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芳华  作者:严歌苓

第二天一早,比起床号吹响早两分钟,新兵班长的闹钟闹起来。营房里还是黑夜,何小嫚右边的邻居一纵身跃起,同时向左边伸臂,抓下左上方挂着的军帽,立刻扣在头上,与此同时,另一个新兵跳到门边拉灯绳。就在新兵班长咕哝闹钟怎么会响铃的时候,灯光大亮,所有人都向何小嫚注目。我们都以为会看到想当然的一个瘌痢头,但大家全失望了,或说比真看到瘌痢还惊讶:何小嫚的头上不仅长着头发,而且一个头长着三个头的头发。让我试试另一种形容:何小嫚的头上是一个头发的荒原,或者,头发的热带雨林。那样不近情理的茂密,那种不可遏制的充沛,似乎她的瘦小身体所需的能量摄入极有限,而节余的能量都给了头发,那一头怒发冲冠是她生命能量的爆破。我们所有人是应该喜欢甚至羡慕这头发的,可我们都有点儿怕这头发,这头发跟我们比,太异类了,细看它的每一根都带无数小弯,每一根都茁壮油黑,我们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喜欢太异端的东西。终于有人对何小嫚的头发发言了:“哟,这是头发呀?!怎么长的呀?!”明明是质疑的。质疑者姓林,叫丁丁,她是新兵训练中期来的,新军装里还系着一条大花纱巾。她孩子气地把手指尖伸到何小嫚的头发上,一摸,赶紧缩回,看看手指:“不是染的吧?”何小嫚把自己的头挪开一些,挪到距林丁丁手指安全地带。林丁丁接下去又说:“也没烫过?”何小嫚摇摇头。丁丁又说:“怎么长成这样了?”明明有点儿嫌恶了。

从此我们有了个基本态度,对何小嫚的头发的微微嫌恶。

后来何小嫚告诉我,当年她跟接兵首长和其他新兵在上海登上西行的火车的时候,送行的只有母亲。母亲想在女儿远行的前夕再做一回亲妈。火车晚上发车,母亲的送行从上午就开始,开始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母亲替女儿寄存了不大的帆布旅行包,然后领着她来到淮海路上。有一家叫“鲜得来”的小馆,做的排骨年糕名气极大,店堂里坐不下,大部分人都端着盘子站在马路上吃。母亲就在马路上宴请女儿。她只买了一客年糕,让小嫚吃,自己一手端着一碗汤,一手端着个放辣酱油的碟子,不时提醒女儿:“蘸点儿作料呀!喝口汤呀!”没有餐桌,母亲宁愿做女儿的餐桌。吃完午饭,娘儿俩又去逛公园。二月天出了个四月大太阳,母亲在复兴公园的草地上铺了张报纸,让女儿坐上去,由她来为女儿梳辫子。小嫚的头发难梳,母亲把她梳得疼极了,比弟弟揪的还要疼,疼得她眼泪盈眶。父亲活着的时候,她最怕母亲给她梳头,宁可由父亲用条手绢马马虎虎把她头发扎成一大捆。自从做了拖油瓶被拖进继父家,她便开始想念母亲梳头的疼痛,但母亲再也没心思没时间花在她的头发上了。母亲给她梳头简直就是跟她的头发打仗,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最终把那一头不断抗争的头发全部制服,从头顶到辫梢编成了花儿,告诉她那叫“麦穗花儿”,也叫“法国辫子”。她问为什么叫法国辫子。母亲柔声说,也是别人告诉她的。小嫚猜“别人”就是她的爸爸。母亲此刻在想她的亲爸爸,母亲跟小嫚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看见小嫚的相貌和体征替她的亲父亲活下来的时候,就会想念她那个软弱善良的前夫。前夫的好大一部分活在小嫚身上!二月的阳光里,他们一家团聚了,只是缺席了小嫚的亲父亲。

“你知道你这种头发叫什么头发吗?”母亲突然问。

女儿不知道。

“叫纱发。中国人难得长这种头发。”

小嫚还认识一个长这种头发的人,她的好爸爸。母亲还不只一次说过,贵人不顶重发,这么厚这么重的头发,只长在苦命人头上。

我们看到的何小嫚,就是把母亲的手艺藏在军帽里的瘦小新兵。我们怎么会知道,小嫚想尽量长时间地带着母亲的痕迹在我们这群陌生人中生活。对于她,母爱的痕迹,本来就很少,就浅淡,法国辫子也算痕迹,她想留住它,留得尽量长久。两周之后,辫子还是保持不住了,她在澡堂的隔扇里拆洗头发,却发现拆也是难拆了,到处是头发的死结。她把核爆炸蘑菇云一般的头发塞进军帽,跑到隔壁军人理发店借了把剪刀,把所有死结剪下来。我们要揭晓她军帽下的秘密时,正是她刚对自己的头发下了手,剪了个她自认为的“刘胡兰头”,其实那发式更接近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


直到九十年代我又见到何小嫚,了解了从童年到少年的她是怎么回事,我才醒悟到她是怎样热爱上发烧的。也许小嫚是我们女兵当中最羡慕也最妒忌林丁丁的人。丁丁让很多人疼爱着,就因为她层出不穷地害着各种小病。我们也爱流传那些丁丁生小病的笑话,比如她说自己咳嗽好多了,就是“蛋”很多,(上海话“痰”和“蛋”谐音),叫她生病多吃水果,她说“蹶子”(橘子)维他命多,就是容易生蛋(痰)。常常是两只小白手捧着胃,那就是胃气又痛了,一问,她会用七成上海话三成普通话说:“这只胃胀得像只球!”我们下部队演出吃招待宴会,有人吃美了,便会招来警告:“当心把这只胃胀成一只球!”林丁丁的病都不大,可都是真病,一旦她那只胃胀成了一只球,人们眼看她把胃舒平脆生生地一把把嚼成花生米。有次她的独唱马上要开幕,胃气痛又来了,卫生员当时没有针灸银针,用了两根粗大的别针深深扎进她的虎口,那一刻所有人都疼死她了。尤其刘峰,疼她疼得一肚子柔肠化成了水。这是触摸事件爆发后我们回想推测的。

此刻最羡慕丁丁的就是何小嫚。她对病的渴望由来已久。自从她父亲自杀,她就再也不是任何人的掌上明珠,只有在生病时才能被母亲短暂地宝贝一会儿。她看着我们像碉堡一样围着林丁丁,她自己也是碉堡的一块砖石,林丁丁此刻是团首长们不折不扣的掌上明珠。

在一次下部队演出途中,何小嫚如愿以偿地发起烧来。我们住的县城招待所昏暗寒冷,卫生员从她嘴里取出体温计,就开始了下面这段著名对话。

何小嫚:“多少度?”

卫生员:“不知道……”

何小嫚:“那你快看啊!”

“看不清!”

何小嫚:“再不看就凉了!”

卫生员和我们都不懂什么“凉了”。

卫生员拿着体温计往门外走。何小嫚急得叫起来。

何小嫚:“哎,你出去干什么?!”

卫生员:“这个鬼地方白天不发电,屋里看不清啊!”

何小嫚:“你不能出去!……”

卫生员无语,愣在门口。

何小嫚:“出去了体温表不就更凉了吗?”

当时我们在午睡,被她如此愚昧的话惊醒,又都笑了。她对医学和医疗设备实在愚昧得可以,我们说,你以为体温计跟馒头似的,出笼就会凉下去?

卫生员从屋外回来,报告何小嫚的体温为三十九度六。何小嫚还是遗憾,说在屋里肯定更高。

那次我们原谅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认为烧到三十九度六的脑袋,一定是晕的,不可以与之较真。当天晚上,小嫚摇摇晃晃地起床,幽灵一般飘到后台,打算化装参加演出。下部队演出我们人数是有限的,一个大型集体舞没有人顶小嫚的缺,这是领导批准小嫚请战的原因。领导还布置我们女兵为她梳头、化装、穿服装。那两天何小嫚在高烧和退烧药逼出的大汗里度过,身体头发热腾腾的,整个人都馊透了。我们中有人说:“跟炊事班揭开一笼屉碱小的馒头!”

“什么呀?”小郝说话了,她正在梳何小嫚那一头黏手的头发:“压根儿就忘了放碱!”

我们都恶心地笑起来。何小嫚也跟着我们笑,有点儿笑不动,但此时若不跟着大家丑化自己,会很孤立的。无论如何,那次她被我们七手八脚,嬉笑怒骂地伺候了一回,做了一会儿团首长的掌上明珠。当晚开演出总结会,副团长提到何小嫚的名字,说要不是小何同志头重脚轻地主动走进化装室,那个大型舞蹈的队形还真就得开天窗。副团长号召大家为“轻伤不下火线”的小何同志鼓掌。何小嫚眼圈红了。她听出那热烈掌声基本是真诚的。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公开地歧视她,对她的不可理喻还在逐渐发现中。比如她吃饭吃一半藏起来,躲着人再吃另一半;比如一块很小的元宵馅儿她会舔舔又包起来(因为成都当年买不到糖果,嗜糖如命的我们只好买元宵馅儿当芝麻糖吃),等熄了灯接着舔;再比如她往军帽里垫报纸,以增加军帽高度来长个儿,等等,诸如此类的毛病其实没被我们真看成毛病,女兵里这类小毛病太普遍。

让我们对她的歧视发生重大升级的一件事是这么发生的:

这天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晾出一个乳罩,照例也被盖在一件衬衣下面。我们当时很有廉耻心,对男女有别别在何处这类问题都含混处理,所以从不公开晾晒那些遮挡我们“有别之处”的私密内衣。那天风大,当遮羞布的衬衣被刮掉了,被它掩护的乳罩于是赤裸裸地在风里起舞。我们政治学习刚结束,像一群圈疯了的马驹,以踏平一切之势,奔腾出门,突然都停住了。那个乳罩不仅在大风中勇敢独舞,还暴露出两个半圆凹陷里垫塞的黄颜色海绵。我们再瞥一眼,发现那两块海绵是搓澡用的,大概也曾搓过澡,被挖下两块圆形,再被粗针大麻线钉在乳峰部位,看上去寒碜无比。几十年后的今天,到处可见丰胸广告,想垫什么直接垫到肉里去。可是谁敢在那年头丰胸?而且材质太廉价,手艺太粗糙,向往太无耻。我们不约而同相互看看,从视线高度就明白,大家都想看清,究竟谁的胸是海绵的。我们又不约而同缩起身体,红了脸,这无耻的向往弄得我们人人心虚,人人自危。

这种脸红今天来看是能看得更清楚。那个粗陋填塞的海绵乳峰不过演出了我们每个女人潜意识中的向往。再想得深一层,它不只是我们二八年华的一群女兵的潜意识,而是女性上万年来形成的集体潜意识。上万年来,人类对女性诱惑力,生育力,以及养育力的向往和梦想,乳房是象征,是图腾,如此便形成了古老的女性集体潜意识。对于乳房的自豪和自恋,经过上万年在潜意识中的传承,终于到达我们这群花样年华的女兵心里,被我们有意识地否认了。而我们的秘密向往,竟然在光天化日下被这样粗陋的海绵造假道破,被出卖!男兵们挤眉弄眼,乳罩的主人把我们的秘密向往出卖给了他们。

我们中的谁小声说,把它收了吧,丢人现眼!郝淑雯不让收,警告说:“谁碰它就是谁的啊!”她反而把那件被风吹跑的衬衫捡回来,盖上去,意思是保护犯罪现场。她向在场的女兵们递眼色,大家不动声色地跟着她进了小排演厅。这里供歌队和乐队排练,一架放在墙角的大钢琴就是我们的会议桌。围着钢琴站定,不少人笑起来。那种碰到天大荒唐事感到无语的笑,那种对于不害臊的痴心妄想怜悯的笑,还有纯粹是因为那乳罩太不堪了,不堪到了滑稽地步,因而惹我们发笑。郝淑雯开始叫我们严肃,不久却成了我们中笑得最撒欢儿的一个,一屁股跌坐在琴键上,钢琴轰的一声也笑开来。笑过之后我们一致通过小郝的提案,今晚必须将乳罩的主人拿下。从衬衫和乳罩的尺寸上,我们把侦查范围缩小到女舞蹈二分队。

接下去,郝淑雯在窗户朝前院的宿舍布下暗哨,看究竟谁来收取这件衬衫和它下面的下流“勾当”。开晚饭了,专门有人给站哨的人打饭。晚上排练,没节目可排的人坚守哨岗。快到熄灯时间了,那件衬衫和它掩护的“勾当”在路灯光里,成了孤零零的旗帜,风力小下去,它们也舞累了。大概衬衫和乳罩的主人知道我们设下的埋伏圈,宁可舍弃它们也不愿暴露自己。但有人觉得不大可能,每个战士一共拥有两件衬衫,冬夏两季发放被服各发一件,但必须以旧换新,舍弃一件衬衫就是永远的舍弃,换洗都不可能了,未必此人从此不换衬衣?

十一点多了,埋伏的夜哨也困了,猎物却仍不出现。值夜哨兵叫醒郝淑雯,说就算了吧,恐怕有人泄密,这家伙宁死不进套。小郝没好气地嗯了一声,表示批准。值夜哨兵正要退出我们宿舍的门,感觉有人轻轻走进了走廊。走廊的木头地板跟各屋一样,都很老,七八十岁了,所以跟所有房间的地板筋络相连,只要有人从走廊一头进来,所有屋里的地板就会有轻微的神经感应。“哨兵”伸头往走廊看去,看见一个瘦小、蹑手蹑脚的身影在昏暗中移动。“哨兵”吼了一声:“不许动!”

郝淑雯以标准的紧急集合动作,从床上到走廊只用了半秒钟。同时走廊的灯被哨兵打开,灰尘和蛛网包裹的混浊灯光里,何小嫚手里拿着那件衬衫已经走到她们宿舍的门口。小郝立即还原了当年接兵的年轻首长,威严而慈祥:“等一等!”

何小嫚等着。郝淑雯对她身边的哨兵摆了摆头。哨兵当然明白“首长”要她去干什么。她跑上去,缴下何小嫚的衬衫,但她马上就懵懂地扭过头,看着穿睡衣睡裤紧跟上来的郝淑雯。衬衫是那件,没错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掩护的那个下流“勾当”!要拿下作案者,必须人赃俱在,现在勾当不见了!郝淑雯从“哨兵”手里接过衬衫,不动声色地搜查一番,同时审问就开始了。

“这么晚,哪儿去了?”

“上厕所。”

“你平时起夜吗?”

“有时候……”

谁都知道女兵床下一般有三个盆,三个盆的分工很清楚,头号大的洗脚擦身,二号大的洗脸,最小的偶然起夜做便盆。除非腹泻,极少有人半夜穿过院子去那个公共厕所。

“胆子倒挺大的嘛。”

何小嫚毫不费力就听出审讯者的话中的双关语。那时有关郝淑雯要当女舞蹈队队长的传闻已经泛滥,何小嫚在未来的顶头上司面前规规矩矩立正。

“这衬衫是你的?”

“……嗯。”

“傍晚下雨大家都把晒在外面的衣服收回来了,你怎么没收?”

“忘了。刚才从厕所回来才看见。”

“你平常的好记性呢?藏半个包子夜里都记着啃完它。”

何小嫚连稍息都不敢。

郝淑雯端正标致的脸上出现一个狞笑。

“那个东西哪儿去了?”

“什么东西?”

“你藏的东西,你知道。”

“我没藏东西。”

“好意思做,就要好意思承认。”

“承认什么?”

“承认什么,我哪儿知道?”

“……”

“嘿,问你呢!”

“……”

郝淑雯指着衬衣:“你在这件衬衣下面藏了什么?”

“……什么?”

“废话!你藏的你承认啊!”小郝给她气笑了。

走廊两边的门都开了缝儿,缝隙渐渐变大。

讯问陷入僵局。郝淑雯只好重来。

“是不是把那玩意儿烧了?”

“……”

“藏在衬衫下的东西被你烧了?”

“……谁烧了?”

“哦,没烧。那哪儿去了?”

“……”

“大家可是都看见的,啊。”

何小嫚眼泪流下来,可以看成是被冤出来的眼泪,也可以看成是被穷追猛打即将全线崩溃而求饶的眼泪。小嫚眼睛看着前方,但并不看着她面前的未来分队队长。她的目光在郝淑雯身上穿了个洞,去寻找逃遁的出路。假定她能来一个现在时髦的“穿越”,穿越几十年,来到二十一世纪的北京王府井,就是跑断腿也找不到无衬垫乳罩。她那个刚被销赃的乳罩假如拿到此地,大概没人敢相认,那也叫乳罩?!那是多么单薄可怜的东西!塞着两块黄颜色搓澡海绵,塞着小嫚对自己身体的不满,塞着对改良自身最大胆的作弊。怎么能让她承认这样的作弊呢?要她承认不是太残忍了吗?郝淑雯是太残忍了,你长了这么丰美的胸,你当然镇压在胸上作弊的可怜虫!何小嫚的目光在郝淑雯的完美的胸口上穿了个洞,又在小郝身后走廊尽头的墙壁上穿了个洞,还是找不到逃遁的出路。眼泪滴成了珠子,可她就是不低头不认罪。

“我们好几个人都看见了。”门内的某女兵站上了证人席。

“他们男的都看见了!都在怪笑!”这个证人很悲愤。

门内的女兵们跟走廊上的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审判庭。郝淑雯又开口了。

“干了那种事,还要撒谎。”

“我没撒谎。”

“她撒谎没有?”郝淑雯向走廊两边的门扫视。

“撒了!”陪审团异口同声。

“再问你,撒谎了没有?”

寂静中,何小嫚的眼泪干了。

“问你呢。”

“我没撒谎!……”

何小嫚突然咆哮起来。凉飕飕的秋夜出现了乱气流。

郝淑雯被这一声呐喊暂时震住。大家都从这句咆哮里听出“策那娘”!听出比这更脏的弄堂下流话,听出她用这句话骂山门骂大街。这只小老鼠一向躲躲闪闪,静静悄悄,从来不知道她还会叫!从来不知道她身体某处藏着这样一声叫!

“没撒谎你叫什么叫?!”

何小嫚继续看着前方。

“有种干,就有种承认!撒谎抵赖……”

一声号叫打断了郝淑雯。何小嫚的那声无词的号叫更可怕,刹那之间让你怀疑她由人类退化成了猿,叫声凄厉至极,一口气好长,一米五八的身体作为笛管,频率高得不可思议,由此你得到一个证明,正是她的短小使她发出如此尖锐的声音,想想知了,蛐蛐、蝈蝈、金铃子之类。郝淑雯给她叫傻了。我们都傻了:她这样叫,一个字也没有,什么意思啊?后来我了解了她的身世,觉得这声无词的号叫在多年前就开始起调门,多年前就开始运气,在她父亲自杀的时候,或许在弟弟揪住她的辫子说“辫子怎么这么粗,明明是猪屎橛子”的时候,也或许是在她母亲识破了那件被染黑的红毛衣,以及两个绒球如何做了丰胸材料而给了她两耳光的时候……

何小嫚号叫的时候,脸色紫红,印堂却青白,鼻子至嘴巴的三角区同样发青,但她的眼睛仍然是穿过郝淑雯的;小郝把一件洗塌了筋骨因此疲软无比的针织衫做睡衣穿,肉粉色,原先应该是红色,由于洗过太多水完全像张煮软的馄饨皮粘贴在身体上。想象一下,小郝那夜间不设防的身体就在那下面,那些轮廓,那份饱满,她的高炮师长父亲和军医母亲给了她这身体,以及那身体后的依靠。只要这世上郝淑雯存在着,对于何小嫚就是残酷。小郝这样的天体和何小嫚这样的丰胸把戏,一个当然要戳穿,一个当然要号叫。

女兵们对何小嫚的歧视蔓延很快,男兵们不久就受了传染。至今我还记得一九七六年夏天的恶热。在大变革前夕的非人酷暑中,为“八一”节排练新舞蹈:红军飞渡金沙江。舞蹈的高潮是所有男舞者把女舞者托举起来,女舞者一腿跪在男舞者的肩膀上,另一条腿伸向空中。所有人都被自己的汗水冲淋,地板湿漉漉的似乎也跟着出汗。平时就爱出汗的何小嫚看上去油汪汪的,简直成了蜡像,正从头到脚地融解。快要到托举了,录音机里的音乐越发煽情,军鼓铜管一块儿发飙,女舞者们起范儿,男舞者们趁势托腰,一个半旋,所有女兵都是“楚腰纤细掌中轻”地舞到男兵手臂上,而录音机突然哑了。编导杨老师从他坐镇的藤椅上站起,我们都看见藤椅座上留了个湿漉漉的臀部印记。杨老师问那个跟何小嫚搭档的男舞者怎么的了。这是个北京兵,叫朱克,已经持续闹了三年转业,他回答杨老师说,他没怎么的呀。杨老师一手用毛巾擦汗,一手舞动着半截儿香烟,把托举动作的要领又细说一遍,烟灰飘在我们的汗上。然后他跟所有人说:“我知道大家都很热,但是请不要恨我,恨害得你们重来的人。”

他把烟头塞回嘴角,一边回到藤椅前,在湿漉漉的臀部印记上坐下来。操控录音机的人摁下开机键,音乐再次飙起,杨老师大喊一声:“开始!”

我们再次起范儿,重复那套动作,音乐却又停了。杨老师将烟头往脑后的窗外一扔,指着朱克和何小嫚。

“你俩怎么回事?!”

何小嫚看着嘴冒青烟的杨老师,又看看朱克。

朱克说:“举不动。”

朱克闹了三年转业,不好好练功,整天练健美,往那儿一站就是针灸肌理塑像。

杨老师看了他一会儿,说:“你这么闹,就更不会让你转业。”

朱克说:“我闹什么了?闹肚子,没劲儿,再给人家摔坏了呢。”他下巴歪歪,意思他罢工是为了何小嫚好。

杨老师说:“举不动可以,至少把动作来一遍。”

大家再一次重来,起范儿,托腰……杨老师噌地站起来,藤椅小而杨老师块儿大,本身是靠藤子的弹性将偌大的臀部挤进两个扶手之间,现在起身起得太急,加上汗水和空气湿度把他和藤椅都泡发了,因而他向朱克逼近的几步,藤椅的两个扶手仍然夹在他屁股上。

杨老师走到朱克跟前,夹住他的藤椅才咣当一声掉下来,翻倒在地板上。杨老师这才意识到刚才的狼狈,回身一脚踹在藤椅上。地板被我们的汗润滑,藤椅顺着那滑溜劲向墙根溜去,又被墙根撞了一下,弹回来一尺远。

我们都知道杨老师为什么急成那样。朱克刚才大致做了一遍规定动作,但他做他的,跟何小嫚毫无关系,手离何小嫚的身体数尺远。

杨老师让所有人原地休息,把朱克和何小嫚单独调度到大厅中央。又胖又高的杨老师在这种天气最是受罪,无端也有三分火气,此刻火得两拳紧握,胳膊肘架起,看上去是京剧的花脸提铜锤的架势。我们估计那是因为他胳肢窝里全是汗,那样空着提铜锤可以让胳肢窝里多少流通点儿空气。

“朱克,你给我做十次!举不动,可以,不过其他动作一分折扣也不准打!小何,准备好……走!”

朱克却蹲下来,头抱在两手之间。

“你到底想干什么?!”杨老师站在了朱克面前,嗓音几乎压没了,只剩牙缝儿里咝咝的出气声,响尾蛇发起致命攻击之前的咝咝声。

朱克向杨老师抬起痛苦的脸:“杨老师您行行好,给换个人吧。”

杨老师不明白。我们虽然热糊涂了,但还是有些懂朱克的意思。

杨老师此时四十五岁,是我们团第一号舞蹈权威,创作和编排舞蹈的才能使我们常常忽略他的体重。他转脸问何小嫚:“朱克说换谁?”

何小嫚不说话,根本就没听见杨老师的提问似的。

朱克又开口了,说:“您换别人托举她试试。”

杨老师叫了另一个男舞者的名字,要他跟朱克调换位置。这一位干脆笑嘻嘻地拒绝杨老师的调度。

杨老师:“你们都怎么回事,啊?!”

杨老师嗓子里那条响尾蛇又咝咝响地发出总攻威胁了。

朱克站起身,脸上的痛苦更深刻:“您老的嗅觉没事吧?闻不出来呀?”

杨老师瞪着朱克。男兵们开始窃笑。

朱克指着何小嫚:“让我托举她?多不卫生啊!您自个儿闻闻,她整个儿是馊的!”

大厅里静了一下,紧接着就笑声大作。

杨老师叫我们“安静”,叫了好几声,我们安静了,他说:“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同志呢?!还是个女同志!”

一个男兵怪声道:“朱克同志是爱卫生的。杨老师原谅他。”

整个这段时间,何小嫚就那样看着正前方的墙壁,比任何人都局外。意思似乎是,你们好好商量吧,总会商量出结果的,什么结果我都无所谓。

男兵们很理解朱克。我们那时多年轻啊,谁的身体里没有一条青春的虫在拱动?谁不被那虫拱得心底作痒?一旦我们身体里那条青春虫子拱得紧了,男女间哪怕以眼神触碰一下都是好的。一切都可以是触碰的名目,借自行车时交接钥匙的手指头在对方掌心多赖一会儿都是一种缠绵。男兵平时是不能随便触碰女兵的,触碰得有正当名目。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正当名目,这个“冒酷暑坚持排练”的响当当名目下,不仅可以触碰,还可以搂抱!手公然正当地搂抱在柔软纤细的少女腰肢上,那些纤细腰肢在那一瞬间也有了短暂的归属,我们身体里那条虫总算拱直了,总算声张了它存在的正当意义:难道不可以青春吗?我们这样一群矫健稚嫩的大牲口不就是青春本身?而青春本身能抵消多少罪孽!有了这样正当的名目,可以往正义搂抱里走私多少无以施与的缠绵?杨老师功德无量地为我们设计了这个托举,我们终于可以假公济私地享受刹那的身体缠绵了,而朱克发现,发给他的缠绵对象是何小嫚。抱何小嫚比没的抱还糟。他宁可放弃这个搂抱的难得机会。

杨老师说:“那你告诉我,朱克,是不是换个人你就愿意举了?”

朱克不说话,但意思是:那可不,换谁都行。

杨老师抬起头来,扫视我们全体,但谁的眼睛也不跟他的目光对接。就在这时,何小嫚的新搭档出现了。从男舞者队伍的尾巴尖上走出一个人来,走到何小嫚身边,说:“杨老师,我跟朱克换位置吧。”

刘峰。我们的好刘峰。每次缺德家伙们偷吃了包子馅儿,刘峰都会把空空的包子皮儿夹到自己碗里。他两手轻轻搭在何小嫚的腰上,等着杨老师下达“开始”的指令。

可是杨老师一动不动。也许我们对何小嫚的作践震撼了他,也许刘峰的仁慈感动了他。我们倒不觉得刘峰的行为意外,平常脏活儿累活儿都是刘峰抢着干,何小嫚不外乎也是刘峰的一份脏活儿累活儿。刘峰为大家做过的好人好事还少吗?这是又一次为大家做好人好事。杨老师似乎被这场奇怪的事件消耗尽了,突然就疲惫不堪地撂下我们,垂着头往排练厅大门外走去。走到门口,他才又想起我们还没有发落,转过身说:“解散。”

有人问解散了干什么。杨老师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一边说:“爱干什么干什么吧。”

在这样的毒热中,我们什么都不爱干,顶不爱干的就是排练这个动作激烈得抽风的大型集体舞。大家在半分钟内就散尽,唯有刘峰和何小嫚剩下来。因为刘峰对何小嫚说:“咱俩练几遍,下次排练就走熟了。”

女兵们往大门口走,打算去拦截一辆卖冰棍的三轮车。女兵们总是把冰棍贩子拽进院子,然后把一车冰棍买空。从排练厅的窗口,能看见刘峰把何小嫚高举起来。排练厅的一面墙由八块镜子组成,镜子是次品,稍微拉开距离,照出的人形就是波纹状。舞蹈队一对最矮的男女在镜子里走形走得一塌糊涂,但十分协调般配。到了第二天排练,刘峰和何小嫚跳得默契和谐,被杨老师请出队列,给所有人示范。

示范结束,杨老师似乎想考考我们:“刚才他俩跳得怎么样?”

我们都说,不错不错。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没人答得上来。

“说明了只有他俩,还保持了我们这支队伍的优良传统;我们团是经过战火考验的!”

杨老师是给我们逼急了,逼出这番豪言壮语。杨老师跟“白专”就隔着一根虚线,常常叫我们少摆高姿态,腿踢不上去,高姿态都是空的。杨老师今天豪言壮语没完没了。

“当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把演出送到了最前线,我们这支队伍的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三不怕臭。”朱克在下面小声补充。

“苦和死都不怕,还怕臭吗?”这是那天排练结束后男兵们的补充。当时他们在水房里洗冷水澡,等刘峰洗完出去后补充的。男兵们洗冷水澡的时候问刘峰:“味儿是馊得可以,不过抱在手里感觉怎么样?”刘峰的回答是:“低级趣味。”


后来发生了触摸事件,男兵们背地里说:“只低级没趣味啊——连那么馊的人他都要摸。”

批判会开完,刘峰被下放基层了。那是一九七七年暮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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