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之家使用的教育体系实际上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假如人们认为我和正常儿童相处所得的经验相对短暂，那么此经验建立在以往对非正常儿童的教育经验基础之上，因此也代表着一段相当长期的思想。

假如我们想开发出科学的教育体系，就必须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教师们必须接受专业培训，同时而学校也必须进行转变。假如教师们都接受了观察与实验的培训，那他们必须在学校里执行这些活动。

因此，科学教育体系的基本需求是有一个能允许儿童自由发展个性的学校。如果某种教育体系是基于对学生个体的研究，那么其研究方式应该是对行动自由的儿童进行观察和研究，而不是对一个受压制的学生进行观察和研究。

在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帮助下，在一个人应试教育为主的学校里，开发新型教育方法，是最愚蠢的想法。

每个领域的实验科学，都是由使用自己独特的方法中发展而来。细菌学起源于分离并培育微生物。犯罪学、医学和教育学也都分别在不同类型的个体上使用过最初的人体测量方法，如在罪犯上、精神病人、医院里的临床病人、学生身上等。实验心理学在开始阶段就要指出执行实验的精确技术。

一般来说，定义实验方法和技术非常重要，只需在进行特殊使用之后，静待实验结果即可。这种调研方法的前提是，必须不对结果进行预先设想。例如，倘若我们希望科学地研究儿童智力与骨骼发育是否相关，就必须将头部被测量过的学生智力高低的问题搁置一边。我们必须采取预防措施，这样，先入为主的概念——如大部分聪明孩子都有发育良好的头部，就不会不由自主地进入研究结果中。

人们在进行实验时，必须排除自我的偏见，甚至特殊的文化背景及其衍生物。

因此，假如我们希望进行教育实验，就不能依靠同类科学，而应该完全解放思想，这样才能无碍于寻找教育专业方面的确切真理。

同时，有关儿童心理学方面的有形概念还不能作为开始，而应以解放儿童的项目计划为起点，这样才能通过观察同龄人的反应，获得真正科学的儿童心理认知。这个项目中也完全有可能隐藏着我们需要的巨大惊喜。

我们的问题就是要建立一种特殊的实验教育方式，不能再受雇于其他的实验科学。如果科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与卫生学、人类学及心理学相结合，而且如果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三门科学中使用的技术方法，那么其实践过程也会局限于个体受教育的细节研究上。这些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教育方法很相似，但是又不相同，因此它们只能起到一个从属于教育的辅助作用。

这种特殊研究与实验教育中使用的方法密切相关，也是我在学校中与诸多幼童共处的个人体验成果。

实际上，我提出的教育方法仅仅是对新教育体系的一个简单介绍。我曾经在3～6岁儿童中使用过这种方法，但我相信，从他们身上已获得的惊人成就，将会激励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努力下去。

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虽然这个教育体系还不十分完整，但足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它已经被实践证明有利于在校幼儿及一年级学生的发展。[该方法目前已被推广，且广泛试用于小学各个年级，被描述成小学中的自我教育。最近，它又被推广到新生儿和近成年期的青年教育中。甚至某些初级中学也在使用蒙特梭利方法，并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如果说目前的成就是我工作两年的实践结果，或许还不十分准确。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近期努力准备表达的一切内容。

儿童之家使用的教育体系实际上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假如人们认为我和正常儿童相处所得的经验相对短暂，那么此经验建立在以往对非正常儿童的教育经验基础之上，因此也代表着一段相当长期的思想。

大概10年前，我还在罗马大学附属精神病院做实习医生时，趁机参观了精神病院，研究被选为该科目临床指导的病人。正因此，我才开始对研究智力发育缓慢的儿童产生兴趣，因为他们也被收容在同一个医院里面。这段时期，大部分医生都对治疗甲状腺疾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更使智障儿童研究让我着迷。在彻底完成实习医生的任务之后，我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儿童疾病的研究中。

通过关心智力发育缓慢儿童，我才开始了解由爱德华·赛甘[Edward Seguin，法国特殊教育家。]发明的不幸儿童特殊教育方法，而且，针对各种不同缺陷——如耳聋、瘫痪、痴呆、软骨症等病人，进行的教育治疗方法，让我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在当时成为医学界的一种流行趋势。反复沉思这些问题之后，我得出了实践结论——确信教育必须与治愈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紧密结合，并且还需要特别强调物理治疗的应用。

在这方面，我与其他同事意见相左。出于本能，我认为导致智力匮乏的原因应是教育问题，而非医学问题。在不同会议上，大家都提倡用医学教学的方法来治疗和教育有缺陷儿童，但是，在1898年意大利都灵举行的教育大会上，我提出对这类儿童进行道德教育，让听众产生了共鸣，因为由医生传递给小学教师这种观念，就像闪电一样很快激发了大众的兴趣。

实际上，我的老师奇多·佩斯利博士当时任教育部长，他邀请我为罗马残障儿童教师们做一系列演讲。这些演讲被提交到培训智力发育缓慢儿童教师的国家机构，我对他们进行了两年多的指导。

与此机构相关的是一类外来学生，他们由于智力发育迟钝，被各小学当作不可再造的弱智者。随后，在一个慈善组织的帮助下，成立了一所专门的教育机构，除外来学生之外，还吸收了至今仍居住在罗马精神病院里的智障儿童。

在学校同仁的协助下，我用两年时间为罗马地区的教师准备了一套针对智障儿的“特殊观察法”及教育法。但这并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我在去伦敦和巴黎研究了智力缺陷儿童的第一手教育资料后，开始着手亲自教导那些孩子，并且指导学校里其他老师的工作。

我不但是一个小学老师，还和孩子们共同生活，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7点，不间断地进行教育指导。这两年时间，实际上是我第一次，也是真正不辱教师之名的一段时期。

从1898～1900年，在致力于智障儿童教育工作之初，我感到自己使用的教育方法不仅对智力缺陷儿童有帮助，而且它包含的教育原则比当今正使用的方法更合理，特别是它对智力发育迟缓的儿童都能适用。在离开智障儿童学校之后，这个观念越来越强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地，我开始确信，在正常儿童中使用这个方法，将在其个性发展上获得更令人惊讶的成果。

随后，我开始彻底研究所谓的“治疗教育”，并且决定在已经建立的原则的基础上研究正常儿童的教育。于是，我再次进入大学，开始研究哲学。我带着深深的信念奋发向上，尽管不知是否能够检验我确信的真理，但是为继续进行这项研究，我放弃了所有工作。似乎，我生就带着这个未知的特殊使命。

被用于智障儿童教育的方法，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就已在某个医生的著作中被提出来了，他是当今我们熟知的“耳科学”中某一分支的奠基者——伊塔，主要致力于耳科疾病的研究，其作品在医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他是第一个提出系统指导听觉发育的人。他在法国由佩雷尔创建的聋哑人机构从事该工作，并成功地帮助半聋哑患者恢复了听觉。随后，他又对一个被称为“阿韦龙丛林中的野孩子”的痴呆男孩进行了8年的精心治疗，将已被成功应用于聋哑患者治疗的教育方法推广至所有感官治疗中。伊塔曾经是比奈的学生，他用在医院里观察病人的方式来观察学生，尤其是对遭受神经紊乱痛苦的病人使用的观察方式，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教师。

伊塔的教育工作非常有趣，他详细描述了为教育作出的贡献和体验。任何一个当代人读起来，都不得不承认这才是实验教育的最初尝试。

事实上，从科学研究中，他得出了一系列练习方法，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补救人们处于低劣状态的缺陷，从而修正个性。伊塔已经成功地使半聋哑儿童恢复了听说能力，否则，他们只能停留在聋哑状态，并且将永远成为残疾人。实际上，这与对一个人进行简单研究以及通过实验心理学测试进行指导完全不同。后者只是提供了尊重一个人实际智力方面的信息，并没有纠正作用，也没有对教育方法产生任何影响。另一方面，人们使用的科学技术成了一种指导方式，并且教育方式本身也被改变了。

因此，伊塔应该被看做科学教育的先驱。这个称号并不真正属于冯特或比奈，他们是生理心理学的奠基者，伊塔的成就才应该真正被应用于学校教育。

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基本点。在瑞士，裴斯塔洛齐[Pestalozzi，瑞士教育学家，创设了孤儿院、小学等。]是新教育体系的鼻祖。但是在大约50年后，费希纳和冯特才在德国创建了实验心理学。这两种趋势在不同的学校里生长繁衍。学术教导的旧体系继续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但同时对学生进行了智力测验。然而，这对教育本身并没有什么影响。正好相反，伊塔早期进行的实验才是科学教育的真正开始，既能更正教育方法，又能完善学生本身。不过，由于它起源于对有缺陷儿童的治疗，故教育界并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

完善有缺陷儿童教育体制的人，其实应该是爱德华·赛甘。他最初是一个教师，随后又成了一个医生。他以伊塔的经验为起点，在巴黎皮嘉勒区一个收留来自精神病院的残障儿童的小学里进行治疗，10年内修订并完善了这个教育方法。在1846年于巴黎出版的一本长达600多页的著作——《有关道德、卫生学的智障儿教育论》中，他初次提出了这个方法。

不久，赛甘移民到了美国，在那里他创建了很多有缺陷儿童机构，二十多年后，经验丰富的赛甘于1866年在纽约出版了《智障儿及生理学医疗法》这本书，明确提出他称之为“生理法教育”的独特方法及经验。他删除了早期曾经使用过的关于治疗痴呆儿童的内容，似乎对他们来说有点特别，但现在提到痴呆一词，已被当成了“一种生理方法”。如果我们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教育总是以心理学为基础，而且冯特认为生理心理学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必须要怀疑生理方法与“生理心理学”是否有某种联系。

当我还在精神病院做助理时，就已经带着浓厚的兴趣阅读过赛甘的著作了。虽然伯恩维尔在解决教育学的一个特殊问题时曾经引用过这本书，可我却无法在任何一个图书馆里找到赛甘于20年后在纽约出版的英语版新书。更让我吃惊的是，伯恩维尔曾经说他知道在巴黎能找到这本书，可我一点线索也没找到，似乎这本书还没有被传到欧洲。不过，我仍然希望能在伦敦找到一本。最后终于发现，无论是公立图书馆，还是私立图书馆，都没有这本书。我非常想得到它，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几乎造访了英国所有对智障教育有兴趣或任职于特殊教育学校的医师，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虽然已经有英文版面世，可这本书即使在英国也鲜为人知，这一事实让我确信，赛甘的教育体系还未被大众理解。虽然赛甘经常在作品中引用智障儿的治疗方法，但其中介绍的教育原则完全不同于赛甘本人使用的方法。所有应用于正常儿童的教育方法，几乎与引导有缺陷儿童的方法完全一致。这种现象在德国尤其普遍。有一个德国朋友来协助我的研究工作，他曾经提出可以找到一些特殊的教育材料，但被保存在一个与智障儿童学校有关系的博物馆里，很少有人看。德国人并不接受这种把发育迟缓儿童使用的方法转用到正常儿童身上的原则，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方法在德国比在我们国家更客观。

我在比赛特的研究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那里，我看到人们更喜欢用赛甘的仪器设备，而不是他的理论体系，不过，法语课本中倒是向教师们做了介绍。教育完全是机械化的，所有的老师都在照本宣科。然而，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虽然赛甘宣称其方法在教育痴呆儿童时非常实用但还是有执行上的错误，我仍然注意到各地人们对新提议和新经验的渴望实际上永远也得不到满足。

这次失败的原因很容易理解。每个人都相信，有缺陷儿童——即生理发育不够好的人，若接受和正常儿童一样的教育，需要更长的时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崭新的教育体系已经浮出水面，更不用说能够将有缺陷儿童的教育提升到更健康的水平了。他们甚至还不明白，能够提升有缺陷儿童发育水平的教育方法，同样也能适用于那些正常孩子。

在此之后的两年里，我继续在罗马教育那些有缺陷儿童，以此丰富自己的经验。我按照赛甘书中的提议去做，同时也发现了伊塔令人钦佩的经验才是真正的财富。除此之外，在这些权威人士的引导下，我也积累起了许多自制的教育工具。这些教具是我独创的，从未在其他教育机构见过，对任何一个会使用它们的人来说，都有强大的辅助作用，但如果单纯放到有缺陷儿童的手里任其玩耍，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现在开始理解教师们之所以气馁并放弃自己的教育方法的原因了。他们偏颇地认为，要把自己放到被教育者的水平上，而这却让他们陷入了一种常规的冷漠之中。他们了解自己正在教育缺乏天赋的儿童，因此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同样的现象也会发生在幼儿教师身上，他们也认为一个幼儿教师必须要通过游戏和傻瓜一样的对话，将自己放低到幼儿水平。

与此相反，我们很有必要去了解如何唤醒儿童心中沉睡的灵魂。出于一种本能，我认为并非是教具发挥了作用，而是我的声音激发了孩子们，并鼓励他们用这些工具来教育自己。孩子们的不幸遭遇令我的关怀之情油然而生，而这些孩子在任何一个来到其身边的人面前，都能焕发出人性的光彩，令我心中的关爱油然而生，于是在工作中，我受到了无尽的关怀与爱的指引。赛甘比我更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了解他耐心的奉献之后，我才意识到他的教育方法主要是精神上的引导。的确，在其法语著作中，他将自己的简历公布于众，并且悲伤地提出，如果教师们没有做好准备，那么一切都将遗失殆尽。关于指导有缺陷儿童的教师们如何做准备工作，他有一些相对原始的观念。他的建议有点像一个人将带有艺术性的诱惑给予另一个人。他很想看到教师们相貌堂堂、声音愉悦、很认真仔细地做好每一件事，让自己魅力四射。他们的举止和声调也应该经过认真的研究，就像巨星在登台演出之前做的准备一样，因为他们必须要克服懦弱的思想，充满激情地面对其他生命。

这种针对儿童精神世界的行为，是一把开启新征途的密钥，由此可了解经爱德华·赛甘奇妙分析后的一系列教育实验，其实，它已经在痴呆儿童的教育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令人惊讶的结论，但必须承认，就在我努力让儿童的智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时，竟然感到有些筋疲力尽了，这一点令我自己都感到奇怪。仿佛间，我感到自己正在消耗所有的内在力量。我们所说的鼓励、安慰、爱和尊重，实际上都是一个人灵魂的消耗，一个人越是慷慨大方地去关心他人，就越容易恢复体力、振作精神。

如果没有内在的努力，再完美的外在刺激也会悄然而过，正如当索罗大喊“这是什么？……这是一场浓雾！”时，他没有看到浓雾后面太阳的光辉一样。

在此尚不适宜讲述我自创的新实验。只是顺便提到，这一次我开始尝试用原始的方法教孩子如何读写。在儿童教育中，这两项是基本技能，而伊塔和赛甘在这方面都没有提出很好的解决办法。

在成功教会几个从精神病院里出来的儿童如何读写之后，现在他们都能被送到正常儿童所在的公立小学去接受测验了。而且，他们还顺利通过了考试。

结果如此显著，见者都认为太不可议了。不过，我个人的观点是，从精神病院里出来的孩子也能与正常孩子竞争，原因很简单，他们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接受了教育。他们的精神发育受到了鼓励，而那些正常孩子的精神发育则受到了阻碍和压抑。我不断地思考，特殊教育方法能对有缺陷儿童产生如此神奇的效用，如果有一天也能被应用在正常孩子身上，而奇迹可能就会消失了，因为这两种智力发育程度之间的巨大差异将不再被衔接起来。我在有缺陷儿童的教育上取得的进步得到人们的普遍称赞时，我也在推测致使健康状况下降的原因——在智力测验中，来自普通学校的幸福学生们竟然与我教育的不幸儿童处于同样低的水平。

某一天，一个曾经在有缺陷儿童机构做过我助手的老师，给了我一张有先知以西结写的[以西结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心和丰富想象力的人。他许多深远的见解都借着异象表达，而他的信息往往以象征性的行动显示出来。以西结重视内心和灵性上的更新，强调每一个人应对自己的罪负责，同时宣布他对复兴国家所抱的希望。他肩负祭司和先知的双重任务，故特别关心圣殿和圣洁的事。]信息的字条。作为一种教育不幸儿童的预言，这些内容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有一句“我将此精神注入你心中，而你将为此活下去”，似乎这句话中的你即指当今的教师，他们鼓励、激发、辅导着自己的学生，为日后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的一句，“我必给你们加上筋骨、长好肌肉、必让皮肤遮满你的全身”，让我想起了赛甘总结其方法的基本构成，即“引导孩子似乎就是，从手把手地教孩子进行肌肉运动到神经系统和感觉上的运用”。赛甘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教痴呆儿童学会了走路，并能够在进行难度稍大的运动时保持平衡，如爬楼梯、跳跃等，最后还教会他们如何提炼自己的感受，从肌肉锻炼方面的教育开始，然后是触觉、热觉，以个体感觉为最终教育目的。然而，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孩子的物质生活。可预言中却说：“预言对其精神……并且能使其再次重生。”赛甘实际上就是把这些智障儿童从物质生活导引至精神生活中，“从感觉教育到概念教育，从概念引导至观点，从观点引导至认识是非”。当这个奇妙的工作结束时，一个有缺陷儿童接受了详尽的生理分析和先进教育方法的指导，当他成为一个成年人时，依然会比同龄人低一等，也永远不能被社会环境真正接受，“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了”。

裴斯塔洛齐（瑞士教育学家）对教育学的主要贡献是他提出的一个原则——教师必须受到特殊培训，并非仅仅智力培训，还要有触动其心灵的培训。根据他的理论，教育基本上成了一种“心灵契约”，而一个教师必须要对其教育的孩子“尊重并富有同情心”。当然，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这也仅仅是在唤醒儿童心灵的进程中迈出了第一步。儿童的自主活动一定能发现引导其发育的方法。

儿童教育中的第二要素就成了科学教育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作为我自己的实验成果，现在可以公布于众了，无论孩子是否有缺陷，或者爱睡觉，或者受压抑，教师就是一种位于孩子和为实现教育而准备的环境之间的“催化剂”。通常，在孩子和所处环境之间不太容易建立联系，除非从之前受到的压抑和有害影响中解放出来。这样的例子中，传授促进儿童发育的方法之前，我们必须要带着治疗的目的，即“使其正常化”。很多教师都体会过强烈的失望情绪，因为他们缺乏成功的经验。在工作之初，他们以为孩子身心都正常，并且没有注意到孩子对再调整的需要。

这也是赛甘的方法再次被搁置的另一个原因。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消耗，但收效甚微。而且每个人几乎都说着同样的话：“教育正常儿童，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利用赛甘的方法得出的经验，使我对此深信不疑。在放弃了对有缺陷儿童的教育工作之后，我全神贯注地研究他的作品和伊塔的著作。我认为很有必要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深思熟虑的研究。因此，我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动，相信很少有人愿意重复那样的工作。我将这两位导师的作品全部翻译成了意大利文，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思考每一个用词的精神，了解作者的真正用意，我完全亲自誊写，不假他人之手。在收到赛甘的第二部作品——1866年在纽约出版的英文版著作时，我已经翻译完了六百多页的法语原著。据说，朋友送给我的这本书还是从一位纽约医师的旧书堆里找到的。在一个英国妇女的帮助下，我完成了翻译工作。这本书的主题是赛甘根据第一本书中提到的某些经验重新推演出来的哲学，书中详述了赛甘的教育思想。这位研究有缺陷儿童长达30年的教师提出，同样的生理方法可被运用在正常儿童身上，这些教育法可以引导儿童走向新生之途。正如前面说述，“生理学方法”是把每个学生当成个案来研究，经由生理学、心理学上的种种现象来决定教育的方法。赛甘的观念在我看来就像先知在旷野里的呐喊一样，直入我心深处。我的内心被此著作的重要性强烈地敲击了一下，它将引起学校的改革，乃至整个教育观念的改变。

这一次，我又进入大学去研究哲学。我还选修了实验心理学的课程——该课程最近才被引进罗马、那不勒斯和都灵的大学。与此同时，我还在几个小学中做着“教育学中的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利用此机会，我研究了对正常儿童的教育方法。这些研究对我随后在罗马大学教授教育学中的人类学这一课程提供了巨大帮助。

如下即是我为随后的工作进行的准备。我开始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科学问题，尤其开始对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新分支感兴趣。像其他人一样，我也认识到科学的教育不能建立在对受教育者的个体测量和研究上，而应该多去关注能改变他们的持续治疗方法。伊塔也使用过科学的教育方法，因为他曾经将专门为儿童听觉设计的度量方法当成了使半聋哑儿童恢复听觉的方法。在治疗那个听觉受限的“阿韦龙丛林中的野孩子”时，他使用的科学方法非常类似于后来实验心理学奠基者设计的方法，通过这种行为，他把那些原本被认为是痴呆儿童或聋哑儿童的孩子成功地推回到社会中。实际上，伊塔也已经在那些不幸儿童身上获得了成功，让他们学会了如何听、如何理解听到的话以及如何阅读。

赛甘以同样的方式使用了一种分析方法，与费希纳的方法很类似，但是更加深入，他不仅研究了几百个巴黎精神病院里的发育迟缓儿童，而且还将他们转变成了能够协调工作并且接受知识和艺术形式的人。

依我个人经历来看，仅仅通过研究个体并使用科学器具和智力测验，就已经把那些过去被公立学校当作不可教育之材并排挤在外的发育迟缓儿童，转变成能与在校正常儿童进行同台竞争的人。既然已被转变，他们也就能在社会中成为一个聪明的、受教育的人。因此，科学的教育就是，即便是以科学为基础，也要能够实现转变并完善个体的职能。

在客观调研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教育，也应该能够转变正常儿童。但是，如何转变呢？通过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上，从而更加优秀。科学教育的目的应该不仅仅是去“观察”，还应该去“转变”儿童。

下面是我得出的结论：我们不仅仅要观察儿童，还应该在关爱之中转变他们。观察提升了一种新的生理科学，但还没有转变学校或学生。它也已经加入了新元素，但依然让学校保持原样，因为它并未造成教育指导方法上的改变。如果新方法继续沿着科学路线进行下去，他们应该彻底改变学校和教育方法，这样才能形成新的教育形式。

对发育迟缓儿童的科学教育方法的关键，是一般的教育方法无法使痴呆儿童和智障儿童产生反应，他们也不能执行任何命令。因此，针对不同个体调整适当的教育方法，势在必行。

这类教育已成为一种研究目的，一种实验目的，一种想要发现每个学生潜力的目的，一种提供某种方式与动机的目的，从而唤醒儿童的潜力，便于通过正确练习继续使用、拓展和协调自我。

当教师首次面对聋哑儿童或低能儿童时，通常会感到很无助，就像面对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只有实验科学能指出一条路，通向适合这些不幸儿童的新型教育方式。

我很想多尝试几种赛甘使用过的教育方法，了解如何指导那些在6岁时进学校且从未受过培训的无知儿童。但是，因为经常被习惯和偏见阻碍，我从未想过在学龄前儿童身上使用同样的方法。纯粹是机会使然，我才得以尝试。但是，将同样的方法应用到幼儿身上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他们像发育迟缓的儿童一样。一般人都认为，幼儿的大脑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他们不能接受教育。

倘若我们考虑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换言之，如果我们将行为异常的儿童和没有能力发育的儿童、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儿童——与幼儿相比，不能将有缺陷的儿童与正常儿童相比较。发育迟缓儿可被视为在智力上比正常的同龄孩子更小一些。尽管这种比较没有考虑到两种性质在不同程度上与生俱来的先天力量，但也并非没有道理。

幼儿还没有获得肌肉运动的充分协调性，他们走起路来并不稳定，他们还不能进行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行为，如穿袜子、扣纽扣、系鞋带、戴手套等。他们的感官尚未完全发育成熟，例如眼睛的聚焦能力。他们的语言能力还未发展出来，完全表现出了婴儿语言的缺陷。他们不容易集中精力，经常变化无常等，这些都是同类孩子的特点。

在幼儿心理学的研究中，普赖尔[Preyer，德国生理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已经对有病理性语言功能缺陷的患者和那些在童年发育阶段表现正常的人进行了广泛比较。事实证明，其方法效果明显，对发育迟缓儿的培训也能被用于辅助正常儿童发育，并因此提供了一种用声音教导正常儿童的方法。

语言功能障碍之类的诸多永久性缺陷，早在人类的儿童阶段就已形成，因为我们都没能过多地关注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基本功能形成并稳定的时期，也就是在3～6岁这个阶段。

尽管我个人也对此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在智力和性格特征被塑造的特定阶段，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开发人类潜力的大胆想法，还不能让我深受触动。

于此，我还有另外一种对“心理发现”和科学教育方法的兴趣。

过去也经常出现类似情况，例如，在电的发现过程中，也有运气存在的成分。实际上，机会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特殊情形，一定能够给直觉造成豁然开朗的觉醒。正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新知识才被揭示出来，而且，当直觉和兴趣都被唤醒之后，才能开启一条前进的新道路。

且不说之前的研究和已存的偏见，我个人的经历就非常有趣，因为它产生了一种复杂的环境，不仅在儿童教育上，即使在社会生活和情感上，也提供了完美的和谐统一。

正常儿童之科学教育的发现过程

大概在1906年末，我刚从米兰回来，在那里我被选为国际展览会上科学教育和实验心理学区域的评委。受罗马不动产协会总理事长的邀请，开始从事其廉租房区域内的幼儿学校组织工作。

他怀着巨大的雄心抱负要改善一片贫民区，那里充斥着难民和其他类似于罗马圣劳伦斯区内的人。大概有30000人生活在拥挤不堪的环境下，简直不受市政控制。他们多半是失业者，或低薪劳工、乞丐、妓女以及刚出狱的犯人等。在尚未完工的建筑物内，他们寻求着政府的救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经济危机使这片区域内的所有建筑工程全部停滞。一个叫塔拉莫的工程师提出了一个建议，全部收购现在未完工的建筑物，逐渐完成工程，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家庭居住区。随此计划，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值得称赞的计划。他希望将所有的学龄前儿童（3～6岁）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家庭学校”。

每一个廉租区都有自己的学校，由于该协会在罗马大概有400个点，此项目极有可能继续发展下去。然而，与此同时，第一所学校准备在1907年1月，在罗马的贫民窟圣劳伦斯区正式成立。该协会在此地已经拥有58个建筑物，主席想在这一片居住区内开设16个学校。

这种特殊类型的学校被命名为“儿童之家”。第一所儿童之家于1907年1月6日在玛西街53号正式开业，我受托全权负责。当时，我就觉察到了这样一个机构在无限空间里的社会重要性和教育重要性，并且坚持认为自己拥有了胜利即将到来的远见，但现在许多人才开始明白，我当时的预见是真实的。在意大利，1月6日被定为儿童节。这一天也是主显节，人们就像庆祝圣诞节一样进行庆祝，那一天还会有圣诞树，孩子们也能收到玩具和其他礼物。正是在1月6日这一天，五十多个孩子第一次聚集在了一起。了解那些本应去上学前班的小生命如何与众不同，是非常有趣的事。他们个个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外表看来似乎有点傻乎乎的。他们根本不能站成一排，老师必须将他们抱在胸前使其排好队，这样才能走成一排。他们泪眼蒙眬，似乎对面前的一切都感到恐惧——既害怕面前这位美丽的女士，也害怕圣诞树和周围的一切。他们不想接受什么礼物，也不想吃那些糖果、回答什么问题，他们就像一群小野人一样。当然，他们并不像“阿韦龙丛林中的野孩子”那样和动物一起住在森林里，而是住在一个文明社会之外的失落人种所属的森林之中。当女士们看到面前这副场景时，大多都认为只有出现奇迹，这些孩子才能好好接受教育，她们还表达了要在一两年之后再来看望孩子们的愿望。

我受邀上台讲话，由于尚未完全详细了解整个任务的构成和经济状况，所以我大致介绍了自己目前开始的工作，然后读了一段《圣经》里的内容，一段被用于主显节庆祝仪式上的内容，因为“儿童之家”开幕的那一天正是主显节。我选择了以赛亚书的一段内容。

在讲话最后，我又多说了一句：“或许，儿童之家能成为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如果能在遍布世界各地的贫民区中传播开来，或许能给世界带来一丝前所未有的教育之光。”

而当地的报纸却批评了这些话，认为有点言过其词。

这就是我随后两年间在“儿童之家”开展的教育工作的意义所在。它代表了一系列的实验结果，也是根据新方法教育学生的老师们的心血。它不仅仅是赛甘的方法在幼儿阶段的技术应用，因为每个质疑其研究成果的人都能了解真相。我这两年的工作基础，可被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赛甘和伊塔两人的毕生努力之中，这的确真实无欺。对我个人来说，在赛甘的英文版著作面世后的30年间，我推崇了他的理论观点，而且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还带着满腔热情和同样的新鲜感继承了他的事业，而这都是承袭其老师伊塔的精神——为这份事业贡献终生。10年来，我一直秉承这种观念，沉思着这两位杰出人士的伟大作品，而他们却过着相对默默无闻的生活。因此，在伊塔和赛甘的40年努力后，我又跟进了10年的研究。由此，衔接两个世纪的这段时间里，五十多年的积极准备已经成为过去，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到了这个仅有两年实践经验的教育捷径。如果说，它代表了从伊塔、赛甘到我个人这三个医生的努力，才迈出了通向精神病学之路的第一步，我认为一点都不为过。

初次实验的环境描述：重视初次传播

有一定来历的第一个“儿童之家”，环境可能很讨人喜欢，竟然在第一年中取得了惊人的结果，之后再未出现过同样的现象。

在分析构成创业风险的各种不同因素中，这是原因之一。在第一个地方，可能在当地居民和有孩子的家庭中创造出了一种和平、幸福、整洁、亲密的感觉，而这正是一种他们之前从未了解的感受。不仅如此，人们自身也经历着一种“道德选择”。他们贫穷、正直，但却没有其他特殊职业。他们日复一日地做着不长久的机会工作，如搬运工、洗衣工或在农田里帮忙收割紫罗兰及其他盛开的鲜花等。他们的邻居全是一个个粗俗、没教养的人。所有难民都聚集在一处重新修建的公寓里，都毫无例外地目不识丁。

所有孩子都聚集在人们常见的儿童乐园里。因为父母的忽视，他们都得不到家庭教育。一般儿童接受的在校教育，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第一个“儿童之家”里的女教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她仅仅接受了少量教育，平常都做些管家之类的活，要么就到田里帮忙种地。她缺乏教育观念和专业知识，她在学校里没有任何责任，也不受督学监管评定。

那时候，只要家长们出去找工作，孩子们就会被遗弃在家里。

这种环境对任何一所学校来说似乎都没有好处，需要得到极大的改善。就目前任何一种受关注的教育影响而言，他们创造出了一种中性气氛。

学校工作在按照一种真正科学的方式进行着，因为它没有受到任何反对力量的阻碍。而且，这种没有任何妨碍的自由，十分有助于得到令人快乐的实验结果。这个“儿童之家”因此也成了心理实验室，没有任何偏见的毒害。

正是在这个地方，那些惊人的奇迹——如“意料之外的写作表现和自发的阅读”、“自主地训练”以及“自由的社交生活”才得以实现，不仅提升了人们的好奇心，还使络绎不绝的各地参观者乐口称道，誉为奇迹。

毫不夸张地说，这群原本粗野的孩子现在已经变成了人们最感兴趣的小集体，吸引了世界各地无数的来访者，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学者，仿佛这是一个众人都渴望前往的教育圣地。

由于这种吸引力，许多科学家、统治者、国务大臣、贵族社会的成员等纷纷来圣劳伦斯区参观，他们都渴望亲眼看看这些优秀的儿童。从此，“儿童之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其分支遍及海内外。

在1月6日第一个“儿童之家”成立之后，另一所学校在4月7日也成立了，地点选在了另外一所由建筑协会重新修复的公寓内。1908年10月18日，一所“儿童之家”在米兰的乌曼尼塔利亚成立了，这是意大利最大的一个社会机构，由犹太社会主义者成立，旨在帮助普通百姓。地点在工人的样板房中，那里同时也是一个传道中心。当时，一个严肃低调的记者在那里工作，其实这也许值得记录下来，因为他随后成为全世界臭名昭著的人。他的名字是贝尼托·墨索里尼。

乌曼尼塔利亚为我们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曾在第一个“儿童之家”使用过的科学教育工具，在此得到了同样制作。

随后，建筑协会在罗马不同的居民区公寓内又开设了几个学校，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中产阶级人士开始产生了为自己的子女创建“儿童之家”的愿望。之后，由驻罗马的英国大使创办了一所专为贵族儿童所设的“儿童之家”，里面的孩子均来自社会高层。

一场灾难性的地震毁坏了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默西拿市，在废墟中找到的大约60个孩子都被送进了在基斯迪大道专门为他们创办的“儿童之家”，受玛丽姐妹方济会传教士（天主教）的管辖。当时，由于刚刚经历过了如此巨大的灾难，这些可怜的孩子仍然处于惊吓之中。该学校便因改变儿童心态而闻名于世。它还成了诸多作品灵感的源泉，如美国的桃乐茜·坎菲尔德·费舍就借此完成了著作《蒙特梭利妈妈》。弗兰凯蒂男爵及男爵夫人出资赞助了第一次“儿童之家”教师培训。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为意大利郊区学校准备教师，但是来自欧洲9个国家的教师们都登记参加了第一次大会。其他地区的“儿童之家”也自然而然地兴办起来。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美国倡议的第一次国际性讲座在罗马开课了。来自欧洲、美洲、非洲和印度的学生们济济一堂。

这就是儿童科学教育的起源，而且，它对各种教育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教育界展现出了大好前程。

尽管偏见依然存在，尽管由战争导致的困难重重，“儿童之家”却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儿童之家”却在印度成倍增加。

历史表明，尽管略有调整，但同样的教育方法适用于社会各阶层，乃至世界各个民族，而且也可适用于任何孩子——幸福家庭的孩子及受地震或其他类似灾难惊吓过的孩子。当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儿童作为一种社会进步的驱动力，给陷入黑暗之中的人们带来了一线新希望。

“儿童之家”有着双重的重要性。对社会的重要性在于，这是“家庭学校”。对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成功完全依赖我通过实践产生的真知。

它为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应该值得在此详述。实际上，它也已经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尽管曾经被人们当成了乌托邦式的梦想，但它已经实现了有助于家庭发展的愿望。它直接触动了社会层面最重要的地方，即人类的内在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