太年轻），身形没那么魁梧，优雅得宛如她挂在教室里那些照片上的东方兰花。她绝不对谁发脾气，连最喜怒无常的女孩也视她为知己。我写她花很多时间教我英语和法语，我感激她无限的耐心，并为自己不得不令她失望而难过，因为我学识不足、字写得丑、缺少娉婷的身段穿她给我买的漂亮连衣裙。

我思忖要不要把米克写入我的书里，不是塑造成那个头上有鸟巢的红发男人，而是作为我的好朋友。我可以仅就他洋洋洒洒地写很多，但我预感到汤森太太不会赞同。相反，我描写我和我的同窗在花园里晒太阳，我们个个觉得自己像初绽的玫瑰一样美丽。

这本书的创作进行了一个星期后，汤森太太叫我把到目前为止写的东西拿给她看。我说，我会清楚工整地抄写一份给她。她当即回绝了这主意，我料到她会如此。能够预期她的动向并采取相应的对策，这让我乐在其中，这种快乐类似我看卡塔丽娜在网球场上截击对手的空中球时所获得的快乐。

第二天晚上，正当女生们在休息室里坐下准备听广播节目之际，汤森太太把我叫过去。那两条狗占据了她脚边的位置，她示意我坐到面朝沙发的一张直背椅上。这不是个好兆头。当她心情较好时，她让女生们坐在她双脚四周的地毯上。

“来，”她说，“告诉我，对于你目前写的东西，你怎么看？”

我从她的外表察觉不出明显的不悦。汤森太太不是有耐心的人，而且我注意到，比起和其他女生讲话，在和我讲话时，她更少努力掩藏她脸上或话音里的怒火。

“我不知道，”我说，“我还没写完。”

“我知道没写完，”她说，“但你喜欢你已经写的部分吗？”

我思考了片刻。“我认为开头不错，”我小心翼翼地说，“但有些地方，我希望可以改进。”

“什么样的地方？”她问。

我任我的目光飘向她身后的书架，期待自己已露出那种以前被报纸形容为一头雾水、无言以对的表情。“我说不上来，”我回答，“我只是感觉有。”

“很好，”汤森太太说，“与我想的一样，阿涅丝。迄今为止你写得不错。”

“是吗？”

“我不是说无可挑剔。我同意你的话，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但你迄今的表现超出我的期许。”

我习惯了挨汤森太太的批评，以致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你有所成熟，脱离了你头两本书病态的幼稚，你也不再对童话情有独钟。记得吧，仅是前不久你还在日记里写那些异想天开的故事。对大多数与你同龄的女孩而言，这些故事可能无伤大雅，但我对你有更高的期望，你明白吗？”

“是，和美。”

“我很高兴看到你已走出那个阶段。你更加自信，你捕捉到某些飘忽不定、火花四射的东西，正符合一个像你这般处境的女孩。”

我环视我身处的环境，一切熠熠生辉。

“但如我所言，有些地方我们必须修改。要修改的一个原因是，尽管你有进步，你的法语文法仍存在不少缺陷。”

“对不起。”我说。

“无需道歉。提高你的水平是我的职责，我把你带到这儿来上学才四个月。而且，文法问题容易解决。你的那位邮政局长做的正是这工作，难道不是吗？让我替你润色几处地方决无困难。”

大家在提到德沃先生时均称他是“你的那位邮政局长”。他和我的书一样，都不是属于我的。

“另外有个地方我觉得格外耐人寻味，”汤森太太说，“你似乎不愿写太多有关你自己的事。你同意吗？这种不情愿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吃了一惊。我以为我写的一切都和我有关。“不情愿？”我说。

“我该怎么讲呢？在这些章节里，独独你显得最教人捉摸不透。”

“教人捉摸不透？”我说。我不记得报纸和评论家曾用那个词形容《快乐的小孩》。

“没错，教人捉摸不透。”汤森太太说。她拿起一本自我来了以后她一直放在咖啡桌上的《快乐的小孩》，翻到做记号的一页。“你瞧，如果你读一下上面这段话，写你目睹比你年长的女孩分娩，或这页上的一段话，写你把正在互相缠斗的猪分开。虽然你没有确切道出你在那种时刻下的心情，但你的行文简练，我们能感受到你的感受。”

我不知道她说的简练是什么意思。

“这本书里记叙了许多野蛮的时刻，但你的文笔具有一种特殊的清晰性。犹如钢琴弹奏的一曲完美的C大调。”

这下我彻底糊涂了。我寻思汤森太太是不是忘记我不用上音乐课。

她朝角落的那台竖式钢琴走去。这栋楼里有三台供学生练习的钢琴，但摆在汤森太太起居室里的这台是她专用的。她连续按了几个琴键。“你听着觉得怎么样？”

“响亮？”我说。

“你的头两本书就像这样。清澈、纯净。写出头两本书的你，心灵没有蒙上一丝阴云。”她说。接着她弹了几个别的音符。“这几个音怎么样？”

它们一样响亮，但我深知不能那么讲。

她又弹了一遍那几个音。“这几个音在你听来怎么样？”

“含混不清？”我试探性地说。

“一点没错。”她说，随后弹了一首陌生的曲子。“这首曲子听上去更近似你过去几周里写的东西，有一点朦胧、有一点模糊，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我听不出区别。同时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跳加速。是不是就在这一刻，我将被揭穿是个冒牌作家？

汤森太太回到沙发上。“你脸色发白，”她说，“怎么了？”

我说我的新书没有写得很对，我感到歉疚。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她说，“我仅是点评几句。而且诚如你自己讲的，这只是开头。”她示意我坐到她身旁，伸出一条胳膊搂住我的肩。“我想你误会我了，”她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将齐心协力，让这本书变成杰作。”

几天后，汤森太太交给我一个信封，她装作再三检查寄信人的名字和地址，然后捏了捏以示那信的厚度。“你的朋友法比耶娜有很多话对你讲。”她说。

“呃……”我说，“她经常把我们村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我。”

“她是不是也在帮她的哥哥传信给你？”

“雅克吗？不，不可能。他们关系不好。”

“你有没有照我的吩咐，写信给雅克，告诉他别再给你写信了？”

“有。”

“他有给你回信吗？”

我摇头。当汤森太太的目光继续盯着我的脸时，我向她解释，法比耶娜和雅克家境贫寒。“如果他们手足情深，他们不会分开寄信给我，”我说，“谁都会认为，他们分开买邮票和我通信是浪费钱，可你瞧，他们水火不容。”

“结束你和雅克的关系，你不觉得难过吗？”

有一刹那，我考虑要不要再度装死，整个人僵住，仿佛没听见她的问题。但法比耶娜的信仍被汤森太太攥在手中，如果我讲出一些激怒她的话，恐怕会拿不到那封信。我迟疑地摇摇头，说我正在努力忘记雅克，创作我的新书有助于我不去想他。

汤森太太颔首，把那信封递给我。“你可能会稍许伤心几天，但人生若没有一些小小的痛楚算什么人生？”

1954年5月5日

阿涅丝

你说你在动笔写一本新书是什么意思？那是我这辈子听你讲过的最蠢的事。首先你根本没那么聪明。

法比耶娜

1954年5月6日

亲爱的阿涅丝

感觉我们已经分开了数载，但日历显示才四个月。我无聊。我并非没有一些可以晚上一起出去玩的朋友，只是我觉得他们没意思。他们只要喝上几杯就会自我感觉良好，或感觉累得可以上床睡觉，好像他们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如果他们走运，如果他们能找到一个陪他们溜达或跳舞的姑娘，他们便表现得仿佛自己是世界之王。他们让自己活得多么可怜、无望。

要不是有你，我可能会变得和他们一样，交一个没多少生活阅历的女朋友，最终娶一个不是太令人反感的姑娘为妻。

哎，结婚是一件愚蠢的事。阿涅丝，我希望你别误会我的意思，但在我看来，你和我不需要结婚。必定有比结婚更好的选择。

法比耶娜照旧心情阴郁。或许她也感到无聊极了。真遗憾，让两个无聊的人在一起，他们决想不出互相逗乐的点子。

雅克

1954年5月7日

阿涅丝

我决定再为你浪费一整张纸，但你亦应了解，我不会永远这么傻。

昨晚我告诉雅克，他是个白痴，认为自己的爱有何意义。我没给他机会重复他一贯的话，说他了解你、信任你，你们俩已经在一起计划你们雄心勃勃的未来。我向他指出，你并未同意他去英国探望你的提议。那样岂不向你说明一切？我对雅克讲。你难道看不出，阿涅丝现在不需要你了？

我该做什么？他问我。

我告诉他，他应该参军。

为什么？他问。

世界上不只有圣雷米一个地方，我说。如果他在这儿找不到他中意的聪明或有意思的姑娘，他可以离开。不要让自己困在圣雷米，我提醒他。只有女孩子困在这地方。

阿涅丝怎么办？雅克问。我答应会等她。

她不会回来了，我说。你想不想打赌？我问他。

他说他愿意拿他的性命打赌，你一定会回来。

我的天哪，他真是个大傻瓜。

我告诉他，他应该去墓地，开始给自己挖坟。

法比耶娜

这几封我在晚餐铃响前反复阅读的信像乌云般笼罩在我头顶。法比耶娜和雅克都对我不满。我在我的信里向法比耶娜解释了我目前不得不动笔写书的原因，我等不到回家后和她一起写，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写，他们不会放我走。要么是她拒绝理解这番缘由，要么是她的怒火有她自己的原因。

法比耶娜说圣雷米是个困住女孩的地方，她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很久以前已认定生活中唯一要紧的是由我们两人创造的部分。依据法比耶娜的心情，圣雷米有时沉闷，有时恼人，有时还算有点乐子。直到我们开始去找德沃先生后，我们才对圣雷米以外的世界有所了解。也正因为如此，她打发我去巴黎和英国。我照做了，如今我知道，她要我去见识一下的世界如同汤森太太带我们去博物馆和画廊所看的艺术品：表现的景色具有独特的基调；肖像画里的男女戴着漂亮的帽子和精美的首饰；时而赤裸又常常扭曲的人体被认为代表了古希腊的神或出自《圣经》的人物，无论多么希望他们有不一样的命运，他们依旧保持赤裸、扭曲的姿态。但这个世界的新鲜感正在走味。恰是在我离开圣雷米的那几个月里，我开始意识到一件事：只要和法比耶娜在一起，我不怎么在乎我有什么样的前途。

法比耶娜无聊。我也无聊。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出于相同的原因而感到无聊。当她觉得百无聊赖时，她会自创游戏让我们玩，我知道，她创造那些游戏的动力来自她受不了无聊，如同她受不了我们周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不怕无聊，可我担心如果她战胜不了无聊，会出大乱子，会有某些致命的、将永远改变她和我的事发生。我愿意一切听命于她，只要她觉得生活有意思即可。

眼下，我从她的信中察觉到情况紧急。如果下周她写信来，声称雅克因意外溺水或突发疾病而身亡，我不会惊讶。我寻思，那样是否能给我一个借口回圣雷米。

把我塑造成少女作家、送我出去见世面的这个游戏正在变得没有新意。到了该结束它的时候，这次，轮到我单独行动。

第二天，汤森太太在我正要去花园时派人来找我。我本来计划问米克几个问题——以前有没有女生因家中发生紧急的事而离开过伍德斯韦，还有可以怎么安排从伦敦到巴黎的行程。

“我想现在你该学点新东西，”汤森太太一边说，一边指着她桌上的一台打字机，“我替你订了一台法语打字机。是二手的，但仍很好用。”

打字不包含在课程里。书法是。在伍德斯韦有大量要写的东西——论艺术、文学和音乐的作文，我们参观剧院、博物馆和画廊后的感想。汤森太太看重它们的版面美观胜过内容。在写这些文章时，我们把字写得最漂亮，她会传阅一篇格外出色的范文，向我们展示这份作业写得多么工整。我的从未被选中过。教室里有一台打字机，但无人使用。汤森太太有自己的打字机，她用来打学校的信件。

我一直想学打字。在巴黎沙坦先生的办公室里，我见过好几个衣着时髦的年轻女子埋头敲击键盘。有时我想象自己过那样一种生活。在办公室上班就跟坐在教室里一样，遵照指令、完成工作、不招人注意。唯一的区别在于，我带回家的是钱，而非作业。下班后将是真正属于我的生活，与法比耶娜共度的时光。她白天做什么呢？我设法给她找一份差使，在一间带打字机的办公室或一家卖漂亮衣服的百货公司或商店——文具店或药店，像是在巴黎巴赞先生给我拍照的那些店，但感觉这些地方都不适合她。或许她可以当园丁。大多数米克在干的活，对她来说轻而易举：她唯一需要学的是怎么开车。

汤森太太叫我试一下那台打字机。我摸了摸几个键，没有按下去。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要你学打字吗？”汤森太太问。

“因为这是一项有用的技能？”

“那么讲没错，”她说，“但更重要的是，你是作家。打字机加上我给你的那支钢笔，应当好比是你事业上两个忠实的助手。来，坐下。打几行字。先别担心指法对不对。我们以后会练习纠正指法。”

打字机上已经放好一张纸，但我不知道该打什么。

“给。”汤森太太说。她把一本笔记本放到我旁边，那本本子和她给我、让我用来写书的那几本是同一款，但开本更大，蓝色的皮套颜色更深。她翻开那本本子。第一句话让人觉得陌生，下一句亦然。打了几行后，我认出那是我对巴黎奥斯特里茨火车站的一段描写，但汤森太太改动了里面的大部分措词，所以读起来不再是“车站外灰色的建筑看上去板着脸，和巴黎人一样”，而变成“走出车站的那刻，我被巴黎的人流吓到，他们一脸冰冷的表情、漠然地与我擦身而过，他们身后的建筑灰色、无情”。

汤森太太拉了一张椅子坐在我旁边，正密切注视着我。我努力保持不动声色。

“你瞧，这本书大致和你之前写的一样，”汤森太太说，“我只是修正了一些小瑕疵。我替你计划好了，每天下午打一个小时字。当然，你将继续在你的笔记本上写下去。”

我本来就不想写这本书。现在我必须把汤森太太写的东西用打字机打出来。我要是可以叫她自己做就好了。

“你怎么不讲话？”她问，“你觉得我的计划听起来不好吗？”

“你认为，和美……”我开口，努力使我的声音显得分外甜美又温顺，“你认为我有没有可能去法国一趟？”

“为什么？”

“我觉得我想和沙坦先生讨论一下这本书。”

“你有没有写信告诉他这本书的事？”汤森太太问。

“没有明确讲过这本书。我们偶尔通信。”

“所以你想要和他讨论这本书的创作吗？你可以写信给他。”

“但有些事在信里难以讲清楚，你不觉得吗？”我说。

“告诉我，难在什么地方。”汤森太太说。我能听出她话音里的不耐烦。她绝不喜欢有人给她意外。“说吧。”

“一次会面能够解决的事远多于反复的书信往来，”我说，“如果我可以和沙坦先生见面，他也许能给这本书提一些有用的建议。”

“我不认为你在写作上需要他的建议。你一直遵照我说的在做。有我的协助，我们可以先完成这本书，然后我们可以计划和他见面，最好是在学期结束后。当前我抽不出一点时间。”

“我可以一个人去。”

“那不行。作为你的监护人，我要对你全权负责，”她说，“而且，我不认为去有意义。”

“如果我认为有意义呢？”我问。

汤森太太眯起眼睛，冷若冰霜的目光里含有蔑视和不耐烦。“你？这些事你懂什么？”

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和美，你可以允许我前往巴黎一趟吗？”

“这件事，我不能批准。别胡闹了，去做你该做的功课。”她一边说，一边抬起下巴示意那台打字机。

“我的话不是胡闹，”我说，“我一直听从你的指示，和美，但那样不表示我不会分辨什么对我有益，或为了我的作品我需要做什么。”

“你觉得你需要做什么，无关紧要，”汤森太太说，“我们知道什么对你有益、并且是必要的。”

我寻思她指的我们是谁。

“别忘记，你到这儿来是为了提高自己，”汤森太太说，“你不是来这儿做超出你能力范围的决定。”

“可你说我一直在进步。”

“冷静，阿涅丝，”汤森太太说，“无需歇斯底里。”

“我没有歇斯底里。”

“你情绪激动。”

在伍德斯韦，歇斯底里属于最严重的过失。情绪激动也是。

“我不能让我的人生事事由别人决定。”

“在伍德斯韦的女生，她们个个由别人替她们做决定。你认为你有什么如此特别的地方，与她们不同？”

我思考了片刻。“她们中没有谁写书。”我说。

“正是由于那个原因，你应该觉得自己幸运，有像沙坦先生和我这样的人把指导你、给你出谋划策视为己任。得了，得了，”汤森太太说，她的语气软化下来，但依旧冷冰冰，“你恐怕太年轻，不了解事情是怎么运作的。你来这儿上学，靠的全是我为你筹集的奖学金。你和你的父母同意这份奖学金所附的条款。这些事对你来说难道不够清楚吗？得了，拜托，别哭哭啼啼。哭在这里一点没用。”

那晚，我下定决心：我必须逃出伍德斯韦，再不回来。我会换上我在从圣雷米去巴黎途中穿的衣服。我会将我收到的所有信装进行李。我会带上我写了东西的笔记本：我的日记和我创作的《天堂里的阿涅丝》。那本书没写完，但有足够的篇章可以拿给沙坦先生看。我会把空白的笔记本留下，连同经汤森太太改写过的《天堂里的阿涅丝》和她的钢笔。

我将不得不带走汤森太太提供的一只行李箱，但我会把箱子的钱汇给她——我会想办法。如果我去巴黎见到沙坦先生，他说不定会愿意借钱给我，他说不定甚至会看中我写的东西，向我买下这本书。

当然，很遗憾，我必须留下我穿的有闪亮银色搭扣的皮鞋、我的舞鞋和我的野外登山靴，那双靴子说不定其实在家里用得上；还有所有的连衣裙——绿色缎子的，蓝色天鹅绒的，玫瑰色塔夫绸的，这条裙子有一根腰带，做得看似一圈玫瑰花蕾；霜色、带珍珠纽扣的上衣，玛格丽特称之为时髦的粗花呢外套，我十分喜爱、尚未有机会戴过的系蕾丝带的草帽，以及其他各种圣雷米的人从未见过的精美之物。我把我带荷叶边的睡袍放到床上摊开，铺成我身体的样子，然后将两个衣袖折叠于胸前，摆出类似天使的姿势。那睡袍如此柔软、如此美丽，但我知道，倘若我破例把它装进行李，很快我会破例把剩下的全装走。不，我不会从学校拿走一点东西，我将只拿真正属于我的。

我该怎么逃跑而不会引起人注意？一到法国我便自由了，但在那以前，我必须动动脑筋。我可以趁我们下次去伦敦一日游时溜走，但我将没办法带上我的行李，如果汤森太太发现有事情不对，她可能会报警。我可以在半夜动身，从我的窗户爬出去——我会在天黑前把行李箱藏在花园里——然后我可以通宵沿着铁路线走，这样我可以从一个无人会把我和这间学校联系起来的车站搭早班火车去伦敦。不过，会不会有人还是觉得我可疑，向警察举报我？如果被抓到，我要怎么说？

或者我可以求米克帮忙。也许在某一天汤森太太独自去伦敦时，我可以请他开车送我去火车站。我身无分文，但他说不定会愿意借我一点钱。

让《天堂里的阿涅丝》见鬼去吧。相反，我应该写一本惊险小说，类似女生们背着汤森太太所读的那种。《在逃的阿涅丝》。《获得自由的阿涅丝》。《重返家园的阿涅丝》。

我几乎彻夜未眠，想遍不同的方案，将它们一一完善。到头来我断定，最佳的办法是征求米克的相助。他会理解我，他会尽他所能地帮我。

次日下午，我在果园里找到米克。那天天气晴朗，他正在把苹果树和沙果树的树干涂白。铁皮罐里有把多余的刷子，我知道是给我用的。我拿起那刷子，动手在他旁边干活。

“你结过婚吗？”我在涂完一棵树后问道。

“我，没有。”米克说。

“为什么没有？”

他把刷子放到铁皮罐里，这样石灰水不会在他思考我的问题时滴到草坪上。我把我的刷子搁在他的刷子旁边，确保把手干净如初。我不是个爱整洁的人，但我已开始养成一些从米克身上学来的习惯。

“我想我不是那类会结婚的人。”

“哪一类人会结婚？”我问。雅克说结婚是件愚蠢的事，所以他也不是会结婚的那类人。既然如此，法比耶娜为何要写得他好像爱我？如果不结婚，雅克和我相爱是为了什么？

米克奇怪地看着我。

“怎么了？”我说。

“那个问题，你不该和我讨论。”

“那么和谁讨论？那些女生吗？汤森太太吗？你知道那样好比和她们谈……”我在脑中搜寻措词，“好比和她们谈养猪的事。”

“我不懂你的话。”米克说。

“她们不会理解我讲的任何东西。猪对她们来说意味着培根和猪排。”

“原来如此。”

我不确定米克是否真的明白我的意思。“前几天你提到的那个朋友——威尔弗雷德——他是会结婚的人吗？”

米克摇摇头。我不清楚那意思是他不知道，还是威尔弗雷德即便没死也不会结婚。米克示意，他要再继续干活。

“我跟你讲的那个朋友法比耶娜，她和我也不是会结婚的人。”我说。

他点点头，但我判断不出他是否确实听见我的话或明白我在对他讲什么。他正在测量和标记石灰水要涂到哪里为止，这样我们完工后，所有的树看起来会整齐划一。

“米克，我能求你一件事吗？”我说，“这件事非常重要。”

他再度看着我，这次他把刷子放回铁皮罐里，并在树下摊开一块防水油布，让我坐在上面。他自己坐到一个倒扣的水桶上。

“我需要你的帮助，但你一定要保密，不能让别人知道。”

他低下头，示意他在谛听我。我向他解释，我决定要回法国。他能不能帮我查一下，从这儿坐哪班火车和船去巴黎？还有，他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我只要有去巴黎的路费即可，”我说，“一旦到了那儿，我可以自己想办法回家。而且我可以从巴黎汇款还钱给你。”

米克面无表情地听着。他的脸给人几分安慰，好似一棵树的树干，不会因天气变化或四季的流转而改变样貌。

“你和汤森太太讨论过这件事吗？”他问。

“当然没有，”我说，“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

“你的意思是你想逃跑？”

“只是回家。”我说，我努力让自己听上去胸有成竹，以免引起米克的过分惊慌。我告诉他，下周汤森太太将要去伦敦公干开会，那天是我动身的最佳日子。“我会给她留一张字条，告诉她我回家了。一到巴黎，我会请我在那儿的出版商给她发电报。那样她无需担忧，”我说，“你瞧，我把一切都计划好了。”

“你独自一人回法国，路途遥远。”米克说。

“但如果你告诉我怎么走，不会太难。我认识足够多的英语单词，能看懂时刻表。我可以用英语向人问路，”我说，“噢，还有，那天你可以开车送我去火车站吗？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

“你为什么想回家？”

“我讨厌这里。”我说。

米克点点头，仿佛他早已知晓。

“我很不开心。”我说。

他摇头。“那不是逃跑的理由。有时我们即使觉得不开心也必须坚持下去。”

“可我在家乡的朋友法比耶娜，如果她感到不开心，她不会坚持下去。”

“你这话什么意思？”

“自从我来到这儿后，她一直很不开心，”我说，“你瞧，她在家乡没有别的朋友。她的母亲和她的姐姐在我们很小时过世了。”

“孤儿生活在这个世上很不容易。”米克说。我好奇他是不是也是孤儿，但我不想转移谈话的重点。

“我想回家陪她，”我说，“我担心如果我在这里待得更久，她会出事。”

“出事，出什么样的事？”

“比如自杀。”我说，一个令米克和我都吓了一跳的回答。法比耶娜决不会自杀。但为了让我的说辞听起来令人信服，我别无选择。“她很可能会那么做。”

米克看着他的两只手悬荡在他的膝盖之间。“你也许应该和汤森太太谈一谈。”

“她不会理解。”

“你起码应该试一下，”他说，他的眼睛不再与我对视，“我想我帮不了你。”

他那么讲，只因为那是他该讲的正确的话。成年人经常觉得要讲正确的话。那样他们就不会因难为别人，尤其是小孩，而感到歉疚。我分开交叉的双腿，向米克靠近，把一个手掌按在他巨人般的膝盖上。“你当然能，”我说，“没有别人可以。”

他盯着我的手，但没把它推开。“如果你想回家，你必须让汤森太太知道。你年纪太小，不能自己做决定。”

“她不会让我回家的，”我说，“再者，我年纪一点不小，我已经能写书。”

“那是两回事。”

“我已经到可以结婚的年纪。”我说。

米克抬起头。我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心想。

“打个比方，如果你现在要我嫁给你，我会答应。那么汤森太太就不再能够自称是我的监护人，因为你可以当我的监护人。你知道，那位有恩于我的邮递员，他曾向我求婚，不过我拒绝了他。”这话并非全是谎言，我心想。德沃先生要法比耶娜做他的情人，他也很可能把要求的对象从她换成我。而情人和妻子相去不远。

米克晒黑的脸由古铜色转成绯红。

“噢，我的意思不是要你真的向我求婚，”我说，赶紧解除他的忧虑，“你不是会结婚的人。我也不是。但你是我在这儿唯一的朋友，我需要你的帮助。”

他骤然站起身。“你真该回那栋楼去了。我有活要干。”

“你会帮我吗？”

他摇摇头。

“但我在这里非常不开心，我宁愿去死，”我说，“考虑一下。如果你的朋友求你做一件事，救他一命，你会回绝他吗？”

米克仍可能改变主意，在他丢下我、往他住的小屋走去时我心想。我拾起刷子，又涂了一棵树。等他回来后，我会再度恳求他，可他并未回来，涂了几棵树后，我没耐心再等下去。女生们开始走入花园。我闻了闻我的手，确定在去池塘边和她们一起活动前我无需洗手。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米克沿小径朝那栋楼走去。罗丝正在向我展示她母亲通过伦敦的一位珠宝商寄来的一个新手镯，让她可以在学年末的舞会上戴，当我要去追米克时，她感到诧异。我告诉她，我有点紧急的事要跟他讲。

“请三思，”我在追上米克时对他说，“你是我在这儿唯一的朋友。”

他停下。“我没资格和这儿的任何人交朋友，”他说，“我不是你的朋友。”

“可我把你当作朋友。”

他又讲了一遍，他并不是我的朋友，他也从未把我视作朋友。他的话如此决绝，令我畏缩了一下。米克和雅克一样，在我的想象中应当温和、善解人意，不会说出伤我的话或做出伤害我的事。我想提高嗓门抗议，可他只是抱歉地点点头，留下我站在杜鹃花树篱旁。

明天……我对自己说，明天我会再试一次。

可翌日下午，他不在花园里。晚饭前，卡塔丽娜来到我的房间，借口给我一枚水晶胸针搭配我的上衣。“对了，和美让我告诉你：米克不再在伍德斯韦工作。”

我猛地从镜子前转过身。“什么？”

“她说，在她找到新的人以前，你不准独自去花园里。”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她为什么解雇米克？”

卡塔丽娜耸耸肩。“她想必有她的理由。”

“他已经走了吗？”

“我不知道。怎么了？”

“我必须立刻见到他。”

“哎，别做傻事。开饭的铃声马上就要响了。”

“我知道和美为什么不喜欢他，”我说，“她无法容忍他是我的朋友。”

卡塔丽娜哈哈一笑，仿佛我讲了一个逗人的笑话。“别让其他人听见你的话。”

“可那是真的。米克和我关系亲近。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讨论结婚的事。”

“不会吧！你此话当真？正因为那样，所以你约好每天下午和他见面吗？”

法比耶娜和我把自己培养成最会活在幻想世界里的人。现实世界往往让我们觉得碍事或庸常，我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碍事或庸常的东西变得有趣：我们跑步时被刺人的荨麻划破腿而出血，但我们假装那些伤痕是被一心渴望吸引我们注意的女生用手指甲抓的；我们蹚水时水蛭吸附到我们的肉上，可怜巴巴的小家伙，在我们眼里，它们和大多数男人一样，这些男人不过是假装有骨气而已。我们肚子饿时用来果腹的浆果偶尔会变成毒物。有一次，在我们七岁时，我们吃了太多那种深红色的果子，吃完后我们确信我们会在当日之内丧命——预计将要丧命，我们不感到害怕，反而激动不已，我们去了墓园，打算物色一块位于石碑之间的空地，在找寻了很久后，我们终于选定可以合葬我们的地方。但结果我们活了下来。我们一直活着，因为其他人代我们死了：法比耶娜的母亲和姐姐，我的哥哥，一个有一天我们在后巷绊倒过的小男孩，他在翌日因某种疾病而过世，死去的猪、奶牛、山羊、鸡和兔子，从鸟巢里掉下来的刚孵出的雏鸟，霜冻过后的蚱蜢和美洲大螽斯，德沃先生的妻子，她的死使他突然对法比耶娜产生强烈的情欲，德沃先生本人，他无疑也会早在我们寿终前过世。和学校教我们的不一样，艰难的生活没有使我们变得高尚；最艰难的日子是最无聊、最没有回报的。除了让自己在创造的幻想世界里长大，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克服这种无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幻想出来的世界变得益发周详、益发振奋人心，而且最重要的，益发接近真实。如果我们可以让我们脚底下污浊的烂泥具有追踪在暗处游荡、不为人所见的生物的本领，这样的烂泥有何不好？冰冷的墓碑不正是一扇通往属于我们自己的温暖密室的门？我们并非骗子，但我们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真实世界，我们需要它不切实际就不切实际，我们根据自己的心情想让它稀奇古怪就稀奇古怪。和我们的书一样，我们自己一手创造的游戏在德沃先生变成我们的麻烦时把他赶走，让我一头栽进这所英国的淑女学堂，使米克成为我在这异国他乡唯一真正的朋友。我们幻想的世界是我们的同盟。要不是有这些幻想，我们怎么茁壮成长？它们不为人所见、不可名状、持之以恒、永远对我们不离不弃。

全世界的人里，有多少人扪心自问，能够斩钉截铁地说他们这辈子从未背叛过谁——十个、五个、一个也没有？倘若如此，我们为什么经常对背叛小题大做？这么多电影和书，这么多破碎的婚姻和决裂的友谊。我们互相在背后捅刀子——也许这些刀子有它们自己的意志。它们巡游四方，在各地觅得一只手、一个背。我们无法责备那些手，诚如我们无法同情那些背。它们是同样被招募来供那些刀子取乐的。这个世界绝不缺少刀子。

关于米克的遭遇有不同讲法。可以说他出卖了我，把我密谋逃跑的事报告给汤森太太。也可以说我把他卖了，夺去他最重要的东西：他的生计和他的清净。

第二天，在上午的课程结束时，汤森太太宣布米克走了，过几日会有接替他的人来。她没交代原因。我瞪着她，她朝我微笑。“你有问题吗，阿涅丝？”她问。

我不得不把我的手压在我坐着的身子底下，否则我会拿起墨水台，朝她扔去。那些女生转向我，等待我开口。在伍德斯韦没有秘密。我们是透明的，好像春天溪沟里个头极小的虾，肚内的东西被看得一清二楚。两个手指一夹就能轻易把我们捏碎——那些女生也许浑然不知，但我明白。所有人中最易被看穿的玛格丽特盯着我，目光里包含同情、困惑与悲楚。卡塔丽娜微微摇头，示意我别小题大做。如果我翻脸，大家都难堪。可待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日子过得仿佛我们做的每件事是演给一位暗中的摄影师看的，这样难道不够叫人难堪吗？我环视那些娇滴滴的女孩。我又一次涌起冲动，想伸手去拿墨水台。不是把它扔向汤森太太，而是我可以端着墨水瓶在教室里走一圈，将墨水浇在每个人的头发上，让它流至她们的脸和脖子。

“阿涅丝，你看起来有话要讲。”汤森太太说。

我集中心思，多想象了一会儿那些女孩满身墨水的样子。

“我们在等着。”汤森太太说。

“我想问，和美，你有没有米克的地址。”

教室里静得出奇，让你可以猜到，那些女生正努力不倒抽一口气。她们想必都已得知我和米克不光彩的私情，还有我甚至说要嫁给他的事。我不相信卡塔丽娜能够把这等天大的丑闻藏在心里，不讲出去。

“你为什么要他的地址？”汤森太太问，接着，不给我一点回答的时间，她补充道，“你和我可以稍后商讨这件事。”

“我只想知道，你是否可以给我他的地址，”我以一种会令法比耶娜感到骄傲的恶作剧的姿态追问，“我计划写信给他。他将出现在我的书里，你知道吗？”

汤森太太门下的女生传神地表达出她们内心的反应，她们的瞳孔轻微放大，她们不慌不忙地交叠双手或把交叠的双手分开，她们的背岿然不动。

“我们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讨论你的私事。”汤森太太说，然后吩咐那些女生该做好准备去吃午饭。

我跟大家一同站起，但那些女生好似包围我的人流，我仿佛是一根落在溪沟中央的树枝。没有人显得匆忙，但她们个个成功挡住我的路，从我身旁走过，使我成为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人。汤森太太命令我留下。

“你的表现叫人无可原谅，”她说，“我认为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

我可以像平时一样，开口前先在脑中组织好要说的话，但我厌倦了搜寻正确的措词。“你对米克太残忍。”我说。

“我不懂。米克是学校的雇员，终止他的职务是势不得已。”

“为什么？”

“他怂恿我的一名学生对他产生不良的爱慕之情。那样有违职业守则，是不负责任、不道德的。”

我不知道米克告诉了汤森太太多少有关我计划逃跑的事。哎，米克，你怎么会那么傻，落入圈套，想当一个负责任、有道德的男人？

“他没做任何怂恿我的事。”我说。

“他未起到好的影响，”汤森太太说，“事实是，你竟和他讨论怎么从学校逃跑的计划，他使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单是那一点足以证明，将来绝不能允许他在任何学校工作。”

“他没帮我。”我说。

“无论他做什么或没做什么，那不是重点。事情已经有了决定，考虑的是我学生的利益。”

“不对，你让他走，因为你嫉妒。你除掉他，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你不能容忍我有朋友。你想把我完全占为己有。”我说。

真正盲目的怒火和真正盲目的勇气一样——倘若你见过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松鼠或一只误飞入屋内的鸟，你会明白这道理。关键不在于松鼠的爪子无法摇撼开囚笼，或窗玻璃不会因鸟儿的猛力撞击而破碎。对有些动物和小孩来说，绝望和厄运激发斗志。

“他没帮我逃跑，”我说，“我不怪他。他遵守规矩。可你，你无法除掉我，所以你通过除掉他来惩罚我。你是——”

在我还未意识到时，汤森太太已经面朝我，双手按在我的肩上，挤压的力道之大使我无法讲完我的话。“我是什么？”她说，“讲啊。”

我不知道汤森太太会像农妇那样从牙缝里发出声音。“你……是……个……邪……恶……的……人。”我用我最字正腔圆的英语说。

汤森太太的眼睛依旧逼近我的眼睛，她更用力地攥紧我的肩膀，她娇小、肥硕的手牢固得像铁钳子一般。我倒抽了一口气，不过更多是出于震惊而非痛。法比耶娜和我已把自己训练得能忍受各式各样的痛。

“听着，”汤森太太再度从牙缝里发出声音，“不准像这样考验我的耐心。”她狠狠地摇晃我。隔着我的上衣，我能感觉到她的手指甲，但更令我恐惧的是她的脸，在如此近距离下看到这张脸，它完全不像人的脸。我生长在农村，素来知道，连性情最平和的奶牛也会无故变得凶狠，一条怯生生的狗会变成恶犬。

“如果你不懂怎么服从我，你将落得一无所有，一事无成，”她说，“你明白吗？”

我没讲话。她又摇晃了我一次。“你明白吗？”

“我想回家。”我说。

“那不可能。让我提醒你，我和你的父母达成协议，你将在我的照管下，上满一年学。”

“我想回家。”我又说了一遍。

“闭嘴。”汤森太太说。

“那样的话我会告诉记者，我的书全不是我写的。是我村里的那位邮政局长所写。我会告诉记者，我讨厌在这儿的求学生活，可你强迫我写一本书，名叫《天堂里的阿涅丝》。我会告诉他们，那本书是你替我代笔写的。”

汤森太太瞪着眼，和我对视了良久，然后松开我的肩膀。我看着她走回她的座位，收拾早课留下的笔记本和试卷。当她再度抬起头看我时，她的脸平滑得宛如瓷盘。“我相信向媒体撒这种谎对你毫无好处。”

“这不是撒谎。我讲的是事实。”

“可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你是个撒谎成性的人，不是吗？你告诉米克，你在这儿过得不开心，可我和其他所有女生以超乎人们预期的热忱接纳你，使你成为伍德斯韦大家庭中特别的一员。你告诉米克，你想回去见你的朋友，但其实是她的哥哥，你一直急着要回到他身边，不是吗？你只是用你的朋友当借口。你舍不得的是家乡的某个小男友，你认为他比你的事业更重要。”

“我不在乎我的事业，”我说，“给你好了。”

汤森太太大声吸了一口气。我寻思她是不是在遏制冲动，不朝我扔来某个重家伙，她桌上的打字机或制成一尊佛像形状的青铜书镇。当她再度开口时，话音里带着劝诱的语气，冰冷而假惺惺。“在我看来，阿涅丝，你并不充分了解形势，不足以对你的事业发表意见。为何毁掉你这么辛苦建立起来的基础？我们很快会完成《天堂里的阿涅丝》，你会获得一切你应得的瞩目。你会在这里学到非常多东西。无论留在英国还是回巴黎，你都肯定有光明的前途。想一想在正确的教导下你有望能够取得的所有成就。想一想我能为你做的所有事。”

四个月前，我会觉得那前途令人神往，因为我相信汤森太太讲的每个字——那时无知给了我憧憬的权利。

“我想回家。”我说。如果汤森太太不让我走，我会一刻不停、对我遇见的每个人讲那句话。我会像童话里的那些小孩，他们被剥夺了人的形貌，变作别的东西——一只鸟、一头狐狸或一棵树——他们坚持不懈地试图证明他们曾经有人的心灵。

“我必须提醒你，亲爱的阿涅丝，你在自毁前程。”

“我不在乎。”

“你恐怕要赶不上午饭了。你何不先去？我过一会儿来和你们大家共进午餐。”

“我想回家。”我说。

“去吧，赶紧去吃午饭，”她微笑着说，“我们稍后再谈。我需要好好想一想。”

“今天我给沙坦先生写了一封信，”翌日汤森太太把我召去，对我说，“我想，在寄出前，应该让你读一下这封信。”

她把信递给我。她遗憾地通知沙坦先生，虽然我在伍德斯韦有所进步，但结果证明，我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如你所知，阿涅丝的成长背景导致她的形象和举止粗野到无法形容。我竭尽所能地改善这两方面。然而，她几乎未显示出她应有的慧根和天分。我向她传授她未来写作事业上所需要的学问和知识，我的努力全付诸东流。她掌握了一定量的英语口语，她的法语得到提高，但与她相处了近五个月后，尤其，比起我的任何学生，在她身上投入了最多时间后，我得出令人唏嘘的结论，原先说她是身世悲惨的神童这一传言并不完全可信。特别是，她道出一些自称属实的话，让人对她和村里那位前任邮政局长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在给她的第一本小说所作的序言里，你非常大方地提到他的名字，并把他的名字印在那本书的封面上。她利用德沃先生的程度可能超出我们的推想。敬请明白，亲爱的先生，我是私下写信告诉你此事。我明白，她的第二本书将于秋天出版，和她的第一本书一样，将继续受人瞩目。我向你坚决保证，我不会将这项专业评估透露给你我以外的人。但我发现，我花大量时间无偿辅导她，不会使她的写作事业更上一层楼。雪上加霜的是，事实证明，除了她的形象或举止以外，她的性格更给我，给我的其他学生，也给她自己造成障碍。迫于无奈，我建议我们比原计划提早结束她的学业。”

这封信接下去的几段继续围绕这个话题，商量把我送回圣雷米的步骤，制定行程大纲。她没有留任何余地，让沙坦先生能反驳她的提议。

“怎么样？”我把信还给汤森太太时她说。

我耸耸肩。

“重新考虑仍为时未晚，”汤森太太说，“一旦寄出这封信，你便无法改变主意。”

“我为什么想要改变主意？”我说。

“我以为睡了一晚，你会明察一点事理。你不可能这么傻，或是我又错了，竟抱那种希望？”

我摇头。我一直想回家，现在我将被送回家。这不是一次胜利的逃亡，如果米克帮我，我会觉得是。不过，我总归脱身了。

“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解的话？”汤森太太说。

“我认为你错怪我了。”

“哪方面？”

“我没有利用德沃先生。”我说。

“你告诉米克，德沃先生向你求婚，”汤森太太说，“单是那一点就比其他任何事更能说明你的成功之路。”

米克怎么看不出，这种诚实对他和对我毫无意义？“可我没有嫁给德沃先生，不是吗？”

“事情还是一样，”汤森太太说，“不管怎么讲，你告诉米克，你在伍德斯韦这儿过得极不开心。换作我是你，我也会不开心。这个地方不适合你。”

那一点，我无法不同意。

“我建议你不要把我们替你制定的计划告诉别人。等你离开后，我会向那些女生说明。”

在汤森太太和沙坦先生的职员的顺利安排下，我离开伍德斯韦，返回巴黎，然后再到圣雷米，全程没有任何媒体报道。在巴黎，沙坦先生证实，法比耶娜和我写的第二本书会如期出版，并仍将强调德沃先生所起的作用。我看得出，他对我几乎已无上一年的热情，我没有告诉他，我们的第二本书并未怎么得到德沃先生的相助。

沙坦先生一句也没问我在伍德斯韦过得怎么样。他没有问我是否会写一本以那所学校为背景的新书。他和汤森太太通了好几次电话，他向我说明。虽然起初他对汤森太太的决定感到失望，但他们已达成共识，送我回圣雷米对大家最好。我和他的会面持续了一刻钟。他祝我好运，然后把我交给他的助理，是一名新来的、比博弗拉小姐冷漠许多的年轻女子。她陪我去火车站，一路上她只跟我讲了几句非讲不可的话。

我的返乡是不是包含了失败甚至耻辱？有些人——那些一直以来关注我的人，看我从一个乡下的猪倌摇身变成在巴黎著书出版的作家，再到英国，正在一步步被培养成上流社交界的淑女——想必会这么认为。他们也许会对我的销声匿迹——我的经历没有掀开新的篇章，而是直接走向湮没无闻——感到不解。我的第二本书悄然出版，很快被人遗忘。

可他们的失望不会持久。那年，一个叫作弗朗索瓦丝·萨冈、比我年长四岁的女孩在文学史上留名。阿涅丝·莫罗，那个没能被改造成淑女进入上流社会的乡下姑娘，和萨冈小姐流星般的辉煌比起来，她的名气不过是萤火虫的一闪。

次年，一个八岁的诗人米诺·德鲁埃引起公众的注意，足以使阿涅丝·莫罗听上去像一位中年作家，已经无关紧要。

我的父母见到我的反应，仿佛我是离家做了一次短暂的旅行，他们始终在期待我原样回去，过以前的生活。我的母亲对我随身带回去的漂亮、不实用的衣服惊叹不已——汤森太太坚持要我接受她的慷慨之意，留着那些衣服，她指出，别人穿不了那些衣服。“我希望有朝一日你会领悟到，你因这段经历欠伍德斯韦和我本人多少恩情，”她在我离开前说，“有时一位教育家的职责是播种，即使那颗种子可能需要很久才发芽也不例外。”

到家后过了一小时，我已经换上我以前干活穿的连体背带裤，那裤子小了，只能勉强穿上。家里的鸡不认得我，有半数是我走后孵出来的，尽管如此，它们依旧朝我蜂拥而来，急得鸡叫：从我手里撒出去的饲料和从我母亲手里撒出去的味道没有不同。我们家的狗花了些时间在我的行李箱周围嗅来嗅去。它打了几个喷嚏——因为不熟悉的香味，来自从英国带回的香皂和樟脑丸，我确定。

圣雷米给人感觉如此陌生，但这种陌生感和我以前的高筒胶靴给人的陌生感一样。我的脚在穿过有闪亮搭扣的皮鞋、缎面的平底舞鞋后想必会不再适应吧？可一穿上那靴子，我又变回那个乡下姑娘阿涅丝。仓院的气味把我包围；田野和小巷、村民、我的父母——他们全都在这里。圣雷米的世界犹如夏日雨后温暖、不成形的淤泥，等待我的再度扎根。

过去几个月感觉像一场催眠。诚然，没有人永远停留在催眠状态里，但被摇醒后，没有人不会在继续生活下去时感到一种内心的空虚。催眠是一次脱位。催眠是一个伤口。

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很高兴我回到他们身边。我马上将满十五岁，到了长大成人的年纪，他们认为过完夏天，我无需再上学。如果我想进工厂或当店员，我的父亲说，他们会看看能帮到我什么，但他们由衷希望的，他说，是我能留在农场帮手——直到有一天，我嫁给一个可以接手这些繁重农活的男人，不过他们没那么讲。他们不必讲出来。

我的父母对我比以前多了一点尊重，但他们的爱，向来让我觉得贫乏，还是没有改变。我并非是无人疼爱的孩子，但那样远不足以让人把它当作一枚徽章，骄傲地别在衬衫上。幸好我不像其他一些孩子，我无意用过多一厢情愿的爱来回报他们不足的爱，希望那样能扭转局面。我对我父母的爱同样贫乏。

日后我认识到，我那么讲他们不公平。我刚嫁给厄尔时，他经常以教我各种我不知道的事为乐。有一次，他向我解释莫氏量表，它用来检测矿物和宝石的硬度。钻石最硬，他说，根据那张硬度表，钻石可以刮花任何宝石，但其他每种宝石只能在那些比它自身更软的宝石上留下擦痕。它们谁也动不了钻石。

也许我的材质天生与我的父母不同。我生来是个铁石心肠的人，比我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更铁石心肠，所以当我感觉不到别人，包括我父母的爱时，我只有怪我自己。那些无法对我们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的人，他们的爱经常给人感觉不足；不管对错与否，我们可能认为，他们的爱根本无关紧要。

唯一可以在我身上留下划痕的人——那时，还有现在——是法比耶娜。

你不能拿苹果切开苹果。你不能拿橙子切开橙子。那些年来，我们一直使自己相信，我们是两个互相挨着、挂在树枝上的苹果，或我们是两个依偎在木箱里的橙子，或甚至，我们的自我生来连在一起，犹如那种奇形怪状的萝卜或土豆，两个身体合成一个。但那只是我们的幻想。事实上，法比耶娜和我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法比耶娜是刀，我是她的磨刀石。问我们中谁的材质更硬，没有意义。

“你来找雅克吗？”法比耶娜在走出屋子时问道。那是我回家当天、晚上七八点钟。我已提前写信给她，向她宣布我从伍德斯韦解放了。我曾寻思她会不会征求我父母的同意，陪他们来火车站，但月台上只有我的母亲。我当时思忖，我怎么会那么傻。我的父亲不可能浪费半天干活的时间。如果真有雅克这个人，和我母亲一起站在那儿等我的应该是他。

我看着法比耶娜家黑漆漆的窗户。此时她的父亲和她的两个哥哥应该出门喝酒去了。“雅克——呃，他在家吗？”

法比耶娜示意我跟她走。在小巷里，几个村民向我打招呼，但和我的父母一样，他们对我的归来没有表现出很多好奇。一个比我们大几岁的姑娘问我，我有没有学会讲英语，我说有。流利到可以去美国吗？她问，这问题是开玩笑，她没等我回答就跑下坡去追她最小的弟弟。

墓园里有一座新坟。我的父母没怎么与我谈起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我不知道葬在那儿的是谁。法比耶娜指着那座坟。“你的雅克在那里。”她说。

我想反驳，说那不可能。雅克不会死，因为我们没死。

“他以为你不会像他爱你一样地爱他。他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法比耶娜说，“他的下场就是那样，由于等不及。”

并无什么雅克，我告诉自己，但那样等于说我在伍德斯韦的生活仅是一个梦。你可以用那些话安慰自己，但事实是，当你必须不停地这样告诉自己时，意味着你不相信自己说的话。没有雅克吗？我的行李箱里有他的信，他的字迹不同于法比耶娜的，他的话比法比耶娜的话更深情，也更哀愁。我给他写过情书。“他什么时候死的？”我说。

“上周，”法比耶娜说，“周五晚上。”

当时我正在伍德斯韦，假装若无其事地和那些女生在一起，这样她们只会在我从她们的世界里消失后才得知我的离去。只有天知道汤森太太对她们讲了什么，但不管她决定怎么讲，那些话肯定只对她和她的学校有好处。我没机会向卡塔丽娜道别。她也许会想念我一两天。但和伍德斯韦的所有其他女生一样，她接受栽培，等待开花。我的人生是和泥土、蚯蚓、粪肥、地里的腐烂之物为伴。

法比耶娜打量我。她的表情里有某种难以捉摸的东西。她是我认识的法比耶娜，但她又像陌生人。我们分开站着，相隔的距离比过去远。或许在她眼里，我也是陌生人。

“他怎么死的？”我问。

“哎，你知道，他变得烦躁不安。我劝他离开圣雷米，去参军或找一份工厂的活，可他拿了爸爸的猎枪，结束自己的生命，”法比耶娜说，同时拿拳头重击了一下自己的前额，“砰。就像那样。一枪毙命。”

我希望法比耶娜能对那个唯一经我们许可、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人更仁慈些。既然我们不再需要雅克，死不是唯一驱走他的方式。她可以说他去当兵了；她甚至可以说，他爱上了某个在火车上与他擦身而过的人，跟她去了别的城镇。我们会互相表示，他走得正是时候，不管他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不会影响我们。她和我重新在一起，那才是最重要的。

“嗨，你看起来不太伤心啊。”法比耶娜说。

“我应该有多伤心？”

“我不知道，你说呢，”她说，“你知道他爱你。而且你一直说你也爱他。”

我思考了片刻，说我当然伤心，但他不是第一个死的人。

“你听上去何其无情，”法比耶娜说，“可怜的雅克。他为爱而死。这个死的理由多么愚蠢。”

法比耶娜决不会为爱而死；我绝无这等勇气。“那样比较好，”我说，“我的哥哥让到死也没尝过爱的滋味。”

“哦，事到如今有何区别？他们俩都死了。烂了。”

几只秃鼻乌鸦在夜空中盘旋。她朝那几只鸟发出嘎嘎的叫声，模仿它们。

“你会思念他吗？”我问。

“要问的是，你会吗？”

我们又回到从前，像这样刺激地你一言我一语，开启一个新游戏：毫不尴尬地谈论一个心爱的男孩，因为他被设计成我们俩心爱的人；谈论一个只可能在理论上过世的死人。“会，我想我会思念他，”我说，“非常思念。”

“现在那样讲对他无益。”法比耶娜说。她跳过那座新坟，伸手去抓一根低垂的橡树枝。她一如既往地行动敏捷。转眼，她跨坐在一根更高的树枝上。“到上面来。”她说。

我目视她，但没有动。

“嗨，你忘记怎么爬树了吗？”

我走过去，试图抓住一根较低的树枝，可诚如我母亲早先向我父亲指出的，英国的各种美食把我养胖了。我放弃努力，爬到旁边一堵低矮的石墙上。当我站着时，我的视线几乎与法比耶娜齐平。“千万小心，”她说，“别摔断脖子。”

那一刻，我以为我从前认识的法比耶娜回来了。我不在意她嘲弄我，就像她不在意我手脚缓慢、笨拙一样。“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我问。

“我正打算问你呢。你有什么计划？”法比耶娜说，“你还在写《天堂里的阿涅丝》吗？”

“没有。”

“为什么不写了？”

我没有告诉法比耶娜我被送回来的具体原因。我在信里写道，我不喜欢那所学校，我厌倦在那儿的生活。“那所学校根本不是天堂。”我说。

“我猜到了。”

“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再度问道，“我们现在要干什么？”

“你觉得呢？”

“我们可以找个新游戏玩。”我说。

“你的意思是，要我发明一个新游戏，让我们玩吗？”

要不然呢，我心想，我为什么一有机会从我父母那儿脱身就赶忙去她家？

“我玩腻了游戏，”她说，“游戏没一个是真的。”

“可我们不喜欢真实的东西。”我争辩道。

她在树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然后起跳。在那个瞬间，我以为她会直冲云霄，但同时我想到她可能会在一块墓碑上跌断腿。可她既没飞走也没栽倒在地上。她爬到石墙上，坐在我旁边。“你还是不明白，是吗？”

她的话音过于温柔和耐心，我不喜欢。“我不明白什么？”

“我们玩那些游戏的乐趣在于它们让我们获得真实感。”

“既然我们重新在一起了，难道我们就不真实吗？”

“我们是真实的，但问题即在于此。现在我们是真实地活在实际生活里，而非游戏中。”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总是要我把事情向你解释得明明白白，”法比耶娜说，她的话音里依旧带有一种怪异的温柔，“我来问你：你真的爱过雅克吗？”

我愣了一下。我不知道她想听到的回答是什么。

“记得吗？你在信里对他讲了那么多话。是不是因为他是男的，所以你能轻易向他吐露那些话？”

“那是游戏的一部分，不是吗？”我说。我写那些话给雅克，因为他既是法比耶娜，但又不是法比耶娜。

“你明明可以爱我，为什么爱他？”她说，“他有什么我没有的，除了他是男的、我是女的以外？”

可我一辈子都爱她。在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认识到爱是什么和我们自己是谁以前我就爱她。但这些话，我全不能讲。

“所以当你对雅克写下那些话时，那些话感觉都是真实的，对吗？”

“对，可是——”

她打断我。“感觉雅克也是真实的？”

我点头，可我并不完全理解她的话。

“当那样的事发生时，人生感觉是真实的，对吗？”

我感到内心一阵紧张，仿佛她正耐着性子引导我走上一条险途，但我看不见陷阱在哪里。

“可你不能总寄望我替我们俩实现事情，你没明白吗？”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实现，只要你告诉我怎么做。”我说。

她看着我，眼中流露出同情。“记不记得有一次你以为我会杀了德沃先生？如果我们真的下手会怎么样？”

“可我们没想杀他。”

“也许有一天我们想杀他呢，我们不得而知。”法比耶娜说。

“你什么意思？”我说。我不愿想德沃先生的事，正如我不愿老惦记着米克一样。他们是临时无意间走入我们世界的男人，但和雅克一样，他们必须给驱逐出去。

“如果我们杀了他，我们现在也许感觉活得更真实。我们会经历一段更艰难的时光，接受审判，被判处斩首，麻烦重重，但那些麻烦也将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你不觉得吗？不，别打断我。你想说我们不必通过杀人来获得真实感。你讲得对。我们写书。我们让你的名字和照片登上报纸。我们使你进入一所英国的学校。然后呢？我们依旧是我们，你和我——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未变。”

“可我并不想有任何改变。我只想我们天天在一起，和以前我们一贯的那样。”

“在一起多久？”

“我们想要多久就多久，”我说，“永远。”

“你是个傻瓜，阿涅丝。我们没有永远。我们甚至没有很多时间。很快我们将不得不结婚。然后生儿育女。”

“我们不是一定要那么做，”我说，“我们可以等一年，接着一起搬去巴黎。”

“而后呢？那样不会使我们感觉活得真实，你没发现吗？”

“我不懂你讲的真实或不真实是什么意思。”我说。天光迅速暗下去，坟墓间弥漫起凉飕飕的薄雾。我们一起坐着，没有人夹在我们中间，这一幕怎么可能是不真实的？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再打断我们的生活。

法比耶娜转向我，她的表情和每次天光暗下去时一样，看起来柔和了些。她用双手圈住我的脖子。她按着我喉咙的两个拇指冰冷。“瞧，如果我现在掐死你，人们会判我死刑，把我送上断头台，”她说，“哎，别那样看我。你知道我不会伤你。”

我不知道。而且我不在乎。

“人们会怎么议论我们？他们会说我嫉妒你的成功，所以我杀了你。或他们会说，我向来是这么一个疯狂、恶毒的姑娘，我没再杀上十个人才是意外。他们会把我们俩都登在报纸上。有学校的同窗会怀念你，说你性情温和，有村民会告诉记者，你聪明漂亮，有人会编一个你的故事，对着镜头流泪。此外，他们还会谈论你写的书，他们会说，你的早逝令人惋惜，你无法写出更多书。但那是无稽之谈，对吧？”

我点头。她的手没有扣紧我的脖子，我可以顺畅地呼吸。但我毫不在乎，她可以让她的手永远保持那个动作，她可以永远把要杀我挂在嘴边。我唯一在乎的，是我们可以一辈子待在那个墓园里步向死亡。但我感到我的内心隐隐作痛。法比耶娜讲得对：我们没有那样的永远。

“人们有时会搞错诸多事。如果世人那样误解我们，你和我何来真实可言？”

我讲了点话，她移开她的手。“你说什么？”她问。

“我说：世人搞错有什么关系？我们相依为伴。我们只要那样就行。”

她的眼中闪过一道奇怪的光。也许是她的泪水。也许是狼在扑向一只兔子前所露出的神情。“你有远大的梦想，阿涅丝，”她说，我在她的话音里听到一点以前没听过的东西——像一种哭不出来的呜咽，“但你知道那不可能实现。”

“为什么不能？”

“因为你比我更了解这个世界。你已经深谙世事，所以你现在可以大言不惭地对我说谎，说我们能像童话里一样，永远生活在一起。可你知道你在撒谎，对吧？你去过巴黎。你去过英国。你按摄影师要求你的那样微笑。你对记者讲了该讲的话。那可怜的老家伙德沃先生曾说，他和我在世人眼里聪明过头，但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傻瓜，我们什么也干不成。”

我的脸不由得抽搐了一下。以前法比耶娜说我是傻瓜时，我从不觉得难过。但得知她和德沃先生共同做了一些我没份参与的事……和她一样，他也怀着报复之心。他们互相利用，他们又都利用了我。但报复什么？“我只是做你叫我做的事。”我说。我在试图缓解法比耶娜流露的痛，但我看不出她哪里受了伤。

“但你向来知道世人想从你这儿得到什么，你也向来知道怎么给予世人他们想要的东西，”法比耶娜说，“不，别否认。这一刻我们可以一同说，‘让这个世界见鬼去吧’，但情况会变。过一两年，你会改变，你会要我跟你一起改变。或你会改变而懒得理我。”

我想大叫她错了。但我默不出声，感觉寒意从底下的石头渗入我的身体。我知道世人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但我不知道法比耶娜要的是什么。如果我忍住不把那话讲出来，她也许永远不会发现真相。

她放开我的脖子。“你看不出我们已经过完我们人生最好的时光了吗？”

她讲那话的当下，我知道她是对的。她想出一个欺骗世人的游戏；我们成功了，现在这个游戏即将结束。我能感觉我的眼中盈满泪水，那泪水不会为我们改变任何事。活得真实等于活得失去理智，等于挣扎在最狂热的梦想里，等于虽生犹死，或在世人认为我们已经死了、被埋葬后继续流传千古；我们太理智，无法让自己发疯。

“既然如此，我们怎么办？”我问。我的职责依旧是提问，依旧要由她来回答我的问题。

法比耶娜把她的双手紧贴在我的耳朵上。我一动不动，接着我听见她的尖叫，不是通过空气而是通过我们的身体传来。即使我的耳朵被捂住，我也知道那叫声吓人，更像动物而不是人发出的。如果一个小孩大哭求助，有人会听见，但此刻没有人来救助我们，因为法比耶娜不过是一头受伤的动物。在某处的一间屋子里，有个睡着的婴儿会被惊醒，大哭。一条在巷子里游荡的狗会惊恐地夹着尾巴跑回家。

法比耶娜又尖叫了一声，然后松开捂着我耳朵的手。她用近乎不可闻的声音说：“从今往后将是痛、痛、痛、痛，你看不出来吗，阿涅丝？”

“你肯定能做点什么吧，不，是我们能一起做点什么吧？”我说。那话是徒劳，但我仍必须努力把可以讲的话都讲出来。

她从口袋里掏出她的刀，将它展开。“你可以杀了我，”她说，“然后他们会给你判刑，把你送上断头台。他们会编一个你的故事。谁知道呢，等我死了，人们说不定甚至会想出几句美言我的话。”

没有别的办法让我们摆脱这锥心的痛吗？

“可你不想杀我。你希望我们一起生活，幸福地活到一百岁。”法比耶娜说。

“有些人确实活到一百岁。”我说。

“不是我们，”她说，“听着，你现在应该回家。你的父母可能在纳闷你去了哪里。”

“他们知道我和你在一起。”

“但现在我想一个人待着。”她说。她用牙齿咬住刀片，抢在我能阻止她前跳下了石墙。顷间，她又爬回那棵橡树上去。

如果她没抓住树枝、摔下来，如果那把刀插进她的喉咙，我会告诉世人，是我杀了她。可她很会爬树。她爬到比之前更高的一根树枝上——这下我几乎看不见她——她把刀从嘴里拿出来，以便和我讲话。“回家去吧，阿涅丝。现在我们没有任何能为彼此做的事。”

我服从她的命令。我走了长长的路回家。

几年前，住在我们邻镇的两个高中女生有一日逃学，离家朝田野走去，最后在一处铁轨上躺下来。她们说她们厌倦了上学；她们交谈了很久，后来睡着。一列火车从她们身上碾过，唤醒她们面对她们的余生：两个女孩共失去四条腿，但她们活了下来。

她们否认她们想自杀。她们只是聊天，聊得累了打起瞌睡。事情发生在一个温暖的春日。她们在别的日子也旷过课，出于类似感到厌倦的原因。别的日子她们也在田野上睡着。有记者援引一个女孩讲过的话：“是啊，你们可以说我们蠢，但我们仍相依为伴。你们懂什么？世上绝没有别人会像我们了解彼此那样地了解我们。”

读到这则新闻时我想起法比耶娜，我把它从报纸上剪了下来。昨晚我拿出那张剪报，又读了一遍那篇报道。里面有两个女孩的照片，已经褪色，是刚出事故时拍的。我端详她们，在她们身上几乎看不出我自己和法比耶娜的影子。她们是美国人，留着长长的金发，肩膀宽阔、牙齿莹白、神采奕奕——悲剧发生后甚至变得健壮。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她们的拐杖，两副拐杖并排摆着，上面贴有图案相同的卡通粘纸。

如今这两个女孩已是年轻女人，她们也许穿着一样的长裤，遮住她们的义肢。我嫉妒少女时的她们，我也嫉妒现在变成年轻女人的她们。下面这句话也许是所有评论她们的话里最荒诞不经的；也最仁慈。她们活得真实——但愿她们将一直真实地活下去——一种法比耶娜曾经希望我们活出的真实。我们没有做到那两个女孩所做的事，让这个世界从她们身上夺去某些东西，让这个世界给她们烙下伤痕。可是从那巨大的损伤中——人们会始终因这个损伤而对她们表示同情——她们赢得权利，可以反过来嘲笑这个世界，嘲笑世上那些无法理解的人。

我现在明白，我们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始于法比耶娜的狂喜与绝望，两者我都达不到。只要我可以让她通过我来发泄她的狂喜和绝望，生活对她来说就可以忍受，甚至有意思。我是磨刀石，我把她刀子般的心磨得锋利；我是那颗她毫不费力切开的橙子。尽管如此，我照样救不了我们。击败我们的不是无聊，使我们分道扬镳的不是落败。不是每个小孩生来骨子里都有一股难以驯服的力量。世人的职责是不要正视，把那股力量当作小孩子闹脾气，当作不成熟而勾销。儿童的职责是克制那股力量，直至能把它扼杀，昂首成为大人，让自己更加安全。法比耶娜找不到语言描述她的狂喜和绝望，我没有办法理解她的狂喜和绝望，但活在这极端中的人不只她一个。其中幸运的人等待风暴过去。真正幸运的人学会几招技巧，驯服这不可驯服的力量——无论多么昙花一现——扬名天下。我不够老练世故，无法声称我理解那些天才，但我知道，他们在交响乐和协奏曲里所表达的，他们在画布上或书里所呈现的，正是使法比耶娜在墓园发出尖叫的东西。隔着她的手，我听见她的痛：她的心中有个庞然大物，比我们实际的人生更大、更鲜明、更永恒。她既找不到也创造不出一片能容纳那庞然大物的天地。

法比耶娜和我不是在一夜间分道扬镳的，但从那年夏天到秋天，我们一边继续一起消磨时光，一边都心知肚明，这么做没有用。我们之间变得安静——我们以前在一起时没有过的安静，泰然如两只停在篱笆上的斑鸠，谁也不发出声音，却都侧耳凝神，准备好回应对方的咕咕低语。我们决不讨论雅克，也很少提起英国或我们写过的书。

你可以爬上一棵树，如果你像法比耶娜一样身手敏捷，你可以毫发无损地跳下来。可当时我们发现自己置身的不是树梢；相反，我们处在一道深沟的边缘。如果我们选择一起手拉手跳下去，我们都活不下来，但我们也不会分开。可和众多排在我们前面和后面的人一样，我决定后退，头一回我领路：她除了跟随别无选择。因为后退，我们不可能继续相守在一起。

在世人眼里，我们是两个长大的女孩，日渐变得暮气沉沉，离结婚生子和人生其余的辛劳越来越近。

次年，我的姐姐，住在德塞夫勒省的罗斯玛丽告诉我，有家裁缝店要招学徒，我决定离开圣雷米。我问法比耶娜，她想不想在裁缝店附近找份工作，我料到她会说不。我的父母认为我终于长大，结束了一段他们从不赞成的友谊。可和其余世人一样，我的父母情愿只要一个最易令人心安的真相。

我搬去德塞夫勒省后不久，一个巡回马戏团途经圣雷米。我听说，在他们撤营时，法比耶娜不见了。村民们议论她加入了马戏团——一个对那姑娘而言绝对不错的选择，人们说。连我也让自己相信是那么回事：她很会和动物打交道，她也擅长飞得很高。

我在十七岁时认识了一位当学徒的鞋匠，有一阵子，我可以想象和他共度一生。一年后，我们订婚，继而，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一家晚报报道了我们订婚的消息：曾短暂享誉文坛的少女作家，现今在当裁缝的阿涅丝·莫罗，和鞋厂的工人朱尔·加尼翁订婚了。写报道的记者开玩笑说，鞋匠是灰姑娘最理想的王子。

读到那条新闻时，我知道我不能嫁给朱尔。对幸福的幻想终究比对其他大多数事情的幻想更加脆弱。我取消了婚约，搬到巴黎。我先在一家裁缝店打工，几个月后在百货公司觅得一份当营业员的差使，卖女士睡衣。我就是在那儿认识了厄尔，一位美国工程师，操着他结结巴巴的法语，请我帮忙给他家里的所有女眷挑选礼物：他的母亲、姨妈和两名妯娌。嫁给厄尔，搬去美国，做一个再也不是人们认识的、未能达到童话标准的阿涅丝·莫罗——上述这些事，我毅然决然、没有伤感地一一做到了。

在美国生活期间，我只有一次需要面对我的过去——或我应该说，只有一次，我的过去找上我。来的是一位文学史家。那个男人的名字我已记不起来，他于两年前和我联系，说他正在撰写一本有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神童的书，他花了数月时间查到我的下落。我本来不会给他回信，可他提到安东尼娅·汤森太太，那个男的说，她的回忆录里有一章写了一个以前名叫阿涅丝·莫罗的学生。

我答应和这位文学史家见面，他带了满满一文件夹的资料前来：法语和英语的剪报，里面有许多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所见；从档案照片库里复印的我的放大相片，阿涅丝·莫罗，一个乡下姑娘，一位年少的作者，一个在接受培训、要进入上流社交界的女孩；法语版的那两本书上印着我的名字。只有第一本《快乐的小孩》被翻译成英语，这个男人指出那位译者的名字：自翻译了那本书后，她成为伦敦文坛的知名人物，他以为那一点会打动我，使我更愿意向他畅所欲言。还有汤森太太自费出版的回忆录。那本书，他向我解释，没什么历史或文学价值。大部分内容讲的是汤森太太的职业生涯，她创立了一所小而精的淑女学堂，并担任校长，不过在书的前面几章里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叙述，写她在一所她父亲开办的瑞士寄宿学校长大，她草率地嫁给一个英国人，那人被派往日本，到一所农学院任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们游历亚洲。关于汤森先生，这位文学史家能道出的只有一条，汤森太太和他在日本生活了二十个月，随后与他离了婚。

汤森太太在这么多年后终于能够实现她的作家梦。有一刹那，我想问这个男人，那本书可不可以归我。在读完它以后，我会多了解她一点，超过我对德沃先生、米克和那些业内人士——编辑、记者、摄影师——所能发表的看法。曾几何时，他们一个个意外地走入我的人生，他们仿佛推开了错误的门，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冷清的舞台上。他们全都很快退了场。

但如果我向这位文学史家索要那本书，他会向我索取回报，所以我只粗略地读了读他给我标示出的那章，标题是“一个假冒的天才”。在那章里，汤森太太写了我在学校期间的情况。我被描绘成一个心智没有开化、形象野蛮的小孩，几乎不识字，动不动发脾气。虽然她会避免对我取得的成就下定论，但她认识的这个女孩，汤森太太写道，提供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线索，让人明白为什么有传言说，不像弗朗索瓦丝·萨冈和米诺·德鲁埃，阿涅丝·莫罗仅是一场骗局。不然我们还能怎么解释她从文坛彻底消失的事？

我告诉这个男人，他收集到的有关我人生的资料似乎已比我自己掌握的更多。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不为我的过往辩护或提出反驳。

一年前，我的母亲写信告诉我，法比耶娜回到了圣雷米。她声称自己嫁给了一位著名的喜剧演员，此人最近过世，留了点钱给她。她讲的可能有几分是实情，我的母亲写道，如今有几个工于心计的男人在追求她。她无疑会再婚。

害她难产而亡的那孩子的父亲，说不定正是上述男人中的一个。

她为什么回圣雷米？这地方和世上的所有地方一样，从来不了解我们，也永远不会了解我们。当时我没想到写信给法比耶娜，现在我后悔没有写信给她。

很久以前，当写书的游戏和栽种快乐一样，只是一个念头时，法比耶娜说，我们应当一起写书，让人们知道我们的感受。现在我明白，那是她唯一犯的错。我们写了许多事，但我们没有写自己。当其他人在读这两本书时，看不到一点关于我们的东西。

真正的故事非我们的能力可以讲述：我们的少女时期、我们的友谊、我们的爱——全都崇高不朽，全都无足轻重。世间没有像我们这样两个女孩的容身之所，可当时的我反应迟钝，未明白受到轻视、阻挠甚至致命伤害的法比耶娜在试图替她，也替我，愚弄那个世界。复仇的故事往往在开头给人更多希望，超过结尾能够提供的。

现在的她，躺在圣雷米的一座坟墓里，所有的痛都结束了。今晚我希望她出现，这样我可以告诉她，我又写了一本书，又是在她的帮助下写的。某处，我相信她在某处大笑。你还是那只呆头鹅，她说。你有远大的梦想，阿涅丝。

可她把我想错了，正如世人把我们想错了一样。就算是我养的鹅，如果它们有梦想，它们也知道决不能让世人看见那些梦想，一眼也不行；不用人教，它们也知道世人无权裁判它们。我活得像我的鹅。

我打断那种生活来写书：一个假冒的神童的故事，一个关于法比耶娜和阿涅丝的真实的故事，真实得如同那天我们在墓地，想要、却无法杀死彼此；想要、却无法拯救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