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叁

风声鹤唳  作者:林语堂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丹妮和玉梅到达汉口。南京在十二月十三日沦陷,足足有七十五万居民离开了那儿。另外有数百万人离开海岸乡村的家园,乘邮轮、帆船、汽车或步行沿河而上。这个内地都城的街上挤满难民、士兵、童军、护士、公务员和穿中山装的政府人员。旅社、饭店和电影院老是客满,饥饿的男女有些一看就知道是中等阶层,也日夜在街上流荡,这个时刻是贫是富都没有差别。新年那天,有人看见一位上海来的摩登小姐站在码头上,向轮船上下来的旅客兜售她的毛大衣,好换几块钱买食物。疲惫的士兵不断穿过本城。很多女人走来走去,有些穿童军服,有些穿长袍,有些在值班,有些在找寻失散的亲友。长江的渡船总是坐满了人,长江对岸的武昌也像汉口一样拥挤。

历史上最大的移民开始了。数百万人由海岸涌到内地,抛弃家园和故乡,跋山涉水,仍难以逃避在敌人侵略中遭受屠杀的命运。敌人的鞭笞太可怕了。中国战线在苏州崩溃,迅速瘫倒,过了三星期连首都也沦陷了。但是恐怖的不是战争、炮弹、坦克、枪支和手榴弹,甚至不是空中的炸弹,虽然榴霰弹的冲击、爆炸和吼声相当吓人。不是死亡、肉搏,钢铁互击的恐惧。自有文明以来,人类就在战役中互相厮杀。闸北附近的村民在几个月的枪林弹雨中并没有抛弃家园。但是上帝造人以来,人也从来没见过狂笑的士兵把婴儿抛入空中,用刺刀接住,而当作一种运动。也没有遮住眼睛的囚犯站在壕沟边,被当作杀人教育中的刺刀练习的标靶。两个军人由苏州到南京一路追杀中国的溃兵,打赌谁先杀满一百人,同胞们一天天热心写下他们的记录。这些武士道的高贵行径,连中古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做不出来;连非洲的蛮人也做不出来。人类还是大猩猩的亲戚,还在原始森林中荡来荡去的时候,就已经做不出这种事了。猩猩只为雌伴而打斗,就是在文明最原始的阶段,也找不到人类为娱乐而杀人的记录。

恐怖的是人,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所做的惨事。大猩猩不会聚拢猩猩,把它们放在草棚中,浇上汽油,看它们着火而呵呵大笑;大猩猩白天公开性交,但是不会欣然观赏别的雄猩猩交合,等着轮到自己,事后也不会用刺刀戳进雌猩猩的性器官。它们强暴别人妻子的时候,也不会逼雌猩猩的伴侣站在旁边看。

这些事情并不是虚构的,因为有人也许会以为这是近乎发疯的作家最富想象力的杰作。不,这些都是中国抗战和日本皇军真真实实、有凭有据的历史。只有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才有人相信,在小说中大家反而不信了。我们不谈历史,只谈小说,所以暂时对这些略去不谈。但是我们对于日本民族心理以及人类学中所隐藏的此类现象,深感兴趣。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果孟子说得不错,我也相信他说得不错,那么日本人也应该有恻隐之心。但是我们现在有必要解释人类的恶行,一切宗教和哲学都主张人心恶念的存在。宗教假设有魔鬼,因为魔鬼对宗教和上帝一样重要,希伯来“善灵”冲突的观念是最典型的例子。只有在特殊的时间和特殊的情况下,天使魔鬼混合的人类,才会完全失去羞耻心,被隐藏在心中的魔鬼完全控制住。要理解某些异常和犯罪心理,需要对大众和民族心理都有所了解,才能把事件弄个明白,可惜我们懂得太少。

我们可以回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同的例子,张献忠嗜杀的喜好也到达过顶点。十七世纪初期明朝还没被清朝灭亡,就先因治理不当而陷入乱局,这个狂人占领了四川,将军的手下将杀人当作信仰,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纪录。除了狂人行动实在找不出其他的解释。年表上资料太少了,我们无法了解张献忠心灵暗淡的旅程,他也许遇到很大的不幸,也许爱情上遭到大挫折,只能由他的口号中找到蛛丝马迹:“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据说有一次他用砍下的女人小脚做成一座尖塔。他找不到最小的来装饰顶尖。于是他想到爱妾的小脚,叫人把他爱妾的小脚砍下来,点缀在小脚堆上,开怀大笑起来,心满意足。但张献忠为何说人负天,他必须替天杀人呢?是什么事件使他心智癫狂?难道是他好友夺取他所爱,他向全人类报仇?

但是张献忠只想灭绝忘恩的人类。他杀人后并不指望亲自统治人民,或者由傀儡来统治。他的疯狂行为局限在他自己的狂热里,其他方面他倒是正常的。他不想一面屠杀人民,一面建立“新秩序”。他杀别人,也自知会被人杀掉。他杀人狂笑,被杀的时候也大笑不已。

张献忠爱乱杀人,所以他失败了。太平天国也一样,日本人也会是这样失败的。为了逃避占领区“新秩序”的恐怖,逃避日本人坚称的“乐土”,四千万难民放弃家园,逃向汉口新都,涌到内地去。

战争会给人带来奇妙的改变。

对于数百万难民,对于留在沦陷区的人,甚至对于住在后方,看到无数人群跋山涉水的人来说,战争代表一千种变化。没有一个人的生活不受移民、长期抗战和封锁的影响。很多人突然改变习惯、抛下熟悉的老家和舒服的日子,开始过路边原始的生活。有些人不幸远离了“文明”,有些人意外地发现了生命新的价值,发现人类缺少了很多东西也能活下去,生活的要件其实少之又少。还有人发现了真正的中国,发现四千年来伟大的平民特性,发现学校地理书上所读到的无垠土地、城市、高山、河流和湖泊。

很多坐惯私家车的学生竟有力气跋涉一千里的高山和深谷。电灯换成幽暗多烟的油灯,密集的巷道房子和电车换成农舍和家禽场,暖气换成没有保温设备的房间和泥地,汽油味换成稻草味,冷气换成天然的山风和星空的奇景。连母鸡孵蛋都没看过的小姐发现她们若想吃鸡肉,就得用发颤的小手割破鸡喉咙,宰鸡拔毛;很多有钱人失去了家园和财产,很多人失去亲友,很多人遭受到刺心沥血的经验。有些父母买不起全家的船票,只好留下一两个大孩子,事后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有些父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小孩被人推下太挤的帆船,掉入江心里。他们不得不继续前进,而这段回忆却永难忘怀。战争就像大风暴,扫着千百万落叶般的男女和小孩,把他们刮得四处飘散,让他们在某一个安全的角落躺一会儿,直到新的风暴又把他们卷入另一旋风里。因为暴风不能马上吹遍每一个角落,通常会有些落叶安定下来,停在太阳照得到的地方,那就是暂时的安息所。

这段中国抗战史和所有伟大运动的历史一样,铭刻在这一代的脑海和心里。五十年或一百年后,茶楼闲话和老太太聊天时一定会把几千个风飘弱絮的故事流传下来。风中的每一片叶子都是有心灵、有感情、有热望、有梦想的个人,每个人都一样重要。我们此处的任务是追溯战争对一个女人的影响,她也是千百万落叶之一。

丹妮变得太多了,碰面的时候老彭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到他的钱庄去,探知他目前正在对岸武昌替佛教红十字会工作。她的面孔消瘦苍白,眼睛比以前更深更黑。服装也换成简单的蓝布袍,在这个战时新都里,太“俏”是不受欢迎的。她穿着布衣,宽宽的袖子挂在身上,她觉得快乐,不仅因为她不想招人批评,也因为她已经感染了战区的气氛。穿上布鞋,她的步调也变了,她在武昌的泥沼地中走来走去,心中充满了升华和自由的感觉。

不过改变的不只是她的外表。到汉口的路上,她一直很沮丧。玉梅看她白天躺在床上,身体好好的,心里却有病,好几个钟头不说话,不知道她心里想些什么。玉梅问她某些实际的问题,丹妮老是说:“有什么关系呢?”

她总觉得自己一直在窥视别人的花园,想进去,却被无情地关在门外。宝芬和暗香的态度几乎像博雅变心一样使她难受。她以前被别的男人甩过,但是她和博雅的关系比较深,和她想进古老大家庭的梦想联结成一体。最后的打击不仅粉碎了她的希望,也改变了她对一切恋爱的看法。她再度失败,而且以悲哀的决心承认失败,不过她似乎也超越了爱情这一关。

在惨兮兮的火车旅程中,她们一直没有睡好。进到汉口,她的精神似乎才苏醒过来。她们在武昌窄窄弯弯的石头路上行走,到古黄鹤楼山顶附近的“佛教红十字救难总部”去。老彭正忙着照顾伤患,听说她们来了,连忙冲出来。他以老友分别重逢的热情来招呼她们。

“哦,彭大叔,你永远是好心的彭大叔。”

“博雅呢?他没跟你一起来?”

“别提他了。”她低声说,“我以后再告诉你。”

“丹妮,你变了。”

“是的,我知道我看起来像鬼似的。有什么关系呢?”

“你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你完全变了一个人。”

“真的?”

“真的。”老彭隔着大眼镜打量她,“我在上海和你分手的时候,你很漂亮很活泼。现在你真美——真正的美。”他看看她含悲的黑眼睛。

她苍白的面孔微红了:“我轻了不少。看看我的宽布袍。”她看着自己,笑一笑,却是疲惫的苦笑,“别说我啦。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知道,这是佛教红十字会。我们尽量照顾伤兵。我们缺乏人手,缺药品,缺钱,什么都不够。”

她面色一亮,热心地说:“我来帮你,还有玉梅。”她抬头看看他,又说,“我要向你学。”

“我很高兴。”老彭笔直地望着她说。他看得出来,上海的情绪已经改变了她,离开北平的时候,他看出她眼中有悲哀的表情,但是现在更深沉,脸上有一股安详的神色,使她充满成熟女人饱受沧桑的美感。

他领她们穿过一间只有竹家具,没有保暖设备的会客室。这是附近的一座庙宇。几本佛教杂志搁在小桌上,墙上有木刻的花纹,叙述母牛转世的故事,劝人不要杀生。后面的天井有一间小图书室,一个信佛的富有人家住在楼下。他们穿过会客室到楼梯,爬上楼,老彭在不常用的阅览室里摆了一张卧铺。除了客厅传来的热气,房里并没有保暖设施。房门一开,就有一股冷风吹进来,但是老彭穿得很多,他说这样并不辛苦。窗户面对长江,望出去前面有棵大树,没有床。老彭的铺盖放在木地板的一角。地板没有加漆,灰灰的但很干燥。

“这是一个豪华的房间,我一个人住太好了。但是,”他低声说,“楼下的人反对在这里安插难民。我一直想带几个人来,我们每天都推掉很多难民——因为地方、钞票和食物都不够。于是,喏——我自己一个人享受这个房间。”

“我们若搬过来,有地方住吗?”丹妮问他。

“我不知道该把你们安顿在哪里。”他说,“但是你们可以住在对岸,白天再过来。”

他们下楼,旧楼梯在老彭脚下吱吱响。房子后门和寺庙相通,老彭带她们进入庙中大厅里。大厅和天井都住满难民。孩子们在冬阳下玩耍嬉笑,佛龛下到处排满被褥。很多难民用亲切的笑容招呼老彭。有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小孩挤在寺院的一角。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她向老彭打招呼,移动一下,仿佛要让出一角坐垫,就像女主人欢迎客人进屋似的。她的陶土锅放在一个小泥炉上。

“你们还有米吧?”老彭问她。

“是的,大叔,我们还够吃三天。”妇人微笑说。

“两斤米你们四个人怎么能吃三天呢?”

“我们够了,大叔,”妇人辩解说,“小家伙吃奶。我们很满足。”

“你该多吃一点。我去给你弄些豆瓣酱,说不定还能找到几两腌萝卜,呃!”

两个大孩子羞答答尽量掩藏他们的喜色。“来一些豆腐,大叔?”六岁的男孩说。

“你们这两个贪吃鬼!”母亲大叫说,“你们简直像乞丐。”

“你会吃到豆腐的。”老彭向那个孩子眨眼说。

“他们是我们的难民。”他们继续往前走,老彭低声对丹妮说。

“他们才来两天。庙里满了,不肯收他们。这可怜的妇人是老远由宣城来的,我自己负责照顾他们。我不忍看他们母子被赶走,负责人说:‘你若能替他们找到地方,就让他们留下来。’我劝楼下的人家答应让我跟他们住,他们不肯。哦,你看他们住的地方,又湿又有污水味,我打扫干净,让他们住,他们就待在那儿了。”

三个人进入后厅,除了两边的十八罗汉,这里还有一个镀金的大佛,约莫二十尺高。难民的包袱、衣物、水壶、饭碗堆在雕像的石柱上,一个盘腿而坐的罗汉足尖上立着一个黑色的壶。几乎没有路可走,他们就站在门边。老彭和一个站在角落里的男人说话,玉梅则跪下来向佛像磕头。她两度站起来又跪下去,磕完三次头,她很高兴,走向孤零零的丹妮说:“你不拜佛?”

“不,我从来没有拜过。”丹妮回答说。

她抬起头,大佛半闭的双眼似乎由高处俯视她。也许她生性热情,过度敏感。她一定见过那种眼光很多次了,也许上个月的事情使她产生了空前的理解力。大佛眼睑半闭,露出同情、谅解的神情。那是熟悉人类一切罪恶和愁苦,千百年以来以若即若离的眼光俯视愁苦世界的神情。佛像雕刻创造了神秘的同情眼神,梦幻般暗示了平静的智慧,与其宽润肉感的唇部相配得出奇。面孔线条柔和,没有皱纹;肉感、安详,显得女性化,甚至母性化,充满热情,像基督教的圣母而不像救世主耶稣。大佛脸上有同情,眼里有智慧,安详中自有一股勇气。由于唇部显出充满情感的线条,他看起来更伟大,更有人情味了。丹妮看到佛像,感觉到它的威力,它简直像一个解事的妇人,俯视放荡、罪恶的男子。丹妮抬头看它,一时着了迷,仿佛她也能用同样谅解的表情来看生命说:“可怜众生!”也许这就是一切宗教的用意。佛像顶上的一块木匾上有几个镀金的刻字:“我佛慈悲。”她也是这间大厅里受苦的难民之一,佛像正慈祥地俯视她。她觉得她几乎想为自己向神明祈祷,也为博雅祈祷。因为她像一个被阻在花园外的人,还想着那座园子,博雅也留在她内心深处。

她走出来,发现老彭和玉梅都已经离开大厅。

“你看到和我说话的那个人没有?”老彭说,“他来自一个苏州世家。他说他们有三万元家产,如今是一文不名。他们被炸弹赶出了家乡,只匆匆带了几百块钱。路费很贵,他们把钱全部花光了,他们比苦惯了的穷人更辛苦……”

“一切都这么感人。”丹妮说。

“你没有看到好戏哩,”老彭说,“你上个月若看到他们沿河过来,像我一样……”

“谁替你煮饭?”她突然问他,“你一天都干些什么?”

“庙里替我煮三餐,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你下半天能不能陪我们?”

“我得去买我答应孩子们的豆腐和腌萝卜。然后我再来陪你们出去。”

四点左右,他们离开寺庙,走上黄鹤楼。古楼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丹妮看过一张宋朝的名画,把黄鹤楼绘成平台、画梁、楼阁和曲顶的壮丽建筑,但是现在经过改建,变成一座不伦不类的外国式丑恶砖楼。这是观光客登高临水的地方,有一家饭店在那儿卖三餐,但是因为战略地位的关系,现在一部分不开放,由军人占领。他们爬上台阶,台阶不难爬,但是玉梅肚里的孩子渐渐大了,她到达楼顶不觉有些气喘。

他们走向一个边台,有人在卖茶水,他们就占了一个临河的座位。狡猾的湖北人(俗语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下午习惯到黄鹤楼,坐下来喝茶,看船只在汉水、长江交会处被急流翻倒,武昌、汉阳、汉口三城就坐落在这个交会点上。据说“湖北佬”常彼此夸耀自己一下午看到了多少翻船,他们常常耽误了回家吃饭的时间,希望打破自己当天的纪录。下面鹦鹉洲的艳阳里,他们也看到了柳树和农舍。很多小船来来去去,靠近东北方有几艘外国炮艇泊在汉口对面。汉水在汉阳、汉口之间流入长江,一部分依稀可见,交会口有一大堆帆船,像树丛般密集在一起,桅杆朝着天空。因为汉口掌握了华中对上海及外国市场的贸易,壮丽的水泥建筑、关税大楼、奶油场和晴川阁,以及过去外国租界的房子都清晰可见,是财富和繁荣的象征。

“你看那边汉口的外国房子。”老彭说,“那边的人很有钱,有些人从来不渡江。他们永远不会明白的。”

丹妮望着老彭笑笑,她很快乐,觉得她穿乡下服装和他很相衬,也和环境相合。他饱经风霜的面孔在下午的阳光下自有一种美感。

“明白什么?”

“河这边的不幸哪。”

他静坐了几分钟,健壮的身子沉入旧藤椅中。

“告诉我博雅怎么啦?”他终于问道。

“薄情郎!”她说,“我临走没和他见面。”

“他不是君子,”玉梅插嘴说,“他欺负我们小姐。”

“玉梅很好玩,”丹妮大笑说,“她在电话里骂他‘猪’,还对他吐口水。”

“怎么回事?”老彭焦急皱眉说。

“我做得不对吗?”玉梅激烈喊叫说,“我一看到他就不喜欢他。他们第一次会面,他就把小姐弄哭了。小姐还跟他出去,他又不肯娶她。他忽然不来看她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发现他和另外一个女人跳舞。他就是不来看她,如此而已。”

“我不懂。”老彭说。

丹妮就把一切告诉他,他静静听她说完,然后问道:“你没有告诉他你对我说过的身世?”

“我说了一点,但是他说他不想听我过去的行为,我想这样也好。”

“于是你们吵架了。”

“我们没有吵,不过我不想听他解释。我不是亲眼看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吗?我没有和他见面就走了。不过,彭大叔,没关系。我和他吹了,也告别了那一切。”

“你恐怕太轻率了一些,他一心一意爱着你。”

丹妮苦笑。“我恨他!”她眼睛又失去了平静,“我太傻,居然想嫁他。如果我是良家妇女他就不会这样对待我的。”

“很抱歉,”老彭说,“都怪我不好。如果我和你在一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也许里面有我们不知道的隐情。”

“他没写信给我,”老彭说,“但是我想他会写来。”

晚饭前他们到平湖门和汉阳门之间的江畔新街去散步,那边有一段旧城门拆掉了,改成现代砖房的大街。虽然今天是一月七日,难民还在由南北各地坐船或搭车来到这儿,漫无目标的流浪者在街上挤来挤去——工人、农人、商人、学生、穿制服的军人都有。难民穿着各式的绸衣、布衣、外国料子,惨境各不相同。

他们由黄鹤楼下山的时候,丹妮看到路边一个堤坝上有一张巨幅的图画,沿墙伸展一百五十尺。那是大队人马的画像,前段有士兵和几个野战炮单位,还有不少平民男女走在前头,围着骑白马、戴白披肩的蒋介石。这似乎象征一个现代的国家,在领袖的四周团结起来,排成一长队前进,显示出伟大的希望和崭新的力量。这是二十位画家合作的成果,群众的面孔非常真实,古典国画家是不这样画的。

“那就是我们的领袖。”老彭说,“听说他拒绝了日本的和平建议。上个月南京沦陷后,有人传说要和谈。很多政府首领都相信末日到了。我们最好的军队已被摧毁。我们在上海失去了三四十万军人——包括训练最精良的部队。我怀疑很多大官都打算求和,但是蒋司令到汉口说:‘打下去!’我们就打下去了。”

“你从哪里听来的?”

“从白崇禧将军那儿。他说上个月德国大使去见蒋司令和蒋夫人,带了日本的谈和条件。他说出条件后,蒋夫人端茶给他,改变话题说:‘你的孩子好吧?’”

“那就是勇气!”丹妮大叫说,“我真希望能见到她!”

“听说她到香港去治病,不过马上就回来。如果有空袭,你就会看到她,空袭后她常出来帮忙找孤儿。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士气为什么高?我们国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政府,这么关心战争灾民的福利。”

老彭手里拿一个布包袱,用绳子绑着,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这是他独居的习惯。他包袱里的一个烟罐中放着钞票、硬币和香烟。在进城的转角处,丹妮看到一群乡下小孩坐在路边。他走向孩子们,拿出烟罐,掏出一张一元券分给他们,小孩似乎早料到了,连忙称谢。

“这样有什么用呢?”他转身笑笑说,“他们十天前来的,现在还在这儿。我找不到地方给他们住。除此之外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个人进入一家小饭馆。吃的东西很多,他们叫了薄酒、汤和一些辣椒炮牛肉。

老彭大声喝汤,似乎胃口不小。

“你是一个快乐的人,对不对?”丹妮问他。她对这位中年男子很感兴趣。

“快乐?”他说,“我无忧无虑,良心平安,我想你就是这个意思吧。”

丹妮似乎在想心事。“如果不认识你,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她说,“我想我还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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