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最精心安排的计划往往也需要变更。前一天晚上，“游击队之母”裘奶奶手下的人员突击北平城墙外的一所监狱，放走五百名犯人。有些爱国志士包括一些东北大学的学生，被傀儡警察抓住了，于是裘奶奶安排了这次的援救。傍晚时分有十几个人进入监狱，其中几个扮作日本军官，制伏了狱中的守卫，拿到钥匙。犯人获得了自由，全体异口同声说要加入游击队，还包括一些中国卫兵。他们跟首领回到山区，带了几十支手枪、一些自动步枪和弹药。

游击队最近的行动都靠近北平市，人数也骤然增加。更重要的是，这让日本人丢脸，使游击队增加威望，使人产生敌人并没征服这座城市的印象。

今天的炮火只是示威，而非真正的战斗。游击队行踪飘忽，无法有大规模战斗。飞机是出去侦察，只是给山区斗士留下一点印象罢了。他们在一座庙宇附近投下一颗炸弹，在空中白转了一个钟头。在无助的情况下，日本人察觉到必须采取某些行动，就加强搜查出城的平民，并挨户搜查游击队。

第四天上午，四个中国警察来到博雅家，由一个日本小军官领头，还有一个满洲通译员。时间是约十一点，冯舅公不在家，冯老太太吓慌了，躲在自个儿房里不敢出来。警察被领到博雅的庭院，要他填表格，写下所有家庭成员和仆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职位和商业关系。日本人似乎很困惑，就问他：

“为什么挂美国国旗？”

“屋主是一个美国女士。”

“她叫什么名字？”

“董娜秀小姐。”

“她在哪里？”

“她在青岛。”

博雅奉命答复有关她年龄和职业的问题，同时他把房屋租约拿给他们看，日本军官皱皱眉头，检查了很久，直到博雅向他提起美国大使馆。

军官是一个矮胖的家伙，穿戴军帽、军服和高筒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欣赏屋内的古董、名画和家具，显然对庭院的规模十分惊讶。他手插在裤袋里，一直东张西望，人很机警，下巴向前伸，头向上仰，仿佛一切对他来说都太高了，他每走一步头就动一下，习惯抬高步伐，尽量使自己高一点。高个儿的满洲译员随着他，地方警察则在后面懒洋洋地走着。

当他们来到罗娜的庭院的时候，日本人仿佛找到了大乐园似的，测览房间像观光客一般，而不像一名正在值勤的军官。院里的人早就得到警告，罗娜、她丈夫和冯旦都坐在客厅里。军官大肆欣赏墙上的名画和古董架。他用脚试试地毯的厚度，自顾自笑着，又感觉到有人看他，就在军官的尊严和藏不住的赞赏间力求保持平衡。然后他跨入罗娜的卧室，盯着她的香水瓶和红拖鞋。回到客厅后，他在桌上拿起一根香烟，满洲人连忙替他点火，他仍然意趣盎然地踩着厚地毯，自满洲人手中接过火柴，眼睛眯成一条缝，香烟叼在嘴里。

他指指还没核对的梅玲的名字。

“还有一个崔梅玲。”满洲人说。

“她在里面。”博雅指指对面的房间。

梅玲躺在床上，扁桃腺正发炎。日本军官冒失地闯进去，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女坐在床上，倚着枕头，就对身后的博雅说：“她怎么啦？”

梅玲小声地说，她的嗓子不舒服。

“她和你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博雅回答说。

“她在这做什么？”

“没什么。”

不知道心里有没有什么念头，日本人摆出思考的姿态，牙缝间吱吱响，叫满洲人再问下去。

“一个人住在别人家里，又不是亲戚，怎么又没有什么事情呢？”这是日本人想不通的地方。

“她是我舅妈的客人。”博雅指指门口的罗娜说，罗娜对满洲人点点头证实，他正在记录。这样似乎还不够。

“她出生在哪里？”

梅玲现在真的吓死了。博雅要她回答，她只好说：“上海。”

“那她为什么来这里？”这是更想不通的奥秘。

“她来拜访朋友。”博雅有点不耐烦地说。

“她以前读什么学校？”

梅玲怯生生回答说：“我没上过学校。”

日本人摇摇头，仿佛确定有些不对劲。这似乎是一次不必要的审查。

“她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父亲。”她说。

“她母亲叫什么名字？”

梅玲似乎不愿意回答，满洲人告诉她，这是例行公事：“东洋人问话，你一定要回答。说什么都无所谓。”

“最近十年你住在哪里？”他又问道。

“在上海和天津。”

“你结婚没有？”

“没有。”梅玲直率而略带刻薄地说。

翻译员记下她的回话，日本军官则盯着梅玲，用好奇而困惑的表情打量她。她白白的手臂戴着翠玉的镯子，正搁在软棉被上，加上羞红的面孔和乌黑的鬈发，构成一幅可爱的画面。她的头斜向一旁，用自卫、惊恐的眼神看着军官，就像博雅书斋那一幅画中的小鸟望着大蛇一样——不是直视，而是用眼角偷窥，不是观察他或接受一种印象，而是由眼中露出明显的恨意、恐惧和迷惑。问完了话，军官对满洲人眨眼说：“她很漂亮。”然后转向她，和善地用蹩脚的英语说：“你应该找日本医生看病，日本医生像德国医生一样好。”

梅玲沉默不语，军官又笑笑说：“你喜欢日本人吧？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做朋友。哈！”

他发出日本人表示欣赏一个笑话时特有的尴尬、不自然、做作的笑声，低头拧了拧梅玲的面颊。梅玲缩头尖叫，眼睛里有厌恶的怒火。日本人挺了挺身子，恢复军官的仪态，对满洲人吼了一声，就走出房间。

搜查继续在前院进行。冯老太太没有出来，由博雅带日本人检查房间。走到一个十寸高的方形白玉壶前面，军官停下来，那是这栋房子的前一位屋主——一位满洲亲王——的珍藏。他转身问道：“乾隆？”博雅点点头。

他们才走完宅院的一半，就向西北转弯，来到洄水榭，俯视红栏木桥和对面的果园。搜查变成敷衍，日本军官似乎有别的心事。

“走到那一边要多久？”

“半个钟头。”

“我们掉回头。”

不知道是满洲人看出军官的心事，还是军官曾私下对他说了什么，译员走近博雅低声说，他最好把军官看中的白玉壶送给他，以争取他的好感。于是博雅在“自省堂”传话给用人，到了门口，另一个用人便交给他一个包装精细的纸盒，博雅把它递给翻译员，后者对军官说了几句话，军官笑笑，只“噢”了一声。他对博雅伸出手，显然充满敬意地说：“屋子好大！”就走了。

冯舅公中午回家吃饭，听到这件事，很不开心。大家都聚在他的院子里，热烈讨论这一次的搜查。

“他们为什么要搜我们的屋子？”

“一定是为了游击队。”博雅说，“但愿我送白玉壶没送错。”

“当然。”老人说，“但是我们根本不该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财宝。他们看到年轻妇女了吗？”

“他们一定要对着名单看。”

“糟了，”老人说，“我原指望有那面美国国旗，可以不让他们进来查看，现在他们看到了。他们能来一次，就能来第二次，他们搬不走屋子，但是晚上常有女人被绑去。竟有如此的时代！我们的古董也不安全了，露财诲盗。”他引古谚说，“我们必须把古董收好藏好。没有这些麻烦，日子已经难过了。”

老人坐着抽水烟，看来忧心忡忡的，仿佛屋子已被人闯进来似的。

“一切都完了。”冯老爷说着叹了一口气，“博雅，你祖父买了这座园子，我一直想好好管理它，但是外甥、甥女都走了，现在这儿变成了一个荒寂的地方。我要留下来。我这种年纪不想再搬，我们必须守住这个园子。姚家的神牌还在这儿，等战争过去，这里将是还乡者的中心……生意愈来愈差了，不过我要尽量撑下去。至于你们年轻人，我该考虑考虑。”他吹吹烟斗，把它放在大桌上。实际上他的身体还很强壮。

博雅回到梅玲的房间，发现她脸色苍白，神态惊恐。

“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她面带激动地说，“我怕，博雅。没有别的地方能让我过夜吗？”

“别傻了，”他说，“你以为他们会不惜麻烦，把你送到日本医院？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呀。”

“多久？”

“再过五天，或者四天。”

“我们不能现在就走吗？不然我先走？”

“单独走？真不敢想象。你急什么吗？”

“但是他们知道我的名字了。”

“那又何妨呢？”

“博雅，你不知道，你不该告诉他们我的真名字。噢，博雅，今天晚上带我到别的地方去。”

“你到底怕什么？你以为他们今晚会绑架你吗？他说日本医院，只是开玩笑。”

梅玲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不喜欢他的眼神。他特别盘问我，我今晚上不能睡在这儿，我真的不能。我能否到你朋友家去？”

“到老彭家？”

“是的。我可以在那边住上几天，一直到你准备妥当。他是什么样的人？”

“噢，他是单身汉，一个人住。你用不着怕，他是地地道道的君子。不过你的身体能出门吗？”

“噢，那不算什么。”

“你的东西呢？”

“我一分钟就可以收拾好。”

“好吧！如果你坚持，就这么办。等到傍晚，我会带你去老彭家。事实上，我很希望你认识他。”

受了好奇心的驱使，那天下午博雅就过来，坚持要梅玲告诉他她过去的生涯。

“我从哪里说起呢？”

“从童年起，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们在路上有很多时间嘛。”

“但是现在告诉我吧，我会觉得和你亲近些。”

于是梅玲和他单独在一起，开始述说她的身世。她母亲是邻近上海的湖州人。她离开丈夫后，就带着四岁的梅玲去了上海。她在闸北区一所学校教书，每月薪水五十元。母亲带她上学，后来她转到一间男生中学去教书，只好把女儿留在家里。因此梅玲很小就学会了理家，让母亲安心上课，等她中午回家，午餐就弄好了。母亲对女儿期望很高，就在晚上教她。

梅玲是一个倔强的孩子，原先她跟母亲上学，和其他小孩子一起读书，大家都叫她“老师的孩子”。她常和同学热烈争吵，护卫母亲的湖州口音。当时各地已规定老师要用普通话上课，但是梅玲的母亲和大多数的南方人一样，总是改不了家乡的口音，她老是漏掉“ㄣ”的尾音，所以“盘”字之类的声音总是念不准。她老说“牌”，而自以为说了“盘”字。梅玲知道母亲念错了，因为她自己念“盘”字就一点困难都没有，但是她总是坚持说她母亲念的是“盘”字，她发出一种介于“牌”和“盘”之间的声音，“ㄣ”音若隐若现，然后始终维护她的母亲。但是在家里她却告诉母亲念错了，想教她发出正确的“盘”音。母亲慈爱地说：“孩子，我的舌头又僵又笨。我知道那个读音，但是我读不出来，我一辈子都是这么说的。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得教书维生哪。”第二天母亲听到梅玲故意在班上念出含有“ㄣ”音的“牌”字，以维护母亲，她很感动。

当梅玲逐渐长大，不再上学，晚上就在她们唯一的客、餐、卧兼用的房间书桌上，不仅埋头做功课，有时还翻阅母亲批改的学生笔记和作文。她观看上面批改的部分，借以从母亲那儿学到超过学校学生的东西。她也自己查字典，寻找可疑音符的同音字。她看见母亲改到好文章时，脸上不觉一亮，两个人便一起欣赏其中的佳构。梅玲不久就有了丰富的文学知识，有一天她看到作文堆积在桌上，趁母亲不在时用毛笔批改了一部分，打上分数，还在末尾学母亲的字迹，加上批评的字眼。母亲回家，意外地发现作文批好了，不禁因女儿的大胆而震怒。后来她检阅评语，不觉点头微笑。梅玲写得还不坏，只是不十分成熟而已。

“这个评语还不坏，你怎么做的？”

“噢，妈，”女儿回答，“很简单嘛。你常用的评语不会超过二十个字，只是常加以变化——譬如‘文笔流畅’啰，‘漫无条理’啰，‘虎头蛇尾’啰——我通通都知道。”

有一次母亲很累，特准梅玲替她改作文，但警告她不要删太多。梅玲对这任务非常自豪，非常尽力地做。母亲躺在床上看她工作。她看出梅玲很有兴趣，兴致勃勃为好句子画线或勾圈，有一次还在两篇杰出作品上打上三角记号。母亲览阅她批阅的成果，在需要的地方略微修改一番。学生都不知作文是一个和他们同年龄的女孩批改的，有些人注意到字体的不自然，母亲就解释说她人不舒服，是在床上改的。

白天梅玲待在家，负责洗衣、煮饭、清洁工作。她们的房子在一条简陋的巷子里，巷里挤满红砖房，谁都可看见十尺外对面房子的动静。她们的窗子正好面对一家棺材店。两端翘起、大框架的棺材在小孩子眼中是很丑的东西，不过就连这种东西看熟了也会令人产生轻蔑感。

不过她仍不能忍受看到小孩子的棺材，或者看见贫贱的妇人为孩子买棺材。“你知道，”她对博雅说，“连死都有贫富之分。丧亲的穷人比较哀痛得深。有时我看见有钱的弟兄穿着丝绸，来为母亲或父亲买贵重的棺材，和店东讨价还价，仿佛买家具似的。”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梅玲自然惯于独来独往，上市场或店铺买东西，如此很早就学会管理她的钱财。闸北区的太太小姐们大都是来自小店主或工厂工人的家庭，不像富家千金故作娴静。她们刷洗、聊天、敞开胸脯喂孩子、大声吵架，夏天夜晚就坐在竹凳上乘凉——一切都展现在街上行人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有钱，人们很自然民主。工厂做工的太太小姐们自己每天有两三角的收入，可以不向人伸手，自己花钱打扮或散心。梅玲就在这样拥挤、吵闹、自由而民主的中下层社会中度过了少年时代，也因此培养了贫家女子的独立精神。巷子里的噪音很可怕，女人、孩子一吵闹，所有的人都听得到，巷子里一天也不沉闷。对一个过惯这般闹市生活的人而言，完全看不见邻居的僻静住所，似乎单调得难以忍受。

周末母亲没课时，梅玲常到国际住宅区的中心看表演，或者到北京路去看电影。在“大世界”，只要花两毛钱的入场费，就能消磨一天，看古装或时装的中国剧、杂耍、听人说书或者看一场民俗表演，她们常常一起去看。说书是一种单口朗诵的节目，配着小鼓的韵律，运用高度优美而动人的语言，以固定的调子说出来，动人的段落则像一首歌曲。在专家手中，这种单口艺术可以用不同的节拍、腔调、手势和表情从头到尾把握住观众，即使故事已听过了一百回。这些简短旅途代表她们的假日，她们常常在小饭馆喝半斤水酒才回家，十分满意同时也筋疲力尽。

梅玲如果喜欢一样东西，就会全心全意。“我简直为大鼓疯狂了，尤其是刘宝全。”她承认说，“最后几年，我母亲身体不好，她不能再看表演，我就一个人去，我母亲不大赞成。但刘宝全表演，我硬是非去不可。”她说，听刘宝全这位最好的鼓手说书，完美的字句和音调似乎抚慰了她的感官，激励起她的情绪。她喜欢伯牙和钟子期故事中描写河上月光的段落，优美的声调仿佛由字音和字意描绘出河上静月的美景。

梅玲现在忆起伯牙——和她面前的男士姓名相像——的故事：两个人热烈的友情。伯牙的琴音只有子期能欣赏，所以子期死后，伯牙就不肯再弹琴了。

“钟子期若是女子，那就好了。”博雅说。

“那就变成文君的故事啦，这就是文君的故事长，子期的故事短的原因。我可以背出整本故事。”

“背一点吧，让我听听。”

一阵迟疑，梅玲终于屈服了，开始敲桌当鼓。她的声音又低又柔，当她念到河上月光的那段，自己也完全沉醉在其中。她的小嘴微斜，很像月光下的波纹。博雅被吸引住了。突然她浅笑一声地打住。

在这一段打岔之后，她又继续述说整个故事。

母亲在世的时候，她过得很快乐。她母亲因为工作过度、营养不良，身体一天天衰退，但是学校工作还得做，作文也得改。梅玲天生乐观，总是展望事情的光明面。她母亲花了三十元的巨款，几乎是一个月的薪水配了一副眼镜，但是似乎也不能减除头痛的毛病，而头痛又带来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现象。梅玲常说母亲需要的只是休养一年，补充营养，症状就会消失的。她母亲只有四十岁，再过几年也许她嫁人后就可以养活母亲，让她辛苦谋生多年之后好好休息一番。但是母亲的病情不断恶化，她没法休息，巷子里的噪音使她心烦。这时候梅玲才开始知道什么叫贫穷，也晓得金钱和幸福息息相关。

结局来得太突然了，她母亲患了三天的流行性感冒，没有就医，便过世了。当母亲开始发高烧、胸口发疼，梅玲吓慌了。她叫来一个中国西医，但是治疗没有效。母亲的猝死对梅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突然体会到自己孤零零一人，又没有谋生的方法。她甚至没有想过母亲会这么早就去世，现在她想养活她、陪她度过晚年的模糊梦境也化为乌有了。

梅玲只有十七岁。她还住原来的房间，因为一个月只要六块钱房租。靠学校朋友们的奠仪，她付完了丧葬费用，约还剩五十元。她对学校校长说，她很想教书，还把自己如何帮助母亲的经过告诉她，校长虽然同情她，却告诉梅玲没有文凭是不可能的。她开始看广告，去应征秘书工作，但是许多工作都需中学毕业。她坦白说自己没上过学校，可是照样能把工作做好，但是每次只有有文凭的人才被录用。她一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接着她在报上登广告，愿意当“家教”，这更难了。有一次她和一家人会面，对方要她教孩子们学校的功课，尤其是数学。她对数学、社会科学或物理一窍不通。她只会中国文学和作文。有人要她教国文和英文，她一个英文字都不懂。最后她总算找到了国文家教的工作。孩子们的母亲起初很和善，但是三星期之后梅玲就失去了工作。次日她回去拿留在那儿的书本，无意间听到夫妻吵架。她一进门就听到丈夫生气地说：“她是个好老师。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她唯一的缺点就是长得太美了。”既然已经丢了工作，她不管三七二十一走进去，拿了东西，说声“再见”便匆匆离去。

“我简直吓坏了，我的处境很严重。我一连几天满街去应征广告。为了省钱，只要不太远连电车都不坐。我看到有些广告征‘年轻貌美的小姐’当女推销员或医生助手。本来我不理这些，但是现在走投无路只好找些试试。一两次经验就够了。有一次我踏入一家单身公寓，除了一个年轻的西式装扮的男士和模模糊糊的公司计划，没有一丝业务的迹象。但是我仍充满希望，告诉自己情况再坏，去当小孩保姆总可以了吧。”

“就在这时候，”她继续说，“一些好运来临了。我曾经写过一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寄给当地一家报社的妇女版，结果被采用了。那个月月底，我收到通知，到报社去领五毛钱，但我得先刻一个印章。我花了一毛钱。坐黄包车要四毛，坐电车也要一毛左右。不过我若能再写一千字，就能得更多。我开始提出其他有关妇女的问题，尤其是想写关于女人依附男性问题的文章。女编辑非常同情我的处境，她答应尽可能发表我的文章。”

“次月月底，我收到三元半的稿费凭单。口袋里装着自己的钱，我觉得格外骄傲和快乐。我到福州路一家饭店顶楼的戏院去，当时有一个叫张小云的年轻女伶正在那儿说书，门票两毛钱。我上了楼，经过二楼的茶室，看见一大堆人围桌喝茶。那地方特别吵，你知道那地方若发生口角，都是由吵架双方的党派或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出来调解。各阶层的观众都到屋顶戏院去，其中大多数是普通找乐子的人。”

“我独自坐在角落里的方凳上，听小云说书。每听到精彩段落的结尾，观众就大声叫‘好’，我太兴奋了，也随大家高声叫好。前面有个年轻人回头看我，后来他又找各种借口回头看我。我不知道什么吸引了他，因为我留着普普通通的短发，身穿一件南京路贫家女常穿的夏季薄衫。”

博雅打断了梅玲。“我知道，”他柔声说，“你眼中的光彩。你身上的温暖、纯真、清新的气质吸引了他的注意。”

梅玲满脸通红，继续说下去，只说可不是头一次看到男人盯着她看……她专心听人说书，她几次撇开眼睛，躲避那青年的目光。

当女伶说完书，梅玲起身离开，注意到那位年轻人跟在她后面。到了楼梯顶，他停在她面前，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小姐，原谅我的唐突，我看到你一人来，这地方又挤。我能送你下楼吗？”

梅玲抬眼看他，发现他衣着讲究，以上海的标准来说，也不算难看，只是有些瘦小。

“谢谢你。”她回答说，仍是一个人走下楼梯。但那位青年仍然跟在她后面。

梅玲继续走，不理他。到了街道入口，她转个弯，那位青年仍然用乞求的口气问她，他能不能用车子送她回去。那天晚上她心情很好，而且年纪又轻，无拘无束，又乐于冒险。她愿多了解一下这位青年，毕竟交个朋友也没坏处。他看出她脸上的矛盾，就热切地说：“当然，你不认识我。张小姐明晚还在这儿表演，我能不能期望再在这儿和你相见？”

“好吧。”梅玲笑着走开了。

这就是他们恋爱的开始。在七月酷夏的凉夜里，她多次和他在屋顶戏院及小咖啡馆相会。不久两个人爱苗滋长。上海街上的恋爱一点也不稀奇，但是那个年轻人——梅玲也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名字——似乎真心爱上了她。他仪态温雅，面容斯文，只是带有病弱和富家受挫子弟的气质。梅玲天生自信、纯真、冲动，不久就告诉他自己是单独一人。她开始给他看自己发表的文章，使他对她更崇拜。他发誓说要娶她，但要等以后才能让父母知道。有一天下午他到她的房间，看见唯一的窗户面对太阳，屋里热得像火炉似的。他奇怪这地方怎么能住人，就说要租一个好地方给她住。几天后，他在法租界的法隆道替她找了一个舒服的房间。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常来看她。

不久他的双亲发现了这项安排。他父亲是“中国商人航海公司”的买办，不相信儿子是认真的，建议用钱打发掉这个女人，但是儿子坚持立场，发誓非她不娶，父子之间起了巨大的争吵。有一天他母亲出现在梅玲的住处，问她是否愿意放弃她儿子，梅玲拒绝了，坚持说她并非为钱而嫁他的。经过母亲的调解，最后解决之道是儿子若要娶梅玲，她必须先上大学。其实，再没有其他事更让梅玲渴望的了。她被送去复旦学院，以特别身份选修英语和钢琴。未婚夫常到学校去看她，并在周末带她出去。她在学校没有注明已婚，晚上出去引起了不少议论，不久就被学校开除了。约一年后，年轻人的父亲希望儿子厌倦了梅玲，甩掉她。他不承认这次的婚姻，说要等他们在一起超过两年，才正式让他们成亲。他父亲进一步坚持要调查女方三代的底细，这是有钱人家订婚前的习惯。

这时候梅玲把母亲的身世和父亲的资料告诉她的未婚夫。他的父亲仇恨心很强，爱走极端，憎恨所有军阀，特别是梅玲的父亲。他大发雷霆，叫儿子不要再与曾经关他入狱——这是他永远难以忘怀的耻辱——的军阀女儿来往，事情变得对梅玲而言复杂得出乎意料。她丈夫一再把父亲的话转告她，说她是汉奸的女儿，他家一定前世欠她的债，老天爷派她来他家讨债的。

然后有一天他来告诉她，父亲已经改变心意，他是来带她回家住的，但不许两人成婚。梅玲害怕了，说她宁可住在外面。但是她丈夫说父亲老而专制，不容许违背，如果她不听话，父亲会剥夺他的财产继承权。

“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梅玲说。

“不，我不知道。”博雅说，等她再说下去。

不过时候不早了，罗娜进来，说他们马上要吃饭了。

“我在路上告诉你。”梅玲说。

这就是截止到那天下午，梅玲告诉博雅的自己的身世故事。

晚上七点半左右，天色全黑了，博雅带梅玲去了老彭家。一个用人提着她的皮箱和一条备用毯，其他的行李要等博雅离开北京时再一起运走。

博雅告诉用人先走，他和梅玲则手携手在黑暗中前进。

“我现在同意你，”博雅说，“如果你遭到什么变故，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他问她，何以见得日本人知道她的名字便格外危险：“你是否曾和日本人厮混过？”

“不，从来没有。”

“那为什么呢？”

“这种时期一个人小心点总好些。”她说。

博雅专心注意梅玲，根本忘记自己走到哪儿，直到他看见二十码外那位熟悉的警察站在角落里。“噢，我们不能走那条路。”他说着然后突然转身，带她穿过连串的弯曲的小巷。那边很暗，他忍不住吻她了。

“你会不会永远爱我？”他低声问。

“永远永远。到上海后，我们永远不再分开。”

“你愿和我到任何地方？”

“你去哪儿我都永远跟着你。”

“莲儿，我俩互相属于对方。当看见你坐在我的书桌前，白皙的手玩着毛笔，我想，这才是我需要的家。老实告诉你，我吻你坐过的书桌和椅子——还有你手指握过的毛笔。”

“噢，博雅！”

“是的，这使我更渴望你。你似乎属于那儿。哦，莲儿，我怎么如此幸运能拥有你？”

她贴紧他：“一个人常无法找到知音，但我在找到时真幸福。在没认识你之前，我从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我曾有不幸的一生。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一切，我会对你很好很好，不像凯男。你必须告诉我你喜欢我哪一点，我就维持那样。当你生气时，可以打我，如果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愿让你打。”

“你是说笑话，莲儿。”

“不，是真的，现在就打我，我要你打嘛。”

“我怎能打你，我会心疼呀！”

“假装我做错了事，你很生气，”梅玲说，“来嘛！”她转向脸颊迎去。

他凝视着她，她的眼睛在星光下若隐若现，就轻柔地碰了一下她的脸。

“这不是打耳光。”她说。

“你是叫我做不能的事嘛。”现在他拧着她的面颊。

“重一点！”她说。

“我宁可把你吃掉。”博雅说。

“叫我俏丫头。”

“我的俏丫头。”

梅玲很满足，但是博雅却十分激动。当他们到达老彭家，用人正在门口等着他们。

“你可以回去了。”两人进屋，博雅对用人说。

老彭坐在客厅，似乎想得出神。他们进屋，他起身相迎。

“这是崔小姐。”博雅说。

“博雅兄常谈起你，”梅玲大方地说，“我没想到会这样打扰你。”

老彭忙说：“你的皮箱在我房间里，坐吧，坐吧。”他拿最好的一张椅子给梅玲。她一坐下，就听见弹簧吱吱响，有些不安，她无助地望着博雅。

“我想彭大叔不会介意的。”他说。

“没关系。”老彭用尖细的嗓音说。他站起来走向卧室：“如果你喜欢，可以睡我的床。对小姐来说也许不够干净。”

“你睡哪儿呢？”博雅说。

“我？”他静静笑着，“只要有一块木板，我哪儿都能睡。我可以睡那张扶手椅。别替我操心。”

“不，我不能这样。”梅玲看看木板床和不太干净的棉被说。不过房间还算暖和。

“只过一夜吗？”老彭说，“另一房间有张小床，但那边很冷。我可以搬一个火炉进去，不过也不很舒服。”

“噢，别麻烦了，”梅玲说，“我们可以明天再安排。”

她感觉本能地被这位中年男士所吸引。博雅已告诉过她，老彭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徐徐讲话的时候，低沉的声音很悦耳。她看看他高额上的皱纹，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好感更加深了。此外他还有一副天真、常挂在脸上的笑容，这在中年人间很少见。

“我真不好意思，”他们走出卧室，她说，“占用了彭大叔的床。”

“你能不能睡硬板床？睡地板？”老彭说，“对骨头有好处哩。”

“我小时候常跟母亲睡硬板床。”梅玲说。

他们坐下来，梅玲仍兴奋得满脸通红。

“你怎么不用夹子把头发拢在后面，像以前一样？”博雅问她。

“你喜欢吗？”梅玲问，跳起身来走进卧室。博雅开始告诉老彭那天早上发生的事，但是她几分钟就出来了，头发拢在后面，只有几绺在额头上。

“我找不到镜子。”她说。

“墙上有一个。”老彭指指角落的脸盆架上挂着的一个生锈的小镜子。

“谢谢你，我用我自己的好了。”她由皮包里拿出一面小镜子，开始凝望。

“你不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小杰作吗？”博雅对老彭说。梅玲由镜边抬头看他并微笑。

“她有一颗朱砂痣。崔小姐，转过来让彭大叔看看。”

梅玲回头，老彭站起来。“到灯下来，让我看看。”他说。

梅玲顺从地走到灯下。老彭非常仔细地看她。

“正是朱砂痣，很少见。”说着他用手去摸。梅玲觉得很痒，就闪开了。他们已经像老朋友了。

博雅继续谈警察搜人的经过，梅玲静坐着。

“我明白了，”最后老彭说，“你们两个人恋爱了。”

两人相视而笑，梅玲满脸通红。

“你们有什么计划没有？”

“我们没有计划，只是两人必须在一起。”博雅说。

“你太太呢？”

“我会给她很多好处。”

“如果她不同意呢？”

“哦，那很简单，她爱住哪儿就住哪儿，甚至她想要我的整栋房子也可以。我宁可和梅玲在一起，当难民也行。”

“换句话，如果不离婚，你便是博雅的姨太太。”老彭不客气地对梅玲说。

这句话使她又脸红了。

“我只想跟着他，我只知道这些。”她说。

博雅起身返家，他告诉老彭他四五天后就能离开。老彭问梅玲是否已带够了衣服，现在早晚的天气已经开始转冷了。博雅说他第二天早上会把她的毛衣和外套送来。梅玲跟他走进庭院，送他到大门，紧握他的手，爱怜地说：“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