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朋友叫疯马，你们肯定不认识这个人，这没关系，他的大名叫马峰，辽宁锦州人，汉族，高约一米九，体毛茂盛。我认识他是在一个酒局，都是写东西的人，一个喊两个，两个喊三个，终于包厢里挤满了互不认识的十五个人，大家比邻而坐，被空调里的热风吹拂，盯着转动的菜肴，沉默不语。我那时没写出什么东西，每天就在这些饭局里瞎混，北京的饭局这样多，只要友善和善饮，就能一天不落地吃下去。我也不是爱吃爱喝，只是无聊，而且在这些包厢里，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所以我兜里有个小本本，趁人不注意就记下几笔。比如有一次，一位著名编剧指着他年轻的女助理说，我昨晚打了她一顿，助理说，是啊，他把我打得挺惨。经她一说，大家定睛观瞧，她果然脸是肿的，眼角绽破，已然结痂。编剧说，也不知道为啥，走到家楼下，大雨滂沱，她的手机掉在草丛里，她低头去找，撅着屁股，我过去就踹了她一脚。助理说，一脚就把我踹到了泥里头。编剧说，我把她翻过来，骑在她身上，扇她嘴巴，最后自己打着打着睡着了。助理说，我晕了半天，醒来时眼冒金星，如同显示屏故障，还是把老师送回了家。编剧说，当着这么多朋友，我跟你道歉，我自干三杯，我平时对你不错，这种事儿从没发生过。助理说，确实，一次也没有，但是就这么道歉也不能拉倒啊。编剧说，你说怎么办吧。助理说，这有一个酒瓶子，我砸你一下，以后你还是我老师。编剧说，好，你砸。女孩喝光了杯中酒，拿起酒瓶在编剧头上砸碎了。一片玻璃崩到了我的碟子里。编剧站起来，用手捂着头，血顺着手缝流到桌子上。编剧说，你们吃你们吃，单我买完了，我去包一下，一会回来。助理说，老师我送你去。两人走后，剩下的继续喝，我中途睡着了一会，梦见猛虎追着羚羊，羚羊螳螂一样轻盈地跳来跳去，猛虎浑身是汗，眼睛淌水，虎皮大了一圈，很不合身。醒来时，两人坐在原位，编剧头包得像个棉签，助理坐在他身边，没过多久，喧哗起来，我又睡着了。

这只是我临时想起的一件事情，因为小本本上面记下的东西，要给一部长篇小说用，姑且先写这一件。那天吃饭，我坐在疯马旁边，我们从没见过，如果见过一定记得，他太过高大，满脸络腮胡子，若不是明显看出是黄种人，真以为是高加索地区跑来的。他那天眼皮一直耷拉着，闷头吃菜，不停喝酒，自斟自饮。那晚一个人拿来了一瓶威士忌，他把酒转到自己面前，然后放在手边。其实吃饭这种事，尤其吃桌餐，邻人很重要，如果你是右手，旁边是左撇子，就很不方便；如果你心情不好，旁边的人又是自来熟，老是挑着你说事儿，想方设法把他那点对人生的见解告诉你，也是够你喝一壶的。疯马这种邻居就比较招人喜欢，沉默，专注，冬天的夜晚吃得满头大汗，让你觉得生也可恋，愿意多吃两口。

大概吃了两轮菜，这位大汉向后一倒，摸出一支烟来，他的面颊有些微红，仰面朝天吐着烟雾。那几天我没事可干，正在给人做“闹药”，所谓闹药就是跟编剧老板开会，每天陪人家说话，编剧老板若是思路受阻，你就应该想一些东西刺激他的思考，最好是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实在不行，跳舞翻跟头也可以，总之是一味活跃他神经中枢的中药。我那时住在海淀，开会在朝阳，每天坐地铁，几要挤成肉夹馍，于是老板给我在开会的楼底下，弄了一个住处。极为宽敞，新修好的地下室，排风扇在床的正上方，二十四小时工作，好像随时要降落的宇宙飞船。那是一个谍战剧，所有人都是奸细，老实人几乎没有，我主要负责编制主人公的感情线。上峰规定，不能和敌人产生真感情，即使中间看上去萌发了爱情，最后一定要落在利用。吃了半晌，我突然想出了一个桥段，一个骗局，一次利用，一次死亡。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为她去刺杀一个叛徒，事后她发现男人原来是感情的叛徒，为什么她还要活下去呢？叛徒已经够多了。我拿出小本本记下来，大汉扭头对我说，你是写东西的？我说，是。他说，我也是。我说，我是一个闹药。他说，我是写小说的，也写诗。我点点头，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那个死亡稍纵即逝，一定要赶快镌刻下来。过了一会，他说，我们是老乡吧，你平翘舌不分，是，似。我说，我是辽宁沈阳人。他说，不远，我是锦州人。他的声音极为纤细平静，几乎听不出什么锦州口音，倒像是转基因的上海人。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锦州，住过大连，烟台，近几年才来到北京。我说，笔架山，我去过锦州的笔架山。他说，哦？有意思。你准时了吗？我想了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说，准时了，不过有点险。他说，嗯，我小时候因为错过了潮汐的时间，被困在过山上一整晚。你最近在写什么？我想了想，因为行规，我不方便说得太具体，我说，关于枪的。他说，枪？长枪，短枪？我说，长枪。他说，嗯，错误的刺杀？我说，差不多。他说，错误发生在哪里？我扭头看他，他并没有看我，他慢慢地吸食着烟卷，望着头顶的吊灯，那吊灯制式老旧，落满沉灰，不过亮度犹存。我说，一般都是打歪了吧。他说，嗯，倒也是一种合理的方式，弹道是生与死的分岔路，不过如果决定历史的是某种偶然，似乎难以把握剧作的意义。他似乎忽然想起来汤要凉了。端起来喝了一口，用手抹了一下唇底的胡子。我说，您意下该是个什么样的错误？他说，我以为表面是个错误，内在是一种必然，比如这次刺杀行动是被刺者设计的，他对一方表达了生的渴望，其实却是赴死的。我说，这个好，这样他的供词就可信了。他说，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兄台权且当做儿戏，写谍战剧应该多看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事情都发生在那另一个博尔赫斯的人身上。我在教授的名单上见过他的名字。我喜爱沙漏，地图，十八世纪的印刷格式，咖啡的味道和斯蒂文森的散文。他与我的爱好相同，但是他虚荣地把这些爱好变成了一个演员的特征。我说，我叫袁走走，敢问阁下？他伸出手来说，我叫马峰，大家都叫我疯马，大家人数不众，仅指我的朋友们。疯马和马峰是一个人。

那天我见过他之后，第二天从宿醉中醒来，地下室的潮气将我包围，那种潮气也许是从衣柜的木板中传来，也许是从脚下的水泥中传来，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尸体的腥味。我赶到时，策划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编剧老板的工作室里有一扇白板，上面写着人物关系和故事主线。我想起了博尔赫斯的两个小说，一个非常著名，分岔小径，另一个叫做《第三者》，兄弟俩共用一个女人，其中一个终于因为忍受不了嫉妒而将女人杀死了，兄弟和好，亲如一人。我前所未有地主导了讨论，修改了主线，并将其中一个人物的名字从贺某某改成了贺尔博。会议结束之后，制片人，一个中年女人，短发圆脸，爱穿长裙，配以手镯和近腰的挂链，找到我，对我说，小袁，这个项目是你的了。我说，有一种什么鸟？她说，什么鸟？我说，就是有一种鸟，自己不会筑巢，专门去侵占别鸟的巢，我不是这种鸟。她说，你现在的薪酬是一天二百元，这个项目你拿下来，一集五万，你写三十集，枪手自己找，给多少钱你自己定，反正我给你一百五十万，那是一种什么鸟？我说，想不到就算了。物竞天择，有这种鸟一定有它的道理。是分阶段付款吗？她说，这个项目比较急，我先给你五十万，下午签合同，明天打给你，剩下的钱从分集大纲到分集剧本，逐次给。我说，我中午也有时间。她说，那就中午签，还有，这个地下党，女特工，是我的先人，有时候会给我托梦，你用心一点。我说，您捧我了，全明白。

第一要务是找到疯马，让他给我做枪手。如果他管我要一天五百块，那当然好，我略作踌躇马上答应，如果他想论集算钱，一集不能超过五千，如果他要一万，我不能给他，除非他可以独立写出十五集，且不用修改。那就这样，底线是一集七千，大纲，梗概单独算钱。署名是文学策划，出现在片头单独一屏。我还得找两个闹药，北电的学生最好，没有署名，刺激我的中枢神经。还需要一个助理，先雇一个月，帮大家订早餐。最好是一个女的，那闹药找一个就好，助理也可以充当闹药，女闹药，比较适合男人的中枢神经。下午我到原先的会议室坐了一会，一个人都没有，编剧老板的茶具也撤走了。

我还需要一套茶具。

我没有找到疯马，没有人认识疯马，尽管他有一副引人注意的相貌，可惜现在也不兴在城墙上贴告示。我打电话给昨天吃饭的人，其中一个，是个老混子，他说，疯马？没听说过。我说，昨天就坐在你对面，满脸胡子，好像疯狂原始人。他说，我对面？没印象，人太多了兄弟，有名的几个我全记得，没名有胡子记不得啊。我说，好吧，那我需要一个女助理，和一个文学策划，你那边有人吗？他说，你给多少钱啊？我说，助理月工资五千，写东西另算，文学策划一天五百，第一阶段大概十五天，早九点到晚六点，管两顿饭。他说，什么题材？我说，谍战。他说，跟日本人有关系没有？我说，没有，自己家的事儿，国共。他说，要是有日本人，我可以去，自己家的事我就不掺和了，一会我发你几个简历。我说，带照片。对了，最好读过一点博尔赫斯或者卡尔维诺。他说，好，带照片，这俩人是干吗的？博和卡？你把他们俩名字短信发给我。临睡之前，我把人都选定了，通了电话，两人全是女性，一胖一瘦，胖的模样不错，瘦的模样不行，总之各自在美学的统一性上有点瑕疵，两位都是90后里展露头角默默无闻的枪手，名字不便写在这里，姑且将胖的称作杜娟儿，瘦的叫作柳飘飘。

我大约睡了两个小时之后，被电话吵醒。一个声音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但是我又想出了一个新东西。找到你的电话很不容易，饭局上没人认识你。我说，你说。他说，月球和地球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对吧？我说，没错。他说，我们可以称之为间距，你可以将月球和地球想象成两列诗行。我说，可以。他说，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万物均渴望保持其自身的性质，在我看来，有一种性质即是避免贴在一起，保持某种间距，于是产生了引力和斥力。我说，同意。他说，你可以把国共两方的军事力量想象成地球和月球，两列诗行，永远存在间距，也永远相互吸引，党派并非人的本质属性，月球可以变成地球，地球也可以变成月球，且敌我就在身侧。也许刺杀者的代号可以叫做“月球”，这出戏的题目也许也可以跟月球有关，我还没想好。我说，很有意思，你还有什么想法？他说，我的想法你用得着吗？我说，看情况。他说，如果有些用的话，我没吃晚饭，也没有喝酒，没有酒实在痛苦，你能借我一点钱吗？我可以把我的身份证号和地址给你，我也可以把我妈在锦州的地址给你，我跑不了。我说，恕我冒昧，我想雇佣你，我现在负责这个剧，想请你做我的文学策划。他说，我可能需要一点预付款。我说，先给你两万，明天开会，地址在安徒生花园，你知道那个地方吗？他说，安徒生和花园我都知道，安徒生花园不知道。我说，地址一会发给你，明天十点开会，我是处女座，我不喜欢别人迟到。他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说，我属狗的，只要有吃的，我就会准时。

第二天我到时，疯马已经到了，他穿了一件鸽灰色的旧风衣，里面是一件蓝色高领毛衣，深蓝色的彪马运动裤，一双看上去应是春天穿的黑白相间的帆布鞋。从上到下，似乎是季节的逐渐转暖，雪山垂直的次第。那天下了点雨夹雪，整个北京好像十九世纪的伦敦，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湿透了，看上去从地铁出来又走了不少的路。杜娟儿和柳飘飘还没到。我和他握了握手，他从怀里拿出一瓶威士忌，说，听说你要给我钱，我用剩下的钱买了这个。我把两万块现金给他，并让他写了收条。我说，我工作时不喝酒，你可以喝，如果这是你的习惯。他说，好，你这个沙发不错。我看了看沙发，蓝色的长条沙发，布衣包的。他说，我晚上可以睡在这里，我最近睡在一个朋友那里，他每天晚上看电视剧，老婆婆和儿媳妇抢擀面杖。我说，好，我跟他们说一下，不过我们写电视剧没关系？他说，我们先试试，如果我觉得不行，我就把钱退给你。我说，不是这么算的，如果你中途退出，耽误了我的时间，不但要退钱，还要赔偿我的损失。他说，我觉得写电视剧没关系。我说，好。

过了一会，杜娟儿到了，又过了一会，柳飘飘也到了。我跟两人寒暄过，分头落座。我和疯马坐一边，柳杜二人坐一边，侧面是白板。我请大家介绍自己。杜娟儿，山东人，二十三岁，体重八十五公斤，父亲是考古学家，领域在明史。她本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时期写的电影剧本多次获奖，但是因为性格懦弱，从来没当过导演。父亲让她改行学历史，她拒绝，因此断了生活来源，所以来这里给我做闹药。柳飘飘，二十岁，哈尔滨人，四十五公斤，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编剧系肄业，十五岁出国，父母离异，因为无证且超速驾驶，后备箱又搜出大麻，上过美国法庭，麻烦过后，背着家人直接回国，目前住在一个男性制片人家里，这位男性制片人就是我的那位朋友，他们认识才一周左右，年龄相差二十岁。疯马，三十二岁，九十五公斤，辽宁锦州人，父母都是工人，父亲是钳工，母亲是喷漆工。父亲两年前去世，母亲已经退休。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期间写过大量诗歌和小说，在师友间传阅。毕业后来到北京，做过三流文学网站编辑，保安，群众演员，大部分时间无业，居无定所。我，三十三岁，六十五公斤，辽宁沈阳人，曾是银行职员，因为爱好写作于三年前辞职进京，在不知名刊物发表过三篇短篇小说，分别叫做《时间穿过子夜》，《赢家无所得》，《如笑声般的山峦和其间的约伯》，无任何反响，退稿张贴满墙。大部分时间混迹于各个电视剧电影工作组，做闹药，所参与电视剧电影未有一部公开播映过。

自我介绍过后，开始确定当天的议题，过去十几天的讨论，形成了一个粗略的大纲，我打印出来，请他们看过。以我的经验，无中生有一般都效率低下，从批判开始，一方面可以增强凝聚力，另一方面也许可以产生一些新想法。杜娟儿说，袁老师。我说，不要叫老师，叫老袁。杜娟儿说，老袁，我觉得前面这个刺杀是可以的，但是随后导向策反是愚蠢的，策反写不出戏。我说，有道理，没人爱看策反，纵横家是最乏味的。柳飘飘说，这里头感情线太没意思了，我们的主人公是个女的，似乎毫无性欲。我说，她是个共产党员，党性高于人性。她说，怎么证明党性高于人性，得先有人性吧，然后才能把党性垫高。我说，可以有爱情，但是不能有性爱，尤其和敌人不能有。柳飘飘说，我觉得应该有些性暗示，至少要有性魅力吧，她靠什么调动敌人？我说，这个可以加一点，不能极端，美好的君子之交可以。聊了一会，疯马已经喝了少半瓶威士忌。我说，疯马你说，我们从哪开始？疯马说，什么是谍战？我说，我的理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疯马说，所以是关于身份的故事。我说，可以这么讲。他说，身份是一个人的表面属性，什么是本质的东西？我说，正想请教。他说，欲望。我说，换个词儿，信仰。他说，她的信仰是怎么形成的？我说，目前并不知道。他说，她的上帝是谁？我说，共产主义。他说，远了，就近说，新世界。我说，是的。他说，这个上帝什么时候进入她的心里，她可以为之牺牲，放弃幸福，她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我说，目前也并不知道。他说，我们也许应该从这个开始，她怎么确立她的信仰，为之付出了多少，是否曾动摇过，是否动摇后又更为坚定，一个人去杀另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勇气？为了新世界去杀人，她如何说服自己？要知道，在我看，不正义的和平要比正义的战争要好，她怎么确定她打的是正义的战争？我说，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我觉得，我们不能做一部所谓的狗屁谍战剧，而应该写一部关于成长的长篇小说，然后以剧集的样式表现出来，这部成长小说应该以特殊时代的人物作为刻画的对象，我们的任务是复兴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传统，用漫长的剧集复活之，所以我提醒各位，我们正在侍弄的是文学，我们是一个文学小组，一本大书，仔细写成，是我们每天的工作。我说，有些空泛，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开头。他说，关于这个刺杀，我觉得是信仰的开篇，她，她的名字是什么？我翻了一下大纲说，文修良。他说，好，文修良，代号月球，她刺杀的人叫什么？我说，看来刚才你没有看大纲，叫贺尔博。他说，好名字，贺尔博代号太阳。文修良什么出身？我说，不知道，可能得查一下资料。他说，我们现在进行想象，她是一个大家族的三小姐，类似于《白鹿原》里的白灵，白灵读了几本左翼文学，投奔了延安，躲过了肃反和整风，留了一头短发，感到迷茫，这时候她和贺尔博恋爱了。我说，不对，贺尔博和她只是工作关系。他说，恋爱之后，两人被派往南京工作，打入军统。这时候她的信仰是爱情，爱人到哪里她到哪里。原来的信仰对她不重要了。我说，欲扬先抑，可以。他说，什么能够建立新的信仰？牺牲。贺尔博被怀疑后，为了保护她和另一个同志，这个同志的秘密等级很高，文无权知道，姑且叫他黑子。贺尔博请她杀死她。这就是开场的刺杀。我说，娟儿，你记下来了吗？杜娟儿说，记下来了，老袁。我说，好，现在吃午饭。

午休时，杜娟儿和柳飘飘结伴去散步。两人初识，走路时一前一后。疯马倒在沙发上睡觉。我独自坐在椅子上抽烟。这间会议室在一栋商务大厦的二十三楼，从窗户向外眺望，看见天空中飘着雪花，其中夹着细雨，汽车看上去像蜗牛一样慢。来北京已经五年，没有一个朋友，原来在老家的朋友也失去了。三天两头地感冒，几乎每天都因为焦虑拉稀。除了写东西，唯一的爱好是搭地铁末班车。几乎每次都会遇见酒鬼，各种性别，不同肤色，不同年龄。有一次看见一个女孩吐了一地，周围的人都躲远了，过了一会，她醒来一点，从包里掏出一包纸巾，跪在地上慢慢把呕吐物擦干净，好像在收拾自己家的地板，然后趔趄着走下车。还有一次看见一个老人，戴着体面的灰色围巾，双眼紧闭，突然站起来把围巾穿进头上的拉环里，把脑袋套进去，可惜拉环太矮了，他就这么把脑袋搁在围巾里，睡着了。这时疯马开始喃喃自语。我开始没有听清。我掐了烟，蹲在他身边，他轻轻地说，妈妈，我看见一大块冰。我没有说话。他说，妈妈，好大一块冰啊。我说，多大？他说，有操场那么大，你的腿不好，要小心。我说，好。我转身赶紧去找自己的小本本，这时他说，妈妈，我想像花瓣一样一分为二。我说，为什么？他说，一瓣给你，照顾你，一瓣给我，想怎么活怎么活。我说，嗯，等你开花再说吧。他翻了个身，夹紧双臂闭上嘴，继续睡了。

下午的会进展不错，依然由疯马提出主要的想法，我们三个去论证，然后我来确定是否可行。按照史料记载，文修良的原型曾和南京当地一个名旦过从甚密，从而接近了各路军界要员和商界大贾。原来的想法是把一条感情线做在名旦身上，让这个戏子爱上她。疯马不同意这个想法，一是他认为文的职务在军统，感情问题应该在军统内部来处理，不应该做不恰当的外延，二是他更倾向于把男旦和她的感情确认为一种更高贵的友谊，男旦也许一直没有被她感召入党的，甚至是个浮夸的，招摇的人，不喜欢共产党看上去清心寡欲的一套，但是他可以基于个人与个人的情谊，为之牺牲。这才是有意思的地方。杜娟儿反对这个观点，她认为男旦和女特务的爱情，是大戏，应该作为主线。疯马反驳的理由是，没人愿意看一个娘娘腔和女主人公谈恋爱，但是做朋友就会舒服很多，把所有男女关系以爱情和非爱情区分之，是极不高级的行为。经过一个下午的讨论，我们三个再一次被疯马说服，并且做了详细的记录。中途制片人打电话来询问进度，她去上海出差十天，我没有提及具体剧情，因为那样就会陷入无休止地推敲细节的海洋，伴随着列祖列宗托梦的审查，我只是说，我们的主题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关于信仰，关于牺牲，关于爱的，关于一个女人，或者说一个人，怎么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为之付出所有，成为了一个高贵的人的。疯马在旁边补充说，还有代价。我说，嗯，还有一点代价。制片人首肯了我们的方向，但是提醒我们，时间紧迫，她的工作或有变动，希望我们十天之内拿出一个详细的大纲，一个月之内拿出分集大纲，然后开始找演员和制作团队，边找边写出分集剧本。三个月之内，要建组拍摄。我从来没有跟过这么紧迫的组，尤其是制片人提到，钱不是问题，我们这些主创或许可以参与分成，我便觉得，紧迫也是有道理的。

晚上在会议室吃过工作餐，杜娟儿要去另一个剧本组帮忙，先走。柳飘飘留下，和我们两个继续喝酒。她掏出叶子，卷成大麻抽起来。我穿上大衣打开窗子，雨停了，完全变成了雪，不大，如果说有一种东西叫做雪花，那窗外下的就是雪花的边角料。疯马抽着我的中南海，喝着剩下的半瓶威士忌。柳飘飘说起自己在美国几乎被同学强奸的经历。一件小事，她微笑着说，他们两个人，就像你们现在这样，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她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用手去点脚尖，似乎脚尖是一枚清澈的水滴。我拿起刀捅了其中一个。疯马快把那瓶威士忌喝完了，他的脸颊绯红，胡子湿漉漉的，但是没有一点醉意。天黑了，雪大了一点，连成了线，像是黑发里的白发。柳飘飘说，他差点死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我是射手座，我没事儿，不会被记忆反复折磨。楼底下有两辆车撞在了一起，一辆车把另一辆车的屁股撞歪了，道路迅速地变成泥淖，所有车都陷在里面。我得把这个写到自己的戏里，柳飘飘说，我的戏叫《再见莫妮卡》。你们说，是叫《再见莫妮卡》还是叫《再见了莫妮卡》？疯马把脑袋搁在沙发的扶手上，说，叫《回见吧莫妮卡》。柳飘飘说，你大爷，那不如叫《犯贱莫妮卡》。疯马说，《你不是莫妮卡》。柳飘飘说，《我是莫妮卡》。说了一会，柳飘飘拿起包摇摇晃晃站起来说，我去BAR，有人去吗？没人回答。她走到门口，疯马说，《再见了莫妮卡》。柳飘飘说，《回见吧疯马》。

我跟疯马说，我也走了，明天还是这个时间。疯马说，我睡这儿，时间对我无效。我下楼，在超市买了包烟，走到地铁口，不是末班车，我想了想，去超市买了两罐啤酒，又走回来，上楼。疯马穿着衣服在沙发上睡着了，窗户还没关。我把窗户关上，关了灯，打开啤酒慢慢喝。过了一会，外面的雪停了，月亮露了出来，借着月光，我能够看见室内的轮廓。疯马的脚动了动，好像在走路。我掏出小本本等着。不多时，他说，妈妈，笔架山不是山。我说，是什么？他说，是月亮的儿子啊。我说，此话怎讲？他说，妈妈，他回不去了，通往大陆的路也经常被淹没。我说，我知道。他用舌头舔了舔嘴唇说，潮汐也许是月亮的信啊。我说，有可能。他说，可怕的间距是不是？等你腿好了，我带你去旅行。小时候你把我忘在笔架山上，我坐在海边想，我要是能把月亮拉过来，我就能回家了。说着，他用手拍着自己的头说，我只有这么小啊。然后是均匀细小的鼾声，又过了一会，疯马彻底睡熟了，无声无息，像一片潮湿的叶子。我把他的旧大衣给他盖上，搭末班车回家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让杜娟儿买一些包子油条豆浆，我们直接会议室吃。杜娟儿说昨天是她最后一次去别的剧本组，她把其他所有做闹药的工作全推了。我说，好。她说她昨晚没怎么睡，对文修良这个人物有了些新的想法，写了一张纸。我说，好，一会我们讨论，如果你愿意，以后你可以一直跟着我干活。进屋的时候，柳飘飘和疯马正在讨论波拉尼奥，疯马说，假的。柳飘飘说，放屁。疯马说，真的全死了。年轻人没见过真的，于是爱慕赝品。柳飘飘说，胡说，我看过的不比你少。八零后别他妈倚老卖老。杜娟儿把吃的放下，帮大伙沏上茶水。我说，两位省点劲儿，眼前的事儿弄完，咱们有的是时间聊。上午的工作主要是讨论结局的大概走向，也就是文修良到底应该去哪里？柳飘飘说，可以死吗？我说，不可以，那是人生的结局，不是故事的结局。聊了一会，没聊出所以然，疯马喝得很厉害，上午眼睛一直半开半闭，大家都没有效率。中午疯马没有吃饭，直接睡在沙发上。我们三个坐在屋子里抽烟，杜娟儿不抽，用嘴咬着笔头。杜娟儿说，如果这次再不行，我就得跟着我爸考古了。我说，你有些才华，可以再试试。别给我压力。她说，我胖成这样，没有对象，每天坐着，越来越胖，还不如拿个刷子去野外锻炼。杜娟儿跷起腿，她穿着黑色的长筒袜，说，我挺喜欢你们的。我说，别套了，想想下午怎么弄。杜娟儿说，我说真的，虽然才见了两天，我挺喜欢你们的，都是差不多的废物是不是？我说，你能不能别给我泄气？她说，没有，我看了星盘，咱们这回能成，成了之后一起出去玩吧。我说，去哪？她说，我哪知道，你不是领头的？我说，那就去笔架山，疯马的老家。她说，笔架山是什么东西？我说，我和疯马小时候都去过。海中山。正说着，疯马的下巴动了动，我以为他要说什么，然而并没有，他用嘴喘了两口气，接着睡了。下午工作继续，疯马睡了一觉起来，脸黄了，浑身发抖，我问他要不要回去，他说不用。他把大衣在屋里穿上，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说，我睡觉时想了想，我过去讲的复活十九世纪的传统是错的。我讲不出来，我写写试试。他拿起黑色水笔缩着脖子写起来。

首先我们要承认时间是可能分岔的。比如我，马峰，也是疯马，从锦州出来，坐火车进入北京，也许另一个我，在明末清初，从这儿骑马回锦州省亲，拒剪长发，身旁有女子伴随，夜晚有小仆提着灯笼。秋月霜空，就在马上睡去，醒时就在此地，拾起另一个我，与大家交谈。或者也许此时的我正在我妈身边，搀她去广场遛弯，总之时间分岔的基础是减少世界上的灵魂，减少不相干的人，即过去，现在，未来，肉身不同，灵魂共用，通过梦摆渡过去，梦类似水中央若隐若现的浮桥。文修良应该做梦吗？过去她是谁？现在她是谁？未来她可能是谁？历史上文修良最后被中共怀疑，逮捕，老死狱中。平反已在数年后。我们把这个留在梦中。她在剧中的结局是大获全胜，看破世局，飘然而走。聂隐娘？可以，跟着磨镜少年远走东瀛？可以。或是脱下军装，混入世间，嫁人生子，一生平静缄默。不过她应该会做梦。在梦中她被逮捕，被拷问，被凌辱，终于老去，将死，再想起另一个分岔，坐在自家的庭院为儿孙缝衣或者坐在江户的某个门阶上数着梅花凋落。我们并不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迷宫，为什么过去，现在，未来并肩而立，各自循环。只是建造，只是呈现，只是请君入瓮。

我们是三个沉默了一会，疯马写完坐在沙发上继续喝剩下的威士忌，好像随时要散架。杜娟儿说，我觉得可以，是绝好的隐喻。我说，这不是隐喻。柳飘飘看着疯马说，疯马，你很有意思，换句话说吧，我愿意跟着你骑马去明朝。

我点上一支烟抽，琢磨着整个故事。故事不再是直线的，而是平摊开来，占据了我的大脑。这时有人敲门。一个从没见过的人，年轻男人，自称是董事长助理，说，哪位是袁走走先生？我说，我是。他说，麻烦您出来一下，我跟您说点事儿。我跟他走出门去，他把我领到男洗手间。我说，我没尿。他说，我也没有，这儿没有摄像头。他递给我一支烟，帮我点上，说，文总被抓了，你这个项目得停掉。我说，为什么被抓？他说，经济问题，也是队形的问题。我说，队形的问题？他说，广播体操站错了排，被校长点名开除掉。我说，我有权利问问题吗？他说，你可以问一个。我说，我需要把前期款退给你们吗？他说，不用，文总似乎是有感觉，所以这笔钱，是走的其他的名目给你的。你把烟抽完，队伍解散，再也别走进这个楼了。我说，好，我想拉屎。他说，我先走，保重，哥们。你还可以想拉屎就拉屎，开心点。

我确实肚子疼，拉完了，洗了把脸，回到会议室，把这个情况一五一十说了。最后我说，我拿到了一些前期款，几位的薪酬没有问题，虽然还没签合同，但是按照口头上的约定三天之内结清。如果谁，因为这个项目推掉了其他工作，我可以酌情补偿一些，大家不用客气。杜娟儿说，就不能我们给它写完，卖给别的公司吗？我说，风险太大。这个项目就是个行活，不是我们原发的东西，不值得。这个茶具是我买的，我带走。杜娟儿帮我收拾茶具，柳飘飘跟疯马说，唉，大胡子，你下午有事儿没？疯马说，有事儿。柳飘飘说，什么事儿？疯马说，还没想好。老袁，我晚上能住你那吗？我说，我是个单人床，没有沙发。他说，有地热吗？我可以睡地上。我说，地下室，没有地热。他说，那我也可以睡地上。我想了想说，各位，其实我一直想写一个电影。杜娟儿说，什么电影？我说，我也不知道，等我想好再找大家吧。柳飘飘跟杜娟儿说，娟儿，你下午有事吗？杜娟儿说，没有。柳飘飘说，那你跟我走吧。杜娟儿说，好。于是两两别过，柳飘飘和杜娟儿打车走了。

疯马跟着我回到地下室，没有喝酒，就躺在我的单人床上发呆，我说，你没事儿吧，有话就说。他说，我没事儿。我说，你没事儿的话就下来，让我躺会儿。他说，晚上给你躺，咱们轮着不行吗？我没办法，下楼走了一圈，要了一碗兰州拉面，吃了半碗，吃不下去，放下筷子抽烟，把烟灰掸在碗里。天黑了，我回到房间，疯马还保持着原样躺在那。地下室漆黑一片。他说，老袁，我想上月球上去。我说，坐高铁吗？他说，我把月球叫过来。我说，行了，想想明天怎么办吧，你不能一直住我这儿，你朋友不是有床？他说，关于我的一生，我以前不知道，现在全想起来了，以前得了形而上学的近视眼。我说，你收拾铺盖回家吧，别在北京待着了。他说，我睡一觉就走，但是不会离开北京，我其实一直在这儿生活。说完，没过一会，他就睡着了。他睡得很实，一句话也没说。快十二点，我的电话响了，柳飘飘在电话里喊，你在哪呢？我说，我在地下室。她说，地址给我。我说，就是我们开会的楼下。然后电话就挂了。过了半个钟头，柳飘飘和杜娟儿来了，两人都喝得烂醉。我说，你们干吗来了？柳飘飘说，你不是要写电影吗？我说，那就是一说。杜娟儿说，关于电影，我有个好主意。我说，什么主意？她说，我想吐。说完就倒在地上。我把脸盆放在她下巴底下，她吐了半盆。等我回头，柳飘飘挤在疯马旁边，一条腿拖在地上。我把她的腿拿上去，从壁橱里找出一床被，垫在杜娟儿身子底下，把脸盆清理了，又放在她手边。我环顾了一下周遭，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躺在书桌上睡，要么坐在铁椅子上睡，我选择坐在椅子上。

凌晨三点左右，我看见疯马坐了起来。眼睛紧闭，轻轻地说，妈妈，拿住它的缰绳。说完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拉开又关上，然后走回来坐到床边。我翻身去找自己的小本本，他已经把两只手放在自己脖子上。我跑过去，去扳他的手，他手简直像巨人的手，以至于他的脖子瞬间就被扎紧，细了两圈。柳飘飘被我的叫喊声惊醒，说，我操，你们怎么打起来了？杜娟儿在地上翻了个身，说，电影，我有个好主意，然后又睡着了。疯马的舌头尖儿伸了出来，我和柳飘飘一人扳着他的一只手，毫无效果。我忽然看到了我刚才坐的椅子，我说，你躲开。柳飘飘闪开身子，我举起椅子砸在疯马头上，疯马松开手向后倒去，后脑撞在墙上，又向前翻滚下床，脸冲下倒在地上，额头上肿起一个大金包。我去搀他，他突然掐住我的脖子，柳飘飘去扳他的手，根本扳不动，他的手渐渐收紧。我的眼前一片漆黑，黑漆漆中，我看见月球向我靠近过来，巨大昏黄，触手可及。我蹲坐在水边，是个小孩子，浑身瑟瑟发抖。潮汐退去，一条土桥从水中升起，我撒开腿跑在上面，跑了回去，跑进了一片市集，到处是飘荡的灯笼，到处是动听的歌声，声光凌乱，一时耳目不能自主。抬起头，看见疯马站在骑楼上，手托一个光圈看着我，我终于看清楚，那是月亮，月亮在他手心，光从指缝里射出来，如同一提小小的灯笼。我醒来时，与疯马并肩躺在地上，他的额头淌下血来。柳飘飘手提椅子气喘吁吁说，他这是怎么了？我摸了摸脖子说，没什么，做梦了。这回你可以自己睡在床上了。她说，算了，一会他再把我掐死。我们看着他一会吧。我蹲下用手摸了摸他的鼻孔，呼吸很均匀，血也止住了。他忽然睁开眼，看着我，看了足有十秒，说，我知道了，等我睡醒了，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说完就闭上眼睛，又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