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开始怀疑，自己试图根据刺伤痕迹还原凶杀过程的努力，在最近刚刚引入法医工作的新技术面前很可能黯然失色。人们早就开始谈论DNA检测。有人说，DNA是比指纹识别或目前任何其他方法都更好的鉴识手段。周五办公室例行聚餐时，大家七嘴八舌地在酒吧讨论这个问题，争论一直持续到下午，秘书和技术人员都加入进来。DNA代表着未来吗？抑或仅仅是那些多年来没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技术进步之一？

新的发展确实让我怀疑，我对刺伤痕迹的特殊兴趣是否很快就会过时，沦为一无是处。我对自己原本想法的痴迷并没有因此减弱，但碰巧在那个时候，另一项特长也逐渐显现。一开始，我曾试图无视它，但不知怎么的，它却狠狠碰触到我此前几乎并不自知的软肋：我的社会良知。我确实认为自己在为社会贡献才智：法医病理学家帮助死难者家属及政府了解死因，为其伸张正义，难道不是吗？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能在促成社会变革方面发挥更为直接的作用。

在犯罪现场与警方密切合作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他们的专业精神和战友情谊，使凶杀案所带来的混乱、血腥、肮脏和人间悲剧，变得更容易应对。如果遇到关系良好的警官，他们还会随时向我通报案件进展，我对此无比珍视。

可以想见，亲眼见证另一种警察是多么艰难。他们的行径与我此前遇到的品行高尚、严肃认真的警员的作为，毫无共通之处。

一天晚上，我到医院停尸间完成验尸，我收到的信息简报略显粗略。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个中原委。这名病囚是在监狱服刑期间死亡的。我注意到，大家换衣服走进停尸间进行验尸时，没有人开玩笑，也没有人闲聊。

死者是一名28岁的尼日利亚人。尸体外部检验显示，他的鼻子前部和嘴唇周围留有擦伤。我还看到他的手臂，尤其是手腕周围还有腹部，存在最近形成的瘀痕。

我询问：“死者去世的时候佩戴了腰绳？”

警方人员神情阴郁地点了点头。

腰绳是一种不怎么招人喜欢的戒具，包括一条粗重的皮带，以及系在皮带两侧铁环上的手铐。当然，皮带就系在囚犯腹部，他们的手腕通过手铐被固定在上面。

当我对尸体进行内检时发现，死者患有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动脉内壁的斑块），但只存在于负责将血液输送给大脑的颈动脉内：这在一个28岁的年轻人身上非常罕见。不用几年，这种疾患便足以危及生命，但现在，它不是致死原因。

进一步检测查明，死者还是镰状细胞性状携带者。

镰状细胞病是一种在英国呈现爆发式增长的遗传疾病。世界范围内，镰状细胞病的患者数以百万计，其中大部分人来自非洲及加勒比地区。患病者更容易抵御疟疾的侵扰（这一点在大都市伦敦似乎没有太大意义）。但好消息到此为止，这种疾病由红细胞基因突变引发，而红细胞的重要功能便是在身体内部运输氧气。在红细胞正常的健康人体内，红细胞非常饱满，中间有一个浅窝，和环形的甜甜圈没什么两样。而且，最重要的是，健康的红细胞非常柔软。镰状细胞基因突变导致某种氨基酸发生替换，这意味着红细胞的折叠方式发生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当红细胞分子没有固定在氧分子上时，前者就会变硬，并以一种不规则的形状固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红细胞可能看起来像奇怪的香蕉或镰刀形状，此病因此得名。这种僵硬、奇怪的形状导致的结果便是，血细胞无法平稳地流经血管，而是趋向于堆积、闭锁、阻塞血管——使人体重要器官陷入缺氧状态。

关节和腹部的疼痛以及经常性贫血，只是这些阻塞刚开始可能引起的问题。患此类疾病的患者生命曾一度十分短暂，但随着对这种疾病认识的深入，以及全新药物的开发，一切都在改变，也许有朝一日，基因治疗就能为他们提供更多帮助。

如果症状完全恶化，情况十分严重，则意味着患病个体从双亲那里继承了同样有缺陷的基因。这被称为“纯合子”（homozygous），意味着患者只能制造出有缺陷的红细胞。然而，如果从父母一方遗传到有缺陷的基因，而从另一方遗传到正常的基因，这种情况被称为“杂合子”（heterozygous），此类患者可以制造一些正常的红细胞，也可以制造一些有缺陷的红细胞。这些人的病情相对更轻，毫无疑问，在此类遗传疾病的患者中，相较于彻底的镰状细胞病患者，他们的人数更多。这就是所谓的镰状细胞性状。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镰状细胞性状对携带者没有显著影响（除非他们感染了疟疾）。直到最近几十年，人们才意识到这种性状在某些情况下属于人类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那些情况包括患者严重缺氧的状况。所以，携带镰状细胞性状的人不能攀登珠穆朗玛峰。事实上，镰状细胞性状携带者应避免所有可能造成缺氧的情况，除了攀登高山之外，还包括潜水、跳伞等，以及被强力束缚身体。当然，前者是可以选择的，而后者不是。

在本案中，我首次遭遇非裔镰状细胞性状携带者在受到强力束缚的情况下死亡的事例，当然，后来类似的案件接踵而至。当我从显微镜中观察时，只能在死者组织中找到为数不多的镰状细胞。这表明这些病人并非患有镰状细胞病，而是携带镰状细胞性状，专家检测其红细胞后就能证实。但可悲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镰状细胞性状携带者。

本案中的这个病人还表现出缺氧的症状，即窒息。他遭到强力束缚，但身上没有一处致命伤。那么，警察肯定采取了比我在报告中详细记录的瘀伤所证实的更激烈的行动。

直到后来，我才听到故事的完整版本。死者因共谋诈骗罪被关押在伦敦一所监狱中等待审判。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但监狱医务室认为他行为“异常”，后来他被安排住到布里克斯顿监狱医院。从这一点判断，我认为死者可能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尽管没有任何一份医学报告明确指出这一点。我不认为这种行为与毒品有关，因为我们虽然在死者的尿液中检出了可卡因，但含量微乎其微。

在转往布里克斯顿监狱医院的途中，死者变得“激动或者说好斗，然后失去反应”。这一描述来自一名急诊室医生，死者后被送至该科室。根据警方自己的记录，在抵达布里克斯顿监狱医院时，“发现他似乎已没了呼吸”。

于是，死者被匆忙搬上一辆货车后车厢，然后送往急诊室。他在途中接受了心肺复苏术，但没有用。事实上，急诊室医生的便条上还写着“手指僵硬”。

在我看来，警方对待死者的方式可能导致他的呼吸和氧气供应受限——他可能面朝下，或者可能有人用膝盖压制他的胸部。但验尸结果显示，他的主要死因是他患有严重肺炎。

这一点足以排除可疑死亡的可能。他死于自然原因——肺炎和镰状细胞性状。尽管我感觉并且表示，如果得到立即且适当的治疗，如果没有正面朝下被腰绳所束缚，或者如果没有处于其他限制其呼吸能力的姿势，他很可能在肺炎中幸存下来。

死者此前居无定所，因此，在被捕前可能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并感染了肺炎，或者，他有可能是在拘留期间感染上的。死因调查裁断死者系自然死亡，验尸官轻描淡写地说，由于缺乏照顾，导致病情恶化。

此事距今还不到30年，但在那些日子里，一般来说——虽然绝非全部——大部分英国人都认为，罪犯罪有应得，警察总是或者至少在通常情况下，是对的。因此，即使没有镰状细胞性状和肺炎等自然因素，也不会有人为囚犯的死亡大声疾呼。很遗憾，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尤其针对非裔囚犯。

公众和警方的冷漠，意味着人们对于如何以及何时才能较为安全地对某人采取强制措施，完全缺乏科学理解和有效训练。人们认为此类培训与警察或狱警的日常工作无关，或毫无用处可言。警方采取“橄榄球阻截式执法”——抓住嫌疑人，压到他们身上，和他们搏斗，尽一切可能控制住他们——公众对此是可以接受的，而“控制”意味着“一动不动”。

人们信任警察和狱警会正确执法，至于他们也可能不这样做，英国民众则显得漠不关心。然而，我对此无法认同。我亲眼见证很多人死于拘留期间或因警方所采取的强制措施而死。许多死者是非裔。这不仅仅是镰状细胞的问题，尽管是镰状细胞引发了我的关注。我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但是，能做什么呢？我和伦敦警方并肩战斗，在案发现场乃至案发之后，彼此良好的支持关系至关重要。我喜欢并由衷尊敬很多警官，与他们保持令人愉快的工作关系，很有必要，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我知道必须这样做，而且，由于遭受强制束缚而死亡的现象绝非个案，我意识到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改善这种状况。说到底，病理学家的任务是检查尸体并了解死因。我们的发现可能有助于拯救未来的生命，有助于伸张正义。但改变世界不是我的工作，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