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以数字论，兰伯西案就可能成为一件轰动性大案。

在对兰伯西总部的搜查中，联邦调查员共缴获超过3000万页的文件。公司的三名顶层高管——马尔文德·辛格、布赖恩·坦皮斯特和艾卜哈·潘特，成为检察官的审查目标。在2009年9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案件的主检察官之一、马里兰州联邦助理检察官斯图尔特·贝尔曼（Stuart Berman）向同事宣称：“要我说，对这三个人要么不起诉，要起诉就是重罪。”他说他本打算“按模棱两可的案件，以轻罪起诉”。但兰伯西的情况一点也不“模棱两可”。

2010年春，政府检察官们已经发起行动。他们向兰伯西的律师提议达成一项赔偿32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以抵消公司的刑事及民事责任，这将是美国司法部历史上对一家制药公司所做出的最重判决。

但是在美国药监局，黛比·罗伯逊与其他调查员在一间堆满文件夹的作战室内并肩工作，她扑在这个案子上已经五年了，而她的挫败和苦闷却与日俱增。有这种感觉的不止她一人。对几十名调查员、特别调查员和律师来说，这个看似惊天的案子已变成一潭泥沼，从巴尔的摩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到司法部的消费者诉讼办公室，再到药监局的刑事调查办公室，各单位都在互相指责。出于一种宿命感和迷信，有些调查员甚至不敢大声说出这家公司的名字，只用“R”来代替它。

有着各种字母代号的政府机构和部门被卷进案子，包括几位刑事检察官、司法部的两个民事部门、几个机构的总监察长和几个医保欺诈控制局。单单在美国药监局内部，兰伯西执法团队就包含了30多人，他们分别来自十几个不同的部门，个个都有令人头晕的缩写：ORA，OIP，OCC，CDER，OC，OCI。

即便处在最佳状态时，这台巨大的机器也很容易失去效能。加上兰伯西案还有一点独特的难处：被告的总部设在另一个大洲。就连最基本的调查任务，比如访问证人、获取文件，都成了涉及司法辖区的重大难题。美国的检察官提出什么理由，才能让印度引渡某人呢？更不用说在需要访问某个证人时，获得印度的加急签证了。

但这个案子的难中之难还在于一个更关乎人情的问题：美国药监局的调查员和司法部的检察官之间日益增长的敌对和不信任情绪。调查员们视案件的细节为生命，而检察官是半道才被派来的。从理论上说，两组人马应该同属一支部队。但是当案子的进展越来越慢时，他们却不知为何成了对头。在美国药监局的作战室里，墙上贴着一幅马尔文德·辛格的照片，有人在他头上画了两只魔鬼的犄角。检察官看到了提出反对，于是照片被取了下来。

这是一段不和谐的小插曲，但它反映了一股紧张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之中，罗伯逊和同事们开始怀疑自己在调查之初的决定：把案子报给司法部的马里兰辖区。

美国药监局只有有限的法定权限。对于任何正式调查，它都需要与检察官合作。本来，它可以把案子交给司法部的任何一个具有管辖权的辖区——就这个案子而言，可以是兰伯西总部所在的新泽西辖区，或者几乎总能坚持特权的纽约辖区。但是当美国药监局的刑事调查员找到自家后院的联邦检察官时，却发现要那里的律师持续关注案子实在太难。检察官们一方面要执行行政任务，另一方面要处理其他审理中的案子。他们在调查中逐渐发现，兰伯西所涉嫌的违法行为越来越广泛和复杂，他们对这个案子的处理也变得有一搭没一搭的。光是起草搜查所需的宣誓书都用了将近一年。检察官们不断把稿子退给美国药监局的调查员修改，却很少提供明确的指导意见。

搜查证获批之后找到了大量的罪证信息。但兰伯西的辩护律师立刻宣称这些材料受律师—客户守秘特权保护，并设法冻结了对它们的审查近18个月。检察官们并没有指派一个全职律师来审查这批文件是否真的受到特权保护，它们就这么被存放在政府库房里，谁也没碰过。一名美国药监局的合规官员说：“他们带走了每个批次的记录，带走了包含电子邮件的文件，带走了所有实验室笔记本，把什么都带走了……但他们没有派人去查看这些东西。他们应当组织一支20人的团队查看的。一切似乎都白干了。”

罗伯逊和同事不由得假设，如果当初美国药监局找的是纽约东区的检察官，以他们闻名遐迩的速度和推进力，这个案子早就结了，到现在兰伯西应该已经关门，它的高管也关进牢里了。可是在马里兰州分部，他们体验到的却是无序和虎头蛇尾，为此他们多次打趣说：“要是我们自己有个检察官就好了……”

但最重要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凸显了这种不信任。那次搜查之后，各位联邦调查员按要求为从公司高管那里缴获的文件列了一张清单。接着罗伯逊和同事又创建了一份极敏感的文件，他们称之为“普林斯顿总部”表单。那上面列出了他们缴获的最重要的证据，注释了关键的调查方向，并包含了可能的线索。2008年年底，兰伯西的几名律师向检察官们索要这份电子表单。这个要求促成了一次会议，与会的一方是罗伯逊和她的同事，另一方是司法部的几名律师，其中包括消费者诉讼办公室的高级诉讼顾问琳达·马克斯（Linda Marks）。他们一致同意，这份文件太敏感，绝对不能交给对方。

但是短短几个月之后，到2009年2月9日，马克斯又写电子邮件给罗伯逊索要表单，说是想把它交给辩方律师。罗伯逊回复马克斯，提醒她上次会议已经说好不交出表单的。马克斯又回复说：“那你有没有普林斯顿总部清单的原始版本，也就是不带高亮和标记的？”她接着保证：“我绝不会向辩方泄露我们感兴趣的项目，我只要一份详细的物品清单，这虽然是调查员的工作成果，但通常都会向辩方律师提供。”她的电子邮件又促成了第二天的一次会议，会上大家再次达成一致意见，不交出文件。

然而两个月后的4月，罗伯逊却收到了一封兰伯西律师发来的电子邮件，令她大吃一惊。邮件中要她帮忙，在“普林斯顿查获日志”中寻找一份文件。罗伯逊目瞪口呆，隔了几个小时才回复说：“我有些不明白。你能否告诉我你所谓的‘普林斯顿查获日志’是什么文件？你又是如何得到它的？”那个律师回复说，这份电子表单是司法部律师琳达·马克斯在2月底发给他的。没有磋商，也不打招呼，马克斯就违反约定，将带有注释的电子表单交给了辩方律师，那可是他们的罗塞塔石碑，是一张标出他们办案思路的地图。但后来，司法部的一名官员却否认马克斯有泄密行为。[在一份回答了若干问题的书面声明中，一名司法部官员语焉不详地表示：“司法部不赞成这些对其工作人员的未曾公开的指控。这些指控是虚假的，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影响调查的结果。”]

狂怒中，罗伯逊再次致信马克斯，说她“不顾约定，积极获取文件并将它交给辩方律师”。她写道，这份文件向辩方提供了一张控方策略的路线图，甚至可能“使他们找出与我们合作的证人”。她指出：“这样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我方调查员与贵方律师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觉得很难相信一个不够坦诚的检察官。”

几周后，马克斯把罗伯逊拉到一边说：“我们得谈谈。”

“可以。”罗伯逊回答，“但我的主管不在，没有证人，我不能和你单独交谈。”

2010年1月，兰伯西的律师首次要求美国政府给出一个全球性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双方就政府对兰伯西的每一项刑事、民事和监管指控达成和解。这虽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比法庭对决要简单，也会少花许多钱。

到3月，美国药监局的副首席执行律师斯蒂芬·塔夫（Steven Tave）拟了一个可能的方案：让公司就多项密谋和虚假陈述的指控认罪；向公司收取刑事罚金，数额按照兰伯西所有工厂销往美国的药物确定；签订一份与公司虚假声明有关的民事和解协议；实施一项协议裁决，要求公司在其主要工厂的产品获准进入美国之前转变业务。从未有过外国公司受到过这样的裁决。

虽然他们定下了在盛夏结案的目标，美国药监局团队和检察官却在处罚的规模、结构，甚至处罚的理论依据上争执不下。处罚的依据应该是全美国的销量吗？如果是，那应该依照销售总额还是净销售额？应该包括公司的所有药物，还是只算特定日期销售的特定药物？

两组人马越是商议，对案件的说法就变得越模糊，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也不断变小。2010年8月，罗伯逊在给同事斯蒂芬·塔夫的邮件中问道：“看来我们要照净销售额计算了？”

塔夫回复：“那需要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做个决定，而不是总是敷衍说他们还在等美国药监局的回复。（哦，我这么说是不是太刻薄了？）”

正当双方争吵，而兰伯西的律师请求快点做出决议时，奥巴马总统在3月签署了《平价医疗法案》，使之成为一部法律。由此，仿制药成为2000万美国人的必需品，他们现在可以根据法律获得药物治疗了。虽然“平价医疗法案”这几个字没有进入这场艰难的商议中，但是它体现了确保仿制药供应的重要性。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决议始终没有达成，检察官们和美国药监局团队就谁该为拖延负责的问题互相责难起来，言辞十分激烈。到7月，联邦助理检察官贝尔曼在电子邮件中诘问罗伯逊和塔夫：“我的管理层又在询问这个案子什么时候能结，还有我们到底要不要起诉任何个人。”

恼火的塔夫写邮件给罗伯逊说：“我倒是想问问他们协议裁决的事，一周多之前就发给他们了……（当然了，拖拉的总是我们美国药监局。）”

到2010年9月，罗伯逊得知检察官甚至还没有获得兰伯西的销售数据，而那将是和解的基础。“我认为司法部这是在承认他们在推进和解中没有作为。”罗伯逊对她的主管写道，“10个月过去了，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呢？”

当2010年接近尾声时，塔夫终于决定打破僵局。在写给检察官的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中，他劝告对方：“这个案子证据充分，也很重要。许多人倾注了许多时间才把案子推进到现在这个程度。”他详细说明了为什么和解谈判应该从16亿美元谈起，且不能低于8.17亿美元。回顾整个艰辛的过程，他写道：“我也不想重复同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人认为证据指向其他结论，劳驾你们解释一下那个结论是什么，是如何得出的。再请解释一下支持那个结论的证据。”他补充道：“被告方已经求了我们一年多，说要到谈判桌上来解决这个案子……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件事情办下来。”

然而事情就是办不下来。到2011年3月，有一名检察官已经准备让步，不对兰伯西的一家主要工厂进行刑事处罚了。罗伯逊给她的主管发了一条恼怒的短信：“事情越来越糟，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愿意负责的刑事检察官。”

2011年8月，兰伯西的律师已经通过讨价还价把罚金砍到2.6亿美元。针对个人的检控计划（检方曾想过不追究潘特，换取她指证辛格）也已经搁浅。就像马尔文德·辛格几年后对一名记者所说的那样：“始终没有调查员来询问或者联系我。”也没有人去询问、联系艾卜哈·潘特。

罗伯逊常常想到休案，她渴望退出这个案子。但有一个念头使她坚持了下来：她觉得自己应该对萨库尔负责。“这个男人找到我时，简直是把性命都赌上了。”她回忆道。她至少也要将公司绳之以法，就算这么做有可能让她丧失理智。

2005年，迪内希·萨库尔首次将自己担忧的事情报告给美国药监局，在那之后，他成立了一家名为“Sciformix”的公司，公司雇了印度、菲律宾和别处的医学专才，帮助制药企业处理患者投诉和其他法规事务。公司甚至还赚了钱。不过他也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斯坦因/米歇尔事务所（安德鲁·贝亚托的工作单位）投入了很多时间，帮助24名律师和辅助人员筛选了近400箱文件，好让政府能对兰伯西立案。

一边是在Sciformix的职责，一边又要顾兰伯西的案子，萨库尔每天工作近18个小时。他在印度和美国之间飞来飞去。即便回到印度，他大部分时间也在孟买处理公事，而不是待在新德里的家中。虽然他的衣着仍然考究，卡其裤上的褶子清晰如同刀锋，衬衣领子也熨得平平整整，但他的眼袋却越发明显。他的脾气也变差了。即便回到留守印度的家人身边时，他似乎也总是在手提电脑前忙碌，或者陷入对自己的疑惑中：当初将兰伯西的诈骗行为向美国政府报告，真是明智的选择吗？

可以说，他努力工作是在为家人争取未来，苏娜尔也是自愿留在印度的。可是日复一日，陪着两个孩子的她觉得越来越孤单。在妻子和孩子眼里，萨库尔更像是电脑屏幕前的一张脸，而不是陪伴在身边的丈夫和父亲。每次回家，他都会长时间待在地下的那间办公室里，阅读他的律师寄来的各种材料。“他的心思从来没在家里过。”苏娜尔说，“无论他怎么努力都不行。”

贝亚托要萨库尔尽量少向妻子透露政府对兰伯西的调查和他在其中的角色。这个案子以及他最先提起的诉讼都是机密，相关的法庭记录都已封存。贝亚托很担心萨库尔家人的安全。他也担心苏娜尔守不住秘密，不知道她会如何反应。因此萨库尔只能沉默，这使他们夫妇的关系无比紧张，几近崩溃。

2009年2月，萨库尔回到印度，正赶上庆祝莫哈薇的3岁生日。这次回家，他带着苏娜尔去了古尔冈的一家热门中餐馆，就开在苏格兰皇家银行大楼里。在拥挤的餐馆里，当侍者端上热汤时，萨库尔轻声说道：“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他已经决定：为了挽救婚姻，他要违背律师的嘱咐。他小心翼翼地开始说明一切：在兰伯西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又做了什么，他是如何找到一名律师，眼下正代表美国政府起诉公司，还有他们会为他的身份保密。

苏娜尔停下筷子，汤变凉了。她感到震惊、害怕。她丈夫不仅卷入一场危险的调查，还是这场调查的发起者。他是一名关键证人，身份随时可能暴露。他们全家都可能有危险了。萨库尔解释说：“你想，他们在玩弄人的生命，我不能袖手旁观。”

“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苏娜尔问他。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支持我。我想你可能会害怕，那样我就做不下去了。”他说，如果当初问了她的意见，“我就会变得懦弱。”在某些方面，她觉得他说得没错。他当初要是来问自己，她一定会说出10个充分的理由叫他不要举报诈骗。

“那么钱由谁出呢？”她问他诉讼的费用。

他解释说，律师费不用他付，会从政府的和解协议中扣除。听到丈夫竟然请了个律师，而且还是免费的，苏娜尔一时有些迷糊了。萨库尔没有说他们可能得到的经济补偿。那看起来不太可能实现，也不是他最初的动机。

“我们安全吗？”她问他。她知道举报人在印度会是什么下场。

“这事谁也不知道。”他解释这个案子是“秘密起诉”的。这又是一个似乎不可能理解的概念，考虑到法律在印度是一件多么脆弱而政治化的工具。

“这些你在提起诉讼之前都考虑过吗？”

“其实，我刚举报完的时候以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说。那是很久以前，他还满以为只要向美国药监局提供了线索，就足以阻止兰伯西的诈骗了。

长久以来，苏娜尔第一次把一切都想通了：老板们来来去去，丈夫突然辞职，还有为什么他待在地下办公室里久久不愿出来。他向来很有逻辑，不会草率做决定。在没有找好下一份工作之前就辞职，这实在不像是他所为——但现在她明白了。虽然苏娜尔已经明白丈夫在实际陪伴和心思上缺席的原因，但知道这一点并不能抚慰家庭的创伤。

那次餐厅讨论之后，萨库尔就很少再谈起他与美国药监局的合作，苏娜尔也不问。她对他的决定不理解，也没有参与感，感到沮丧时她会说：“你只考虑自己需要做什么。”每当她想谈论此事，她就问他：“案子什么时候能结束？”这个问题他也问了自己许多次，但从来都无法回答。

萨库尔返回美国后，他们的婚姻关系变得更紧张了。苏娜尔努力说服自己：他离开家庭，是为了去做一件帮助别人的好事。然而每当她觉得寂寞，被孩子们闹得招架不住时，这种想法就不能给她多少安慰。苏娜尔半真半假地想过要离开他，这是她在绝望中产生的陌生念头。

婚姻咨询不是印度文化中的常规部分。于是苏娜尔去向一位熟悉的年长邻居求助。苏娜尔和萨库尔一起去拜访她。邻居的建议平平无奇：婚姻需要经营，要更加努力地了解彼此的立场。但他们依然分隔两地且不快乐，在一起时又忍不住吵架。“我们找不到和平的共同立场。”苏娜尔说。萨库尔想沉浸在工作中。苏娜尔告诉他：“你的神经越来越不正常了。”

苏娜尔说，在印度，“是不能随便离婚的”。结婚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于是两人的父母也介入了。苏娜尔的母亲对萨库尔的父亲谈到他长期在外的事，也谈到这对家庭产生的巨大压力。萨库尔的父亲接着来找苏娜尔谈话。这位老人对儿子的孤独追求一无所知，他努力想给儿媳传授一些人生经验。“我知道你现在很不容易。”他说，“但是无论如何，你要把婚姻经营下去。在一个家庭中，女人能使大家团结，也能放任大家离心。”

这虽然不是什么高见，却正好说中了他俩的情况。萨库尔已经选择了他的路，是否让家人也走这条路就取决于苏娜尔了。传统文化的熏陶消解了她的一些怨气。用她的话说：“在印度，我们学会了对事情要妥协处置。而不是另找别的选择。”然而随着孤寂越来越强烈，她也很难不去考虑别的选择。

政府的案子一拖再拖，夫妇间的紧张也日渐加剧，萨库尔求助于他的律师安德鲁·贝亚托以维持和平。贝亚托和苏娜尔谈了谈。他试着安慰她说，她丈夫的身份始终是保密的，案子也总有结束的一天。他还传达了另外一条略微不同的信息，那是萨库尔绝不会想到去传达的。“您的丈夫在做一件举世无双的事。”贝亚托告诉苏娜尔。他解释道，一个来自印度的举报人，在美国打响一场规模如此巨大的战斗，这还从来没有先例。贝亚托想让她知道，虽然担忧家人的安全是“合理的，也是最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的事，那就是阻止一家正在作恶的公司”。贝亚托表示，她的丈夫是“一位英雄”。

萨库尔自己却没有英雄的感觉。他感到更多的是烦乱。时间一个月一个月，继而一年一年地流逝，他感觉自己被悬在一片明暗不分的可怕地带：他被困在过去，无法前进。每次快到截止日期，似乎政府终于要起诉公司时，都会有一个政府律师给贝亚托打来电话，要求延期。萨库尔提供的情报是政府立案的根据，如果想成功立案，那么他除了默默接受之外别无选择。“我是一个对任何事都会做计划的人。”萨库尔说，“我也是一个看重结果的人。”但他的计划绝不包含任由案子一连几年在他头顶悬而不决，而他也无法影响案子的结果。

2009年夏天，苏娜尔带着家人搬出安静街道边的独栋别墅，住进了古尔冈一条主干道旁边的一个门禁社区。对于喜爱社交的苏娜尔，搬家减轻了一些寂寞。一下子，她有了其他年轻的家庭作为邻居，还有了不依赖于丈夫的社交生活。小区名叫“优尼泰克世界水疗中心”，里面有健身房，有俱乐部，常办聚会。小区还有自己的合唱团，她加入了。她把萨库尔也拉了进去，虽然他不太情愿，也很少参加。萨库尔老是不在，她的新朋友们都觉得神秘。“别人问过我，他为什么在美国待那么长时间？为什么老去美国？”她没有告诉他们实情。不过这次搬家使夫妇俩的关系稍微有了些变化。她不再依附于他，他也注意到，妻子开始了新生活，并不一定需要他的参与。

2010年10月，萨库尔带女儿去小区的俱乐部参加万圣节聚会，不料迎面遇上一个新邻居——艾卜哈·潘特。这时她仍是兰伯西负责法规事务的副总裁。因为萨库尔的揭发，美国药监局的副首席律师很快给检察官们发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建议对潘特在兰伯西诈骗案中的角色提起刑事诉讼。她的名字，连同马尔文德·辛格，均在美国司法部关于兰伯西的每一份“可疑人员”名单的榜首。萨库尔的名字也在一张名单上，那张名单潘特或许也知道。那是公司高管编写的名单，上面列出了可能与政府合作的举报人。

两人简单聊了几句。潘特提到兰伯西的新任CEO也搬进了这个小区。这不是萨库尔想听到的消息。

“我前不久碰见拉希米了。”潘特又说道，她指的是萨库尔的前上司巴布海亚，当初就是他招萨库尔进兰伯西的，“他没怎么变。”

“没怎么变是什么意思？”萨库尔问她，隐隐感到不安。

“我是说他还是那么自大。”潘特想继续聊下去，萨库尔却感觉她在刺探情报。她又提起萨库尔的另一个前上司——库马尔。“他在兰伯西真是浑身不自在啊。”

“和他一起工作很开心。”萨库尔生硬地回了一句，结束了对话。

他努力想藏匿起来，但依然觉得被公司以及他在公司那段时光的后续事情包围着。他把这次遭遇告诉了他的律师贝亚托，一边说话，一边打字记录着案情的进展。他为自己打下一行字：“一旦消息公开，就离开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